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2016年5月4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以促进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新修行政诉讼法，提高全民的法治观念，增强对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是对行政机关的善意提示，以促进行政机关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纠纷的发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四川省川粮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诉德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案
【基本案情】
2013年1月4日，四川省川粮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粮米业)以4050元／吨的价格从东海县平明镇汇盟米业有限公司购进120吨苏北香米。2014年5月26日，德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德阳市食药监局）对川粮米业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川粮米业在未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的情况下，于2013年4月22日将其中的30吨苏北香米以3860元／吨的价格直接销售给了昌良公司，销售的货值金额为115800元。2014年11月18日，德阳市食药监局作出（德）食行罚[2014]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川粮米业未经许可从事食品流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对其处以货值金额1.5倍，即人民币173700元的罚款。川粮米业不服，向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维持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川粮米业不服上诉，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川粮米业是否未经加工直接销售苏北香米。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首先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案中，德阳市食药监局的行政处罚认定川粮米业销售未经加工的苏北香米，所提供的证据中，仅凭川粮米业的业务人员在发货明细表上手写的“苏北香米直接销售30吨，加工销售58吨”和川粮米业的情况说明中“苏北香米是我公司于2013年1月购入作原粮使用，由于销售疲软未能如期加工销售完”的内容作出。但该情况说明也载明“购入作原粮使用”，而未对川粮米业相关人员调查，也未对购买方重庆昌良公司核实苏北香米的生产厂家、包装袋等主要事实进行调查。在德阳市食药监局听证时，川粮米业提出销售的苏北香米经过加工、仓储、生产，德阳市食药监局对此也未予调查核实，德阳市食药监局认定直接销售无充分证据。而川粮米业的内部调拨移库单载明30吨苏北香米是4月19日出库，同月22日发给重庆昌良公司，与川粮米业陈述的加工生产程序和购入作原粮使用一致，也与川粮米业所提供的重庆南岸区公证处的公证书所载明的该批苏北香米的生产商是川粮米业的询问笔录和包装袋照片的证据相互印证。大米的生产、加工程序，生产厂家和原产地是否可以不一致，是否允许翻袋、除尘、抛光等事实，德阳市食药监局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在诉讼中，德阳市食药监局申请二审法院对本案相关证据进行调查取证，更进一步印证作出行政处罚时，德阳市食药监局的证据不够充分。故德阳市食药监局作出行政处罚的主要证据不足。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二）项、第七十条（一）项的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撤销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2015）旌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二、撤销德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德）食行罚[2014]16号行政处罚决定。
【典型意义】
食品药品安全与人民群众的健康紧密相关，依法应当严格监督管理，对于食品药品领域的违法行为应当严厉查处。但是监督管理应当依法进行，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应当认定案件事实并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需审查被诉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是否属实，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判断主要证据是否充足，需结合司法实践和行政管理实际情况来具体判断，要达到清楚且具有说服力的程度。本案涉及对当事人权益影响较大的处罚，应遵循更严格的证明标准。本案中，德阳市食药监局对有无经过加工生产的事实未进行调查，不能形成完整锁链，不能排除川粮米业提供证据证明苏北香米系其加工生产的事实。诉讼中，德阳市食药监局申请二审法院对本案相关证据进行调查取证，更进一步印证作出行政处罚时证据不够充分。行政处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一）项之规定
予以撤销。人民法院经合法性审查后判决行政机关败诉，能够倒逼行政机关强化依法行政意识，改进履行职权的薄弱环节。本案典型意义在于起到了镜鉴之效，要求行政机关规范执法行为，尤其要强化证据意识。
二、熊濛濛诉双流县规划建设局、双流县房产管理局、双流县胜利镇人民政府规划行政强制案
【基本案情】
熊濛濛于2012年开始在其位于双流县胜利镇牧马山易城的房屋上进行违章搭建，双流县规划建设局（以下简称双流规划局）从2012年3月至2013年12月多次向其发送《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等文书，并予公告和催告。逾期后熊濛濛并未将违法建设拆除完毕。双流规划局遂组织四川省世纪名流建筑拆迁有限公司对熊濛濛的房屋搭建部分实施强制拆除。双流县房产管理局、双流县胜利镇人民政府均派员在场。拆除行为致使房屋主体部分受损。经鉴定结论为，双流规划局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因拆除方法不符合《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147-2004）第4.1.3条规定，造成房屋当前程度损害，其产生的结构性损害现象，均能进行修复，该损害与熊濛濛的搭建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
【裁判结果】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熊濛濛修建的构（建）筑物位于双流县，双流规划局具有对其作出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和依法实施强制拆除的法定职权。熊濛濛的房屋存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事实。双流规划局在告知、公告和催告之后决定强制拆除违法建设的程序合法。但强制拆除行为的实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遭受最小的侵害。双流规划局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因拆除方法不符合拆除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且这种拆除方法是造成房屋损害的原因。故双流规划局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不必要地增加了熊濛濛的损失，给熊濛濛造成了过度的不利影响，属于明显不当。遂判决：一、确认双流规划局于2013年12月13日对双流县胜利镇牧马山易城41栋房屋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二、驳回熊濛濛对双流县房产管理局的诉讼请求；三、驳回熊濛濛对双流县胜利镇人民政府的诉讼请求。熊濛濛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熊濛濛违法建设事实成立，双流规划局在实施强制拆除之前，已经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了告知、责令自行拆除、催告、公告等行为。但双流规划局在实施拆除时方法不当而造成熊濛濛房屋损害，该行政强制行为显然不当，鉴于该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一审判决确认该行为违法并无不当。另外，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双流房管局和被上诉人胜利镇政府共同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故熊濛濛起诉要求确认以上二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时应当遵循最小侵害原则，秉承最低限度主义。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既要依法拆除，又要在拆除过程中注重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避免造成损失扩大的情形。换言之，强制拆除行为的实施，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遭受最小的侵害。本案中因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拆除时未严格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确定科学、合理的拆除方法，其后果自然是对相对人房屋合法部分带来财产性损失，给其造成过度的不利影响，属于明显不当。因此，人民法院对该行为给出了否定评价，旨在提示行政机关应当以人为本地文明执法、科学执法。
三、四川天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诉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案
【基本案情】
2014年1月25日，四川天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虎公司）与成都心意诚科技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意诚公司）签订《保安服务合同书》，为心意诚公司提供保安服务。合同书约定，天虎公司派驻心意诚公司保安人员的工作范围为：1、科创中心、展业大厦、华西项目、青教项目的安全防范工作、所有进出通道门卫工作、周边及停车场的安全保卫工作；2、保安人员未经双方许可，不可参与甲方任
何收费工作及未约定事宜。同时约定，心意诚公司不能安排保安人员去做与保安工作职责无关的工作，违反约定造成损失由心意诚公司承担全部责任。2014年2月1日，陈炜仁与天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成为该公司职工，并被派遣到心意诚公司从事安保服务工作。2014年4月9日9时40分左右，陈炜仁在为心意诚公司取送邮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成都市人社局）认为陈炜仁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2015]15-265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陈炜仁所受伤害属于工伤。天虎公司不服该工伤认定，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工伤认定的主体在劳动者与其存在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之间。劳务派遣工和实际用工企业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天虎公司与陈炜仁签订了《劳动合同》将工作内容约定为“服务”，对“服务”的具体工作内容未作约定。之后天虎公司将陈炜仁派遣至实际用工单位心意诚公司工作，心意诚公司的《门岗、巡逻岗工作安排》第一项“门岗工作安排”，其中第七条已经明确规定门岗工作包括“负责信件收发，并做好记录”。陈炜仁需要遵守用工企业的规章制度并为其提供劳动，工作期间进行的邮件收发工作系接受心意诚公司安排进行劳动，该工作内容不能认为已经超出了陈炜仁与天虎公司约定的工作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法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陈炜仁从事保安工作，在天虎公司处领取劳动报酬，从未在心意诚公司处因从事邮件收发工作领取额外的报酬，不应当认定陈炜仁与心意诚公司之间就此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劳务派遣中认定工伤仅是为保障职工权益而确定工伤保险责任主体，并非劳务派遣这一复杂三方关系的最终权利义务归责，认定劳动者与实际用工企业不建立新的事实劳动关系并不影响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劳务派遣单位与实际用工企业之间存在“劳务租赁关系”，双方对各自权利义务均有约定。本案中，天虎公司如认为心意诚公司违反合同约定，亦可根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同样天虎公司与心意诚公司之间的约定并不影响成都市人社局在本案中对工伤认定的作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15）龙泉行初字第177号行政判决书；
