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在上：诱惑侦查的是非之争与规则细化
cpl 在星期二, 11/17/2015 - 09:27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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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铁道警察学院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15年第3期
【内容提要】尽管对诱惑侦查的争论从未间歇，但深植其中的实践理性与人权保障的终极目的使之生命力愈发顽强。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51条增设“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等关涉诱惑侦查的具体内容将进一步提升侦查的法治化水准。然而，如此重要且倍受争议的内容却用了及其简略的法律条文，不仅难以消解人们对该制度存在的一贯争议，而且极易导致其实践“失灵”抑或“变异”。鉴于此，有必要从程序操作规范的角度对诱惑侦查的司法适用规则予以补充与细化，力促实现侦查主体法定化、案件范围类型化以及判断标准可控化等，并适时创设“后司法审查制度”，以促生该制度理性的最大化实现。
【关键词】诱惑侦查，私权保障，后司法审查制度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破案的手段可谓历史悠久，具体实施的相关人员常被民众冠以“智勇双全”的美誉，但与此同时，对诱惑侦查的争议亦从未间歇，并同样被民众不客气地扣上“警察圈套”的帽子。如此一项令人“爱之深、恨之切”的侦查措施如何成为理性的制度，一直是各国立法者与实践者梦寐以求的侦查法治化目标。
2013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新刑诉法》）第151条增设“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
等类似于诱惑侦查的具体措施，[1]无疑对特定犯罪案件的侦查措施的法治化实现具有重大规范意义。然而，相关条文的阐述不够详尽，难以消解对该制度存在的一贯争议，其制度价值理性难以付诸实践。鉴于此，有必要对诱惑侦查是非争论予以阐释，论证其源于实践的理论生命力以及私权保障必须之正当性根基，补充与细化相关立法规则，以生成该制度司法适用的可操作性。
一、是与非：对诱惑侦查从未间歇的争论
（一）反对的观点：警察不应追诉一个自设的犯罪行为
反对者认为，诱惑侦查要求具体实施侦查的人员隐蔽身份，甚至为了获取与案件相关的诉讼证据而故意利用对方的欲望，这种具有欺骗性而且利用对方人性弱点的侦查措施，有人称为“肮脏手段”，认为它损害国家威信，违背执法、司法机关的道德责任，违反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原则。[2]也有人认为国家应该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但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国家的代理人参与犯罪活动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他人实施犯罪，诱惑侦查产生了国家角色的失序。据此，日本学者西原春夫指出，此类侦查方法可能使人们对侦查方法的公正性失去信赖，也可能侵害国民的隐私权和人格权。[3]在以“正当程序”为标杆的美国刑事诉讼法中，诱惑侦查（Entrapment）是一种实体法抗辩，[4]即其与精神病抗辩、受胁迫
抗辩、正当防卫抗辩等抗辩事由一样，如果被告人提出诱惑侦查之抗辩，且该抗辩具有充足的证据加以印证，被追诉人将会被无罪释放。简言之，一旦法院认定警察的行为属于诱惑侦查，其法律后果不仅仅是要排除证据，更重要的是，它将彻底阻止控方对被告人继续追诉。[5]诱惑侦查之抗辩事由聚焦于警察不应该既制造又控告一个犯罪行为的观点，对陪审团有很强的说服力。[6]即便是犯罪行为与法律规定一致，陪审团倘若对诱惑侦查的度不能接受，亦可以凭自己对司法正义的理解而做出无罪开释的判决，即所谓的“陪审团费法
（jury nullification）”。而且这种针对诱惑侦查的防御不是美国特有，英国、加拿大以及欧洲人权法院等司法体制都对此予以认可。究其原因，诱惑侦查蕴含着广泛而又棘手且难以消弭的恒久性复杂问题，即刑事司法的目的、惩罚犯罪的重要性以及确保政府不使用过分的与不公正的方式去追诉犯罪行为。[7] （二）支持的观点：打击特定犯罪行为需要特殊手段
支持者认为，刑事追诉中最为强烈的对抗无疑存在于侦查之中，其程度不亚于国家与被告人之间开展的“战争”，特别是在毒品犯罪、涉枪等案件中，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在实践中常“短兵相接”甚至“直接交火”，难免造成鱼死网破之下的“你死我活”之势，这显然迥异于审查起诉中的“和风细雨”，即便是法庭审判中的“唇枪舌战”也无法与侦查活动中冲突对抗的强度与力度相提并论。组织化、智能化以及隐蔽化已然成为某些犯罪行为的显著特征，被动型的侦查手段显然无法适应有效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现实要求。特别是针对无明显被害人的犯罪、组织化程度高的犯罪以及在案发时间与地点有较强规律性的犯罪等情况，世界各国侦查机关纷纷调整思路，相继采用跟踪监视、电子监控、监听通讯、诱惑侦查等一系列主动型的侦查手段。[8]美国学者从打击犯罪所需要的现实角度出发，认为并不是一切犯罪行为都会公布于众或者选择报警，尤其是那些无明显被害人的犯罪。而为了有效地执行法律，维护社会秩序，就需要警察秘密参与其中才能有效实现对诸如此类的犯罪活动进行侦查以锁定有效的控诉证据。因此，一名警察可能“合法”地购买可卡因以收集充分的证据去用于指控和起诉贩卖毒品的人。
[9]侦查程序与审判程序显然存在较大差异，相同的诉讼手段和行为由于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诉讼阶段而获得不同的价值评价和实效。例如，在证据集散地的审判程序中，由于侦查阶段短兵相接的硝烟已经散去，相对纯粹的庭审程序虽充斥着控辩双方的激烈对抗，但都在正当程序依法可控的范畴之内，威胁、引诱、欺骗等一些比较极端的调查手段和诉讼谋略在此难以被容忍或至少得以收敛，而侦查环节却可能因为侦查程序独有的残酷本身而使之具有更高的容忍度进而被合法化。[10]面对狡诈、危险且常常是凶残的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的取证方式应当多元化且在最大限度上得到宽容和支持。因此，侦查实践经验表明，特别是针对实施诱惑侦查的侦查人员而言，必然需要大为降低对其道德行为的评价，甚至对他们的“违法”行为也要理解和支持，更不能天真地期望实施诱惑侦查的侦查人员“像遵守道德和法律的公民在处理日常事务时所期待的那样”[11]模范地进行取证行为。刑事诉讼实践也一再表明，针对特定类型的犯罪案件，唯实施诱惑侦查的人员才能出色地完成打击犯罪的任务。
二、实践理性与私权保障：诱惑侦查的正当性论辩
（一）实践理性：侦查理性的必然要求
“理性”一词似乎在各行各业中均备受青睐，因此，其在各个领域中被广泛使用就不足为奇了，人们用它指代所具有的某种“能力”，也用它指代实践活动以及
创造活动中所体现的“精神”，甚至用它指代“人们在处理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日常事务和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合理的态度”。[12]实践理性是指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采取侦查方式时所具有的侦查理性，此处即是指采用诱惑侦查之时，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综合考量案件性质、适用时的境遇、适用动因与目的等是否在合法的基础上更具有合理性。[13]博登海默认为，理性论证与判断依赖积累的力量，而这些积累的力量是从不同但通常相互联系的人类经验的领域获取。[14]而诱惑侦查措施的产生及其运行正是反映了刑事追诉的经验理性，亦符合刑事追诉的认识理性。
1.诱惑侦查反映刑事追诉经验理性
在美国，常从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两方面分析诱惑侦查是否成立，前者着眼于被告人是否具有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行为之主观倾向，后者关注的则是警察的采证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范。诱惑侦查抗辩的证明责任应当首先由被告人承担，但证明存在非法诱惑侦查的标准达到优势证据证明的程度即可。当然，要求警察的行为构成诱惑侦查，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往往是指对嫌疑人宪法性权利的侵犯。接着，发生证明责任的转移，由控方负担证明责任且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证明被告人已然形成犯罪的诱因，即“无论何时机会一旦出现，便即时且自愿去犯罪
（ready and willing to commit the crime when ever the opportunity might be afforded）”。[15]因此，“有关联邦上诉法院对判决结果的研究表明：诱惑侦查的抗辩…很容易提起，但是，要想在法律上证明它成立，却极其困难?”。
[16]无明显被害人类型的犯罪行为常发生于特定人群之中，缺乏被害人报案这一常规案发机制和侦查线索，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若不采用诸如线人、诱惑侦查等谋略，实难侦破罪案、查获罪证。例如，2012年8月29日的《检察日报》就报道了曾经是一名刑警的宋名扬（化名），为打进毒枭内部卧底染上毒瘾的凄惨遭遇。[17]同样，现代高隐密性、组织化的犯罪行为中，若侦查主体不积极主动出击采用“卧底”、“诱惑”等潜行侦查谋略，很难查获真正的主犯，更遑论斩断犯罪的源头，而只能徘徊于案外细枝末节的东西。[18]据此，孙长永教授认为，对于特定隐蔽性特别强的犯罪行为，侦查机关常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并参与犯罪的过程，引诱潜在的犯罪对象，获得相关诉讼案件的证据并将其逮捕、起诉。[19]由此可见，诱惑侦查措施的逐渐制度化并不断完善的过程亦是刑事追诉经验理性不断被接受的过程。
2.诱惑侦查符合刑事追诉认识理性
刑事追诉的过程本来存在一个历史性悖论，打击的都是过往或正在发生的犯罪行为，待到定罪量刑之时，裁判者只能凭借证据链去排除合理怀疑或达致内心确信。对此等悖论的释义体现为追溯证明的一系列活动，既要关切事实判断，又要关注价值判断，且刑事诉讼法所蕴含的人权保障的品质正是源于价值判断之上才得以不断升华。一方面，刑事侦查工作的顺利推进往往伴随着纷繁复杂的偶然性因素；而另一方面，又要求刑事诉讼活动不可能无止境的开展下去，必然要求其在一定的期间内终结程序追诉与实体惩罚，使其具有程序正当性与实质必要性。
