法良于利益平衡点 2008年第1期>时评>正文文/林蔚
眼下，如果让人解释“事与愿违”这个词的意思，不少人大概会不假思索地以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为例来作答。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不管近期法律专家们如何出面纠正人们对新《劳动合同法》的误读、误解，但仍有部分人士根据近期报道出来的新闻事实“顽固”地认定，新《劳动合同法》“事与愿违”。
这部分人士所依据的事实是：正是这个旨在使劳动者工作更稳定因而更有安全感的条款，已让不少劳动者批量下岗——为规避新《劳动合同法》，说白了就是规避“无固定期”合同，自华为集团始，媒体上就隔三岔五地有企业各式裁员的报道，甚至在本该除了欢乐不该有痛苦的元旦这一天，还有“广州企业突击裁员30余人，上百员工聚集讨说法”的新闻出现。到底因新《劳动合同法》全国有多少员工被企业突击辞退，没人统计，估计也无法统计。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已有不少培训机构开设新《劳动合同法》培训班，教授企业如何规避无固定期限合同以及如何辞退未违纪员工等内容。这无疑意味着劳动者今后将面临更严峻的工作环境。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事与愿违”的结果，恐怕症结恰恰在“愿”上。很显然，为了制约一个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强势”地位的用人单位，即“资”方，维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新《劳动合同法》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将法律的天平倾向了“劳”方。有人可能会说，立法就是要为民。这当然是不错的。问题是，这个“民”是相对于政府和官员而言的，如果将它仅仅理解为劳动者一方，恐怕不对。
因此，真正为“民”的立法，一定是立在法所涉及的各方利益的平衡点上的，惟有这样，才有公平；而只有以平等地保护各方利益为出发点立法，才能真正实现不同利益方的共赢。否则，最受伤的很可能就是其初衷最想维护的那一方。
要做到将法立在各方利益平衡点上其实并不困难，还是那个法宝，走群众路线，开门立法。但应该强调的是，虽然网络覆盖面大，便捷，但光从网上征集意见是不够的，此次新《劳动合同法》的起草立法过程中，网民也通过网络发表了不少意见，但从最终结果看，显然缺失了来自“资”方，即用人单位的利益表达。
因此，今后对于与民生关系密切的立法，立法者应该郑重其事地召开座谈会、听证会，全面听取不同利益方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处境和愿望。□
科学发展观要机制先行 2008年第2期>时评>正文文/健君目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已成全社会共识。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有些地方干部还存在观念和认识误区，出现了“左顾右盼”、“盲目大干”甚至“投机取巧”的现象，比如：
“行动太快怕吃亏”。在关停污染企业、推进产业转型过程中，不少地方瞻前顾后、首鼠两端。不是政府拿不出钱，也不是认识不够深刻，甚至不是问题阻力大，而是像一些干部所说，目前政策不明朗，“行动太快了怕吃亏”。
“一窝蜂”盲目争上新产业。现在，各地掀起了争上新型产业的热潮。服务外包成为新热点，一些地方甚至连概念都没有搞清楚就争上“头班车”；动漫产业前景不错，顾不上布局规划，“一窝蜂”搞同质化竞争；中西部重化工业持续升温，不顾是否具备资源可持续性和生态环境容量。
“挂羊头卖狗肉”搞“偷梁换柱”。甚至一些地方借新产业之名“圈地”，为以后再搞房地产开发做准备。
这里面，确有观念误区存在。例如，从全球产业布局来看，中国仍然处于中低端制造业领域。这种趋势不是要缩小或改变，而是会扩大和深化。产业发展要遵循市场和经济规律，受技术、资本、劳动力和全球产业链等因素制约，盲目上新产业并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正确选择。
但是，也应该看到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与之配套的相关政策和体制设计，没有得以事先引导或者作用发挥不够，加上习惯性旧思维和既得利益作怪，往往就造成了上述种种“歪嘴和尚念错经”的现象。
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首先解决机制先行的问题。只有以政策机制作保障，科学发展观才能结出丰硕果实。
具体而言，首先要改革干部考核体系。现在，干部一个任期，往往是两年要把五年的事干完。祛除这种急进功利的顽症要从制度设计层面，不断增加民意对官员升迁的参与和决策权重。
其次，要加快配套制度的完善。尽快完善产业发展按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布局的目标。发展主体多元化一方面以竞争激发了创造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宏观调控政策难落实。
确立以环境容量来统筹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经济发展应统筹考虑环境容量，以环境容量来统筹规划产业布局。
进一步完善财力共担的转移支付制度。科学发展有成本，既有对过去不科学发展方式纠正的成本，也有对未来新的发展方式配套的成本。建立更加合理的、科学的、由中央、省、市和县共担的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将促进各地对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贯彻。□
要价格干预也要价格预警 2008年第3期>时评>正文文/金风近一段时间，国家有关部门连出组合拳，遏制市场不合理的涨价，特别是遏制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类价格过快上涨及其他价格违规行为。
本月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启动临时价格干预，直指成品粮及粮食制品、食用植物油、猪肉和牛羊肉及其制品、牛奶、鸡蛋、液化石油气等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此前，国务院亦重新修订了《价格违规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面对价格上涨，政府采取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进而直接采取临时干预措施，亦为其他市场化国家所普遍采用。但必须看到，有些商品，特别是农副产品价格的回落，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有赖于市场供应的根本性缓解。达此，还须等待一个农业生产周期。
由此逆推，市场价格的上涨亦非在一夜之间，也有其逐步发生、发展的过程。在市场价格变动初露端倪的当口，及时捕捉、跟踪，科学分析并形成判断，是把握最佳调控时机、降低干预成本的未雨绸缪之途。
以农副产品为例，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供需弹性均较小，决定了其价格的微小变动都可能导致种植面积的急剧扩大和减少，供应量大规模的增减必然令价格随之波动。本轮价格攀升再次表明，国家加强对主要农副产品价格的宏观调控，建立相应预警应急机制，尤显紧要。
根据中央要求，新华社日前正式启动了全国农副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行情系统建设。其国内分社在所在省（区、市）各地（市）设立信息采集点，定时、定点采集当地5大类43种农副产品和6种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每日向总社传送，并撰写价格分析报告确保及时报送党中央、国务院。由此足见决策层对农副产品及农资价格信息预警需求之迫切。
事实上，不止于农副产品和农资，对于所有与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商品和服务，建立起功能健全、运转有效的价格“雷达”系统，也正当其时。
这样的“预警”，必须把进一步改善民生问题，作为“雷达”监控的重点，以满足决策需要和服务公众。还要针对当前的热点、难点、敏感点，捕捉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及时提出预见性的建议。尤须重视的是，要充分兼顾不同群体对市场信号的不同敏感度，避免信息失真，确保价格监测和预警工作传递最广大社会成员的声音，为社会稳定、和谐的最广大基础服务。□
“嫡亲长子”要纾解民困 2008年第3期>时评>正文文/陈先锋国务院发布命令，要求近期成品油、天然气、电力价格不得调整。广东省物价工作会议传出消息：广东省物价部门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查发现，发现广东电网资产利润率高达11%，2007年产生利润142亿元。这个巨额利润，固然是广东电网人辛勤劳动的成果，但更是垄断下电价高昂的结果：广东电价比长三角每度贵8分至1角钱。广东省据此作出电价下调方案，从广东电网的利润中割出1/3——50亿元，让利给用户。
广东下调电价的决定，不只让广东民众欢呼，也让全国的百姓看到了希望。
我国之所以把能源、通信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的控制权交给国有企业，由国企实行“垄断性”经营，本意是让国企当好国家的“嫡亲长子”，保障国家安全、人民日用生计。
国际国内大环境下，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物价上涨压力陡增，威胁人民生计。这时候，人们更希望政府能从自己的“嫡亲长子”入手，清一清国有“专营”的交通、电力、石油、燃料、通信、银行、盐业、医院、学校、水，等等，还有多少降价空间。
人们也更希望政府先从自己的家底入手，清一清财政的钱袋子，看哪几块钱可以挤出来，给低收入家庭多补贴点米钱、肉钱；清一清税收政策，看哪几块钱可以减征；清一清行政事业性收费，看哪几块钱可以停收。
简单分析就可以发现，作为国有大型企业是最应该站出来稳定物价，甚至应该下调物价来维护群众的利益。这是因为这些大企业具有稳定物价的社会责任。从产权上说，这些国企所掌握的石油、电力、通信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都属于公共产权，归全民所有，企业也就必须具有公益性性质，而不能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同时，这些大型国有企业也确实具备承担稳定物价的能力。因为在我国营业收入最多的企业集团中，中石化、中石油、国家电网、中国移动、南方电网等大型国企总是榜上有名，有些企业营业收入甚至超过万亿元。
而且这些国有企业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对整个经济有很大的扩散和带领作用，如果政府能够很好地调控这些大企业的价格，那么就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传导作用降低相关行业的物价，甚至带动更多的行业稳定价格，使民生得以改善。
但实际上，这些既有责任又有能力的国有企业，在社会总体观感中，似乎大都只盯着利润，其暴利已经引起了民怨。如何让其始终贴近普通大众的生活，承担起“嫡亲长子”稳定物价，纾解民困的社会责任，广东开了个好头。□
缓解春运压力还应有取舍 2008年第4期>时评>正文文/林蔚
偶在网上读到一篇题为“春运：亿万中国老百姓的噩梦”的文章，先是十二分地不爽——快过年了，把人们的归家之路称为“噩梦”，太不吉祥了吧？继而又不得不承认，人家不过是说了真话呀！
不是吗，就在前几天，一名叫冷静的女大学生就被拥挤的旅客挤下芜湖站的站台，死在车轮下。
姑且不提这一极端事件，媒体报道的那些“平常”事——“多趟列车晚点，广场滞留五万人”、“大雪加重春运压力，两天内火车票全线告急”等，也足以让人感到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笔者还真为这些做“噩梦”的人们担心——假如真的买不上票回不了家可怎么办？
十有八九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年年春运，年年像打仗，但年年完成得都算圆满就是有说服力的证明。而今年，自启动春运以来，各运输部门全力以赴组织运力。这些，大家有目共睹。交通部更是承诺“兜底”，保证不让一名旅客回不了家。
