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藏《明史稿》略考
2011-08-18 16:07:21
万明解扬
[英文标题]A Textual Research of Mingshi Gao Perserved at Tianyi Ge [中文摘要]将天一阁藏《明史稿》与著录为万斯同撰清钞本以及《明史》修撰中产生的其他卷本比对后，初步认定，天一阁藏《明史稿》中墨、朱笔所改内容，符合万斯同信赖《明实录》并倾心焦竑《献征录》的史学思想，该稿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反映出万斯同编纂《明史》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成果：一是他亲笔誊改的手稿；二是经他编纂的初稿。前者由万斯同本人誊录与删改，属于手稿的性质；后者是《明史》形成过程中分撰稿的综合编纂稿，部分卷首标明“明史卷”若干，“列传”若干，以改定初稿的面貌出现。重要的是，两者具有共同的一点，即万斯同的史料选择、取舍、分合、排列状况，均清晰可见。因此，天一阁藏《明史稿》便具有清修《明史》重要底本的性质，拥有其他卷本《明史》所不具备的独特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天一阁/万斯同/《明史稿》/史学思想/文献价值
[作者简介]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解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
宁波天一阁庋藏的明史稿（以下简称“阁藏本《明史稿》”），共12册，
兼含稿本与钞本，有墨、朱笔删改及名家的钤章、题跋。该稿早年曾引得著名学者登阁观览，留下了多种推论与识断意见，但始终以善本深藏，未广为人知，更未能为学人所研用。
本文旨在略述该稿存在形态，在与著录为万斯同撰《明史稿》以及《明史》修撰中产生的其他版本略做比对后，撮述所见《明史稿》的修撰思想，并分析该稿作者及其在清廷开馆修史过程中的地位。鉴于更多的识见，有待今后整理与研讨时进一步展开，本文的粗浅不成熟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天一阁藏《明史稿》的来历与已有研究
长期以来，这12册阁藏本《明史稿》，以其珍藏罕见和被推测为万斯同手稿，引得多位前贤从其钤章、字体、墨色及部分传文等方面，进行了考证和识断。1931年，河南周氏携其称为万斯同所著《明史稿》至南京，由沙孟海居间，售与宁波人朱鼎煦。①这是对后来收入天一阁的12册《明史稿》首次出现情形的记录。同年，柳诒徵撰《明史稿校录》，认为此稿“信为康熙中明史馆纂修诸公手笔，不敢遽断为万先生书”。其判断是基于该稿签题和小印均可伪作，稿中被视为季野长子的题文，也因未署名而不可坐实；其中1册徐潮的具名（第7册），更令柳诒徵坚信：“纵使朱批出万手，其墨笔原稿，必系史馆他人之作，非万氏所为也。”②也在当年，冯梦颛引述陈训慈见告之语，认为“中州某所献《明史稿》，……绝非万氏原本也。”③。
1934年，吴泽为阁藏本《明史稿》撰写题记，从字体的角度，肯定该稿是万斯同手迹：“泽复以先生当年与人手札再三细校，字字结撰又不爽，累黍审为真迹无疑。”李晋华作于1936年的题记提到所见阁藏本《明史稿》8册，“墨
迹甚旧”，“朱笔窜改之处甚多”，“闻为万季野哲嗣所缮，经季野删润者。是季野史稿又见一本矣”，并未对之作校勘和评判。至1961年张宗祥的题记，根据《明史稿》“字体含章草意味”，且“万氏早期字学石斋”，判断此稿当为万氏亲笔。④