侦查活动需要在既定时间内完成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任务能否得以实现便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毕竟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活动显然迥异于科学认识活动。首先，在目的上，刑事追诉的侦查目的在于收集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促成国家刑罚权的实现，实现控制犯罪的目的；而科学认识的目的有“达
到真理说、接近真理说、达到概率真理性说、解释和改造世界说等不一而足”。侦查活动的目的相对简单、明了且就事论事，而科学活动的目的却显得相对宽宏而且具有对于人类整体活动进步的普适性指导意义。[20]其次，在对象上，侦查认识的对象是特殊的“事”——犯罪构成诸要件；而科学认识的对象是普遍的“理”——客观规律。[21]虽然不能排除针对不同案件之侦查特定情况，把一定的客观规律作为侦查的对象，例如对于一系列有规律地出现在特定时间、地点的抢劫案件的侦查策略的制定往往依据于该案的“客观规律”，但是，针对个案的归纳之“理”毕竟是为侦破个案之“事”而服务的。而“科学的唯一的目的是发现自然规律或存在于事实中间的恒常联系”。[22]正是在这一点上，刑事个案往往表现为被特定时空所局限，而不具有普适性，尽管类似案件的作案手法与侦破方法极其类似，也很难把完全相同的侦查手段适用于同类刑事案件之上，而科学的发现往往是事实间的规律或者恒常联系被发现，可以用来具体阐述或者明示相关的实践活动。再次，在结果意义上，侦查认识主要涉及到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利益，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自由、乃至生命等利害攸关；而科学认识活动的结果往往惠及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因此，侦查活动往往伴随着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的斗智斗勇，甚至流血牺牲的过程，而科学发现的过程往往表现为不同的多数主体，甚至是不同时空下的诸多主体齐心协力地形成合力努力拼搏才予以实现的过程。最后，在认识的求真属性上，侦查活动要求在一定时效内完成，迥异于科学认识活动的一丝不苟而且可以反复验证。因为，随着时间的流失，不仅取证越发困难，而且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法治秩序也得以逐渐恢复，追诉久远的犯罪行为不仅取证相当困难，增加司法成本，而且对维护社会法治程序已无现实需要。正是源于此，针对特定类型化的刑事案件，如隐蔽性强、组织化程度高或者无明显被害人的犯罪案件，侦查主体采取诱惑侦查措施，也是考虑到刑事追诉的认识理性所体现的认识活动的有限性理论，迥异于科学认识活动的无限性理论之特质，进而理性抉择侦查措施的必然结果。况且，对上述诱惑侦查的案件范围，倘若采取常规的侦查方式无异于打草惊蛇之举，在无法锁定嫌疑人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反复追诉、释放也有悖于无罪推定原则与禁止双重归罪规则等诸多国际性条约所蕴含的法治化要求。
（二）私权保障：侦查理性的终极目的
任何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而且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就是自由的保卫者。[23]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亦是国家对私权保障的最大出发点与归宿，而作为特殊侦查措施的诱惑侦查行为的实施之缘由，正是考虑到相关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尤为严重，但又囿于取证的艰难，不得不采用蕴含一定欺骗性的诱惑侦查行为，以达致社会秩序的安宁，也从终极意义上实现私权保障的法治化。
早在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4条即明确规定，“自由在于能够做不损害他人的任何事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也认为，国家为了防止利益冲突者在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24]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思·韦伯也把保护个人与公共秩序作为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25]尽管诱惑侦查与私权保障之间特别是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冲突，但是当国家唯此方能有效地保护社会良好秩序时，对特定类型的犯罪行为采取诱惑侦查的取证行为就具有维护社会秩序，进而保障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之正当性根基。从根本上说，侦查主体实施诱惑侦查最为直接之目的
是为了获得打击某种犯罪行为的有力证据，而基于犯罪行为人逃避诉讼的本能障碍以及案件证据难以恢复的事实障碍，唯有主动型的诱惑侦查行为的实施方能有效实现侦查之目的。也只有实现对犯罪行为的最终有效控制，才能实现社会良好秩序，并最终有效保障生活在其中的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平等等基本的权利。因此，诱惑侦查的采用在其终极意义上与私权保障的终极目的具有一致性。
三、补充与细化：诱惑侦查司法适用的完善
诱惑侦查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也存在越界侵犯人权的隐忧。因此，谨慎且理性地对待诱惑侦查的态度是：一方面允许侦查机关对特定案件实施诱惑侦查手段；另一方面，法律也要为侦查主体采用诱惑侦查设置必要的底限，以确保诱惑侦查的程序理性。
（一）侦查主体法定性
鉴于诱惑侦查运行的特殊性，诱惑侦查的主体必须是法定侦查权的享有主体。《新刑诉法》第151条规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表明实施隐匿身份侦查的主体既包括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也包括侦查机关指派的适宜进行隐匿身份实施侦查的其他人员。当然《新刑诉法》也规定了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要“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以促进此类特殊侦查措施的行为理性。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享受侦查权的主体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军队保卫部门，除此之外，任何机关和个人均不享有侦查权。即便如此，笔者认为，行使诱惑侦查的主体只能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内的犯罪以及军队内部的犯罪行为不需要采用诱惑侦查措施。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公民设置圈套、扑捉犯罪证据、向侦查机关举报的行为，无论是出于“惩恶扬善”或者“领功请赏”，甚至是“排除异己”、“打击报复”之目的，均不能承认并转化类似的自发性诱导调查为合法的侦查取证行为，否则，便会导致一部分人甚至不择手段地去引诱他人违法犯罪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例如排除商业竞争对手或其他“异己”），显然这将与诱惑侦查打击特定犯罪进而维护社会良好法治秩序的初衷背道而驰，并为法律所不容。在特殊个案中，侦查机关亟需授权非侦查人员具体参与诱惑侦查行为时，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可以规定由省级以上侦查机关负责人予以审批。《新刑诉法》第151条规定的“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也就是授权县级以上各级公安机关负责人即享有批准权。也许立法的意愿是“这种侦查不同于技术侦查，不涉及公民有关权利，且这种化妆侦查，从侦查人员的安全角度考虑，知道的人越少越好”，[26]然而，只有促进对侦查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实施诱惑侦查的审批监管层次的提升，才会更加有利于案件侦破的理性得以顺利实现，并且对具体实施侦查的行为人的人身安全也是一种更负责任的态度，毕竟诱惑侦查所针对的案件高风险是公认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受过专业训练的侦查人员尚且难以保证完成侦查任务，“其他人员”是否适宜担当此任更须经过审慎地甄别。
（二）案件范围类型化
《新刑诉法》第151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隐匿身份实施特殊侦查。“为了查明案情”只是一种目的性条件，所有刑事案件无不具有此种目的，关键是其必要性条件的限定问题，即在采用普通的侦查措施无法实现特定案件的侦查目的之时，即构成了法定的“必要的时候”。然而存在一种两难的情况：一是如果不对“必要的时候”加以具体化描述，“必要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侦查主体的理解差异而被泛化；二是如果对“必要的时候”加以具体化释义成特定的
罪名，可能又会因为个案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影响此类侦查措施的及时有效采用。权衡其利弊，将诱惑侦查的案件犯罪作类化限定而不是具体的罪名限定是符合“相对合理主义”的现实情况下的理性抉择。首先，应当对适用诱惑侦查的案件范围限定于无明显被害人的犯罪、组织化程度高的犯罪以及在案发时间与地点有较强规律性的犯罪，这样可使侦查机关采用此类侦查措施具有明确可控性。其次，对于特定情形下的个案采用此类侦查措施，规定审批监管条件的层次提升即可，例如授权省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或同意方可实施。无明显被害人的犯罪往往侵犯公共利益，例如毒品犯罪，伪造货币犯罪，组织、介绍卖淫犯罪等，在这些犯罪案件中，常常缺少被害人报案因素，致使案件证据难以固定，破案难度增加，唯诱惑侦查才可以成为打击此类犯罪的有力手段。组织化程度高的犯罪往往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例如走私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等，不借助诱惑侦查措施难以获得有力的证据去惩治此类犯罪。对于案发时间与地点有较强规律性的犯罪也存在证据即时流失的问题，而借助诱惑侦查措施便能在获得此类犯罪案件证据方面达到立竿见影之效。将诱惑侦查的案件范围加以限定就能在有效打击犯罪与防止权力滥用方面达到一个理性的均衡。显然诱惑侦查倘若在侦查各类犯罪活动中被广泛运用，就难免会伤及无辜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伴随着侦查活动的逮捕、搜查、监禁亦会被滥用。如果犯罪嫌疑人广泛存在被诱骗进入“警察圈套”之叹，自然会生出“上当受骗”的情绪，伤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尊心，使其抵制起诉与审判，也最终会导致刑事司法的公信力大为降低，反而会影响到社会法治秩序的和谐稳定。