然而，即便这样，似乎也还是不能让人完全放心。事实上，据笔者了解，仅仅是大学生中，至今仍未买到回家火车票的就还大有人在。
虽然今年的情况较为特殊，一方面刚刚取消了五一黄金周，使回家或外出过年的人数陡增，据有关方面预计，今年春运全国旅客运量将达近24亿人次之多；另一方面，近来天公不作美，把南方不少地方都弄得冰天雪地的，严重影响了民航和公路交通，加大了铁路的压力，使“一票”更加“难求”。但一年一度的人口最大流动中突出的难题还在于客运能力不足，不能满足需求。
正是因为运力的供不应求，才会发生像轧死冷静的5082次车芜湖站额定售票40张结果竟发售484张那样的事情。同样还是因为运力供不应求，才会多年来总有那么多“黄牛党”冒被捉之险倒票以牟暴利，并且屡打不绝。
改变春运的这种状况是经济问题，也是民生问题，各有关方面应提前作最大限度的部署，笔者以为，抓住增加客运能力是关键，比如铁路部门应考虑春运期间调整货运，为客运让路；公路部门则可考虑此间免收高速公路费，保证车辆及时快速通行等。此外，从教育部门的角度，则应该考虑借鉴错时上班的做法，调整各高校放假及开学时间，使回家、返校的学生流错开春运高峰，以分流短期大规模集中出行对有限运
力的压力。另外，以实名制购买火车票，印度可以搞，中国怎么就不能搞？□
匿名时代的实名制之辩 2008年第4期>时评>正文文/阿源
聚讼纷纭的实名制话题日前再起波澜，意见对立的双方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各不相让。
实名制的争议并非始自今日。争议背后，隐含着这样一个社会转型命题：当中国社会快速地由传统熟人社会转变为现代匿名社会之后，以怎样的规范，平衡实名制管理后的个人利益、公众利益与国家利益。
在中国，实现实名制转型显得紧迫而又棘手。也许是中国社会转型之快史所未见，各项法律和社会管理规制还没有完全来得及跟上，匿名社会的各种管理难题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诸如存款实名制、手机实名机、住房实名制、举报实名制、网络实名制，等等，动议及争论四处延烧。
对于传统的熟人社会，我们的管理办法比较完备，也因之产生了“路径”依赖，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习惯于用旧的管理办法处理现代社会的一些难题。但是，实名制是现代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制度，推行的意义重大，区别只在于缓急早晚而已。
实名制是规范自己与他人的重要手段。在一些发达国家，名字就是一个人的品牌。个人经济信用、犯罪记录、享受福利、收入高低、纳税多少，都和个人名字紧紧相联。同时，上网实名、手机实名，也都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可以说，实名制是现代匿名社会的管理基础，是社会规范得以遵循的依恃。实名制的实行程度，一定意义上与社会法制化程度、现代化程度同步。
实名制也是信用社会的基本平台。比如个税申报、官员财产申报，及房产申报等许多经济行为，都以实名为信用基础。当前，一些媒体发行量靠“自我认证”，一些地方的统计数据靠拍脑门，都降低了社会信用度。解决之道，都可以从个人实名入手，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意识。
因此，实名制能够准确统计出社会财富流向及其拥有状况，预防和震慑贪污腐败，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和调节手段更具针对性；可以预防和震慑部分不法之徒散布虚假信息、从事诈骗犯罪、制造社会恐慌和社会冲突；可以使坏人难以借助匿名手段和工具肆无忌惮干坏事。
当前，顺利推广实名制还要有两大前提，一是以有力措施保护好个人隐私，二是尽多尽快地在金融、社保、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出台类似“粮食直补到户”的措施，使人们享受到现代社会的管理之便。
因此，从社会转型的大方向来看，在各个领域普遍地推广实名制将越来越是大势所趋，并将随着社会法制化程度的提高，而越来越容易被人们所普遍接受。□
对“恶搞”无须太紧张 2008年第5期>时评>正文文/林蔚
早些日子就在一些论坛里“听”网友说过科技部网站“特有意思”——不论什么问题，都会有问必答。
在好奇心的驱驶下，笔者也上那个被一些网友赞不绝口的网站问答平台“实地”浏览了一圈，确实很开了一回眼界。提问果真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答复者却不仅始终不厌其烦，而且态度始终认真。
一点都不夸张地说，笔者当时真的是相当感动。虽然现在政府与百姓之间联系渠道已有不少，地方政府及下属部门有“市长电话”、“局长接待日”，等等，而绝大多数中央部委也都开通了网上公众留言、咨询平台，但像科技部这样甚至对民众的“玩笑”、“恶搞”都“来者不拒”的，却再难找到。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胸怀，是一种真正开放、平等的态度。
然而，前几天，科技部竟收回了先前的容忍和耐心，不仅通过媒体对部分网民的“恶搞”提出了批评，还删除了大部分“恶搞”提问。
当然，应该理解科技部的做法。毕竟，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面，任何一点“出格”，都是政府及官员的“忌讳”，何况现在这个“出格”出到了娱乐政府的份上。
尽管如此，笔者仍然不能不为科技部封杀“恶搞”而深感遗憾。这绝不表示笔者支持部分网友到政府网站寻开心、搞无厘头。笔者遗憾的是，科技部为什么不能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网民的“恶搞”，进而将开放和宽容进行到底呢？
事实上，大多数去“恶搞”的网民，也许并无恶意。不少人第一次听说有一个中央部委能如此善待民众，有问必答，而想亲自验证一下才去淘气“恶搞”的。至少有两个事实支持笔者的这个判断。一是，在
那些所谓的无聊提问中，不曾有真正的恶意言论；二是，有网民明确表示自己留言就是为了证实科技部网站的答复不是机器所为。
诚然，回答太多的无聊提问，的确会增加工作人员的工作量，还会如科技部在批评时所说，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广大公众与科技部之间的正常交流”，但是，它实实在在拉近了政府部门与民众的距离，树立了政府部门尊重公众、开明而现代的形象，难道不好吗？不值吗？况且，随着直接交流的增加，政府部门高高在上的神秘感不再，“恶搞”也会自然退场，一个充分信任民众的政府部门没必要太过紧张。
网络文化本来先天就不那么“严肃”。政府既然上网，就应该在使用网络这个工具的同时，包容和适应网络文化，这本身就该是政府“与时俱进”的题中应有之义。□
别仍让“快”跑在“好”前 2008年第5期>时评>正文文/帅政在新年伊始相继召开的地方两会，依理、依十七大精神，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理应确保“好”在“快”前，以此确保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但是，从报道的一些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却看到：已经长期习惯于“快”的领导，仍在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开快车”，说“快”的内容多，说得也很具体。但轮到说“好”，则着墨不多，也不怎么具体。这种倾向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
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11.4%，连续5年保持了两位数增长，达到13年来的最高年度增幅。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说，过去五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0.6%，这是不同寻常的；每一年的上下波动也有限，这也是不同寻常的。说明我国经济已经初步走上了增长较快、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科学发展之路。尽管如此，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依然属于比较粗放型的，经济发展的资源成本、能源成本、环境成本、社会成本等等仍然居高不下。这就要求全国各地各部门都要“好”字当头，在“好”中求“快”，达到“又好又快”。
“快”容易做到，因为“快”有比较简单的量化标准，有客观数据体现。但是，以往粗放式的快，却无法反映出这样的事实：不需要精确地计算成本，也就是可以不惜代价；而做到“好”却不然。“好”虽然也有一些明确的标准，但这些标准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精确地计算各方面的成本，还要追求高附加值的回报率，并且涵盖的内容很宽泛，甚至还包括了一些社会因素。其“智慧率”含量很高。
说来，更多的群众不愿看到“求”快的惯性，仍推动着一些地方领导一味“开快车”，还在一如既往地拼资源、拼消耗、拼环境，停留在大投资、大开发、大招商的粗放式发展中；而没能真正把经济发展的轨道转到科学发展上来。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就是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途径。2007年以来，节能减排出现突破性进展，农业基础地位得到加强，经济增长的质量正在不断提高。人们期待的是，地方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能因地制宜、促进这种良好势头更上一层楼。
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党领导经济建设的一项突出的政治任务。但愿更多的地方能以政府工作报告的具体内容和具体的行动，证明自己的行政主轴与中央精神是一致的。□
安全社区建设要名副其实 2008年第7期>时评>正文文/金磊
岁末年初，恰是盘点年度功过的好时机。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望京社区等四家社区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国际安全社区，从而成为国际上第120～123个安全社区，它们也是继济南槐荫区青年公园街道成为中国首个国际安全社区之后，中国的第2～5个国际安全社区，这有利于奏响社区建设的和谐音符。
国际安全社区的标准已为越来越多的人认知。早在2004年，笔者就结合世界卫生组织的安全社区标准，起草了有关北京安全社区建设纲要；北京减灾协会与北京市民政局于2006年9月开展了安全社区教师培训。面对北京产生的安全社区，我以为，它们是荣誉，但如何认识它们，更是一份大家应该解答的考卷。
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安全社区标准包括九个方面：交通安全、工作场所安全、公共场所安全、用水安全、学校安全、老年人安全、儿童安全、家居安全、体育安全。以亚洲最大的望京社区为例，它虽然成为了安全社区，但环境状况改善效率之慢几乎令市民失去了提意见的信心。
一个事实是，北京四环路望京桥出入口至今红绿灯时间调不准，终日拥堵，2007年8月连续两天早晨7时
红绿灯故障，在闪烁的黄灯下车流竟能有序地进出，不知交警作何感想？一个连基本交通出行都难以治理的街区，却成为了国际安全社区，引人深思。
当你进入望京桥下的望京西路，便会发现道路虽已修好至少三年，但夜幕下漆黑一片，在这段不足千米的道路两端尚有几个土堆障碍，使艰难行驶的车辆更加不安全，为什么绿化隔离带不快快修好？为什么长期供电解决不了，长达3年之久不考虑路灯的临时用电？
望京社区的住房在北京属中等标准，但有多个小区如风格雅园等已入住6～7年仍使用临时单电源供电，在这拥有近30万人口（含3万外国人）的社区中一旦失火，楼宇内消防系统的可靠供电如何保证？
国际安全社区标准中有明确要求，需关注并照顾困难群体及所处环境的安全，但如果一个社区的供电可靠问题都无从解决，高层住宅的供水、老年人生病等安全问题如何保障？本人在望京的调研中看到，道路上开始安装了许多红绿灯，但不从望京小区的实际出发，明明是仅能右转的路，偏标上直行，令所有车辆为了右转等直行灯。
