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法制创新的基础性问题
本文是对有关金融法制创新的不同角度基础性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全文参考和摘取于发表于法学期刊的一些金融法制论文，论文内容涉及金融法制的现代化、和互联网有关的金融法制、民间性的金融法制、市场中的金融法制、金融的安全和金融法制的现代化。所收集的相关文献着在重点理论问题的分析，也有金融界专家对金融活动的观察与总结，包含了对于金融法制领域的前沿问题研究。由于收集的文献范围所限，本文并非一个有独特见解和面面倶到的中国金融法制发展综述。笔者试图将文献中的主要观点和关于中国金融法制特质的闪光点予以归纳，以供大家简要了解和参考。本文所选择文献的范围和文章篇幅受到笔者能力水平限制，对于上述文献的综述有不尽全面和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有关金融法制建设的一些思考
什么是金融法制？我认为金融法制建设其实就是金融法规的建设，金融法规，即人们常说的银行法，是把金融管理中比较成熟、比较稳定，并带有规律性的原则、制度和办法、采用立法的形式加以条例化、规范化，并以国家政权的名义颁布实行的金融管理规则。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等范畴各种法规的建立和完善，建立和健全统一的、具有我国特色的、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法制势在必行，以下是我国金融法制建设的现状。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业务的不断发展，金融法制建设取得丁一定的成果，法制观念正在深入人心。它的颁布和实施，对于维护金融的正常秩序，维护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并为今后建立完整、全面的银行法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但是，目前的金融法制建设还很不完善，仍然是薄弱环节，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金融法规不健全，使金融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由于全国没有统一的金融法规，各专业银行自行制定一些适合自己利益的方针、政策，往往在改革的进程中各行其是，造成在贷款上有求必应、盲目支持，甚至违反政策，采取不正当手段，争抢存款，争抢贷款，以及受地方行政部门干预，发放一些不合理贷款等现象，带来信贷资金呆滞、沉淀和损失，使已经制定的金融法规失去约束力，不能真正贯彻执行，流于形式，影响金融业务的健康发展。
第二，金融法规不配套，缺乏规范化和系统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有的法规显得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例如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我国金融市场，由于缺乏规范化和系统化的金融法规，各地方、各专业银行先后制定的一些管理办法很不完善，股票与债券的发行，社会集资的管理等等，都显得有些混乱，一定程度上限制定初级市场的发展。因此，如何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理和引导，确定合理的直接融资规模，影响间接融资流向，建立公平诚实的证券市场，都迫切需要尽快制定金融市场以及债券、股票发行交易的管理法规，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第三，缺乏专门的金融法制管理机构和专门人才，影响了金融法制建设的进程。虽然人民银行总行设有条法司，但省以下各级人民银行和各专业银行没有专门管理金融法规的机构，更缺乏这样的人才，给立法和执法带来困难，银行与银行之间、金融部门与企业之间的业务纠纷、经济纠纷以及违反政策、纪律的行为往往得不到正确、及时裁决和处理，金融机关法制管理乏力。
针对以上的我国金融法制建设的现状下面谈谈如何加强金融法制建设
第一，提高对法制建设的重要性的认识。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能够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健全统一的金融法制，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在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方针指引下，金融部门干部职工，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对金融法制建设的认识，广泛开展金融法制的宣传教育，不断增强金融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掌握处
理金融纠纷的法律程序，提高法律工作能力，知法、守法，在金融工作中真正做到依法办事。
第二，建立必要的金融法制管理机构和法律顾问机构。目前，我国金融系统懂得专门法律知识的人很少，省级以下人民银行及专业银行没有管理金融法规的机构，这与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要求是很不相适应的。建议，一方面从司法部门适当抽调一批符合四化条件的干部充实银行法律工作队伍，一方面可以自己培训法律工作人员，提高法律干部队伍的素质。各专业银行及省级以下人民银行要加快组建条法机构，建立行业法规研究组织和法规信息网络，开展条法研究，把分散的、个别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集中交流，组织法规执行情况信息反馈，开展法律咨询，以适应金融体制改革和业务发展的需要。
第三，借鉴国外经验，为我所用。在金融管理中，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银行法，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借鉴外国对我国有用的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金融法制体系；制定并修订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法规，在条件成熟的地方，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的金融法规，使之与中央银行法规配套成龙，共同构成完整的金融体系，从而使我国金融管理走上健全的法制轨道。
二.市场经济发展中有关金融法制创新的问题
我国金融改革在经历十几载风雨春秋后，又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新目标，即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体制和运行机制。一位资深经济学家曾指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离开了法制，市场经济就不可建立。因此，这一新的改革目标使本来就脆弱的我国金融法制显得捉襟见肘。笔者欲通过对中国金融法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所存在的问题分析，进而提出推进的意见。
一、金融法的发展与特点
我国金融法主要围绕金融体制改革而发展，具体有这样几个方面；1，确立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地位，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2、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它包括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其他各种调解手段。3、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发展一些新兴金融业务。4、改革单一的银行传用形式，促进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5、改革信贷资金供给制，加大信贷杠杆调节经济的能力。6、调整利率政策，逐步理顺利率体系，加强利率管理。7、改革封闭型的银行管理体制，扩大和国际市场的联系，加强国际金融合作，积极引进外资，加强和改善外汇管理。我国金融法的特点：①立法思路，主要考虑到与金融体制改革配套，所以，我国金融法形成了从产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整个逐步演变发展过程。②立法形式，由于受立法思路的影响，在立法时有权宜之计之嫌，很多法律规范只是暂行条例或暂行办法等，缺乏稳定性和权威性。现行所有金融法也仅表现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法令和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规章。③立法内容，由于金融立法全部表现为行政法规和规章，所以，在内容上更突出行政法律关系调整，带有较强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而作为非行政机关的法律主体往往缺乏真正法律上的平等权利，规范中多为禁止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甚至以行政命令取而代之，较为典型的是现金和利率方面的法规。④立法的体系，已初见主体框架，内容也包括了几个方面，形成了几大类，但在许多方面还是空缺，有的方面虽有部门规章，却不具有法律的权威性。
二、金融法的问题与思考
我国金融法的上述特点，必然使它在取得重大发展的同时，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日益暴露出它的种种弊端。
（一）缺少金融法的“基本法”。银行法在各国金融法中以其重要地位被称之为金融法的基本法。各国银行法大部分为中央银行法和普通银行法。中央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的性质、职能、法律地位、货币政策工具、组织体系与管理体系，以及与政府、其他部门、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普遍银行法则规定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职责、权利、义务和经营行为。
（二）立法滞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尚方宝剑”仍在高悬。金融立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金融立法思路与法律相对稳定性的矛盾。金融立法滞后，一方面表现在立法数量不足，由于缺乏许多重要法律、法规，金融法律体系不够完备，因而在许多重要领域出现无法可依局面。表现比较突出的是金融市场管理、金融信托管理，票据管理和涉外银行管理等方面。另一方面表现在已有的法规与现行或即将运行的金融机制差异性太大，这主要是原有的一些法规是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或在立法时仍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情况下出合的。（三）与国际金融市场惯例存在差距。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最终结果将是与国际市场经济全面接轨。我国金融立法充分考虑国外法律的共性和国际金融市场惯例是十分必要的。但目前，我国金融法规与此差距不小。（四）落成的立法方法——政府部门职能立法。我国立法中的政府部门职能化是计划体制下的产物，一些八届人大代表和八届政协委员曾批评道，现在的立法实际只是部门立法，法律草案由政府部门起草，它带有许多问题。立这个法，对主管部门有利就积极，反之，有约束，就拖。加之由于从部门的角度考虑问题，就不能超脱，制定出来常常像部门的工作手册、条例，而且执行时同其他部门或法律有冲突、矛盾。我国金融法目前存在的上述较为突出的问题亟待改革，否则，将不利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体制的建立。
三、金融法的改革与推进
