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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2004年中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及其变化

1994~2004年中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及其变化
1994~2004年中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及其变化

1994~2004年中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及其变化

【内容摘要】本文应用2004年和1994年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中有关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数据,采用Sullivan法对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进行了分析,并且比较了1994年到2004年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的变化。研究发现,2004年中国男性老年人平均有1.5年生活不能自理,女性老年人平均为2.5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也在逐渐下降。女性老年人的预期寿命比男性高,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在60~80岁也高于男性,但是85岁及以上女性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低于男性,而且女性老年人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在整个老年阶段均低于男性老年人。从10年间的变化看,中国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和生活自理预期寿命都有所增长,但是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在余寿中的比重反而下降了,而且随年龄的增长,下降得也越来越快,男性和女性均呈现同样的态势。就平均水平而言,健康状况改善的程度低于寿命的延长,高龄女性老年人在这个方面尤其处于劣势。

关键词:生活自理预期寿命;Sullivan法,老年人

【作者简介】杜鹏,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李强,德国马普人口研究所博士后。

1 引言

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人口老龄化以及老年人口高龄化。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05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首次超过1亿人,达到1005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7%;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442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1.03%,老龄化社会的特征更为明显(徐刚,2006)。预计老年人口总数将进一步快速增长,到2014年将突破2亿人,2026年超过3亿人,2041年将达到4亿人(杜鹏等,2005)。在老年人口迅速增多,老年人余寿越来越长的形势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不仅是反映老年人生命质量的指标,也是反映中国社会经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预测国家和家

庭在养老和医疗方面支出的重要指标。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目前中国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主要是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及其在1994~2004年10年间的变化。

健康预期寿命的概念是由Sanders(1964)提出的,是将死亡率和患病率结合在一个相同的生命表里得到的新的

健康指标。这一思想最终被Sullivan应用于实践,他将无残疾率与单递减生命表结合在一起,建立了第一张单递减健康生命表,计算无残疾预期寿命(Sullivan,1971),首次估算

了美国的健康预期寿命,之后这种依据横断面数据计算健康预期寿命的方法就被称为Sullivan法。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了健康转变(health transition)的一般模型,该模型将对健康的衡量从预期寿命进一步扩展到考察疾病

与功能缺损(morbidity and disability)。概念上的发展不仅要求估算预期寿命,还要进一步估算健康预期寿命,估算健康预期寿命由此开始普及。此后由于纵向调查数据逐渐增多,人们得以应用多状态生命表法估算健康预期寿命。但是Sullivan法还是应用最广泛的估算健康预期寿命的方法,主要由于它的估算方法相对简单,所需数据容易获得,而且它可以消除年龄结构的影响,非常适合进行比较。例如,比较两个时点上人口总体的健康状况,或者同一时点不同人口健康状况的比较。本文将应用Sullivan法估算目前中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并且比较从1994年到2004年的变化。

伴随着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Oppen & Vaupel, 2002),人们也越来越关心健康预期寿命的发展变化, 活得长是否也能够活得健康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以往的研究成果发展出三种理论:Fries(1980,1989,2003)提出“功能缺损的压缩理论”(A compression of morbidity)。该理论指出功能完好的时间不仅在绝对量上会增加,相对于生命长度的比重也会增加;与此相反,Gruenberg (1977)和Kramer(1980)认为由于医疗护理以及提前预防会延长患病人口和功能缺

损人口的寿命,随之带来功能缺损时间的延长,因而可能导致功能缺损寿命在余寿中的比重不断扩大,也就是“功能缺损扩张理论”(An expansion of morbidity);第三种理论认为在预期寿命延长的同时,健康预期寿命也在延长,两者是平行发展的(A dynamic equilibrium)(Manton, 1982)。各种实证研究结果分别支持这三种理论。Feedman 等人(2002)的回顾性研究表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功能缺损持续下降。Robine等人(2002)发现欧洲老年人,特别是英国的老年人,从1976年到1994年功能缺损有大幅度的下降。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的研究却支持Gruenberg 和Kramer的功能缺损扩张理论(Zimmer et al,2002)。法国在1981~1991年间预期寿命的增长伴随着功能健康预期寿命的同步增长,但是不带病预期寿命保持稳定,前者支持Manton的同步发展理论,后者则支持功能缺损扩张理论(Robine & Michel, 2004)。

2005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2.1岁,比2000年的71.4岁提高了0.7岁(武超,1996)。随着社会经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将继续提高。中国的老年人活得越来越长了,那么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是增长、下降还是保持稳定?如果在增长,那么健康预期寿命在余寿中的比重是在增长、下降?还是保持不变?或者说,中国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的发展变化符合

哪种理论?还是会体现出自己的特色?

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从王梅(1993)应用1992年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和1987年残疾人调查数据研究中国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开始,中国学者逐渐关注这个问题,钟军(1996)、乔晓春(1999,2004)、曾毅(2001)、顾大男(2001)、李强和汤哲(2002)以及汤哲等(2004,2005)针对不同的问题对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进行了研究。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联系比较紧密的是乔晓春在2004年的研究和汤哲等在2005年的研究。乔晓春应用1987、1992和2000年有关中国老年人的调查数据研究平均预期自评健康寿命(Perceived health expectancy)的变化后发现,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在增长,但是自评健康预期寿命,特别是老年女性的自评健康预期寿命是下降的(乔晓春,2004)。汤哲等(2005)专门针对北京市老年人进行了研究。该研究显示,北京市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在增加,但是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近年呈下降趋势。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及其变化,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老年人的功能状况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以及照料需求,因此估算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具有实证意义以及政策意义。另一方面是目前尚没有研究成果揭示中国老年人整体的情况及变化,汤哲等(2005)对于北京市的专门研究更加引发了我们的兴趣,北京作为一

个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在近年呈下降趋势,那么中国整体的情况如何呢?