社区安全是崇高的字眼，更是我国综合减灾应急管理面向基层应抓的大事。因为预防突发事件的关键一环在基层，处置突发事件的第一现场也在基层。社区是基层，做好社区安全减灾建设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任何放弃细节而不务实的做法都必须予以反对，任何形式主义的安全建设都是对安全社区标准的亵渎。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呼唤我们，愿务实之风的安全旗帜能飘扬起来。□
爱国主义教育无价 2008年第7期>时评>正文文/帅政
2003年9月,广东惠阳27个小朋友写了一封信，希望“全国所有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免费向青少年开放”。这封信到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时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的海飞手中。以此为引子，一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该不该收费”大讨论在全国展开。
这场历时４年多的“大讨论”，终于在2008年初有了“结果”：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最近联合下发《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根据通知，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将全部实行免费开放。门票收入损失由中央财政全额补贴。这场围绕是否“公益化”的讨论结果昭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永远是公益文化阵地。
文化资源的运作有其独特规律，必须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文化资源。一种文化具有商业价值，可以发挥娱乐功能，创造经济价值，这种文化是文化产业。而另有一种文化，追求人文关怀、精神创造、智慧探求与人生情趣，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前者主要着眼于创造经济价值，后者注重社会效益。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就其性质来说属于后者。对国家来说，承担国家认同功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最大“公益”，不能将其纳入市场体系。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爱国主义是所有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即使欧美国家，也高度重视“国家认同”。爱国主义教育的第一责任者是国家，教育的结果是公民和国家共同受益。爱国是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爱国主义教育是公益教育，是国家行为，由此决定了其载体——示范基地不应在经济上赢利，而重在精神层面上。
当年，一些地方千方百计“争取”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牌匾，其中不乏有借此“创收”的动机。当遇到“公益化”与“市场化”的争论时，还召开“革命纪念馆门票价格听证会”，以图让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持续收费。还有一些地方，为了这种收费而“制造”事实依据，甚至把具有公共教育功能的场所与公园捆绑在一起，把纯粹公共物品变为非纯粹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
今天，当“免费令”下达后，希望这些地方或部门，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功能，把免费开放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真正把无价爱国主义教育牌匾在免费的前提下挂牢了，我们爱国主义教育就真正了全民共有的公共物品，从而还原爱国主义及其教育的无价性。□
莫让“毒饺子”发酵 2008年第7期>时评>正文文/孙建红
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赴日调查组从日本所带回来的水饺样品经检测，均未检出甲胺磷和敌敌畏。中日双方将继续联合调查水饺中毒事件，尽快查明事件真相。本月14日，日方召
开记者会，确认在冷冻饺子外包装上检测到的微量敌敌畏系来自日本销售方店内使用的杀虫剂，与中方无关。
近一段时间，日本媒体大量报道了所谓“中国产毒饺子”事件。尽管事件真相已大白于天下，但此前部分日本媒体却妄下结论，称“毒饺子”是在中国工厂内混入有毒物质而产生的。
日本政府在事件发生后，迅速展开调查，并强调未掌握可靠证据前，无法说明事件起因。同时积极与中方合作调查。福田康夫首相表示，“中国政府也相当重视此事，正在采取对策。”町村信孝官房长官对中国及时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表示肯定，认为“日方能够获得中方的合作”，同时他还指出，“一些人进行了大胆的猜测，在事情不是很清楚之前，这种关于犯罪的讨论是不谨慎的。”高村正彦外相在回答日本记者“是否认为问题出在中方”的提问时也说：“现在还无法断定。日中双方有关部门正合作调查此事件。双方认真合作，查明真相才是最重要的。”他还表示，尽管国民层次会有影响，但不能因此而把日中外交关系搞坏。
从日本政府主要官员的发言可以看出，日方重视中日关系，不希望“毒饺子”事件影响到两国关系。当前，中日关系正迎来良好局面。2008年是《中日友好合作条约》签署30周年，胡锦涛主席即将访日，福田首相表示，希望将2008年作为中日关系的飞跃之年。这种良好局面是两国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
“毒饺子”事关食品安全，直接影响国民身体健康，媒体集中报道本无可厚非。但报道应客观真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能主观臆测，更不能随意扩大。媒体应避免不客观、不公正、不严肃的炒作手法。否则，可能危及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局面。坦率地说，当前中日友好的基础还很脆弱，双方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问题、海洋权益问题等方面，还有不少矛盾和分歧等待解决，一些矛盾因突发事件的影响还可能激化。这其中，媒体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日本媒体对日本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上世纪90年代，日本进行了选举制度和行政改革，加之社会、经济的变化，使主要政党的支持基础减弱，不支持任何政党的选民居多。而这部分选民主要凭借从媒体获取的信息来判断选举时支持哪个政党。因此，主流媒体的报道直接影响选民对政党的支持率。小泉能够连续执政五年的重要原因，正是巧妙利用媒体使自己一直保持较高支持率。反过来，任何一届日本内阁都必须考虑媒体的反应，并做出积极回应。日本媒体正是借此而对日本内政、外交政策施加影响的。
基于此，衷心希望日本媒体从中日关系的大局考虑，多报道有利于发展两国友好的事情，对于两国之间存在的个案或问题，尽量客观、冷静地负责任报道。□（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春运之痛的呼唤 2008年第7期>时评>正文文/金风
突如其来的冰雪灾害，使数千万人遭遇罕见的交通大堵塞。归途之中的人们被迫滞留车站、机场，甚至是公路和铁轨上。在团聚的春天到来之前，被海外媒体称为“如史诗一般的人口迁徙”的春运盛况，以一种格外令人焦虑的形象被放大。
经济大发展时期的人口大迁徙，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不可跨越性，已经为率先发展国家的经验所证明。尤其是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更使得这种流动成为必然。事实上，流动也推动了发展。据研究，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前中期阶段，1/4的经济增长来自于人口的流动和迁移。
在一定时期内，类似的交通窘迫，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并不罕见。但是，“春运”却是中国独有的节日景观。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超过20亿人次的人口大流动与节日物运叠加，使得中国的春运压力倍于平时。更何况，中国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仍在建设之中，离发达还相去甚远。
如何在传统的团圆文化和减少人口大规模集中流动之间求得平衡？当外出工作的这种迁徙方式，由单一的个体迁徙，变成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中迁徙，或可成为一种选择。设若相当数量的家庭能够在原居住地之外安居乐业，传统佳节到来的时候，在新土地上的天伦之乐，将令乡愁成为一种恬淡的美好记忆。春运也借此获得喘息。
而在所有的人口迁徙中，农村人口的向外转移，尤其值得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农民越来越少，农民才会真正富裕起来。而中国的真正富裕，必须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富裕作为首要目标。农村人口城市化，由此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其不可分割的特性，在农村地区居民生产、生活及消费方面体现尤甚。个人脱离家庭的劳动力转移只是不彻底的转移。同时，以在城镇定居为标志的家庭式迁徙，将使农村人口彻底脱离与土地的关系，推动形成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和增长点，带动城市化进程。以制度化的设计，将农村家庭迁入城市，纳入城市化正常轨道，应该是缓解春运压力的治本之策。
欲达此目标，需做出更多准备。户籍制度的改革，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另一方面，不管户籍制度改革时间表如何安排，事实上，这种家庭式迁徙已经成为现实。北京社科院一份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半数流动人口在京居留时间在5年以上，受调查的2500余户家庭中，举家迁移的比例超过四成。因此，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及其他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为大面积家庭式迁徙创造条件，是这次春运之痛的强烈呼唤。□
两会热点凸显民生期待 2008年第8期>时评>正文文/金风
两会召开在即，会前的一项调查显示，与百姓生活直接相关的政策、措施以及国家重大政策的出台和调整，是公众关注的热点。
围绕一段时间以来的舆论热点和今年两会的公众关注点，一家权威机构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分层抽取15个省市的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综合主要媒体与网站的网上调查结论，以及各地两会期间反映出的热点话题分析的结果是：公众关注的两会十大热点话题，依次是：物价上涨、反腐倡廉、医改方案、就业问题、收入分配、社保养老、住房保障、司法公正、劳动者权益保护和教育公平。十大热点中，有九项直接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与往年调查结果相比，物价、医改和就业问题、住房保障等民生议题的社会关注度呈上升趋势。
热点凸显重点、难点。今年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7.1%，创1997年以来月度新高。雪灾影响和春节假日消费，无疑是物价上涨的重要推手；但去年以来物价水平的持续高位运行，亦是不争的事实。在某主流网站的调查中，六成网民把物价问题视作自己最关心的两会热点问题。面对国际国内诸多因素共同推高的物价，政府先后出台多项措施，以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变为全面通货膨胀。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也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因此，从执政角度观察，继续坚持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仍然是当前的必要选择。