（三）判断标准可控化
《新刑诉法》第151条规定，在实施隐匿身份侦查的过程中，“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来防范此类侦查措施的风险。“不得诱惑他人犯罪”主要是指不得进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即不得诱使他人产生犯罪的意图。“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是考虑到侦查人员实施诱惑侦查，将不可避免地打入犯罪分子内部，有时候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获取相关犯罪证据，不得不与犯罪分子一起实施一些违法犯罪活动。但参与违法犯罪活动有个界限，就是不得危害公共安全，不得造成他人重大的人身危险。然而，对此类判断标准看似清晰，却很难具体操作。试想一下，为了有效获取有罪证据，具体实施诱惑侦查的工作人员参与到违法犯罪活动之中具有实践理性的同时，为了不过度危险地暴露自己，很难有效控制犯罪结果的指向性，毕竟实施诱惑侦查的人员只是参与而不是主导犯罪活动，有时候拒绝行为很可能导致诱惑侦查措施的失败甚至危及到其人身安全。笔者认为，应结合主客观两方面的标准来判断诱惑侦查的取证方式是否合法，予以抉择诱惑侦查获得的证据是否可采：一方面，主观标准主要证明被告人是否具有实施被指控犯罪行为的倾向，证据可以围绕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情形，以及被告人是否有相关犯罪记录以及品格证据等；另一方面，客观标准主要审视侦查人员的取证行为是否逾越了正当行使法定侦查权力的底限。在美国联邦司法系统以及适用诱惑侦查主观标准的州司法系统中，如果警察侦查行为的“受害人”原本具有实施被指控犯罪的倾向，那么，无论执法官员的引诱或威胁行为（inducement and threat）多么极端，都不可能构成诱惑侦查。但是，如果侦查行为确实令人震惊，那么，其也仅仅是“有可能”构成违宪而需要有条件地启动阻止对原本具有犯罪倾向的人进行刑事追诉的程序。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一般根据主客观标准将诱惑侦查分为“犯意诱发型”与“机会提供型”两种，后者较之前
者而言，被告人更加具有犯罪故意的主观倾向，侦查主体客观上更加遵循公权力介入私权利的黄金法则——比例性原则的要求。主客观标准思维下诞生并指导刑事诉讼实践的规则对诱惑侦查的认定与评判提供了可控性的程序性支撑，既有利于实现打击特定犯罪之目的，也有利于规范侦查主体的取证行为。因此，正是这种主客观方面双向被认可的诱惑侦查行为最大限度的平衡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冲突，理所当然地被体现到越来越多国际公约与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司法之中。
四、未尽的课题：创设后司法审查制度
鉴于诱惑侦查的具体实施主体常常是秘密地采取侦查行为，在某些特殊案件中，他们会具体参与违法犯罪活动，既有身不由己的无奈，又有义无反顾的豪迈，甚至有玉石俱焚的悲壮，稍有不慎，前功尽弃。因此，考虑到该项权力的具体操作过程可能会对私权利造成严重甚至不可挽回的影响，该行为具体负责行使的机关就不应当是该程序启动之决定机关，没有了监督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被滥用。在我国现有的刑事司法体制下，侦查机关不宜既是该项权力的具体组织实施者，又是该项权力启动的直接决定者，诱惑侦查启动权的审查应当具有中立性，至少现阶段应当尽可能地增加其中立化因子，才能保障其依法行使，进一步发挥其理性作用，否则对诱惑侦查的控制与监督便沦为空谈。
一般认为，理性的司法审查机关当属中立的裁判机构——法院。然而现阶段，我国宪法以及刑事诉讼法均规定公、检、法“平起平坐”（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性指导之下”），法官没有高于警察或检察官的权威，甚至在“审判机关承担追诉职责”的现有情况之下，空谈法院的审查中立性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引起无尽的争论导致改革的无限拖延。[27]而相较之下，作为法定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不仅从现有的法律格局下容易理顺，而且检察机关亦有能力对实施诱惑侦查启动的合法性予以适度审查，理由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符合我国的宪法架构，具有监督侦查权与审判权的宪法职能，检察机关对诱惑侦查实施监督契合现行法律对刑事诉讼国家专门机关之间权力关系的配置；另一方面，人民检察院审查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更符合职业化的要求，能够以最低的司法成本收获最大的实践效益，从而极大地降低制度的试错成本。[28]具体操作程序为：侦查人员认为需要实施诱惑侦查措施时，先将案件情况报至本部门负责人审批，同意后提交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予以审查，最后经检察长签字同意后方可实施。在一些特殊紧急的个案中，经侦查机关负责人同意后可以先行实施诱惑侦查措施，事后应及时按照上述程序上报于人民检察院并取得授权确认。
显然，从检察机关承担控诉职责的角度看，此种监督难以达致超然中立，尽管人民检察院也属于司法机关，但此种行为也难以界定为理性的司法审查行为，毕竟需要控诉的本质更使其对此种侦查行为及其获取的证据均情有独钟，甚至爱不释手。鉴于此，对上述弊端进行有效补救的措施即为，创设后司法审查制度。也就是说，在上述检察机关适度审查的基础上，在针对该程序的瑕疵进行程序性补救设置，以促进该项制度设计与运行的合理性。后司法审查制度的启动与运行是以检察机关监督式样的审批为必要条件，仅在权利人对由检察机关审查批准决定的诱惑侦查行为以及获取的证据的合法性存在争议的情况之下，其才有权申请法院对相应的诱惑侦查行为及由此获得的控诉证据予以审查，以取舍证据的可采性。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检察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12CFX041）和2013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课题“酌定量刑情节在死刑认定中的适用”（项目编号 GJ2013D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为表述方便，本文将“诱惑侦查”与“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在同等语义上使用。
[2]龙宗智：《证据法的概念、制度与方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3][日]西原春夫：《日本刑事法的重要问题》（第二卷），金光旭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4]美国作为抗辩理由的诱惑侦查是“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而非“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即便是“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也由于要求被告人首先提出存在此类诱惑侦查的证据，并达到优势证据予以证明的程度，因而难以实现有效剔除据此获得的控方证据。参
见 Criminal Model Jury Instructions for Use in the District Court, Vol ume II, Instruction9.140：
Entrapment, Massachusetts Continuing Legal Education, Inc
（MJIIMA-CLE9.140），2011； Park, Note 1， supra, p.178，转引自[美]约书亚?德雷斯勒、艾伦? C.迈克尔斯：《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要》，吴宏耀、魏晓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
[5]前引[4]约书亚?德雷斯勒、艾伦? C.迈克尔斯书，第580页。
[6] Ann M. Roan, The Entrapment Defense in Colorado,40-JAN Colo. Law,47（2011）， p.47.
[7] Kent Roach, Entrapment and Equality in Terrorism Prosecutions:
a Comparative Examination of the North and European Approaches,
80 Miss. L. J.1455（2011）， p.1455.
[8]金星：《诱惑侦查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9][美] Richard G. Singer, John Q. La Fond: 《刑法》（注释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481页。
[10]万毅：《侦查谋略之运用及其底限》，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4期，第138页。
[11][美]弗雷德? B.英博：《审讯与供述》，何家弘等译，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275页。
[12]李建明：《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合理性及其限度》，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6期，第22页。
[13]陈刚教授认为，实践理性是指人以精神合理性的态度处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目的与动机在于结果对人有利。参见陈刚：《西方精神史》（上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14][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
[15]参见前引
[4]Criminal Model Jury Instructions for Use in the District Court .
