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五服的考古学观察
赵春青
【内容提要】《禹贡》五服制度实质是指以王城所在地为中心、从内到外可以划分为三个大圈：内圈是甸服，是王畿之地；中圈包括侯服和绥服，是大小诸侯所在地；外圈在最外边，包括要服和荒服。五服制度的实质是以理想化的图式描绘出一幅中央与地方及四邻的相互关系的网络图。这三大圈恰好与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分布格局基本吻合。可见，《禹贡》五服制度不会是古人的臆说，而是曲折地反映着龙山时代中原与四邻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龙山时代/禹贡/五服制度
一、前言
三皇五帝的说法为中国人所熟知，不过这一中国最早的古史系统却并不是朝夕之功完成的。据历史学家考证，在西周文献中仅有“禹”等少数几个“帝”，到战国时期出现几种不同组合的“五帝”说，战国末始有“三皇”一词，到汉代以后才最终出现了三皇五帝的说法①。因儒家的宣扬，三皇五帝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心目中正宗的古史系统。
唐代刘知几、宋代刘恕和清代崔述等人已经指出这一古史系统为后起伪说，并不可信。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更是从根本上对这一古史进行系统清理，彻底推翻了这一古史系统。不过，古史辨派大量采用默证的方法，以对古书的研究代替对古史的研究，认为古书上不曾提到的就是没有发生的，动辄指责古人造谣，以至于东周以上无古史，显然疑古疑过了头。继古史辨派后，又有傅斯年、徐旭生、蒙文通等人，研究古史传说时代，就民族分布地域来区分古史传说的几个大系统，但是这种方法注意了地域区别，却忽略了不同传说先后演变的过程，也遭到另一些学者的质疑。
真正将古史传说研究推向深入的正确途径是必须将古典文献记载与考古学研究相结合。古史辨派的主帅顾颉刚先生早就提出，建立新的古史需靠考古学的发展。前辈学者已经给我们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如王国维对商代先公先王的考证②、徐旭生于1959年对豫西的调查③、安金槐对登封王城岗的发掘和对禹都阳城的认定等④，莫不是在古代文献记载与考古学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做出了巨大成就。
如果说在古史辨派初期中国考古学还是一片荒芜的处女地，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时中国考古学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话，当今的中国考古学已经发展到黄金时代⑤。传说中五帝时代时空范围内的物质文化资料源源不断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可以说，目前研究五帝时代的难题不再是苦于相应的考古学的材料太少了，而是“太多”了。面对遍地开花的考古学材料，即使是皓首穷经的古史学家也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常常不知将传说中的某帝某人与哪支考古学文化对应为好。
早在1921年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后，就不断有历史学家尝试将古史传说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相比附。近年来，随着中原等地区史前文化序列的建立与完善，将古史传说某帝与某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呼声更加不绝于耳。参加讨论者也由历史学界扩展到考古学界。如对五帝之一的黄帝的研究，有人主张将黄帝时代与齐家文化相对照⑥，有人放入龙山时代⑦，有人归入仰韶文化⑧，更有人主张可以把炎黄时代与裴李岗文化相对应⑨。从裴李岗文化到齐家文化时期，时间跨度长达五六千年以上，社会发展阶段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显然不会同属于一个时代！
众所周知，考古学研究的材料是物质遗存，其研究内容往往是宏观的，不拘泥于具体的人和事。狭义的历史学研究的材料是历史文献，研究内容往往是具体的人和事。因此，在将古史传说与考古学文化进行整合研究时似乎有必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注重探讨传说中各帝都邑地望与活动空间、战争引起的文化变迁、重大社会变革、大范围的环境突变等内容，这些内容容易在考古学研究上得到反映；二是按照从已知推未知、由晚及早的技术路线展开研究。
近年学术界已经公认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是中原龙山文化。按照从已知推未知、从晚到早的原则，如果与考古学相结合来研究古史传说时期的社会状况，当然首选龙山时代。与龙山时代大致相当的是五帝时代的晚期——尧舜禹时代⑩，而尧舜禹传说当中又以大禹时期的年代最近，传说最丰富，因此，可以把大禹时期作为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研究的首选目标。
传说中关于禹的重大功绩有平水土、划九州、征三苗、制五服等。其中已经有不少学者从考古学角度将大禹治水(11)、禹征三苗(12)、禹贡九州(13) 联系起来加以考证，说明古人记载的这些掺杂有神话色彩的传说内容并非都是古人在造伪，相反都能够找到真实的考古学证据。
至于《禹贡》五服制度，似乎尚未有人专文将其与考古学成果相结合进行整合研究。本文尝试对龙山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分布格局与《禹贡》五服制度进行初步整合研究。
二、史籍中的大禹及五服制度
禹，不少人视为夏王朝的开国之君，实际上他的主要活动时间是与尧、舜同时的。他治洪水是奉尧或舜之命，他到了晚年仍把王位传给益，遵守的是尧、舜时期禅让的制度。因此，我们认为他虽然是夏代的奠基人，但是，实际上应该与尧、舜放入同一个时代，作为五帝时代向夏代过渡的人物来看待比较合适。关于尧舜禹时代的概念，徐旭生先生早在他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4) 中就运用过，他生前的最后一篇著作就是《尧舜禹》(15)，显然，他把禹放在与尧、舜同时期的人物来看待的。
诚如一些学者论定的那样，大禹治水土、划九州、征三苗等传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历史的“素地”。那么，《禹贡》五服说是否就一定是后人凭空臆想的呢？
五服制度的记述，见于《尚书》、《国语》、《左传》、《荀子》、《礼记》、《论衡》、《仪礼》、《史记》、《前汉书》等多种文献。虽说先儒各家对于五服制度涉及的各服范围大小等具体内容的考证互有分歧，但均深信五服制度的确存在，承认五服制度是大禹或者尧舜时期实行过的制度之一。其中，关于五服制度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国语》之五服说
《尚书·皋陶谟》说大禹“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左传》昭公十三年，子产曰：“卑而贵重者，甸服也。”《国语·周语上》记祭公谋父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荀子》卷十二说：“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国语·周语中》：“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可见，《国语》等文献记载比较简略。
第二，《禹贡》之五服说
《尚书·夏书·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这一说法完全被《史记·夏本纪》采纳。
自宋代以来，众多学者纷纷给《禹贡》“五服”作注。其中，集大成者有宋代蔡沈撰写的《书经集传·夏书》之《禹贡》篇；明代茅瑞征的《禹贡汇疏》和清代胡渭的《禹贡锥指》等。近人研究《禹贡》者以古史辨派领袖顾颉刚先生研究水平最高。1959年，顾颉刚先生发表《禹贡注释》(以下称《顾注》)一文，对“五服”全文作了言简意赅的注释。现摘抄如下：
这是把王都作为中心而向四方扩展的。他说：在王都四面各五百里(即方五百里)，这块地方叫做“甸服”；那里的人民应把农产品送到王都里去，为了远处运输困难，所以规定近处送的多，不但送谷子，连秸秆也要送去作牛马的饲料，远处送的少，只须把打出的精米送去就是。甸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这块地方叫做“侯服”，这是帝王分封给诸侯的领土，近处封的是小国，远处封的是大国。侯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唤做“绥服”，这是介于中原和外族间的地区，应当给它安抚和羁縻，所以一方面要在那里推广中原文化，一方面又要整顿武备来保护甸服和侯服的安全。绥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唤做“要服”，要服以外四面五百里唤做“荒服”，这些地方都是外族所居，同时也是中国流放罪人的地方。(16) 顾颉刚先生译文完毕后说：“照这般说来，那时的天下(甸、侯、绥、要、荒)共计方五千里，中央政府势力所及的地方(甸、侯、绥)所谓‘中国’也者，是方三千里，而直属于中央的王畿(甸)则只有方一千里。”
他接着说：“这个五服之说，我们一看就知道它只是假想的纸上文章，世界上哪有这样方方整整的区划！而且这个区划跟界线不规则的九州比较，就显出了很大的冲突。照九州说来讲，作者所设想的王都在冀州，所以各州的贡道都直接间接地达到黄河，然而冀州在九州里却是处于北部的一个州，和五服说把王都放在中心的绝对不同。两种说法画成了地图套不上去。”
不过，顾先生并未全盘否定五服说，他指出：“五服说不是一个假想的制度，是古代实际存在的，在《国语》的《周语》里说：‘先王之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那时所谓‘夷’、‘蛮’、‘戎’、‘狄’诸少数民族都是和诸夏杂居的，而甸服里也分诸侯，所以这里所谓‘服’只是部分或类别的意思，不是分疆画界的意思。”(17) 他认为“五服
制是在西周时代实行过的，到中国战国而消亡”。1963年，顾颉刚先生发表《畿服》一文对《周语》中五服制度再次加以肯定(18)，并明确指出周代一些国家隶属于某服，如说“虢、毕、祭、郑皆畿内国，甸服也；齐、鲁、卫、燕受封于王，其国在王畿外，侯服也；杞、宋、陈皆先代遗裔，宾服也；邾、莒、徐、楚者，中原旧国，惟非夏、商之王族与周之姻亲，辄鄙为‘蛮夷’，要服也；至于山戎、赤狄、群蛮、百濮之伦，来去飘忽无常，异于要服诸国之易于羁縻，惟有听其自然，斯为荒服矣”(19)。
可见顾颉刚先生只肯定西周实行过五服制度，前此的夏商不存在五服制度。可是，有不少古文献明确记载着周代实行的是所谓九服制度，并非五服制度。
《周礼·夏官·职方氏》曰：“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周礼·秋官·大行人》云：“‘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一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一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一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一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一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一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宝贵为挚。”此乃六服，不同于《禹贡》。《周官·秋官·大司马》：“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这里只是把“服”改为“畿”，加上“国畿”为十畿。《春秋正义》卷五曰：“周公斥大九州，广土万里，制为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谓之一服，侯、甸、男、采、卫、要六服为中国，夷、镇、蕃三服为夷狄。”不管是九服、十畿，还是六服，均不同于《禹贡》“五服”说，说明周代实行的九服制度原本就不同于《禹贡》的五服，则毋庸置疑。
顾颉刚先生自己也说“五服说的时代比较九州说为早”(20)。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承认周代实行的是九服制度，那么，五服制度就有可能早到大禹时期乃至更早的尧舜时期。
顾先生否定夏代的五服说，从方法论上说是与他怀疑古史的古史观相一致的，古史辨派由疑古书到疑古史，动辄怀疑古人作伪。在这里因五服制度的整齐划一而被顾先生判为“不过是纯出于后人的理想，因而假托于夏或周”。从考古学来讲，顾先生作这篇《禹贡注释》时，中国考古学还处在初步发展时期，那时连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孰早孰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更谈不上对龙山时代文化格局的了解。因此，那时他否定大禹五服制度的真实性，虽然有方法论的问题，但是，也不能不承认与当时的考古学发展不足也有一定的关系。
关于治古史传说的方法，徐旭生先生的态度截然不同于疑古派。他说“有些传说虽说里面掺杂了不少的神话，可是它们的确是从当时流传下来的，里面也包含着一些可靠的史实”。“古代的人并不作伪，就是《尧典》、《皋陶谟》、《禹贡》、《五帝德》、《帝系》、《五帝本纪》诸篇中所载靠不住的材料，那是因为他们作综合工作的时候所用的方法不够精密，并不是他们有意造谣。”(21) 他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把分服说分为四种：(一)《国语·周语》上分的五
服；(二)《尚书·禹贡》所分五服；(三)《周礼·夏官·职方氏》所分五服；(四)《史记·秦始皇本纪》上所记的侯服、夷服说。他认为，“后人对五服与九服所作出来大圈套小圈的图式与《禹贡》及《周礼》的著作人的原意不合”。“如果照后起的解释，中国的四面为夷、为狄、为戎、为蛮，那么，要是属于要服，就应该全属要服，属于荒服，就应该全属荒服，为什么戎狄为荒服，而夷蛮独属要服？如果拿西周的都城宗周(在今陕西西安市附近)来推，都城偏在西北，西边的戎，接近边境，就应该进为要服或宾服才对。为什么附近的反倒成了极远的荒服，而边远的东方的夷却进成要服呢？”“《国语》内五服的说法并没有错，不能拿《禹贡》和《周礼》中后起的错误说法来怀疑原来不误的说法。”(22) 看来，徐先生赞赏《国语》五服的说法，不主张把五服人为地划分得太具体，特别是不应该在边缘地区的所谓四夷当中再细分出什么夷服和荒服来。