二、驳回四川天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劳务派遣作为一种新型的用工关系，与之相应工伤认定中也存在一些新的变化。行政机关应当从立法本意出发，通过对劳务派遣关系中三方法律关系的判断，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作出工伤认定。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目的之一在于保障工伤职工的救治权与经济补偿权。职工在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以后，首要权利在于得到及时、有效的抢救，故工伤认定应当尽快确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主体，使职工在遭受事故伤害之后所需费用得到足额保障。本案中相关证据不能充分证明陈炜仁与实际用工单位心意诚公司存在新的事实劳动关系。为此成都市人社局为了保障职工尽快获得救助与补偿而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四、陈启明等13人诉峨眉山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行政行为案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13日，峨眉山市城市客运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峨眉客管办，诉讼时其包括出租汽车客运在内的道路运输经营管理职权由峨眉山市交通运输局承继，故由后者作被告）作出峨客管[2014]3号《峨眉山市城市客运管理办公室关于到期出租车经营权重新配置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其第一部分实施内容中的第五项经营模式部分规定：出租车收费项目及标准实行半承包模式经营。即由现有车辆实际经营者与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由承包经营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行承担安全和经营风险。根据公司的管理成本及承担的连带责任，承包费（管理费）1000元/月?；车，并按每年5%递增，经营期内最高不得超过1200元∕/月?；车，经营收入全部归承包经营者所有，但涉及车辆入户、维修、油耗、年检审、
保险、税收以及驾驶员工资福利等与车辆和经营相关的费用由承包经营者承担。作为出租车实际经营者的陈启明等13人不服，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撤销《通知》中经营模式部分的内容。峨眉交通局认为该《通知》是行政指导行为，没有行政强制力和实际拘束力，因此不具有可诉性。
【裁判结果】
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管理过程中，所作出的具有示范、倡导、咨询、建议、训导等性质的行为。当事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选择实施行政指导行为，违反行政指导行为不会给行政管理相对人带来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通知》中经营模式部分明确、具体规定了实行半承包模式经营、承包费（管理费）等内容。从文义上理解，该内容没有任何示范、倡导、咨询、建议、训导等指导性含义。同时，作为出租车实际经营者陈启明等人也实际按照该部分规定的半承包模式经营、交纳承包费（管理费），如果不按照该部分规定执行，陈启明等人是不能正常承包经营的。因此，对峨眉交通局认为《通知》的经营模式部分属于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的主张不予支持，且其没有提交《通知》中关于经营模式部分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依据。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2目的规定，判决：撤销《通知》第一部分实施内容中的第五项经营模式部分。一审宣判后，当事人未上诉。
【典型意义】
行政指导行为不具有当事人必须履行的法律效果，行政管理相对人可以选择按行政指导行为去做，也可以选择不按行政指导行为去做，违反行政指导行为不会给行政管理相对人带来不利的法律后果。但行政机关在实践中也存在分不清“指导”与“强制”的区别，以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之名过度干预市场经济的情况。本案中，峨眉客管办在《通知》中“经营模式”部分要求经营者与出租车公司采取半承包模式签订承包合同，并规定了具体的承包费（管理费），原告也按照《通知》的规定向第三人缴纳了承包费（管理费）。《通知》的该部分内容实际已经不仅仅是“倡导性、示范性”的规定，而是影响到本该由作为市场主体的经营者与出租车公司通过合同自主决定经营模式与承包费的自由，已不属于“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因此并非不可诉。且其亦没有事实与法律上的依据，依法应予撤销。
五、陈勇诉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道路交通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4年7月23日8时许，陈勇在泸州市江阳区刺园路一段驾驶无号牌通胜牌电动三轮车时，被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泸州交警支队）执勤民警拦下检查。经查，该车未办理行驶证，陈勇也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2014年7月24日，泸州交警支队委托四川菲斯特司法鉴定所对陈勇驾驶的通胜牌电动车的属性进行鉴定。经鉴定机构检测，该电动三轮车为摩托车类的正三轮轻便摩托车。泸州交警支队于2014年8月2日对陈勇进行处罚前告知，告知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陈勇明确表示暂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同日，泸州交警支队对陈勇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决定给予陈勇罚款壹仟元的行政处罚。陈勇在处罚当日缴纳了罚款壹仟元。后陈勇认为其驾驶的电动三轮车不属于机动车，泸州交警支队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泸州交警支队的行政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
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泸州交警支队作为泸州市公安局的交通管理部门，具有在本行政区域内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作出相应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本案中，陈勇驾驶的电动三轮车为动力装置驱动的车辆，不具有非机动车的种类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定义以及国家标准，泸州交警支队对陈勇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的认定正确。2014年11月，一审法院依据修改
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泸州交警支队就陈勇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违法驾驶机动车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予以维持。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中的鉴定机构具有司法鉴定许可证，鉴定业务范围包括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其作出的鉴定意见可以采信。故陈勇主张其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属非机动车，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同时，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处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行政行为，陈勇以行政强制措施违法为由，主张行政处罚行为违法，该主张不能成立。故2015年3月，二审法院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中，陈勇驾驶的电动三轮车是否属于机动车是泸州交警支队进行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的前提条件。鉴定机构在其业务范围内出具的鉴定意见是人民法院作出认定的重要依据。对于作为证据的鉴定意见，特别是涉及科学技术的鉴定意见，人民法院通常进行程序性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何为机动车有规定，但在具体的审理过程中，对于特定的事物内涵及外延是否在法律定义范畴内，需要相应的专家、权威机构进行确定。对于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采纳的具有法定资格的鉴定机构依据法定程序作出的鉴定意见，若另一方诉讼当事人未提出充分证据证明有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程序严重违法、结论错误、不明确或者内容不完整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采信。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最终认定了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
六、中石化巴中石化销售有限公司诉平昌县规划管理局行政不作为案
【基本案情】
2011年1月5日，中石化巴中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县经济和商务委员会申请拟在平昌县南河子高速互通出入口引道侧新建加油站一座。平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平昌县规划和建设局、平昌县国土资源局、平昌县公安消防大队、平昌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平昌县经济和商务委员会先后在加油站建设申请登记表上签字同意上报并盖章。经平昌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平昌县原经济和商务委员会）上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复函同意巴中石化公司在办理相关批准证书及验收合格文件，取得相关合法手续可开工建设。因拟建平昌县南河子加油站所处位置互通立交未按期建成，2013年10月21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同意延长平昌县南河子加油站建设期限一年。2014年6月9日，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平昌县原规划和建设局）递交《关于再次要求办理南河子加油站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函》，2014年8月29日，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县人民政府书面请求协调解决加油站规划选址问题，平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4年9月3日将该书面材料及县领导批示转平昌县规划管理局传阅。2014年10月11日，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县规划管理局递交《关于再次要求办理南河子加油站建设项目选址并出具规划条件的函》，平昌县规划管理局未对巴中石化公司的申请进行书面回复和处理，也未要求巴中石化公司补充提供相关材料。2014年10月20日，巴中石化公司以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城市规划行政许可不作为为由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巴中石化公司申请拟在平昌县高速公路出口南河子修建加油站项目，已向相关部门申请立项并获初步审批，平昌县规划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平昌县辖区内的城乡规划和审批，规划和审批南河子加油站项目与巴中石化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巴中石化公司依法应具有诉讼的主体资格。巴中石化公司在向平昌县规划管理局递交规划许可申请后，申请程序是否合法、提供的材料是否完备、申请的规划许可事项是否在平昌县规划管理局的职责范围内，是否应当准许应当依法在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并予以书面回复，二十日不能作出决定的，可依法延长十日，但平昌县规划管理局至今未对巴中石化公司申请的规划许可事项作出处理，应属于行政不作为，现巴中石化公司要求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对其申请的平昌县南河子加油站项目履行规划职责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支持。通江县人民法院判决：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在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对中石化巴中石化销售有限公司申请的平昌县南河子加油站项目履行建设规划法定职责。平昌县规划管理局不服判决，提起