热点印证执政导向。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自十七大以来，进一步关注民生、切实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在全社会范围内，从执政者到普通百姓，对民生的高度关注，成为一种积极的交互式影响，并由此逐渐凝聚而成社会共识。从另一方面看，对民生的高度关注，恰是社会发展和国家财力具有相当支撑之后的必然，可谓“成长中的烦恼”。当此背景，公众对两会民生议题的聚焦，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一种当然的社会进步。
民生议题成为热点话题，反映出公众对于两会的民生关注寄望甚厚。可以预见，和以往的全国两会一样，公众关注的热点，亦当为两会代表、委员所热议。令人欣慰的是，这些热点，也正是当前政府努力攻坚突破的着力之处。而共同的热点，也凝聚起共同的力量攻坚破难。□
我们是否也该备点什么 2008年第8期>时评>正文
随着南方雪灾后开始转入灾后重建，各种对雪灾的反思评论也渐渐多起来。有认为应健全和发展社会救助体系和保险业的，有对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且防灾标准不够高提出批评的，而认为此次雪灾是气候异常所导致的人们则由此呼吁进一步唤醒人们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意识……但最多的评论似乎是针对政府的。人们认为，完善各级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是当务之急。
在领导抗击雪灾的斗争中，各级政府所作的努力全国人民有目共睹，但不少反思将“矛头”指向政府并非全无道理。大面积长时间的停电、停水是事实，不怪政府部门怪谁？像一位长沙网友发帖所述的情况——从１月15日至25日整整十天，市内道路基本没有人铲雪和疏通；在23日到26日4天里，京珠高速已经严重堵车滞留，全省高速收费站依旧挨个收费；而市场物价大涨，出租车漫天要价，不怪政府监管又怪谁？事实上，当一场几十年难遇的巨大灾难降临时，真正有能力调动资源、动员组织人民与之抗衡的只有
政府，也只能是政府。
不过，当我们对政府应急处置能力提出质疑时，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下自己，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单位对灾害和危机的应急能力又怎样？
相当多的信息表明，情况并不令人乐观。手电、蜡烛一时成为人们抢购的紧缺物资，表明平时大家都不再备这些“没用”的物品；有医院因不配备备用发电机，医生只能打着手电做手术；而为了让“孤岛”郴州的百姓了解外面的信息，全市范围收购收音机却最终只收到76台……
说真的，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国人，特别是城市人，手电筒、蜡烛和收音机早已是属于上个世纪的“文物”了，我们的很多城市已夜如白昼；我们早就只看电视不听广播。虽然曾闻1965年、1977年、2003年的纽约三次大停电以及1996年北美西部两次大停电造成的电力灾难，却从未想过这样的事会发生在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雪灾也是件好事，它以一种几十年一遇的严酷姿态提醒和教育了我们每一个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有备无患”这些老话，一点都不过时。太平日子里，我们不光脑子里应时有“灾害”、“危机”意识，而且还应常作物质准备，以防万一。
经过“911”，从来认为自己最安全的美国人已经懂得在政府发布恐怖警报时要买些诸如压缩饼干、饮用水、手电、收音机、防毒面具之类的应急物品以备不测。经过此次南方雪灾，我们是否也该在家里备点什么了？□
以硬指标确保硬约束 2008年第9期>时评>正文文/阿源
针对“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28日表决通过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加大了水污染违法成本，增强了对违法行为的震慑力。
水污染防治法综合运用各种行政处罚手段，加大行政处罚力度。根据违法行为的不同，水污染防治法规定了责令改正、责令限期改正、罚款、责令停产整顿、责令停业、关闭等措施。
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进一步完善了环境污染损害的民事责任制度，对污染者对所造成的污染损害承担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作了具体规定。对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认为这是政府承担民生责任、确保国民喝上干净水的立法行动。而期待本法能不走样地得到执行，五年、十年之后，水污染问题能有大的改观，则是国民对政府效能的更深切的企盼。
应该看到，政府对保护和改善我国水环境的力度是不断加大的。就在前不久，国家环保总局负责人还宣布将实行“绿色上市”，环境治理包括污水治理不达标的企业，不能上市融资。
同时，也应该看到，国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破坏环境的违规违法行为的容忍度则越来越低。近年来的几起水污染重大事件变成社会突发性危机事故一再表明，在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的改善上只能进步，不能原地踏步，更不能退步。这也是国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高生活质量的正当要求。
这种正当要求已经成为政府“十一五”节能减排的硬约束。硬约束已经分解为各级政府的硬指标。兑现这些硬指标，是政府的责任。而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则使这一硬约束再上了一道更新的法律约束之锁。可以说，对水污染的防治，水环境的改善，该硬的都硬了，能硬的也都硬起来了。
但是，不管如何硬，最终还得落实到执行层面上。执行的关键，一是算旧账，以往未达标的单位如何达标？何时达标？届时达不了标能否依法论处？再就是算新账，新项目能否严格按照此法依法立项上马？对违法上马者能否依法究责？
不走样地执行此法，既可以在水污染防治上还旧账，也可以使新的发展不再欠新账。现在每年的投入都是数以万亿元的巨量规模，如果所有的投资都符合新的环境要求，用不了十年，包括水环境在内的整体环境质量就肯定大不一样了。□
教材循环使用应从国情出发 2008年第9期>时评>正文文/林蔚
近日，全国中小学都已陆续开学。与往年不同，今年春季开学后不少学校的校长们又多了一件工作，这就是落实不久前教育部推出的教科书循环使用制度。
笔者非教育界人士，不敢妄断这件事对校长们来说究竟是简单还是复杂，是轻而易举还是有相当困难。仅仅站在一个学生家长的立场上看，觉得这事有难度。
笔者深知课本循环使用对于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环境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了解不仅欧美许多发达国家早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这种“绿色”做法正在成为一种潮流，一种时尚。
笔者有所疑虑的是，以中国教育之“国情”，我们要追赶这潮流和时尚，目前至少要排除三个障碍：
其一，虽然循环使用的课本一般是上课发下课收，可有什么办法能保证孩子上课时不在书上写、画？教育和纪律约束都是解决之道，可中小学生毕竟正处于自控力较差的年龄；
其二，按教育部的安排，今年春季先在农村中小学推行这个举措，可现阶段农村学校条件人所共知，在发达国家洁净的学校环境里，课本能保持清洁地重复使用，换到中国农村学校，恐怕就再难清洁，而消毒只能杀灭细菌却无法去除污垢；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在实行课本循环使用的发达国家，奉行素质教育，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轻。而我们的孩子升学竞争压力巨大，在恨不得连寒暑假都补课的情况下，哪个学校敢于不用作业占领学生的课外时间？又有哪个家长愿意学校放学就收走孩子的课本？有网民就明确表示对这个做法很有意见，声称自己将花钱上书店给孩子买课本，拒用学校“循环”的。
目前教育部推行这个举措也留了相当的余地，只要求“部分科目”，即美术、音乐等“副科”的课本进入“循环”。若今后“主科”的课本也被纳入循环使用之列，有意见的家长可能会更多。
当然，任何一个新的尝试，总会有不同声音，也总会有人一时难以接受和适应，我们肯定不能因为有不同声音就放弃。但是，我们也应认真倾听不同的声音，切实消除他们的疑虑。如果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而一味强推，将不仅难达初衷，还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意见和矛盾。
因此，笔者以为，推行教科书循环使用，应结合国情，最好先从倡导开始，在尚未找到针对“循环”中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前，应以自愿参与为主，不宜“一刀切”。这样，不仅有利于一项新制度的平顺建立，而且也有助于促使有关部门及时制定配套措施，使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真正办实
优先保障教育投入的硬约束 2008年第10期>时评>正文文/张克华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全国城乡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在试点基础上，从今年秋季起将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
这一重大举措对整个教育的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作用，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将这一政策落到实处，需要切实破解财政资金对义务教育投入不足的“软肋”。
但对一些地方官员来说，多年来宁可将资金用在各类项目上，用在政绩工程上，用在请客送礼上，也不愿意向教育多投入。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说起来简单，实际做起来，面临着各种主客观的制约因素。
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当时就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占GDP 的比例应该达到4%，但这个目标没有达到。
正因为如此，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的研究和制定阶段，“逐步使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是否明确写入国家的规划中，曾经引起过专家的争论。
中央领导在讨论这一比例时，认为勒紧腰带也要确保4%这一比例，从而一锤定音。4%的比例最终明确写入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
这个纲要将在“十一五”期间实现政府对义务教育负全责，逐步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明确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并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将教育列入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对此进行了明确。