针对金融法目前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革新金融法律体系作为金融法推进的根本目标。
（一）面向市场，确立新的金融立法观。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金融法应该充分反映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即公平自由，平等竞争，等价交换等。反映公平自由，就是保证各行为主体应该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受法律的同等保护和受法律的同等制约，在法律赋予的权利范围内被禁止的行为范围以外有自由选择行为权利。因此，金融立法，特别是基本法律不应是带有行政管理色彩的部门规章，任何行为主体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而不是行政上下级关系。这就需要改革现有的立法方法，采取比较超脱的立法方法，以人大常委会牵头，组织各方面的立法专家进行操作。改革现状的途径；一是在有关法律中进一步明确合同成立的基本条件，并加重违反合同的责任，二是司法实践中对合同效力的认定，主要是审查其是否建立在自愿、意思表达真实的基础上，不要以合同中小的过错来否认其效力。
（二）面向世界，金融立法国际规范化。金融管理的计划管理性是最强的，因此，往往立法中非常强的计划管理特征总容易被认为是中国特色。适应市场经济的金融立法不应再强调中国特色，而排斥与外国法律和国际金融惯例的相容性，反而，更应向国际规范靠拢。笔者认为，至少在这几个方面可有所作为：1、按照各国通常的作法，改进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手段，依法确定已证明行之有效的中央银行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及其具体操作办法。2、在明确各银行企业化的性质后，法律规定对各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和资产风险控制的监督体制，并规定相应的硬指标。3、我国全面采用新的会计制度，进一步向西方会计制度靠拢。原有的有关银行会计制度的规章都要变革，需要新制定相应的法规。4、金融立法应向放松对金融机构间业务融通渗透的管制的方向改革。当今全球范围内的金融革命风起波澜，各国都放松金融管制，允许商业银行经营全能化，银行业与证券及其他金融业的融合已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潮流。我国金融改革和金融立法势必顺应这一潮流。
（三）建立科学的金融法律体系。
我国金融法适应市场经济应有一个科学体系。如何建立这一科学体系，首先，应早点拿出几个基本法律来。如中央银行法、金融机构法和普通银行法、信托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国际银行法或外资银行法等。其次，围绕这几个基本法律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再次，加快制定包含金融法律条款的其他基本法律建设，如制订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投资法等。修订现有的其他一些法律，补充必要的金融方面条款。此外，对有些
方面中央立法还不成熟的，可让部分地区自己先制定地方法规试行，还要加强金融法规汇编和编纂工作，对以往制定的适应计划体制经济但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法规、规章要加以修改或废止。
三.和互联网有关的金融法制创新问题
这一两年来，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繁花似锦。互联网金融的法制问题也随之成为法律界的新焦点，百家争鸣、众说纷纭。
第一个基本认识：互联网金融不是互联网企业的金融，而是以互联网方式提供的金融服务。
曾经有人这样分类：把互联网金融划作IT公司的专利，把传统金融企业在互联网上的努力冠以“金融互联网”之名。对于这种分类，我们曾认为是浅薄的文字游戏。后来，我们作了一个专项课题，发现事实恰恰是这样划分出两大阵营，不仅背景不同，而且从事同类业务的规则约束也相去甚远。从支付到贷款，从理财到其他中间业务，样样如此。互联网时代的发令枪已经打响，传统银行突然发现，自己是负重前行，而另一条跑道上的IT新贵是轻装上阵，甚至是“裸奔”。这样的比赛，可能赛不出更快、更高、更强。所以，第一个基本认识是，谈互联网金融法制，要谈所有以互联网为生产工具的金融服务方式。
可是，互联网金融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怎么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讨论呢？这就是我们想阐述的第二个基本认识：互联网金融应坚持准人，有标准才能去芜存菁。
金融是个有门槛的行当，不是各路好汉尽显其能就行，因为它涉及公共经济安全。如果有一个P2P平台敢给你2分的月息，在惊喜之余，你更应该考虑一下能不能拿回本金。高价高风险，这个P2P平台哪来这么大本事保障安全？它要是卷款跑路，成千上万个家庭就会身陷泥潭，求助无门。所以，互联网金融也同样应套上准入框架，让“神马”、“野马”有序竞争，甚至需要把不驯服的“赛马”逐出赛场，以保障安全，维护秩序。
准入的方式可以是增发既有牌照数量，比如多几家银行牌照；可以是创新牌照门类，比如支付类机构牌照；甚至可以是拿到某个业务品种的牌照，比如淘宝的基金第三方技术服务平台资格。但至少，你得有个金融牌照，表明你上台表演的起码水准与公信力。
当前，民营银行试点开闸，国家对民间资本的鼓励在传统金融领域产生了鲇鱼效应。但那是资本的活性，不是业务的韧性。房地产也可以有民营资本，但你得服从房产调控政策；能源也可以有民营资本，你也得遵从“两高一剩”的要求。民营的互联网金融，同样，请领着你的“号码牌”，上来和传统大鳄同台竞技。
这样又产生了第三个问题：牌照要求会不会约束互联网的创新能力，会不会影响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便捷性，会不会影响客户体验？这是我们想阐述的第三个基本认识。
会，当然会。这就要求我们的互联网金融准入门槛更科学、更合理。有助于普惠金融的“触网”设计，应一体均沾，全行业都能应用。但如果利用互联网技术特性，破坏大众信息安全，影响金融稳定呢？“不义而富且贵”，不能为也。前阵子央视报道，通过手机支付，WiFi 技术平台能把全程信息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样当然能帮客户预填好信息，提升客户体验；这样当然也有助于大数据精准分析，精准营销客户；但这样也可能替客户把钱花了。这样的互联网技术创新就应受到制约、锁进牢笼。新技术在金融的应用，应该更稳健、更安全，而不是放任或者冒进。前段时间中央银行叫停微信支付就是最好的佐证。
互联网金融高歌猛进也暴露出大量的法制空白与套利空间，如何打造法制新环境，保障互联网金融的健康有序？我们的几点思考如下：
其一，回归互联网金融的本质，让规则一脉相承。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所有管制金融的精神与原则，应该体现在传统金融上，也应该体现在互联网金融上。千万不要为了互联网金融另起炉灶，另外来一套立法，这不但会割断金融监管体系的内在联络，而且有两套立法就有制度差异，有差异就有空间，有空间就有套利，人为制造了麻烦。
其二，满足互联网特性，供应配套法律制度。互联网金融因优质客户体验一呼百应。可是，这种体验在金融产品上还只限于公募基金等几个零星的产品。大量蠢蠢欲动的新金融产品，还局限在小打小闹的狭小实验区，因为很多问题在法制上存在太大的不确定性：大量的线上非面对面交易，如何判断你是谁？如何确认金融合同的成立和清偿？如何保护未曾谋面的债的善意相对人？这些是互联网金融首先应回答的基本秩序问题。还有，网上交易的有效证据与举证责任分配，也面临着和电子商务同样的拷问。网上担保的设立与公示，也是现代物权法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上海钢贸和青岛港事件冲击着银行业法律人的思维。原来我们以为有仓单，是把仓储人拉进来多一个人一起承担风险。现在却发现出了假仓单，连善意取得都不再有适用余地。那么是不是得回归到动态动产质押的模式？可是这个模式怎么能适应大宗商品线上交易的要求，怎么可能一边线上质押一边线上看货？那么可以做电子仓单质押吗？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这种质权的设立是登记生效，还是交付生效？在没有登记机关的情况下，怎样算是有效的交付？在仓单开具人的系统平台上，尽管仓单显示在银行名下，它算是实现了控制与占有吗？
其三，关注技术风险，控制系统性风险冲击。金融是个非常在意安全的行业——三十六行里，除了关涉生命安全的，就该数金融行业了。因为它牵扯着千家万户的最基本财产安全，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经济稳定。在利用互联网技术发展现代金融的时候，除了利用它快捷、便利的优势，还得关注它的负面冲击力。它脆弱、淘汰快、交易难辨识、不良影响瞬时扩散。如何防止技术上的弱点引发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很值得研究。比如，“光大乌龙事件”如何防范与化解，如何规制个别第三方支付机构出现过的业务中断，如何为电子支付设定限额与保险，防止因非授权交易而出现的破产。
如果我们暂时不能给这些繁杂的民商事问题以明确的条分缕析，那能不能引进保险，让风险缓释制度来消灭争议，也消灭对后面民事责任分配问题的法律拷问？特别是现在银行支付没有备付金、没有支付保险，而司法越来越注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情形下，需要急为先用，不然银行可能会因支付而破产。
其四，深入业务新型态，及时回答应对新挑战。在互联网金融的大草原上，已经野蛮生长出很多奇花异草。这需要我们法律人潜心研究，及时应对。由于实名制的薄弱，互联网金融中洗钱的问题分外刺眼；P2P的总量越来越大，却一直游走于非法集资的边缘；私募的财富管理产品，披着合法债权的外衣解构成公募的团购；大数据的发达背后潜藏着客户信息的滥用与垄断。这些问题，有的随着业务模式的淘汰而成为历史的尘埃，有的却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无从躲藏回避。“发现、直面、研究、解决”才是保障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王道。
四.民间性的金融法制建设的一些问题
民间金融即非正规金融，世界银行将它界定为没有被中央银行或监管当局所控制的金融活动，是我国对于在国家金融体系外运行的金融活动的统称。它在人类历史中源远流长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在我国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事物。建国以后至今我国民间金融的法律环境并不理想。以前，我国一般是按照所有制对金融体制进行划分，“民间金融，就是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其后，国内学者多数以资金活动是否纳入国家的金融管理体系，或者是否具有监管性为标准进行界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民间金融界定为非正规金融、地下金融、场外金融、隐形金融或体外循环金融。
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对民间金融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它是没有被中央银行监管当局所控制的金融活动，通常称为非正规金融。在此前提下，学者们分析了民间金融的各种主要形式，如天使融资市场、民间自由借贷、企业社会集资、滚动储蓄信贷协会、合会等，并发现，民间金融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形式，各国所谈论的话题是哪些民间金融需要规则与需要什么法律规制，而没有讨论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意识。
可见，国内研究似乎还在为探求民间金融是什么而努力，并且将此视为确立其地位（合