1964年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认为阁藏本《明史稿》“每卷有‘季野’朱文印，文中间有涂改，当为季野手稿，但既未整理，亦残缺不完耳”。⑤20年后，谢国桢修正了前说，认为：“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清王仁堪所藏《明史稿》三百十三卷本，确系清乾隆时传万氏旧本。”对阁藏本《明史稿》，则说因与《明史》卷目颇有不同，“或系季野为王鸿绪编《横云山人明史稿》的底本。……实则此书系内阁大库或明史馆递次修《明史》的底本，若说是真万季野之稿本，则未敢断定”。⑥ 1986年陈训慈再申其师柳诒徵对该稿的判断，并追述柳氏誊抄其稿的过程是“为之总校，并录存已涂去字句，更用别色以謄改文”。⑦ 1989年6月沙孟海据天一阁提供的照片判断：“天一阁照来的《明史稿》一张最为万氏代表作，不会假的。……《明史稿》我全看过，其中有万氏亲稿，有别人膳录经万氏朱墨笔修改，有完全是别人的稿子（有一册记得署名徐潮），……他（按，指柳诒徵）对我曾详论，并未全部否认。”⑧当年12月，沙孟海专作《万季野明史稿题记》，详述《明史稿》情形：“万季野《明史列传》手稿六册，謄本经万氏笔削者三册，……别有謄本一册，首页署徐潮居稿，共计十二册。全稿旧为中州周氏所藏，1932年余在南京见之，……先是，镇江柳翼谋先生诒徵尝观之，……未遽断为万氏书，……余证以《昭代明人尺牍》万氏复董巽子道权一札，……两处字迹，楷体上大下小，有时偶带草法，……上大下小，则惟万氏有此法。……已可初步确定前九册出于万氏手笔。……原稿旧有翁覃溪诗，丁小疋跋，皆伪迹，……别宥斋（按，指朱鼎煦之书斋）重装时悉删去。”⑨
上述诸史学、书学名家对阁藏本《明史稿》是否为万斯同手稿，虽未能持一致或一贯的定见，但对墨笔原稿并非全是万斯同手稿，乃有他人誊抄之作杂入，存有共识；视朱笔修改之处为万斯同笔迹，异议不多，只是尚不及对笔体和笔迹进行细致考订和具体指说。故方祖猷说“（对此稿）诸家评论不一，真伪难定，尚待考证”⑩。
1993年，方祖猷发表《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考述》，专文考订阁藏本《明史稿》。在引述前述诸家的说法并考订阁藏本《明史稿》之外，还比较了该稿与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的同异，提出“天一阁藏《明史稿》为万斯同手稿和修改稿”的看法。[1]
前辈学者的识断，由此稿当时被开放的程度与同类善本的流通程度所限。建国前，此稿为海内珍藏，能亲见者寥寥，能汇集海内外公私庋藏的其它《明史》稿本或抄本，作卷次内容及版本形态上的对比研究和细致说明，更为不易；所作讨论和识断，便多关注阁藏本《明史稿》是否为万斯同手稿，且所作的判断，只能多从撰写和誊抄的笔迹上说。持此稿前9册为万氏手笔观点的沙孟海，即是凭万斯同字体的特点判断，并未涉及史稿本身的内容。
二、天一阁藏《明史稿》形态略析
阁藏本《明史稿》12册，其中6册（一至五、九册）为稿本，余为抄本。大致可分为三类：稿本，如第1至第5册、第9册；誊录稿本，如第7册，明确为徐潮具稿，叶沆录；抄本，抄写人不一，墨色有浓淡之别。然而，12册具有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均见有墨笔或朱笔的改动。