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加大政府教育投入力度是保障教育公益性、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的基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级政府逐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教育在国家财政的“大盘子”里，分量是实实在在地越来越重了。
确保财政资金对教育的投入，需要将教育投入的政府责任进行量化和明确，列出政府对教育投入的“清单”，有刚性的硬约束，以有利于执行和落实。各级政府教育经费支出按照事权和财权相平等的原则，在财权中单独列项，并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并向社会公布。
对一些贫困地区来说，还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农村义务教育的历史债务问题。在一些地方，乡镇的负债很大程度上是教育负债带来的。农村义务教育债务问题时间长、范围广、数额大，严重制约了义务教育进一步健康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用三年左右时间基本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历史债务”，国家在安排财政超收收入时，其中一项支出就是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债务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能否将这一要求落到实处，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责任意识。
考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还有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近几年，这一问题引起了各地的重视，建设起了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同时将外来人口子女纳入公办学校的招生范围，将他们纳入到城市义务教育体系中来，这些措施，使得外来人口子女就学问题得到越来越有效的解决。
但如果将外来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经费全部纳入财政支出，还有不少的问题需要解决，政府应将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列入教育经费预算。与此同时，可考虑建立市、区、镇三级政府分担的财政机制，使各级政府共同分担流动儿童的教育责任，为农民工子女接受平等的教育提供充足的资源。□
把纪念日变成精神富矿 2008年第10期>时评>正文文/林蔚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用这句话来形容那天笔者忽然发现3月份一个月中竟有多达23个纪念日、宣传日时的感觉，可谓一点都不过分。估计多数人知此情况后，也会与笔者一样诧异不止。
诧异之后，相信有人会对其中的一些“陌生”的纪念日、宣传日不以为然。可只要上网搜索一下它们的由来，就会发现，一些纪念日虽不广为人知，但它们都从自己的角度或侧面表达着人们的理想、愿望、忧虑、关切以及爱。
不过，笔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么多纪念日，不仅真正为人们熟知的不多，而且不少纪念日专业性太强，虽然设立纪念日的初衷可能正是为了促进公众更多地了解某个领域或事物，如国际航海日、国际海豹日等，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而即便是人们熟知的，除了熟知其名以及每年会举行一些纪念活动外，真正明白其内涵和意义者大概也不多。
以涉及人数最多、几乎无人不知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和“国际消费者日”为例，“三八妇女节”是为纪念105年前美国芝加哥市女工为争取自由平等举行的大罢工和示威游行、支持妇女解放而设立的。今天，这个伟大节日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和诉求，在不少女性心里，可能只不过是半天休假和一张电影票；而消费者权益日虽是近年最受老百姓欢迎的纪念日，可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年年都过“315”，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仍常有，消费者维权仍存一道难题。
笔者以为，要所有的人都记住数量如此多的纪念日、宣传日并深刻理解，那是不现实的，也是没必要的。但是，笔者同时认为，所有的纪念日、宣传日都拥有其不同的立意和价值。或为传播一种思想，或为提倡一种精神，或为推广一种理念，或为引导一种行为，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以及公民素质建设来说，它们都是不可多得的资源，值得好好加以挖掘和利用。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有赖于媒体承担起责任。再仅仅把纪念日报道当“应景”显然就不够了。比如要让雷锋精神更加深入人心，就不能像过去老百姓讽刺的那样：“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四月走”；其次，需要得到各有关部门的重视。比如，普及“三八妇女节”代表的男女平等观念，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在面对诸如女大学生就业难等涉及性别歧视的问题时，政府拿出维护女性权益的强制性措施。若能这样，一个个纪念日就能变成一座座精神富矿，就能成为人们生活中真正有意义的事物。□
媒体关注基层面孔的深意 2008年第10期>时评>正文文/金风
今年全国两会上，三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受到空前瞩目。两会新闻中心还专门邀请10位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集体接受采访。一线声音、基层面孔，成了本次两会的一大亮点。
今年各大媒体上留给基层代表和委员的版面、时间，明显增多，有些媒体甚至还作出硬性规定：重要版面和时段，必须有基层代表委员的报道。从两会工作安排到媒体报道计划，聚焦基层的共识，令人感喟。
把版面留给基层、把镜头对准群众，历来为各级党委政府在实际工作中所倡导。有些地方和部门甚至还多次出台过相关规定，对于领导活动的报道进行精简规范。所涉问题之细微，直至版面安排、字号大小，但是执行起来却颇多折扣和反复。以至于以往每到两会期间，一些地方的有关部门进京“公关”，几成“潜规则”。本地区、本单位的领导，会议期间能否多上镜、多露脸，成为考察其“形象宣传”成绩的重要指标。
今次两会缘何能够一开新风？置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观察，便不难窥其堂奥。胡锦涛总书记用较长篇幅论述民主政治，“民主”一词在报告中出现高达60多次。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自己庄严职责的最重要国事活动，是人民群众表达意愿、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在此重要前提下，聚焦基层也便成为必然。
基层面孔成为焦点，正折射出两会代表委员结构的悄然变化。今年人大代表名单中，一线工人代表比上届增加了一倍以上，基层农民代表比上届增加了七成以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个各方利益表达的舞台，既需要有政治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型代表，也需要基层代表带来清新、朴素之风。而这种变化，亦正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具体推进。
作为社会生态中的重要成员，面对变化，众多媒体亦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不止于传统的版面、时段和报道形式的安排，一些重要网站也加入这一变奏。两会前夕，新华网、人民网、央视国际等多家知名网站即联手开始以“我有问题问总理”为题，向网友征集问题，反响火爆。而网民高参与度的在线访谈、直播等，则更是屡见不鲜。这种对网络民意甚至是网络“意见领袖”诉求的主动关注，是互联网环境下中国民主政治的积极而有序的进步。当此背景，如何综合运用舆论工具，准确把握民意、顺应民心、集中民智、造福民生，也是留给各级为政者的一个新的课题。□
劳动合同法正面效应显现 2008年第11期>时评>正文文/汤耀国有媒体对广东的调查表明，自今年初劳动合同法实施两个多月来，企业和劳动者的守法意识明显提高，正面效应开始显现。
媒体将劳动合同法的正面效应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企业经营者守法意识增强。以往招聘信息中“工资面议”等表达含混的字眼，变成“签订劳动合同”、“月薪××”、“有加班费”等合法、准确的表达方式。
其次，劳动合同法推行之后，打工者也提高了用法律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在广州的数场大型招聘会上，都设有外来务工人员服务台，提供相关的政策法规咨询，帮助求职者树立依法维权的意识。
再者，在广州一地，劳动合同法的推行，也使企业给新上岗员工的平均薪价提高了10%左右。调查表明，企业对依法交纳社会保障、执行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积极性、主动性都有提高。
上述种种现象表明，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与实施，是秉持公平正义理念、协调各方利益的成功实践，其正面效应值得肯定。
在此前的立法过程中，劳动合同法经过全国人大超常规的四次审议，随后获得高票通过。在向社会公布草案征求意见时，曾在短短一个月获得近20万条反馈，征求意见范围广泛，辩论激烈，社会参与充分，是一个力求通过民主立法实现科学立法的尝试。
说它是科学立法的尝试，不仅因为其程序的民主，也因为其显示出的公平正义的立法精神。
从大方向上讲，改革开放已入而立之年，在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的时候，以立法手段矫正“资强劳弱”的劳资关系，使之趋于平衡，切实保护好最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构建和谐稳健的劳动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劳动合同法生逢其时，水到渠成。
从当前情况来看，贯彻实施此法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它不仅涉及到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涉及到用人单位、劳动者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利益格局的调整。资方需要理解法律的深意，认识到我国发展关键阶
段的公义所向。同时，劳动者也不要误会为捧上“铁饭碗”，通过研读法律条文及宣传，即可明白这一点。
因此，当前劳动合同法不是修改问题，而是执行到位问题。劳资双方都可以在认真执行中，加深对劳动合同法精神的理解，增强依法经营、依法维权意识，提高对公平正义理念的认同，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最终改进投资理念，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机构改革考验干部 008年第11期>时评>正文文/金风
国务院机构改革以“积极”而“稳妥”的姿态与世人见面了。在迎接改革的时刻，如何最大限度地克服改革过程中的负效应，确保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实现有效和高效行政，值得高度重视。