上诉，在上诉期间，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对违法行为作出了纠正，经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法定职责必须为。基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符合条件的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应该实施某种行为或履行某种法定职责，而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却拒绝作为也是违法行为。个别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怠政”、“懒政”现象，会损害人民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本案中，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对巴中石化公司的申请在法定期限内，既未作出任何书面回复和处理，也未要求巴中石化公司补正材料，构成行政不作为。实践中，不少行政相对人在向行政机关多次提出请求，甚至投诉举报无果后，才选择通过诉讼方式寻求救济，致使矛盾不断激化，“官民”关系紧张。到了诉讼中，多数行政机关能发现行政行为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使行政纠纷得到实质解决。在相对人不撤诉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依然要承担败诉后果。
七、欧良海诉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强制案
【基本案情】
2008年12月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出川府土（2008）405号《关于泸州市江阳区2008年第四批乡镇建设用地的批复》，同意将欧良海原所在的集体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政府履行实施程序。欧良海房屋在上述被征收集体土地范围内，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人民政府在对其依法进行了补偿并签订了货币还房及购买定向限价商品房协议后，于2012年6月20日对其房屋实施强制拆除。欧良海不服，诉至人民法院，请求确认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欧良海作为被拆房屋的权利人，有诉讼主体资格。本案系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产生的争议，不应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四川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被告关于代为倒房的主张，因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不予支持。我国相关法律未设定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的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无权对被征地房屋实施强制拆除。被告不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不具有组织实施集体土地征收相关行为的行政职权，其强制拆除欧良海房屋的行为超越职权。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确认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人民政府于2012年6月20日强制拆除欧良海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
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人民政府上诉后，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法无授权即违法”。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职责的过程中，必须在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审慎地行使行政权。行政执法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所作出的行政行为，超越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范围，或者实施了根本无权实施的行政行为，必然是违法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本案中，虽然行政相对人房屋占用的集体土地被依法征收，并进行了补偿，签订了货币还房及购买定向限价商品房协议，从实体上看行政机关拆除其房屋并未侵害其合法权益。但行政机关在并无强制执行权的情况下，强制行政相对人迁出房屋并将房屋拆除，系超越职权的行为。鉴于其房屋已经被拆除，撤销并无意义，故确认违法。
八、曾仲林诉会理县果元乡南郊村民委员会其他行政行为案
【基本案情】
曾仲林系会理县果元乡南郊村东山组居民。2013年5月，曾仲林曾向乡、村、组申请对自家土坯房进行原拆原建。在相关建房手续尚未办理完毕之前，曾仲林便开始动工修建。因相邻权人顾XX认为原告修建房屋时损坏了双方共同的基础，双方由此产生纠纷。该纠纷经乡村协调未果。后曾仲林在完善相关建房手续时，因相关申请表格的更换，需要相关部门另行签署意见重新审批。2015年4月，曾仲林再次要求南郊村委会签署意见，该村委会以无四邻签字为由拒绝签署意见，并于2015年5月27日作出“在你没处理好同顾XX矛盾纠纷，得到四邻签字之前，暂时不予你申请的宅基地原拆原建许可签字盖章”的决定。曾仲林不服，向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决定。
【裁判结果】
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具有一定的公共权力，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行政诉讼被告地位。《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在乡、村规划区内使用原有宅基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申请人应当持原有宅基地批准文件或者宅基地使用证明、户籍证明、住宅建设方案或者政府提供的通用设计图、村民委员会书面意见等材料向镇、乡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镇、乡人民政府依据乡、村规划审批，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据此，村民委员会对本村内使用原有宅基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具有行政管理的职能，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相应行政行为。因此，南郊村委会是本案适格被告。
南郊村委会没有在举证时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应当视为该行政行为没有相应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撤销南郊村委会于2015年5月27日向曾仲林作出的“在你没处理好同顾XX矛盾纠纷，得到四邻签字之前，暂时不予你申请的宅基地原拆原建许可签字盖章”的决定。
南郊村委会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村民委员会虽然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因法律、法规赋予其在一定范围内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依法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可以成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本案被告没有在举证时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作出该行政决定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应当承担败诉的责任。
九、刘强宗诉四川省民政厅伤残等级行政批复案
【基本案情】
刘强宗原系军人。1964年6月5日，刘强宗在训练超越障碍时，致胫腓骨骨折，被评定为七级伤残（原三等甲级）。刘强宗退伍后被安排在南部县大坪镇供销社工作。2010年8月，刘强宗向南部县民政局申请调整残疾等级。8月6日，南充市中心医院经诊断，认定刘强宗的右胫腓骨陈旧性骨折（畸形愈合），右膝关节功能障碍伸展活动受限。根据民政部民发〔2006〕110号《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试行）》第六条第十九款之规定，该院建议评定等级为六级。2010年9月7日，南部县民政局核定的申报等级为六级。9月8日，南充市民政局复核等级为六级。后南充市民政局报四川省民政厅审批。2011年3月22日，四川省医学会省级医疗专家小组重新作出鉴定，诊断为：右胫骨向前成角畸形>15，右膝退变较左膝明显。根据《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试行）》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二款之规定，建议评定八级残疾。经审核，四川省民政厅于2011年6月17日作出354号批复，认定刘强宗的伤残等级为八级。刘强宗认为该厅自行将刘强宗的伤残等级由七级调整到八级的行为违法，遂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四川省民政厅作出的354号批复。
【裁判结果】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现役军人被评定残疾等级后，在服现役期间或者退出现役后残疾情况发生严重恶化，原定残疾等级与残疾情况明显不符，本人（精神病患者由其利害关系人）申请调整残疾等级的，可以重新评定残疾等级。”本案中，省民政厅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刘强宗因认为其残疾病情恶化，申请民政部门对其残疾等级进行调整的事实。《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对公示的意见进行审核，在《评定、调整伤残等级审批表》上签署审批意见，加盖印章。对符合条件的，由民政部门办理伤残人员证（调整等级的，在证件变更栏处填写新等级），连同医疗卫生专家小组出具的伤残等级医学鉴定意见（复印件），于收到材料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逐级发给申请人。对不符合条件的，由民政部门填写《不予评定、调整伤残等级决定书》，连同医疗卫生专家小组出具的残疾等级医学鉴定意见（复印件）和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于收到材料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逐级退还申请人。”本案中，南充市民政局向四川省民政厅报送的申报表内容是将刘强宗的伤残等级由七级调整到六级。省民政厅认为该申请不符合条件，并未填写《不予评定、调整伤残等级决定书》，并连同医疗卫生专家小组出具的残疾等级医学鉴定意见（复印件）和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于收到材料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逐级退还申请人，而是迳行将刘强宗的伤残等级调整到八级，该行为不符合上述规定，本案民政厅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法律依据。该院遂于2014年12月5日，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2目的规定，判决撤销四川省民政厅作出的川民函〔2011〕354号批复中将刘强宗的伤残等级由七级调整为八级的具体行政行为，并责令四川省民政厅在60日内对刘强宗的调残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四川省民政厅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程序中申请撤回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回上诉。
【典型意义】
依法行政的基本含义是指行政主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作出行政行为，不得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而言，“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对行政主体而言，“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这是法治社会应当普遍适用的原则。
该案例涉及民政部门在伤残者申请将伤残等级调整为较高等级时，是否可以迳行将其伤残等级调整为更低等级的问题。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依据，不能在法外行政。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规定，刘强宗在被评定残疾等级后，因认为残疾情况发生严重恶化，可以申请重新评定为更高的残疾等级。《伤残抚恤管理办法》亦规定，对申请不符合条件的，由民政部门作出相应处理后，将相关材料逐级退还申请人。这说明，民政部门在认为当事人的申请不符合条件时，并没有迳行降低申请人残疾等级的权力。本案中，民政部门的做法不仅有违正当程序原则，更因为没有法律规范的支撑而对申请人的信赖利益造成了侵犯。
