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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余华小说的_苦难意识_

论余华小说的_苦难意识_
论余华小说的_苦难意识_

 2000年1月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 an.2000

第28卷 第1期 J ou rnal of L iaoning U niversity(S ocial S cience) V ol.28 N o.1

论余华小说的“苦难意识”Ξ

樊 琦

(辽宁大学中文系,辽宁沈阳110036)

〔摘 要〕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是以存在主义作为理论支柱的,其存在主义哲学对我国先锋小说家余华等人的作品在精神内核和思想领域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对余华小

说中的“苦难意识”作了深刻的剖析。

〔关键词〕现代主义;苦难意识;先锋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19(2000)0120040204

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大师们早就普遍意识到了人类生存的“苦难”问题。艾略特的《荒原》便揭示了人类精神上的苦难境域;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公式,则将人抛入了无止境的生存苦难历程;而加缪则在他的《局外人》等作品里把“痛苦的麻木”作为最致命的生存方式来审视,更在他的《西绪弗斯的神话》中把意识到的“痛苦”当成抗拒生存悲剧的力量来源。当西绪弗斯深思他的痛苦时,他使一切偶像哑然失声,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巨石仍在滚动,而西绪弗斯永远前进……

“苦难意识”是人类的普遍意识,它必将引起全球性的思考。所以,当我国深锁已久的国门打开以后,随着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大量涌入,“苦难意识”也随之相伴而来,并引起了国人的阵阵“喧嚣与骚动”,随后的思考也纷至沓来。

中国的先锋小说家们以其卓然的先锋精神和超群的观察领悟力一直都在默默地观照着人类生存的苦难。特别是他们对苦难问题真诚而持久的探索,更使他们的作品在当今这沸沸扬扬、浮躁轻飘的时代氛围中显得格外重要。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成为了世纪末翘起的心灵天平的那一端可贵的砝码。”

翻开80年代后期的中国先锋小说,人们不禁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小说中的苦难意识大有逐步升级高扬之势,作家们对一些苦难场景的直接大胆的描写愈演愈烈。莫言是最初的佼佼者,此外还有方方、残雪、苏童、刘恒,也都各逞其技,到了浙江才子余华,可以说更是达到空前绝后之境。

余华小说中达到的苦难意识高潮实际上乃是“苦难意识的残酷化”。余华的“残酷”常常直接从他那特有的暧昧姿态——冷漠的叙述里——赤裸裸地显示出来。他残酷地捕捉到那些苦难的事实,然后不动声色,冷漠而细致的叙述。在叙述中,他有意滑出了传统审美的思维轨道。在文本中,什么法律意识、民族意识、伦理道德意识、忧患意识统统都遭到了无情亵渎,化为了乌有。他浓墨重彩地大肆涂抹着人类的各种“苦难意识”,但却又偏偏回避了应有的价值判断和

Ξ〔收稿日期〕1999208220

〔作者简介〕樊 琦(19722),女,辽宁本溪人,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

理性审判,甚至还不厌其烦地在读者面前勾勒出一幅幅的“人类受难图”,安排了一个又一个的“死亡现象展览”。他使你觉得他的叙述与他抓住的事实之间散发着一股股发霉的死亡气息,而他那超距的客观叙述又分明使你感受到余华在一旁嘶哑着嗓音冷森森地惨笑。

值得注意的是,余华一开始就赋予了文学中的苦难描写某种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这便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情感零度”——作者几乎是刻意回避和延迟自己对苦难人生进行明确的价值评判和情感参与。从表面上看,作者似乎已从他所描述的阴惨罪恶中抽身而去。至少,他作为创作主体的形象基本上归于了暧昧朦胧。

余华在其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暧昧态度,确实叫读者们难以认同。该关心的地方他偏偏漠不关心,该愤慨的地方他偏偏无动于衷,该心旌摇荡的地方他偏偏心如止水,该唾弃掩鼻的地方他偏偏饶有兴味地反复把玩,该悲天悯人的地方他又偏偏忍俊不止,把应该有的千愁万绪化作了没心没肺的噗嗤一笑。作者这样的态度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根本就不准备对笔下的生命表示什么人世间的态度。他的任务似乎就是站在非人间的立场上,将人间的苦难客观冷静地描摹出来,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虚伪的作品》)余华的方式,直观地看就是“不介入”的方式,如他自己所说“作家的信仰是没有仪式的,他们的职责不是布道,而是发现。”“对创作而言,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存在只是事实。”《〈河边的错误〉后记》)这也就是说在苦难人生的呈现过程中,余华有意打破了传统僵化的思维模式,瓦解了传统道德观念和精神价值取向,拆除了我们习见的那道理智和道德防线,让苦难以“超越现实真实”的残酷的方式,而不是以经过种种解释包装过的形态,不加节制地呈现出来。这样就不仅加强了苦难描写的刺激效果,也使苦难的呈现获得的某种纯粹和透彻。

究竟应该如何解读余华的“苦难意识的残酷化”描写呢?我们不妨从余华在呈现苦难时所回避的思想和情感方式入手来探寻小说文本背后所隐匿的深层含义。

余华的小说,与其说是在某种“情感的零度”上叙述人间的苦难,不如说是把无以名状难以形容的情感融注在平面化的冷静的叙述中。我们读《十八岁出门远行》、《活着》、甚至是《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都不难感到在平静得近乎冷漠的叙述底层涌动着一股心灵的潜流,呼之欲出,却无以明之。但是,余华并没有用我们所熟悉的那套语言系统去张扬、去传达、去诠释他所体验到的那种感情,而是把他的感情之火凝固在不可张扬,无需传达的某种原始状态,还置身在其中的“在世”,“在……之中”的生存状态——这也就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的“此在世界中”,即“人被偶然抛入”世界之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必须面对的生存状态。而这种情感和生存境界就是余华自己所说的“活着”。“活着”本身就是一切感情之源。“活着”就是一种无需分解和最本源的感情状态。

