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代际关系
摘要：与以血缘及婚姻为基准的家庭代际关系不同，社会代际关系是一种社会秩序，也是一种社会结构，直接反映了社会利益在代与代之间的分配状况。在人口老龄化和社会转型背景下，我国的社会代际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并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在探究社会代际关系的实质、内容和特征基础上，从法律规则、行政规制和社会规范等方面，探讨了如何构建我国社会代际关系调节机制。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转型，家庭代际关系，社会代际关系
引言
在人类社会中，代际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也是社会利益结构体系的重要方面。在传统社会，代际关系更多地表现在家庭和家族领域。在现代社会，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领域及公共领域中的关系都在不断地扩展和深化，进而使代际关系从微观的家庭层面扩展到了宏观的社会层面，即代际关系社会化。在现代社会的各种代际关系中，老年人口与劳动力人口之间的关系最为重要。在人口老龄化条件下，这种代际关系变化更为复杂，其影响也更为突出。因此，本文研究的社会代际关系特指老年人口与劳动力人口之间的代际关系。
在过去的30年里，我国的社会、经济和人口都经历了迅速的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经济的高速发展、信息技术的普及等，把我国社会带入了现代化过程，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社会阶层分化与社会利益关系格局的重构、计划经济体制下民生制度安排的失灵与市场经济体制下民生制度安排的缺位、传统文化的传承断裂与西方文化的大举浸侵，等等。在人口方面，20世纪50和60年代的出生高峰和这一代人的低生育水平，导致了两个影响深远的人口学后果：一是老年人口增长高峰的到来；二是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迅速推进。
在上述经济、社会和人口背景下，我国的社会代际关系也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如果说，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导致代际关系社会化的原动力，那么，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则是把社会代际关系变成了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和政治议题。
两类代际关系
所谓“代”在家庭层面与社会层面的涵义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需要从家庭和社会两个维度来定义。在家庭维度，代是指以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为基准划分的辈分；在社会维度，代是指人们依照某一（或某些）共同的自然或社会特征，并以年龄为识别基准划分的社会群体归属。每个人在家庭中都属于某一特定的辈分，而在社会中也至少会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代属。依据家庭维度的代，构建出了家庭或家族的内部结构和秩序；依据社会维度的代，则形
成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结构的本质就是代际关系。虽然研究者们从不同的方面解析各种代际关系（中国代际关系课题组，1999；沈汝发，2002；王树新、马金；廖小平，2004），但是从代际关系的性质看，人类社会有两种基本代际关系：一是家庭代际关系，二是社会代际关系。
1.家庭代际关系
家庭代际关系是以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为基础。家庭代际关系包括了很多内容，如果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家庭代际关系可以被视作一种资源交换关系，同时这个关系结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代际划分明确。在研究代际关系时，代际的划分是基本的前提。家庭每一个成员在家庭代际关系结构中的位置是依据血缘和亲缘关系确定的，这个特点保证了家庭资源代际交换和转移关系的确定性。
第二，具有利他倾向。虽然在家庭资源的代际转移和交换中有功利的一面，但是，与社会代际关系所不同的是，家庭代际关系一般是以血缘和亲情为核心的利他倾向作为基本的纽带，特别是在亲子关系中，无私与利他倾向更为普遍。
第三，权利一责任（义务）关系明确。在家庭内部，父代与子代之间的权利一责任（义务）关系十分清晰，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道德规范，父母对子女的抚育责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都是一一对应的。
第四，家庭资源代际交换和转移关系主要是以“抚育一反哺”的机制运行。随着家庭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依次展开，其代际关系的运行机制也随之变化。当一个家庭开始进入扩充阶段，直到空巢阶段之前，主要的代际关系呈现为亲子的抚育关系；而当家庭进入空巢阶段，父母开始年老时，以父母为核心的反哺关系往往会替代抚育关系，成为代际交换的主要形式。但是两种交换的内容和双方的依赖程度并不完全对等。
第五，家庭代际关系主要是以社会道德范式进行调节。虽然法律是规范家庭代际关系的基本约束机制，但是法律的约束力一般只局限于那些造成强烈负面影响的代际关系。对于绝大多数家庭，对于代际关系的认知和行为准则更多地受到社会道德规范的影响，因此，道德调节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手段。
2.社会代际关系
代际关系，在微观层面上体现为一种家庭结构或家族结构，在宏观层面则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在代际关系结构中，每一个家庭（家族）成员或社会成员，都会属于一个特定的辈分或者代属，并在这个结构体系中依据血缘、伦理和法律等自然和社会制度安排形成与其他辈分或代之间的社会关系，最终结构为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所以，代际关系并不单纯是依据血缘和姻缘关系缔结的自然关系，而且还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一种社会秩序。
由于社会代际关系缺乏家庭代际关系的自然基础，存在着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倾向，因而社会代际关系的调节机制主要由法律和制度安排构成。家庭代际关系虽然也有利己的一面，但是主要靠亲情的利他导向得以维系。与家庭代际关系不同，社会代际关系是以利已倾向为基础，以利益关系为纽带的一种社会关系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功利性。如果说家庭中的代际利他更多是主观利他，社会代际利他则可能更多是客观利他，因为社会利他缺乏父母利他或子女利他的生物学和伦理学基础。社会代际关系的伦理基础有两个基点：其一，老年人过去为社会、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有权利从这种贡献中获得社会的回报；其二，后辈人之所以获得比前人更优越的生存、生活和发展环境，是由于前人的贡献，后辈有义务为老年人提供资源支持。但是，这两种伦理学意义上的解释并不能说明社会利他的客观基础。
实际上，社会资源代际转移的制度安排导致社会代际关系会带有一定的客观利他性。社会代际利他的客观基础在于：在现代社会，一个人为了防范老年时期的收入风险，他会将自己的一部分资源储存起来。因此，防范老年时期的收入风险是一个人在年轻时就已经存在的需求。这种需求将会迫使人们降低自己的现期消费，当人们的消费倾向过低的时候就会引致有效消费需求的不足，使整个经济的增长缺乏动力。如果劳动者要求自己的现期收入必须有足够的部分用于自己的老年收入保险，必然会提高市场工资率，或者使企业的成本提高，使投资刺激下降，进而导致投资的有效需求不足，同样也使整个经济缺乏增长的动力。所以，建立社会安全保障制度是一种社会需求。从本质上讲，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社会资源的代际转移机制。换言之，一个人要实现利己目的，首先必须利他。这就是社会客观利他的真正含义，因此，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利他的制度体现。一般来说，在客观利他的制度中，一个人在老年时期获得的社会转移资源应该大于或者至少等于他在工作期间对社会转移资源的贡献。但是，如果情形相反，那么就会导致利他与利己关系的失衡。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如何在代际关系制度的安排上，实现社会利他与利己的均衡，权利与义务的均衡。
中国的社会转型与代际关系的社会化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人口转变的复杂背景下，家庭功能不断弱化，提供给家庭成员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支持和资源也逐渐减少，代际关系逐步从微观层面的家庭内
部转向宏观层面的社会，代际关系社会化成为社会结构发展与社会利益变化的主要趋势之一。
1.代际关系的社会化
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并不能自动地实现外化——社会化。社会代际关系与一个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更为复杂。在传统经济社会中，社会资源的代际分配关系并不存在，或者，只有公共财产需要在代与代之间进行传递的时候才会显现。在这种社会中，代际关系主要体现在家庭内部。中国的孝道文化观念和社会范式更多地强调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准则，而在社会层面，仅仅停留在“尊老”的伦理上。因此，传统的孝道只能调节资源在家庭内部的代际转移与分配，而无法调节社会资源的代际转移与分配。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一个人一生拥有的个人资源包括了家庭内部以及社会转移资源。家庭内部资源的代际转移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投资、遗赠、赡养等形式实现。社会资源的代际转移则主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品等的社会转移和交换机制实现。在传统社会，家庭内部的资源代际流动是资源代际转移的主要形式，这是一种封闭式的代际资源转移模式。在现代社会，是在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财政框架内实现社会资源的代际转移，因而是一种开放式的转移模式。
2.社会转型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从生理角度看，在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一个人要依次经历婴幼儿、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等生命阶段。从社会角度看，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还要经历一些重要的事件和活动，如上学、就业、结婚、生育、退休等。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对于多数个体而言，其生命周期主要依托家庭完成。虽然与现代家庭一样，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也是主要包括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关系和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关系，但是，由于父辈在代际关系中拥有绝对的支配地位，以父辈为核心的代际关系内容简单、形式单一。而且，除了受到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社会伦理道德约束，家庭之外的因素对代际关系的影响甚微，其交换关系多在家庭内部通过封闭式的代际资源转移完成。