十、徐刚诉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不履行出庭应诉义务案
【基本案情】
徐刚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之前，徐刚因认为成华区人民政府拆除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5年6月16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徐刚的诉讼代理人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李海霞律师为此从北京飞往成都，徐刚也向单位请假参加庭审，为此共计花费3444.54元。但当日因成华区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未出庭，且没有委托相关工作人员出庭应诉，因出庭人员不符合法律规定，合议庭不得不停止当日的庭审活动，并通知另行安排开庭时间。成华区人民政府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的规定，致使徐刚遭受上述经济损失。徐刚为此诉请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成华区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不出庭且不委托相关工作人员出庭应诉的行为违法，并判令成华区人民政府支付徐刚的应诉费用3444.54元。
【裁判结果】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徐刚诉请确认成华区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不出庭，且不委托相关工
作人员出庭应诉的行为违法并向徐刚支付开庭应诉费用3444.54元，不属于行政案件受理范围，徐刚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第五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对徐刚的起诉不予立案。徐刚不服提起上诉。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三条第三款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八条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从上述规定可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等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被管理人对行政行为不服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活动中，与提起诉讼的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被管理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其在诉讼活动中所发生的行为，是作为诉讼当事人参与诉讼的诉讼行为，而非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行为。本案中，成华区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或其工作人员参加诉讼活动的行为并不是行政行为。徐刚因认为成华区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不出庭且不委托相关工作人员出庭应诉的行为违法，实质是对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提出的异议，不符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由于起诉行政机关履行诉讼义务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所以徐刚一并提出的赔偿请求，系对违反诉讼义务而产生的法律责任的追究，自然也不应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给予救济，这是因为后者依附于前者而存在所决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该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一审法院裁定对徐刚的起诉不予立案，该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徐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典型意义】
随着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以及立案登记制的深入推行，各级人民法院进一步强化了诉权保护意识，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为人民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的诉讼救济，使长期困扰行政诉讼发展的“立案难”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在法律属性上具有多样性，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也具有多样性，并非行政机关的所有行为都可以被提起行政诉讼，只有符合法定的受案范围和受案条件的起诉才会被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本案中起诉人认为成华区人民政府参与行政案件庭审时，行政机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未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参加诉讼活动，这一行为在法律属性上属于诉讼法所调整的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而非行政法律规范所调整的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行为。对于行政机关的诉讼行为引发的纠纷只能在特定的诉讼程序中加以解决，而不能通过另行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
但是，本案的典型意义并不局限于此。行政诉讼中，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这既是行政机关的法定诉讼权利，更是行政机关应当遵守的法定诉讼义务。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的，应当向人民法院书面说明理由，并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对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将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况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被告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依法给予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处分的司法建议。这说明行政机关不遵守法定出庭应诉义务是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当对方当事人因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出庭应诉义务而产生了不必要的诉讼费用时，自然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承担。
来源:https://www.doczj.com/doc/56642525.html,/kx1817.html
行政不作为十大案例 一、张恩琪诉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行政不作为案 （一）基本案情 张恩琪于2013年3月13日、10月16日向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社保局），9月25日向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社保基金中心）邮寄信函，主要内容为要求履行法定职责，对其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偏低和少缴、漏缴问题进行强制征缴。市社保局于2013年10月26日收到信函后，认为其所述问题不属于该局职责，属于市社保基金中心职责，遂将信件转至该中心办理。该中心于2013年11月29日向张恩琪出具《关于张恩琪信访反映问题的答复》，主要内容为其已经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待遇均由其参保所在区的社保局审批确定，且在审批之前已经本人对缴费基数、缴费年限等事项进行了确认，该中心作为社保经办机构，负责依据区县社保局审批结果及有关政策规定按时足额发放退休待遇。张思琪先是针对市社保局、市社保基金中心分别提起诉讼，因各自答辩不具备相应职责而申请撤诉，后将两单位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市社保局向市社保基金中心转交信件行为违法，撤销市社保基金中心上述答复，判令二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对其诉求予以答复。 （二）裁判结果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市社保局具有负责全市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的行政职能，其于2011年10月19日向与其存在隶属关系的市社保基金中心下达文件《关于社会保险举报投诉案件受理查处职责分工的通知》，第二项明确规定“对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举报、投诉，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受理查处，逾期仍不缴纳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请有管辖权的劳动监察机构实施行政处罚，具体程序由市劳动监察机构与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制定”。故市社保局将信件转至市社保基金中心办理并无不当。市社保基金中心应对原告信函要求事宜作出明确处理，但其未在60天内作出答复，且在此前原告起诉该中心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中，隐瞒了市社保局下达上述文件的情况，在答辩状中否认其具备相应职责，导致原告认为起诉被告主体有误而申请撤诉，系未履行法定职责并进行推诿。其给原告出具的《关于张恩琪信访反映问题的答复》，在未对原告提出的请求作出明确处理的情况下，直接以信访形式答复显系不妥。遂判决：一、市社保基金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原告请求作出处理并将结果书面告知原告，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从期满之日起按日处70元罚款；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以行政裁判方式明确了行政主体在社保管理方面的相关职责。基于行政管理复杂性和法律规定不明确，
最高院公报中最新的13个民商事典型案件的裁判规则 （精编版）|法客帝国 目录 1. 就同笔款项签订购房协议和借款协议，亦可均有效 2. 夫妻一方单方自认借款，应对债务真实性严格审查 3. 夫妻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具有内部确权的法律效力 4. 指定收款人与实际收款人名称不符，结算行有无责 5. 股东正当取得非专属公司的商业机会，不视为侵权 6. “单方放弃服务，余款不退”的格式条款是否有效 7. 将住宅改为经营用房，应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 8. 履行方式约定“只能”的，不视为有其他替代方式 9.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及行政规章，合同并不无效 10. 当事人行使解除权，应符合约定或法定的解除条件 11. 注销土地使用证，未注销土地登记的，权利人不变 12. 轻便摩托车被鉴定为机动车，保险人亦不因此免责 13. 协助执行义务人恶意侵害保全申请人债权，应赔偿 一、就同笔款项签订购房协议和借款协议，亦可均有效 ——借贷双方约定以签订购房合同形式提供担保的，通过规避流押条款， 亦可达致购房协议和借款协议均有效的效果。 1、【案情简介】 2007年，朱某与开发公司签订14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了销售备案登记手续，开发公司开具了1035万余元的发票。次日，双方又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开发公司向朱某借款1100万元，开发公司自愿将前述商品房抵押给朱某，并约定如按期偿还借款，购房协议不再履行；否则，购房协议应继续履行。因到期未偿，朱某起诉要求继续履行14份《商品房买卖合同》。 2、【法院认为】 双方当事人基于同一笔款项先后签订了14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借款协议》，且办理了销售备案登记手续，依法应认定上述合同和协议均成立并已生效。《担保法》第40条规定：“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物权法》第186条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这是法律上禁止流押的规