各册的删改情形，又可分为四种：多数情况为墨笔改动的，如第1、5、7、8册；朱笔改动明显多于墨笔的仅见第6、12册；朱墨笔改动大致相当的有第2、3、4、9册；完全无墨笔删改，仅见朱笔删改的有第10、11册。
阁藏本《明史稿》除了标示“徐潮具稿”的第7册明确非万氏亲笔，其余卷册中至少含有3种以上誊抄及朱墨删改的笔迹。墨笔和朱笔的添注是同一笔体，已无异议，墨笔添注笔迹相同，确是能体现万氏修史思想的亲笔；与此笔迹相同的朱笔和第1至5、9册撰稿，同出一人，可认为是万氏亲笔。第9册中，书写“周朝瑞”等6人名的目录页，明显非万氏笔迹。第6、8、10册原稿字体相同，不同于前5册，当是书手誊抄，万斯同改定；杂入第10册的麻锦、麻贵等附传，是万氏亲笔。第7册明确署名“徐潮具稿”，且是“叶沆录”，便不牵涉万斯同事，覈其笔迹，与第6、8、10册书手的不同，也有万斯同亲笔夹页于其中。第11、12册书手字体异于前述诸册，是多名书手参与其事的结果。
计阁藏本《明史稿》人物传记共406篇，其中正传248篇，附传158篇；多于上述朱鼎煦统计数字。(11)
具体来看，天一阁藏《明史稿》部分撰稿（第1至5、9册）出自万斯同手，其余册则由书手誊抄，最后经万氏两番修订，形成如今我们所见的面貌。
以上说明了阁藏本《明史稿》的基本形态，下文将分析该稿的存在形态，并考察其与见存万氏史稿抄本和其他《明史》纂修过程中形成的稿本、定本的关系，兼及万斯同的修史思想。
（一）阁藏本《明史稿》中的墨笔、朱笔略析
阁藏本《明史稿》以墨笔初撰及誊抄，复以墨笔删改，再以朱笔增删、订正。删改的墨笔用意，在完善初撰或誊抄后的传文；且其字体与第1、2、3、4、5、9册誊抄之墨笔和全稿之朱笔相同，即上文提到的被一般认定为是万斯同的手笔。修订的朱笔，除了订正传文，还以传文的初撰者和订正后的再次誊抄者为预设的读者，而有文字上的针对性与目的性。下面分类例说除完善文字外的两种。
不满初撰者陈传的一种，集中在字体不同于前5册的第6册中。该册《周世选传》是朱笔批改者颇不满意的一份传记。(12) 在第16页，朱笔删去了如下的77字：
时倭寇东南，御史行部至海上，世选从，倭报踵至，御史将去之。世选曰：‘督抚在远而公幸至，今去，民必恐而逃，有如倭遂登岸，蔓难图也。’御史然之，以兵属世远督而前，俘斩数十百人，获器甲资粮无算。
朱笔于页眉添注：“四十一年后，江南倭警已息，此恐未尝。”同页至次页，传文说：“……条上时政七事，又论劾礼部侍郎潘晟，工部尚书雷礼，吏部侍郎秦鸣雷，皆极切直。”朱笔添注：“论雷礼见《实录》，余未见。”第17页传文中有周世选“上疏陈时弊四事”的内容，朱笔添注云：“此疏平常，不必入传。”这和第20页传文说的“条上战守八议”，被朱笔添注“此八议亦平常，不当入传”，同属一类。
另有认为传文表述有误的。如第18页说：“世宗末，言官摧抑过甚，人皆以言为讳。穆宗即位，诸臣犹观望如昔。”朱笔添注：“隆庆初，言路大开，不得言‘观望如昔’。”从这几处朱笔添注所示对传文的异议来看，是认为原稿在
史料的可靠性、措辞的严谨度和入传事件的重要性上，存在不确切、不准确和不必要的问题。
对所用史料和人物经历鉴别不清，以致割裂史实，也是朱笔重责的一种。例如第6册的《王廷瞻传》，朱笔删去第28页的7～10行，并反问撰者说：“此与下记‘光湖’只一事，何故分为二？”(13)
对誊抄者说的，见于第4册中的《赵佑传》。在该册第17页传文中，有朱笔添注：“此处竞接下‘廷声，字克阶’段”，意在连缀第19页分段符后的文字；在第20页，《赵佑传》末，又有朱笔添注：“此下接上‘时与佑同以御史’一大段。”以接续被朱笔隔断未录的原撰传文。同类情况，还见于同册《洪垣传》后，朱笔添注“同门生”，期以之连缀此页的《吕怀传》。从这些明显是为书手誊抄，以连缀成文而作的添注来看，朱笔删改者在史稿成文过程中，拥有明确的学术质量把关作用和绝对的编纂权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阁藏本《明史稿》中多有墨笔、朱笔增删与调整文字之处，但其传文却不因此而完备或完整。稿中传文未完、有目无传、有传无目和册页顺序颠倒的情形，反而更拉近了我们与此稿真实形态的距离。