20世纪80年代初，李民先生结合当时的考古学研究成果，认为“从龙山文化，尤其是它的晚期地区分布和周围那些所谓的‘似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域来看，它与《禹贡》所写的地域范围基本上是合拍的”。“《禹贡》的地域范围，实应为夏王朝及其与国以及较远的一些部落或部落联盟这一格局的写照。”“《禹贡》中说的‘五服’制度和范围被后人弄得神秘莫测，究其实，应属上述情况之折射。”
(23)
20世纪80年代末，邵望平先生著《〈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结合考古学资料否定了顾颉刚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并不曾真有九州这个制度”的结论，提出龙山文化圈恰恰与《禹贡》九州的范围大体相当，从而论证了《禹贡》九州的真实可信性。
在对《禹贡》九州的研读当中，先儒贤哲和近代学者都主张不能作机械地理解(24)。既不应该把所谓的五服看作整整齐齐的相套在一起的一串方块，也不能因为《禹贡》里把五服描画得规规矩矩、四四方方的样子就予以彻底否定。
现在看来所谓的五服，实质是指以王城所在地为中心、从内到外可以划分为三个大圈：内圈是甸服，亦即《国语》和《荀子》所谓邦内甸服者，地方千里，是王畿之地(25)。中圈在内圈之外，包括侯服和绥服，亦即《国语》所谓“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和《荀子》所谓“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者，两服在甸服以外四面各一千里，是大小诸侯所在地，仍属于“中国”的范围，其使命是推广中原文化，保卫中央和诸侯国的安全。外圈在最外边，包括要服和荒服亦即《国语》里称为蛮夷要服和戎翟荒服、《荀子》称之为蛮夷要服和戎狄荒服者，两服合计又在绥服以外四面各一千里，这里是“蛮”、“夷”、“戎”、“狄”外族人居住的地方，也是中国流放罪人之处。这种内、中、外三大圈的分布格局，不宜简单地理解成一种政治制度和贡赋制度，而是折射出中原地区与四夷之间分布态势。
所谓的贡赋关系，甸服之内明言“纳”贡，且纳贡内容十分具体，或许的确是一种地方向中央交纳贡物的纳贡制度。侯服及以外诸服，不言“纳”字，明显与甸服不同。《史记·夏本纪》言：“(禹)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不足，徙居。”益为东夷首领，属于要、荒服人，而稷是传说中周人的祖先。禹只能同他们一起“予众庶稻鲜食”，不得专权。可见，五服当中的所谓贡赋，很可能只局限在甸服之内，至于中央政府与侯服及以外诸服只是交换、贸易的关系。
总之，五服制度的实质是指大禹确立的中央与地方各大小诸侯及四夷远近亲疏的关系，它以理想化的图式描绘出一幅中央与地方及四邻的网络图。从平面上俯瞰这张巨大的网络图，从内到外大体可以划分为三圈。
三、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分布格局与《禹贡》五服
经过数十年来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劳动，目前学术界已经初步建立起中原及其附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如中原地区为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海岱地区为后李一期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岳石文化。长江中游地区是彭头山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是王墓山下层类型——海生不浪文化——老虎山文化——朱开沟文化。关中及其以西是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客省庄文化——齐家文化等。
考察上述地区文化之间的分布格局及文化交流关系，到了龙山时代即大约公元前2500年以后，才开始出现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26)。所谓的中原龙山文化是一个庞大的史前文化体系。处于中心区域的是王湾三期文化，是为核心文化圈，为第一个文化圈，也可以称之为“内圈”。围绕着它分布一周中原龙山文化诸文化类型，构成第二个文化圈，也可以叫做“中圈”。在中原龙山文化的外围，又分布一圈诸支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构成第三个文化圈，也可以称之为“外圈”。下面分别言之。
(一)内圈：环绕嵩山周围分布的王湾三期文化
王湾三期文化以河南洛阳王湾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第三期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洛阳、郑州和伊洛河流域及颍河、北汝河上游地区。基本上分布于《禹贡》豫州的中心区，主要遗址有洛阳王湾(27)、临汝煤山(28)、郑州大河村(29)、禹县瓦店(30)、登封王城岗(31)、新密古城寨(32) 等。陶器器表纹饰以篮纹、方格纹最多，绳纹较少。器类以夹砂深腹罐、折腹斝、双腹盆、小口高领瓮、斜腹碗和豆最常见，另有罐形甑、单耳杯、刻槽盆等。以嵩山为界，大体可划分嵩山南边的煤山类型和嵩山北边的王湾类型。此外，郑州地区也具有一定特色。聚落群以伊洛河下游最为密集，可称为主体聚落群，其周边环绕两周大小不等的聚落群(33)。其中，在嵩山以南的煤山类型中已经发现了登封王城岗、密县古城寨与新砦、郾城郝家台(34) 等4座城址。说明每个聚落群都有发现一座城址的可能性。伊洛河下游地区迄今没有发现城址，或许与工作有关。
(二)中圈：环绕王湾三期文化的诸文化类型
1. 东边：造律台类型(文化)
以永城王油坊和造律台遗址为代表，发掘工作最多的是王油坊遗址(35)，有人主张命名为造律台文化(36)。主要分布在豫东的商丘、鲁西南和皖西北一带，基本上位于《禹贡》豫州的东部及与青、徐二州交界的地区，亦即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的交汇地带。陶器器表以素面磨光居多数的作风与海岱龙山文化相近。器表施纹饰者以方格纹为主，其次为篮纹和绳纹。常见器形有袋足甗、罐形鼎、深腹罐，另有盆、豆、鬹、子母口瓮和器盖等，还发现有冲天流鬹、鬼脸式和V
形鼎足等，其中部分器物与海岱龙山文化同类器物相似。聚落常常在高出地面的堌堆上发现，面积不大，已在淮阳平粮台发现城址一座(37)，城址面积不大，但建造得颇为讲究。
关于造律台类型，过去归为中原龙山文化系统，并认为是有虞氏文化(38)。后有山东一些学者提出应归入海岱龙山文化系统(39)。这种分歧的原因就在于造
律台类型含有浓郁的海岱龙山文化因素，处于中原龙山文化与海岱龙山文化的过渡地带。
2. 北边：后岗二期文化
该文化以河南安阳后岗第二期遗存为代表(40)，重要遗址还有河南安阳大寒(41)、汤阴白营(42)、辉县孟庄(43)，河北邯郸涧沟(44) 等遗址。主要分布在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基本在《禹贡》豫州的北部和冀州的东南部。陶器器表以绳纹为主，篮纹和方格纹次之，器类当中炊器以鬲为主，鼎少见，另有甑、甗、高领篮纹瓮、侈口绳纹罐、敞口碗、大平底盆、大圈足盘等。可分为南部的后岗类型和北部的涧沟类型，邹衡先生考证涧沟类型很可能是“伯益之族或其所属部落”的物质文化遗存(45)。最近还有人提出“孟庄类型”的命名，认为孟庄类型主要分布在太行山南麓以南、古黄河以北的区域(实即后岗二期文化的西北一角)，与共工氏存在一定的联系(46)。目前在该文化已经发现后岗和孟庄两座城址。其中，孟庄城址较大。后岗城址破坏严重，面积较小。围绕这两座城址均有聚落群，或许是所在聚落群的中心所在。
3. 西北边：陶寺文化
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代表，重要遗址有襄汾陶寺(47)、临汾下靳(48)、曲沃方城-南石等(49)，主要分布在临汾盆地，居于《禹贡》的冀州、雍州与豫州之间，亦即华夏、西戎与北狄各族团之间。陶寺遗址分早、中、晚三期，其中早期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晚期属于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早期陶器多为手制和模制，器表纹饰以绳纹为主，达90％以上，另有少量的篮纹、方格纹。器类中出现了大量的双鋬鬲、釜灶，另有罐形和盆形斝、侈口罐、大口瓮、直筒形罐、折腹盆和侈口扁壶等，晚期陶器纹饰以篮纹为主，绳纹和方格纹较少，器类主要有各种形态的鬲、圜底斝，另有甑、深腹盆、篮纹镂空圈足罐、扁腹壶、豆、碗及单把杯等。陶寺城址内发现了十余座大墓，出土了彩绘龙盘、穿孔玉斧、象牙雕筒、鼍鼓、带扉牙的铜器、成组的彩绘木器等。近年还发现了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城圈和可能与观测天象有关的大型遗迹等，使其再次成为探索中原文明起源的亮点。
关于陶寺文化的族属，开始有人认为与早期夏文化有关(50)，后有大多数学者认为可能和陶唐氏有关(51)。不过仍有人认为陶寺遗址是自尧至禹时期的都城所在，陶寺文化早期为尧(舜)文化，晚期应为夏文化(52)。
4. 西边：三里桥类型与客省庄文化
(1)三里桥类型
以河南陕县三里桥龙山文化遗存为代表(53)，重要遗址还有晋南芮城的南礼教(54)、夏县东下冯(55)、垣曲古城东关(56) 等。主要分布在晋、豫、陕三省的交界地区，处于《禹贡》的“豫州”与“雍州”之间。从考古学看，因处于王湾三期文化、客省庄文化和陶寺文化之间，于是竟出现了把它分别纳入上述三支文化的三种划分方案(57)，也有人主张独立出来叫做三里桥文化(58)。实际上，该类型的特点就在于其复杂性。其陶器器表纹饰以绳纹为主，篮纹和方格纹次之。基本器类有双鋬鬲、单把鬲、贯耳鬲、斝、罐、单耳罐、罐形甑、双腹盆、敞口斜腹碗和单耳杯等。我们主张仍沿用三里桥类型的名称为宜。
(2)客省庄文化
以客省庄二期遗存为代表(59)，重要遗址有临潼康家(60)、武功赵家来(61)、岐山双庵(62) 等。其分布范围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中心，东起华阴，西至甘肃天水，向北大致可抵洛川，南到商县。该地区处于《禹贡》雍州的偏南部。其陶器
以灰陶为主，但也有不少红陶，黑陶只有1％左右。陶器绝大多数都有纹饰，以绳纹和篮纹为主，方格纹极其少见。常见器类为单把绳纹鬲、双耳罐形斝、盆、三耳、双耳和单耳罐、小口高领瓮等。东部的康家类型多灰陶，器类多鬲少斝；西部的双庵类型陶器多红陶，器类多斝少鬲。有学者主张把陕北地区以石茆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归为客省庄文化石茆类型(63)，但因其文化因素中含有蛋形瓮、斝式盉、大口尊等，引起另一些学者的质疑(64)。
关于客省庄文化的性质，有人认为是齐家文化的源头(65)，有人认为是先周文化的渊源(66)。还有人认为西部遗存为先周文化所继承，东部的则为夏代有扈氏的祖源(67)。
5. 西南边：下王岗类型
以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二期晚段为代表(68)，其分布范围在南阳盆地和丹江下游地区。介于《禹贡》豫州与荆州之间，亦即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之间。其重要遗址还有河南淅川黄楝树(69)、湖北郧县大寺(70)、均县乱石滩(71) 等。陶器器表多绳纹、方格纹，常见器形有罐式或盆式扁三角形足的鼎、深腹圜底罐、细高柄或粗圈足浅盘豆、直口鼓腹瓮、盉形器、双耳罐式甑及高圈足杯等。
关于下王岗类型的性质和命名，有人命名为中原龙山文化下王岗类型(72)，有人归入石家河文化系统(73)，也有人把丹江下游的龙山时代晚期遗存命名为“乱石滩文化”，把南阳盆地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八里岗四期遗存”(74)。之所以意见如此歧异，也是因为处于王湾三期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客省庄文化之间的缘故。本文仍视其为中原龙山文化的一支地方类型。
6. 南边：杨庄二期类型(处于豫州、徐州与荆州之间，亦即华夏、苗蛮与淮夷之间)
这是继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发掘之后提出的新类型。以驻马店杨庄第二期遗存为代表(75)，分布在豫南淮河上游地区，介于王湾三期文化、石家河文化之间，地处《禹贡》豫州东南部，亦即位于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之间。陶器罕见磨光黑陶与方格纹，器表纹饰以竖行或斜篮纹为主，绳纹少见。常见器形有深腹罐、鼓腹罐、大口罐、乳状足垂腹鼎、鸡冠耳盆、盆形甑、擂钵、碗、钵、细柄豆、圈足盘、实心高柄红陶杯等。
通观上述的七个文化类型，无不与王湾三期文化发生密切联系。但是如果越过王湾三期文化拿方向相反的两支文化类型加以比较，如把后岗二期文化与下王岗类型相比较，或者把客省庄文化与造律台类型相比较，二者之间就会产生文化面貌迥然不同的现象。位于中央地带亦即《禹贡》豫州的王湾三期文化，起到了沟通四面八方的纽带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在王湾三期文化内部，仍然可以划分出从内到外三层聚落群，最里边的是伊洛河下游及其附近的庞大聚落群，围绕它又分布着两周聚落小群。如果把王湾三期文化视为甸服的话，这种聚落群的分布状况或许反映出在王畿内部仍不是铁板一块，也可以分为若干大小不等的聚落群，这些聚落群的面积大约相当于当今一两个县。在某些聚落群中已经发现了面积在5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或城址，说明每一个聚落群都有自己的中心聚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结合《禹贡》五服，这些诸多的聚落群，或许就与甸服之内的所谓“邦”、“采”、“侯”有关。
(三)外圈：环绕中原龙山文化的诸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
1. 东边：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
以山东省章丘龙山镇而得名(76) 的山东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及其邻近地区，学术界又称之为海岱龙山文化、典型龙山文化等，可简称为龙山文化。这里大约相当于《禹贡》兖州、青州和徐州的范围，按照徐旭生先生的研究亦属于东夷集团。龙山文化以高度发达的制陶技术闻名天下。陶器广泛采用轮制，陶胎很薄，器形规整，以黑陶和灰陶数量最多，另有白陶和橙黄陶。器表绝大部分为素面磨光，施纹者较少，常见纹饰有弦纹、镂空、压划纹。靠豫东越近，方格纹和绳纹出现得越多。器类当中三足器、圈足器和平底器都很发达，器身常带有流、耳、鼻、把等附件，常见子母口器和大量器盖。主要器类有盆形鼎和罐形鼎、袋足鬹、甗、豆、蛋壳陶杯、单把杯、盆、环足盘、罐、瓮等。