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市场化等社会转型过程，家庭结构和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家庭的经济、养老、生育等主要功能弱化；同时，由于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的普遍提高，个人收入主要通过职业而非家庭内部财产转移获得。因此，个体生命周期阶段的转换除了对家庭的资源形成需求之外，也越来越多地对职业发展和社会支持产生需求，代际关系也相应的由家庭内部拓展到社会层面，呈现出多元性、复杂性。有学者将目前中国的代际关系归结为三类，分别是黏着型代际关系、松弛型代际关系和独立型代际关系（王
跃生，2008），充分说明了现代家庭代际关系已经摆脱父代绝对支配的单一维度，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子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其社会角色得到强化，职业发展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增加，他们相应会主动减弱自身对代际角色的依赖程度。同时，由于计划生育，年老一代人又不得不被动地降低对子代的依赖程度，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发展趋势。于是，代际双方的自我决策意识和权力都在被动或主动地得以增强。因此，社会机制和个人生命周期发展的转换引起了代际关系的变化：在家庭层面，虽然代与代之间互相扶助的支持关系仍然保留，但代际关系趋向松散，或者说，代际双方的依赖性减弱。在社会层面，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所确立的效率与竞争的主体地位，社会代际交换资源更多地从年老一代流向年青一代。因此，以子代为主导的代际关系在家庭和社会层面逐渐确立。但是，随着子代的个人生命周期进入生育期，通过对父母角色的体验来重新审视父代的功能，以及家庭道德规范的依然存在，这些因素都会继续维持父代在代际关系中的部分地位。但是，总体上，现代化和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家庭代际关系的内容、范围和本质，现代社会在家庭和社会层面都已经逐步确立了以子女为核心的代际关系。
代际关系社会化既是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结果，也是社会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个人收入的获得方式、个人时间和其他资源的分配方式都发生了变革，家庭核心化、小型化及家庭功能的萎缩，个体生命周期转换的社会支持需求增加；公共资源代际分配与社会资源代际转移更为普遍。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中，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已经不能维系整个社会代际关系的运行，因为许多资源的代际交换和转移已经超出了家庭的范围。
在这一发展趋势下，资源在代与代之间的转移更多地受到了来自社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社会福利制度的约束。因此，为最大限度地降低以子女为核心的代际关系的负外部性，减少针对老年人的资源和机会的不公正分配，缓解代与代之间的不和谐甚至是敌对情绪，就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的参与，确保公共资源分配与社会资源在代际转移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3.社会代际关系的社会心理结构转变
伴随着社会转型，以“效率”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价值理念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不仅改变了社会代际关系的社会心理基础，也逐渐弱化了老年人在代际关系中的地位。社会不同群体对老年人与年轻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方式表征着一个社会对代际关系的基本态度和行为取向，于是，人们在微观层面上的认知和态度就构成了宏观社会代际关系的心理结构。同时，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制度和舆论也会通过不同的路径构建人们对于代际关系的基本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方式。因此，针对代际关系，在人们的微观个体心理状况与社会制度构建之间，存在着一种很强的关联性。
在传统社会，家庭代际关系占主体地位，由于老年人对家庭资源的掌控度较高，使得老年人群体在社会代际关系中也成为资源的主要占有者，社会代际关系的社会心理结构也相应地呈现出“尊老、敬老”的特征。在现代社会，以“效率”为价值导向的社会机制安排，使很多人的认知体系逐渐形成一些固化的观念：如与老年人相比，年轻人更为重要，因此当家庭内部抑或社会范围里的资源稀缺时，社会代际分配机制往往会倾向于年轻人而非老年人。通过调查我们也发现，虽然不同社会群体，由于年龄的差异，以及由年龄决定的生命周期的阶段性差异和社会特征的差异，使得他们对老年人的认知及对老年人生存环境的评价也有所区别。但是从总体上，目前我国不同社会群体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层面上的主观评价，以及对老年人生存状态、制度和社会环境层面上的客观评价，都存在着一定的老年歧视倾向（吴帆，2008）。
如果社会不同的群体存在着老年歧视，那么被内化到个体意识中的认知偏差和情感排斥就会造成对老年人的负面影响，具有老年歧视的个体或群体会通过资源掌握者的权力和能力，将歧视性的认知与情感态度转化成行为、习惯、法律或社会政策，最后造成家庭、社区、企业、政府、社会等各个层面上对老年人资源和机会的不公正分配，以及老年人尊严的丧失。
随着社会转型以及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个体层面上对老年人的基本认知、情感和态度会决定社会整体上对老年人的行为取向，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代际关系和代际资源分配机制安排的基本取向。
因此，从社会代际关系的心理结构状况的角度出发，建立合理的代际分配机制尤为重要。如果社会大多数群体对老年人持有基本的认同感，认为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功能，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社会资源的代际分配机制会秉承公平的原则，代际关系也会呈现出融洽的一面。
4.老年人在社会代际关系中地位的弱化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作为家长的老年人，他们基于道德的力量和对家庭生活（房屋）、生产资源（土地）的控制，在家庭代际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但在现代社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传统形式的家庭资源及财富不断贬值，传统道德规范的约束力不断弱化，年轻人涌向城市，追寻新的财富形式、新的收入手段、新的发展机会与新的生活方式。同时，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定位，使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的决策者和管理者更倾向于关注在岗人员和年轻人的利益，忽视老年人的需求。因此，年龄优势不仅形成了有利于年轻人的利益分配格局，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形成以年轻人为主的趋向，同时也重新构建了家庭内部和整个社会层面上的代际关系，造成代际关系的冲突；而这种社会代际关系的价值取向又会进一步强化以年龄优势为基础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这些社会变化导致了老年人在家庭代际关系
和社会代际关系中地位都在下降，表现在：政治地位的削弱——弱势化，经济地位的下降——贫困化，社会地位的离失——边缘化，甚至是家庭地位的失守——非主导化。与此同时，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和加剧，使得社会代际关系的矛盾更为明显。
老龄化对社会代际关系的影响
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和老龄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一方面使老年群体的整体特征更为突出，老年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深远，老年人的需求和利益诉求也变得更为急迫；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代际关系社会化，并不断提高代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使代际关系变得更加敏感和复杂。这种关系不仅仅表现在伦理和道德层面上——是否承认老年人过去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如何评价老年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老年人的社会经济角色等，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上——资源和机会如何实现代际转移、权利和义务怎样均衡、公共资源分配中如何保障老年人和其他年龄人口之间的社会公平，等等。可以说，老龄化是我国社会代际关系社会化的重要“推手”。
如前所述，代际关系社会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最终导致不同代际的资源获取主要依赖于社会代际转移途径来实现，而社会资源的代际转移则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品等社会转移和交换机制实现。但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时，社会资源的代际转移关系就可能会出现矛盾、冲突甚至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高福利制度遇到了严重的挑战，甚至导致了一些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危机。但是，这场挑战和危机的本质并非资源短缺，而是资源代际转移和公平分配关系问题。
同时，老龄化也深化了社会代际关系变化所导致的结果，强化了社会代际关系对经济、社会与政治领域的影响，使劳动力市场、公共资源分配、社会养老保障和代际利益关系格局等具体的方面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增长、储蓄、投资与消费等方面行为特殊性的潜在经济影响，以及对公共资源的需求，由于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长而被释出和放大。同时，人口老龄化也会对劳动力市场、养老金、税收及资源在代与代之间的转移形成冲击。我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家庭储蓄率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储蓄动机调查，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我国居民的储蓄动机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与社会保障相关的养老和医疗动机（李鸿雁、王超，2008）。总之，老年人口的增加对消费结构和消费模式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老年人自己的储蓄减少、消费不断增加，还体现在对家庭经济产生影响，影响下一代人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因此，政府和市场必须更好地适应和满足老龄社会对医疗、住房、交通和服务等方面的需求。
第二，在社会领域，人口老龄化进一步改变了保健和医疗照顾方式、家庭结构、养老模式及保障制度、住房与迁移模式等方面的内容。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以及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开始进入空巢期，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和照顾途径难以继续维持。家庭养老亟须通过建立正式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作为补充和替代，因此，政府必须将养老问题，尤其是农村的养老保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推动养老保障体制建设。总之，在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要求政府在养老、医疗等领域不断完善针对老年人的公共品建设和供给。