余华的《世事如烟》便是这样一篇作品,看起来文中充满了“苦难意识”,文本中总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然而就在这“苦难意识”之中却潜藏着深厚的男女之爱——瞎子最终为少女殉情而死。这感情是实实在在的,但余华并没有将这感情从“瞎子”当下的生存中分离出来,大肆抒写,或者为媚俗而渲染,而是将之融入小说固有的生态和复杂情感中,成为混沌的整体。以至于从表面看来“瞎子”不但眼瞎且心也盲,对少女的情感并不执着热烈。其实,余华这样写人的感情正符合生活本来的样子。瞎子“活着”这种生存,正是一种未诠释出的“在世”,“在……之中”。“人被偶然抛入世界”后,所面对的生活本就充满了复杂的情感,情感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也与生活合而为一,不可分割,所以这也就没有必要在生活之侧另外竖起一套诠释,阐说情感的言辞系统。余华后来的中篇《活着》正是循此路径,充分展示“活着”本身包含的情感的本原性

状。其实,余华在小说中不是不动情感,而是不屑于呼喊,他努力把人情感内敛到“在之中”的本原性生存中去,发出无声的呐喊,使这种多意的,多指的情感呼声从四面八方将读者笼罩进去,对“残酷”的真实做出更深意义上的思考。

有人因余华对“苦难”的特殊爱好,而断言余华是个在苦难面前无动于衷的“残酷派”。其实,余华的残酷并不在于他从小在医院里见惯了鲜血烂肉的经历和他在苦难面前的冷漠镇静,而在于他残酷地剥夺了世人习以为常的领悟方式,比如社会意识、理性观念、道德习俗、人性人道主义等等。余华之所以悖离了传统价值观念和理性评判,而以审美的眼光和赏玩的态度去构造一个个充满了犯罪、死亡、变态、苦难等有悖于真实世界的文本世界、文本真实,就是要我们毫无准备地、赤裸裸地投入到苦难的人生中去,而他自己却像刽子手一样在世人面前血淋淋地操练着各种酷刑和苦难,让人们在他的作品中承受“炼狱”般的煎熬,从而在超道德、超文化、超人道主义、超理性主义、超习俗的本原存在的层次上呼唤起对苦难与罪恶的一种“畏”——也就是存在主义哲学意义上说的“人面对敌视他的世界而产生的茫然失措情绪和惧怕心理”。〔1〕如他的《河边的错误》便通过一个个摆放在坟头的人头而不由自主地使人产生一种对“犯罪,疯子”的“畏”,即产生一种恐惧和颤栗。“疯子的犯罪”,更源于他人、社会的敌视和攻伐。

余华的小说,其极尽描写之能事在大肆渲染“苦难意识的残酷化”就是要在小说中把“人之初性本善”这些欺骗蒙障之物,将苦难之外笼罩的绚烂光环统统揭除,让人们实实在在地正视苦难,这就是余华小说的残酷性之所在,不但要求读者实实在在地“看”,更要真真切切地“畏”。

余华小说之所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苦难意识的残酷化”,除了有作家主体思想情感的趋同外,还源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现实社会、他人与自我关系的深入探究以及对现实与创作关系的深层思考。

一旦介入余华的小说世界,读者就不得不承受情感、生理、理性的强烈刺激,这位先锋小说家不断地把“苦难意识的残酷化”所产生的刺激效应灌注于他的作品中,并且愈演愈烈,直至《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更是达到颠峰。他总是不动声色地不断提高文本的刺激度,当读者们无法忍受却又欲罢不能时,他则仿佛躲在书页后面快意地嘲笑芸芸众生那不堪一击的心理和生理承受力。余华用超越现实真实的荒诞夸张手法和柴刀、鲜血、酷刑等充满隐喻暗示内涵的刺激物向读者展示了他所创造的“苦难意识的残酷化”的人生大写意。向读者展示了他所探究的人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

这里我们有必要借作者本人的表述来加以说明。余华《〈活着〉前言》一文中毫不讳言地称“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这不只是我个人面临的困难,几乎所有的优秀的作家都处于和现实的紧张关系中,……真正的现实,也就是作家生活中的现实,是令人费解和难以相处的。……蜂拥而来的真实几乎都在诉说着丑恶和阴险,怪就怪在这里,为什么丑恶的事物总是在身边,而美好的事物却远在海角。换句话说,人的友爱和同情往往只是作为情绪来到,而相反的事实则是伸手便可触及。”

通过余华的这段表述我们不难看出余华本人对现实的不信任感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感。这也可以使我们了解余华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何总是疏离,敌视,残害;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何总躁动不安,充满紧张和压迫。《河边的错误》是余华最明显地具有完整呈现模态的小说,也使读者较容易获得对余华精神情感世界的整体体察。一个疯子用一把粗陋的柴刀砍杀了一个又一个的无辜者,司法机关对疯子无可奈何最后侦察科长忍无可忍击毙了疯子,但又

不容与法律只能装疯来逃避。这里作者毫不动情地描绘了一个又一个鲜血淋漓的残酷景象,毫不掩饰地嘲讽了人们面对苦难又无能为力的尴尬处境,从而引发了人们对现实生存状态,对人际关系的思考,揭示出了“存在即荒谬”,“他人即地狱”的这一深刻的存在主义哲学命题,让我们对世道人心,生存困境有所了悟。

余华在文本中着力渲染的社会、他人、自我三者的紧张关系常常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的“吃人”社会和“人吃人”的人生。如果说是散发着腐尸味的封建制度使鲁迅先生专注于对“吃人”社会口诛笔伐的话,那么余华又为何厚爱对现实“苦难意识的残酷化”——“吃人”景象的描摹呢?