法化）的前提。而国外研究则仅仅将民间金融视为一种可以产生后果的行为（活动），并认为只有得到法律评价的行为才产生法律后果——肯定与否定，并以此为法律规制的前提，除此外，民间金融是自由的。由此表明，国内外理论在预设前提、研究目的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然而，如果我们怀揣人类对法治社会的理想，就应承认法律虽然可以通过确定地位的差别追求实质正义，但是任何法律衡量都离不开对形式正义的满足，由此决定了法律实效来自于对行为的评价，而不是来自于地位的界定。法律规范不可能作用于行为之外的领域。这是否意味着国内理论的很多努力付之东流了呢？究竟是理论的问题还是民间金融本身的问题？如果是理论的问题，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重新确定民间金融在制度中的预设前提和目的追求呢？如果是民间金融本身的问题，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审视其存在的理由呢？
一、民间金融为什么存在
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比较完善，正规金融占据主导地位，但民间金融仍是满足不同社会需求和促进国家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因为民间金融可以为正规金融难以顾及的资金需求提供帮助，譬如，农村或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同时，由于民间金融是以信用为基础开展业务，它可以获得其成员的认同。发达国家最主要的民间金融形式——信用合作社的就是起源于此。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基本上都采取了“金融压制”政策以集中力量发展民族经济。金融压抑政策造成了正规金融垄断和整体金融效率低下，致使正规金融内累积的风险增加，却为民间金融的兴盛提供了条件。这是因为非市场的组织形式常常随着市场的缺失而出现。比较而言，金融抑制说难以解释发达国家民间金融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信息说则可以较好地解释所有国家和地区民间金融产生的共性原因，这也是民间金融的内生性所在。民间金融之所以在各国具有不同的发展形式和程度主要原因在于其外生变量不同，这些变量主要有社会环境、社会习惯、贫富悬殊状况和信用发展程度等因素。或者，与其说是民间金融影响了其所在国家的社会环境，不如说是其所在国家的社会环境决定了民间金融主要的社会功能和发展状况。由于现代社会都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所以民间金融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也不会消失。
二、“民间金融合法化”检讨
“民间金融合法化”一度成为国内民间金融研究的基点。但从法学角度考察，民间金融合法化是个价值判断，它在满足对于民间金融地位确定的同时，却暴露了其对行为评价的忽视，这容易出现先人为主和以价值代替事实的问题。
“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提出在我国有很深的历史背景，它是人们针对民间金融长期处于“非法”的状况而提出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摆脱贫困落后的社会状况，政府欲在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集中财力发展国民经济，于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垄断了所有金融资源。这不仅符合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而且对恢复国民经济也起到了一定历史作用。但由此遗留下来的定式思维和制度安排成为了坚决排斥民间金融的惯性力量。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国家垄断的金融制度安排从观念上和制度上都屏蔽了社会对民间金融的关注，致使我国长期没有正视民间金融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功能。不仅如此，民间金融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成为非法金融而长期遭到政府严厉打击。改革开放后，政府对待民间金融的观念虽有所松动，但民间金融的法律环境并没有多大变化。虽然“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提出有着很深的历史背景，“合法化”也集中表达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期望政府给予民间金融应有法律地位的殷切期望。但在笔者看来，这个命题本身却不无疑问，它至少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这个命题暗含“民间金融就是好”的前提，遮蔽了我国民间金融良莠不齐的客观现实。第二，这个命题单纯要求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忽视了法律对民间金融具有保护与惩罚的双重功能。第三，这个命题有很强的“官民”对抗性，不利于集中力量创造我国和谐的民间金融法制环境。因此，“民间金融合法化”实质上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命题，而是一个内含非理性对立情绪的对民间金融法律地位的态度性宣示。依笔者之见，“民间金融合法化”命题莫如更换为“民
间金融法制化”，这样在内容上既包括合法肯认又包括对非法的遏制，在态度上既显得进取又不失冷静。同时，“民间金融法制化”的命题为正确的预设民间金融在法制中的前提和目的建立了有效的约束条件，从而有助于我们回答哪些民间金融需要法律规则和需要什么法律规制的问题。
如上，由于现代社会永远存在信息不对称，金融系统中便少不了民间金融。民间金融法制化成为保障其健康发展的理性选择。但是，现代制度面对民间金融的选择无非在于金融抑制与金融自由之间。金融抑制政策实质是制度完备主义的体现，它试图通过制度抹杀民间金融这个不灭的幽灵，不承认制度认可范围外的民间金融的存在。金融自由政策的实质是制度不完备主义的体现，它承认制度应具有有限性，法律制度对涉及范围内的民间金融有约束力，法律制度外的民间金融则是自由的。可见，金融抑制政策将目标设定为积极自由，而金融自由政策却将目标设定为消极自由。在哈耶克看来现代的建构主义者崇尚以制度奴役生活，自然也偏好排斥制度外的事物，但是建构主义崇尚的积极自由往往铺就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因而，金融抑制政策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当然还有其它可批评的原因），而金融自由政策日益受到推崇。我们无意于探讨金融自由，但是金融自由所预设的前提和追求的目标正好可以克服我们在金融抑制政策下出现的“合法化”陷阱，因而，金融自由至少对于民间金融是有效的。这便要求承认国家金融政策有限性，通过构筑民间金融法制化的界限，对该法律边界之内的民间金融予以规制，而法律边界之外的民间金融则自由。
有学者通过对央行“只贷不存”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模式和银监会农村金融市场开放模式的比较研究后发现，认为央行模式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着政府介入过度、资金来源单一化以及监管模式不透明等诸多弊端；银监会农村金融市场开放模式更注重盘活民间金融存量，定位于乡村银行的重新组建，降低了农村金融市场的进入门槛，为不同投资主体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且监管框架比较清晰，充分注意严格的监管与鼓励金融创新的统一，注意到保持农村金融市场活力与适当控制风险的统一。有学者将农村民间金融的组织形式并归结为三类：农村民营银行；建立农村社区合作金融组织（非银行金融机构）；吸收民间资本入股农村信用合作社。主张对那些比较成熟的民间金融形式进行确认和规范。并以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为例，台湾地区以“民法典”之债编709条对合会进行规制，效果明显。
当然，究竟采用何种立法思路与规制模式，至今仍未达成统一观点。由于专门法律、自由、监管与组织形式构成了各国规范民间金融的基本要素，因此民间金融的组织形式及其内部的机构设置、人员构成以及治理结构的规则设计，以及运营范围和方式的制度安排都是立法需要考虑的重点，并且应在消极自由理念下通过民间金融与政府博弈形成最终的制度选择。本文对民间金融的规制问题只是提炼了几个元素，深入而细致的具体制度设计，有赖于将来的继续探索。
五.有关金融安全法制创新的问题
我国金融风险的形成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借款企业信用观念差，大量拖欠信贷资金以及各级政府行政干预等外部原因，也有金融机构内控机制不健全，经营管理不善，违规经营等内部原因；既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既有微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宏观方面的原因，但归根结底在于社会各方面金融法制观念淡薄，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执法不严。因此，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不仅要采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更应加大法律手段在防范金融风险中的运用力度，强化金融法制，使之与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相互配合，共同作用，才能真正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强化法律手段在防范金融风险中的运用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健全和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建设金融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特殊行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涉及到国家、企业，其它组织以及社会公民等各方面复杂的金融、经济关系，
其活动包括存、贷、结算、投资等各种金融活动，为了保证金融活动的顺利进行，促进金融关系的正常发展，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防范和规避金融风险，保障金融资金安全，必须健全和完善金融法制建设，使金融活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据可查。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以及面临的内外金融风险，必须对已颁布的金融法规加以进一步完善。现有金融法规大多比较原则和概括，有一定的实施难度，因此，应尽快制定与现有金融法规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和规章，使之更具可操作性；通过健全金融法制，为金融业依法治行，防范金融风险提供法律保障。
（二）加大银行业依法经营力度无法可依就会失去行为准则，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再完备的法律也只能形同虚设或等于一纸空文。我国潜在或显现的各种金融风险主要在于银行信贷风险，这与信贷关系中有章不循，违规经营，违规操作不无关系。因此，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关键在于加强金融机构内控机制，严格制度约束，依法经营。
一是加强现金和储蓄帐户的管理，建立大额现金提现备案、审批制，严格储蓄帐户管理，尽快推行储蓄实名制，减少有可能引发的违规犯法行为。