（二）阁藏本《明史稿》传文略析
阁藏本《明史稿》多有传文未完成和与目录不符的情况，如第1册74页《汪文盛传》附《子宗伊鲍象贤》，实际文中附有汪宗伊等3人，而鲍象贤在“鲍”字后无文，说明传文未完成。另有篇幅长短不协调和传文分散的现象。如第1
册第45～49页的《毛澄传》，第68页的《张俊传》，第3册的《高瑶传》，均
缺少依照行文必有的结尾段落或措辞。第4册目录中的“钱春”，第7册目录中的“马呈图”，均无传文呼应。首次出现于第2册的《王德完传》，其结尾部分，却在第4册。
第2、3册的特殊情况更值得注意。这两册传文，均为次页在先，依倒序叠放。据上文判断，此稿可能是甫经书手誊抄，以待墨笔或朱笔批改的史馆工作本，致成册页颠倒的情况，或是书手在之前的初撰稿誊抄过后，未及再顺序排列，以复其原序，便呈请删改了。这或有为加快工作节奏的因素，也有书手疏忽或疏懒的可能，亦有史稿在流通于各藏家之手的过程中，致成散乱的可能。
从《明史稿》12册编纂、修改的状况来看，它们并不是处在史馆成稿的同等程度或阶段上。明显的表征是，并非所有列于卷首的目录都标出该卷正、附传文所属的《明史·列传》的卷数；标示了的，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如第6册，卷首仅有“明史第”、“列传第”字样，第8册则标示了“明史第”、“列传第一百九十二”这样更接近于成稿形态的信息。第9册目录中的小字注文，至少说明史稿的这部分“列传”，已经放置到了第“一百九十七”。另有第10册所示此册为“忠义传三”，比第7册仅示此册为“忠义传”进了一步，也是阁藏本《明史稿》各册并不处于修纂与删改同等阶段的证明。
同样能够提示我们阁藏本《明史稿》含有处于不同编纂阶段信息的，还有上述第9册第63页的那句墨笔书写、明显不属传文的话：“此乃从稿本中誊清者。……抄时当以稿本编次为据，此不过汇订成袠耳，无次序也。”(14) 该册包括3页目录，分别是列出周朝瑞等5篇正传、1篇附传的第63页，列出“赵彦”等8篇正传的第65页和朱笔列出刘中敷等4篇正传的第105页。这里所说从稿本中誊清而不依既定之序，再抄时以稿本为准的，是指周朝瑞等6人传文。
或出于誊抄之便，或是书手随手摆放，以致有这句徒作说明的传外文字。事实上，周朝瑞等传在见存《明史稿》中的位置，并未被确定。第10册“忠义传三”后所附，便有包括“周朝瑞”等5人在内、并另有《曹应麟传》的6篇零散传记。
各册目录与其后正、附传的吻合程度及其所用墨、朱笔所示的撰写先后情况，也能说明这一问题。同在第9册，第105页有列名4人的另份目录，由朱笔书写，且只录正传，不录附传。事实上，其中刘中敷、张凤和孙原贞传后均附有1～3人不等的附传。这便能与上文引述的“抄时当以稿本编次为据，此不过汇订成袠耳，无次序也”适相印证。同类情况，另有第3册第15页书写“方瑛”等7人的目录页，可见这并非孤例。
目录中小字标注的内容和页眉题注的文字，也可证阁藏本《明史稿》并非完稿。第9册与周朝瑞同列名于目录的5人名下，即有这类注文。在“周起元”名旁及其下有两条小字注：“一百九十七”和“稿见邹元标起首一本内”；“王永光”名旁及其下小字注为：“一百九十三”和“稿见曹于汴起首一本内”。见存《明史稿》中，却并无邹元标和曹于汴的传记。类似的情况，还有第1册《张诗传》下墨笔标示“此处入吴晓传”，第4册《王崇之传》首名下的墨笔提示“附强珍后”，第6册目录中“徐学谟”名下的朱笔小字注“改入王国光卷”等，涉及的《吴晓传》《强珍传》和《王国光传》，却均不存于《明史稿》。