学者对龙山文化类型的划分不尽一致(77)，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划分为胶东半岛的杨家圈类型，淄、潍河流域的姚官庄类型，鲁东南的两城类型，鲁中南为中心的尹家城类型，鲁西地区的尚庄类型(78)。在上述五个类型当中，接近豫东的尚庄类型，除主体文化因素为龙山文化外，还可以见到陶器器表纹饰当中除素面磨光外，篮纹的比例最高，次为方格纹和弦纹，器形当中也有与造律台类型接近的器物，如侈口方格纹或绳纹罐等，越往东龙山文化自身的色彩越浓，越往西与造律台类型、后岗二期文化的共同的文化因素越多。
龙山文化城址已发现9处，计有城子崖、丁公、田旺、边线王、五莲丹土、景阳冈、藤花落、薛城、较场铺等。除杨家圈类型外，其余诸类型均发现有城址，每个类型至少都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在每个类型中分布着许多大小不等的聚落群，那些含有城址的聚落群，应该是大大小小的邦国。其中，聊城较场铺城址所在的聚落群，与中原龙山文化关系较为紧密。
2. 北边：内蒙古中南部的老虎山文化
老虎山文化以内蒙古凉城老虎山遗址而得名(79)，是近几年确立的北方地区的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目前，对这一文化的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对该文化的年代、分布范围的认识还不尽一致。本文赞同把老虎山文化作为狭义的“北方地区”的龙山时代晚期遗存来理解。其范围大体为晋北、陕北、冀西北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这里大体处于《禹贡》冀州的北部，属于北狄与中原交界的地带。
老虎山文化的陶器常见斝和斝式鬲、素面夹砂罐、口沿及器身饰多道附加堆纹的直壁缸、敛口瓮、高领罐、斜腹或浅腹盆、钵、豆、大口尊、单耳罐、罐形盉等。其中，以斝和斝式鬲、素面夹砂罐、高领罐、直壁缸和敛口瓮最具特征。
老虎山分为三个类型，即河套——陕北地区的白草塔类型、晋中地区的游邀类型和冀西北的筛子绫罗类型(80)。除了筛子绫罗类型受到来自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北、北京地区的文化影响外，更多的是老虎山的文化因素南下拓展。其中，鬲类的南下路线是晋南-豫西-豫东和山东。
关于老虎山文化有人主张归入中原龙山文化系统，本人认为它分布在陶寺文化以北，文化面貌大多不同于中原龙山文化，只是个别因素与中原相似，应属于北狄族的文化遗存，不宜归入中原华夏集团当中。
3. 西边：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
齐家文化以甘肃广河县的齐家坪遗址而得名(81)。重要遗址有甘肃永靖秦魏家(82)、武威皇娘娘台(83) 和青海乐都柳湾(84)。齐家文化的分布以黄河上游为中心，东起陇东，西到河西走廊，南抵白龙江上游，已经超出了《禹贡》九州的范围，属于西戎之地。齐家文化的陶器以红褐色和橙黄色为主，灰陶较少。常见篮纹和绳纹，还有少量彩陶。主要器类是双大耳罐、高领罐和侈口夹砂罐，另有豆、碗和少数陶鬲。根据地域差异，有人主张把齐家文化自东向西依次划分为甘
肃东部的七里墩类型、甘肃中部的秦魏家类型和河西走廊及青海东部的皇娘娘台类型(85)。东部类型与客省庄文化联系较为密切，越向西自身文化特征越突出。
4. 南边：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
石家河文化以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而得名(86)，过去曾叫做“桂花树三期文化”、“湖北龙山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等。重要遗址还有天门市谭家岭(87)、邓家湾(88)、肖家屋脊(89)，郧县青龙泉、大寺(90)，随州西花园(91)，湖南省安乡划城岗(92) 等。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北至河南南阳盆地南侧，东至湖北黄岗，南抵洞庭湖的北岸和西岸，西到西陵峡。大体处于《禹贡》荆州范围，亦即苗蛮集团所在地。石家河文化的陶器以灰色为主，也有一些红陶，篮纹和方格纹相当发达，基本上没有绳纹。陶器群以圈足器较为发达，三足器和凹底器较多，平底器较少。主要器类有高领罐、腰鼓形罐、罐形和盆形宽扁足鼎、豆、泥质瘦袋足鬹、擂钵、钵、厚胎斜腹红陶杯、折腹圈足杯、高圈足杯及尊等。
关于石家河文化，有学者划分为中心区的石家河类型、鄂西北的青龙泉类型、鄂东南的尧家林类型、江汉平原西南部的季家湖类型、洞庭湖北岸和西岸的划城岗类型等(93)。
石家河文化与中原龙山文化的下王岗类型、杨庄二期类型关系密切，折射出中原地区的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的互动关系。在石家河文化内部，不仅在中心区发现了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城址(94)，而且还在湖北石首市的走马岭(95)、江陵县的阴湘城(96)、荆门市的马家垸城(97) 发现有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的城址。另在湖南澧县也发现有城头山和鸡叫城两座城址(98)。这些城址的周围，往往分布着由不同等级的聚落组成的聚落群。表明在苗蛮集团的内部，也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古国或邦国，其中，以西北部被划分为青龙泉类型者与中原地区的交往关系最为紧密。
5. 西南：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以四川新津县宝墩村遗址而得名(99)。在1995年底以来，在成都平原相继发现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100)、郫县古城(101)、温江鱼凫城(102)、崇州双河城(103) 等龙山时代城址，确立了成都平原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该文化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属于《禹贡》梁州之域，亦即古代巴蜀人居住的地方。宝墩文化的陶器以灰色为主，纹饰以绳纹或线纹为主，此外夹砂深腹的盆、簋口沿上也往往有压印的纹饰。器类主要有平底器和圈足器两种，不见三足器和圜底器。代表性器物有绳纹花边口罐、圈足罐、敞口圈足尊、盘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壶、宽折沿平底尊、宽沿盆等。由于宝墩文化的研究刚开始不久，深入探讨有待时日，现已经初步查明宝墩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直接渊源。从目前发表的资料看，其文化面貌与中原龙山文化差别明显，应属于古巴蜀集团的文化遗存。
在宝墩文化内部相距不远的范围内，已经查明的龙山时代城址居然有6座之多，可见，当时的成都平原与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聚落群和城址分布一样，反映出当时的成都平原亦走进了邦国林立的社会发展阶段。
6. 东南：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首次发现于浙江余杭县良渚镇一带(104)，1960年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105)。重要遗址有江苏吴县草鞋山(106)、武进寺墩(107)、余杭反山(108)、瑶山(109)、莫角山(110)、汇观山(111)、青浦福泉山(112) 等。太湖流域是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区，其中，杭州西北部的良渚、瓶窑和安溪一带，是良渚文
化的中心区。这里大致相当于《禹贡》扬州的范围，亦即古越族的所在地。良渚文化玉器特别发达，多见玉礼器，如琮、璧、钺、冠状饰，以及管、璜、珠等。陶器以泥质灰陶和黑皮磨光陶和红褐色夹砂陶为主，表面磨光，有的更施以朱绘和线刻的纹饰，多饰弦纹、镂空。器类以圈足器和三足器较发达，不少器类流行附加贯耳、盲鼻、宽把附件等。典型器类有鱼鳍形和“T”形足的陶鼎、细长颈袋足鬹、双鼻壶、鼓腹圈足壶、竹节状圈足豆、圈足盘、带流杯。
良渚文化聚落群的分布，以瓶窑地区为中心区。该地区的聚落群作为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群，不仅有莫角山遗址，周围还分布着反山、瑶山遗址。另有以上海市青浦县福泉山为中心的聚落群，以常州寺墩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等。中心区聚落群的级别最高，其余比之低一个档次，是次中心聚落群。
综上所述，在第二圈之外，分布着更远一圈考古学文化，构成环绕第二圈的一周考古学文化分布带。其中，山东龙山文化为东夷人遗留的文化遗存；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为苗蛮集团的古文化遗存；西边的齐家文化，应该是西戎集团的古文化遗存；而北边的老虎山文化，也无法归到中原龙山文化系统，只能估计为北狄人的物质文化遗存。这样，包围在中原龙山文化之外的实际上就是所谓“四夷”之文化遗存。
四、中原内部及其与“四夷”文化交流的考古学证据
(一)在王湾三期文化中见到的四邻的诸中原龙山文化因素
如前所述，龙山时代晚期在《禹贡》九州范围内的内圈范围虽然不算太大，但在这里却可以看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因素。
来自东方文化因素的如小潘沟遗址出土的磨光红陶盉，洛宁“鬼修城”出土的鬼脸式鼎足(113)，吉利东杨村的带鋬素面罐，郑州阎庄出土的冲天流鬹，与典型龙山文化的同类器相似。孟津涧沟遗址出土的泥质灰陶圈足盘、泥质灰陶尊(114)，郑州旮旯王遗址出土的镂空高圈足盘、黑陶高柄杯等亦常见于王油坊类型和典型龙山文化。
来自北边文化因素的如武陟大司马遗址出土的双耳大口深腹罐、甗等，与修武李固(115) 龙山晚期及后岗二期文化(116) 有相似之处；郑州马庄遗址出土的素面袋足甗常见于中原龙山文化后岗类型。在洛阳西吕庙遗址(117) 发现的扁口罐与山西襄汾陶寺(118) 所出的相似。小潘沟遗址出土的单把袋足鬲、西干沟遗址出土的釜灶与晋南龙山遗址(119) 所出相似。
来自西边文化因素的如孟津菠萝窑遗址出土类似齐家文化的红陶双耳罐(120)；汝州李楼出土的单把罐与客省庄文化康家遗址所出相近。渑池郑窑遗址出土的单把鬲、绳纹矮足鼎、卷沿浅腹盆亦与客省庄文化同类器相似。
来自南边文化因素的如伊川马迴营出土的陶塑鸟和陶塑狗(121)，在白元遗址(122) 出土的擂钵，禹县瓦店出土的鸟首形盉、竹节状觚，李楼出土的尖底缸，洛阳吉利东杨村出土的厚胎缸等，均与石家河所出同类器物相似。
(二)在诸中原龙山文化类型中见到的其他龙山时代诸支考古学文化因素
每相邻的二三支考古学文化类型，往往彼此含有较多的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因素。如造律台类型与后岗二期文化、龙山文化互见的器物有子母口瓮、鬼脸式鼎足、覆钵形器盖、冲天流鬹等。
陶寺文化和老虎山文化常见斝、鬲、釜灶和单把罐，客省庄文化和三里桥类型常见单把鬲，客省庄文化和齐家文化共见器物双耳罐，下王岗类型与石家河文
化互见的器物有宽扁足鼎、斜腹杯、高流盉，广富林遗存与王油坊类型共见白陶带流鬹、竖条形筒形杯和三角形扁足的鼎等。
(三)在各地龙山时代文化中见到的中原文化因素
与王湾三期文化见到较多的各地文化因素不一样，在外圈即中原龙山文化之外的诸龙山文化当中，很少见到内圈即王湾三期文化的典型器物。目前，经常见到的是带有时代特征的、不限于某一文化类型的器物，如钵、碗、豆、圈足盘等。属于王湾三期文化标型器的双腹盆、平流鬶、平底折腹斝等，很少在远离中原的其他文化当中出现。换言之，在内圈可以找到不少来自中圈和外圈诸文化类型相同和相近的器物。在中圈和外圈相邻的文化类型可以找到更多相同和相近的文化因素。可是，在外圈的诸文化类型当中，却很少能够找到内圈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因素。这大概是因为，“揆文教、奋武卫”的事情是由绥服最多加上侯服来承担的，甸服不承担这样的义务。因此，经常与异族人即要、荒服打交道的是与之相邻的绥服，即中圈外围的大小邦国，它们自然与相邻的要、荒之人联系密切。这种在内圈可以见到四面八方来自中圈和外圈的物品，而在外圈却很少看到内圈物品的现象的确耐人寻味。
五、余论
如前所述，李民和邵望平先生早已指出龙山文化圈与《禹贡》九州的范围大体相当。我们认为与《禹贡》九州紧密相关的《禹贡》的五服制度，也并非空穴来风。《禹贡》九州简略地描绘了夏代早期(乃至尧舜时期)中原地区与四夷的关系图。在前辈学者研究《禹贡》九州时，龙山时代聚落研究尚未启动，谱系研究也不尽完善。如今，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应该结合考古学的新进展，尤其是聚落考古的新成果，对《禹贡》的最后一个堡垒五服制度——发起攻击。若与考古学文化相比附，我们认为王湾三期文化大致相当于王畿即甸服，环绕王湾三期文化的中原龙山文化诸文化类型包括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三里桥类型、杨庄二期类型、下王岗类型、陶寺文化等当为侯服和绥服，分布在中原龙山文化东边的海岱龙山文化、南边的石家河文化、西边的客省庄文化和齐家文化、北边的老虎山文化当为要服和荒服。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大禹的活动中心，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大致有禹都晋南、禹都豫西、禹兴于西羌、禹生石纽和先晋南后迁豫西等五种说法。其中，持禹兴于西羌和禹生石纽两说的人较少，主流意见有豫西和晋南地区两说，那么，禹都到底在晋南，还是豫西？还是先晋南后豫西？仅从文献上打笔墨官司是永远扯不明的糊涂账，只有靠考古学来解决。目前，虽说尚未有夏代文字这一铁证，但从文化谱系上以及聚落考古的成果来考察，已仍能够作出比较明确的回答。