第三，在政治领域，人口老龄化会影响投票模式与代表性。一些民主选举的国家，由于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长，使得政治家们开始把老年人作为一个重要的选票来源，因此，在这些国家老年人的政治影响力有扩大的趋势。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世代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均衡关系也面临着新的调整。在我国，社会代际关系也出现了政治化的趋势，关于退休年龄的争论、关于养老金负担水平和给付水平的争论、关于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关于涉老资源的分配、关于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资源危机等，都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随着更多的受过更好教育、有过在正规部门就业经历、并有政治活动经验的人进入老年，我国老年人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增强了老年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话语权”和通过政治途径提出利益诉求的基础。
总之，在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和社会利益结构重新构造的转型社会背景下，当公共资源分配不合理甚至存在不公平倾向的时候，当具有基础性质的社会制度安排、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尚未真正建立的时候，当优良的传统社会道德被忘记的时候，老年人问题和老龄危机就已经植根其中了。老年人口迅速增长和老龄化程度迅速提高只不过是使我国的民生制度安排和社会公共政策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显现出来。我国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真正涵义是：能否在经济、社会转型和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条件下，建立起公平、合理、有效的国家制度安排和社会代际关系调节机制。
社会代际关系的调节机制
在国家制度和社会规范层面建立一个公平、正义、合理的社会代际关系调节机制，是老龄化社会实现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代际关系的调节机制是指通过立法、行政及其他社会规制形式和手段，对社会代际关系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对社会代际关系的准则做出明确、合理的规范，对公共资源的代际分配做出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对社会代际关系的影响和后果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社会代际关系调节机制包括三个基本手段，即法律规则、行政规制和社会规范。
国家立法是规范和协调社会代际关系的最基础的手段。在老龄化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我国社会代际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问题和新矛盾，如社会养老保障问题、退休年龄问题、老年人劳动权利及其劳动收入的所得税问题、老年歧视问题、公共资源的代际分配问题，等等，都迫切需要国家立法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到目前为止，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都提及老年人的权益保障，但均为概括的简短规定，缺乏有针对性的具体内容，可执行性也不强，导致实际的政策效果基本无法达成。如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虽然规定了“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人员”，也确立了“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但实际上并未涉及老年人就业的核心问题和具体问题，同时，社会养老保障法至今没有出台。总之，我国的相关立法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老年人权益保障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之外，只有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老年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家庭保障、社会保障、法律责任做出了明确具体规定。因此，在规范和调节社会代际关系方面，我国的立法已经严重滞后于社会的现实需要。构建充分确认和维护老年人及代际关系其他利益方权利、义务的法律体系，为政府调节社会代际关系、公平分配公共资源提供法律依据，明确个人、组织等在代际关系中行为的法律准则，尤其是保障老年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就业权利、迁徙权利、居住权利，以及其他方面的权利，已经成为我国规范和协调社会关系的当务之急。
行政规制是协调社会代际关系，解决代际关系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手段。由于社会文化和市场经济崇尚的效率原则等引发的代际矛盾和冲突，需要社会政策的介入，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平等与代与代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在社会代际关系的调节方面，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我国的社会变革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应该充分关注社会代际关系及其影响，尤其应该充分关注老年人的利益，把防止老年人贫困和提高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纳入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和规划，并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给予优先考虑。在政策协调中，应该遵循正确的原则：任何政策和改革措施都不能损害老年人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任何政策和改革措施都应该有利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目前，我国需构建调节社会代际关系的社会政策体系，包括建立合理、公平的社会转移支付制度，以保证财富和资源在代际、在个人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之间的合理分配；建立覆盖全体公民的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消除和避免老年人贫困，并保障老年人能够及时地充分分享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成果；充分调动国家、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源，投入到老年事业。投入人力和物力，积极构筑为老年人服务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城镇和农村的老年人服
务公共设施和服务体系的建设应该成为我国提高应对老龄化挑战能力建设的优先领域，应该使老年人得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社会规范是积极倡导和营造尊老、敬老、助老的社会伦理道德环境，消除和避免老年人被边缘化的现象。在代际互动中，经济上的支持和资源的代际转移固然重要，但是对老年人而言，获得认同和自身价值的社会肯定是更为重要的基本需求。因为，如果社会对老年人的认同感很低，不仅会使老年人在经济上和生活照顾方面缺乏应有的支持，也会造成老年人在精神上孤独、缺乏安全感，逐渐被边缘化。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效率和竞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导向，因此，崇尚年轻人的文化不可避免。这种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定位，会使社会形成在资源稀缺或资源紧张时，将年轻人的利益作为首要考虑因素的基本认知，从而忽略老年人的需求。因此，社会规范的缺失不仅形成了不利于老年人的资源转移机制，导致社会滋长忽略或歧视老年人的认知和行为，也会影响家庭内部和整个社会层面上的代际关系，造成代际关系的疏远和矛盾。所以，为了降低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应该在全社会建立起对老年人普遍认同的基本规范，引导和改变个体所存在的对老年人的认知偏差和情感排斥。同时，随着老龄化的加速，如果不调整目前的社会道德规范，老年人会成为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必然会影响到对老年人的资源分配及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因此，要通过构建尊老、敬老和助老的社会道德环境，维护老年人的尊严，促进社会对老年人资源和机会的公正分配，构建代与代之间的和谐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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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帆，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李建民，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天津 300071）。
摘要 人口老龄化目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人口老龄化程度与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保障制度则是保障一个国家稳健的“防火墙”，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意味着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对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有着良好的应对措施，同时更是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是否能实现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作为目前国际上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对国家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都有着深远影响，因此国家肩负着巨大压力。近年来我国政府在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从各个方面深入探索，但收效甚微。本文主要通过对现有中外文献的回顾、梳理，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运行机制的影响,欲通过分析对人口统计学的理论,建立人口预测的模型, 对我国现阶段人口结构进行分析；并在生命周期理论、世代交叠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额之间的关系，探讨人口老龄化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从我国劳动人口对老龄人口的抚养比的角度分析，并由此分析社会养老保障金收支平衡对养老保障的影响。其次，从老龄人口比重变化对国家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占比的影响做出计量模型，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来分析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制度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程度。最后, 基于理论分析结果，借鉴有着发达福利体系国家，如拉美国家的政策和措施，为在目前我国面临的在人口老龄化急速到来的背景下实现我国经济的可出续发展问题，提出参考性的完善社会保障的提携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社会保障体系；人口抚养比；