在阁藏本《明史稿》中出现了几处列传数：计有第8册的“列传第一百九十二”，第9册的“一百九十三”、“一百九十六”、“一百九十七”和第12册的“列传第一百十七”。根据列传序数的排列，我们可以推见，列传第190前后的传文，因有对所处列传序列的调整和特殊标注，代表了此稿所处的撰写和修改阶段。在《明史》成稿中列名于其后的传记，可能此刻已有草撰的传文，在序数
上却较此为迟，它们或当尚未达到编入列传序列的步骤。
以上情形足以说明，阁藏本《明史稿》具有由此可见官修《明史》撰稿、编纂、修订、成书过程的重要文献价值。
（三）注改与修史思想略析
阁藏本《明史稿》是否为万斯同手稿，柳诒徵、谢国桢、沙孟海等名家的认定，均有具体所指，非泛论全稿，实则存在保留意见。其共识是墨、朱笔添注为万斯同手迹无疑，存疑的是墨笔原稿。下文的析说，便从这些题注入手。
在第1册《吴一鹏传》后，有与传文同体，低一行行文的墨笔注文如下：
一鹏诸疏，尽见嘉靖《实录》，拿见《献征录》方鹏所作传。同册《黄宗明传》后，也有同类的墨笔附注：
宗明议礼疏，见《实录》嘉靖三年四月；上光禄须知疏，见十年九月；请出器皿疏，见十年十一月；救杨名疏，见十一年十月；论兵变疏，见十四年四月；末后一段，见十五年闰十二月；余见《献征录·神道碑》。元恭劾高忠事，见《实录》廿九年七月；举将才，见本年八月。(15)
第7册“王鈇、钱泮”的合传末，也可见这类墨笔添注，提到传中史料见于《明世宗实录》《献征录》《生气录》。(16)
以明代历朝《实录》为参照来研习史事并修史，是万斯同坚持的根本史学思
想。这正如方苞在给万斯同写的墓表中引述他的话所说：
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络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旨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盖鲜矣。[2]33
在整部阁藏本《明史稿》中，焦竑的《献征录》被添注文字提及3次，也是除《实录》外被提出参覈最多的史料。(17) 从万斯同对明代所成史书的讨论看，该书也是他在谈及这一议题时，被特殊提出表彰的史籍。他在给好友范光阳的信中说：
弟向尝流（浏）览前史，粗能记其姓氏，因欲遍观有明一代之书，以为既生有明之后，安可不知有明之事！故尝集诸家记事之书读之，见其抵牾疏漏无一足满人意者。如郑端简之《吾学编》、邓潜谷之《皇明书》，皆仿记传之体而事迹颇失之略。陈东莞之《通纪》、雷古和之《大政记》，皆仿编年之体而褒贬间失之诬。袁永之之《献实》，犹之《皇明书》也。李宏甫之《续藏书》，犹之《吾学编》也。沈国元之《从信录》犹之《通纪》。薛方山之《献章录》犹之《大政记》也。其他若《典汇》《史料》《史该》《国榷》《世法录》《昭代典则》《名山藏》《颂天胪笔》《同时尚论录》之类，要皆可以参观，而不可以为典要。惟焦氏《献征录》一书，搜才最广，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传。虽妍媸备载，而识者自能别之。可备国史之采择者，唯此而已。(18)
这是认定焦竑的《献征录》为惟一可供修国史者参看、考录的备选文献。该