这似乎应该归结于余华对人生社会的深层感悟和思考。在创作中,他感受到“十年浩劫”不但革了文化的命,也造成了人们精神空虚和信仰危机;感受到“红彤彤”的造神运动不但酿成了人格异化,也造成了心灵隔膜,“到了70年代中期,所有的大字报说穿了都是人身攻击,”(《自传》);在创作中,他更明显地感受到了商品经济巨浪的冲击下,人们由于人生价值的混乱和主体意识的低落而由自信转为自怜,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转为观注自身个体生存处境。激情开始冷却,崇高反受嘲弄,神圣、理想、英雄、、卑微、平庸、荒唐所亵渎和代替。于是,作家便消解了文本的意义,代之以超越现实真实的荒诞夸张的文本真实——在梦幻般的文学天地里自创世界,栽培一朵朵“恶之花”——传达“存在即荒谬”、“他人即地狱”的消极观念。这便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所主张的“痛苦着且玩味着痛苦又对这痛苦和玩味感到无聊;忧郁着而且自我意识到忧郁又对这忧郁和忧郁意识加以表面化的笨拙表演;焦虑着而且迷失在焦虑中又对这无底的焦虑咬文嚼字——文体上耍弄出奇制胜的游戏。”〔2〕余华借其小说似乎想告诉我们,他对创作与现实的紧张关系的深层思考便是其小说中“苦难意识的残酷化”的源流。同时又不厌其烦地提醒读者,正是因为对“存在即荒谬”、“他人即地狱”这一哲学问题的了悟,所以他认为一切对苦难和罪恶的解释、克服都是徒劳的。余华要读者承认:在困难面前,我们好像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我们所能说所能做的或许只有三缄其口,正视苦难,碌碌无为;或许只能像小说中的人物那样,一次次投身于苦难的人生,一遍遍经历难逃的劫数,最后达到作者所希翼的那样:“对善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像作者喜欢听的美国民歌《老黑奴》中的老黑奴那样“经历了一生的苦难……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

余华小说中体现出的“苦难意识的残酷化”命题确实让人有了更深刻的人生感悟,这种苦难意识不是只属于余华个人,许多作家笔下的苦难意识都令人心灵震撼,不论是现实主义的、现代派或后现代的。于是,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中的那段话又跃入了我的脑海:“在清水中泡三次,在血水中浴三次,在碱水中煮三次”,也许它和余华小说中的“对人类生存状态中的‘苦难意识’的观照”在精神内核上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毋庸置疑,存在主义引发的中国先锋小说家们对人生,社会的思考和感悟是深刻的,其意义是深远的,但存在主义所极力推崇的虚无主义精神和悲观厌世思想也是为读者所难以接受并加以摒弃的。也许这正是先锋小说曲高和寡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528.

〔2〕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22.【责任编辑 顾荣佳】

论《活着》中余华的生命意识

论《活着》中余华的生命意识 论《活着》中余华的生命意识 摘要: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死亡。通过主人翁福贵对孤独的体会,对苦难的承受,对死亡的超越,及对温情的救赎来反映作者对生命意识的探究。本文主要通过以上四个方面论述《活着》中作者所传递出的对于生命的认知。 关键字:《活着》;苦难;生命意识发表论文网站 《活着》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的小说。这部作品名为“活着”,但是给我们讲述的却是一个不断死去的故事。可以说《活着》其实是一部充满血泪的小说。这篇小说事事都围绕着主人公福贵来展开。作者也正是通过福贵这一人物形象的展示向我们传达了生死之别的真谛。在一次访谈中,余华先生说:“我见到的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这句话指出了一个事实,也做出了一个判断。那么《活着》到底给我们展示了一种什么样的生命意义,下面将从四个方面论述余华的生命意识。

一、孤独意识 福贵活着但却孤独,身边的亲人一个个都离他而去,父亲被他气死,母亲去世,孩子有庆被抽干血而亡,春生上吊自杀,女儿得败血症死去,妻子得软骨病死去,二喜因为工伤丧命,外孙苦根活活撑死。可以说跟福贵有关系的人都不在了,福贵的精神支柱已经是没有的了。这个世界就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了。在小说结尾处有段福贵的话;“往后的日子我只能一个人过了,我总想着自己日子也不长了,谁知一过又过了这些年。我还是老样子,腰还是常常疼,眼睛还是花,我耳朵倒是很灵,村里人说话,我不看也能知道是谁在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要不我人一臭,那气味谁也受不了。我不会让别人白白埋我的,我在枕头底下压了十元钱,这十元钱我饿死也不会去动它的,村里人都知道这十元钱是给替我收尸的那个人,他们也都知道我死后是要和家珍他们埋在一起的。”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福贵已经做好了孤独终老的准备了。后来福贵买了一头老牛,福贵就和这头老牛相依为命,一起孤独到老,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他是孤独的,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一头老牛陪伴他。在内心世界福贵同样也是孤独的,亲人都离去了,自己内心已经没有了寄托,在牛耕田的时候福贵是这样说的:“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可以说福贵把牛当作了自己对亲人的一种思念和寄托,把动物当成了