为什么中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

从1994年到2004年在下降呢?深入的因果分析需要更详尽的数据和资料,比如除了需要考虑社会经济的原因外,我们也需要考虑地理的、文化的以及医疗卫生发展水平的因素。目前我们手头的资料不足以揭示原因,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能原因的假设,待以后有条件时做进一步的探讨。

可能原因之一:相关死亡率的下降所致,更确切地说,可能是由于患病老年人口或功能缺损较严重老年人口的死

亡率降低所导致。例如,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对某些严重的慢性病(如癌症早期和中期)已经能够及时治疗。相关的死亡率会发生下降。这些疾病尽管可以治疗,但是由于这些疾病所导致的功能缺损却在所难免。因而可能导致老年人带病或带残的时期延长,出现功能缺损扩张的现象。

可能原因之二:有病不能及时治疗因而导致功能缺损。在目前的中国,相对于老百姓的支付能力,看病是非常昂贵的,同时医疗资源和服务在各个地区存在很大的差异。一方面,大部分的老年人收入有限,难以支付高昂的医药费;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的许多老年人仍然缺乏医疗保障。在农村,90%以上的医疗费是要由个人支付的(Woo et al., 2002)。城市的老年人虽然能够享受到一些医疗

保障,但是绝大部分的城市老年人自己仍然要支付大量医疗费。一些老年人有病但不能及时治疗,进而会导致功能缺损,出现较高的功能缺损率。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我们计算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是总体的平均值,难以反映子群体(如患病人群或经济较发达健康资源较好地区的老年人)以及个体的异质性,某些子群体可能呈现功能缺损压缩或者平行发展,但是由于总体中功能缺损扩张的比例较高,因而呈现功能缺损扩张的态势。Robine & Michel(2004)提出,在同一个时期,不同的人群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功能状态和变化趋势,功能缺损压缩、扩张和平行发展可能同时存在。也就是说,由于老年人口是一个异质性的群体,不同的子群体会呈现不同的健康状态以及变化的不同趋势。对于中国这样地域辽阔、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健康资源发展不均衡的国家,如果只关注平均值可能会影响对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的认识,也会对相关的社会经济、医疗卫生发展的认识产生偏颇。因此下一步的研究可以考察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各地区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

命及其变化,并且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可以针对某些子群体,如患病人口,考察其功能缺损或者可能的功能恢复。或者考察功能状况较好的群体,研究导致他们具有较高自理能力的原因,观测他们是否会发生功能缺损,进而研究发生缺损的原因。这些研究不仅需要较为详细的经济社会发展资

料,也需要纵向调查数据的支持。

此外,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也存在一定局限,表现在对生活自理能力的测量上。生活自理能力本身是一个综合变量,包括吃饭、穿衣、洗漱、上厕所、室内活动以及能否控制大小便,并且这几项活动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标准的测量应该是一个活动、一个问题分别回答,但这在全国大规模调查中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本文的数据对生活自理能力的测量只使用了一个问题,不能表现出这个综合变量的层次性,我们也难以进一步分别考察老年人完成各项活动的情况。但是,本文所使用的样本的代表性以及样本量规模在同类问题的

研究中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尤其在与生命表的结合上显示出数据规模的较大优势。

参考文献:

Disability-free Life Expectancy of Chinese Elderly and its Change between 1994 and 2004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ADL function level of Chinese elderly conducted by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in 2004 and 1994, using the Sullivan method,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isability free life expectancy(DFLE) of Chinese elderly in 2004 and compare it with that of 1994. Results show that in 2004 on average male elderly spend 1.5

years in disability and female elderly 2.5 years. As age advances, the proportion of DFLE in life expectancy also decreases. Female elderly have higher life expectancy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they also have higher DFLE than males in the age of 60-80, but the female DFLE is lower than males at the age of 85 and above, female elderly have lower proportion of DFLE in life expectancy than males at each age groups. The comparison shows that both the DFLE and life expectancy are increasing, but the proportion of DFLE in life expectancy is decreasing. Generally speaking, the health status did not improve with the same pace of life expectancy, the oldest old women are most disadvantaged.

Key words:Disability-free life expectancy;Sullivan Method; Elderly

Authors:Du Peng is professor,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Li Qiang is postdoc fellow, Max-Planck Institute for Demographic Research, Germany

(责任编辑:陈卫宋严收稿时间:2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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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非洲的中国人,对非洲的见闻

都是实话,国内的假新闻太多了,报导国外的新闻总不能也带假吧?我可没排着队拿钱哦……来非洲的中国同胞日益增多,有不少朋友也抱着想来非洲赚一桶金的想法,为此,修罗特在此提一些忠告,也许有些话你不太喜欢听,但是,湊合着听听吧,希望能给要来非洲、打算来非洲的同胞带来一些借鉴。 1、如果你想到非洲做生意,请你不要对非洲抱太大的希望,毕竟,希望越大,失望更大。非洲虽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但是,贫穷并不代表消费低,非洲的消费水平,足以媲美欧美,甚至过犹不及,所以想到非洲做生意的同胞,至少得有几十万甚至百万以上人民币才行,毕竟,在非洲做生意,需要很大的本钱。 2、非洲充满着机会,但是,并不是机会就是机遇,有时候,机会更多的是杀机,像一些高利润的产品,如药、农机等,往往都是垄断的,你想分其中一份羹,就等同于抢别人的生意,抢黑人的生意只是竞争,抢同胞的生意,就会被打被杀,别说我扯蛋,出来前自己好好调查,不是真正信得过的人,别太相信,特别是一边发货一边接货的生意,货发了,对方称未收到货,而是把货吞了,这很正常,在非洲,收不收到货,经常是无据可询,人家随便一个理由就可以打发你。 3、黑人虽然懒,虽然笨,但是,不要不把黑人的生命当生命。所以,请那些想到非洲开诊所的同胞别那么缺德,别当厨师的也出来开诊所当医生,别连针都不懂打就装13装得很专业似的,更别医死了人还不知死,依然挂着“中国诊所”的招牌到处招摇撞骗。什么高维生素针,什么人参针,除了这些针,你们还会打其他的吗?没错,这些针打不死

人,而且还可以赚很多医药费,但是,如果总拿这些针忽悠黑人,甚至忽悠同胞,那么,真正的病被耽搁了怎么办?做人要有道德观,做医生更需要医德,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4、诊所和餐厅是同胞在海外最喜欢做的两种生意。餐厅可以做,但是卖淫的事就别搞了,除了菲律宾酒吧外,非洲中亚洲酒吧就属中国酒吧最多了,搞得黑人把所有的黄皮肤人开的酒吧都以为是中国酒吧,甚至有朋友稍微穿得性感一点都被误以为是卖的。你想卖淫,怕丢脸,可以跑到离家乡远的省份去,犯得着一定来非洲吗?有些人不但到非洲开妓寨,而且还要拉上一些国内的无知少女来,有些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外甥女都骗,这还是人吗?而那些无敌的少女被拉到非洲后,连爱滋都不懂得是什么,黑人的生意也做,俨然不知道非洲的很多国家爱滋病患率有50%以上,一些红灯区甚至在75%以上,想想那些喜欢出来玩的黑人,身上患病的几率有多少就清楚了。而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更是一个傻13的组织,拼命吹捧保险套的妙处,避孕都不是100%,何况爱滋呢,搞得所有的小姐都以为有了保险套,爱滋就能百分之百杜绝一样,这不等同于自杀吗? 5、如果你决意来非洲了,那么,请作好准备,作好孤身奋战的准备。在非洲,既然来了,就要好好地活下去,如果你是外派的,可能有公司护着你,为你排难解纷,但是,如果是做生意呢?如果你确认你可以自己解决,那么,没问题,但是,犯法的事就别干了,别存在侥幸心理,黑人别的不聪明,贪污钱的本领可大。有什么事,即使你有理了,