书被万氏提出可能受到指摘之处，是其收罗太广，有失择别。但从万斯同的议论来看，这实际并不影响该书价值；万氏甚至以之为可取方法，视广泛搜罗、求全不遗是修史在初级阶段所必需和必做的工作。他对自己身体力行之的解释是：“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人之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2]333
《献征录》成书的背景及由此显出的特殊性质，则可以解释它缘何引起万斯同的特别重视。明朝万历二十二年（1594）至二十五年（1597）年间，由大学士陈于陛倡议，进行了一次声势大却未能蒇事的官方修史活动。总裁其事者，是当时位处高阶的王锡爵、赵志皋、张位、沈一贯等大学士，参与修撰的人很多，初成了多部流传广、影响大的重要史书。《献征录》便是其中一种。(19)
万斯同以布衣入清廷史局，隐忍其间，“弃妻子兄弟不顾，诚欲有所冀也”，其抱负便是当“鼎迁社改，无可为力”之际，“以文德易武功”，“纂成一代之史，可藉手以报先朝”(20)，并不负祖上事先朝而有功的志业。由此可见，他倾力修史，是有着对旧朝的深厚感情与责任感的。焦竑为明代官修史书所成的《献征录》，便具有这种能代表万斯同所眷恋的前朝所成官修史籍的正统意味，因而成为《明实录》以外颇为万氏认可的供选史料。从此角度，为明代气节之士撰传的《本朝生气录》也被万氏提及，便可理解了。(21) 万氏为修史倾力而为，是故便带有了赓续皇明正统史笔的抱负及精神。
三、天一阁藏《明史稿》在修史过程中的地位
阁藏本《明史稿》第9册中收有李晋华于1936年的题记，提到在当时北平
图书馆所见明史稿本两种，一为200余卷，一为416卷，经“取两本对勘既不同，与横云山人史稿勘之亦异”。他初断前本是史馆最初稿，即万季野最初改定稿，后者为万斯同馆徐元文家时所定稿。但又谨慎地说，这“亦属推断，确否莫能定”。
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著录为万斯同撰的清抄本有两种：《明史纪传》313卷本和《明史》416卷本。前者除本纪外，列传294卷，被认为是万斯同明史稿，与王鸿绪呈进的史稿有异。后者纪、传、志、表俱全，列传267卷，被认为是万斯同核定的稿本，但也存在不同看法。(22) 这两种被学者径视作万斯同稿本的本子，实际上只是明史稿的抄本，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稿本。
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开博学鸿儒纂修《明史》。42岁的万斯同应监修徐元文之邀，入京修史。四十一年（1702），他以65岁卒于王鸿绪馆中。在20多年的修史过程中，万斯同实际所起对初稿的增删和决定作用，使得日后进呈并钦定刊行的《明史》中，充分含有他对明朝历史的见解。在有承袭脉络的史稿中，存在可摸索追溯其修订、成文过程的大量信息。
以阁藏本《明史稿》的第1册中被列入正传的吴一鹏为例。先看目录。《吴一鹏传》在416卷本《明史》中处于卷275，列传第126，同传的有：毛澄、汪俊（兄馔、弟伟）、吴一鹏、朱希周、何孟春、丰熙、徐文华、薛蕙（胡侍、侯廷训、廷训子一元、王禄），计正传8、附传6。在313卷本《明史纪传》中，仅在这一目录中汪俊的附传里，增入了“汪佃”为附传，其余全同。
徐乾学稿(23) 与王鸿绪稿(24) 中收录《吴一鹏传》的该卷目录，两者相同；与416卷本《明史》相比，是删减了附传人物，并调整了正、附传的安排。王、徐两稿的目录为：毛澄、汪俊（弟伟、吴一鹏）、朱希周、何孟春（王元正）、
丰熙、徐文华、薛蕙（胡侍、王禄）。吴一鹏入附传。张廷玉《明史》(25)中，吴一鹏入正传，删去原作附传的何孟春，并增丰熙子坊为附传，保留了侯廷训的附传地位。