论余华小说

论余华小说《活着》的艺术特色 汉语言文学08级李竹根 【摘要】:余华的小说《活着》以“极大的温情描绘了苦难中的人生”,通过反复渲染的苦难和死亡来表现以富福贵为代表的中国底层老百姓特有的人性善良和光辉以及对苦难的承受和忍耐。《活着》以零度情感的叙事视角和重复的叙事手段以及充满民间特色、充满温情的叙事语言为读者打开了一片奇妙的心灵领域:以哭的方式笑,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本文正是从这几方面来探讨《活着》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余华;《活着》;重复;零度情感;语言艺术 《活着》是当代著名先锋作家余华20世纪90年代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以“极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通过反复渲染的苦难和死亡来表现像福贵这样经历种种磨难仍执着、坚韧的活着的中国底层老百姓特有的人性善良和光辉以及对苦难的承受和忍耐。小说中重复描写了死亡,却没有展示余华以往作品中令人心惊胆战和不安的血腥、暴力、杀戮、阴谋等场面,一扫“荒寒”和“冷漠”的气息,取而代之的是整部作品中充满了对人类生存的悲悯与关怀,用充满温情的语言亮出了生命的本色,让我们感受到在死亡背后涌动着浓浓的暖意,渗透着人间的温情,为活着的福贵,为活着的人找到了一个生命支点——活着只是为了活着。下面就从《活着》的艺术特色方面来加以阐释。 一.重复的叙述手段 在现代派小说中,为表现人物精神上的某种困扰,往往让某件事在人物的对话、思想、潜意识中反复出现获让同类事件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余华在《活着》中灵活运用了重复的叙述手段,即在作品中重复死亡。重复是先锋小说惯用的一种叙事手段,意在通过周而复始的重复还原作家对人生、对世界的思考,但在表面层次上,作家并没有作任何价值判断。通过重复这一有效手段,我们可以看出作家的饿价值取向;而很多时候,通过重复,作家又可以巧妙的回避自己在作品中投注的感情,以使读者的思维产生错乱和空缺。 苦难和死亡一直是余华小说反复渲染的主题。尽管余华自己说:“作为作家本人,变化是基于他本人对自己比较熟练的写作方式的一种不满或慢慢产生疲惫感。”1然而他并没有对“苦难”这个主题产生丝毫厌倦,而是始终迷恋且乐此不彼地加以表现。《活着》名为活着,其实是由一连串的死亡故事组成的。《活着》用一种很平静甚至很缓慢的方式,叙述了主人公福贵一生的悲剧历程。福贵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众多亲人的死亡。年少时的福贵嗜赌成性,输掉了所有的财产后,父亲气死;从腰缠万贯到倾家荡产,成为一个每日为三餐奔忙的穷苦农民;明白了要珍惜妻子儿女时,却被拉去当了壮丁;好不容易回到家,母亲却不在人世了,女儿凤霞因没钱治病变的又聋又哑;儿子有庆刚懂事,却被医生抽干了血而死(中年丧子);为女儿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伴侣,她却在生孩子时大出血而死,留下了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接着妻子家珍因得软骨病而亡;女婿二喜搬运时被压死;仅剩下爷孙俩相依为命;外孙苦根却因为吃豆子被撑死!大量的死亡而至,无边的苦难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不断的向那些可爱的生命靠拢,甚至摧毁他 1余华:《新年第二天的文学对话》,《作家》,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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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一) 路遥及其作品表现出的昂扬斗志曾经感染了一代代读者的灵魂,激励着许多青年走向了人生的辉煌。这与作家的曲折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在当前的路遥研究中,对作家身世及对其创作的影响逐渐多了起来。本文将研究视角投向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从作家本人的人生悲剧中探究路遥创作中悲剧的艺术魅力,并尝试多角度对造成主人公悲剧的原因做出理性思考。研究认为,路遥小说中浓郁的悲剧意识和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相结合,使作品散发出悲壮而冷峻的悲剧美。 一、苦难的人生经历 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天幕上,路遥犹如一颗倏然而逝的流星,在短暂的写作生涯里,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辉煌。他的成名作《人生》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代表作《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短短43年的人生历程,路遥一直与命运抗争着,艰辛与奋斗一直伴随着他。他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经历了新中国社会变革的风风雨雨。小时候乞讨般的生活,被过继给伯父;学生时代面临着失学和饥饿的威胁;直到他临走的时候,他也未能完全摆脱成长过程中的阴影。这种生命体验,直接促成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其他小说的诞生?/span> (一)命运多舛的童年 1949年,当路遥降生到陕北清涧县一个很偏僻的荒山沟里时,他的家庭和社会生活的生存环境,并没有给他呈现艳丽色彩,一开始,人生于他就意味着残酷。 路遥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家里十来口人,十分贫穷,共有一床被子,缺吃少穿。7岁的时候,为减轻家里负担,父亲带着他一路乞讨来到两百华里之外的延川县,把他过继给伯父。 ?????????“这时候,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大喊一声冲下去,死活要跟我父亲回去——我那时才是个七岁的孩子,离家乡几百里路,到了这样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想起了家乡掏过野鸽蛋的树林,想起砍过柴的山坡,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⑴ ???? 尽管只有七八岁,贫困艰难的生活给路遥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他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创伤。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童年:“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了一颗敏感自尊心。”⑵路遥独立地做人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二)饥饿中体验人生????? 路遥一直在伯父家度过了他的中学年代。伯父家也很穷,他时常为买不起几分钱一支的铅笔而发愁。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他常常独自跑到荒野地里,在收过的土地上去寻觅被遗留下的几粒玉米充饥。中考时,他从一千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伯父无力再供他上学,就找来劳动工具,让他砍柴、放羊。他愤愤地把绳子锄头扔进沟里,义无反顾地上学去了。 整个高中三年,是路遥人生中最困苦最难熬的时期。他没有生活保证,连五、六块钱的伙食费都交不起,有时连五分钱的清水煮萝卜菜也吃不起。他整天饿得发晕,似乎感到自己的生命到了最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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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余华《活着》的苦难意识 [摘要]苦难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是世界性的文学母题之一。在余华的小说中,“苦难”一直是反复渲染的主题,而与之相对应的“苦难意识”是人类的的普遍意识。《活着》表现出强烈的“苦难意识”,也表现了余华对人类生存的不断追问。本文从苦难的表现形式、苦难的产生根源以及苦难的超越三个方面对“苦难意识”进行分析。 [关键词]《活着》;死亡;苦难;苦难意识 一、“死亡”——“苦难”的表现形式 余华是一位特别关注苦难的作家,也很善于表现苦难,90年代以来,余华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苦难具有了新的形态和意义,苦难不再是罪恶、杀戮、暴力等等,这些东西开始逐渐隐退,腾腾的杀气消失了,血腥的场面没有了,随处而在的暴力收束了。在《活着》中,他将这种苦难的铺叙推向极致,他浓墨重彩地大肆涂抹着人类的各种苦难,甚至还不厌其烦地在读者面前勾勒出一幅幅的“人类受难图”,安排了一个又一个“死亡现象展览”,毫不夸张地说,《活着》上演的其实是一出由死亡连缀的生命悲剧。小说充满了作者的精巧构思、精心布置,他让一幕接一幕的死亡出现在读者眼前,把生命之苦渲染得无以复加、痛彻心骨。 无疑,死亡和灾难是小说最为触目惊心的事实。《活着》以短短的篇幅,写了福贵父、母、子、女、妻、婿、孙七个人的非正常死亡。小说的故事是由一个接一个的死亡连缀而成的。福贵的父亲死于福贵的赌博嗜好,母亲死于疾病,妻子家珍死于软骨病,儿子有庆因输血给县长太太而死,女儿凤霞死于分娩大出血,女婿二喜被吊车吊起的水泥石板打死,外孙苦根吃豆子撑死。一系列的死亡故事,使福贵习惯了死亡,却使读者在重复死亡的旋律中难以喘息,叫人在某种无法躲藏的残酷真实面前,在一次又一次几乎制度化的劫难经历中,与世道人心有所领悟。引导读者进入更为不真的苦难世界中,正如一曲重复演奏的悲凉曲调,使读者在痛苦的声音中挣扎。 显然,余华是有意将所有的苦难加于福贵身上。破产的痛苦、丧亲的痛苦、被抓壮丁妻离子散的痛苦、丧母的痛苦、战场上的死亡痛苦、女儿成为聋哑人的痛苦、因贫困不得不将女儿送人的痛苦、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之苦、妻子患软骨病而无法劳动且随时被死亡威胁的痛苦、儿子因荒唐的医疗事故而生命葬送的痛苦、女儿因产后大出血而死亡的痛苦、妻子最终被疾病折磨致死的痛苦、女婿因意外事故死亡的痛苦、孤独的老人独自抚养孙子的痛苦、孙子因长期饥饿暴食而亡的痛苦以及全家人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付出的没有止境的不堪重负的劳作之苦。在这一系列痛苦之中,对福贵来说,最痛苦的还是亲人的一一死亡:贤良而含辛茹苦的妻子,懂事而忍辱负重的儿女,善良而豪爽厚道的女婿······ 余华是一位叙述苦难、再现苦难的高手,他关注人间形形色色的苦难,也善于表现这无尽的苦难,在《活着》中,死亡成了苦难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从某种