[16]前引[4]约书亚?德雷斯勒、艾伦? C.迈克尔斯书，第587页。
[17]具体内容请详见《卧底警察染毒后贩毒入狱因公涉毒能否获补偿成疑》，载《检察日报》2012年8月29日。
[18]前引[10], 第134页。
[19]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比较法考察》，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20]郑祥福、洪伟：《科学的精神》，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7页。
[21]杨立云：《侦查认识原理研究》，群众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22]刘大椿：《科学哲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23][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杨百揆、刘庸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25][德]马克思?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
[26]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页。
[27]孙长永：《探索正当程序——比较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部分。
[28]汤维建：《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与检察监督》，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第71—72页。
论刑事诉讼中的诱惑侦查 ——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为参考 唐元华郑台塘 2013-05-06 08:48:16 来源：《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摘要】我国在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并没有对诱惑侦查进行法律定位，尽管其在实践中已被侦查机关所运用，但出现的问题颇多。为减少诱惑侦查在实践中的负面效应，此次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诱惑侦查，然而新法中规定的诱惑侦查颇为原则化，对诱惑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范围、原则及合法性应明确予以规定。 【关键词】诱惑侦查；实施；合法性标准 一、问题之提出 诱惑侦查指负有侦查使命的国家侦查机关、侦查人员或其代理人，在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而又没有足够的证据时，特意设计一定的犯罪情境或提供一定实施条件和机会，诱使犯罪嫌疑人暴露犯罪意图或实施犯罪行为，然后进行证据收集或当场对其进行拘捕的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1}诱惑侦查措施的采取以难以通过其它侦查措施收集犯罪证据或控制犯罪嫌疑人为必要；其具有多目的性，既可以是为了收集罪证，也可以收集罪证与当场拘捕犯罪嫌疑人并重。作为一种侦查手段，诱惑侦查一般适用于那些有合理根据或足够理由表明正在实施犯罪或有重大犯罪倾向的人员。{2}贞查机关在诱惑侦查过程中具有掌控地位，犯罪嫌疑人往往在被拘捕过程中或被拘捕后才知晓自己的受诱者身份，因此诱惑侦查的成功率相当高，侦查机关也乐于采取此种秘密侦查手段侦破重案要案、疑难复杂案。 诱惑侦查在我国刑事诉讼发展上曾一度空白，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在
“侦查”一章中没有对诱惑侦查作出规定，这使得侦查机关实行诱惑侦查于法无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纪要通知》[1]，对涉及到诱惑侦查的犯意引诱与犯罪数量、特情所获证据的效力、特情介入的案件等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其适用范围只限于毒品犯罪案件。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此规定中的“实施控制下交付”可以认定为诱惑侦查中的为抓捕犯罪所设计的情景或条件。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诱惑侦查的规定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佳音”，反映出我国法制的进步，然而新法中规定的诱惑侦查颇为原则化，这就给新《刑事诉讼法》此项制度的即将实施罩上了一层迷雾。如，诱惑侦查适用于哪些犯罪？实施的主体为谁？实施的原则当何？适用的合法性标准又当何？这些问题的解决对诱惑侦查在实践中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予以研究。 二、诱惑侦查的实施 （一）实施主体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安机关为诱惑侦查的实施主体，这和国外的立法颇为不同。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诱惑侦查的基准》中规定诱惑侦查由实施诱惑侦查的侦查人员实施，在德国，诱惑侦查的实施主体是依法派遣的秘密侦察员。{3}可以看出，国外一般将诱惑侦查的实施主体限定于侦查人员，对此，笔者持赞同观点。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措施，是为侦查案件所服务的，而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第四条、第八十二条和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在我国享有法定侦查权的主体除公安机关外还包括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国家安
产品交付控制程序 编制：校核：审定： 标准化检查：复审：批准： 2017－08－01发布2017－08－02实施山西新能源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发布
更改记录
产品交付控制程序 1 范围 本程序规定了产品交付的内容、交付前检查、办理装车、产品运输和交接。 本程序适用于产品交付过程。 2 职责 2.1 检验部门负责提供生产过程中的质量记录，负责交付活动过程中的测量、检验工作，负责核对装箱清单，监督产品装车。 2.2 生产部门负责提供合格产品、运输证明、交接资料。 2.3 运输部门负责产品的运输。 2.4 安全保卫部门负责保障产品运输过程安全。 3 工作程序 3.1 交付内容 3.1.1 有关产品质量状况的文件，包括按规定签署的产品合格证明和有关检验和试验结果的记录，必要时，如在最终检验和试验中发现质量问题或故障时，还可包括排除情况的文件，以及该产品的技术状态更改的执行情况。 3.1.2 根据产品设计和开发输出规定的产品使用所必须的保障资源要求，提供相应的产品使用维护说明书、用户手册等技术文件，以及配备的附件、测量设备和其它保障资源等。 3.2 交付前检查 顾客代表根据制造验收规范的要求，对最终产品进行抽样，检验部门按照工艺规程进行测量，并填写现场实物检验记录（见附录A）。 3.3 办理装车 生产部门组织产品装车，顾客代表和检验部门共同监装，填写成品入库、发运过程质量监检跟踪卡（见附录B）。 3.4 产品运输 安全保卫部门按国家规定，办理武装押运手续，运输部门按照订货合同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将产品运送到产品交接现场。 3.5 产品交接 将产品交付给顾客时，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和方式，双方对产品数量、 1
论诱惑侦查 ——我国诱惑侦查的现状及未来展望摘要诱惑侦查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在实践中被大量的使用。但是适用范围及标准在法律上都不够明确，而部分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做得比较完善了，他们的发展历程对我国的诱惑侦查法制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参考意义。因此，本文在分析了我国现状及美、日等国的发展历程后，针对法制化后有效打击犯罪的价值，对规范诱惑侦查做出具体的意见。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社会的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法律的完善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发展。 关键词诱惑侦查的概念国外的历史借鉴中国现状未来展望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犯罪的案件也越来越复杂，特别是犯罪证据也越来越难以收集，犯罪渠道越来越多样，难以捉摸。这种情况对侦查员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特别是一些技能的使用，比如诱惑侦查。然而由于法律的不完善，各种方面的制度不全面，这种方法极易对侦查员以及被侦查员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追寻事件的真相是我们的目的，但是在过程中若方法不妥也极易被个人主观认知所控制来揣度人心的善恶，这样就容易对事件造成不合理的导向。人治社会之所以被淘汰就是因为人心复杂，以人限制人是不牢靠的。所以法律，不仅要约束犯罪嫌疑人，也要约束侦查者。在合理的范围内规定好界限，在界限内给予充分的自由，使效率最大化。 一、诱惑侦查的基本认识 诱惑侦查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而中国最初对于诱惑侦查的研究多转用于日本。诱惑侦查的含义非常广泛，一般指侦查人员设置圈套，诱使犯罪嫌疑人暴露其犯罪意图并实行犯罪。 诱惑侦查在实际工作中用途广泛，或轻或重，侦查人员有时在不经意间就利用了这种诱惑心理。由于实际情况纷繁复杂，很难真正地明确分类。现有理论一般由诱惑侦查的作用对象来分，分为“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两类。 (一)犯意诱发型 侦查员促使侦查对象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进而捕获。这种类型的重点