五种现代生活方式解析

五种现代生活方式解析 由意大利新世家中心提供,与欧美等国家接轨的国际先进流行的生活方式,是此次巡回展的主要内容。 1、Minimalista 简约主义 崇尚这种风格的人或者是智者,或者是实用主义者。他应该是个务实具体,同时也具有强烈个性的人。这种风格体现一个生活概念:简单而高贵。 2、Hi-TeCh 高科技 这种风格具有浓厚的前卫气息,主要适合于年轻人。选择这种风格的顾客可能会对现代文化具有比较浓厚的兴趣,在他的性格中具有着与生俱来的对身边进步事物的敏感。 3、Original&Creative 原创精神 选择这种风格,意味着完全自我,充分放纵自己不理性、缺乏逻辑的一面.让自由、原创的现代艺术气息充满整个家庭。 4、Soft 温和主义 这种风格适合于成熟年龄的客户,特别适用于那些性情温和又喜欢情调、时尚、不放弃功能性的客户。这是一种带有明显引导意义的风格,这种风格背后代表着常人难以企及的状态:平和理性为人处世之道,注重教养、地位、学识的家庭气氛。它永远不会过时。 5、Youth 年轻 这样的一种家居风格里,你永远找不到任何繁复和奢华,品味与时尚却是必不可少的一道风景,在这里,你可尽情舒展身心、舞动生命,所有的一切会以最直白坦率的方式传递给你一种自信和源于生命的精彩 2002/2003国际生活方式巡回展 在已形成成熟的城市新兴白领阶层的城市,以具体直观的方式展示阳光100所倡导的国际化现代化时尚生活方式,让消费者用亲身体验来感受和理解全新的生活方式,通过营造真实的家居生活氛围,对其形成强烈的感染力和冲击力,引起共鸣和向往憧憬,从而达到传播崭新居住文化、引导居住观念和价值取向的目标,为阳光100的品牌推广奠定坚实基础。通过此次活动高屋建瓴的引导,扩展企业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在全国各重要城市树立“非常有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完全可以信赖”的企业形象。向广大消费者传播这样一种理念:阳光100始终将“倡导和创造面向未来的,国际化现代化时尚生活方式”作为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创造居住文明,传播时代文化”是阳光100的理想与追求。 此次巡回展是阳光100“不断地创新服务方式,为客户提供超一流的、时尚的、高雅的、最具品质和独一无二的服务”这一服务理念的又一次全新尝试。 面向未来的生活方式 随着我国加入WTO步伐的加快,经济全球化必然对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我认为只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衣食住行的变化

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道路上最重要的突破点之一,它突破了发展道路上的瓶颈,从而打开了新的界面,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为这块有着5000年文明的神奇土地注入了更新更强的生命元素,使其活力倍增,从而使中国在各方面得到了质的飞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生活现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品质显著提高,尤其表现在物质方面。此次调查,我们以北京三间房地区的部分居民为调查样本,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调查得出三间房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的生活变化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改革开放,服装业,小康,居住条件,交通工具

本次调查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式,小组的六个成员利用小学期的在校时间讨论设计出问卷的内容,并走访了北京三间房地区,一共发放问卷100份,收回的有效问卷为94份。利用所学的统计学知识以及spss 统计软件将94份问卷的答案作以描述统计,得出了相关统计结果。这些统计结果着实为我们的调查报告提供了科学可靠的数据和有力保证。通过落实调查的各项环节,我们从中收获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与此同时,对于改革开放这一创举的理解更加深入,受益匪浅。 一、中国激荡30年:从“衣”看生活变化 80年代初期及目前老百姓买衣服场所对比 020 40 60 80年代初期目前目前老百姓购买衣服场所自己做 集市 小服装店 大商场80年代初期老百姓购买衣服场所 自己做集市小服装店大商场

显然,改革开放以后,渐渐没有了布票,做衣服已经不是很普遍,更多人是去小服装店或者大商场买衣服穿,集市的数量也有所下降。 在服装的样式与质地方面,上世纪70年代,全国大量进口化纤设备,引发了国人在“穿衣”上的革命,挺阔不皱、结实耐用的“的确良”代替了统一的“灰色装”、老样式,人们的穿着从这个时候开始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当时买布料要凭布票,一张小小的布票,悄然影响着人们实用主义的审美观,“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人们的穿衣习惯。跟棉布相比,“的确良”布挺阔不皱、结实耐用,因此即使价格不菲,也挡不住人们对它的追捧。追求“时髦”的日子上世纪80年代,勇于尝试的青年人穿上了有踩脚带的弹力健美裤。歌舞片《霹雳舞》的火爆,又带来了流行装束蝙蝠衫。蝙蝠衫式毛衣的宽松,也打破了毛衣外再罩外衣的旧习惯,开创了内衣外穿的风气。从“的确良”到“涤卡”,从绿军装、喇叭裤到蝙蝠衫、健美裤,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的思想中已注入了“时髦”的情绪。服装市场和品牌专卖一步裙、露脐装、吊带衫、半截裤、破洞牛仔裤、松糕鞋,哈韩族的肥裤子、掉裆裤,上世纪90年代的女性几乎没有什么不敢穿的,也几乎没有什么衣服能让人轻易满足。而男性服饰其实也在悄悄改变,休闲西服已是常见不过的衣服,与此同时,外国品牌陆续进驻中国市场,从皮尔?卡丹、鳄鱼到耐克、阿迪达斯,即使这些牌子并不是人们记忆中了不起的“国际顶级品牌”,但它们进入中国早,留给国人的印象也是最深刻的。90年代,人们在与世界名牌的初级对话中,学会了追逐“品牌”,慢慢拉近了中国高端服装与世界的距离。这时的人们买衣服已经有了明确的地点:要么去服装市场,要么进品牌专卖店。21世纪初:时尚搭上了中国风随着千禧年的钟声在24个时区接连响起,此时的中国人,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青涩、手足无措,变得张扬而自信。青年人习惯用“混搭”创造独一无二的个人服饰。随英伦、波西米亚、OL等服饰风尚先后刮起,旗袍、唐装、汉服也卷土重来。表象背后则是“时尚循环”之手在幕后指引。 二,中国激荡30年:从“食”看生活变化 有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可以说人们将“食”作为生活的最低标准,同时人们也将“食”作为生活的最高追求和享受。粮票是当时解决温饱的重要物品。 我们在三间房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时,不仅仅做了派发了问卷,还也结合了附近老人们口述的生活经历。 因为生产力水平不高,物质供应紧张,需要用票证限制人们的购买力。一直到八十年代,粮票还在使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粮食供求走向市场,粮票消亡成为历史的必然。如今这些时代象征已经成为收藏家手里的珍品。 当然,从“食”的变化中,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贫富盛衰,可以体味社会历史的变迁。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蔬菜紧缺,在吃不饱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以胡萝卜充饥。由于缺乏最基本的营养,人们都有些浮肿。窝头和咸菜,对人们来说都不陌生。三十年前,那是主食。当时有许多中国人正为填饱肚子而发愁。当时,三间房乡的人们和许多农村居民一样,为了填饱肚子,甚至吃过树皮和谷糠。因为饥饿,许多居民腿一度出现浮肿。玉米面、高粱、红薯,能吃饱就不错了。如果家里的孩子多,就只能喝稀的。即便在城市里,“粮荒”也会经常在月底不期而至。 直到一九八三年,百姓家里的面粉、大米才开始多了起来。那一年,稍晚于城里人的中国农民,整体生活水平达到了温饱。但这一年,在中国儿童的世界里,加了一点糖的冰块,还是会让他们流口水。纠缠父母好久才能得到的饮料,在小心翼翼地喝完之前,会在小伙伴面前“炫耀”很长时间。而他们手中简易塑料瓶里装着的,往往只是在开水中加了一点糖和色素。