张炜小说的语言风格

张炜小说的语言风格 张炜是我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位重要作家,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表作品开始,他至今已在文坛辛勤耕耘近四十年。他曾说过:“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即使面对仅有的三个听众也要倾注满腔热血。”他以一支笔加上无限的精力创作了《古船》《九月寓言》《外省书》《远河远山》《柏慧》《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刺猬歌》及《你在高原》(十部)和散文《融入野地》《夜思》及文论《精神的背景》《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午夜来獾》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张炜不停迸发着的热情和奔跑不息的追寻。其中,他的小说更以朴素明快的语言熔铸了广阔的诗性和厚重的心灵思索,给人以激荡灵魂的叩问。 我读的第一本张炜的小说是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你在高原》,它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文学上重要的纯文学著作。这十本书深深的震撼了我,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小说。第一次,我向往了他笔下的那片平原和山地,渴望了广阔的大海和高大的橡树,我走过了条条溪流座座山川,我看到了明亮的鹿眼和雪白的李子树,一切的一切,不知道哪里有着故事的源头。之后,我阅读了他的其他作品,如《古船》《九月寓言》《蘑菇七种》等。正如张炜所说的:“优秀的作家必须是有个性的。”张炜的小说不仅体现了他独特的思考和人文关怀,小说中的语言本身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独特享受。他的语言风格最突出的特点是朴素,而即使朴素,也以一种沸腾的激情凝结了高层次的诗意。 许多人都认为张炜的小说过于朴素,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朴素的实质是更接近表达意义的本身。张炜说:“作家最要紧的是要诚恳,要质朴。作家嗓子比不上播音员,思辩比不上哲学家,漂亮比不上影星,作家只有一份质朴的感情。”通过朴素的语言表达质朴的情感能使这种情感更加深刻,也更加能打动人。但这并不是说只有朴素的语言可以表达质朴,华丽的辞藻也可以,不过却多了一层铺垫,不是那么的直接。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文字才感人,因为它们是经过了心灵过滤的。最常见最普通最不时髦的词汇也许是最恰当最真诚最不褪色的。 在张炜看来,汉语中最有力量的词是名词和动词,它们是语言的骨骼。语言的虚浮臃肿,主要原因是形容词之类的用多了。句子像人一样,要减肥,要干练,这才出线条,才帅气。比如一些对环境的描写,“走在园子里,一抬头是灌木枝条围成的篱笆墙,上面爬满了豆角秧,它们长得像过去一样,黑乌乌肥胖胖的垂挂下来。”“风沉落在遥远的沙岭雪冈后面。一天的星星清亮洁净,夜空真好啊,这是即将告别好迎接的许多夜晚中的一个。我长久的伏在窗上。两只麻雀在干枝上跳动,另一只猫一样的动物在矮墙上倏地跑过。似乎有咕咕的叫声,有哑哑的低鸣。”等,简单直白中描绘了真实宁静的场面。 张炜小说语言的质朴还体现在方言的使用上。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方言才是真正的语言。因为语言要传神要贴切永远离不开地方个性。有些时候只有用当地人的话才能表达出某些特定的微妙的含义,才更真实和传神,才是与文学贴的最紧密的“连血带肉”的泥土文学。他的小说中多口语词、方言词、粗俗语、谚语和歇后语,少文言词和成语。比如“说什么化成水的银币,呸,传说的瞎话。”“龙眼妈,你这条不死的母狗。”“那个家伙,到底是个武将,认识我姐姐的第二天,就把她给‘毙了’。”“有过一腿”“旱魃”等等,这些词的使用使他的小说变得明快,通俗,不呆板,不晦涩,有点诙谐的意味。 张炜小说语言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他的语言呈现出一种诗化、散文化的倾向。他的许多小说似乎更像是散文或者诗歌。我觉得这个特点和他的创作理论息息相

论余华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与生活命运 (1)

论余华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与生活命运摘要:性格与命运的关系紧密相联,不可分割。不同的人的性格会决定不同的生活命运,反之,生活道路的不同也会反作用于人的性格。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余华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将这二者的关系表现的十分突出,尤其是在90年代后创作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在文中,作者通过对普通人物进行余华式特有的加工处理,展现了人性中最为复杂的一面和历经苦难的多舛命运。由此,将文学与生活紧密结合,再次阐释了性格与命运的错综变换的复杂关系。 关键字:余华人物性格生活命运苦难坚韧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位作家是在用内心的绝望与呼喊写作,在他的笔下,将人性的善与恶描摹的真实生动,淋漓尽致。站在人生的高度,他将人物至于苦难的环境下,反复历练,层层盘剥,犹如高炉中的顽石,终数尽磨难,留下警醒与教训的碎片。这位作家正是余华先生。余华无疑是先锋小说中最具文化冲击力和颠覆性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偏离了以确立人的主体性为目标的新时期文学主潮,而且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传统构成了了解和颠覆。他的早期作品以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秘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世界,实现了文本的真实。但是自《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他的作品不再晦涩难懂,而是在现实的叙述中注入适度的现代意识,以简洁的笔触和饱满的情感尽可能地获得读者最广泛的共鸣。 读余华的作品,就像是经历了血和泪的洗礼,当文中的纷纷扰扰一次次地从我的心尖碾过时,仿佛深陷其中,常会在心中留下万般感慨,这想必也是笔者喜爱余华作品的最主要原因。《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是余华在转型后,在90年代后先后创作的,也是笔者在此文中主要论证的关键作品。而在这三部作品中,余华将人物性格与生活命运的复杂关系展现的到为全面。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说道:“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性格是与生俱来、伴随终身的,永远不可摆脱,如同不可摆脱命运一样;二是性格决定了一个人在此生此世的。 一.余华小说中的人性与环境 性格是指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相应的行为方式中的比较稳定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个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 [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浅析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