Pract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aging on social security Abstract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is now a world problem,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country. Whether the sou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s a sign of whether a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achieve goo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whether it can The arrival of population aging has a good response. As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hina ha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so the country has a great deal of pressure.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a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aging of our population, exploring in all aspects, but with little success. This paper mainly through the review of the existing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combing and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by analyzing the theory of demography, establishing the model of population forecasting,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e structure and the savings amount, 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brought by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to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life cycle and the overlapping model,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e structure and the saving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bor force population and the raising ratio of the aged population,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model of the future social pension fund balance and pension and the old-age security. Secondly, from the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on the national financial expenditure in the proportion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to make a measurement model, the use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analyze the social welfare, social assistance and other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ffected by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drawing on the policies and measures of the developed welfare system countries, such as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population aging, Improve the recommendations of social security.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社会养老问题及其对策 汤兆云 摘要：目前，随着人口老龄化所导致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例的快速提高，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已越来越不堪重负，主要表现为：社会养老保险金支出的数额增大；社会养老保险金收缴困难；社会养老保险金管理制度不善，且增值困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本文提出了以下几个对策：出台社会保障法，征收社会养老保险税；调整各级财政的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险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探索投资渠道，增强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能力；提高退休年龄，降低老年人口赡养率，减轻养老金发放的压力。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养老保险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其趋势 按照人口转变理论，人口再生产必然经历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类型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类型，再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类型。这是物质资料再生产由简单型转变为扩大型，扩大再生产又由外延变为内涵型这一客观趋势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数十年严格的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调控，我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反映妇女平均生育水平的总和生育率1970年为5.81，1990年为2.31，1999年更下降到更替水平2.1以下，目前为1.8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1990年代中期的水平。这种变化趋势直接导致了我国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其绝对数量不断增多。我国五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41、3.56、4.91、5.57和6.96；1953～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5%（其中1953～1964年年平均增长率为0.01%，1964～1982年为2.7%，1982～1990年为2.8%，1990～2000年为2.4%）。200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是1953年的3.3倍，同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增加了6.5倍。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14 408万人，占总人口的11.0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0 045万人，占总人口的7.69%），并正在以年均高于3%的速度增长，2051年将达4.37亿最大值。与“五普”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0.76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0.73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2006）这说明我国老年人口数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提高，老龄化呈现出日益加快的趋势。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从2001年210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我国将平均每年新增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第二阶段，从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伴随着196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进入老年，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9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78%。第三阶段，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这一阶段，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一、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我国在过去20多年里，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口结构的快速转变所形成的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丰富密切相关。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速，劳动力的供给形势将发生很大的变化。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推算出，如果我国的生育率维持在1.8左右，那么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长趋势还会维持10年左右的时间。从2011年到2016年期间将会达到高峰，其后将会转为负增长，但10亿以上规模的高峰平台将一直持续到2025年左右。因此，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10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如果劳动年龄的人口增长停止后，我国很快就会面临劳动力的数量短缺问题。 （二）医疗保障资金需求压力急速膨胀老年人是医疗保障制度的重点对象，事关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关系民生和国民健康素质。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将导致医疗保障资金的需求迅速膨胀。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对比老年人口医疗费用的增加速度和GDP 的增加速度。2002～2013年，我国人均医疗费用平均每4年翻一番。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占GDP的1.23%。预计到2020年将占到1.41%，2030年将达到3.06%。同期的老年人口将增加1.2倍，医疗费用将增长5倍。2050年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将占GDP的8—9%。