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解放日报/2007年/4月/29日/第008版 思想者·连载·广告 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许纪霖教授在上海政法学院的演讲 近十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许多人对当代中国的复杂现象迷惑不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自我认同的?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和公共文化又是什么?这一切,都是我们无法绕过的大时代中的大问题。 为什么富裕地区庙里香火旺 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便是神圣的超越世界的崩溃 当代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了现代化。所谓现代化,从精神形态而言,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述,这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是一个除魅的时代,是一个价值多神的时代,是一个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的时代。 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无论欧洲还是中国,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上,都有一种超越的神圣价值。这种神圣价值,或者以上帝这样的人格神、造物主、意志主宰的形态存在,或者以天命、天理、良知等形态出现。这个神圣世界,提供了世俗世界的核心价值、终极关怀和生活的意义。然而,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便是神圣的超越世界的崩溃。世界进入了一个韦伯所说的祛除神魅的时代。人替代超越之物成为自己精神的主宰。人们的终极关怀、价值源头和生活的意义不待外求,而要从世俗生活本身自我产生,精神生活开始走向世俗化。 当超越的神圣世界失落之后,世俗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公共文化的共同基础是什么?这些本来都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如今都发生了问题。 社会的主流思维模式从传统社会的价值理性逐渐转向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人们考量生活和行动的重心,不再是衡量其有何终极性意义,而是作为达到特定世俗目的之手段,是否有效和合理。人的精神生活不再追求超越的意义,达到上帝的彼岸,或成为现世的道德圣人,而是看其在现实生活中占有了多少具有社会象征资本的稀缺资源。由此,个人的自我理解也发生了变化。这一物欲主义的世界观和个人观,在一个生产欲望、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之中,便呈现为消费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 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这一彻底的、全面的世俗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精神现象,目前正借助经济、文化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大潮,正在向全世界蔓延,也深刻影响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和全球化大潮中,世俗化大潮铺天盖地,不仅垄断了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且也侵蚀到精神生活领域。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市场的金钱逻辑成为生活本身的逻辑,在全球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支援下,物欲主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价值观,侵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为什么一个千年礼仪之邦,一旦进入世俗化社会,物欲主义的出现会比其他世俗化的发达国家更凶猛?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中国在进入世俗化社会的时候,宗教同时发生了衰落。一旦市场经济激发起人性中的原始欲望,那种没有灵魂的、赤裸裸的物欲主义便很容易迅速弥漫。 物欲主义的价值观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即便在当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了主流地位,但与以往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相比,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它不具有超越和神圣的性质,无法成为一套进入宪法、教科书、宗教、公民教育等主流建制的冠冕堂皇话语。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实践层面,它已经被公众默认了,成为不言而喻的“潜伦理”、“潜规则”,但永远无法登堂入室。于是,物欲主义便自我包装。在当代传媒和广告所呈现出来的物欲,都不是直观地、赤裸裸地呈

中国居住生活方式研究13个观点

居住幸福感 人对居住生活存在不同需要,而这些需求具有连贯性,人居住的显性需求直接决定住宅的设计,深刻研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发掘未满足的需求和潜在需求,成为改进住宅设计、提升产品品质的有效手段。当人的居住需求得到基本的满足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从显性需求的门卒逐渐向隐性需求的满足转化,从基本居住功能到审美进而到内心情感如此逐级上升,成为推动住宅设计进步和提高的内在动力。在这种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产生出一种“高峰体验“的情感,呈现和谐、满足的状态,产生预约、放松、属实的感觉。而再不居住环境的引导,就可能或更容易在人的内心中产生或加强这种情感体验,正如人在明亮整洁的房间比在简陋脏乱房间更富有积极健康的心态和情绪,而居住生活中这种体验,称之为“居住幸福感”。 “居住幸福感”成为中国中产阶层最重要的家庭意识 “中国居住生活方式研究”项目通过对1652户中国一、二线城市中产家庭的8种维度34个因子的家庭一是测试后发现,最受目前中国中产家庭重视的是家庭幸福意识(见表1)。 最基础的居住幸福层级,自然生长也是自然有序生态,强调在空间与产品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居住者的关键因素,尊重家庭与居住的基本规律,通过套型与人的有机结合,满足家庭各生活阶段的主要需求。在最初进行户型设计的时侯就将未来家庭发展、居住需求变化因素提如空间布局、人身健康和衣食起居是空间规划和功能设计的基础需求,避免灾害、前考虑,实现空间与人的相互关联协调。获取生存安全、采光、通风、收纳、动静分区和家具动线等都是直接影响居住者的基础幸福感受。物与空间给您更多是去辅助实现居住者的日常生活起居,满足其健康、安全的成长需要。 可变的套型1 日新月异观点研究发现:)2家庭从单身阶段开始,到退休养老阶段,每个阶段的家庭,都由其特定的家庭活动特点及空间和功能使用需求(见图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不同空间和功能需求,直接决定了对户型的要求。家庭全生命周期的理论提供了一个了解家庭对户型设计发展脉络的线索。 我国的家庭生命周期大约50年的时间,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对空间和功能的需求差异很大。 当居住者的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时,房子能否变出不一样的户型,适应不一样的家庭结构呐?根据适应入住后家庭状况变