劳动争议案件败诉之法律分析 （4类23种情形＋10个典型案例） 一、劳动关系建立阶段 用人单位方面的典型败诉情形 01 .用人单位恶意规避法律不签订劳动合同并否认事实劳动关系，加大了法院查证事实的难度，但需要强调的是，人民法院通过工资支付记录、社会保险缴纳记录、考勤记录甚至工作成果等多种凭证，依然可以综合进行判断，确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不可能以此逃避法律的制裁。 02 .雇佣停薪留职、内退、下岗待岗，以及因经营性停产放长假待岗等情形等四类人员，误以为建立的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导致在诉讼中败诉。 03 .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未予签订，从而导致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赔偿。儒思HR人力资源网 劳动者方面的典型败诉情形 04 .对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认识错误，一些人员：诸如全日制在校大学生、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未取得就业证的外国人等均不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因此也得不到劳动法的保护。 05 .一些公司高管、人力资源经理未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如果用人单位能够证明订立劳动合同属于该高管的工作职责，则即使劳动者向用人单位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也不会获得法院的支持。 06 .劳动者提供虚假信息订立劳动合同，最终被法院判定劳动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二、劳动合同履行阶段 用人单位方面的典型败诉情形 07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未向劳动者履行合法公示或者送达，从而导致该规章制度对劳动者不具有合法约束力。
08 .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以未安排劳动者工作为由拒付工资，如果是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业的，那么用人单位依然有义务向劳动者支付生活费，否则即为违反法律规定，存在败诉风险。 09 .用人单位违法规避工龄连续计算，例如在劳动者工作岗位、工作地点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重新安排劳动者与新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或者干脆“逆向派遣”，迫使劳动者“工作年限清零”，但此种手段被法律所禁止，从而带来败诉隐患。 劳动者方面的典型败诉情形 10 .用人单位变更劳动合同尽管未采取书面形式，但已实际履行超过一个月的，劳动者又主张变更无效的，依据司法解释四的规定，法院不能予以支持。 11 .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根据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的规定，加班事实的基础举证责任由劳动者一方负担，但许多劳动者在工作中不注意留存、收集证据，导致诉讼中因为证据不足而主张难获支持。 12 .劳动者未经用人单位同意，擅自请他人代为履行劳动合同，因此给单位造成损失的，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三、劳动合同解除与终止阶段 用人单位方面的典型败诉情形 13 .用人单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法定义务的情形而迫使劳动者提出辞职，在此情形下，不能免除向劳动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的义务。 14 .用人单位未举证证明辞退劳动者解除事实充分、解聘程序合法，导致败诉。 15 .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期满时未能依法履行终止劳动合同手续，导致付出败诉代价，有的是支付违法终止的赔偿金，有的甚至付出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代价。 劳动者方面的典型败诉情形 16 .因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而被用人单位开除或者辞退。
40个经典民事诉讼法案例 案例分析1、刘某因买卖合同纠纷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冯某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法院按照普通程序审理该案件，由于被告要求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法院决定由法官张某和人民陪审员乔某、吉某组成合议庭，张某任审判长。刘某得知陪审员乔某是被告的表弟，便要求其回避，但回避申请被张法官当场拒绝。在审理中，被告提出自己未能按照合同未定交货，是由于天降大雨，冲垮了公路。法庭审理后认为，原告未及时告知交货地点是造成被告迟延履行的主要原因，因而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原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一审法院组成合议庭对该案件再次进行审理。问：（1）本案合议庭的组成是否合法？（2）张某申请回避的理由是否成立？（3）张法官的作法是否合法？（4）对法院的决定不服，是否可以提出上诉？（5）张法官是否可以参加新的的合议庭？新合议庭可否由人民陪审员参加？（6）一审法院对案件的审判是否存在程序上的错误？分析：本案虽然不属于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但由于被告要求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法院决定由陪审员参加审理是合法的。不过，法院不采用随机抽取的办法而是采用指定的办法确定陪审员，则是不合法的。所以在合议庭的组成上存在重大瑕疵。原告申请回避的理由能够成立。乔某是陪审员，属于应当回避的人员的范围，乔某是被告的表弟，虽然不是被告的近亲属，但民诉法把“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的公正审理”也作为回避事由，乔某的情况属于这种情形，所以回避理由能够成立。张法官的作法不合法。，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审判人员的回避，应当由院长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乔某是陪审员，属于审判人员的范围，张法官作为审判长无权决定其是否回避。原告不得提起上诉。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当事人不服法院做出的回避问题的决定，可以申请复议一次，但无权提起上诉。张法官不得参加新的合议庭。为了防止先入为主和保证程序的公正，对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法院需要另行组成合议庭，原合议庭成员不得参加新的合议庭。另行组成的合议庭，仍然是一审的合议庭，所以可以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只是原来合议庭的两名陪审员不得再作为新合议庭的成员。法院的审判程序存在重大瑕疵。法院的审判违反了辩论原则，在该案中，被告并未主张自己的违约是原告的过错造成，未向法院陈述原告未及时通知交货地点的事实，法官把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未经当事人辩论的事实作为裁判的基础，背离了辩论原则，会对当事人造成裁判突袭。 2、一日，家住南京市鼓楼区的张某与家住南京白下区的王某在江宁区与雨花区交界处为停车发生口角，王某喊来家住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的刘某与家住芜湖市镜湖区的肖某，一阵激烈的争吵后，王某等欲动手打张某，张某见势不妙，撒腿就跑，王某等三人一边追一边用砖头砸张某，王某等人仍在雨花区，张某已跑到江宁区地界，此时，一块砖头砸中张某腹部，张某忍痛继续跑，终于摆脱了王某等人。第二天，张某在家中发现自己腹部疼痛难忍，到医院就诊后查出脾脏受伤，张某为此花去了医疗费近万元。后来张某通过熟人找到王某，在熟人的调解下王某答应赔偿，双方当即签了一份协议，协议约定赔偿的医药费以2 万元为限，王某先付5000 元，余款15 日内付清。协议中还约定，若因为履行该协议发生纠纷，双方可以通过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解决。后来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四川省法院2015年9月21日发布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行政庭相关负责人表示，发布典型案例主要是让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行政诉讼制度有深刻的认识、对法院依法开展行政审判工作有深入的了解，从而进一步提高全民的法治观念，进一步增强对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一、李永奎诉西充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3年9月28日，西充县公安局作出西公（晋新）行罚决字（2013）10391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被处罚人李永奎因与西充县实验驾校存在经济纠纷，于2013年9月28日下午15时30分许，邀约吕宗峻等人进入实验驾校。李永奎关闭实验驾校综合楼电源并将驾校学员从楼中赶出。纠纷中，李永奎等人还多次与他人拉扯造成多人受伤，严重影响了实验驾校的正常秩序。西充县公安局对李永奎的违法行为，在听取其陈述及辩解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对李永奎处以治安拘留13日。李永奎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西充县公安局认定李永奎的违法行为造成多人受伤，但其提交的证据，除何德蓉、何春华有相关陈述外，没有其他客观证据佐证。西充县公安局向法院提交的10份询问笔录，被询问人的签名经鉴定均不是本人亲笔；同时，有5份询问笔录的调查人员，在同一时间内又在另行进行询问活动，这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第四十条“在调查取证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的要求。西充县公安局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作出治安处罚决定，但对李永奎具体违法行为的定性不明，其情形属适用法律不当。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2013）西充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西充县公安局作出的西公（晋新）行罚决字（2013）10391号行政处罚决定。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要求行政行为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中，西充县公安局对李永奎作出的治安处罚，在认定事实方面明显存在不足，如认定李永奎违法行为造成多人受伤，但没有具体的受伤人员姓名及伤情等事实；对证人进行询问取证，没有按要求由被询问人对笔录内容进行审核并签名确认，也没有按要求由两名公安干警进行。西充县公安局调查取证活动未依法进行，其法律后果就是收集的证据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治安处罚决定证据不足。本案的典型意义就在于督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正确行使行政职权时，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调查取证方式和手段收集证据，必须注意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并根据证据认定事实，切实纠正主观随意性。 二、李修文诉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撤销案 【基本案情】 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乐山市人社局）根据燕岗建筑公司职工李修文的工伤确认申请，于2012年5月16日作出乐人社工伤认定字〔2012〕221（峨眉山市）《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李修文的受伤情形属于工伤。2012年9月17日，该局又作出乐人社办〔2012〕577号《关于撤销<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乐人社工伤认定字[2012]221号（峨眉山市）工伤认定决定书>的决定》，撤销了关于李修文受伤情形属于工伤的认定。李修文对此不服，于2013年1月15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乐山市人社局作出的乐人社办〔2012〕577号决定。乐山市人社局收到人民法院送达的行政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等材料后，既未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供作出行政决定的证据材料，也未提出延期举证的申请。同时，第三人燕岗建筑公司也没有向法院提供与被诉行政决定相关的证据。 【裁判结果】