从考古学谱系研究看，豫西地区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存在着直接的承继关系，而陶寺文化则看不出它与二里头文化早期存在承袭关系。因此，把禹都阳城定在豫西地区更为符合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以前，安金槐先生力主登封王城岗为禹都阳城，近年我们提出夏启之居为新密新砦龙山文化城址，而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都城，总之把环嵩山地区视为夏代的中心地区即甸服，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除《禹贡》五服外，还有五帝时期的所谓三服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诸臣议帝号时说：“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顾颉刚注释：“地方千里者，甸服也；其外有‘侯服’，又其外有‘夷
服’。所云夷服，即要服也。实三服制而非五服制。”这一三服制或许比禹贡的五服制更早，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不过在我们尚未对《禹贡》五服清算之前，不着急作更远的钻研，放到将来再进行五帝时代的“三服”制度与龙山时代早期整合研究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禹贡的五服说，不会是古人凭空想像的伪说。它和禹贡的九州篇一样，都是具有一定真实素地的历史文献，对于我们研究龙山时代中原与四邻的关系、对于了解龙山时代早期国家形态、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①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②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观堂集林》(上)，中华书局，1959年。
③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④安金槐：《豫西夏文化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⑤张忠培：《以世界的中国姿态迎接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⑥刘起{K21R166.jpg}：《我国古史传说时期综考》，《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⑦严文明：《黄河文明的发祥与发展》，《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
⑧许顺湛：《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中州学刊》1992年第1期；王震中：《从仰韶文化与大溪文化的交流看黄帝与嫘祖的传说》，《江汉考古》1995年第1期；陈旭：《炎黄历史传说与中华文明》，《河南博物院落成暨河南省博物馆建馆70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⑨李绍连：《炎黄文化与炎黄子孙》，《中州学刊》1992年第5期。
⑩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物》1999年第10期。
(11)王青：《大禹治水的地理背景》，《中原文物》1999年第1期；袁广阔：《孟庄龙山文化遗存研究》，《考古》2000年第3期。
(12)石兴邦、周星：《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我国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察》，《史前研究》1988年第1期。
(13)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2)，文物出版社，1989年。
(14)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
(15)(21)徐旭生：《尧、舜、禹》(上、下)，《文史》第三十九、第四十辑，中华书局，1994年。
(16)顾颉刚：《禹贡注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
(17)(20)顾颉刚：《禹贡注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2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18)顾颉刚在《畿服》一文中谈到《周语》之五服时说：“合王畿、侯国与力所未及之区域而言之，以远近为次第，凡分五部，皆命之曰‘服’。其曰‘甸服’者，即〈商颂〉之‘邦畿’；……‘侯服’，诸侯也，王所封殖以自卫者。‘宾服’，前代王族之有国者，以客礼待之，蕲其能贴服于新职权，转而为今王
之屏藩也。更别‘夷蛮’、‘戎狄’为‘要’与‘荒’。夷蛮者，虽非前代王族，而久居中原，其文化程度已高，特与新王室之关系较疏，故不使跻于华夏之列；然犹服我约束，故谓之‘要服’；要者，约也。戎狄者，未受中原文化陶冶之外族……故谓之‘荒服’；荒，犹远也。斯盖久当时形势加以理想化，作更精密之分析与更整齐之规划，而试定此五种称谓，原非事实上确有此等严整之界线。”见顾颉刚：《畿服》，《史林杂识初稿》，中华书局，1963年。
(19)顾颉刚：《畿服》，《史林杂识初稿》，中华书局，1963年。
(2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修订本)，38～39页，科学出版社，1960年。
(23)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修订本)，中州书画社出版，1981年。
(24)胡渭在《禹贡锥指》卷第十九引金吉甫云：“五服之制，因地而为长短者……地有广狭，俗有夷夏，未必截然如此方正。”胡渭亦指出：“《王制》曰：‘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汉书·地理志〉曰：‘洛邑与宗周同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以是知先王体国经野皆用此法。虽云四面相距各若干里，其间容有所乘除，未必面面均齐，或赢缩也。”
(25)李民先生认为《禹贡》所说的“甸服”，是指夏王朝的中心区域，当然这个区域并不像伪《孔传》说的那样，是整整齐齐的“四面五百里”，“规方千里之内”。
(26)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27)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28)洛阳市博物馆：《临汝煤山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临汝煤山遗址1987～1988年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1年第3期。
(29)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
(3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禹县瓦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3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3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33)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3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36)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
(3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38)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第4期。
(39)徐基：《山东龙山文化类型研究简论》，《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栾丰实：《王油坊类型初论》，《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大寒村南岗遗址》，《考古学报》1990年第1期。
(42)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4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孟庄》，科学出版社，2003年。
(44)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涧沟村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45)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临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46)袁广阔：《孟庄龙山文化遗存研究》，《考古》2000年第3期。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陶寺遗址1983～1984年Ⅲ区居住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86年第9期。
(48)下靳考古队：《山西临汾下靳村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2期；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临汾下靳村陶寺文化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
(4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南石遗址调查、试掘报告》，《三晋考古》(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50)高炜：《试论陶寺遗址和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华夏文明》(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51)许宏等：《陶寺类型为有虞氏遗存论》，《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
(52)黄石林：《陶寺遗址乃尧至禹都论》，《文物世界》2001年第6期；王克林：《陶寺晚期龙山文化与夏文化》，《文物世界》2001年第5期、第6期。
(5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
(5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芮城南礼教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6期。
(5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
(56)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57)第一，主张把它纳入王湾类型(即王湾三期文化)，文见李仰松：《从河南历史文化的几个类型谈夏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二，主张划入客省庄文化，见郑杰祥：《河南龙山文化分析》，《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第三，主张把黄河以北的归入陶寺文化，见张江楷等：《新石器时代考古》，233～234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58)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57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59)苏秉琦、吴汝祚：《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址的类型和分布》，《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
(60)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临潼康家遗址第一、二次试掘简报》，《史前研究》1985年第1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康家考古队：《陕西临潼康家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第6期。
(6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62)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岐山双庵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63)巩启明：《关于客省庄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64)梁星彭：《试论客省庄二期文化》，《考古学报》1994年第4期。
(65)梁星彭：《齐家文化起源探讨》，《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66)徐锡台：《早周文化的特点及其渊源的探索》，《文物》1979年第10期；尹盛平：《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文物》1984年第7期。
(67)张天恩等：《关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2期。
(6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69)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3期。
(70)(9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
(7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工作队：《湖北均县乱石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7期。