中国历代人口数量及变化的因素

中国历代人口数量及变化的因素 中国的人口数量,现存最早的一项全国性和分政区户口统计数为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6000万,此前只留下零星的地区性数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实施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民国期间也做过多次人口调查,但直到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中国才通过科学的普查,获得了除台湾、港澳地区以外的准确人口数字。 下面根据有限的原始资料和目前的研究水平,对中国人口历史的发展作一简单概述。 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口数量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时,秦朝的人口估计有3000万或更多,但到西汉初大约只剩下1500万至1800万,至西汉末的公元2年增加到6000万。王莽时到东汉初,总人口下降到3500万。到东汉后期的永寿三年(157年)稍后,才重新突破6000万。 从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到220年三国鼎立形成这个期间,人口损失估计达60%,仅存约2300万。4世纪初的西晋约有3500万。此后南北分裂,北方进入十六国时代,人口多次出现大幅度下降,直到隋朝重新统一后的大业五年(609年),才恢复到6000万左右。 隋末的战乱,造成人口降幅超过50%,到唐初仅有2500万。至安史之乱前夕的755年,又增至约9000万,达到新高峰。唐后期和五代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到960年宋朝初建时估计只有4000万,其境内仅3000万左右。 北宋时期人口持续增长,大观四年(1100年)境内人口超过1亿,辽(金)、西夏、大理等政权的人口合计也在1000万以上。两宋之际的战乱使人口大幅度下降,但此后南宋和金的人口都有增长,至13世纪初,宋、金、西夏、大理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合计已超过1.2亿。蒙古灭金和西夏造成空前浩劫,北方人口损失高达80%,仅剩1000余万。元统一时实际人口约7000万。到14世纪中期增加到8500万左右。 明初的人口不足6000万。但到17世纪初,全国人口已突破2亿。但明末的天灾人祸和清初的残酷战争,又使人口降幅达40%,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估计已降至1.2亿。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恢复至1.5亿,以后很快破2亿大关,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创造了4.3亿的新纪录。太平天国起义和清朝的镇压,导致南方人口稠密地区的巨大损失,人口下降超过1亿(最保守估计也有五六千万),以至到1912年尚未恢复到1850年的水平。1953年新中国人口普查结果为5.8亿(不含台湾、港澳)。 中国的人口数量在世界人口总数中一直占有很高的百分比。除了东汉末年处于人口低谷、所占比例可能略低于10%以外,其余历史阶段占世界人口比例基本都在20%以上,一般在30%左右。 中国历代人口变迁的特点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人口数量的衍变,具有以下一些明显特点。 1、增长缓慢。从公元2年的6000万增加到1850年的4.3亿,总数仅增长了7倍,年平均增长率仅约1‰。

中国人的生活态度

说到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就不能不说到我们儒家的文化。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佛的避世,道的超脱,法的阴狠,阴阳的术数,墨的摩顶放踵,都没有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关注国事民瘼的济世心怀、注视立身上事的道德形象对中国人的影响大。正因为如此,很多中国人,哪怕身处绝境,也不会轻易地悲观绝望,他们坚信天无绝人之路。现代哲学家加缪指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自杀问题。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否极泰来,赛翁失马,中国人有的是自我平衡的种种教条和绝招。 悲苦中的西方人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作心灵的依托。而失意的中国人没有这个灿烂的背景作阴郁心境的光源,便只好依靠自己,从现实中自我肯定和激励,有时也只能掩住深刻之悲情在强颜的欢笑,咽泪而歌,饮血而唱。其实,这不是更深的悲苦么?不过,太理性的生存方式,使中国人即使心空万物,却仍能流连人世;即使人生如寄,依旧还一往情深。因此,中国人很难做到一了百了,也很难做到超验脱俗。他们中没有真正的隐士,有的只是故作洒脱的智者:他们中没有彻底的悲观者,有的只是念念不忘东山再起的俗子。他们总是会在理性的判断后寻找到属于自身的一丝慰藉。所以,中国人信奉的是提得起放得下,倡导的是能屈能伸,这就很容易演变为处为人上的能方能圆的世故和滑头。而好死不如赖活这样的话,就有很浓很烈的无赖流氓气息。 中国传统文化很强调依靠自我,很推崇自力更生的生活态度,以至于中国传统的和尚也比印度的和尚更能提倡劳动自助。印度的和尚是完全靠化缘过日子的,中国的和尚却还有自己种的土地。这也反映出中国的宗教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满了温暖的世俗气息,在寺院中也弥漫着居家过日子的隐约氛围。无疑,这与儒家的只有此岸没有彼岸不无关联。因为没有彼岸,所以坚信成佛靠自己,哪怕在寺院中修练也不能超然于现实之上。因为没有彼岸,所以很多时候就远离幻想远离形而上的层面。 浸透了儒学的中国人,是很温暖、很感性、很实际的一群人,少有垓下之刎的壮士,多的是卧薪尝胆的英雄;少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大悲悯,多有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小情怀。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呈现的是中国人的无奈但又很会释怀: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展露的是中国人的故作达观 在基督教那里,空间化的时间终止在上帝的怀抱中;在中国人这里,空间化的时间终止在人的怀抱。一个是多个世界的时空,一个是单个世界的栖所;一个是非理性又排除日常情感体验的超然状态;一个是既融化理性又接纳日常情感体验的世俗生活。中国人既无上帝的怀抱可以偎依,又无迷幻的来生可以向往,更无瑰丽的天堂可以进发,便只有老老实实争取现世的权财欲、亲子情、男女爱、朋友义、故国思、家园恋、师生谊及林林总总会使生活幸福的利益。当然,中国儒家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同众多的文化一样,不乏矛盾丛生之处。 儒家文化导致了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是,上不沾天,即不向往天堂:下不着地,即不惧怕地狱。他们脚踏着土地,关注着自己的脚印,想到的只是赶快回家,在那盆炭火边温暖自己的生命和人生。家是他们的起点,也是他们的归宿。他们即使仰望星空,看到的也只是温馨的仕女形象一一嫦娥,让一个误服了药的凡间女子维系住天与地的关联。在他们的意念深处,一切都不可能与大地截然分割开来。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永远生活在自己的屋顶之上,永远在离自己家门口很近的地方走人生的征途,完成着生命的种种仪式。 梁漱溟先生称:孔子的学说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也就是说,了解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也就大体了解了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态度。