（三）农村老龄问题的压力远远大于城镇目前和未来几十年，我国农村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和程度超过城镇，面临的压力也超过城镇，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镇，使农村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我国流动人口的80%以上来自农村，80%以上是劳动年龄人口，但这部分群体中的绝大多数又来到了城镇，凸显了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加大了解决农村老龄问题的难度。 家庭是我国农村传统的养老模式，农村过快增长的老龄化问题对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构成了巨大的挑战。除比较完善的“五保”供养制度外，养老保险、低保、计划生育户奖励扶助、新型合作医疗等制度建设还有非常大的差距，为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缓慢，难以满足广大农村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与城镇老年人形成巨大反差，这是当前社会不公的重要方面。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调整建议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求我们对我们国家的老龄化问题进行治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进而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经济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扩大就业基地、人口红利最大化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因为严峻的就业环境，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城市下岗失业人员。虽然现在已经经过了那场下岗的风潮，但其中的一些人可能仍旧处于失业之中，甚至还会有一些永久被劳动力市场所拒绝的劳动力年龄人口。他们或许因为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但这只是人口数量带来的经济负担中的一小部分。因此，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制度 摘要：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现象，给国民经济和社会保障带来巨大压力，已是全世界很多国家面临的问题。即使是物质积累雄厚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在积极探索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问题的办法。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快速上升。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7％。按照老龄化评判标准，我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到2050年，中国的老龄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人，老龄化水平将超过30％。形象地说，如今每10人中有1个老年人，而40年后，每10人中老年人数量可能会达到4个。 我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这使建立伊始的社会保障体系难堪重负。以往我国的人口政策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然而，1998年底，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人口老龄化给我国所带来的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相对其它国家更加巨大。而人口老龄化给社会保障带来的影响主要有： （1）老龄化必将引起瞻养比升、负担率高。老龄化带来赡养比率将迅速提升，据了解，1987年赡养比为13.5%；2010年将达到18.08%；2030年为34.79%；2040年为37.9%。老年人口迅速增加导致离退休费逐步攀升：1978年总费用17.3亿元，1984年突破10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1998年突破2000亿元大关，2001年突破3000亿元大关。从而使在业人员的负担变得沉重起来，导致社会保险费居高不下。 （2）人口老龄化会使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模式发生转换。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在养老金自身无法平衡运行时，就不得不求助于公共财政。这时政府的公共财政就面临很大的压力，必须承担日益加重的养老金负担，公共财政终将不堪重负。我国现在采取现收现付模式来筹集养老保险基金，因为费率比较稳定且比较低。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如不改变现收现付制模式，中国养老金支出与工资总额的比例到2030年时，将上升到48%，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20-25%的警戒线，届时将出现养老金支付危机。因为这种代际转移负担的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与对策 摘要：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今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更是确切的表明我国人口增长已由“高、低、高”过渡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三低”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我国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放缓，老龄人口比重增加。针对这一情况，本文着重分析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及解决对策，惟此，才能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创造有利的人口环境。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特点，对策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标准，当一个国家60岁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国家总人口的10%，或65岁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据此，中国在本世纪初就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了。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 一．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老年人口基数大且增长速度快 根据卫生部的统计，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超过1.8亿，而且每年还以500万-800万的数量不断增加，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接近1.3亿，而到了2050年，这个数字将会达到3.32亿，超过总人口的23%。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我们这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表现的尤为严峻。根据卫生部北京老年医学研究所的介绍，目前，在我国31个省市当中已经有26个省市进入到老龄化的状态。在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数量非常大的情况下，我们也注意到在中国大陆，人口老龄化的分布也不平衡，人口老龄化其实并不是我们中国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它是世界的问题，甚至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第一次出现的问题，这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比如“人口红利”时代的消失，社会养老负担加重；在代际分配上也会产生某些不公平；在老年人的方面，养老保障和健康医疗是它的两个主要问题。 2.地区发展不平衡 大中城市已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大中城市，如上海市2000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8.5%，北京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4.6%。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年轻人大量涌入城市。由原来老龄化城市高于农村而变为两者正在接近农村向城镇流动的年青人口增加，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农村“留守老人”。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机率高，生理自理能力差，因此需要经济和生活照顾的双保证。 3. 城乡倒置显著 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 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城镇的情况下 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却高于城镇 即农村老年人口在农村总人口数中所占比例要大于城市老年人口在城市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 农村人口老少比大于城市的现象。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视角下，我国农村养老面临诸多问题，为此，应建立多层次的城乡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吸纳能力；加快完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促进农村社区为老服务业发展；制定实施人口均衡型社会发展战略。 4. 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 老年人口中女性比例高,是由于女性人口的平均寿命高干男性,女性人口平均寿命高是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人口的平均寿命就越高,女性寿命高于男性的差距也就越大。 5.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 中国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受生育率降低和寿命增加的共同作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我们不能将人口