二是依法放贷。各金融机构在办理放款金融业务中，严格实行审贷分离制度和贷款责任制，以增强每个部门、岗位和个人的责任心。在贷款投入规模和投向上，必须严格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在贷款程序上严格贷款“三查”制度，把贷款风险防范和控制于贷款全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在贷款方式上，应以担保贷款和贴现贷款为主，尽量减少信用放款，以增强新增贷款的安全性。在贷与不贷，贷多贷少的决策中，应依据“商业银行依法开展业务，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的法律规定，自主放贷。对各级政府以行政命令确定的“点贷”，应晓知以法，依法予以拒绝，以减少因行政干预给银行带来的风险。对于违反金融规章制度，违背贷款程序，滥用职权，发放人情贷款，以贷谋私，或玩忽职守，失职、渎职，致使银行信贷资金遭受损失的，必须依法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必须追究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三是依法管贷。贷款发放后，金融机构应依据借款合同之约定，监督借款人按约定用途使用贷款，保证项目按期建设投产，按时归还贷款本息，减少贷款沉淀。对于借款人不按约定用途使用贷款或借改制之机逃避银行监管，悬空、逃废银行债务的，应根据民法中的“情事变更原则”，实施“加速条款”，采取停止支付或提前收回违约使用的贷款，或加罚利息等信贷制裁，把贷款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以减少信贷资产损失，保障贷款安全。
当贷款到期，借款人不按约定偿还贷款时，贷款人有权“依合同约定从借款人帐户上划收贷款本金和利息。”但如由于借款人多头开户，使贷款人这一权利难以实现，在采取非诉讼手段不能或不足以收回贷款时，则应主动采取诉讼手段，依法收贷，借助法律手段，保障银行债权。依法收贷可采取向保证人追索债务；向法院申请变卖、拍卖抵押物和质押物，用以补偿债务；申请诉讼保全和申请强制执行，如强制扣押、冻结借款人或担保人的财产或银行存款，防止借款人或担保人转移财产或抽走资金；对于资不抵债，且扭亏无望的企业应及时申请破产，以保障银行债权的充分实现。实践证明，借助法律手段清收银行不良资产，是保障信贷资金安全，降低金融风险的有效手段。对此，各金融机构应主动取得各级政府、工商、公、检、法等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同样，各级公、检、法机构也应一方面加大各种金融犯罪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运用法律的强制力、权威性、严肃性支持金融机构对不良信贷资产的清收力度，发挥法律手段在保障金融安全、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
（三）加强金融管理，强化央行行政执法力度加强中央银行对金融企业依法监管，是弱化金融机构风险的重要机制，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金融系统存在的乱集资、高息吸储，运用信贷资金炒卖炒卖股票，以及结算过程中的人为拒付、压汇压票，金融业务中的以贷谋私、贪污受贿、私设帐外帐，以及非法设立金融机构等违规现象的出现，与金融机构内控机制不健全，中央银行金融稽核监管乏力，行政执法力度不够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各级人民银行必须排除各种干扰，认真履行金融监管职能。加强金融监管，严格
金融稽核，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依法吊销和查处各种非法金融机构，严肃清理、纠正和查处金融机构违规经营和私设账外账，严肃结算纪律。对违规经营的个人和单位负责人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凡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以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保障金融业稳健、规范运作。
（四）加强金融法制宣传，提高全社会金融法制观念我国各种金融风险的产生，究其根源在于各级金融从业人员，借款企业及各级地方政府有关人员的金融法制观念淡薄，缺乏知法、守法、执法的自觉性。
就金融机构内部而言，个别人员在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的驱动下，无视和践踏金融法规制度，利用手中的信贷及结算权力，以贷谋私，发放“关系贷款”、“人情贷款”，使贷款一开始就潜伏着难以收回的风险。客观而言，约束银行经营的各种法律、法规、制度、规章还是比较完善的，问题不在于无法可依，关键在于有法不依，有章不循，如个别金融部门审贷合一，贷款责任制不落实，贷款的“三查”制度流于形式，贷前调查不实，贷时审查不严，贷后检查走过场，贷款清收不力等，导致大量贷款被挤占挪用、或逾期、呆滞沉淀，从而加大了信贷风险。一些金融机构的干部员工平时不学法、不知法，在金钱的诱惑下违法犯法，个别人内外勾结，利用银行信用证、承兑汇票、大额存单、保险单等进行金融诈骗等。
就借款企业而言，不少借款人由于法律观念淡薄，信用意识差，无视借款合同的承诺和法律约束，奉行“欠债有理，欠债有利”的观念，“认帐不赖帐，就是不还帐”，并视为天经地义，甚至采取各种手段悬空、逃避、赖废银行债务，导致大量不良信贷资产居高不下。
一些地方政府无视银行自主经营权和市场法则，干预正常的信用关系，把银行视为政府的出纳，编好于以行政方式对银行发号施令，“戴帽下达”贷款指标，逼迫银行违反信贷原则发放明知难以收回的“安定贷款”、“扶贫贷款”等。打着“搞活企业”、“搞活金融”的旗号，非法擅自批设金融机构，如各种基金会，以入股的名义高息揽储，甚至默许企业逃废银行债务，致使银行权益难以保全，助长不当竞争，为增大金融风险埋下了隐患。
上述情况的出现，与各金融机构、借款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的金融法制观念淡薄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应采取各种有效形式大力宣传金融法规，提高全社会的金融法规意识，让全社会都知法、守法，开创出一个依法办金融，依法开展信用的法律氛围，以增强抵制各种非法金融行为，维护金融秩序，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自觉性。
六．金融法制建设的现代化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许多国家，我国的金融法制正面临着重大的考验。金融交易是现代交易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领域没有商法的调整肯定没有良好的秩序，我国的金融法制目前还存在很大缺陷，克服缺陷解决现存问题有赖于金融法制的现代化。金融法制的现代化是建立在金融的现代化的基础上的，金融现代化有三个问题要探讨：一是巴菲特和索罗斯之争，巴菲特号称股神，他总是在股票价格低的时候买进，而且成为控股股东，把一个企业搞好，而索罗斯号称金融之鳄，搞各种对冲基金，搞很多种金融衍生产品，这次金融危机，问题可能就出在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上，所以经济学界现在更多的人倾向中国金融还要注意长期投资的效益，我国现在也在提各种金融创新，我们的信托产品不断进行创新，今天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我们对这些问题要有更深的了解。二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争，到底哪个代表了金融现代化。有人认为投资银行更多代表了未来金融业发展的方向，投资银行的营业很大，还不是完全靠借贷关系、营业关系来营利，而是靠独立自主的经营金融产品来经营。我们现在没有美国式的投资银行但我们现在也在考虑，将来银行是搞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商业银行可不可以用来做投资，商业银行如果从事投资，那么在秩序、法制和管理上应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更稳妥，我们应该对此很好的思考。三是保尔森和格林斯潘之争，究竟是走格林斯潘的路线还是走保尔森的路线，格林斯潘是不主张国家干预的，就是在保尔森主张的美国政府的救市，格林斯潘是站在市场一边的，他是很反对救市的。现
在政府管制到什么程度，管制要用什么手段，是现代金融体系里的理念中的一个差别，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伤害少些，我们国家的金融是开放一点好，还是更封闭一点好，这又是我们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不仅仅是金融学家，也是法学家要考虑的问题。国家、政府、公权力机关对金融市场的介入多少也是我们金融法制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一、金融秩序与金融法体系
金融法是一个跨部门的法，与经济法、商法存在诸多交叉之处，金融创新之前必须进行法制创新，必须明确法律人的努力方向。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不大，并不能说中国的金融体系建设得好，只证明中国的金融还不够开放，我国的金融体系还得创新。面对金融市场的自由和管制，哪些要监管、如何监管市场等问题急需解决。立足于金融秩序与安全，学者们既讨论了宏观金融政策、金融立法，又关注了微观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机构的具体运行。
金融政策与金融法治。金融政策与市场的内在逻辑关系决定了以积极的政策应对流变的市场的必要性。金融政策具有时效性、间接性、局限性、协调性等基本特征和制度的效力结构。为了实现效率目标，需要认识到金融政策的固有的和实施过程中的效率缺失等问题，并由决策者通过多个维度以利益均衡来实现金融业发展的高效率。金融法治化主张将法治规则嵌入金融现代化过程之中，用法律规则的刚性为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进行警戒，进而以法治化金融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提供制度性的“基座”，确保国家经济以“又好又快”的方式“永续发展”。在金融法治保障下，由市场模式决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有效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形成既能保障安全性又富有竞争性，建构公平与效率并重的金融体系。
金融立法的理念与定位。金融法制的研究和制定必须确定其私法治理的理念。因为，金融的发展一开始就确立了强调私法治理的理念，私法治理的理念也要求在金融法制中贯彻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法原则，毕竟金融法和经济法具有相通性，都是规范国家管理市场经济而发生的社会关系，而市场经济的根基就是私性的市场。综观我国功能主义的金融立法和实践，有脱离规范主义和形式主义趋向，甚至完全无视后者的基础性而以所谓社会利益之名简单、生硬地回应着社会。金融部门的利益得到保护了，所谓的社会利益似乎也实现了，但真正的结果常常是造就了不负责任的金融机构和远离社会的执法机构。金融法功能性的实现必须基于法律的规范主义和形式主义，对于金融公法而言，其功能性最强，但其须保证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与一致，即保持相应金融法体系的一致性。对于金融私法而言，其功能性要弱得多，应以权利、义务与责任的一致为基本原则来指导相应制度的设计。我国现有的金融法体系在系统化与内部协调方面存在诸多的不协调不合理之处，中国金融立法的完善，从根本上说，应考虑金融制度的变革与完善问题。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中国金融法应该是一个主体健全、经营自由、监管严格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法律制度，是以金融主体法为基础，金融信用法为保障的货币金融法、投资金融法和贸易金融法为框架的法律体系。就金融法规范来说，它呈现出二元结构，其形式原因，是其以“法域”形式展现的一个必然结果，而实质原因是金融业者的双重性、金融服务的私人性与公共性、金融交易与金融监管相伴存在等使金融带有“二元”的属性，必然要求金融法以“二元”规范结构满足。金融法规范呈现的二元结构，不仅表现为私法规范即金融交易规范（主要是商法规范）和公法规范即主要是监管规范，还在私法规范中表现为任意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其趋势是一种功能性协调。金融交易需要快速进行，因而需要自由；金融交易需要安全，因而需要强制，与此相适应，规范结构与实践相互协调，任意性规范和强行性规范相协调，这是不能避免的趋势。