XX大学 毕业论文浅析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院系名称: 专业: 学生姓名: 学号: 指导老师:

XX大学制 二〇一五年月日 目录 引言 (1) 一、小说创作的悲剧意识表现 (2) (一)命运抗争者的悲剧 (2) (二)女性的悲剧 (5) (三)农村政治家的悲剧 (7) 二、悲剧因素 (8) (一)时代、社会因素 (8) (二)人物自身因素 (9) (三)作家自身的因素 (10) 三、悲剧意识的影响 (11) (一)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11) (二)对读者的影响 (11) 结语 (12) 参考文献 (13) 谢辞 (14)

引言 著名作家路遥(1949—1992),原名王卫国,汉族,是中国当代土生土长的农村作家。1949年出生在陕西榆林市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实在很穷就被过继给了延川县农村的伯父。他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过,1969年又回到家乡务农。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他发表了《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在他的不断创作下,1982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人生》,文中描写的是一个农村知识青年的人生追求和曲折的经历,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后改编成同名电影后,获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顿时轰动全国。而后又发表了《在困难的日子里》,并获得了1982年《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奖,就在这年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以恢弘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他在近十年间的广阔背景上,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出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的生活与社会的巨大冲突,纷繁交织在一起,把普通人在那种大时代的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道路全然的展现出来了。因此,路遥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但是不幸降临在了这个伟大的作家身上,他因肝硬化腹水,1992年在西安逝世。 由于路遥是出身于农村,所以他的写作素材大多是来自农村生活的,从农民的身上找寻写作的灵感。他从始至终都认定自己“是一个有着农民血统的儿子”,他是个农村人,但却有着城里人的思想,他坚信“人的一身中最大的幸福在于不断创作的过程,而不是在于最后的那个结果”。所以他认为“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才会活得更为充实”。他写的作品几乎都是对艰苦奋斗的人生旅途的关注。他从内心对农民就有一种潜在的认同,还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的小说大多以中国社会的变革为背景,塑造的是城里和乡下一系列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但是这些人物的命运却各不相同,而且大都是以悲剧结束的,在小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表现尤为突出。所以,悲剧意识成了路遥小说中一个显著的特点。

试论张炜《古船》的艺术成就

编号2011062155 毕业论文(设计) (2013届本科) 论文题目:试论张炜《古船》的 艺术成就 学院:文学院 专业:汉语言文学 班级: 2011级汉语言文学专升本 作者姓名:张俊莉 指导教师:张存孝职称:副教授 完成日期: 2013 年 4 月 28 日

目录 陇东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诚信声明 (1) 试论张炜《古船》的艺术成就 (2) 中文摘要 (2) 一、引言 (2) 二、小说结构分析 (3) (一)、历史层面 (3) (二)、精神层面 (3) 三、人物形象分析 (4) (一)、隋抱朴 (4) (二)、隋含章 (5) 四、小说意象分析 (6) (一)、古船 (7) (二)、老磨屋 (8) 五、结论 (9) 参考文献 (9) 英文摘要 (10) 致谢 (11)

陇东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诚信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是本人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成果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亲笔签名) 二O一年月日

试论张炜《古船》的艺术成就 张俊莉 (陇东学院文学院甘肃庆阳 745000) 摘要:《古船》是一部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比较独特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古船》回溯四十年当代民族历史、深入探究民族的灵魂的去旧迎新、并达到巨大的历史深度和开阔的视野,成就突出,内涵深刻。本文通过对《古船》思想与艺术的相互贯通,从多层次、多角度分析,深入解读作家张炜的作品《古船》。 关键词:艺术成就;《古船》;小说结构;人物形象;意象 一、引言 当代文学在1985年前后开始自觉地以文化视角对人的生存状态作理性的审视。这一视角的确立,使文学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整体意识和民族(地域)意识。作品的历史纵深感强化,对各种文化的特殊性的认识也较以往的阶级学、社会学的表现更贴近人的深层内容。一个仅有二十多岁的青年作者,一个有沉重的道德感,苦难意识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家,在《古船》中,以对历史血腥的真实还原与对现实苦难的直面相结合,在主人公抱朴的最终抉择中寓含了自己的期望:改革时期的民族文化人格亟待整合,民族发展要想避免重蹈覆辙,民族要振兴,必须作出新的文化选择。 《古船》以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农村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的变动为契机,以胶东小镇洼狸镇自土改至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史作背景,展开了镇上隋、赵、李三个家族间的恩怨以及以三个家族为代表的三种社会力量的消长和变化。这是一段刚刚逝去的历史,带着几千年的深刻印痕,与现实紧紧交织。这段历史中,三家族间的恩怨与历次政治运动相互纠葛:隋、赵、李三家人的命运浮浮沉沉,仁厚的、刚毅的、怨毒的、伪善的、怪诞的灵魂不断地轮回和重现。而其中,作者最想凸出的,是历史进程中两股相互较量的力:一股能够顺应和推动历史与人类的发展,另一股则会死死地拽住历史的行进步伐。历史在这种较量中艰难行进,这才是作者真正为民族忧虑的。现实承载着历史的重负,死人紧紧地拖曳着活人,《古船》中每一声沉重的叹息、痛苦的呐喊都扣击着人们的心弦。把笔触探及作为传统文化心理的母体与原型的农民文化意识、农村人际结构的深层,张炜的思考已提升到人类文化意识的哲学高度。 胶东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日里夜里牵扯着一个胶东青年的心灵,基于深切