作者简介：王香香（1993），女，汉族，陕西榆林人，硕士研究生，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方向：劳动与社会保障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问题 王香香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西安) 摘要：我国1999年步入老龄化社会后形势日益严峻，老年人对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的需求随之加剧。“医养结合”模式将现代医疗服务技术与医疗服务模式有效结合，成为我国未来养老服务发展的主要方向。目前而言，我国医养结合模式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需要更进一步做出努力加以解决，以实现我国老龄人口的健康、幸福养老。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问题 我国老年人对养老服务和医疗护理的需求与日俱增，而我国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存在互不衔接的问题。我国如何在“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背景下，解决老年人的养老与医疗问题，成为当前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面临的重要议题[1]。“医养结合”作为“十三五”时期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养老服务新方向，其实现有一定的复杂性，同时也不能忽略现有医疗与养老服务的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医养结合内涵进行分析，探析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现存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策略，促进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长远发展。 一．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状 按照国际通用标准，若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比例达到7% 时，就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发布的数据证明我国在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社会”[2]。任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的杨燕绥教授提出: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14% 时，就是深度老龄社会[3]。在已经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 2013 )》中指出: 截至2012年底，我国老龄人口总数达到1. 94亿，占人口总数的14. 3%。所以，我国在2012年就进入了“深度老龄社会”。 二．我国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 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简称《意见》) ，“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被列为是加快发展我国养老服务业的六大任务中其一。“医养结合”涵盖了五个方面的内容：服务主体，指服务的提供方，如各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服务客体，指服务的对象，如不同健康程度的老年人；服务内容，指服务项目，如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方式，即养老机构或社区增设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内设养老机构、养老机构或社区与医疗机构联合三种；管理机制，即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管理及相关政策制度，如它的管辖部门、管理方式、扶持政策的制定与落实等。 三．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问题 (一)政府多重管理加大了政策监管落实难度 《社会福利机构管理办法》规定，养老机构是民政部的审批单位，民政部是其主要管理部门，而医养结合模式的运营过程中养老结构要受到民政部门、卫生部门以及公安消防部门等多重管理，这就使得其职能分散，养老机构的扶持优惠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企业组织行为的影响 【摘要】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增长较快，而且相对超前于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这无疑将对企业组织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在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特点分析的基础上，主要以管理学的角度，从管理行为、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三个方面来探讨我国人口老龄化对企业组织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企业；组织行为；组织文化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点分析 1、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2008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2802万人，比2007年末增加673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608万人，出生率为12。14‰；死亡人口935万人，死亡率为7。06‰；自然增长率为5。08‰。按照联合国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具体标准，只要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那么该国家或地区就算是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早在2001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就已达7。1%，老年人口达到9062万人。因此可以说，中国已于8年前步入老龄化社会。 根据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第二次人口普查（1964年）的3。56%持续增长到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的6。96%。截止2008年底，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2%，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8。3%，老年人口达15989万人。据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相关人士称，中国正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老年人口由年均增加311万人发展到年均800万人。 人口老龄化将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国际上开始探讨人口老龄化问题始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含意》一书，主要研究了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问题的研究现在也越来越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国内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研究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学者多倾向于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既形成挑战也带来机遇，挑战大于机遇，即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从经济方面说，将对劳动生产率、分配、储蓄和投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一定的不利的影响（姜向群，2001）。 2、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从上述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人口老龄化的一些特点。 1）我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大，而且增长速度快。 2）我国人口老龄化整体发展趋势呈现不平衡性，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较大，城乡倒置。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 3）在我国经济发展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可谓“未富先老”。 4）劳动年龄人口高龄化和劳动力资源丰富同时存在。 5）人口老龄化在时间上呈比较明显的累进性。 二、企业组织行为 组织行为就是利用正式群体中的组织结构与分工、权利与责任以及信息沟通等手段，调动群体内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以最大的群体合力保证目标的实现（王建新，1999）。组织行为的主体是组织与人，组织行为的核心应该是组织中人的行为。许多管理学著作把组织行为分为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而组织内在结构的实质也是一种“行为关系”（西蒙，1947）。组织行为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研究领域。斯蒂芬·罗宾斯在《组织行为学》一书中认为：组织行为是一个具有大量普通知识的独立的技能领域，它研究组织中行为的决定因素：个体、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 【摘要】人口的老龄化产生了诸多的经济及社会问题。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政策措施还不能妥善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出的挑战。通过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的分析，对社会、经济影响的分析，提出了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各方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的措施和对策。【关键字】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养老保障 一、引言 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迅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尤其是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是科学与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的标志。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其人口、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不仅将是持续的，同时也将是全方位的，其中既包括人口老龄化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持续压力和挑战，也在一
定程度上暗含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制度变革等方面带来的良好历史机遇。事实上，我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老龄问题也是重大的社会民生问题之一，是涉及国家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性社会问题。因此，正确处理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趋利避害，实现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人口老龄化及可持续发展的涵义 联合国认为，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教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产生的，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取决于出生、死亡和迁移三个因素。决定人口老龄化最主要的因素是生育率下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也不例外，它也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生育率