二十四节气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539502687.html, 二十四节气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 作者:申赋渔 来源:《饮食与健康·下旬刊》2012年第04期 虽然许多民俗以及文化学上都会提及二十四节气,许多地方还保持着以节气指导农事的生活方式,但却少有人真正关注到二十四节气的丰富内涵和文化价值。 二十四节气,源于商周,确立于秦汉。在今天,那些关于人与天时、人与大地的故事,已成为对于永远逝去的田园牧歌的追忆。 立春 (阳历2月4日前后)立春要迎春神、“打春”。“打春”就是打土牛。在鼓声中举起柳条,鞭打土牛。柳条长24寸,寓意一年的二十四节气。街边的小商小贩们吆喝着卖小泥牛。小牛四周,点缀了许多泥捏的百戏杂耍人物。孩子们的腰间带着绢制的春娃,寄托着妈妈的祝福。 雨水 (阳历2月19日前后)年轻的母亲,抱着睡眼惺忪的孩子,早早就站在了路旁。当第一个路人经过时,母亲迎面走去,让孩子给他磕头,认他做干爹。新婚的女婿,会在这一天为岳父岳母送上两把缠着一丈二尺红带的藤椅,对他们将自己的妻子养育成人略表谢意。岳父岳母会回赠他一把雨伞,让他为妻小出门奔波时遮风挡雨。 惊蛰 (阳历3月5日前后)人们会在门槛外面撒上石灰,警告蚂蚁小虫,不许上门。小孩子呢,要拎了铜铃或是铜盘,跑到自家的地里,沿着田埂边敲边唱:“金嘴雀、银嘴雀,今朝我来咒过你,吃我家谷子烂嘴壳。” 春分 (阳历3月20日前后)春分不只是要种树,还得卷起裤腿下到池塘去栽藕。麦子在这一天也开始拔节,得赶紧施肥。孩子必须在村里找到一种叫做“佛指甲”的草,把它栽在小盆里,在爷爷的指导下,放到屋顶上,能消灾避火。孩童们还要把一只只汤圆戳在竹竿的顶端,扛到地里,再一根根插在自家的田埂上“粘雀嘴”。希望糯米做的汤圆,能粘住偷食的雀儿的嘴巴,让它受个教训,今后不再敢来。 清明

从衣食住行喜看家乡新变化

从衣食住行看家乡xx新变化 尽管近年来物价飞涨,生活多变,尤其对于我们这些60年代末出生的人来说,上有老要赡养,下有小要抚养,家庭负担日益沉重,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无论是大到国家,小到我们老百姓的小家,似乎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能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当然还数我们的日常衣食住行吧。 衣着由老土到时尚。生于六十年代的我,在记忆中那时的衣服色彩很单调,样式很老土。如果翻开以前小时候的照片,看到清一式的灰色底调大家都会哑然失笑。记得我小时候的衣服做得很大,因为我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妹妹和弟弟,我穿过的衣服还能让弟妹接着穿,如果哪一天衣服实在穿不上或无法穿了,父母省吃俭用在过年的时候给我们做一身新衣服,那才叫神气啊!我记得我直到八十年代初,在县中读高中时才穿上平生第一套卡叽中山装。现在可不同了,人们穿衣服,讲究品牌和时尚,我的女儿读初中时就非品牌不穿了。现在走在家乡城镇大街上,用五彩斑斓来形容人们的穿着毫不为过,就连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也很少穿中山装了,西装、休闲服已成为人们的时尚,市场上服装门市永远引领着人们的穿着潮流。各式专卖店彼此起伏,国内外名牌已不再是新鲜事物。 食物由求饱到求精。我记得七十年代我刚上初中时候,有一次姑父送来一盒天津点心,从未见过如此精美的食品的我和妹妹、弟弟都争抢着吃,三下五除二就消灭得干干净净,最后连掉在桌上的碎渣都用手指头沾着舔干净了。我当时想如果能天天有点心吃,那真是活在天堂了。到了我在灌南中学读高中,已是八十年代初,那时住校生每天自己蒸饭,一大桶汤里漂着几片肥肉片,人人都争抢着吃,现在想想都觉得好笑,但是在物质生活匮乏、生活条件不易的年代,这都是真实的,也是当时贫困生活的写照。如今家乡农工商超市、家得福超市、乐客隆超市、时代超市等一批批超市相继开张,我每次带着爱人和女儿逛超市,货架上各式各样,包装精美的点心已吸引不了我的眼球。面对物产丰富的市场,我们已不仅想吃什么买什么,更注重讲究营养均衡,荤素搭配,粗细结合了,还要讲究多吃蔬菜水果,少吃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我的女儿去年在外地上高三,每周各种花样的食物都直喊无味。每逢周末去看望她,

中西生活方式的差异

1、表达 个人观点时 点评:中国人在表达个人观点时,总喜欢拐弯抹角。“是”时不说“是”,却说“不是”。“不是”时不说“不是”,却总说“是”。看官不如仔细想想自己生活中发生的实际状况。并且,最有趣的是,一个中国人如果像那老外那样直来直去地说出自己的观点的话(如上图所示),则会被认为“没有城府”,属于“直肠子”,是要吃亏的。事实上,中国人的处事哲学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话到嘴边留半句”。因此,在老外眼中来看,中国人表达意思时,总令他们费解。而中国人的这种文化传承,对所谓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来说,很有好处:可能自己没什么水平,却可以整天装深沉,装X,话说一半就停,结果很大程度上,让人感到此人水平真是了得! 2、生活 方式 点评:中国人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热闹,生活方式在老外眼中看来,就是如图所示,永远喜欢有人陪,永远不喜欢独处。而且,认为一个人总是独处,那这个人可可怜了。老外却正好相反,他们总喜欢独来独往。假如有人总是没有任何目的地,只为陪而陪地过去陪他们的话,那会让他们感到自己的个人空间受到了侵害。此外关键是,他们在独来独往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人山人海地相处时得到的同样的快乐,甚至更多。

3、准时 点评:老外(主要是欧美西方人?)对于时间观念十分强。而汉语里关于时间方面的词句,最发达的就是:差不多,还行,基本上那时间吧,等等。如果与人相约的话,很多中国人最习惯的说法就是:上午吧,下午吧,晚上吧,等等。至于具体几时,则要根据两人对时间的感觉而定。如果与老外相约,则老外必定会加上一句,上午几点?下午几点?晚上几点?等等。“不准时”以及“没有时间观念”,几乎可以成为“中国人”的代名词了。 4、人际关系 点评:看到右边这幅画,我不禁哑然失笑。可不是吗?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关系”。过去叫“关系”,现在有人玩新词,不再叫什么“关系”了,改称“人脉”。叫什么也不能改变其本质特征。正如“第三者”的女人,旧称“破鞋”,现在叫“第三者”一样,尽管换了称呼,意思还是一样。很多老外到了中国之后,也染上找“关系”的毛病,不停地在国人面前玩namedropping(吹牛X),说自己认识认识某某等,以表示自己在中国的“人脉”很好,“关系”很多。看来,这种习惯像流感,传染性极强。