(72)王震中：《略论“中原龙山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文物出版社，1989年。
(73)(93)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的分期分布和类型》，《考古学报》1991年第4期。
(74)樊力：《豫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及其与邻近地区的关系》，《考古学报》2000年第2期。
(75)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驻马店杨庄》，科学出版社，1998年。
(76)李济等：《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
(77)赵辉：《龙山文化的分期和类型》，《考古学文化论集》(3)，文物出版社，1993年；李权生：《论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的分期及地域性》，《考古学集刊》(9)，科学出版社，1995年；何德亮：《山东龙山文化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96年第4期；栾丰实：《海岱龙山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78)李伊萍：《龙山文化——黄河下游文明进程的重要阶段》，科学出版社，2005年。
(79)田广金：《凉城县老虎山遗址1982～1983年发掘简报》，《内蒙古考古》1986年第4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80)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
(81)裴文中：《甘肃考古报告》，《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8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83)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84)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等：《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文物》1976年第1期。
(85)谢端琚：《试论齐家文化》，《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86)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
(87)茂林：《天门县谭家岭遗址发掘简讯》，《江汉考古》1985年第3期。
(88)石家河考古队：《湖北天门市邓家湾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文物》1994年第4期。
(89)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1999年。
(91)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92)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94)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1992年第5期。
(95)荆门市博物馆等：《湖北石首市走马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97年第5期。
(96)荆门市博物馆等：《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1995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荆门市博物馆等：《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
(97)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马家垸城址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文物》1997年第7期。
(9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93年第2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99)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四川新津宝墩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年第1期。
(100)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都江堰市芒城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99年第7期。
(101)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四川郫县古城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99年第1期。
(102)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四川省温江鱼凫城遗址调查试掘报告》，《文物》1998年第12期。
(103)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成都史前城址发掘又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19日。
(104)施昕更：《良渚》，浙江省教育厅，1938年。
(105)夏鼐：《长江流域考古问题》，《考古》1960年第2期。
(106)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
(107)南京博物院：《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试掘》，《文物》1983年第2期；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10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10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110)杨楠等：《余杭莫角山清理大型建筑基址》，《中国文物报》1993年10月10日。
(111)刘斌等：《余杭汇观山发现祭坛和大墓》，《中国文物报》1991年8月11日。
(112)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文物》1984年第2期。
(113)李健永、裴琪、贾峨：《洛宁县洛河两岸古遗址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
(114)(120)洛阳博物馆：《1975年洛阳考古调查》，《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4期。
(115)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82年第7期。
(1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117)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吕庙龙山文化遇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1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119)杨富斗主编：《三晋考古》，192～25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121)洛阳地区文物保护管理处：《河南伊川马迴营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1期。
(122)洛阳地区文物队：《伊川白元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专题名称】先秦、秦汉史
【专题号】K21
【复印期号】2007年01期
【原文出处】《中原文物》(郑州)2006年5期第10～22，38页
【作者简介】赵春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100710
转载自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
古代五等服式 古代统治阶级的五等服式。《汉书·地理志》：“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 何谓“五服”？《国语·周语》记载，周穆王时祭公谋父曾阐发过“五服”说：“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具体而言，即以王畿为中心，按相等远近作正方形或圆形边界，依次划分区域为“甸服”、“侯服”、“宾服”（汉书作“绥服”）、“要服”、“荒服”，是为“五服”。 《荀子?正论篇》云：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国语?周语》也有同样的记载：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为什么说“五服”是理想政区制度？“五服”说最早见《尚书?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从畿服重地到藩属下国逐层管理，兼举文教武卫，声教讫于蛮荒，这体现了华夏王朝历来的治国思想渊源。 这段话的大意是：王四周各五百里的区域，叫做甸服：其中最靠近王城的一百里地区缴纳带藁秸的谷物，其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去掉藁芒的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带壳的谷子，最远的一百里缴纳无壳的米。甸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区域叫侯服：其中最靠近甸服的一百里是封王朝卿大夫的地方，其次的百里是封男爵的领域。其余三百里是封大国诸侯的领域。侯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区域是绥服：其中靠近侯服的三百里，斟酌人民的情形来施行文教。其余二百里则振兴武力以显示保卫力量。绥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要服：其中靠近绥服的三百里是夷人们住的地方，其余二百里是流放罪人的地方。要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荒服：其中靠近要服的三百里是蛮荒地带，其余二百里也是流放罪人的地方。 [编辑本段] 古代丧服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是由父系家族组成的社会，以父宗为重。其亲属范围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通常称为本宗九族。在此范围内的亲属，包括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为有服亲属，死为服丧。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礼记·丧服小记》所谓“上杀、下杀、旁杀”即此意。服制按服丧期限及丧服粗细的不同，分为五种，即所谓五服：
五服制度“出五服”什么意思五服制度详解 甲、中国封建社会是由父系家族组成的社会，以父宗为重。其亲属范围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通常称为本宗九族。在此范围内的亲属，包括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为有服亲属，死为服丧。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礼记·丧服小记》所谓“上杀、下杀、旁杀”即此意。服制按服丧期限及丧服粗细的不同，分为五种，即所谓五服： 一、斩衰 丧服名。衷通“缞”。“五服”中最重的丧服。用最粗的生麻布制布制做，断处外露不缉边，丧服上衣叫“衰”，因称“斩衰”。表示毫不修饰以尽哀痛，服期三年。古代，诸侯为天子，臣为君，男子及未嫁女为父，承重孙（长房长孙）为祖父，妻妾为夫，均服斩衷。至明、清，子及未嫁女为母，承重孙为祖母。子妇为姑（婆），也改齐衰三年为斩衰。女子服斩衰，并须以生麻束起头发，梳成丧髻。实际服期约两年余，多为二十五个月除孝。《礼记.丧服小记》：“斩衰括发以麻。”《清史稿.礼志十二》：“斩衰三年，子为父、母；为继母、慈母、养母、嫡母、生母；为人后者为所后父、母；子之妻同。女在室为父、母及已嫁被出而反者同；嫡孙为祖父、母或高、曾祖父、母承重；妻为夫，妾为家长同。” 二、齐衰 丧服名。齐，下衣的边。衰通“缞”。是次于“斩衰”的丧服。用粗麻布制做，断处缉边，因称“齐衰”。服期分三年、一年、五月、三月。服齐衰一年，用丧杖，称“杖期”，不用丧杖，称“不杖期”。周代，父在父母服齐衰杖期，父卒服齐衰三年。唐代，为母，父在父卒皆齐衰三年；子妇为姑（婆）亦齐衷三年。至清代，凡夫为妻，男子为庶母、为伯叔父母、为兄弟及在室姊妹，已嫁女为父母，孙男女为祖父母，均服齐衰一年，杖与否，各有规定；重孙男女为曾祖父母，服齐衰五月；玄孙男女为高祖父母，且齐衰三月。《礼记.檀弓下》：“哀公为之齐衰。”《清史稿.礼十八》：“曰齐衰杖期，嫡旁及下际缉，麻冠、致、草屦、桐杖......曰齐衰杖期，嫡子、众子为庶母；子之妻同；子为嫁母、出母；夫为妻；嫡孙祖在为祖母承重。曰齐衰不杖期，为伯、叔父、母，为亲兄、弟；为亲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为同居继父两无大功以上亲者。“参阅清吴荣光《吾学录.丧礼门一》所附丧服各图。 三、大功 亦称“大红”。丧服名。是次于“齐衰”的丧服。用粗熟麻布制做。服期为