论路遥《人生》中的爱情悲剧

论路遥《人生》中的爱情悲剧 摘要 路遥的《人生》1982年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对其的评论更是褒贬不一。《人生》中与时代命运息息相关的爱情,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高加林这一苦闷、追求、盲目的特殊心理,引起了社会青年的共鸣,而他身上所体现的那个时代的爱情观也成为路遥在其小说中爱情价值观的缩影。 路遥的爱情观源于陕北特有的社会地理环境、传统文化底蕴和他个人的情感经历,表现在作品中一是对以土地为载体的母性意识的依恋,二是对肯定自我的现代女性意识的追求,三是对美好爱情的悲剧结局的表现,这就形成了路遥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相互扭结的悲剧性爱情观,其实质是两种文明的冲突。因此,本文在联系社会大背景的前提下,主要分析《人生》的悲剧爱情、路遥的爱情价值观以及两者的当代价值等三个问题。 关键词:路遥《人生》爱情悲剧

Abstract Lu Yao's " life" was published in 1982 and subsequently, in the community has aroused strong repercussions, the commentary is mixed. " Life and times" in fate 's love, has become a major concern, this anguish, Gao, blind pursuit of special psychological, caused a society of Youth Chorus, and he was the embodiment of that era 's view of love has become in its novel love values of the miniature. Lu Yao's concept of love from North Shan special social environment, cultural tradition and his personal emotion experience, manifested in the works is on the land as the carrier of the maternal consciousness of attachment, two is a positive self modern female consciousness pursuit, three is the love of the beautiful tragedy performance, this on the formation of Luyao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in mutual kink tragedy sexual love, its essence is the two kind of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refore, this paper on the social big background, mainly analyzes the" life" of the tragedy of love, his love values and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ree problems. Keywords: Lu Yao " life" love tragedy

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零度写作

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 零度写作 集团文件版本号:(M928-T898-M248-WU2669-I2896-DQ586-M1988)

文学与对汉语学院本科生学年论文 题目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零度写作 专业对外汉语 学号 姓名 指导教师 分数 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零度写作” 学生:熊风 指导教师:何文善 摘要:余华前期小说中对鲜血、暴力和死亡进行了大力渲染。暴力,血腥在余华小说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余华在进行创作时采用零度笔触手法。本文将通过零度写作的兴起,传播及其对余华小说创作的影响,分析暴力、血腥、死亡在其作品中的内涵要义以及形成的原因,揭示其“零度写作”的巨大魅力。 关键词:暴力;余华小说;零度写作 A Study on the Violence and "Zero Writing" in YuHua's Novels Undergraduate:XiongFeng Supervisor:HeWenshan Abstract:YuHua's early novels applying many colours to a drawing blood, violence, and death. Among of them ,violent, bloody in novels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https://www.doczj.com/doc/5016313416.html,ually,yuhua in writing brush with zero technique.So,this text will zero the rise of writing, spreading and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creation of novels by yuhua,

余华小说的创作特点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 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二、人性善的渴望与呼唤 许多评论者都指出,暴力和血腥充满了余华前期的所有作品。的确,余华自己也曾说过他自己在追求一种精神的真实。试图展示一个不曾被重复的世界,一个不被试验重复的世界,因而他对现实世界采取了怀疑与拒绝的态度,他倾听到的是世界崩溃的声音,这种怀疑的态度导致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了破坏,当然也就与暴力紧紧联系在一起。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一踏入社会,感受到的就是欺诈与暴力,而之后的《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余华将这种暴力由陌生人之间演绎到亲人之间,甚至自残。余华为何如此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展示一幅幅鲜血淋漓的人生图景,一次次暴露人性之恶呢面对世事的险恶与人性的可怕,余华充满了愤懑与焦虑,不遗余力地刻画了人性之恶正是因为他心中强烈的渴望人性之善。正如鲁迅先生在讲述阮籍嵇康反封建的行为时所说:“表面上毁礼教者,

论张炜小说的苦难性

论张炜小说的苦难性 摘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张炜是重要的作家之一,在他的作品中,以其独特的创作,众多的作品,张炜小说深刻地描写了女性的苦难,社会的苦难,文革的苦难,张炜对苦难的描写真实而生动,具有典型的悲剧意义和深沉的悲剧力量,张炜从社会生活中发现了人物的悲剧,发现他的作品深藏于其中的苦难。 关键词:张炜苦难女性社会文革 1 女性的苦难 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在社会中承受了了身体的苦难。张炜的作品中,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凶残与丑陋,对女性的身体所承受的苦难做了淋漓尽致而生动详细的描写,尤其是女性身体遭受暴力的侵犯。“后来那些狗娘养的还不是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其实早就糟蹋了。她忍着羞辱,因为要活着侍奉公爹。”一个女性被生活所逼,成了裸体模特。“再后来又有人提出给她画裸体素描,她扭扭捏捏,还是答应了。就这样,关于她的裸体画不知怎么落到了其他人手里。有关部门追查起来,就找到了她。那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差点儿把这个姑娘从根上毁了。当时她气愤地提出给自己做个体检,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完美的姑娘。可是这种检查不但没有给她带来更好的名声,反而使她的誉一落千丈。在街道上,她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一走向街头,人们就尾随她,有的还对她做出各种淫荡的手势。” 女性不仅承受了身体的苦难,还承受了精神和心灵的苦难。张炜通过女性形象的描写,尤其是女性既没有财产权又失去尊严的生存状况,她们只能在社会中动荡浮沉,受尽非人的侮辱,却没有任何出路。 2 社会的苦难 张炜以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广阔地描写了当今社会,再现了当今社会的黑暗。“其实人家倒极有可能是新贵,是传统农民蜕变而成的第三代,是孙子,这些孙子一旦进了城,做高官做大买卖,或者更有甚者,敢组织黑市社会贩毒走私,收藏吓人的艺术品。” 张炜尤其描写了农场的工人的生活,农场的工人的工作环境的恶劣。去年的这时候,一个人比你还年轻呢,只伤了一个小脚趾,后来先把两根脚趾截去,再后来又是截取脚掌。这里条件太差。张炜用第一人称“我”,更加直接地真实地揭露当今社会的苦难。当父亲好不容易结束了牢狱之灾,欢天喜地与荒原上的一家人会合是,怎么会想到更漫长的苦役在等待他?不久就被押到南山的水利工地上了,编在了一些由释放的罪犯组成的二队。民工春夏秋一律住在简陋的工棚里,冬天则搬到深入地面二分之一的地窖子,”以几个段落的描写了当今社会的苦难。张炜无情地揭露了社会的苦难,“于是他们重新找来一副脚铐,是刚刚让铁匠锻出来的,还没有凉透就硬套到你父亲脚上。那时他脚踝上的皮立刻掉下来,满街