此次改革所涉部门职能，不仅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举足轻重，对民生的改善、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也至关重要。而这也正是改革的目的所在，即“切实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因此，改革能否顺利推进，不仅关乎机构内部的平滑过渡，更关乎国计民生。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战略部署的第一年，确保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顺利进行意义重大。适逢北京奥运在即，在环境、交通、建设、通信等诸多方面，亦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领域的工作，此次改革恰多有涉及。兹事体大，自然不容小视。
万事开头难。从历次机构改革和调整的经验看，在改革初始阶段，如何保证开局良好，有序推进，是改革能否真正取得成功的第一起点。
机构的改革，必然带来人员的调整。干部队伍思想稳定，是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对改革所涉机构的广大公务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这个时候强调“讲政治、顾大局，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最能考验人。相信绝大数干部能够在改革中经受考验，接受锻炼，从而增长才干，切实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以实际行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进程，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
机构的改革，必然伴随着职能的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实行大部门制，中心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此次改革涉及变动的机构有15个，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部门隶属关系的改变、职责权限的调整。如何正确面对手中权力的变化，特别是在向服务型政府迈进的过程中，如何调整好心态和角色，能否真正着眼于服务，都是对固有的部门利益和工作方式的一次重大考验。
越是重大的改革，越需要缜密的安排。这次机构改革力度不小，要求严肃纪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还必须特别注意工作细节的衔接。在涉及隶属关系、职责范围发生变化的机构和部门，人们期望做好过渡期的工作衔接和配合，确保工作不断档、不脱节、不推诿，实现实际工作层面的无缝衔接。□
敏感信息应加强监管 2008年第12期>时评>正文文/金风
一条以所谓“新华社记者采访国家发改委”名义发布汽油涨价的消息，日前在浙江许多网站和论坛出现。受传言影响，当地柴油抢购行为愈演愈烈，民营汽柴油经销商停止销售，社会加油站已经停业，城市和高速公路出现了因排队加油而造成的交通堵塞。
经核实，这完全是一条假冒新华社记者名义发布的假消息。目前，新华社已就此进行了必要澄清，以消除其负面影响。
社会进入变革时代，国内外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各种矛盾集中凸显，信息的传播方式也日益多元化。在纷繁复杂的海量信息中辨别真伪、作出判断，确实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成员在享受信息文明时需要付出的相应代价。但是，区别于娱乐八卦、花边新闻，一些关系到公众切身利害的敏感信息，已越来越多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秩序。因此，应当就社会敏感信息的监管及时作出制度性安排。
作为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职能部门和相关权威机构，必须对涉及公众利益的敏感信息，进行梳理和分析，及时就一些重大信息和重要话题，履行发布和提示义务。密切跟踪舆情动态，当有可能影响社会公共秩序、造成恐慌的传言出现时，应及时作出权威发布，予以说明和澄清。严格地说，政府部门的不作为，亦体现为对敏感信息和动向的麻木不仁和无动于衷。就当前来看，这类敏感信息，应包括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调整、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疫情以及可能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甚至恐慌的其他突发事件等。
媒体在传播信息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大众媒体，在采集和发布敏感信息时，应选择权威消息来源；转载和转发报道，应核查首发媒体的背景及其真实性。在涉及重大信息发布时，自觉树立“国家最高利益”意识，以确保社会公共秩序为原则，应该成为对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基本社会责任要求。避免因抢发新闻不准确而引发重大社会公共事件，应该是正常新闻竞争中的必备前提。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网络论坛、博客、播客以及手机短信等，日益成为社会大众的信息接受平台，也成为重要的表达渠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义务维护社会正常的公共秩序，避免因个人行为的不当引发不必要的风波。网络参与者的社会责任，应成为网络时代个人操守的重要方面。
刻意发布虚假信息，一旦对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都应该纳入法律的轨道依法追究。对前述假冒新华社记者名义的伪作，权威部门在作出澄清、消除影响之后，仍应查清源头，依法予以惩处。□
储备充足方能有物可调 2008年第12期>时评>正文文/于滨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国家粮库有无虚实？建议国家予以查实”。此言一出，即引起多方关注。当一位为中国乃至全球粮食问题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从国家可能潜伏的危机出发去思考和发问时，我们更应该在丰产的现实中去识别并读懂忧患二字。
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粮食安全问题赫然在列，粮食安全问题的战略地位，于此可见一斑。在3月18日的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又提到了关于粮食储备的问题，从上报的数字来看，现阶段我们的粮食储备在1.5亿到2亿吨之间，在世界上算是比较高的。
目前，我国仍然面临着物价上涨较快的压力。国库有较充裕的粮食储备，将相关的发展隐患降低。借助于调动国库储备粮平抑市场波动，稳定粮食价格，是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政府在加强宏观调控中，之所以再三强调粮食的生产、流通、管理等环节的重要性，其意义也在于此。
不过，结合袁隆平委员提出的质疑，再回想到十年前朱槠基总理考察安徽的粮库时所遭遇的谎言，一些人士的担忧也就不难理解：当市场需要政府及时调控干预时，我们是否真的拥有调控的战略储备？我们能投放到市场的，会是足够的所需吗？粮食如此，所有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原料、生产设备、主要农产品、医药器材等储备物资皆是如此。
国家战略物资后备储备工作需要时时先天下之忧而忧，想人所未能想，做人所不曾做，绸缪于未雨，防患于未然。有前瞻性的“备”方能除现实性的“患”。而只有备在平时，才能用在不期和突发。
国家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仅是为了济一时之急，更重要的是着眼全局、放眼未来，同时需要稳固的战略储备。这样才算得上是成功和有效的宏观调控。
眼下，正是春耕时节。在经历了一场大雪灾之后，国内化肥等农业物资市场价格持续上涨，使农业生产面临诸多压力。组织好化肥等农资产品供应，保持农资价格基本稳定，是恢复灾区农业生产和抓好全国春耕生产的关键。各地要确保春耕运作良好和消条不紊地进行也需要建立农资储备制度。
由此可见，必须以充足储备保证“有物可调”。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各类储备物资的主管部门和运营企业要加强产出能力，按时按量储备到位，从根源上解决特定物资对于宏观调控和发展的制约。□
莫让心慌助长通胀预期 2008年第12期>时评>正文文/健君
随着CPI数据在2月份达到8.7%的高位，国内消费者心理开始出现微妙变化。有的重点城市的豆油抢购现象，从一个侧面显示出通胀预期在涌动。现在，不论用温和还是过快来描述这场经济“流感”，通胀压力越来越大的趋势，不仅徘徊在中国而且游荡在全球。这个时刻慌乱和紧张无济于事，摸清通胀“病毒”的源头是首要。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通胀最严重的时刻，毕生致力于货币研究的美国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在PBS电视台给公众第一次用通俗的语言揭开了通胀的面目，“在当今世界上通货膨胀是印刷机带来的现象。”一句话，票子印多了。如果用这句话解释当今通胀，毫无疑问缘于美国印钞机超负荷运转。
正是因为1971年与黄金脱钩后美元变为信用货币，这个脱离束缚的“硬通货”开启了自己信用膨胀的道路。华尔街利用信用为支撑的金融衍生品将银行、证券、保险和期货等市场原本分隔的风险彻底打通，
于是便有了此后36年欧美市场以信用膨胀为代价的狂飙突进式“金融大爆炸”。
在美元霸权主导下，这种信用扩张通过国际贸易系统迅速传导，产生了遍及全球的信用泡沫。伴随着金融衍生品将大宗商品、粮食、能源等市场金融化、投机化，其特点就是资金泛滥流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经济持续过热、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膨胀的景象，并成为投机者的天堂和一国经济的“屠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冲击的是日本，90年代中后期打击了东亚的“龙虎经济”，新世纪到来后也开始波及中国。
美元信用泛滥对世界许多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国家造成了普遍的输入型通胀，中国也不例外。在人民币汇率波动不大的条件下，大量的贸易顺差变成外汇储备的同时，放大了中国的货币供应量，造成了国内流动性过大，加上“两头在外”贸易结构，为通胀埋下了伏笔。
对此，中国决策层一直保持清醒头脑。早在本世纪初就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003年大力倡导内外贸易平衡、培育内需提高经济自主性，2005年7月顺利推出了汇率改革等消除外部冲击的重大措施。所以，尽管因为部门和地方利益导致一些措施未能得以彻底贯彻，还是实现了新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增长罕见的五年低通胀高增长。
特别是决策层结合中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治理通胀的经验教训，一直高度关注农业的基础性战略作用，做到了“仓里有粮、心里不慌”。即使2004年初曾经出现较为明显的通胀苗头，因为粮食储备充足，很快得以消除。所以，对于这种输入型通胀，只要国内供需平衡基础牢固，保证基本消费品和食品价格的相对稳定，完全可以防止全面通胀和恶性通胀发生。
现在，我国粮食储备在1.5亿吨到2亿吨之间，主要工业品供过于求的局面没有改变。只要政策得当，措施有力，中国有实力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的局面。至于目前食用油出现紧张局面，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把大豆作为粮食而是当作油料作物，70%需要依靠进口。缺少大豆储备机制，其后果就是目前食用油价格受制于国际市场波动。