钩镰枪●“珠”连九族●“满门抄斩” ——试谈高中语文成语梳理的方法 邹城市兖矿第一中学刘永芳 钩镰枪，“珠”连九族，“满门抄斩”。 看到今天的作业，脑袋里突然蹦出这么几个词语。仔细一想，这也就是自己在教学过程对成语进行梳理的方式方法了。权且作为这次作业的题目吧。 钩镰枪，是在枪头锋刃上有一个倒钩的长枪，专门用来对付敌人的骑兵。小说《水浒》里就有一回书叫《徐宁叫使钩镰枪，宋江大破连环马》。徐宁是一名使钩鎌枪的战将，梁山泊依靠汤隆制造的钩鎌枪和徐宁训练出来的士兵破了宋军的连环马阵，取得了胜利。钩镰枪的好处是往前伸能刺伤敌人，往后拽能割马蹄，让敌人的连环马阵失去作用。我们在成语的梳理过程中是不是也该像使用钩镰枪一样，前勾后连，把相关的成语都找出来，并研究一番呢？这是成语梳理的大的思路。那么如何把这些成语挖地三尺找出来呢？这就需要“珠”连九族了。 “珠”连九族，实际上是“株连九族”的变种。“珠”就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接触到的某个有价值的信息。可以是一个成语，也可以是一个人物，还可以是一篇文章。“九族”就是与这个有价值的信息有关连的成语。既然他们有亲戚关系，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顺藤摸瓜，岂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例如，从语文高考（山东卷）考查的成语“力能扛鼎”谈起，我们是不是该知道这个成语说的人是项羽。由项羽这个人物发散开来，直接与他
相关连的成语就很多。如“取而代之”“先发制人”“破釜沉舟”“披坚执锐”“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沐猴而冠”“衣锦还乡”“四面楚歌”等等。由与项羽这个人物相关联的人物发散开来，这样的成语就更多了。如，与刘邦相关的成语有“约法三章”“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筑坛拜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等等。由与刘邦有关的人物发散开来，这样的成语就更多了去了，如，与萧何有关的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与韩信有关的成语“胯下之辱”“一饭千金”“背水一战”“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与张良有关成语“孺子可教”“独当一面”“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等等。如此“珠”连，岂不妙哉！ “满门抄斩”是一个目标，就是说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能找到的成语都找出来，此其一；其二是把与成语相关的问题都列出来。如成语的语言形式问题，成语都是四个字的吗？通过梳理你会发现成语不都是四个字的，四字成语只是成语的一种典型形式而已。两个字的成语，有。如“投辖”。三个字的成语，有。如，“莫须有”“破天荒”等等。五个字的成语，有。如，“树倒猢狲散”“一退六二五”等等。六个字的成语，有。如，“风马牛不相及”“不可同日而语”等等。七个字的成语，有。如，“行百里者半九十”“横挑鼻子竖挑眼”“此地无银三百两”等等。八个字的成语，有。如，“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等。当然如此“满门抄斩”，也有力不从心，鞭长莫及的时候，那也不要勉为其难，只能得过且过了。只要心存如此“满门抄斩”的念头，并尽力而为之，成语梳理就会大见成效。 此外，成语的梳理需要群策群力，既要发挥语文教师的群体作用，更要充分发挥学生的群体作用。老师定目标，定方向，具体的搜索工作还是
所谓五服，是指《仪礼?丧服》篇中所制定的五等丧服，由重至轻分别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每一等都对应有一定的居丧时间。死者的亲属根据与死者关系亲疏远近的不同，而穿用不同规格的丧服，以示对死者的哀悼。 斩衰，最重的一等丧服，以最粗的生麻布做成，衣缘袖口皆不缝边，简陋粗恶，犹如刀割斧斩，故称斩衰。服斩衰者还须手握一根苴杖，俗称哭丧棒，竹制，高与胸齐，其意义有两重：一则是身份的象征，在传统丧礼中，只有孝子才用哭丧棒；二则是情绪的外化，痛失至亲，身心俱催，唯能以杖扶病。斩衰服丧三年（实为二十五个月），适用于臣为君，子为父，未嫁之女为父，已嫁复归之女为父，妻为夫，承重孙为祖父。 齐衰，次于斩衰一等丧服，亦以粗生麻布做成，但衣缘袖口皆缝边，稍显齐整，故称齐衰。齐衰按居丧期的长短和用杖与否又分为四等： 齐衰三年，即服丧三年，用杖。适用于父已先卒，子为母，未嫁之女为母。 齐衰杖期，即服丧一年，用杖。适用于父尚在世，子为母，未嫁之女为母，夫为妻。 齐衰不杖期，即服丧一年，不用杖。适用于为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未嫁之姐妹，已嫁之女为父母。 齐衰三月，即服丧三月，不用杖。适用于为曾祖父母、高祖父母。 大功，次于齐衰一等丧服，以熟麻布做成，较生麻布细密。服丧九月，不用杖。适用于为已嫁之姑母、堂兄弟、未嫁之堂姐妹。 小功，次于大功一等丧服，以熟麻布做成，较大功所用更为细密。服丧五月，不用杖。适用于从祖父母（祖父的兄弟及其妻）、堂伯叔父母（父亲的堂兄弟及其妻）、从祖兄弟（父亲的堂兄弟之子）、已嫁之堂姐妹，以及为外祖父母。 缌麻，最轻的一等丧服，以最细的熟麻布做成。服丧三月，不用杖。适用于为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以及为外姓的舅父、姨母、表兄弟、岳父母等。 五服明显是父权制下的产物，一切规制皆以男子为中心，表现出三大特点：
论五服与九族 古时候，只要是一个家族的成员，不仅活着的时候大家对他的称呼各不相同，当一个人去世之后，他的亲戚，要根据与他的亲疏关系的远近，穿五种不同等级的服装来出席他的丧礼。这就是“五服”制度。 “五服”制度是中国礼制中为死去的亲属服丧的制度。它规定，血缘关系亲疏不同的亲属之间，在丧礼过程中的服饰不一样，据此把亲属分为五等，由亲至疏依次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这样一来，局外人不用打听，只要根据服饰就可以判断他与死者的关系。 “五服”之外就叫出了“五服”，出了“五服”就不是一家人了。即使参加丧礼，什么服装，服饰都不讲究了，只是礼节性地捧捧场而已。 后来，人们把五服比喻五代人。在黄淮地区有“五服之内为亲人”的说法。过去，为优生起见，五服之内是不能通婚的，现在的婚姻法放宽了要求，出了三代就可以通婚。 五服之内的五代人是指从自己开始，往上推五代，就是高祖、曾祖、祖父、父、自己。凡是血缘关系在这五代之内的都是亲戚，即出自同一个高祖的人都是亲属关系。从高祖到自己属于五服。五服之外则没有了亲缘关系。一般情况下，家里有红白喜忧之事，都要通知五服之内的亲属参加。 过去的人结婚早，十七八岁结婚，40不到能抱孙，80多岁有可能五代同堂成为高祖了。所以，对于大家庭来说，如果不出意外，正常繁育，五代同堂是不难实现的事。不像当今社会，提倡晚婚晚育，年轻人只顾自己快乐，老年人90岁的时候也不一定能看见玄孙出世。五代同堂机会很少，五服不存已成定数。
如果说五服之外还存在什么亲属关系，还有什么瓜葛，那就是九族。从秦始皇开始，古代的刑法中有一种酷刑叫“灭九族”。就是一人犯法株连九族。灭九族的目的是斩草除根，不留后患，让你完全失去复仇的实力和人脉。 历史上，被灭了九族的有：秦朝的李斯；西汉的韩信，李陵，卫青，霍光，王莽；东汉的窦宪，邓鹭；唐朝的徐敬业；明朝的方孝孺，胡惟庸等等。 单说明初文人方孝孺，一介书生，知识水平甚高，深得明洪武帝的赏识，让他做世子师，并成为辅佐建文帝的重臣。后来，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惠帝下达的讨逆诏檄大都出于方孝孺之手。 朱棣的军队攻下南京后，活捉了方孝孺，看他是一个人才，并不想杀他。明成祖仍命他起草即位诏书，昭告天下，也算是给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 明史这么写：帝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哪知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竟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大字。 朱棣气啊：“难道不顾及你的九族吗？”方孝孺：“不要说九族，诛十族也不怕。”这一下皇帝火大了：随你愿吧，九族之外，再加「门生」凑成十族，统统杀掉！ 有人统计，连坐被杀者达八百七十三人，其他外亲之发配充军者高达千余人。直到明万历13年才给予平反昭雪，被谪戍者后裔才得以返回原籍。 方孝孺临死之前，还不忘作绝命词曰：
中国封建徭役制度史 摘要:中国封建徭役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典章制度之一。它是封建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又是和封建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的，是封建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阶级矛盾和封建王朝盛衰的内在根源。封建经济的发展决定着封建徭役制度的变化，同时封建徭役制度的发展也进一步体现了古代经济的发展水平。 作者简介:贵州财经大学赵圆 关键词：徭役制度封建社会封建经济 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经济的发展在各个朝代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以史为镜，可以明兴衰”。 古代，凡国家无偿征调各阶层人民所从事的劳务活动，皆称为徭役，包括力役、军役及其他杂役。徭役是国家强加在人民身上的一沉重负担，历代徭役名目繁多，办法严苛。徭役起源很早，《礼记·王制》中就有关于周代征发徭役的规定。随着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变化使各朝代的赋役活动日益频繁和复杂。 <一>夏、商、西周的徭役制度 夏、商、西周三代贡、助、彻制度的主线发展，形成三代田赋制度；而其分支发展，即助法的延伸和发展，则形成徭役制度。中国赋役制度的框架就此形成。夏代的五服制度，其甸服有三百里纳秸服，就是徭役，主要从事禾穗去掉蒿秸劳动。其候服一百里采，则为天子服差役；二百里南邦，则为国家服徭役；三百里诸侯，则替天子放哨警戒。这就是徭役的发端，其后由简而繁，逐渐完善。首先，服役者来源，按周代规定，原则上是一家出一人即“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①。但在特殊情况下，则要求全家都服役；其次，服役者的年龄也有规定；再次，服役的天数，按周代规定，一年役使三日，即“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②。《周礼·地官·均人》载：“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甸用三日焉；中年，则公甸用二日焉；无年，则公甸用一日焉。”据此可知西周服徭役的时间是按年成的好坏来确定的，丰年时，每人出徭役三天；普通年成，每人出徭役二天；收获不好时，每人出徭役一天；灾荒或疫病流行时，则免除徭役和赋税。西周的徭役负担很重有《诗经》为证，里面的许多篇章表述了人民对繁重劳役的不满和愤恨，这是发自劳役压榨下的劳动者的惨痛呼声，是劳动者对奴隶主国家的残酷压榨的一种本能的反抗。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徭役制度 随着封建国家的形成，土地私有制也逐渐发展起来，徭役也就构成了古代封建制国家三大课征之一。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征发徭役自然就很沉重，其表现在四个方面： （1）起征点低。应征年龄始于15岁的未成年人，即15岁至60岁的成年男子必须服役，起征点低应征面广，服役人数就显著增加。 （2）应役量大。在应役范围内的劳动者，一俟政事、战事的需要，即刻全部前往应役，不得耽搁。 （3）服役时间长。 （4）徭役课及妇女、儿童、老人。 ①《周礼·地官·小司徒》 ②《礼记·王制》
九族 “九族”泛指亲属。但“九族”所指，诸说不同。一说是上自高祖、下至玄孙，即高、曾、祖、考、己身、子、孙、曾、玄； 说法一 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1、父族四：指自己一族。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 2、母族三：是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 3、妻族二：是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 说法二 父三族、母三族、妻三族。 五服 “五服”是中国古代宗法制社会中的常见亲属关系，九族亲属中，如果有人死去，和他有着亲属关系的人要行不同时间不同服装的丧礼。 “五服”共分为五类，这五类分别是： 第一类：称斩衰，是最重的丧礼，一般适用于子女为父母（包括继母），着粗麻布衣服，不缝边，手拿哭丧棒，脚穿草鞋，丧期三年。 第二类：称齐衰，分为四等： 1.齐衰杖期。粗麻衣缝边，执削杖，丧期一年。适用于夫为妻； 2.齐衰不杖期。手不执杖，其余同上。适用于孙为祖父母、侄为伯叔父母、出嫁女为父母、男子为兄弟； 3.齐衰五月。适用于曾孙为曾祖父母； 4.齐衰三月。使用于玄孙为高祖父母。 第三类：称大功。衣用熟麻布，白色，丧期九月。适用于已婚姑、已婚姐妹、堂兄弟，已婚女为伯叔父父母及兄弟。 第四类：称小功。衣用较粗熟布，丧期五月。适用于伯祖、叔祖、堂伯叔父、从堂兄弟。 第五类：称缌麻。衣用精细熟麻布，丧期三月。适用于外祖父母、岳父母、表兄弟。
亲属关系超过五代，不再为之服丧，叫做出服，也叫出五服。 周朝〈仪礼。丧服〉，把一个人去世，参加葬礼的亲属因关系的远近而穿不同的服装。其中斩衰是关系最近的人穿的，用很粗的麻布做成，不缝边，象斩斧一样，故名斩衰。大功小功是指缝制丧服用功大小，大功比小功粗糙，缌麻是用熟麻布做成的丧服。所以经常听说披麻戴孝，麻加工的丧服越简单关系越近。由此就给亲属下了“五服”的定义，五服以外就从亲属中淡出了。 亲属中五服的确定是以自己为点，上推四代，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下推四代，儿子、孙子、曾孙、玄孙。 同时还有上述亲属的旁亲，都属于有服亲，也叫内亲，母亲一系叫外亲，服制也只有一世，仅包括外祖父母，舅父、姨母、舅表和姨表兄弟，其他人则是无服亲。衰亲指父亲亲属，大功亲指祖父亲属，小功亲指曾祖父亲属，缌亲指高祖父亲属，母系亲属均属缌麻亲之中。 祖宗十八代 指自己上下九代的宗族成员。 上序依次为：父母，祖，曾祖，高祖，天祖，烈祖，太祖，远祖，鼻祖。 下序依次为：子，孙，曾孙，玄孙，来孙，晜[kūn]孙，仍孙，云孙，耳孙。 从小到大为：耳、云、仍、晜、来、玄、曾、孙、子、父、祖、曾、高、天、烈、