金融监管模式。金融监管模式的净收益与可持续性决定了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具有内生性的特征。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不是一劳永逸的，没有单一的金融监管模式适合于同一时期的所有国家或同一国家的所有时期。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及相应的金融法制变革是一个动态的转换过程，具有历史阶段性。现有的金融监管理论是以比较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为研究背
景的，对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问题则较少涉及，这使金融监管理论成为发达市场经济的金融监管理论，缺乏普遍适用性，更缺乏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广泛存在的市场发育不充分条件下金融监管问题的关注。此外，现有金融监管理论也忽略了许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家的金融监管的理论探索。这与中国目前所处的新兴加转轨的历史阶段存在一定差异。这客观上要求我们在实现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同时，必须发展同我国转型经济国情相结合的新型金融监管理论，从而正确引导我国金融法制的构建。
金融中心与金融秩序。目前，国内许多经济中心城市不约而同地将金融发展放在重要位置，提出了建设金融中心的目标，竞争态势激烈。各地政府在纷纷出台相应政策予以推进的同时，先后制定实施了一批制度性规范。由于涉及金融发展的秩序问题，有必要依法予以理顺。要准确处理金融中心建设与金融发展秩序的关系。要讲求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正确处理金融统一立法与金融中心地方规范的关系，国家应以总体规划、信息提供等指导、调节各地金融中心决策与建设，提倡适度竞争、错位竞争，防止过度竞争，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除国家重点建设的金融中心外，政府各部门不应随意给地方各种政策优惠，防止诱导各地盲目进行政策资源的争夺和优惠措施的博弈。
二、新型金融组织的商法规制
私募基金的法律规制。私募基金给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所带来的潜在不稳定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其主要缺陷表现为投资人与管理人理财协议的合法性模糊、引发信贷资金违规入市、市场操纵风险和内幕交易风险、衍生品市场过度投机风险、国有企业参与私募基金投资引发的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和道德风险。因此，应明确私募基金法律地位，给予其相对公平的法律待遇和市场竞争环境、严格限定私募基金发起人和管理人的资格、明确合格投资者的条件，并加强对私募基金的监管。我国存在着对私募基金进行立法的法律制度基础和现实需要。私募基金立法要以效率为首要价值目标，以发挥私募基金的优势。因为私募基金投资者具有自我保护能力，规范私募基金要尊重当事人的自治。我国缺乏私募基金发展的信用环境，对私募基金的发展要进行以不损害其发展优势为前提的适度监管。各国对私募基金的规制政策、监管模式与宽严度不尽一致，但都是根据自身国情，围绕着如何在确保资本市场繁荣的同时有效保护投资者、规范市场、降低系统风险来确定规制基调，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同发展时期来调整自己的规制政策。我国私募基金的法律规制也应当依据私墓基金的特性和我国的情况来进行。私募股权基金融合了直接投资和市场化融资两大优势，其理应成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必要构成部分。私募股权基金法律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寻求基金自治和政府监管之间的竞争性平衡。私募股权基金法律关系涉及私募股权基金、基金协会和政府三类主体，衡平三类主体之间的自治、自律和监管关系是该法律制度的核心。从法学理论角度看，商主体法定原则是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法律制度应当遵循的第一个原则，即私募股权基金只能在现有市场主体法律制度的框架内选择其运作模式。第二个原则是交易安全、便捷原则，以最大限度保障投资者的投资安全和投资收益。第三个原则是基金自治、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有效制衡原则。立法层面，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法律制度的完善至少应当把握私墓基金自治、基金协会自律和政府机关监管三个方面。
私募基金的组织形式。私募基金在我国处于萌芽发展阶段，而信托化运作是发展私募基金的一种尝试方式。我国目前私募基金的信托化运作主要通过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方式进行，这一制度在投资者资格、信息披露、监管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极不利于鼓励投资，也不利于监管机构控制市场风险，私募基金的优势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因此，针对私募基金发展的过渡期特点，应当从保护投资者利益，鼓励投资及方便监管机构控制市场风险的角度出发，从投资者资格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监管制度人手来完善我国私募基金信托制度。私募股权基金通过与信托机制的结合，实现私募股权基金“阳光化”，形成职责明确、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合理机制。信托型私募股权基金是一种契约型组织形式，该形式与有限合伙型、公司
型并列。采用信托方式开展私人股权投资目前在我国最具有法律依据和可操作性，信托型私募股权基金应成为现有法律制度架构之下发展私募股权投资的现实选择。信托型私募股权投资与合伙型方式并非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实现有机结合。采用信托方式建立私募股权基金后，基金既可由发起人作为投资管理人直接组合投资，也可由发起人以基金所有人名义与其他投资方以合伙形式建立或入股被投资企业。或将投资者的资金作为有限合伙投资资金，由投资管理人或者信托公司的自有资金作为普通合伙投资，设立新的有限合伙。信托公司的市场准人与退出渠道，是目前信托公司开展信托型私募股权基金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退出机制为私募股权基金投资成败的关键。从法律角度归纳，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方式可分为四种：上市、并购、回购、解散或破产。依我国现行法律，四种退出方式都有不足：上市面临证监会审查的不确定性，上市后的禁售期较长；并购所涉及的股权安排须接受法律效力的判断，反垄断审查同样具有不确定性；回购中只有股东回购具有可行性；解散与破产的实施对私募股权基金的限制过多，难以启动。在不同的退出方式中，当事人合同自由与政府管制的平衡为不变的主题。合同自由与国家管制成为具有反比关系的力量而存在，这是在设计私募股权基金退出机制时需要认真对待的主题。
风险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我国政府主导性的风险投资业投资主体单一导致企业法律形态单一，风险资金来源有限，广大社会闲散资金并未有效利用，致使我国风险投资规模较小，很难真正达到推动高技术产业化的目的。风险投资企业法律形态选择应多元化并扬长避短，根据风险投资的特点完善现有企业形态尤其是有限合伙立法，同时补充对风险投资企业的金融法规范，并尽快进行风险投资基金的立法。风险投资机构选择何种组织形式，其决定权是掌握在风险资金的提供者和专业的风险投资家手中。选择何种组织形式的决定因素仍是在于该种组织形式是否能够适应风险投资形式自身的特点，以及风险投资机构组织自身的特性，并能使风险投资获得最大收益。作为简单高效运行机制的必要代价，有限合伙牺牲了相对成熟但是复杂的股东、董事会、经理层之间旨在防范委托代理风险的权力制衡机制。我国有限合伙制的风险投资机构应当认真解决风险投资家与投资人的内部关系、法人作为普通合伙人时的利益冲突、有限合伙人参与合伙管理的权限等问题。风险投资基金的退出。发展风险投资业，首先就是要建立有效的风险退出机制，拓宽资本的退出渠道，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完善风险投资退出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完善风险投资退出的法律环境，保障风险资本实现自由或者低成本退出，是风险投资成功的关键。然而，分析我国风险投资退出的现实法律环境，仍存在着不少障碍，影响着风险投资的顺利退出，从而阻碍着我国风险投资的快速、健康发展。
小额贷款公司问题。在民间借贷活跃、地下钱庄盛行、中小企业融资难、金融管制严格的金融环境下，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组织形式应运而生，但这种金融创新给现行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性质、市场准入、监管机关、业务规则和监管措施等等监管所必须明确的问题，现有规则几乎空白。小额贷款公司是否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律性质不明情况下，具备法定监管资格和措施的银监会不是监管机关，参与监管的机构不具有相应的资格和法定的措施。小额贷款公司归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银监会是合适的监管主管机关，应履行法定职责。小额贷款公司目前存在着：设立审批、审核制度严重缺失，贷款利率高于同期贷款的4倍缺乏法律依据，资金筹集约束规则存在法律漏洞，贷款对象存在法律误区，注册资本限制规则不明，破产监管规则难以确定等一系列问题。为改变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各地大胆地进行了融资制度创新。
房地产投资信托问题。房地产投资信托是指一种采取公司、信托或者协会的组织形式，集合多个投资者的资金，收购并持有收益类房地产（例如公寓、购物中心、写字楼和仓储中心等）或者为房地产进行融资，并享受税收优惠的投资机构。它是一种具有全球化趋势的房地产投资产品。
三、金融安全的商法保障
金融机构的金融安全。金融控股公司的日益扩张是现代公司的发展趋势。金融控股公司在为公司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风险。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作为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一种现实选择，通过立法对其进行规范具有现实意义。虽然我国现实中已经存在金融控股公司，但迄今为止尚缺乏调整金融控股公司的明确法律规范，特别是风险防范的法律措施。若缺乏金融控股公司立法，难以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与运营进行有效规范。
证券无纸化问题。无纸化证券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证券无纸化之后，权利人失去了纸质的权利凭证，对证券持有人的判断只能以证券登记机构电子簿记系统内的电子记录为准，登记成为了证券权利的存在形态。因此在证券无纸化的背景下，不能将传统民法上的登记制度直接套用于无纸化证券，而应建立起以证券持有帐户为基础，适应集中交易要求和我国国情的无纸化证券登记结算法律制度。
