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明理学的主要特点
我们可以通过下列三个特点，对宋明理学有一总体上的认识和把握。
（一）宋明理学是思辩化的儒学
与先秦、汉唐儒学不同，宋明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思辩性。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其所具有的哲学思辩性深深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刺激了中国本土思想道家和儒家的发展。其中，道家的反应更为敏捷而迅速，道家借鉴佛教的宗教内容和形式，转型为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相对而言，儒学的应变能力则要差得多。在唐一代，儒学中的有识之士如韩愈、李翱等，就已经意识到儒学面临着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尤其是佛教）在文化上的严重挑战。但他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比较简单化，韩愈主张“人其人，火其庐”，用政府行政干预的方法来禁止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李翱思考得相对深入一些，主张援佛入儒、以儒包佛，来解决佛教文化的挑战。
宋代的理学家们认识到，儒学之所以会受到来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战，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学本身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儒学在孔子创立之时，只是一些伦理原则和教条，由于孔子本人罕言“性与天道”，所以如何从哲学本体论上论证儒家思想的正当性与必然性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孟子从“四端”说出发，对儒家的性善论作了论证，荀子则从性伪说出发对性恶论作了论证，董仲舒把儒家道德嫁接在讲究阴阳家的世界观上，对儒学作了谶纬神学式的论证。在宋明儒学家看来，以往的这样论证要么是“不备”（不够充分，如孟子），要么是“不明”（混乱不清或者错误，如荀子与扬雄），而董氏谶纬神学化的论证更是粗浅，不值一论。
理学家们为了建立儒学的形上学，他们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学寻找能够用来构筑哲学形上学的因素，例如被称为“五经之首”而最具形上学性质的《周易》，《孟子》与《中庸》中关于“性”与“天”的内容。利用这些外来的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在消化吸收的同时，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形上学本体论概念，并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如周敦颐（字茂叔，因其立书堂讲学于庐山濂溪，故人尊称其为濂溪先生。以下均用尊称）的“无极”、邵雍（字康节，以下均用尊称）的“太极”、张载（陕西郿县横渠镇人，人称其为横渠先生。以下均用尊称）的“太虚”、二程和朱子的“天理”、王荆公和二苏的“道”、象山和阳明的“心”。传统儒学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终于变成由哲学形上学作基础的哲学理
论体系。就此而言，它体现着宋明理学家们融合创造的哲学智慧。
（二）宋明理学以伦理道德为哲学核心的儒学
从儒学自身发展来看，理学作为哲学思潮或者作为儒学运动，它所强调的义理之学，是对于当唐儒学的一种反动，表现出一种想要摈弃汉唐训诂之学而直接面向经典、回复圣人之道的气势，颇有一点“文艺复兴”的味道。理学家们标榜自己的学说为“实学”、“实说”，批评佛老的学说以及汉唐的章句之学和讲求诗词歌赋的词章之学为“虚学”、“虚说”。虚实之别，就在于是否讲求义理。理学所强调的义理，实质上也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它包括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以及其中的“所以然”与“所当然”的道理。
理学家所强调的义理，就其内容而言，与汉代董氏的儒学相比，其重点不在政治哲学上，而在伦理道德上；与先秦的元典儒学相比，其对伦理道德的阐述，更侧重于哲学的表达。宋明理学家在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无论是理学哲学各种各样的本体论、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论、“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修齐而治平的功能论，均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
综观宋明理学，心学一派对于伦理道德以外的事物毫无兴趣，理学一派由于“格物穷理”的理论指导，对于万物之理的认识仿佛也有超出伦理道德狭隘范围的趋势，然而其理论目的仍然指归对于儒家伦理的必然性、普遍性和绝对性的把握。所以，无论是理学的宇宙论、认识论或者知识论，都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哲学相比附，其思维的对象不是自然与万物，而是伦理与道德，其理论的旨趣不在于人类理智对于自然对象以及人类理智自身的把握，而是人类对于社会伦理价值与规范的正当性的认识和对于主体道德的个体自觉。
（三）宋明理学是佛学化的儒学
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带有明显的佛老化的特点。宋明理学的佛老化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吸收借鉴佛教与道教的形上学，建构儒学的伦理道德形上学，其二是借鉴佛老二家的传教谱系，创立儒家学说的传道体系，即儒学的“道统”，其三是把佛老的禁欲主义思想吸收进来，把它作为理学的核心思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主张。
由于道教本来就是受佛教的影响和启发而建立起来的，所以所谓的佛老化，主要地就是佛学化。佛教在当时对儒学家们的影响也远远超过道教，宋明理学家们虽然对佛老都进行了批判，但理论斗争的重点是佛教而
不是道教。特别是上述三点中的最末一条，对于宋明理学来说更是至关重要，它是理学的一个重要思想观点，同时也是理学时代中个别独立有识之士以及后理学时代对于理学集中的学术批评的焦点所在。然而正象王夫之（人称船山先生，以下均用尊称）所说的，这种禁欲主义思想并不见于先秦典籍。同样，它也不是讲求长生久视、自然无为的道家的原本思想。它的确定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佛教。
理学家们无一不以“辟异端”的态势激烈地反对佛教，但其自身的价值核心却又恰恰是来自自己所要反对的佛教。经过理学家们的“批判”，本来被视为“异端”的佛教的价值观念反而进入了中国正统学说的内部核心，儒、释（佛）、道三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儒道互补、佛教为宾的格局已经名存而实亡了。此前，无论佛教如何中国化，它毕竟只是佛教，是中国化的佛教。而当佛教的价值观念进入儒学并居于核心地位时，它表明佛教才真正地成为中国文化本身的一部分。所以，理学在这场批判吸收外来文化而捍卫本土儒家价值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最终引出的结果却是那么可笑：他们批判佛教的形式，却把其精髓纳入到儒学内部；他们捍卫的是先秦儒学的躯壳，却丢弃了其刚健进取的积极精神。这个使人器笑不得的结局足以为后人引为严重的思维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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