下降的情况下出现的。到1999年，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的行列。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整个人类社会能在资源保证、环境良性状态下持续、健康发展，而人口老龄化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对我国人口、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带来不可回避且深层次的突出矛盾。使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就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趋势 总体来看，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最新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2006年统计数据表明，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是14901万人，占人口总数的%，65岁以上的人口是10419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为%。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有如下特点。1、纯老年人家庭迅速增加。“三代同堂”式的传统家庭越来越少，一对夫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成因 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人口老龄化下财政政策改进探讨 【第一章】人口老龄化税收政策健全导论 【第二章】人口理论与财政理论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3.1】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成因 【3.2】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财政政策现状及问题 【4.1 4.2】人口结构预测与预测人口红利情况 【4.3 4.4】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实证分析 【第五章】财政政策支持人口老龄化的国际借鉴 【第六章】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财政政策调整与完善 【参考文献】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财政政策优化研究参考文献 第三章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3.1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成因 3.1.1 人口老龄化的规模现状 国际上如果一个地域内60 岁及以上的人口达到了当地总人口的10%,或者65 岁以上的人达到了总人口数的7%,那么就称之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比例达到了14%就称之为进入老龄社会。 依据上述标准，我国在2000 年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就
已经达到了7%,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14 年起我国将进入老龄社会。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1 世纪我国的老龄社会现状不会出现改变，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约20 年）被称之为“快速老龄化”阶段，第二阶段（约30 年）被称之为“加速老龄化”社会，第三阶段就达到了“稳定的重度老龄化”社会。到2030 年，我国将会有 3.6 亿老人，也就是说10 个人中60 岁及其以上的老年人就会有2.5 个。 1.老龄人口数量多、基数大 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2010 年11 月，我国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达 1.78 亿，占我国人口总量的13.32%.其中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19 亿，占我国人口总量的8.92%.如下图3-1 我国65 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成上升趋势，并且我国从2005 年起65 岁以上的人口就已经过亿，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图中可以看出，1982 年，我国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仅为 4.9%,到2012 年，该比例已上涨为9.4%,而老年人口数也从1982年的4991 万人上涨为12714 万人。我国人口：基数大，老年人数量庞大，将会带来巨大的养老、医疗等的压力，会对财政平衡带来挑战。 2.老龄化人口增长速度快 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在进入90 年代以后不断加快。从90 年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力供给影响
目次 1人口老龄化及度量指标 (3) 2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 (4) 2.1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状 (4) 2.2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原因 (4) 2.3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 错误！未定义书签。3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5) 3.1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大及发展速度快 (5) 3.2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水平先于经济发展水平 (6) 3.3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老龄化分布不平均 (6) 4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7) 4.1人口老龄化对劳动供给数量的影响 (7) 4.2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质量的影响 (7) 4.3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 (8) 5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9) 5.1调整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采取弹性的计划生育政策 (9) 5.2调整我国现行退休制度,适当延长退休年龄 (9) 5.3鼓励老年人参加劳动 (9) 5.4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和研究的投入 (10) 参考文献 (10)
【摘要】本文从我国现状出发，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其它的特点，并且还阐述了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对我国劳动力供给产生的影响，并在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劳动力供给质量以及家庭劳动供给决策三个方面作了具体说明。最后提出了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给、对策 1人口老龄化及度量指标 应该如何定义人口老龄化，目前尚未有统一明确的标准。根据1986年我国出版的《人口学词典》将人口老龄化定义为: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提高的现象,尤指已达年老状态的人口中老年人比重继续提高的过程。由以上定义可知,人口老龄化概念有三层含义: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是指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动。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占总人口的7%以上，说明该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我国一般将60岁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年龄值，但是近几年，也开始逐渐将65岁作为界定人口老龄化的年龄值。 通常来说,衡量人口老龄化的指标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程度指标:(l)老年人口占总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又称“老年系数”):即指60岁或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2)人口年龄中位数(又称“中位年龄”):是指将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的顺序依次排列,处于中间位置的人口的年龄值。(3)老少比(又称“老龄化系数”):指60岁或者65岁以上人口与0-14岁人口的比值，反映人口年龄结构中最两端的人口变动趋势。社会经济影响指标:(1)少儿人口抚养比:指的是O-14岁少儿人口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用%表示。(2)老年人口抚养比:指的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与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以%表示。(3)总人口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即少年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之和)与劳动年龄人口比值,以%表示,说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应该负担的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速度指标:老年人口比例的年平均增长率、老年人口比例达到某一水平是所需花费的年数。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06-02-24)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或即将进入老龄社会。1999年，中国也进入了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为了摸清中国老年人口及老龄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掌握未来中国老龄问题的基本国情，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专题预测研究，基本情况如下。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已经开始显现 目前，中国已有21个省（区、市）成为人口老年型地区。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中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高于1.17%的总人口增长速度。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