尤其应该注意到，美元近期大幅贬值、次级债危机继续深化，使得消费主导的美国经济衰象更显，国际“热钱”在大宗商品、粮食、能源等市场的投机炒作已呈疲态。依此判断，全球经济未来通缩的危险可能大于通胀，这也是美联储敢于不顾通胀风险而连续降息的主要原因。
所以，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背景下，要冷静观察、放眼长远、加快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积极准备应对即将可能出现的外部风险和干扰。不可情绪性地放大通胀预期而自乱阵脚
造假者须为查假“埋单” 2008年第13期>时评>正文文/林蔚
这些天，又一只“华南虎”闹得媒体和民众不得安宁。比起陕西的那只到今天仍死扛的“周老虎”来，这回湖南平江的“吴老虎”显然“虎运不济”，仅仅折腾了几天时间，就被钉上了作假的耻辱柱。3月24日，也就是“吴老虎”出笼的第4天，“吴老虎”就被打回了“原形”。湖南省林业厅公布调查结果宣称：平江疑似华南虎录像系造假。随后，联手造假的一干人马——平江县旅游局局长田共兵、石牛寨旅游开发公司投资商盛建华、石牛寨风景区负责人艾红光以及平江县电视台记者吴华被立案调查。
然而，这场造假闹剧的迅速落幕，却无法让笔者感到释然。真相虽然大白于天下，造假者也已经受到、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应有的处罚，但之前媒体所报道的湖南省林业厅为调查这只假华南虎紧急调拨的10万元经费该由谁“埋单”呢？
不知道是否还有人像笔者一样对那10万块钱耿耿于怀。反正笔者一想到几个小丑导演的一出拙劣“假戏”不仅浪费了政府那么多的行政资源——又是组织搜山又是组织专家实地调研，还要让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付费就十分不爽，十分生气。
这绝没有“埋怨”湖南省林业厅的意思。相反，笔者认为，湖南省林业厅在接到“华南虎”线报后的迅速行动，做得非常正确。且不说如果平江真有珍贵的野生华南虎，花钱找虎是政府职责所在，即便不是华南虎，在旅游风景区和村民居住密集区发现任何其他品种的老虎，为防老虎伤人，政府也有责任采取适当行动。
但是，现在真相水落石出了，造假案已人赃俱获，就再没理由让政府和纳税人继续为造假的恶行当“冤大头”。幼儿园小朋友都懂得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就算是因为不小心，损坏了别人的东西都应该赔偿。造假
者完全出于主观故意、精心策划的一个骗局，损失了纳税人10万元巨款，难道不该由他们“赔”吗？因此，笔者固执地认为，哪怕造假者已承担了法律责任，也必须为这10万元经费“埋单”。这应被看作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
笔者以为，在为了利益，造假大有蔚成风气之势的当下，强调必须由造假者为查假埋单意义十分重大。事实上，除了去年那个“纸馅包子”的炮制者进了监狱外，什么人因造假被判刑或坐牢的新闻还所见有限。极低的风险，使得造假者们少有顾忌。在这种背景下，若能建立一种制度，强制造假者承担调查费用，至少可以起到增加他们的造假成本的作用。同时，这样做，也体现了对纳税人的公平。□
再融资管理办法如何修改 2008年第13期>时评>正文文/丛亚平《再融资管理办法》应尽快修改，这是目前市场几乎一致的声音。这一动议若被采纳，归纳许多有识之士的意见及自己的思考，笔者认为,《再融资管理办法》的修改应注意八个方面：
改革再融资的决策机制。在一股独大的制度缺陷面前，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行为仅靠上市公司自律是不够的，必须从法规和制度上加以限制。因此，再融资方案须被融资对象通过才算数，需要经流通股股东的75%通过，以确保中小股东拥有足够的话语权。
再融资规模应受限制，不能超出公司净资产的30%。如果一个人只有100万净资产却要向银行贷款几十个亿，就违反了起码的金融规律。而且实践证明，目前国内大多数上市公司并不具备运做好巨额资金的能力，巨额再融资往往无法用好，难以实现优化资源配置，
再融资的信息公布必须透明、规范。规模巨大的再融资，不能具体项目不定，回报预期不明。每一个上市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是保证资本市场公正、公平的底线。如果怕公布信息影响收购，公司就应自己解决资金，而不应期望既不公布准确信息又要融来巨资。
上市公司再融资规划应写入年报。上市公司应在年报中披露未来一年公司融资需求，以稳定投资者预期，避免公司股价受传闻影响产生不必要的波动；同时，应要求上市公司将盈利不低于40%的部分作为分红，回报给投资者。
融资决策者必须按一定的融资百分比出资。为保障大股东进行负责任的再融资，必须规定融资者按一定的融资百分比出资。
再融资应以债权融资为主。债权融资到一定期限是要还本付息的。我国的资本市场过度偏好股权市场，而股权融资是不需要还本付息的。建议我国再融资应以债权融资为主，以确保融资回报率不是负利率，且略高于银行利息。
改革再融资监督机制。对操纵股价、内幕交易等行为，《管理办法》应详细规定严惩条款，并要求对再融资前后股价明显异动的上市公司及相关机构进行调查。此外，还应为防止机构或个人恶意散布“再融资”谣言打压股价以买低套利规定相应条款。
再融资应慎重决择并有充分理由。像“扩充子公司资本金”“补充资本准备金”之类没有充分依据和道理的巨额再融资，应规定不允许公布。
总之，规范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行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从制度上明确规定再融资的必要条件，制止恶性融资圈钱，是保证我国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必备条件。□
奥运筹备仍要临深履薄 2008年第14期>时评>正文文/于滨
阿拉木图时间4月2日，北京奥运圣火行走在尊严与荣耀之中。境外第一站传递，就出现了如此多的掌声与感动，总统上阵的高规格待遇以及和谐中国元素在异域频现，凸显出2008北京奥运的气氛和感染力。
万事开头难。境外奥运圣火传递起步不凡，开局良好，确实值得欣慰，但不能陶醉。中国有句老话，叫“静水流深”。想到这个词背后意义，我们应该自省、自警。特别是在奥运会正式召开日益迫近的时候，我们仍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对与奥运会相关的各项工作进行反复排查，力保各项工作不行差踏错。
前一阶段，奥运筹备工作的主要成果是：场馆建设基本完成；“好运北京”测试赛中，场馆设施及技术系统比较稳定，基本符合奥运标准；赛事管理系统运转有效；城市环境和交通测试达到了预期效果；奥运
服务工作正在规范有序地开展……但是，所有的进展并不等于已经成功，尤其是在那些国内外持续关注且我们不能放松丝毫的问题上。
比如，作为国际奥委会官员有这样的期待：北京奥运会应办成一次高水平的、有很强借鉴性的奥运会。它能给下届奥运举办城市带来榜样的力量，给奥运历史增添新的华章。
比如，作为各国参赛运动员有这样的期待：中国一定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培养出有涵养、有操守、懂得竞技规则、领会奥林匹克精神的高素质观众。一些曾出现在中小型赛事中的不文明现象，不在奥运赛场出现。
比如，作为奥运合作企业有这样的期待：在假冒商品仍然不能从市场根除的现实情况下，中国能够全面落实《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和《北京市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规定》，使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一定能够获得与期望值相等同的商业利益。
再如，作为和平的守望者有这样的期待：奥运会并非一个政治事件，而是世界运动健儿交流、沟通，切磋技艺、展示风采、提高竞技水平，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盛会。中国的奥运安保队伍具备各种能力防范和制止各类势力的干扰破坏企图，确保平安奥运目标成功实现。
举办奥运会作为13亿中国人民的梦想，作为世界人民的重托，多少善意的提醒和殷切的期待，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2008年北京奥运只能成功。
行百里者半九十。现在还不是半九十的时候。即便到了半九十之时，仍需要夙兴夜寐，枕戈待旦。也许只有把奥运旗帜成功、顺利地移交给下一个举办城市，北京奥运方竟全功。□
为北京首选发展公交叫好 2008年第14期>时评>正文文/林蔚
笔者最近了解到，北京地铁十号线将在奥运会前夕贯通运行，并且未来几年北京发展公共交通将以地铁为主；到2015年，北京将建成长达560多公里、四通八达的地下交通网络，特别是，地铁的票价可能从现在的两元再调低。对于北京人来说，这可真算得上一个好消息。来自公众的反映也认为，北京市政府所选择的交通发展模式是科学的，多赢的。
毋庸讳言，这些年来，交通拥堵、出行难一直是北京人生活中最大的烦恼之一。北京人每天上班、上学花在路上的时间达一两小时不仅很正常，而且很普遍。为了挤上公交，人们常常不仅需要有健壮的体格，还要有顽强拼搏的精神。后来，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中低价位轿车相继推出，不少人纷纷加入到自驾车一族，的确逃避了挤车之苦，却又发现，接下来的苦恼并不比挤公交少多少——道路上车满为患，最极端的情况下车速甚至不比步行快，而城区停车车位竟成了稀缺资源……。
其实，据笔者所知，全国不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交通状况与北京大同小异。因此，一般人认为，要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首先要限制私家车。
这是最简单也是最省事的做法。从理论上讲，可能还很正确。限制私家车不光能够缓解城市道路压力，还能减少环境污染，节约能源，是现代人应该追求的生活方式。
但是，对于正在进入“快车道”的中国汽车工业，这样做显然是一种打击。而对于尚未购车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还有，这样做，可能还会导致腐败——想想，当拥有一个私家车牌照变得非常困难的时候，谁能确保发放私家车牌照的权力不寻租？至于限制了私家车后公共交通建设是否跟得上，也是个不好说的事。
而北京把地铁作为发展公共交通首选的做法，符合北京这样特大型城市的实际。同时，将主要的公共交通“搬”到地下，腾出了地面空间，既减少了城市道路压力，也给汽车工业的发展拓展了空间。而低廉的公交票价，则一方面真正体现了政府主办市政公益事业，让老百姓得实惠的执政为民思想，一方面也是对自愿放弃私家车、改乘公交，以减少污染、节约能源的引导和鼓励。
笔者以为，北京的思路和做法值得有条件的其他城市借鉴。当然，学习北京，是要有成本的。北京市财政近年持续大幅增收，在发展公交上舍得“砸”钱，从去年起，北京的公共汽车票价普遍降低六成；同时集中投入大建地铁。在地方各级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的今天，有能力的地方实实在在拿出一些钱来办“民生”，既是民心所向，也是财政改革的指向。□
从根本上提高防灾能力 2008年第14期>时评>正文文/葛洪元
在我国今年初发生的罕见冰雪灾害中，郴州成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抗灾胜利后，对灾害的反思也在全市各个层面展开。
基于全球变暖的大背景和郴州独特的地理特征，极端性气候事件可能经常“光顾”，防灾抗灾救灾将成为我们常备性的工作。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灾害的研究和防范，从根本上提高防灾抗灾能力，谋求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正确认识灾害。在这次持续的低温雨雪冰冻过程中，尽管气象部门提醒要注意防范冰冻灾害的发生，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危机，对灾害的强度和可能造成的破坏估计不足，缺少必要的心理和物质准备。当严重灾害真正形成时，抗灾救灾工作已十分被动。
这次冰灾启示我们，对每一个气候事件的出现都要保持高度警觉，加强跟踪，准确做好预报、预测、预警、预防工作。从不断变化的气候事件中寻找和把握规律，科学开展综合性防灾减灾研究，提高应对灾害的主动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同时，加强对群众的灾害教育，提高全社会认知灾害的意识和能力，从娃娃抓起，在各级各类教育中普及灾害教育，提高国民的危机感，实现全社会“气候觉醒”。