古代丧服制度 九族五服图 九族中，纵向有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己身、子、孙、曾孙、玄孙；横向有己身、兄弟、堂兄弟、再堂兄弟、三堂兄弟、姊妹、堂姊妹、再堂姊妹、三堂姊妹。围绕着纵横向的九族，形成了九族与五服的家族结构图。往上数，上辈中有叔伯父母、堂伯父母、再堂伯父母、祖伯父母、堂伯祖父母、曾祖伯父母、姑、堂姑、再堂姑、祖姑、堂祖姑、曾祖姑等。往下数，下辈中有侄妇、堂侄妇、再堂侄妇、侄女、堂侄女、再堂侄女、侄孙妇、堂侄孙姑、侄孙女、堂侄孙女、曾任孙妇、曾侄孙女等。这是一幅完整的九族五服图。在丧礼中，晚辈给长辈穿孝主要是为了表示孝意和哀悼。这本来是出自周礼，是儒家的礼制，后来，又被人们引申成为亡人“免罪”。每个家族成员根据自己与死者的血缘关系，和当时社会所公认的形式来穿孝、戴孝，称为'遵礼成服'。 高祖一代一服四世缌亲四世而缌，服之穷也， xx二代二服三世小功亲 xx三代三服二世大功亲 父四代四服一世衰亲 己五代五服己 子六代 孙七代 xx八代 xx九代 古代丧服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是由父系家族组成的社会，以父宗为重。其亲属范围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通常称为本宗九族。在此范围内的亲属，包括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为有服亲属，死为服丧。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礼记·丧服小记》所谓“上杀、下杀、旁杀”即此意。服制按服丧期限及丧服粗细的不同，分为五种，即所谓五服： 斩衰 斩衰，丧服名。衰通“缞”。“五服”中最重的丧服。用最粗的生麻布制做，断处外露不缉边，丧服上衣叫“衰”，因称“斩衰”。表示毫不修饰以尽哀痛，服期三年。古代，诸侯为天子，臣为君，男子及未嫁女为父，承重孙（长房长孙）为祖父，妻妾为夫，均服斩衰。至明、清，子及未嫁女为母，承重孙为祖母，子妇为姑（婆），也改齐衰三年为斩衰。女子服斩衰，并须以生麻束起头发，梳成丧髻。实际服期约两年余，多为二十五个月除孝。《礼记·丧服小记》： “斩衰括发以麻。”《清史稿·礼志十二》： “斩衰三年，子为父、母；为继母、慈母、养母、嫡母、生母；为人后者为所后父、母；子之妻同。女在室为父、母及已嫁被出而反者同；嫡孙为祖父、母或高、曾祖父、母承重；妻为夫，妾为家长同。” 齐衰 齐衰，丧服名。齐，下衣的边。衰通“缞”。是次于“斩衰”的丧服。用粗麻布制做，断处缉边，因称“齐衰”。服期分三年、一年、五月、三月。服齐衰一年，用丧杖，称“杖期”，不用丧杖，称“不杖期”。周代，父在父母服齐衰杖期，父卒服齐衰三年。唐代，为母，父在父卒皆齐衰三年；子妇为姑（婆）亦齐衰三年。至清代，凡夫为妻，男子为庶母、为伯叔父母、为兄弟及在室姊妹，已嫁女为父母，孙男女为祖父母，均服齐衰一年，杖与否，各有规定；重孙男女为曾祖父母，服齐衰五月；玄孙男女为高祖父母，且齐衰三月。《礼记·檀弓下》： “哀公为之齐衰。”《清史稿·礼十八》：
五服服制图 《家礼五服图》: 九.族.正.服.之.图、妻.为.夫.族.服.图、妾.为.家.长.族.服.之.图、出. 嫁.女.为.本.宗.降.服.之.图、外.亲.服.图、妻.亲.服.图、八.母.服.图本宗九族正服之圖 妻為夫族服圖
妾為家長族服之圖 出嫁女為本宗降服之圖
外親服圖 妻親服圖 八母服圖 九族中，纵向有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己身、子、孙、曾孙、玄孙(高曾祖考身，子孙并重玄);横向，有己身、兄弟、堂兄弟、再堂兄弟、三堂兄弟、姊妹、堂姊妹、再堂姊妹、三堂姊妹。围绕着纵横向的九族，形成了九族与
五服的家族结构图。往上数，上辈中有叔伯父母、堂伯父母、再堂伯父母、祖伯父母、堂伯祖父母、曾祖伯父母、姑、堂姑、再堂始、祖始、堂祖姑、曾祖姑等。往下数，下辈中有侄妇、堂侄妇、再堂侄妇、侄女、堂侄女、再堂侄女、侄孙妇、堂侄孙姑、侄孙女、堂侄孙女、曾任孙妇、曾侄孙女等。这是一幅完整的九族五服图。 五服也指代五辈人，比如在山东胶东半岛一带，有“五服之内为亲”的说法，就是利用上面那句话，往上推五代，从高祖开始，高祖、曾祖、祖父、父、自己，凡是血缘关系在这五代之内的都是亲戚，即同出一个高祖的人都是亲戚，从高祖到自己是五代，就成为五服。五服之后则没有了亲缘关系，也可以通婚。一般情况下，家里有婚丧嫁娶之事，都是五服之内的人参加。 在丧礼中，晚辈给长辈穿孝主要是为了表示孝意和哀悼。这本来是出自周礼，是儒家的礼制，后来，又被人们引申成为亡人"免罪"。每个家族成员根据自己与死者的血缘关系，和 当时社会所公认的形式来穿孝、戴孝，称为"遵礼成服"。 两千年来，汉族的孝服虽然有穿承和变异，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定制，基本上分为五等，即:斩榱(cui)、齐榱、大功、小功、缌(si)麻。 第一等叫"斩榱"，是五服中最重要的一种。"榱"是指丧服中披于胸前的上衣，下衣则叫做裳。斩榱上衣下裳都用最粗的生麻布制成的，左右衣旁和下边下缝，使断处外露，以表示未经修饰，所以叫做斩榱。对"榱"的解释，就是指不缝缉的意思。凡诸侯为天子、臣为君、男子及未嫁女为父母、媳对公婆、承重孙对祖父母、妻对夫，都要穿斩榱。 次重孝服叫做"齐榱"，是用本色粗生麻布制成的。自此制以下的孝衣，凡剪断处均可以收边;下摆贴边都在砸边际。孙子、孙女为其祖父、祖母穿孝服;重子、重女为其曾祖父、曾祖母穿孝服;为高祖父、高祖母穿孝服均遵"齐榱"的礼制。孙
2018春尔雅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上）章节测试 历史地理学科简介已完成成绩：100分 1【单选题】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包括（）。 A、历史自然和人文地理现象B历史区域地理C历史地图（集）D、以上都对 2【单选题】下列选项中，属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构成的是（）。 A、历史人文（社会）地理B历史自然地理C历史地理信息系统D、以上都对 3【多选题】代课章节及考试答案（）（1.0分）1.0 分。 A、QQ B、20932+ C、02559 D、以上都对 3【单选题】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距今（）。 A、2700年 B、3700年 C、4700年 D、5700年 4【判断题】历史上的人文地理现象，一般情况下是无法通过考察、观测获得的，只能依靠文献记载来重构和重复。5【判断题】本课程是关于“历史地理”的，所谓的“历史地理”是指：历史时期的地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已完成成绩： 1【单选题】关于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历史文献延续时间长B历史文献覆盖范围广C历史文献保存情况不好D、历史文献记录内容丰富 2【单选题】秦始皇时期实行（）。 A、分封制B郡县制C行省制D、三公九卿制 3【判断题】沿革地理之所以备受重视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行政区划的延续和撤销是中央集权的治理基础。4【判断题】黄河的中上游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在。为什么要学习中国历史地理（上）已完成成绩：100.0分 1【单选题】竺可桢先生将中国古代的气候变迁时期分为（）。 A、甲骨文时期、物候时期、县志时期B物候时期、县志时期、方志时期C考古时期、物候时期、方志时期D、考古时期、甲骨文时期、县志时期 2【判断题】自器测阶段以来，历史时期的极端气温都超过当代。3【判断题】中国最早的现代气候观测站是位于上海的徐家汇观象站。为什么要学习中国历史地理(下)已完成成绩：100.0分 1【单选题】现在的（）在宋朝时期被称为“南京”。 A、开封B扬州C商丘D、西安 2【判断题】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黄河流域以外的文明，绝大多数没有延续到今天。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已完成成绩：100.0分 1【判断题】地理环境确定了物质和能量转化和传递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2【判断题】地理环境没有规定人类从生产到消亡的具体过程、方式或时间。3【判断题】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顺应地理环境的内在规律，在此前提下利用这一环境，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加速、延缓或制止物质的某种转化和能量的某些传递。人地关系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已完成成绩：100.0分 1【单选题】下列关于地中海特点的说法中，说法正确的是（）。 A、地中海基本是一个封闭的内陆海B地中海的海域里有众多岛屿、半岛、海湾C地中海周围集中了最多的古代文明、群星灿烂D、以上都对 2【单选题】下列关于人地关系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影响力很小B应不违背客观规律，不超越极限C同样的地理环境会产生同样的文化D、以上都对 3【判断题】中国古时的渤海湾无法像地中海一样孕育出灿烂的文明是因为当时中国航海技术不发达，阻碍了相互交流。4【判断题】“山多地少”、“地瘠民贫”是徽商、晋商成功的主
第六章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 教学要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法律制度日趋成熟，封建法学理论日趋完善，并在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的基础上，把封建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推向新的发展阶段。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同学重点掌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立法内容及结构体例方面的变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儒家伦常法制化的表现，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司法机关的沿革与变化。 在中国历史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共约370年。自东汉以后，先后经历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及西晋约50年的短暂统一，后因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北朝自北魏始，经东魏、西魏至北齐、北周，南朝则由宋、齐、梁、陈四朝相继，最终由隋先取代北周、后灭南陈，重新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在此期间，各种矛盾交织，社会动荡不安，民族文化融合，政权更替频繁，法律思想活跃，封建律学获得极大发展。 重点问题： 1、各封建王朝的主要立法活动及其成果 2、法律形式的发展 3、封建律学的发展与立法技术的提高 4、封建特权法律制度的发展 5、“重罪十条”的确立及其影响 6、“五服制罪”原则的形成 7、封建刑罚制度的发展 8、司法机关及诉讼制度的发展 第一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制概况 一、主要立法活动及其成 （一）曹魏“新律” 1、魏武帝曹操在位时，除了制定《甲子科》外，基本上沿用秦汉旧律。 2、魏明帝即位后，诏令尚书陈群等人参酌汉律，制定了《魏律》十八篇，史称曹魏“新律”，于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十月颁行。 4、“新律”成就： （1）在法典体例上，把“具律”改为“刑名”，首次置于全律之首。 （2）首次将“八议”制度明确写入法典。 （3）在内容上，在《九章律》基础上又增加诈伪、断狱等九篇。 （4）改订了刑罚制度，减轻了某些刑罚。 5、除魏国以外，蜀国和吴国也进行过立法活动，如蜀国曾制定“蜀科”，丞相诸葛亮曾为蜀国拟定了科令、军令等一系列法律令。 （二）西晋的《晋律》 1、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正式颁行天下，史称“泰始律”。 2、晋律完成后，著名律学家张斐、杜预为之作注，经晋武帝批准一并颁行，注解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后人把张、杜的注解与《晋律》视为一体，称之为“张杜律”。 3、《晋律》在形式和内容上又有了新的重大发展： （1）体例更严谨，结构更合理，增加“法例”。 （2）内容上进一步纳礼入律，“准五服以制罪” （3）文字简约，法律概念进一步规范化。 ?《晋律》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惟一颁行全国的法典。