论述控制下交付在毒品犯罪案件侦查中的 应用 引言 1980年以来毒品这股污流在各个国家迅速蔓延，其发展势头也日益迅猛，逐渐发展为世界一大公害。全球化发展，我国受国际毒品发展形势的影响以及一些不法分子在毒品暴利的驱使下，我国国内的毒品制造、走私、贩卖等违法活动逐渐出现。国内部分贩毒集团在国内生产毒品，然后通过各种途径将其走私出境销往亚洲其他国家，同时国外传统毒源也加快了入境速度，东南亚地区成为了我国传统毒品的基本来源之一。根据中国禁毒委员会办公室2015年禁毒形势报告显示，2015年前三季度报告显示，我国查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海洛因和冰毒片剂占全国总量的93.8%和87.9%。随着毒品犯罪案件向跨区域、跨国家犯罪的转变，具有隐蔽性、合法性等特点的控制下交付措施成为了当前查获大宗毒品犯罪案件的一项专门的有效措施。控制下交付手段近年来在中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侦破了许多大宗毒品犯罪案件，对我国具有特殊意义。但是，在毒品犯罪案件中使用控制下交付措施，仍具有其局限性，控制下交付仍亟需完善。 一、什么是控制下交付 （一）控制下交付的定义 控制下交付是在大宗毒品犯罪案件中被广泛使用的一项特殊的比较隐秘的侦查措施，主要用于应对跨地区、跨国际的走私、贩卖毒品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国国内关于控制下交付的概念是由《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公约》演变而来。根据公约规定：“控制下交付”（controlled delivery）是指禁毒执法人员或机构，
在涉案地区或国家主管当局明了的前提及其监视下，暂时允许货品中的毒品或可疑的麻醉药品或精神药品、易制毒化学品或其替代品运出、通过或进入其管辖区域，让可疑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或其替代品继续流通，以期查明所有毒品犯罪事实，查获所有犯罪嫌疑人的一项特殊侦查措施。在毒品犯罪案件侦查中，控制下交付主要由侦查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人员专门负责，侦查人员在发现毒品后立即对该案进行判断与评定，制定相应的侦查措施。一般情况而言，进行毒品走私、运输的都只是该宗毒品犯罪链里最底下的“马仔”。因而，为了抓获毒品犯罪份子的主要的“上线”人员，最大限度抓获该毒品犯罪案件的主要成员，对有需要且具备进行控制下交付前提条件的毒品犯罪案件制定相对应的控制下交付方案：继续放任已发现的毒品或使用替代品继续流通，在毒品沿线及其运输终点进行严密布控、蹲点守候，待时机成熟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 （二）控制下交付的分类 1.跨国性的国际控制下交付和跨地区的国内控制下交付 控制下交付根据毒品是否跨越国边境将其分成国际控制下交付 和国内控制下交付。国际控制下交付即毒品在被贩运的过程中至少跨越两个或以上国家的国边境，在此情况下由多个国家联合协作对该毒品的流向进行监视和控制，各个国家及时互相分享所获情报信息，以达到打击跨国毒品犯罪案件的效果。反之，毒品仅在一个国家境内各个地区之间流通，侦查人员对此类的毒品进行监控则为国内控制下交付。国际控制下交付与国内控制下交付的本质区别为是否跨越国边境，因此侦查人员在实施的过程中需注意它们的区别之处。相比较而言，国际控制下交付实施的可能性更小、难度更大。国际控制下交付涉及了多个国家，需要事前一一沟通，且每个国家国内实行的法律、规则不尽相同，需要慢慢磨合，这对于实施控制下交付的组织机构与实施人员而言都存在难度。而国内控制下交付，由于其在国内，各地区人
论诱惑侦查的概念、特征及分类 作者：何春华,何小华 来源：中国法院网 来源日期：2010-1-11 本站发布时间：2010-1-11 21:54:14 阅读量：242次 诱惑侦查的概念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在笔者看来，诱惑侦查的概念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诱惑侦查其含义包括了在刑事侦查中所有带有诱惑意义或形式的侦查手段，可分为讯问型和设捕型的诱惑侦查。讯问型诱惑侦查的主要方式是语言诱惑，是以语言表述为诱惑手段对受诱人进行诱惑的侦查手段。其主要表现是在侦查人员对被侦查者的审讯或讯问的侦查程序中，通过所掌握的证据，运用问话的技巧、心理战术等手段对嫌疑人讯问，使其主动或被迫认罪。此时的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在侦查人员有效控制之下的，而且犯罪嫌疑人明知了侦查人员的真实身份。而狭义的诱惑侦查仅指设捕型的诱惑侦查，是指侦查员及其协助的相关人员以隐瞒身份的方式、以行为举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引诱。其目的在于收集证据和抓捕犯罪嫌疑人。可见，设捕型诱惑侦查的对象，即犯罪嫌疑人此时并非处于侦查人员的有效控制之下，甚至许多时候侦查人员在启动诱惑侦查的时候，还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范围，如对于可能再次发生的系列犯罪而启动的诱惑侦查，仅仅是根据经验判断而启动的。本文所要论述的诱惑侦查仅指狭义上的诱惑侦查，即设捕型诱惑侦查。 在我国，目前关于诱惑侦查尚没有科学、准确的定义和相关的法律规定。诱惑侦查作为一种侦查手段早已在各国侦查实践中被广泛使用，但作为专业术语出现在我国法学界，历史却不长，基本上属于新鲜事物。究其源头，“诱惑侦查”，一词直接引自日本的犯罪侦查学界，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的法学研究杂志上就频频出现有关“诱惑侦查”的论文，由于中文与日文的天然联系，我国最初的研究多转用了该词。[①]而日本的诱惑侦查理论又溯源于美国的encouragement——刺激侦查，原意是针对隐蔽性强、社会危害性严重、无特定被害人的犯罪，侦查人员在侦查中以给犯罪嫌疑人提供实施犯罪的机会或某种便利条件为诱饵，促使犯罪嫌疑人暴露其犯罪意图或实施犯罪。 当前，在国内关于诱惑侦查的概念和说法很多，从术语的使用来看，有关此方面的用语极不统一，大致有诱惑侦查、诱饵侦查、侦查陷阱、侦查圈套和警察圈套等，归纳起来，国内学者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诱惑侦查和侦查圈套(警察圈套)是同一概念，即诱惑侦查，也称诱饵侦查、侦查陷阱、侦查圈套、警察圈套，泛指国家侦查人员或者受雇于国家追诉机关的人员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为实施犯罪提供条件或机会，鼓励、诱使他人实施犯罪，并进而侦破案件、拘捕犯罪人的侦查手段。当前多数学者持此种观点。如:1.诱饵侦查(又称诱惑侦查、侦查陷阱)泛指国家侦查人员或者受雇于国家追诉机关的人员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为实施犯罪提供条件或机会，鼓动、诱使他人实施犯罪并进而侦破案件、拘捕犯罪人的侦查手段。[②]2.诱惑侦查，又称为侦查陷阱，是指侦查部门设置圈套，引诱侦查对象实施犯罪，并将其及时(在犯罪现场或人赃并获时)拘捕的一种侦查手段。[③]3.诱惑侦查是指为侦缉隐蔽且无被害人之犯罪，侦查员及协助其侦查的有关人员，以实施某种行为有
文献综述 法学 浅析公安刑事执法中人权保障制度问题 一、本选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国内看，如何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关系转变，建立程序本位理念，王莉在《刑事诉讼程序论》中认为，从价值理论上来看，程序价值分为两个层面：即程序的工具性价值和程序的独立价值，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关系，并进一步论述了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关系转变。如何通过立法和现代化技术手段实现侦查模式的转变，如何把证据标准从客观真实转变为法律真实，王军在《再论证据标准》中，认为要将证据标准从客观真实转变为法律真实，并将“排他性”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这样不仅为广大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确立了科学的方法和标准，而且为解决当前案件久拖不决、超期羁押、忽视人权保障等问题。如何更加完善我国的无罪推定法律规定，方萧在《无罪推定研究》中认为，我国刑事法无罪推定原则得不到充分贯彻，表现为：“自证其罪”，重视口供为定案依据，未能杜绝刑讯逼供，待审羁押、强制措施滥用、超期羁押现象大量发生。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今后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要从保护人权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并加以完善。如何完善律师辩护问题，陈光中、月一尼尔·普瑞方廷(加拿大)主编的《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中对我国律师辩护存在的问题及与联合国司法准则存在的差距做了大量深入的探讨。 从国外看，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一人权哲学》(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王志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等著作都对国家机关的职权与人权保障关系作了探讨，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则从法哲理角度分析了人权保障。井上正仁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有斐阁1981年出版)中对非法证据做了较为全面地探讨，作者从非法证据含义、认定以及对警察机关的限制等方面分析了非法证据适用规则，文章认为建立非法证据规则制度有助于加强警察机关执法中人权保障。此外，乔恩·R·华尔兹在《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琼·布鲁克曼v·戈登·罗斯被禁止的《非法的和错误的证据》(法律
软件开发项目验收、交付控制程序 00 ?GZ－05 目录
1.目标 规范平台项目（含定制开发）的验收、交付过程，保证项目的完整性，确保提交产品的质量满足用户的要求。 2.范围 适用于研发部合同实施类项目的验收、交付管理，验收、交付的内容包含代理产品、CAE定制产品、定制系统（二次开发功能）等。 3.入口条件 ●合同和技术协议 ●项目策划书或项目计划 4.输入 策划、合同、技术协议、备忘录等所规定的交付物。 5.过程描述 项目验收、交付流程见下图：
5.1.现场安装调试 由项目经理统一协调安装、调试计划，系统工程师、实施工程师等人员进入客户现场进行系统的安装、调试。 对于系统的不同部分，即：代理产品、CAE定制开发产品、定制系统（二次开发功能），由各相关部门分工协作完成： ●代理产品部分：由业务中心各分公司系统工程师负责安装、调试，并签署《发货清单》、《软件 验收单》、《License发放时间确认单》； ●CAE定制开发产品部分：由研发部负责安装、调试，并签署《发货清单》、《软件验收单》、《License
发放时间确认单》； ●定制系统（二次开发功能）部分：由研发中心实施部负责安装、调试，并签署《安装确认单》。 5.2.用户培训 项目经理组织各部分的负责人员，对用户进行合同规定的培训，并签署《培训情况反馈表》： ●代理产品部分：由业务中心各分公司系统工程师负责培训； ●CAE定制产品部分：由研发部负责培训； ●定制系统（二次开发功能）部分：由研发中心实施部负责培训。 5.3.用户测试 系统安装部署完成后，可协调用户进行测试，并出具《用户测试报告》或同类文档（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我方可积极协助用户编制此报告）。 项目经理根据客户方的测试情况，积极协调客户进行项目验收。 5.4.验收资料准备 项目组根据合同、技术协议、备忘录的规定，准备验收资料。 5.5.项目交付 项目经理把验收相关的文档、软件提交客户，并由客户确认《交付清单》。 5.6.验收申请 项目经理提交验收申请。一般按照客户单位文档的要求编制。 5.7.验收 以评审会或者会签的方式进行项目验收，一般按照客户单位要求进行。 项目经理积极协调客户签订项目验收报告。 客户根据验收的情况，整理验收备忘录，我司在一定时间内，对备忘录中的遗留问题进行解决。验收备忘录可以一并写入验收报告，也可以单独编制验收备忘录。 参见：《验收报告模板》、《验收备忘录模板》 5.8.项目结项 项目验收通过后，按照《项目结项程序》进行结项。 参见：《项目结项程序》