最高法院最新公布的典型案例裁判要点 裁判要点 1、企业停薪留职、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 2、新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需每月支付二倍工资。 3、劳动者社会保险费已由其原单位缴纳，其不具备再就业企业再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待遇，劳动者要求新单位再行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请求不予支持。 4、因新单位无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所规定的情形，劳动者自行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新单位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5、劳动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所规定的情形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需履行告知义务。 典型案例：伊春某旅游酒店有限公司诉张某某劳动争议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5月28日，被告张某某受聘于原告黑龙江省伊春市某旅游酒店有限公司，从事工程员工作。至2015年9月10日，被告以原告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及未给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离开原告公司。后于2015年9月14日向带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解除与原告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并要求原告公司支付其各项损失费用66136.00元。带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11月6日作出带劳人仲字［2015］第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1.由被申请人（伊春某旅游酒店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张某某）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7958.26元（2541.66元×11）；2.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812.49元（2541.66元×1.5）；3.驳回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支付其加班加点的仲裁请求；4.驳回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支付其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至工作截止日二倍工资的仲裁请求；5.被申请人应该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申请人办理2014年5月到2015年9月的社会保险，在办理过程中，申请人应积极配合被申请人履行相关手续；6.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离职前半个月未支付工资1300.00元。原告伊春某旅游酒店有限公司对该仲裁裁决不
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分析．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分析
家庭组成了国家，家庭和谐了，国家才能和谐，当下，家庭问题特别是婚姻问题是层出不穷：家庭暴力，彩礼问题，孩子问题都很多，面对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一起来看看这是个典型的婚姻家庭案例吧，也许能帮到你。 一、结婚未领证分手要彩礼 判决：同居两年酌情返还 【案情】
高军与孙丽在2009年农历正月初六举行结婚仪式，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同居生活。此前，高军按照当地习俗给付孙丽见面礼、彩礼等合计33340元。2011年春节期间，高军与孙丽发生争吵后分居。2011年2月，高军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婚约，并要求孙丽返还彩礼。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高军与孙丽未办理结婚登记即同居生活，其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虽然孙丽接受法院应予支持。习俗给付的彩礼， 高军33340元礼金，但考虑到双方已共同 生活两年，日常生活消费有一定的支出，结合本地生产、生活消费标准及双方婚礼后外出打工的实际情
况，酌情确定孙丽返还彩礼10000元，扣除陪嫁物品折抵2000元。遂判决孙丽返还彩礼8000元。 【点评】 彩礼，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婚嫁习俗。按照这种风俗，男方要在娶妻时向女方家下聘礼。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由于彩礼价值的增大，男女双方事后因感情不和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引发的彩礼返还 纠纷也日益增多。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
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应返还彩礼。但此处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未婚男女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的，则法院应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有无生育子女、财产使用情况、双方经济状况等因素，酌定是否返还及返还的数额。 二、否认儿子亲生坚决拒绝鉴定 必须承担另一方主张成立的法律后果判决： 【案情】 韩花与王亚东于1992年11月离婚。离婚后，二人继续同居生活。同居生活期间，王寒于1997
出口骂人伤人心出手打人终赔偿 2009年9月26日早上9点，广纳镇铁山村彭某在邻居李某屋后叫骂李某的鸡把他的菜吃了，李某在厨房内叫彭某别骂，彭某看到李某在窗子处，就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向李某打来，李某及时躲闪没打上。引发双方对骂。随后彭某赶到李某后院坝趁李某不在意时一拳将李某打倒在地，庚即离去。李某带着伤痛前往彭某家论理，走到彭家院坝时，彭某与家人又将李某按倒在地，造成李某双脚、腰部、头部均受伤。 李某受伤治疗花去医药费1500元，彭某拒绝支付，李某求助村人民调委会解决，经多次调解，双方各不相让，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导致矛盾加剧。 10月13日，广纳司法所受理了此案，并协调广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处理。并派员提取证据、走访群众、听取村调委会意见、分别与当事人座谈等方式，了解事发全过程后，组织开展调解，经过双方的陈述和辩论，调解员从中抓住了问题症结，首先明确指出彭某打人事实属实，是违法行为；同时，就李某治疗期间费用进行当场计算核定为1406元。从谁是谁非谈到邻里交往，从法律规定谈到做人的道德准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耐心说服引导，彭某受到了法律和道德的教育，当面向李某承认了错误，并赔情道歉；李某因彭某的真情所感化，接受了彭某的道歉，最后协商达成由彭某承担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926元，李某自愿放弃检查费480元赔偿的协议，并自觉履行调解协议。 履约条件丧失合同当场解除 松溪乡祭田坝村三社村民罗某多次上访要求处理其与祭田坝村三社间的荒地承包合同纠纷。洪口司法所受松溪乡党委、政府的指派，在乡、村两级人民调解组织的参与下，对荒地承包纠纷进行了调解。 1991年12月，罗某与祭田坝村三社签订荒地承包合同，随后罗某便在荒地上种植了五倍子。1993年因修九沙路将其承包荒地一部分占用，毁坏了部分五倍子树。当时区委、区公所给予了一定补偿。罗某继续管理着余下的荒地，随着市场变化，五倍子市场价格下跌，罗某便在承包地内种植了河麻柳防风固沙。其后几任社长先后将此荒地分别划给另外6户群众。今年初，罗某以交纳过承包费200元准备继续开发此地，遇到村民阻止，引发纠纷。在调解的过程中，罗某提供不了交纳承包费的任何依据，村社财务账目上无此笔收入的记载。 通过大量人证、物证的证实和合同法、物权法的解读，让基层干部、罗某和6户承包户知晓了法律规定，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一是罗某的承包关系解除； 二是罗某应交纳的承包费和应承担的违约金不再收取； 三是罗某享有其种植的麻柳树的收益权，处置麻柳树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办理，并与承包该地的六户农户达成限期处理意见 乘客受伤车主赔偿 何某申请铁溪司法所受伤纠纷调解处理时，陈述：2009年10月2日，李某将摩托车借与其外甥杨某，何某乘坐杨某驾驶借来的摩托车行至铁溪镇鲁家河（小地名），不慎被摔翻到了3 米高的河坝，造成何某头部受伤，在铁溪中心卫生医院治疗花去医药费3000余元，在何某住院期间杨某去向不明。 铁溪司法所立即与车主李某就何某陈述的事实进行核实，得到李某属实的认可后，组织何某、李某进行协商调解。调解人员向当事人解读法律关系和责任承担的法律规定，并就何某依法应该
行政诉讼典型案例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正当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近年来，我国行政诉讼案件逐年增多说明了什么问题？我国公民为什么有状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 1）行政诉讼案件逐年增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觉醒，同时也表明中国已选择了依法治国的道路，一切国家机关、一切社会团体和组织以及全体公民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活动。 2）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公民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是理所当然的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5年4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4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什么是行政诉讼？制定行政诉讼法的目的是什么？ 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依据是宪法和行政诉讼法。 目的：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典型案例：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近日开庭审理“贵州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并当庭作出判决：被告贵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使用磷石膏尾矿废渣场，停止磷石膏尾矿废渣场对环境的侵害，须于今年3月31日前消除对环境的影响。庭审结束后，被告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立即停止新增磷石膏的排放，并立即治理原已存在的磷石膏尾矿库，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治理工作。 2007年12月10日，新成立的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向清镇市法院环境保护法庭提起环境污染损害诉讼，要求位于安顺市平坝县境内的贵州天峰化工公司停止排污侵权。 法庭经审理查明，被告是一家生产化肥(磷胺)的化工企业，其生产厂区位于红枫湖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投入使用以来，每年产生20至30万吨的磷石膏废渣，所堆放的磷石膏废渣总量已有200至300万吨。但该公司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水、防渗及相应的废水处理措施，磷石膏尾矿库的渣场渗滤液均通过地表、地下排入红枫湖上游的羊昌河。2007年10月27日，省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监测显示，该企业尾矿库的渣场渗滤液对羊昌河水质影响较大。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是负有依法管理红枫湖水资源的社会公共职责的政府职能部门。红枫湖是贵阳市百万市民的主要饮用水源。在不特定的人群遭受环境污染侵害的情况下，为维护民众利益，原告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寻求法律救济。 法院认为，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堆放的磷石膏废渣通过渗滤对红枫湖上游羊昌河造成重大污染，进而直接影响红枫湖的水质。贵州省人民政府曾下发通知，明确要求被告限期整改。被告亦不予否认，并表示将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三起保险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法规类别】司法案例发布 【发布部门】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日期】2013.06.07 【实施日期】2013.06.07 【时效性】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司法解释性质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三起保险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2013年6月7日） 案例1： 王某诉某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保险合同代签名的法律后果 【要点提示】 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亲自签章。保险业务员代为签字，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行为的追认。