衣 食 住 行 的 变 化

衣食住行的变化 学校:栾川县实验中学 班级: 七一班 组长:吴冰洁 组员;李鑫党钦鲁会强 搜集资料:李鑫 整理资料:吴冰洁党钦 打印文字:鲁会强 拍摄图片:吴冰洁 辅导老师:贺玲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全国人民脱贫致富走上了小康之路;到今年,我国改革开放已经整整三十年了。接下来我为大家讲述一个个时代的变迁所引发的故事吧。 时代的巨轮已经进入2012年。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不断提升着百姓的生活质量百姓的衣食住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从栾川这一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到巨大的变化。 衣注重追求品牌和时尚 衣食住行。服装是一种时代的标志,也是一幅幅穿在身上的历史画卷;从衣着穿戴上,就可以寻找到时代变化的脉搏。听父母说,他们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母亲一针一线亲手做的,所用布料是凭布票到供销社购买的。大人们做衣服时尽可能缝制的宽大一些,让孩子随着身体的成长能多穿几年,是在穿不成了就缝补一下再给小一点的孩子穿;所说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正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他们一年四季的服装都是当时农村最具特点的对襟袄,大裤裆,脚上穿着千层底;颜色更是单调,基本就是黑,蓝,灰,绿,等几种颜色;在膝盖处,袖肘处,往往会补上补丁,补丁上在摞上补丁。为了省布料,一身衣服吧,可以拆补着穿。春天将棉衣拆成夹衣,夏天把夹衣改成单衣,秋天单衣再改成夹衣,冬天把夹衣改成单衣。然而这一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家乡人衣着打扮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他们开始四季穿着分明,开始随时代而变换款式,开始追求时尚,几乎和城里人没有了区别。过去穿衣上的捉襟见肘,已成历史不复存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繁荣,商业信息的发达,人们穿衣的

中国人生活中的三大怪圈

生活中的怪圈 迟雅 大自然中有许多让人琢磨不透的怪圈。社会生活中,也有许多怪圈,而且这种怪圈古已有之。年长一点的人都知道,辛亥革命以前的妇女几乎要都裹小脚,以至于我们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个歇后语: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裹小脚是件很麻烦、很痛苦的事情。很好的脚,用白布紧紧地裹住,缠成了一个地瓜型,因此叫地瓜脚。令人不解是,这种惨无人道的东西,竟然成为一种时尚。在那个时候,女人以脚小为美,比较著名的有“三寸金莲”。因为脚大了不好嫁,所以,女人及其女孩的父母们忍受着肉体和内心的痛苦实施裹脚酷刑。据说那个时候,女人在出嫁时刚一下轿,头上蒙着盖头,人们首先要看她的脚,如果脚是小的,吹鼓手就吹细声细调的曲子,予以赞美;如果是脚比较大,就吹粗声粗气的带有讽刺意味的曲子。可见这种怪圈文化已经浸透到人们的脑髓里了。有谁敢不进入这种怪圈!不仅是平头百姓没有力量和勇气抗拒,就是皇帝也表现得无能为力。康熙可以算上是千古一帝了,可是,据说康熙当年就曾主张“天足”,可是由于怪圈的力量,没有推行得了。天足理想也只有在满足人中实施。今天,如果想检验一个人是否是满族,重点看一看他的脚趾就能断定个八九不离十。因为汉族人的小脚趾甲盖都不是囫囵的,这是因为祖祖辈辈裹小脚造成的灾害。真是让人想不到,这怪圈的贻害还源远流长!

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要稍加注意,就可发现一些怪圈。比如赶礼,许多人因为赶礼闹得不得安宁,但是又不能不赶,有时一天要去好几家随礼,赶路搭车,因此叫赶礼。急着要做的事情一大堆,不得不暂时放下,因为要去赶礼。礼多人不怪,人情大似圣旨。尽管大家都有腻烦心理,但是又不得不在这个怪圈中奔波,尤其是当自己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时,更是一丝不苟。社会上每个人似乎都是怪圈上的一个点。这些点连成了线,线围成了怪圈。有权有势的人想借用操办给自己收礼创造一个合理化的机会,平民百姓想借用这个机会减少以前和以后常年赶礼的损失。因此,大事小情,都要给亲亲朋友一个“信”。结婚有婚宴,生孩子有满月宴,过生日有寿宴,盖房子有上梁仪式,搬新家有乔迁温锅,上大学、上中专、上职高有状元宴…… 古今官场上也都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怪圈。为什么要当官?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社会价值。可是,怎么才能在官场上混得好呢?又拍又送,提拔重用;不拍不送,原地不动。升迁本来应该靠德能勤绩,然而你会发现频频杀出“黑马”,多半是裙带关系或者权钱交易。钱从哪里来,对于工薪阶层来说,路是明摆着的。为了堵住这个路,国家党政机关中有纪律检查委员会,有监察局,有反贪局……很多官场上的后生,原本是很清纯的,后来被“逼良为娼”而就堕落了。一开始是小打小闹,后来是一不做二不休,再后来是贪得无厌,道德沦丧。当官的初衷本来是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本来是想名利兼得,结果是利还可以,名却腥臭。陷入了做人与做官的双重怪圈。再严重的,东窗事发,全栽了。

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图谱及十种生活方式

当代中国人梦想及价值图谱 中国梦的标准 国家梦是基于个体梦的,在一个个体没有梦想的国家,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家梦,只有在个体梦想丰富并且有机会实现的国度里,国家梦才有可能孕育。国家梦同时又是超越个体梦的,个体梦表现形式纷繁多样,国家梦的内涵却是人们普遍向往、信奉和追求的。当前代中国,国家在发展和富强,社会更有序、更开放,个人的财富在不断增加和积累。中国可以支撑和包容越来越多普通人形成梦想并实现梦想,整个社会也因梦想的蓬勃丰富而更有活力与魅力。 美国梦不仅传达了“自由、民主、平等”的制度理想,更表达了“只要奋斗就能成功”的个人梦想。她让人们相信,美国是实现梦想的沃土,只要你肯努力,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的种族和出身,你都有机会改变命运、获得成功。这一梦想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并让他们引以为豪,而且吸引了众多其他国度上的人们,来到这块土地上追逐自己的梦想。 那么,中国梦是什么? 被很多人热衷、谈论、并津津乐道地追求,是中国梦吗?能让人们在想到它的瞬间就感受到兴奋,激动和力量的梦想,是中国梦吗?能让人终身追求,付出所有的智慧、汗水和生命能量去实现的梦想,是中国梦吗?能让人放弃个人利益,甚至倾其所有,让后代变得更好,让他人变得更好,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梦想,是中国梦吗?所有这一切,是心愿,是目标,是个人理想,是希望……它们都有中国梦的特质,但不是中国梦的全部。 概括起来,中国梦应具备以下四大基本特征: §社会认同度:她是很多中国人内心深处最深切的渴望,是一种源于对中国社会制度条件和文化认同的信仰,是超越了个体而对某一群体带有普遍驱动力的能量; §情绪激励性:她所描绘的愿景能极大激发和调动人们的热情,人们为她激动兴奋,为她彻夜辗转,为她燃烧所有的生命热情; §行为驱动力:她让人们看到生命的指向,行动力的来源,人们愿意为了实现她而进行持久的努力和奋斗,不论遭遇何种挫折和挑战; §效果变化性:她让人们找到追求的起点,并在实现的终点享受成长、变化、发展的快乐,体验被他人和社会认同的满足和愉悦。 当前阶段,中国人的梦想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归纳起来,主要有7种典型梦想。综合考虑各类梦想在四个特征维度上的表现,我们可以发现:“财富梦”在当前被普遍认同和接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财富是美好的,只要