投资者权益保护问题。随着金融创新的推进，中小投资者必须认清金融创新的双面性，避免成为金融创新的牺牲品。金融衍生品作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结果，铭刻着金融产品的烙印，无论其风险特征、投资者群体，还是交易、结算方式，乃至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都有别于商品衍生品。在尚不成熟的基础环境下，一旦带有“双面性”的金融创新品登陆我国金融市场，不管是对中小投资者还是对政府监管部门，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政府监管部门必须摆脱传统金融监管的思维模式，探索新形势下金融监管的方式、方法、手段等，大胆进行监管创新，有效规制产品创新所带来的危害，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在完善监管立法的基础之上，从机构的设置、职能的加强、方式的转换等多个方面，进行创新监管、适时监管，并积极引导金融行业加强自律管理，引导中小投资者加强自我保护。保护好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是监管机构的职责，也是监管工作的目标。
四、金融法完善和国外经验的借鉴
美国的金融监管制度。美国金融监管制度从产生到完善，经历了从混业到分业，再从分业转为混业的发展过程。其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包含内部监管（指金融机构内部审计和风险管理制度）、来自市场和同业自律组织的外部监管和政府对于金融市场和机构的外部监管三个层面。美国的金融监管制度经历了由初级阶段的混业经营、混业监管，到发展阶段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到发达阶段的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发展过程，这标志着美国金融业正在向更新更高层次发展推进。美国的金融监管制度的再次转变对我国具有很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制度变迁过程中，往往存在法律上的限制。由于法律法规存在滞后性，尤其是在金融市场，金融法律往往不能适应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因此，金融监管法律在立法时应当为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留下一定的开放空间，或者及时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为我国金融制度的转变消除法律上的限制。
澳大利亚的监管制度。英美法系（包括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各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大致可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美国的“多头监管”模式；第二类是英国的“统一监管”模式；第三类是澳大利亚的“双头监管”模式。美国的“多头监管”模式存在很多的监管机关，它们按照金融机构或金融功能的标准进行分块监管；英国的“统一监管”模式则完全相反，只有一个超级的监管机关，对于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和产品进行监管，而且，既包括市场监管又包括审慎监管；澳大利亚的“双头监管”模式处于二者之间，没有像美国那样存在多达几十个的监管机关，但也没有像英国那样只设立一个监管机关。美国模式比较保守，英国模式比较激进，而澳大利亚模式是二者的一个折衷。我国在借鉴国外模式时，在短期可以借鉴美国模式，在保持现行分业监管的格局下，加强监管协调机制；在中长期，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交叉程度的逐步加大和金融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最终采取集中监管模式，而从国际最新发展看，与英国模式相比，澳大利亚模式似乎更符合当前经济现实和监管要求，值得我国重点
关注。
七．金融法制建设中仍存在的一些问题
改革开放前，我国由于受高度集中计划经济影响，金融立法十分薄弱。改革开放后，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我国法制建设的深入发展，金融立法不断加强。我国金融立法所体现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各国金融立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监管，维护金融体系安全有效地运转，为国家经济的协调、稳步、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是各国金融立法的基本要求。根据我国金融立法，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一）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的原则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持续和健康发展，有赖于货币的基本稳定。这种稳定，包括货币对内和对外的稳定。货币对内价值的稳定，是指国内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货币对外价值的稳定，是指本国货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可以认为，把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管理经验教训的总结。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在东南亚和部分东亚国家及地区的货币纷纷贬值的情况下，作为亚洲大国的政府，中国政府对此做出了对本国、对整个亚洲经济发展负责任的决策：人民币不贬值。从根本上来说，人民币不贬值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的原则
研究各国的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必须引起高度注意的是：一家金融机构发生的风险所带来的后果往往超过对其自身的影响。我们必须十分关注金融风险可能引发的“系统风险”。这种系统风险表现为因一个或多个银行出乎意料倒闭，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乃至全社会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1930年至1933年，美国有约9000家银行倒闭；俄罗期曾发生2000多家银行倒闭；泰国金融危机触发了东南亚国家150多家金融机构的倒闭，都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状况。一旦发生金融系统风险，金融体系运转失灵，不仅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自己的经济基础受到破坏，使长期积累的财富瞬间化为乌有，还会导致全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三）保护投资者和存款人的利益的原则
投资者是金融市场的出资者，存款人则是银行业的服务对象，也是银行存款负债的债权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材料，我国的居民储蓄率从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之冠。我国经济发展的资金有70%依靠银行信贷，而银行信贷资金来源中，居民存款占居第一位。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居民储蓄的存款支撑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只有保护投资者和存款人的合法利益，才能使他们信任金融业并对其有信心。而投资者和存款人的信任和信心，是金融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一旦他们的权益不能得到保障，他们的信任和信心就会被破坏，这极易导致发生银行业的挤兑并造成金融恐慌，从而危及国民经济。
（四）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
我国金融法律、法规规定了现阶段金融监管必须坚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近年来，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银行业、证券交易、资产管理和保险合并在一个集团或一个控股公司中。各类金融机构业务交叉经营之所以在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发生，是因为这些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达、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完善、金融监管法规严密。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够规范，银行间接融资占全国融资85%以上，而且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不能适应业务交叉经营的要求，金融监管也缺乏经验。因此，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现阶段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在分业经营的基础上，有必要对金融机构实行分业监管，把中国人民银行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督管理，先后划归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中国人民银行主管银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
（五）对外开放循序渐进的原则
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始终坚持循序渐进、逐步开放的原则。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开放的地域和领域，逐步增加引进金融机构的数量。在开放的领域上，按照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的秩序，逐步进行。目前，我国已允许外资银行在上海浦东和深圳两地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外资金融机构的地域限制也将取消。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循序渐进原则的正确性与重要性。我国对外金融开放要与我国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要严格掌握市场准入条件，引进资信较好、实力强、管理水平高的金融机构，按循序渐进的原则，全面提高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水平。
我国金融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我国金融法制建设取得了明显进步。在几年的时间里，制定了一批重要的金融法律、法规和规章，初步做到了有法可依；重视金融执法工作，依法强化金融监管和自律自控；在法制的基础上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金融立法在某些方面存在滞后的问题；不少党政领导干部、企业领导干部和金融工作者对如何通过学习，加深对金融法律、法规和金融政策的了解，提高运用和驾驭金融手段的本领，增强维护金融秩序的自觉性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的问题还认识不足；在我国金融业中还隐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隐患。因此，就完善金融法制和严格依法办事而言，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如何把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仍是我国今后一个长时期的重要任务。