《解释（二）》涉及条款：第三条第一款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 【简要案情】 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张某与投保人王某是同学关系。在张某向王某推销保险产品时，王某在外地出差，于是王某让张某到自己家中找自己的妻子收取保险费。张某遂到王某家中找到王某的妻子取得了保险费，并代替王某在投保书上签字。投保书所记载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均为王某，投保的险种为重大疾病保险，保险期限为终生，交纳保险费期限为20年，每年应交纳保险费金额为2000元。王某出差回到北京以后，张某将保险合同及保险费发票交给了王某。此后，王某每年正常交纳保险费，累计交费12000元。直到2006年，王某、张某关系恶化，王某遂起诉保险公司，以投保书不是自己亲笔签字为由要求退还全部保险费。 【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王某在张某代其签署投保书后，取得了张某转交的保险合同文本及保险费发票，应视为其对张某所实施的代签约行为已经明知。在此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王某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交纳各年度保险费的行为，即属于以积极参与合同履行的方式表达了其对于张某代其签约行为的追认。据此，法院认定王某追认了张某代其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案例2： 田某、冉某诉某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保险合同解除与保险人拒赔
2018年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十大典型案例 一、工作履历造假，用人单位试用期内解除获支持 案情简介：陈某于2017年1月5日入职北京某电子公司，双方订立了为期5年的劳动合同，约定其担任品牌营销经理，月工资3.3万元，试用期为6个月。入职2个月后，电子公司向陈某发出《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陈某不认可电子公司的解除理由，遂提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电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庭审中，电子公司提交了《求职登记表》、《入职承诺书》及一份民事判决书，佐证陈某伪造重要工作经历，工作能力及工作表现与其工作履历严重不符。陈某填写的《求职登记表》显示，其2012年1月至2015年10月期间担任某广告传媒公司的市场部经理，月工资为3万元。在《入职承诺书》中，陈某承诺，在应聘时提供虚假材料或没有如实说明与应聘岗位相关情况的，属于不符合录用条件，电子公司无需任何理由即有权解雇本人。民事判决书的内容显示，2014年1月至2015年10月期间，陈某担任某外地股份公司的经理助理，月工资为4千元，其提出诉求要求该股份公司支付延时加班费、休息日加班费、未休年休假工资补偿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陈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声称其在外地股份公司的工作是兼职，故没有写入工作履历中去，但未能就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 仲裁委审理后认为，陈某在入职时虚构重要工作履历，所填报的工资收入与实际收入差别巨大，其所表现出的工作能力、工作经验与工作履历不符，电子公司在试用期内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故裁决驳回其仲裁请求。 评析：劳动者入职时应当履行如实说明义务。
最高法发布10起环境侵权典型案例支持环境资源保护 2015-12-29 10:25:00 来源：央广网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10起环境侵权典型案例 央广网北京12月29日消息（记者孙莹）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最高人民法院今天上午10点发布10起环境侵权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王旭光介绍，今年1月至11月，全国各级法院受理一审环境资源民事案件50331件，其中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2595件。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施行以来，贵州、山东、江苏、福建等1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法院共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45件。 最高法今天发布的十起典型案例中，有三起是环保组织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包括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全国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诉谢知锦等四人破坏林地民事公益
诉讼案；还包括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诉储卫清、常州博世尔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等土壤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其余七起是公民诉环境污染企业环境侵权案，涉及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和粉尘污染。 典型案例包括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判断、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的确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受理和审理等问题，还包括在普通环境侵权诉讼中界定环境侵权案件范围、适用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把握环境侵权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合理准确界定数人侵权的责任分担以及专业技术问题的判断方法等问题，通过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正确认定侵权责任，运用科学手段固定证据，及时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解决了实践中环境侵权案件的审判误区。 典型案例显示，2008年7月29日，谢知锦等四人未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擅自扩大采矿范围，采取从山顶往下剥山皮、将采矿产生的弃石往山下倾倒、在矿山塘口下方兴建工棚的方式，严重毁坏了28.33亩林地植被。2014年7月28日，谢知锦等人因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分别被判处刑罚。2015年1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承担在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的责任，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34万元；如不能在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应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万余元；共同偿付原告为诉讼支出的评估费、律师费及其他合理费用。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谢知锦等四人为采矿占用林地，不仅严重破坏了28.33亩林地的原有植被，还造成了林地植被受损至恢复原状期间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失，依法应共同承担恢复林地植被、赔偿生态功能损失的侵权责任。遂判令谢知锦等四人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个月内恢复被破坏的28.33亩林地功能，在该林地上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三年，如不能在指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共同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万余元；共同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27
2014全国十大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年终盘点） [日期：2014-12-29] 来源：作者：周斌，劳动报[字体：大中小] 一、东莞最大鞋厂少缴社保上千员工大罢工 【事件回放】4月14日，广东东莞最大鞋厂裕元鞋厂上千员工罢工，员工们拉起红色横幅，上面写着“还我社保，还我住房公积金”等字眼。东莞裕元鞋厂是广东东莞最大的鞋厂，隶属于台湾宝成集团，是阿迪达斯、耐克等多个世界名牌运动鞋的最大的生产基地，为全球30多家著名品牌鞋类产品公司进行代工。这次停工维权缘于裕元鞋厂未足额为工人购买社保，按照东莞社保局的规定，工人的社保应包括工伤、养老、医疗、失业及生育保险，社保缴费率规定企业需缴纳员工总收入的11%，员工个人承担8%，而他前不久查了自己的社保缴费，发现工厂只帮他缴了他自己所缴的部分，但没有缴纳企业应该缴纳的那一部分。而部分工人陆续请假去社保局查询自己的社保缴费情况，纷纷发现裕元鞋厂缴交的社保额度不足，缴交的标准很混乱。 【点评】东莞裕元鞋厂确实存在未如实申报社保缴费的问题，对此东莞市社会保障局已向企业发出了《社会保险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企业进行依法整改，国家有关部门也将指导广东依法妥善处理，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我们旗帜鲜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引导职工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不要采取过激行为，还应搭建劳资协商平台，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化解纠纷。 二、沃尔玛常德店关门“解散”之说引争议 【事件回放】3月5日，沃尔玛(湖南)百货有限公司常德水星楼分店负责人向全体员工宣布，因该店经营效益不佳，决定于3月19日关店，同时为员工提供转岗安置和领取相关经济补偿终止劳动合同两种安置方案。对于安置方案，沃尔玛常德水星楼分店工会和部分员工提出质疑，认为店方未履行提前30天通知全体员工或工会的法定义务，事先也未就安置方案和员工或工会进行沟通，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双方形成劳动纠纷。4月25日，沃尔玛常德水星楼分店69名员工和分店工会分别向常德市劳动人事争