关于控制下交付规制的研究.txt“我羡慕内些老人羡慕他们手牵手一直走到最后。━交话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话那么值钱。辽宁警专学报JOURNAL OF LIAONING POLICE ACADEMY2010年1月第1期（总第59期）Jan.2010No.1（Sum.59）关于控制下交付规制的研究王航（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研究生一队，河北廊坊065000）摘要:控制下交付作为打击毒品犯罪尤其是跨国的有组织的毒品犯罪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已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其他侦查措施和手段所无法取代的。然而，由于国家法律的缺失等原因，在控制下交付的实施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这就有必要将控制下交付纳入法律视野，对其从法律上加以规制。关键词:控制下交付；存在问题；法律规制中图分类号:D63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378(2010)01-0012-03收稿日期：2009-12-01作者简介:王航（1986—），女，山东临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治安保卫。控制下交付(Controlled delivery)，是国际社会在打击跨国境毒品犯罪斗争中创设并逐步发展起来的特殊侦查合作手段。根据《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规定，控制下交付是指在一国或多国的主管当局知情或监督下，允许货物中非法或可疑的毒品或它们的替代物质运出、通过或运入其领土，以期查明涉及毒品犯罪的人。据此，控制下交付的属性应为一种秘密侦查手段或措施，属于侦查策略探讨的范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控制下交付被习惯性地称为“布控”，其运用早已超出毒品案件，作为一种刑事侦查手段是指侦查部门根据相关线索、情报或实施诱饵等方法，在特定区域部署警力，守候并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一种措施。一、我国控制下交付的立法现状控制下交付因“公约”第1条和第11条中的明确规定而拥有了法定性质。我国于1989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了“公约”，根据国际法原理，控制下交付获得了在国际范围内和我国国内运用的合法性。“公约”第2条“公约的范围”中的第2款要求:“缔约国在履行其按本公约所承担的义务时，应根据其国内立法制度的基本规定，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立法和行政措施。”在“公约”的缔约国中，许多国家通过修改或制定本国法为控制下交付的有效实施提供法律依据，如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而有些国家尽管目前尚未通过法律对控制下交付作出明确的规范和定义，但依据本国情况制定了有关控制下交付的程序性规定。我国就属于这种情形。我国目前虽未通过法律对控制下交付进行规范和定义，但依据我国情况以两种形式为该项措施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一是与多个国家签订双边、多边和区域的协议与协定。我国先后与俄罗斯、墨西哥、塔吉克斯坦、尼日利亚等国签订禁毒双边协议，在协议中明确了双方在必要时可考虑联合采取控制下交付的可能性；我国还先后与泰国、老挝、缅甸、越南四国签订了《禁毒合作谅解备忘录》，与东盟国家共同签署了《东盟和中国禁毒合作行动计划》，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国家签署了海关合作互助协定等。这些双边和区域的协议、协定都为实施国际一级的控制下交付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基础。二是在国内制定了有关程序性的规定。1997年公安部发布施行的《关于毒品案件侦查协作有关问题的通知》、2002年5月公安部禁毒局制定的《毒品案件侦查协作规定》，就是实施国内的控制下交付打击毒品犯罪的执法依据。二、控制下交付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公安部禁毒局发布的虽然是适用于系统内部的规定，但对边防部门实施控制下交付仍有一定参考价值。然而，这毕竟属于内部文件，其效力强度和范围都远远不能适应打击跨境毒品犯罪的需要，而且，控制下交付已不再是打击跨境毒品犯罪的专有手段，作为一项涉及多国侦查部门的、复杂的侦查手段，控制下交付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牵涉相关的法律问题。（一）法律的缺失造成控制下交付在实践中的适用不规范，极易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目前，控制下交付是由公安机关内部的操作规则·12·予以规范的，其侦查手段是否实施，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把握，启动和执行均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不纳入刑事诉讼法调整的范围之内，外部中立的司法机关（法官或检察官）不能介入，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从启动、执行到结束，整个过程呈高度封闭状态，这就很容易导致公安机关为了侦破案件，不顾侦查比例（适度）原则的限制，主动扩张自身的权力，动辄采用监听、搜查等秘密
法学毕业论文选题 法学又称法律学、法律科学，是以法律、法律现象以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内容的科学，它是研究与法相关问题的专门学问，是关于法律问题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对于这个法学专业的学生，选定论文题目也是十分广泛，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最新100多个法学毕业论文题目，希望能帮助大家确定论文方向。 法学毕业论文选题一： 1、人治与法治辨析 2、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探析 3、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法治与德治 4、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对策分析 5、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 6、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 7、民意与司法的关系探析 8、维稳与维权的关系探析 9、试析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 10、论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11、试析公民法律信仰的培养 12、试析大学生法治观念的养成 13、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14、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15、法治反腐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出路 16、试论法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17、对某一社会热点问题或某一案件的法理学分析（具体题目自拟） 18、试析宋代的继承制度 19、唐代化外人的法律规制 20、试析德主刑辅思想指导下的西周立法活动
21、论清朝的文字狱对法制的影响 22、王安石变法在法律之中的实践 23、包拯的法治思想 24、试析汉朝的春秋决狱 25、评述元代体现民族习惯于民族压迫的刑事法律 26、论公司法股东代表诉讼的缺陷 27、弱势股东及其法律保护制度--新《公司法》的进步与不足 28、从《公司法》的视角探讨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 29、公司担保行为效力因素分析--兼评《公司法》第十六条 30、公司法进化的动力--对公司控制与公司本质理论的思考 31、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32、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 33、《公司法》第十六条作为强制性规范的效力研究 34、监事代表诉讼理论及实践--兼评最高法院《〈公司法〉规定（四）（征求意见稿）》第47条 35、完善我国《公司法》社会责任制度的建议 36、“亲亲相隐”刑事立法化之提倡 37、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若干规定 38、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及其制裁的新理念 39、青少年违法犯罪原因浅析 40、完善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刑事司法制度 41、“见死不救”行为定性的法律分析 42、刑法因果关系研究 43、针对网络犯罪之认定探讨--兼评刑罚相应立法的完善 44、网络中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及其刑法保护 45、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界定：兼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立法现状 46、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 47、论家庭暴力中的正当防卫 48、论死刑罪名与死刑限制 49、试论死刑适用应设年龄上限的合理性 50、关于社区矫正若干问题的思考 51、论转化犯 52、期待可能性研究 53、商标权的限制研究 54、商标先用权研究 55、商标法上公有领域的保护--以“双十一”商标案为例 56、微信商标案探讨 57法官的职业道德 58、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59、人民代表的权利和义务 60、试论民事诉讼中第三人与共同诉讼人的区别 61、试论民事执行问题 62、论我国环境保护法的体系 63、论民法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 64、论我国实行法人制度的几个问题