完善应急预案。客观地说，大部分南方城市缺乏完善的冰雪应急预案，应对冰雪灾害远不如应对旱涝灾害那么从容和有效。对此，必须吸取教训，未雨绸缪，举一反三，及时制订可能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同时根据情况的变化，参考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综合因素，按照“生命至上、预防为主”的原则，进一步修改完善现有的应急预案，并建立健全相应的应急机制。
加强基础建设。这次冰灾暴露了我们基础设施抗灾能力的脆弱。比如电力，郴州中心城区没有一条可靠的对外电力通道，冰灾期间7条电力通道全部与国家电力主网中断，成为“电力孤城”；又如交通，郴州境内虽有京珠高速、107国道和京广铁路三条干线，但皆为纵向交通，没有横向交通，无法实施错向分流。
因此，必须大力加强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防灾抗灾需要相匹配的基础设施建设。高度重视电网建设，至少要确保有一条高标准的可靠的电力通道与电力主网安全联通。电源建设应多元化，水、火并举，优化布局。大力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路网结构，提高通行能力。对供水、燃气等重要城市基础设施，应科学规划设计，采用有效的减灾模式建设。
强化动员保障。这次抗冰救灾，各级政府和干部的作用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但社会力量尚未被充分动员起来，呈现出“政府强、社会弱”的局面。
从我们的实际出发，应对危机，必须建立一种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动员机制。一方面，政府要恪尽职守，科学应对，高效决策，统筹协调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力量投入各项工作。另一方面，要动员全社会迅速行动起来，发挥每个人的作用，形成强大合力。各种非政府组织可以发挥独特的优势和作用，促进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提升全社会处置化解危机的能力和效率。
同时，还应强化应对危机的保障工作。重点是抓好抢险救灾物资和民生物资的保障。
正面舆论引导。越是出现危机，越要尽力创造条件让信息公开，让群众听到客观准确的声音。党委、政府要建立权威、统一、快捷的信息和新闻发布渠道，及时说、主动说、准确说，把事实告诉群众，把党委、政府的声音传递到群众，以正确的导向化解情绪，稳定人心，凝聚力量，防止因信息不对称、舆情混杂造成信息失真。□
（作者为郴州市委书记）
高校不可如此趋利 2008年第15期>时评>正文文/王军
如今的大学办得越来越像企业，这个“企业”呈现的却是让人不可思议的状态——它似乎并不关心“产品”的销路。这边厢，大学生就业难；那边厢，撒开膀子招生创收。毕业生能不能找到工作，似乎只是他们个人自己的事情，与学校无关。这时，它倒像个企业了——以收钱为第一。只是这样的“企业”过于初级，还很难说能否持续。
笔者希望以上这些说辞，是对当今大学的误判。可是，总是有些大学以实际行动为这样的“误判”提供“口实”。
一家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表明，国内有6大类学科在校生规模“恶性膨胀”，包括管理学科专业、经济类专业、计算机与电气信息类专业、外语类专业、艺术类专业、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其中，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本科在校生约15.5万人，专科在校生约1.2万人。而目前我国拥有记者证的人数只为18万。
实难想象被卷入如此“恶性膨胀”的青年学子们，在支付完数量可观的学费后将面对何等就业情形。不知有多少高校会在意这样的事情？一些高校的负责人坦言，如果说十年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办好”高校的话，那么现在的主要任务已变成如何“经营”高校。教育部的统计显示，目前我国高校债务已超过2000亿元。国家审计署对18所部属高校的财务收支审计结果显示，高校债务增长额中，因基础建设形成的债务占82%。这便是一些高校“以钱为纲”的理由。
一家钢铁公司今年在招聘时出了道考题：如何在一个两极电源插座上取得三相电，这居然难倒了大多数前来应聘的、经过4年“机电一体化”专业教育的毕业生。一家电气重工集团的总裁感叹，现在机械系的本科教材与机械加工企业的岗位说明书相比较，“80%没用，20%有用但一时用不上”。
这些年来，已有不少用人单位提出不接收应届大学毕业生，只招收有工作经验者，向高校的教育质量亮起了红灯，使得因高校“恶性膨胀”而导致的“大学生就业难”雪上加霜。也不知有多少高校会在意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即使这样的情况恶化下去，那些高校仍会生源不断，因为它们“绑架”了人们继续受教育的权利。
可是，我们还是要问：难道高等教育的供应者就不该想想，当你收取了这些孩子这么多的学费之后，他们买到的是怎样的教育服务？也许，对于那些把收钱作为天经地义之事的高校来说，思考这样的问题如同天方夜谭，但我们还要作这样的逼问。因为，高校承载着这个社会太多美好的情感，它即使要趋利，也不该如此去趋利。至少得讲讲商业道德吧。□
文化不是经济的“戏台” 2008年第15期>时评>正文文/林蔚40多年前，那场革“文化”命的运动开始时，人们一定不会想到，40多年后的今天，“文化”竟会在中国如此地时髦！尽管经过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跨度后，人们仍然与之前一样不大说得清“文化”究竟是什么，但有一点却很清楚，那就是40多年前被“破旧”破掉的一切，如今却不仅被重新拾起，而且受到了空前的热捧：汉服出场了，京剧进学校了，孔孟眼看着又差不多成“大成至圣文宣王”了，黄帝、炎帝等等等等各路先人的公祭“你方唱罢我登台”地上演了……不仅如此，民间机构欲“砸”200亿元仿造的“圆明新园”已经破土了……
不能否认，“文化”热潮汹涌，无论怎样都应感到高兴。它至少表明两点：其一，感受着国家正在崛起的中国人不再在文化上妄自菲薄；其二，发展中的中国在不断增强“硬”实力的同时，正在致力于提升影响更为深远的“软”实力。
但是，性本该静的“文化”，一个时期以来这样突然地热闹起来，却也让人感到有点动疑。那些层出不穷的公祭以及声势浩大的文化建设项目，真的都是传承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文化吗？
不是笔者好质疑。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曾让“文化”很热闹过一阵。不过，那时最热的“文化”品种是办各种名目的“节”。现在，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从某种意义上“文化”拥有了与“经济”同样重要的地位，因此，已少有人再明提“搭台”和“唱戏”的事儿了。但明眼人都看得出，祭这个拜那个，建这个“园”筑那个“城”，不少地方政府的目标指向其实仍不过是经济这台“戏”。
这真的是一件特别令人悲哀的事。当文化不是“目的”，而仅仅被当作服务于经济的“手段”，甚至成为包装地方形象的“政绩工程”时，所谓的“文化”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笔者并非认为文化不该推动和促进经济发展。事实上，文化对经济发展从来都发挥着重要影响，甚至在现代社会中文化（如文化产业）已成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应该认识到，文化确实具有其作为非经济附庸的独立价值，文化建设的目的首先应该是为了文化自身。
笔者以为，有必要将这样的观念强制性地灌输给早已习惯于把文化当经济“戏台”的诸多地方官。否则，任文化建设的功利主义继续大行其道，不仅一些所谓的文化建设可能最终会演变为最没文化的闹剧，而且，在劳民伤财地“异化”文化后，经济的“戏”也未必唱得好。□
话语霸权与软实力之战 2008年第16期>时评>正文文/金风
围绕所谓“西藏问题”和奥运圣火传递，某些西方媒体的歪态，某些西方政客的鼓噪，近段时间已为公众所熟悉。而在一向以客观公正相标榜的西方媒体别有用心的宣传蛊惑下，国外一些不明真相的普通民众，在对中国真实情况一无所知、连西藏位于何方都不清楚的情况下，也以所谓“拯救者”的身份自居，妄发议论，不能不说是文明社会的一大悲哀。
在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以事说理，据理力争，通过大量真实具体的事实，对这些造谣中伤和无端指责予以驳斥，是我们当然的选择。但应该看到，这一轮对中国的不负责任的抹黑，其所以能在西方社会产生影响，有其自身的土壤和动因。近日就有德国一位政治家撰文称，西方正在准备对崛起中的中国发动一场精神上的冷战。
由之，我们看到，在国际舆论环境中，西强我弱的局面，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西方媒体挑起的对华舆论战，是在显示西方世界的话语霸权。
直面这样的“软实力之战”，如何提升自身话语权，增强中国价值观的表达和传播能力，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急务。
需要充分认识国家软实力建设的特殊战略意义。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一个国家依靠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有专家直指，软实力必须放在战略层次讨论才有意义。“软实力一般不是在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才匆匆建立和运用的，它发挥作用的方式在于避免问题，在问题产生之前就将之消弭于无形”。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大把提高文化软实力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
软实力建设必须加强针对性，提高有效性。在国与国、人与人的交往中，如何使自身价值观更易为人接受，是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和重要体现。其一，在软实力的影响对象上，不独表现为国家间的关系，亦体现为对非国家组织和公民的影响上，因此，软实力的建设，必须针对这个新的“细分市场”的不同特点。其二，必须熟悉和运用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游戏规则、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话语方式。
尤须注意的是，在网络时代，各国均高度重视利用强大的信息传播网络来推广其价值观。网络突破了时空局限性，成为提高国际影响的重要途径。当此开放的传播环境，如何抢得舆论先机，善于将事实和观念在第一时间进行传播，不仅是避免危机的必要选择，更是提升自身软实力的积极行动。□
不如给学生开写字课首页>2008年第16期>时评>正文文/林蔚很难想象，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能力将“写字”升华为书法艺术的民族竟会走到要为汉字书写制定“标准”的境地！
可这是真的。就在半个月前，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王登峰透露，鉴于学生提笔忘字、书写潦草的情况日趋严重，国家将推出针对大中小学生的汉字书写等级标准，规范汉字书写。这件事确实有些令人焦虑——它表明汉字书写在电脑的冲击下正在面临多么大的危机。国家语委和教育部致力于维护祖国文字的责任感让人感动和欣慰，它让人相信，挽救汉字书写于严重失范，我们一定做得到！
不过，欣慰之后也有些疑惑。“标准”固然是个好东西，连世界经济竞争最终也都要细化归集到“标准”竞争上，可汉字书写真能像经济领域里生产产品、提供服务一样走“标准”化道路吗？对“个性”到可以成为警方破案依据的书写（笔迹）你该如何给它制定标准呢？并且，这个所谓的“标准”究竟是关于写得“正确”的还是关于写得“好看”的？如果是前者，《新华字典》以及学生们用的课本不就是最好的标准吗？如果是后者，颜真卿、王羲之等等历代书家遗墨、甚至当代优秀书法作品难道还不足以为“标准”？
笔者无意否定国家语委和教育部的良苦用心。众所周知，现在写不好字、乱写字、错别字连篇已不仅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