最高法院典型案例&183;精释精解民事诉讼执行和解撤回上诉不履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一审判决 裁判要点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准许撤回上诉的，该和解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属于诉讼外达成的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相关法条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 基本案情 原告吴梅系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吴梅收旧站业主，从事废品收购业务。约自2004年开始，吴梅出售废书给被告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城纸业公司）。2009年4月14日双方通过结算，西城纸业公司向吴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吴梅废书款壹佰玖拾柒万元整（￥1970000.00)。同年6月11日，双方又对后期货款进行了结算，西城纸业公司向吴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吴梅废书款伍拾肆万捌什元整（￥548000.00)。因经多次催收上述货款无果，吴梅向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西城纸业公司支付货款251.8万元及利息。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对欠吴梅货款251.8万元没有异议。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吴梅货款251.8万元及违
约利息。宣判后，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审理期间，西城纸业公司于2009年10月15日与吴梅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商定西城纸业公司的还款计划，吴梅则放弃了支付利息的请求。同年10月20日，西城纸业公司以自愿与对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撤回上诉。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后，因西城纸业公司未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吴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对吴梅申请执行一审判决予以支持。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主张不予执行原一审判决。裁判结果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7日作出（2010)眉执督字第4号复函认为：根据吴梅的申请，一审法院受理执行已生效法律文书并无不当，应当继续执行。裁判理由法院认为：西城纸业公司对于撤诉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知，即一旦法院裁定准予其撤回上诉，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即为生效判决，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虽然二审期间双方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和解协议对相关权 利义务做出约定，西城纸业公司因该协议的签订而放弃行使上诉权，吴梅则放弃了利息，但是该和解协议属于双方当事人诉讼外达成的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制作调解书，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西城纸业公司未按和解协议履行还款义务，违背了双方约定和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其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主张不予执行原生效判决的请求不予支持。精
2016年11月16日，2016上海十大信用典型案例评选颁奖活动在陆家嘴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证大财富“个人行为属性信用识别体系助力个人释放信用价值”案例获选“2016上海十大信用典型案例”之“十大守信联合激励案例”，且是获奖单位中唯一一家互联网金融企业。 本年度信用典型案例评选活动以“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为主题。广泛征集信用典型案例，并通过专家评审委员会推选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最终评选出“十大守信联合激励案例”、“十大失信联合惩戒案例”和“十大优秀案例报送单位”。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创新发展的先行者，在信用规划、法制建设和信用信息整合等方面敢于创新走在全国前列。他强调了此次评选活动“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的主题，“让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步步难行”的理念。对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这项复杂长期的任务，他呼吁大家齐心协力，锲而不舍持续推进，营造更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 基于当下互联网金融行业现状，信用的价值体现尤为突出。金融的核心是风险控制，而信用体系的完善，不仅有赖于行业监管和信用建设工作，企业也应当不断进行金融服务创新，完善风控管理体系。证大财富基于长期数据积累，研发“个人行为属性”信用识别体系，通过借款人的“消费行为+个人特质”来评估借款人的信用价值，在业内率先推出网购达人贷、保单贷等产品。相对传统金融机构对于借款人“物”的价值评估，证大财富运用
“个人行为属性”价值评估的新金融服务模式，形成差异化的信用评估体系，有效地为得不到或不能充分得到传统金融机构服务的人群提供补充性金融服务，助力个人释放信用价值。5年来，证大财富为全国80多个城市近百万人群提供借款咨询服务，其中有20多万信用优质者凭借其信用价值成功获得金融服务，总额达170亿元。2016年3月25日起，证大财富正式在全国范围内为人民银行征信记录空白的客户提供服务，截止目前借款咨询服务人数近1700位，金额近1.1亿元。 此外，作为首批实现与央行征信中心旗下上海资信网络金融征信系统直接系统级别对接的企业，证大财富持续深耕征信行业，目前已经携手算话征信、鹏元征信等多个征信机构不断优化信贷风险管理能力，且通过自身的风控经验和数据为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及知名院校提供调研机会和课题研究参考。同时作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首批会员单位，证大财富积极配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关于信用信息共享系统建设以及互联网金融数据统计方面的工作，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和实际行动，发挥表率作用，引导企业树立诚信精神，营造公平诚信的氛围，助力中国征信体系建设。
典型案例汇总：2017年全国法院十大执行案件 一、两地四级法院：京粮大仓万吨粮食异地执行案 摘要：北京三级法院共同发力，在中央政法委和地方党委的领导下，最高法院统一指导、协调，河南省三级法院的积极配合下，周密部署，攻坚克难，顺利完成全国首例万吨粮食异地执行工作，得到当事人及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内容介绍： 2013年12月30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受理原告北京京粮大仓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粮大仓公司)与被告怀远县盛禾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禾公司）、被告北京华源之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源之星公司）、被告北京以食为天国际粮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食为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4年1月5日，依京粮大仓公司申请，该院保全查封了存储于新密0103国家粮食储备库的小麦。2014年12月10日，该院判决盛禾公司退还京粮大仓公司货款并支付违约金共计3600余万元，以食为天公司、华源之星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因盛禾等三公司拒不履行判决义务，京粮大仓公司向该院申请执行涉案小麦。在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北京市委政法委的大力指导和支持下，在河南省委政法委、河南高院、郑州中院、新密市委政法委、新密法院的密切协助和配合下，北京三级法院共同发力，历时34天，圆满执结全国首例万吨粮食异地执行案，共计交付小麦10629.55吨。
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因涉案小麦数量巨大、易腐烂变质，且出粮作业技术难度大，运输和仓储条件要求严格，需跨省异地执行，工作时间长、难度大、风险高，案件执行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最高法院高度关注执行进展情况，对本案提出了具体要求；北京高院杨万明院长多次听取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工作方案；最高法院孟祥局长、北京高院吉罗洪副院长带队前往执行现场，指导工作，看望干警。 为稳妥高效完成执行工作，北京高院执行局指导丰台法院与属地政法委、法院反复协商执行事宜，实地勘察涉案粮库及周边情况，形成粮食交付的具体方案，认真做好设备调试、地磅校验、道路疏通等前期准备；统一调配中级、基层法院出动警力，组成50余人的执行队伍，成立现场指挥部，设实施、控制、接待、保障四个小组，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指导成立京豫执行临时党支部，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带领全体人员攻坚克难。 执行过程中，北京法院与属地政法委、法院、行政机关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先后召开13次协调会，妥善解决了当地单双号限行、吸粮机严重故障无法作业等问题。北京法院干警尽心履职，及时研究解决执行现场出现的各种困难，努力提高工作效率。针对粮库内道路狭窄、两车作业无法紧密衔接的情况，重新规划粮食运输路线，形成运粮车进出并行不悖的循环路线，保证了执行工作顺利进行。践行司法为民理念，通过采取严格控制作业面，根据居民作息情况调整作业时间，在吸粮机的扩散端口添置降尘罩大幅度吸附粉尘等措施，努力将执行工作给群众生活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树立了文明执法的良好形象。
环保十大典型案例 一、佛山市三英精细材料有限公司诉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环保行政处罚案（一）基本案情 2011年12月2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区环运局）以佛山市三英精细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英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排放废气的臭气浓度超标为由，对该公司作出《限期治理决定书》，要求2012年1月31日前完成排放臭气浓度治理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并经环运局验收合格；逾期未申请验收或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将按规定责令停业、关闭；要求该公司分析臭气浓度超标排放原因，制定限期治理达标计划以及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2012年2月9日，三英公司向区环运局申请治理验收。顺德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受区环运局委托，于同年4月26日、6月28日对该公司进行臭气排放监测，两次监测报告均显示臭气浓度未达标。区环运局遂于2012年8月29日组织验收组现场检查并对法定代表人进行调查询问，告知该公司验收结果：即存在未提交限期治理方案、废气处理技术不能确保无组织废气达标排放、排放废气的臭气浓度超标、使用的燃油不符合环保要求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未通过限期治理验收。 2013年1月11日，顺德区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同年3月18日经听证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三英公司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停业、关闭。该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裁判结果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三英公司对顺德区人民政府作出处罚决定的职权依据及行政程序并无异议。原告认为上述两次臭气排放监测的采样点与频次不符合法定要求，未能排除其他干扰因素，故监测报告的结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经查，顺德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具有废气污染物检测的法定资质，该监测站两次臭气采样点即监测位置为三英公司厂界敏感点，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恶臭物无组织排放检测问题的复函》规定。原告认为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