（一）关于中央银行的改革与法律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在稳定币值，加强金融监管，促进我国金融业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央行按行政区划设立中央银行分支机构的弊端日益突出。从我国暴露出来的诸多金融机构支付风险和重大金融违规案件看，部门干预、地方保护、人民银行省地分支机构与地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等因素，严重阻碍了央行金融监管的独立性、公正性和严肃性。这些问题与央行长期以来按行政区域设置人民银行省级分行的管理体制有很大关系。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对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实行改革，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跨行政区域设置9家分行。这项金融体制的重大改革既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也符合国际惯例，对于我国建立现代金融体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对加强我国金融监管具有更积极的推动作用。虽然，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已基本完成，但由于这次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涉及面广、难度大，特别是新体制在职能上作了重大调整，要加强人民银行的法规、规章制度建设，继续深化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理顺内部运行机制，从立法上、机制上进一步实现并完善本币与外币、中资与外资、表内与表外以及现场与非现场的一体化管理，切实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监管效率。
（二）关于商业银行的改革与法律问题
当前，商业银行政策突出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落实商业银行经营自主权，切实增强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把国有商业银行办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在实施《商业银行法》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
第一，如何强化一级法人管理，完善统一法人制度
采取总、分行制的商业银行，对外是一个独立法人。从法律上而言，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因此，分行之间不应有相互存贷的市场交易行为，不能变成多级法人制的银行集团。多年来，我国各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表面上是一家银行，但由于各分行经营自主权过大，不仅分行之间相互进行市场交易，部分分行
甚至未经总行授权就独立对外签约或投资组建新法人公司。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市场行为与银行内部行为的界限。为发挥大银行的优势，应从法律上研究完善统一法人制度，强化一级法人管理，按经济区划和业务量设立分支机构，减员增效，强化内部控制机制。
第二，如何处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并保证商业银行依法开展业务
从银行角度看，庞大的银行不良债权已成为国有商业银行金融风险的主要部分，已成为金融体制改革中的最大难题。相当部分不良贷款和应收利息是呆、坏帐，无法收回。银行系统资产质量与抗风险能力下降已成为危及整个宏观经济稳定的突出问题。
要研究如何多渠道增加资本金，提高和保持资本充足率；如何严格核销坏帐，把收不回的坏帐用坏帐准备金的办法冲掉；如何把暂时收不回来的一部分贷款剥离出来，交给专门设立的专门机构如银行自己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经营和盘活，并对新发放贷款的质量建立严格的责任制。
（三）关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改革和法律问题
近两年，我国已先后发生的中银信托被收购、万国证券被合并、光大国投因负债过重被重组、中农信、中创和广东国投被关闭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反映了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存在的严重问题。多年来，我国金融信托业运作不规范，偏离了以发挥中长期金融功能和财产管理功能为主的信托本业；采取种种手段与银行争存款，争资金；将高成本的资金大量投向房地产、证券等行业，市场风险极大。广东国投出现严重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大量资金投资于香港房地产市场。如何全面清理和整顿信托投资机构，坚持“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原则，实现信托业务和证券业务的彻底分离，加强对信托投资公司的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我国城乡信用合作社同样存在发展过快，超范围经营，严重利用不正当手段与国家银行竞争，资产质量偏低，风险度较高的情况。要按照合作制原则改革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加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立法。
（四）关于证券、期货市场和股份制改革运行的规范问题
近年来，我国证券、期货市场一直存在大量违法违规行为。股市和期货市场暴涨暴落，过度投机和金融犯罪行为时有发生，无一不同证券经营等中介机构的不规范行为密切相关，与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配套的法规规章不健全有关。一些地方和部门把上市当作企业解困的办法，把上市当成扶贫的手段，却不注重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转换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近，中国证监会查处的“琼民源欺诈案”和“红光公司”编造虚假利润、骗取上市公司资格、隐瞒重大事项、挪用筹集资金买卖股票等严重违法违规案件不断向证券市场敲响了警钟。
（五）关于市场准入的法律问题
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控制是实现有效金融监管的首要环节。目前中国市场准入方面突出的问题是：非法设立金融机构和非法从事金融活动的问题还相当严重。社会乱办金融，严重冲击了正常的金融秩序。从法律角度而言，一些地方和部门在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市场准入上就留下了很大的隐患。非法集资现象屡禁不止，轰动全国的“沈太福非法集资案”以及“邓斌案”就是例证。
当前，要认真宣传和坚决执行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严格的、科学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法律制度，机构必须具有充足的资本、完善的法人制度以及强化的现代化管理机制。
（六）关于市场退出的法律问题
从法律角度而言，加强金融监管本身不能也不应绝对保证不出现金融机构的倒闭。当前我国地方性金融机构的风险问题十分突出。对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支付到期债务、已经或即将引发群众挤兑的金融机构，要坚决依法关闭或破产，即采取市场退出的措施。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关闭了问题严重的海南发展银行、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和广东国际信托
投资公司等。这表明我国政府为防范金融风险、加强对金融机构监管，对无力偿债或是问题严重的金融机构不再采取以往的资产保全措施。这种果断措施保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金融体系的稳定，对地方和全国化解金融风险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对其他机构也起到了较好的警示。在处理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问题时要十分注意：既要防范系统风险，又要防范道德风险。相关立法应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1）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证金融业安全进行市场退出。（2）通过金融企业的合并增强其抵御支付风险的能力。（3）建立破产机制，逐步减少接管、托管行为的运用，消除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潜在因素。由于我国尚没有适用于所有企业法人的破产法律，更没有对金融机构破产的特别规定，以致金融机构的破产偿债难以推行。所以，制定破产法，专章规定金融机构的破产偿债程序是十分必要的。
（七）关于加强外债管理的法律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债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其中存在的风险隐患也值得注意，如：外债增长速度过快；外债管理多头对外；金融机构是国家外债风险和企业外债风险的中介和桥梁；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债有可能成为严重金融风险隐患；部分外债项目效益不佳，偿债困难；有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利用其海外分支机构对外非法融资或变相借款，实际自己使用等。这些做法扩大了我国的外债规模，带来了潜在的债务风险。必须从法律上进一步严格规定，要严格控制外债规模，加强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对外债总量和结构实行统一监管，保持外债的合理规模和结构；严禁非法对外融资，国家对各种形式的对外借款实行全口径管理；要严格规范境外融资担保；要认真清理对外借款机构，切实保证偿还外债。
（八）关于打击金融犯罪的法律问题
金融犯罪是典型的市场经济犯罪，与一般的经济犯罪相比，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为进一步打击金融犯罪，维护金融安全，1997年10月1日生效的新《刑法》增加了大量金融犯罪的规定，就金融犯罪做了专章规定，除证券、保险等方面的专门规定以外，还规定了货币、金融机构设置、信贷、集资、票证、外汇、洗钱、有价证券等方面的犯罪。金融领域中被犯罪化的行为多了，范围广了，刑罚重了。对金融安全的刑法保护充分表明了我国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新刑法对于有些新型的金融犯罪规定空白或模糊，不易操作，司法机关在执行时，操作上就有难度。法律上的这种模糊性对现实个案的判罚产生直接影响。1998年我国不法分子疯狂骗取国家外汇在很大程度上与新《刑法》没有规定骗购外汇罪有关。
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法制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一）金融开放要与金融监管同步进行