论余华小说的戏仿

论余华小说的戏仿 内容摘要:余华是中国先锋小说创作较有成就的一位作家,戏仿是其先锋实验的重要技巧,本文将试着从模仿与颠覆等几个方面论述余华小说中的戏仿,从而揭示其文本的内在意蕴与本质。 关键词:戏仿隐痛真实突围 戏仿,又被称为谐仿,是指在自己的创作中对他人的文本进行模仿和借用,以达到调侃、嘲讽、游戏甚至致敬的目的,它是属于二次创作的一种。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戏仿都是文本创作的一种重要形式,例如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是经常被戏仿的对象,人们对莎的剧作进行解构和再创作,达到了改写经典的目的。在中国,戏仿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创作方式,“五四”新文学时代,鲁迅的小说集《故事新编》里的许多故事都可以看成是那个时代戏仿作品的代表作,而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戏仿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在中国可谓是出现了一个高潮,许多作家都取得了不小的建树,余华同样走在了前列。余华作品戏仿的对象大都是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文本,这些文本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评判已经根深蒂固,而余华正是通过自己的改写和颠覆,达到他渴望人们重新认识经典以及重新审视传统价值的目的。 一、戏仿,“戏”与“仿”完美结合: 戏仿,它不仅是一种具有现代精神的文学创作,同时它也是一种具有后现代精神的文学创作,它是二者融合的结晶。余华在小说创作时套用经典文本的内容和形式,同时借用了被戏仿作品先前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和期待,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仿”;另一方面,他又在模仿过程中进行一定程度的颠覆,从而达到最终的滑稽、荒诞和游戏性、讽刺性效果,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戏”,二者都包含了丰富的意蕴和内涵。 (一) “仿”:现代精神的模仿 一个作家在进行戏仿文本创作的时候,必须要有被模仿的对象,余华模仿的对象类别较多,有才子佳人小说,有侦探小说,也有武侠小说,他在整体框架上继承了这些小说的传统模式,在人物安排上和角色定位上也紧随经典。从他的小说《古典爱情》的命名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十足的模仿文本,是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重新对所谓的“古典爱情”进行诠释,从中窥视另外的不相雷同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意蕴。在文中,作者主要描绘的是柳生和小姐惠之间的故事,二者的角色出场和古代才子佳人的角色如出一辙,柳生“身穿一件青色布衣,下截打着密褶,头戴一顶褪色小帽,腰束一条青丝织带”,可见他是一个正宗的寒衣士子,同时他“能写一手好字,也能画几支风流花卉”,这是才子应该具备的共性特征。在明代的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中,苏友白的境况是“父母俱已亡过,家下贫寒,尚未娶妻,祖籍不是金陵人,也没甚么亲戚”,也可谓是茕茕孑立,落魄不已,但是他“美如冠玉,润比明珠。山川秀气直萃其躬,锦绣文心有如其面。宛卫玠之清癯,俨潘安之妙丽。并无纨袴行藏,自是风流人物”(1),可以说是仪表非凡,满腹经纶。当然,这些才子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他们似曾相识几乎雷同的形象无一不带上作者自己的影子。作者赋予他们才识的同时,也赋予了他们孜孜追求的精神品格,柳生一而再再而三的考取功名,虽然屡战屡败可仍旧是

浅谈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论文

浅谈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论文 纵观著名作家路遥的110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毫无疑问,这部被称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的旷世之作,是在用悲剧性质的精神贯穿始终的。以下就是浅谈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 正如著名作家贾平凹所说:“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他的文学就像火一样燃出炙人的灿烂的光焰。”{2}在中国,“夸父逐日”的神话故事可谓家喻户晓,那个持之以恒,用生命在追逐太阳的夸父,也成了悲剧人物的形象代表。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悲剧是个美学范畴。随着文学的发展和美学理论的丰富,这个美学范畴与中国美学理论、文学理论、文艺理论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并不断发生着或明或暗的演变,这对于文学文本和读者的交流,都有着积极的意义。路遥正是以这种巨大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将《平凡的世界》的阅读领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才使得这部皇皇巨著成为激励千万青年的经典,并成为老师和学生最喜爱的新课标必读书。著名作家陈忠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路遥获得了这个世界里数以亿计的普通人的尊敬和崇拜,他沟通了这个世界的人们和地球人类的情感。”{3}由此可见,一个作家的悲剧意识和一部作品的悲剧精神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它更容易在广大读者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从中国文学的现状出发,重新思考路遥在小说中的悲剧美学理论,并将一系列的概念系统化、明确化,探讨出《平凡的世界》的

悲剧美学理论体系,就成了当代文学评论家不可忽视的一个课题和应该肩负的一个历史责任。 《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数以千计,但主人公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纠葛成了这部书的一条主线。孙少平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独立意志、独立人格和独立力量的人,但矛盾的是,他的这种独立性与当下的世界常常是对立的、互相难容的,自然而然,悲剧性就由此延伸开来,直到这种自我感受的悲剧与整个宇宙、整个客观世界、整个大自然进行了割据、演变、蜕化,最后形成分裂和对立,由此也就形成了路遥作品中悲剧意识灵魂拷问的内涵与外延。《平凡的世界》在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人永远无法摆脱自身带来的灾难,个体的自己永远在灾难与灾难的威胁之中,于是乎,人的生存过程总是缺少安全感。无论孙少平是在乡村、学校、城市、煤矿,他的存在都是孤独的,结果都是悲剧的,虽然他无时无刻不在争辩、反抗,但其结果必然是这种反抗永远没有取得胜利的那一天,因为这种反抗本身就是一种悲剧。 人的悲剧是由于人的自然本能欲望永远无法满足造成的,路遥深谙此道,将这种悲剧意识在孙少平身上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呈现,人无法避免错误,因而人也无法避免自己的悲剧。也许孙少平总是在追求的那种看似崇高的目标,在现实环境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孙少平在矿井下向工友们讲述《红与黑》中的故事情节,工友则将他心爱的小说集撕得稀烂;孙少平与在省城报社当记者的田晓霞心心相印,但他等来的却是田晓霞在洪水中死亡的消息;特别是孙少平在梦幻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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