试论诱惑侦查合法化之必要性及具体适用摘要对于新《刑事诉讼法》是否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学界颇有争议。本文认为，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具有必要性，它的合法使用，不仅有利于有效预防和控制犯罪，提高侦查效率，也有利于权衡各种法益。针对诱惑侦查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细化法律的规定，严格诱惑侦查的批准程序和监督程序，对采用诱惑侦查手段获得的证据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和有效的保护，全面提高侦查人员自身的素质和法律意识，同时，要建立相应的救济制度，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修改诱惑侦查犯意诱发型机会提供型侦查机关 新《刑事诉讼法》已于20XX年1月1日正式施行。此次刑诉法修改既有对侦查权的监督和制约，但是更多的是赋予公安机关和检查机关更大的侦查权豍。其中在侦查措施方面，最大亮点是新增了秘密侦查，而这是现行《刑事诉讼法》所没有的。这一规定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首先大家基本在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方面达成了共识，但是一个但是的存在让各界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看法不一，在我看来，《修正案》是部分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的，本文就将立足于《修正案》，从诱惑侦查的内涵、诱惑侦查合法化的必要性、使用诱惑侦查后可能产生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方面，简要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诱惑侦查及立法修改概况 （一）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通常分为“机会提
供型”和“犯意诱发型”，前者是指侦查机关为已有犯意之人提供某种机会或者条件诱使其实施犯罪行为，后者是指侦查机关引诱原本并无犯罪故意之人产生犯意进而实施犯罪行为。 （二）立法修改状况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诱惑侦查并无明文规定，但是其却作为行业隐秘规则而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修正案》首次对诱惑侦查措施进行了明确的法律授权，《修正案》第151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秘其身份实施侦查。”诱惑侦查属于秘密侦查的一种，因此可见，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秘密侦查手段，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得以合法化。 二、诱惑侦查规范化的必要性 （一）新形势下犯罪控制的需要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突出，犯罪率常年居高不下，据统计：1979年至1991年此项数据增长到12%，到20XX年，全国刑事案件共立案439万，是1978年的十倍。与高犯罪率相伴而行的是犯罪的高隐秘性，高组织化发展，由于缺乏传统的线索，给侦查机关的破案取证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因此，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诱惑侦查的使用是必然的也是无法避免的，与其让其长期游离于法律明文规定之外，成为侦查机关的行业规则，还不如通过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赋予诱惑侦查合法地位，这样使诱惑侦查有法可依，更加有利于控制公安机关的权利，有利于新时代情形下的犯罪控制，有利于对人权的实质层面上的保障。
诱惑侦查制度3篇 诱惑侦查制度诱惑侦查最早可以追溯到大革命前的法国，当时的路易14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将其作为一种特务政策，以此来捕捉革命党人，镇压资产阶级革命。而诱惑侦查真正运用于刑事侦查领域却源于二十世纪的美国，主要是在1935年至1945年二战期间用来防止间谍及破坏活动。后来诱惑侦查逐渐被日、英、德等国所吸收并对其有所发展。 在我国，“诱惑侦查”作为刑事侦查中的专业术语，它直接引鉴于日本的犯罪侦查学界，但由于我国尚无“诱惑侦查”制度，也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因此我国学者对诱惑侦查的定义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最主要的有二种： 一为无被害人之犯罪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诱惑侦查是指“为了侦缉隐蔽且‘无被害人之犯罪’，侦查人员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诱使被诱惑对象进行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的特殊侦查手段”; 另一种是从目的性和实施方式上来分析，认为诱惑侦查是指“为了侦破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案件，侦查机关、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 笔者认为两种观点无论从主体还是从内容来说，都带有一定
的局限性，因此本人认为诱惑侦查的定义应是：诱惑侦查是指享有诱惑侦查权的侦查机关，为获取证据，对已有犯罪意图，实施一定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提供实施犯罪的机会或者客观条件，待与之相应的犯罪行为或犯罪结果发生后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性侦查手段。 对于“诱惑侦查”的类型，理论界和司法实务存在不同的观点。通常以侦查机关实施“诱惑侦查”时有无明确、具体的被诱惑对象和被诱惑人的犯罪主观心理态度为标准，将“诱惑侦查”分为两种类型： 一为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是指被诱惑对象实际上并无犯罪意图或者尚未形成犯意，而是在侦查机关或者其辅助人员主动、积极地实施的诱惑侦查行为的强烈刺激下，为了达到一定的犯罪或者非犯罪目的而产生犯意，并进而实施了犯罪行为。 二为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下文所分析的类型)，是指被诱惑人已经产生并具有了实施具体明确的犯罪意图，或者正在准备进行犯罪、继续实施连续性犯罪行为时，在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的诱惑下继续进行犯罪行为或者实施其尚未完成的犯罪行为，或者是侦查机关用于拘捕被诱惑对象的策略。 由于诱惑侦查在实践中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参与侦查的人员通常必须故意实施某种欺骗行为，并且往往还会单独或参与实施某些孤立看可能是违法或犯罪的行为。因此为寻求平衡，政府在有效侦查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利益必须得到维护，同时个人在法治状态下应当享有的私生活安定以及自治权利也必须得到政府的尊重。
产品交付控制程序（试行） 1.目的：规定产品入库至产品交付过程程序，明确相关岗位工作，准时按合同要求交付产品。 2.适用范围 适用于产品入库至产品交付到顾客相关联部门、岗位的工作。 3.职责 3.1公司品质部负责产品的入库。 3.2公司办公室负责入库产品的种类、数量验收及存放、发出和发出后的追溯。 3.3公司财务室负责产品售出的相关帐目、单据等的开据和有效记录。 3.4营销中心及其各办事处负责产品交付客户及与此相关的交付手续的记录凭证。 4.程序 4.1产品入库 4.1.1品质部最终检验合格的印制板（以下称产品）按产品包装要求进行真空包装。真空包装的数量应和本批次合同订单的数量相符。不相符时应做： a.数量少于本批次订单数量，先包装入库，缺少板数在下一加工批次检验合格后补齐，包装入库。 b.数量多于本批次订单数量，将多出的产品真空包装，并在包装上注明“备份”字样，转成品库作库存板使用，与本批次订单数量交付的产品严格分开。 注：包装注明“备份”字样的标注：在一块纸上用油性笔注明产品编号、块数、书写“备份字样”，然后真空包装。 c.产品入库应做：交付产品放置在发货暂存区域，库存板放在库存放置区域，在成品库标识的区域放置。 4.1.2产品入库的交接规定： 检验员将产品送达成品标识区域后，应和成品库库管员按包装合格证显示数量，逐包清点，核对数
量无误后库管员接收产品。ERP签收通过。否则再次校对，直至核对清楚数量无误为止。 a.产品入库的依据及记录 随工单（记录）、合格证、本次交付的合同号、种类、数量等。 4.2产品标识及贮放 4.2.1产品隔离区的划分为 产品入库交接区、待发产品区、产品放置区、库存板放置区、待处理产品放置区。 4.2.2产品的放置区标识 按各驻外办隔离放置标识：航天信息、哈尔滨、沈阳、北京、天津、郑州、其它七个隔离区。在每个隔离区按每个业务员或每个顾客产品依次放置好以方便查找和安全防护。 4.3产品发货，由发货员来完成此项工作。 4.3.1ERP查出每日应发出的合同份数，按合同显示的客户交货数量、发货方式查对好拟以发货，应提前查出次日发货合同，准备好接受入库产品及准备如何拟以发货。 4.3.2以发货清单，检查入库印制板数量，一一核对，确认无误后按不同的接收“目的地”分别装箱标注，分别隔离放置。发出的数量要准确，发往不同目的地产品不能混淆。 4.3.3发货箱的外部标识 如有客户特殊要求的，按其要求做好标识。客户没有特别要求的，发货箱外部至少有以下标识：装箱单、每一箱内的标注产品编号、数量、发往目的地、接货人姓名及联系电话。 4.3.4发货方式 a.公司拟采用的发货方式有：汽运、中铁、铁运、邮寄、邮件快递等方式。发往目的地选用的发货方式主要取决于准时、安全、节约。尽量节约，降低发货成本。 b. 公司委托发运的单位，应与其签订运输合同或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4.3.5发出产品的防护 a.装箱数量、方式客户有指定要求的，按客户要求做。