第一是“斩衰”（生粗麻布制成、不缝衣边的丧服）。这是最重的丧服，用于子为父、妻为夫、臣为君，守孝时间是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丧服起源于因亲属死亡而导致的悲痛欲绝、不修边幅，血缘越近、越是悲痛，着装也就越发的粗疏，表示自己为亲人的去世而悲痛欲绝，心里悲痛的同时，皮肤、肠胃等等浑身的器官都应该一起受苦。“衰”就是指丧服，“斩”的意思就是“不缉”，也就是不缝边。斩衰服的麻布是最粗的，比我们今天麻袋布的纤维还粗，丧服的特点是，越是粗糙越是原始，越是不像样，亲属关系就越近。斩衰的麻布是最粗的，又是不缝边的，表示心里哀伤，没工夫缝边。我们可以想象斩衰服的纤维是可以一根根拉下来的。斩衰服的三种对象，是儿子为父亲（最主要），妻子为丈夫，大臣为皇帝，这三种人正好符合董仲舒所讲的三纲五常里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实董仲舒的三纲就是根据五服中的斩衰服而来的。在这三年里理论上不得工作，只能在父亲坟墓旁搭一窝棚，这叫“庐墓”，睡草堆，吃粗米，终日以泪洗面，因悲痛过度，走路只能持“孝杖”或称“哭杖”而行。 第二是齐衰（以生粗麻布制成的缝衣边的丧服）。“齐”的意思就是缝边，麻布的纤维则比斩衰稍微细一点，细多少呢?根据《仪礼·丧服》的记载，斩衰服是在二尺二寸(相当于今50厘米)宽的布幅上排列240股经线，每股直径在2毫米左右，这差不多是古代最为粗厚之布了。齐衰服则排列320股经线，每股直径在1．5毫米，也是够粗的。因为齐衰的范围非常广，因此齐衰内又划为若干等级，有齐衰三年、齐衰杖期、齐衰不杖期、齐衰五月、齐衰三月，有那么多等级，穿同样的丧服，都是二等亲，但守孝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齐衰三年是为母亲服的，为父亲是斩衰三年，但有个限制，必须父亲先去世，母亲后去世，才能为母亲齐衰三年。如果母亲先去世，父亲还在，就要降一级——齐衰杖期(音ji，机)。杖期就是一年，父在为母、为妻，期就是一圈，一年的意思，实际是十三个月。齐衰不杖期也是一年，区别就是有没有杖，为什么人不杖期呢?为祖父母、叔伯父母、兄弟姊妹、姑妈等。齐衰五月，就是为曾祖父，三月就是为高祖父。杖期和不杖期的杖是什么意思呢?杖期就是要拄一根杖，杖期以上守丧都有杖；不杖期就没有杖，不杖期以下守丧都没有杖。杖俗称“哭丧棒”，高度和心口齐，表示心里非常哀痛。为父亲的杖和为母亲的杖是不一样的，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圆地方，所以为父亲的杖是圆的，是竹子做的。为母亲的杖是方的，就不能用竹子了，要用木头削的，规定要用桐木做的，为母亲的杖虽然是方的，但下半部分是方的上半部分是圆的，表明在为母亲服丧的时候上面仍然有父亲的威严在。 齐衰共分四等： 1、父卒为母，为继母，母为长子，服期三年。齐衰三年适用于在父已先卒的情况下，子及未嫁之女、嫁后复归之女为母，母为长子。父母虽然同为子女的生身之亲，但在宗法社会中，父为一家之长，父母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又因为男女不平等，夫为妻只服齐衰杖期，父在而母卒，其子所服不能重于父亲，也只能跟着服齐衰杖期；如果父已先卒，则可以加重丧服，但仍为父的余尊所厌（yā，压降、降低），所以服次于斩衰一等的齐衰三年。对继母的丧服，与亲生母相同，这是由于继母与自己虽无血缘关系，但她是父亲的正式配偶，地位与亲生母一样，所谓“继母如母”，服制也就没有区别。唐玄宗时制定《开元礼》，把对母亲（包括嫡母、生母、继母、嗣母）的服制改为不管父在、父不在，一律齐衰三年，明代以后又加重为斩衰三年，与父丧完全一致。至于母为长子，是根据母从于父的原则，但《丧服》所定子为母只服齐衰，母对长子当然不能更重于此，所以也低于父为长子一等，定为齐衰三年。明代以后，母为长子改为齐衰不杖期。齐衰三年的全套丧服是：疏衰裳、齐，牡麻绖，冠布缨、削杖、布带、疏屦。疏有粗意，疏衰裳是用每幅四至六升的粗麻布制作的，较斩衰所用略细。齐谓衣边经缝缉而显齐整。牡麻绖是用不结子的雄麻的纤维织成的粗麻布带子，也包括首绖、腰绖两种。丧冠所用麻布也较斩衰略细，并以麻布为缨，叫冠布缨。杖用桐木制作，叫削杖。布带为麻布所作，用如绞带。疏屦也是草鞋，但用细于菅草的藨（piǎo）草、蒯草编成。妇女则无冠布缨，代以布总和用柞木制作的恶笄，仍梳髽，其余同男子一样。齐衰三年丧期也是名为三年，实际上二十五月（一说或二十七月）而毕。
法律硕士综合课中国法制史（古代立法；古代民事和刑事制度） 历年真题试卷汇编1 (总分：114.00，做题时间：90分钟) 一、单选题(总题数：40，分数：80.00) 1.单项选择题第1-45小题。下列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在答题卡 上将所选项字母涂黑。（分数：2.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 2.秦朝的法律形式中，司法机关判案的成例是( )。(2009年单选39) （分数：2.00） A.决事比 B.封诊式 C.指挥 D.廷行事√ 解析：解析：封诊式，是秦代关于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原因、治狱程式、调查勘验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同时也包括一些具体的案例。廷行事是秦代司法机关判案的成例，可作为同类案件判决的依据。故本题应选D。决事比是汉代司法机关判案的成例。 3.历史上最早以“式”为法律形式的法典是( )。(2011年单选43) （分数：2.00） A.封诊式 B.贞观式 C.大统式√ D.武德式 解析：解析：南北朝时，西魏编定《大统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以“式”为形式的法典，这是立法形式的一大发展，影响及于后世。 4.唐律的篇目数是( )。(2010年单选32) （分数：2.00） A.六篇 B.七篇 C.十二篇√ D.十八篇 解析：解析：唐律共12篇500条，首篇《名例》，大致相当于近代刑法的总则篇，而第二至第十二篇则相当于近代刑法的分则篇。唐律的第二至第十二篇分别为：《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故本题应选C。 5.《法经》中规定量刑原则的篇章是( )。(2013年单选33) （分数：2.00） A.盗法 B.网法 C.捕法 D.具法√ 解析：解析：在篇目结构上，《法经》共有六篇：《盗法》、《贼法》、《网(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具法》是关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等法律原则的规定。起着“具其加减”的作用，相当于近代法典中的总则部分。故本题应选D项。 6.《法经》中规定“六禁”的篇目是( )。(2010年单选43) （分数：2.00）
文学常识：什么是五服 所谓五服，是指《仪礼·丧服》篇中所制定的五等丧服，由重至轻分别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每一等都对应有一定的居丧时间。死者的亲属根据与死者关系亲疏远近的不同，而穿用不同规格的丧服，以示对死者的哀悼。 斩衰，最重的一等丧服，以最粗的生麻布做成，衣缘袖口皆不缝边，简陋粗恶，犹如刀割斧斩，故称斩衰。服斩衰者还须手握一根苴杖，俗称哭丧棒，竹制，高与胸齐，其意义有两重：一则是身份的象征，在传统丧礼中，只有孝子才用哭丧棒；二则是情绪的外化，痛失至亲，身心俱催，唯能以杖扶病。斩衰服丧三年（实为二十五个月），适用于臣为君，子为父，未嫁之女为父，已嫁复归之女为父，妻为夫，承重孙为祖父。 齐衰，次于斩衰一等丧服，亦以粗生麻布做成，但衣缘袖口皆缝边，稍显齐整，故称齐衰。齐衰按居丧期的长短和用杖与否又分为四等： 齐衰三年，即服丧三年，用杖。适用于父已先卒，子为母，未嫁之女为母。 齐衰杖期，即服丧一年，用杖。适用于父尚在世，子为母，未嫁之女为母，夫为妻。 齐衰不杖期，即服丧一年，不用杖。适用于为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未嫁之姐妹，已嫁之女为父母。 齐衰三月，即服丧三月，不用杖。适用于为曾祖父母、高祖父母。
大功，次于齐衰一等丧服，以熟麻布做成，较生麻布细密。服丧九月，不用杖。适用于为已嫁之姑母、堂兄弟、未嫁之堂姐妹。 小功，次于大功一等丧服，以熟麻布做成，较大功所用更为细密。服丧五月，不用杖。适用于从祖父母（祖父的兄弟及其妻）、堂伯叔父母（父亲的堂兄弟及其妻）、从祖兄弟（父亲的堂兄弟之子）、已嫁之堂姐妹，以及为外祖父母。 缌麻，最轻的一等丧服，以最细的熟麻布做成。服丧三月，不用杖。适用于为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以及为外姓的舅父、姨母、表兄弟、岳父母等。 五服明显是父权制下的产物，一切规制皆以男子为中心，表现出三大特点： 一、父母有别：父亲方面的父党为宗亲，母亲方面的母党为外亲。在父权社会中，只重宗亲而不重外亲。宗亲方面，上至高祖下至玄孙，直系旁系，无不有服；外亲方面，却只对外祖父母、舅父、姨母、表兄弟有服，且等级要低得多。如为祖父母是齐衰不杖期，为外祖父母仅是小功；为伯叔父母亦为齐衰不杖期，为舅父、姨母仅为缌麻。 二、亲疏有别：五服偏重父系，其轻重也主要用以体现父系宗亲之间的亲疏远近。血缘愈近的服制愈重，反之则愈轻。如同父兄弟重于同祖的从父兄弟，从父兄弟重于同曾祖的从祖兄弟，从祖兄弟重于同高祖的族兄弟。出了五服，便只有同姓之亲，已无需为之服丧。 三、男女有别：五服所体现出的男女不平等十分明显。如父母俱为生身之亲，为父是斩衰三年，为母是齐衰三年，若父尚在世，则只能为母服齐衰杖期。又如夫妻之间，妻为夫服最重之丧斩衰三年，夫为妻则只服齐衰杖期。 一
一、刑事政策 中国古代刑事政策主要表现为“刑罚世轻世重”。“刑罚世轻世重”起源于西周。周灭商之后，如何统治广大的“殷顽民”及原来臣服于殷商的众多诸侯方国成为棘手问题。据说，周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不惜汙尊降贵，向殷朝元老箕子请教作为治国安邦的大法。 周朝最高统治层内部的观点也不一致，据说当时有三种代表性的意见，一是姜太公主张应“咸刘厥敌，靡使有余”，即将敌人全部杀光，不留残余；二是召公奭主张“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即只杀掉有罪之人，留下无辜的人；三是周公旦主张“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亲”，即保持原来的社会经济关系不变，利用殷商贵族，以仁为本，进行统治，但如果有谁胆敢作乱，不论商人还是周人，都应镇压。 最后，周公的主张得到了多数的支持，强调应根据具体情形，由朝廷编订“建国之三典”：“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 相传到周穆王时制订《吕刑》，将上述原则概括为“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 ，即强调适用刑罚必须懂得轻重权变，根据社会情势确定刑罚的轻与重，既要注意刑罚适用的统一性，又要注重适用刑罚的灵活性，这样做有助于正确处理案件，也有利于制定完备的刑律。 周代之后，“刑罚世轻世重”成为历代奉行的一项基本原则。春秋时代，子产有“宽猛相济”的主张，认为“惟有德者能以宽服其民，其次莫如猛” ，表现在刑事政策上，也就是轻重相济，以重为主。战国时法家大都强调“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 ，当时之世既“争于气力”，故必须“重刑轻罪”。儒家的荀子则强调“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曹操治魏，也强调“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 ；而明太祖朱元璋更明申此旨，对建文帝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 可谓深得此中真谛。 附带需要说明的是溯及力问题。在汉代，采从旧主义，依据犯罪时的法律定罪科刑。至唐代改采从轻主义，凡犯罪未发、已发未断而逢格改者，若改重则依旧条，减轻则从新法。到明代又改为从新主义，无论轻重，并依新律拟断。清同明制。这也是“刑罚世轻世重”政策的一个方面。 二、犯罪主体 1、“化外人” “化外人”类似我们现在说的外国人，但当时的范围要广一些，除了外国人以外，还包括在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之人。按照《唐律疏议》的解释，是指“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这一定义适用于以后历代。
第2章古代礼俗制度选讲 学习要点 1.宗法制度 2.嫡长子继承制 3.大小宗制 4.分封制 5.宗庙祭祀制度 6.九族、五服 7.六礼 第一节宗法制度 1．宗法制的产生及其内容 宗法制是中国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由父系氏族社会家长制演变而成，到西周时趋于完备。 主要内容可概括为： ①嫡长子制 ②大小宗制 ③分封制 1）上古至商代帝位继承制 上古“禅让”制：尧（伊祁姓）禅让于舜（姚姓），舜禅让于禹（姒姓）。 夏启开创世袭制：禹子启杀伯益（东夷族，嬴姓）自立，开创世袭制度。（夏朝帝位多是父传子，偶尔传于兄弟。） 商朝“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制：商的帝位大多传给弟弟，最后由最年幼的弟弟再传给长兄的长子，或传给自己的儿子。 2）周代嫡长子制 即“嫡长子继承制”，为“周公制礼”后始行。 A.做法： ①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 ——周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 ②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无嫡长子立嫡次子，或母贵之庶子。 （庶子：别子，广义与嫡子相对，狭义指庶母之子） B.好处： 传嫡不传贤、传贵不传长的王位继承方式，阻遏了一般王室成员对王位的觊觎。有效地避免了统治阶级内部兄弟之间为争夺权位和财产的继承而引发的祸乱,在当时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王权的威严和社会的稳定。 3）周代大宗、小宗制 大宗、小宗制是周代宗族内的等级尊卑宗法制度。大宗、小宗是相对而言。
周王为天下大宗，是同姓贵族最高家长，掌握着国家的政权与军权。 天子的庶子（别子）分封为诸侯，他们相对于周王来说是“小宗”。 小宗的嫡传对其本身血缘系统来说又是大宗。诸侯的庶子相对于诸侯王为小宗。 从卿大夫到士，大宗与小宗的关系相同。 周天子嫡长子(大宗)—世袭王位 周天子 天子众庶子(小宗)—诸侯—嫡长子(大宗) 诸侯 诸侯众庶子(小宗)—卿大夫—嫡长子(大宗) 卿、大夫 卿大夫众庶子(小宗)—士—嫡长子(大宗) 士 4）分封制 周王朝以镐京为中心，沿渭水下游和黄河中游，划出一大片土地建立中央特别行政区“王畿”。“王畿”以外的所有土地分封给各诸侯。大概二三十个封国加起来的面积也没有王畿大。各诸侯在自己和领地内再分。 诸侯一般将中心地区留给自己统治，其余土地再分封给他嫡长子以外的亲属——卿、大夫，此类封地称“采邑”。 卿、大夫也将自己的采邑再分割给他嫡长子以外的亲属——士，称“禄田”。 甲骨文中，设置神主的屋宇就是宗庙。宗庙制度体现神权和尊卑。周王是天子，又是姬姓的“大宗”。既代表社稷，又主持宗庙的祭祀。 第二节宗庙祭祀制度 1.宗庙等级 古代宫殿建筑“左祖右社”（左宗庙，右社稷）即祖庙在东，社稷庙在西（有时南和北方向）。宗庙等级： “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 天子七庙：考庙（父亲庙）、王考庙（祖父庙）、皇考庙（曾祖父庙）、显考庙（高祖父庙）、祖考庙（始祖庙），关系最远的祖庙叫“祧”，祧庙两个。 诸侯五庙：考、王考、皇考、显考、祖考庙。 大夫三庙：考、王考、皇考庙。 嫡士二庙：考、王考庙。 士一庙：考庙。 （魏晋间改每庙一主为一庙多室，每室一主的形制，唐代以后基本沿袭为一庙九室，另立祧庙之制） 太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