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既要看到国际资本流动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也要看到由此而形成的挑战和风险。必须强调：我国在加强金融开放立法的同时，亦要注意研究如何加强金融监管的立法。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倡导金融自由化并不是也不能要求有关国家彻底取消政府对金融监管的责任。今天各国金融监管的对象是一个如此急剧变化的市场，因此事实上，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一方面不断颁布新的法律和协定，金融监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跟市场；另一方面，新的金融工具层出不穷并形成新的市场，从而不断提出新的监管课题。可以说，金融监管的特点就是用法律的变化来管理变化的市场。在加强金融开放与监管立法的同时，要十分注意研究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监管，遏制国际游资的过度投机，提高对金融风险的预测、防范和救助能力。
总之，金融对外开放要同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业发展水平、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深化程度、宏观调控能力和监管能力等水平相适应。任何超越或严重滞后都不利于本国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
（二）进一步加快经济改革步伐，以法制手段推进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
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不仅仅是金融领域的工作，还需要全方位的改革。特别是以法制手段推进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已成为我国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从金融运行的客观环境看，我国现行的投融资体制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要加速我国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承担风险”的原则。凡企业投资国家允许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均由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除重大项目外，政府一般不再对项目进行审批，而改为登记备案制。确需政府审批的项目，也将尽可能简化审批程序，主要是看项目在投资方向和宏观布局上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要抓紧制定《固定资产投资法》、《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
（三）加强完善金融立法、强化金融执法的研究
我国金融立法在某些重要领域还处于空白阶段，《信托法》、《期货法》等，是金融监管亟待加强的重点。建议加快、加强金融立法特别是期货、信托立法，健全、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尽快改变金融市场重要法律法规不全、某些重要金融活动无法可依的现象。
从维护社会主义经济金融秩序的严肃性出发，必须强化金融执法。要赋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等国家金融监管机构以重大的权力，并使之在运作上保持独立性。建议制定《金融处罚条例》，以提高央行金融监管依据的法律效力层次，增强金融监管的力度。
要大力整顿金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机构，严禁任何非法金融活动。要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尽快及时完成对本地区本系统各种形式的非法集资活动的清理和查处。要狠抓金融队伍特别是金融机构领导班子的建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严肃从严处理。
（四）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加强金融监管
就整个监管体系而言，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最高层次的刚性监管监督形式。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的监管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新的管理体制运作后，央行要独立行使监管职能，确保金融政策的权威性和连贯性。而以经济区域设立的央行分支机构要突出依法监管、风险控制，强化整体监管功能，打破内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传统监管方式，形成监管合力。中国证监会今后应致力于建立集中统一的证券期货监管体系。在对全国证券监管机构实行垂直领导后，中国证监会派驻各地的监管机构要迅速转变观念，转变职能，把工作重点转到加强对证券期货业的监管、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防范和化解证券期货市场的风险上来。中国保监会要依法查处保险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取缔非法设立的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严肃查处高手续费、高返还、低费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建立保险业风险的评估与预警系统，防范和化解保险业的风险。
在强化国家金融监管的同时，还要注意建立完善我国金融机构内部控制自律机制。在国家的宏观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中间，还应特别加强金融业同业公会或协会自律性组织建设。建议加快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信用社等行业的自律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全国同业公会，制定同业公约，规范、协调经营行为，以切实加强金融行业的自律约束。
（五）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和增加金融决策的透明度
透明度原则是国际金融交易中的一个重要法律原则。金融透明度或信息披露，是指根据法律规定，公开与金融交易有关的重大事项的一种法律制度。我国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强对成员国政策的监督以及增加成员国信息公布和透明度的改革建议。中央银行开始了提高金融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尝试。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金融市场仍存在信息披露不规范的问题：商业银行向央行报送的报表缺乏及时性与准确性，导致银行业监管信息不准；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则存在信息披露不真实、信息披露不充分、信息披露不及时、信息披露不严肃等严重问题。建议加强对金融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制度的研究，并加强以下的工作：一是根据我国国情，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明确规定有关金融活动信息披露的义务人、信息披露的内容和形式、信
息披露的原则和标准，以进一步加强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二是从立法上明确规定不披露的信息，如公开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法律法规保护并允许不予披露的商业秘密、内幕信息和敏感性信息等。
（六）依法维护金融债权，防止逃废银行债务
要深刻认识维护金融债权，是防范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事。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机构肩负着支持、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责任。当前企业改制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的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破坏了信用关系。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从大局出发，切实加强对国有中小型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工作的指导和监督，规范企业改制行为，坚决制止各种逃废金融债务行为，各地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本地区企业改制中金融债务保全工作，积极支持金融机构做好金融债权管理工作，严禁包庇和纵容改制企业的逃废金融债务行为；企业在改制过程中，不论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改制，都必须充分尊重金融机构保全金融债权的意见，依法落实金融债务。金融债权债务未落实的企业不得进行改制，有关部门不得为其办理有关改制审批和登记手续，也不得颁发新的营业执照；金融机构要积极参与企业改制工作，依法维护金融债权安全，国有中小型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工作涉及金融机构债权时，必须有债权金融机构参加，金融机构要严格监督改制企业的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等工作，各金融机构要认真落实金融债权保全责任制，加大债权清收力度，制定相应措施，切实维护金融债权的安全，并将金融债权保全情况定期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对悬空、逃废金融债务严重的地区，各债权金融机构应降低对该地区分支机构的授信等级。
（八）普及金融法律知识，增强金融法治意识
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广大企业领导，都要学一些金融基本知识和金融法律知识，加深对金融工作、金融法规和金融政策的了解，提高运用和驾驭金融手段的本领，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增强维护金融秩序的自觉性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要把是否掌握金融法律知识、具备金融法治观念作为金融系统干部和金融从业人员的必备素质，作为应当履行的义务，并作为考核晋升的依据。在加强金融法治意识的过程中，要重视全社会信用观念的建立。要加强公众和投资者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合法投资观念，从而为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八．结语
通过本文对上述不同金融法制建设角度的摘录，把金融法制建设从多角度进行了罗列和论述，已达到是大家对金融法制建设有个系统的了解。总之，随着我国金融事业的不断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的金融法律制环境，离不开理论界与金融实务业界的共同参与，离不开对我国金融法制特色的进一步研究、阐释与发展，也离不开在国际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向国际先进经验的学习，以及加强国际合作、区际协作。笔者亦希望，本文所提供的信息与观点能为金融业和金融法制部门提供理论上的参考，为我国金融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一些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