陈在上：诱惑侦查的是非之争与规则细化 cpl 在星期二, 11/17/2015 - 09:27 提交 ?浏览57 次 ? 【作者简介】铁道警察学院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15年第3期 【内容提要】尽管对诱惑侦查的争论从未间歇，但深植其中的实践理性与人权保障的终极目的使之生命力愈发顽强。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51条增设“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等关涉诱惑侦查的具体内容将进一步提升侦查的法治化水准。然而，如此重要且倍受争议的内容却用了及其简略的法律条文，不仅难以消解人们对该制度存在的一贯争议，而且极易导致其实践“失灵”抑或“变异”。鉴于此，有必要从程序操作规范的角度对诱惑侦查的司法适用规则予以补充与细化，力促实现侦查主体法定化、案件范围类型化以及判断标准可控化等，并适时创设“后司法审查制度”，以促生该制度理性的最大化实现。 【关键词】诱惑侦查，私权保障，后司法审查制度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破案的手段可谓历史悠久，具体实施的相关人员常被民众冠以“智勇双全”的美誉，但与此同时，对诱惑侦查的争议亦从未间歇，并同样被民众不客气地扣上“警察圈套”的帽子。如此一项令人“爱之深、恨之切”的侦查措施如何成为理性的制度，一直是各国立法者与实践者梦寐以求的侦查法治化目标。 2013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新刑诉法》）第151条增设“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 等类似于诱惑侦查的具体措施，[1]无疑对特定犯罪案件的侦查措施的法治化实现具有重大规范意义。然而，相关条文的阐述不够详尽，难以消解对该制度存在的一贯争议，其制度价值理性难以付诸实践。鉴于此，有必要对诱惑侦查是非争论予以阐释，论证其源于实践的理论生命力以及私权保障必须之正当性根基，补充与细化相关立法规则，以生成该制度司法适用的可操作性。 一、是与非：对诱惑侦查从未间歇的争论 （一）反对的观点：警察不应追诉一个自设的犯罪行为 反对者认为，诱惑侦查要求具体实施侦查的人员隐蔽身份，甚至为了获取与案件相关的诉讼证据而故意利用对方的欲望，这种具有欺骗性而且利用对方人性弱点的侦查措施，有人称为“肮脏手段”，认为它损害国家威信，违背执法、司法机关的道德责任，违反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原则。[2]也有人认为国家应该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但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国家的代理人参与犯罪活动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他人实施犯罪，诱惑侦查产生了国家角色的失序。据此，日本学者西原春夫指出，此类侦查方法可能使人们对侦查方法的公正性失去信赖，也可能侵害国民的隐私权和人格权。[3]在以“正当程序”为标杆的美国刑事诉讼法中，诱惑侦查（Entrapment）是一种实体法抗辩，[4]即其与精神病抗辩、受胁迫
法学论文选题（一）（一）民诉法方向 1. 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 2.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研究 3. 我国立案登记制的理论与实践 4.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5.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施行中的问题及解决 （二）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方向 6. 新型劳动用工形式中劳动者的法律保护 7. 过劳问题的法律规制 8. 我国《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与劳动者权益保护 9.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三）财税法方向 10. 基于纳税人生存权保障视角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完善 11. 房产税开征的正当性及可行性研究法学论文选题（二）： （一）刑诉法方向 1.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证明职责 2. 论自行辩护 3. 论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4.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5. 论司法解释的法律监督
（二）刑法方向 6. 网络犯罪的空间效力探析 7. 认识可能性与期待可能性关系研究 8. 论家庭暴力中的正当防卫 9. “亲亲相隐”刑事立法化之提倡 10. 社区矫正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11. 论机器诈骗的刑法适用 法学论文选题（三）： 三国法方向 1. 美国“长臂管辖”及其合法性问题探析 2. 中美银行信息取证合作中的困境与突围 3. 第三方资助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及其规则 4. 大数据代下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域外效力边界5?“ 301条款”在WT（体制外适用的限制 6. 国际法中难民保护与国家反恐的冲突与协调 7. 论网络空间中国家的审慎义务 8.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法律制度与其对我国的影响 9. 试论卡尔沃主义对国际投资立法的影响 10. 论专属经济区的剩余权利 1 1 .国际矫正正义之衡平略论 法学论文选题（四）： 一）金融法方向
交付项目全过程质量控制 管理制度 （试行） 苏州恒元华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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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目的 (4) 二、适用范围 (4) 三、职责 (4) 3.1公司高层 (4) 3.2项目中心 (4) 3.3实施交付组 (5) 3.4客服质量部 (5) 3.5技术工程师 (5) 四、质量管理内容 (5) 4.1高层的质量管理活动 (5) 4.2客服质量部的质量管理活动 (6) 4.3项目中心的质量管理活动 (6) 五、交付项目服务质量管理要求 (7) 5.1交付项目的质量管理要求 (7) 5.1.1前期准备 (7) 5.1.2考察摸底 (7) 5.1.3方案设计 (8) 5.1.4项目采购 (9) 5.1.5实施操作 (9) 5.1.6调试运行 (10) 5.1.7竣工验收 (10) 5.2客户满意度调查要求 (10) 5.3项目文档质量要求 (11) 5.3.1项目文档范围 (11) 5.3.2文档审核标准 (12) 六、文档模板 (13) 3
一、目的 为确保公司交付的项目满足或达到客户质量要求，寻找公司实施操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为实施改进活动的有效性实施提供目标和方向，保证组织的实施质量稳定可控并持续提升，特制订本制度。 二、适用范围 本过程适用于实施交付项目活动的全过程操作和改进。 三、职责 3.1公司高层 1)负责制定和把控交付项目的整体质量方向，并组织制定年度交付项目的质量计划； 2)定期对交付项目的实施操作进行监督和管理，对实施过程的改进进行审批。 3.2项目中心 1)全面管理交付项目的业务内容，负责制定交付项目的质量管理计划； 2)项目经理对交付项目质量管理全面负责，承担实施交付项目从项目前期、考察、设计、 采购、实施、调试到竣工验收全过程的质量管理职责； 3)监督交付项目的实施交付进度，定期组织质量分析会议，对现有的实施交付进度进行 质量评估； 4)对重大质量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处理和出具改进措施； 5)每个项目出具《项目总结移交报告（内部版本）》，项目中心根据《项目总结移交报告 （内部版本）》对每年度的交付项目进行审查； 4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总第106期) J ou r nal of t he Par t y Scho ol of C PC Z he ngzhou M uni ci pal C om m i t t ee N o．4，2010(Sum，106)法学研究 诱惑侦查问题初探 雍明轩，刘英杰 (1．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河南郑州450007；2．郑州市公安局法制室，河南郑州450002) 摘要：诱惑侦查是指侦查机关故意设置情景或者提供便利条件以诱使特定对象实施犯罪行为并获取犯罪证据的侦查手段。诱惑侦查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亦有弊，用之得当可以成为打击特种犯罪的有效手段，反之则会侵犯公民权利。诱惑侦查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必须有相当完备的制度规范，明确其使用范围和使用对象，严格审批程序。 关键词：侦查权；诱惑侦查；公民权利；使用与规制 中图分类号：D9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701(2010)04—0059—03 诱惑侦查是侦查机关使用的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它是在与犯罪作斗争中产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犯罪类型层出不穷，犯罪活动呈现复杂化。一般的侦查模式是被动型的，遵循的是“犯罪发生——发现犯罪——立案侦查”模式，是后发性的。这种侦查模式在应对一些重大复杂的集团案件，特别是一些无被害人案件，如贩卖毒品、贿赂、走私等案件时会显得捉襟见肘。而这些案件使用诱惑侦查手段往往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能够有力地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我国司法实践中使用了一些诱惑侦查手段，但法律对其缺乏明确规定，也没有操作规范，因而，需要对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探究。 一、诱惑侦查的历史考察 诱惑侦查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但作为发现不法及犯罪的诱惑性手段则是古已有之。我国古代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提出的“倒言反事”，是说君主为观察分辨臣下的忠奸，可以故意讲与本意相反的话，通过观察下属的反应，从中判断谁忠谁奸。隋文帝规定，“患令吏赃污，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即私下派人给官员行贿，一旦发现那个官员受贿了，立即处死。可见，隋文帝时已用诱惑侦查打击贿赂犯罪了。唐太宗也使用过诱惑侦查，他秘密派人假扮行贿者试探官员，有一个官员接受了一匹绢，太宗打算杀之，大臣劝阻道这是“陷人于法”，于是放过了那个官员。后来，唐太宗还发现了诱惑侦查的风险和不公正。之后明朝的厂卫机构也使用过诱惑侦查手段。 在西方，正式作为侦查方法使用诱惑性手段的是法国。法国大革命前夕，路易十四把诱惑侦查当成残害革命党人、镇压资产阶级革命的手段之一。1910年，美国成立联邦调查局，为保护国家安全、打击间谍破坏活动，开始把诱惑手段适用于刑事侦查中。20世纪60年代，其适用范围扩大到贩毒、赌博、卖淫、同性恋、侦缉恐吓、追查赃物等案件。20世纪70年代后，其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侦缉贿赂、窃取产业情报等案件。在逐渐扩大诱惑侦查适用范围的同时，美国也通过一系列重要判例使得对诱惑侦查的规制趋于从过于宽容到“陷阱抗辩”的限制再到“正当程序抗辩”。在英国，诱惑侦查作为对付特殊犯罪的侦查谋略和手段大量运用于刑事侦查中。开始，英国在司法上对诱惑侦查持放任和宽容的态度，到了20世纪80年代，《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对诱惑侦案进 收稿日期：2010—06一08 作者简介：雍明轩(1976一)，男，河南修武人，本科，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副处长；刘英杰(1973一)，男，河南虞城人，硕士。郑州市公安局法制室民警。 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