总人口的10.97%。老龄化水平超过全国平均值的有上海（18.48%）、天津（13.75%）、江苏（13.75%）、北京（13.66%）、浙江（13.18%）、重庆（12.84%）、辽宁（12.59%）、山东（12.31%）、四川（11.59%）、湖南（11.51%）和安徽（11.18%）等11个省市。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养老保障的负担正日益沉重。2004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到3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 老年人医疗卫生消费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2004年，中
2011-2012学年第1学期结课论文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 姓名 班级 学号 任课教师 2011年12月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 内容摘要：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大军”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本文就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关系作出分析和探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影响作出简单的分析并给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作用分析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及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此，国际上习惯将人口年龄结构划分为三种类型：65 岁以上老龄人口数超过总人数 7%的称为老年型人口，4%-7%称为成年型人口，4%以下称为年轻型人口。2000 年，我国 60 岁以上老龄人口数为 1.3 亿，首次突破 10%，正式跨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1]从世界范围来看，已经出现人口老龄化和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几乎都属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既有与经济发达国家类似的方面，也具有许多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不同的特殊表现。其特点表现为： 1、老年人口基数大 我国人口基数本来就是很大，又因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所以我国老龄化技术也很大。2000 年末，我国 60 岁及其以上人口已达到 1.30亿，占世界老年人口的 21.23%，有关预计到 2030 年时，老年人口达 3.42亿，占世界老年人口的 25.39%，到 2050 年，我国 60 岁及其以上人口将达到 4.18 亿。 2、老龄化速度快 65 岁及其以上人口从 7%上升到 14%所需要的时间是: 法国为 115年，瑞
浅析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龄事业的发展 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在未富先老、未备先老两大背景下，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大、少子老龄化、失衡老龄化，高龄老人、患病老人、失能老人数量显著，并且伴随不同老年群体问题——农村留守老人、城市空巢老人、失独老人、候鸟老人等。基于此，本文指出老龄事业发展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运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进一步探讨了发展的对策：生理物质需求——完善两个保障、创新养老服务；社交精神需求——激发组织活力，营造有利环境；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鼓励社会参与，提供发展空间。最后，结合老龄事业的主体——引导兜底的政府、中坚力量的社会组织、专业力量的社会工作者以及双重身份的老年人，对我国老龄事业的发展进行了阐述。 标签：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未备先老；老龄事业；老年人幸福感 1.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老龄化的概念包含了两个层次——个体老龄化与人口老龄化。个体老龄化即指个体进入老年期后，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弱化或者个体与社会主导领域脱离。人口老龄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现象，是指人类群体老化的社会现象，是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总人口中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全球性的挑战。欧洲发达国家最先受到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冲击。其模式是有机老龄化，即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科技水平的提高，人们在寿命不断延长的同时，自觉自愿地减少生育，形成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少儿越来越少的人口发展态势。这是自然的老龄化过程。我国则是机械老龄化，即在寿命快速延长的同时，迫于人口规模压力，不得不采取计划生育政策，造成老人增多和少儿减少的人口发展态势，导致人口老龄化快速提前到来。那么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如何呢？ 早在1999年，我国就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目前，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人口，也就是“50后”相继进入老年期，直到2022年以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从2022年起到2035年，由于1962年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生育高峰的出现，中国人口老龄化进入超快发展阶段。从2035年到2053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进入重度平台，之后一直到21世纪末，进入高位稳态发展阶段，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始终在30%以上。 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着两大背景：未富先老，未备先老。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与个人收入水平密切相关，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情况是“边富边老”，即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而我国则是未富先老，是指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是指在1999～2050年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快于经济社会发展。未富先老体现为我国当前人均收入水平还不高、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教育水平比较落
四、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发展产生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老年人口超速增长，社会养老负担的日益加重和基金积累难度更为加大，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增长产生强烈的掣肘作用和后续影响。一方面，每个离退休人员对应的在职职工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另一方面，离退休人员总数的攀升导致离退休费用也逐年上升，使得我国养老保险基金面临着收入减少和支出增加的双重压力。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及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远远不能满足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需求。 2、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医疗保险的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使得医疗保险覆盖人群的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医疗保险中的退休人员呈现上升趋势，参保人员结构老龄化日益明显。老年人比例不断上升增大了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压力。在缴费比例不提高和财政投入不增加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将会给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带来超支风险，从而冲击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五、老龄化的背景下，建设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应对措施 1、建立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好政府对老年社会保障事业投入的结构调整，建立促进老龄事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力争获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通过市场机制，激活老年保障的资金供给，对于既有市场前景又符合老龄事业发展的产业，国家要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逐步建立老龄事业投入的增长机制。除国家投资外，设立社会保障福利彩票，发挥社会各级养老基金会的作用，积极引导民营资本和国外资金投入老龄事业的发展，逐步形成多元化养老资金的投入机制。(此经济论文由万方期刊网首发) 2、完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实现“老有所医”。为了提高老年人的医疗保健水平，提高其家人在老人患病时抵御风险的能力，应在制度框架内提高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例如针对城镇低保老人的医疗救助，以及提高农村地区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在医疗保险中引入市场机制，改革付费方面法，不理不同所有制的医疗机构的竞争，鼓励不同组织形式的医疗机构的竞争，进一步发挥商业医疗保险的作用。 3、调整和规范法定退休年龄，适当实施延长退休或弹性退休。随着国家对教育重视力度的加大，人们接受教育的时间在延长，而工作的时间在缩短；同时，由于预期寿命的延长，人们一生中退休的时间所占的比例增大。为了解决因退休人员增长而导致的社会养老保险金支付负担，应调高享受养老金的年龄，并且提高领取全额养老金所需的缴费期或工作时间，从而减少对养老保险金的总需求。对技术含量较高行业的技术人员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将其退休年龄延长，逐步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是应对人口老龄化一种较为明智的选择。 4、构建社区养老服务平台，促使家庭养老社会化。社区养老既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又补充了家庭结构变化后单纯由家庭养老的不足，具有独特的优势。政府在资金等方面的扶持和优惠的同时鼓励社会参与，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