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及现状

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及现状 一、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 中国人口的发展同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人口发展已经结束了高增长的历史,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二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发展逐步走向有计划、可控制的平稳增长时期。这两个不同发展时期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化上,而且还表现在人口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上。 (一)人口总量的发展 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可以把中国人口总量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第一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得不到发展,人口发展缓慢,明显呈现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人口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征,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维持在高水平,从而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的人口高增长状况。194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5.42亿。到1957年,死亡率下降到了10.8‰,而自然增长率上升为23.2‰,总人口达到6.47亿。1949—1957年的八年间,人口净增1.05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2、人口低增长阶段(1958—1961年)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1960年进一步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3、第二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62—1970年)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好转,人口发展的不正常状态也迅速得到改变,人口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最高达到43.6‰,平均水平在36.8‰;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稳步下降,1970年降到7.6‰。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净增人口1.57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构造(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构造(摘要) ——陈学明我首先说一下,今天的讲座主要研究和探讨什么问题。德国诗人海涅讲过的一句话:“每一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一步。”那么当前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和我们世界所面临的最大的课题是什么呢?有人说主要是“发展”问题,我不完全赞同。当代人类面临的问题,表面上是发展问题,实际上是人的生活问题。从全世界范围来说,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人类基本上是按照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现实主义、个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价值取向生活的。但是现在我们到了反思的时候了。我们要不要换一种价值取向?要不要换一种新的活法? 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只能是社会的精英来思考。当今中国有三大精英:行政干部、领导,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我认为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在企业家。当代中国的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应该承担起民族的使命和历史的使命。当代中国的重要问题是,要闯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要寻找到中国人自己的生活道路。所以今天我这个讲座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如何构建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如何构建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在正式进入演讲之前,有几个概念必须要澄清。 首先是什么是文化?按照文化学奠基人泰勒在的《原始文化》中定义,所有东西都可以包容下文化这个概念之下。文化就是人化,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文化与人化,揭示了人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文化这个定义,我们要把握两点。第一,文化与生活方式密切不可分。第二,我们不要把文化看作一个静态的实体,它是一个包括了静态实体的动态过程。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中国的博物馆”,而是我们提炼出来的一个动态的,影响我们现代的思想资源。它不仅仅是跟中国传统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还跟我们当下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下面是生活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中生活的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和在一定的价值观念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需要的生活活动形式和行为特征的总和。”这就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有三大要素:条件加主体加形式就是生活方式。生活又可以分成两类,人类的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我们今天的讲座主要是围绕如何建构日常生活展开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人获得了很多的成果。其中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日常生活获得了合法性。但是中国人又走向了反面。我们不珍惜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彻底丧失了它应有的意义。日常生活世界成了一个无意义的世界。所以我们需要反思怎样才能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 那么我们人类的日常生活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最主要的是五大要素。第一个问题是劳动。劳动是生活方式的第一内容。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守望相助;田园牧歌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劳动的看法。白居易的诗和陶渊明的名句也反映了传统文化中劳动的状态。古代人并没有把劳动仅仅看作是谋取生活资料的手段,他们还希望在劳动过程中获取某种欢乐,他们把劳动等同于消遣。 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100多年的历史,在劳动问题上,中国基本上实行西方化。劳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谋取生活资料,组织劳动的过程就是要谋取最大的效益。这样人们在劳动过程当中,实际上仅仅是作为工具在起作用。这就产生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劳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的目的是否仅仅为了创造物质生活资料?劳动的组织是效率优先为宗旨,人们的劳动过程本身是否也会充满着欢乐?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值得我们重视。马克思提出劳动对人类主要的意义就在于,劳动能满足人的三大需求:生存、发展和享受。在劳动过程当中,人得到实现,获得幸福。但是人们往往拼命从消费领域寻找满足,而不知道人的幸福感跟快乐感主要是来自于劳动过程。作为一个企业来说,要把企业建设成为具有文化涵养的现代企业,第一个要求就

中国人口转变理论

当代中国人口转变的理论分析 专业: 指导教师: 学生姓名: 学号:

摘要:中国人口转变发生在中国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中国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最初的死亡率下降得益于新中国的建立,公有制的分配制度和医疗卫生体系有效地降低了农村婴儿死亡率。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迅速下降,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中国人口转变是在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国家人口政策控制之下发生的。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关键词:中国人口转变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一、概念: 人口转变理论是指人口再生产模式由高水平的人口均衡向低水平的人口均衡的转变,人口再生产经历了一个由高死亡率、高生育率和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经过低死亡率、高生育率和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模式转变为低死亡率、低生育率和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的全过程。它描述的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过渡的趋势,反映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与人口在生产的内在联系。二、分析方法: 当加入民族国家的概念考察某一阶段一国人口的增减时,有四个最基本的要素需要考察:一是这个时期开始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二是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三是出生率下降的速度;四是移民的数量。 具体到中国,中国人口转变的制约因素及研究方法有:1.社会生产方式等经济因素,人口转变过程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及相应的经济制度转变是影响人口转变的决定因素。2.计划生育政策因素,我国在短时间内实

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除社会经济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人口政策影响。中外学者一致认为中国生育率下降的主导因素是计划生育政策,大致占60%~70%。我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促进我国人口迅速转变的重要原因。3.社会文化因素,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对现代化进程有很大的影响,并影响到生育。在现代文明已经比较发达的条件下,传统文化还有很大影响,中国人口控制工作的巨大成就,实际上已经利用了社会文化中的有利因素。4.其它因素,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流行疾病模式因素、人口质量因素等。 三、具体分析: 中国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最初的死亡率下降得益于新中国的建立,公有制的分配制度和医疗卫生体系有效地降低了农村婴儿死亡率。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迅速下降,总和生育率由1969年的5.7下降到1979年的2.7,下降了50%以上。人均收入、教育水平是对生育率影响最大的两项社会经济参数。中国人口转变是在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国家人口政策控制之下发生的。 中国人口伴随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经过了50年代和60年代无计划的高速增长、70年代生育水平的大幅下降、80年代的徘徊波动,终于在世纪之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完成了人口的“两个转变”。 中国人口发展经历的两个不同时期: 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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