以上列出的，是各本中收录有《吴一鹏传》的该卷目录。将阁藏本《明史稿》第1册目录中所列人物与之对比可见，被并入一传的相同人物，仅有“何孟春、吴一鹏、（略正传2、附传2）、毛澄”。其他被收入阁藏本《明史稿》第1册的，在416卷本和313卷本中并没有全部出现，这便显示，阁藏本《明史稿》的人物排列，并不和其他有承袭系统的各本构成紧密的体系。
据上文判断，阁藏本《明史稿·吴一鹏传》，为万氏亲笔，他在史馆中裁定各分撰传稿，以确定定稿的事情，则可由这篇传记的成文过程窥见。据有案可循的各传稿初撰情况，吴一鹏的传记，当为汪琬初撰，其《钝翁续稿》中便保留了初拟的《吴一鹏传》。(26) 通过比勘可见，其与万稿，有前后承袭的紧密关系。首先来看汪琬撰写的《吴一鹏传》：
吴一鹏，字南夫，长洲人。弘治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户部尚书周经以谗去位，一鹏疏请留之。士论皆咨其直。正德中，进侍讲，充经筵讲官，与修《孝宗实录》，以忤太监刘瑾，出为南京刑部员外郎，迁礼部郎中。一鹏抂翰林久，两尚书皆故旧，见辄瑟缩不自安，而一鹏抱成牍，立左右，咨禀自若也。瑾伏诛，复官如故，出为南京国子祭酒，转太常卿……。(27)
下面迻录阁藏本《明史稿》中的《吴一鹏传》：
吴一鹏，字南夫，长洲人。弘治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户部尚书周
经遭谗去位，上疏乞（按，墨笔改原稿之“请”作“乞”）留之。正德初，进侍讲，充经筵讲官，与修《孝宗实录》。刘瑾出诸翰林为部曹，一鹏得南京刑部员外郎，迁礼部郎中。谨讫，复故官。进侍讲学士，历国子祭酒，太常卿……。
这两篇传记明显在行文思路和措辞用意上有一致性，后者在前者基础上删改的情形也很明显。对比《明史》中的《吴一鹏传》，可发现其与万氏所撰传稿，也具相当的一致性。
焦竑的《献征录》在“南京吏部尚书”卷收录的方鹏所撰《吴一鹏传》，则可提供我们从另一思路展开的生平行文表述，避免了类似其经历在整理思路和诉诸文字上别无他途的误解。(28)
将阁藏本《明史稿·吴一鹏传》的行文及与之同处一卷的人物列名情形与它稿对比，可见万氏所撰传稿，是以汪琬的初稿为基础，并作了至少3次修改，方形成《明史稿》所示的面貌；其收录入传人物之初意，并不与《明史》的定稿相同，且在较早阶段便有大幅的次序调整和人物增删。这与清修明史开馆时间长、参与其事者多、所成稿本复杂的情形适相吻合。
再举可以提示我们阁藏本《明史稿》成文情形的一例。如《明史稿》第10册为抄本，且在所附“周朝瑞”等6篇零散传记前的部分中，并无墨、朱笔删改。该册清楚地标名为“忠义传三”，可见是已确定了在史稿中准确位置的成熟传文。经比对，其目录和传文与416卷本《明史》“忠义传三”全同。再看其他并未标明列传名目、有修改笔迹，且卷次排列并不与其他史稿有相同之处等册，则可说明阁藏本《明史稿》除第10册之外的其它传稿，尚处在分撰稿纷呈上交，以待万氏亲笔删定的初级阶段。
下面我们转换视角，从313卷本《明史纪传》和416卷本《明史》的分卷及传文入手，检视阁藏本《明史稿》。313卷本的第94卷收录了如下人物：
高瑶（黎淳）、孙博、强珍（王崇之）、于大节、王坦（霍贵）、李应祯（袁庆祥）、王瑞（张稷）、李俊、汪奎（从子舜民）、崔陞（苏章）、彭纲、周轸、王纯、李旦（卢瑀）。计正传14、附传8。这一目录与416卷本《明史》卷235目录，非常类似，其收传人物为：
高瑶（黎淳）、孙博、强珍（王崇之）、于大节（萧显、杨智、李鸾、蒋昺、赵艮、刘昂）、王坦（张稷）、李俊、汪奎（从子舜）、崔陞（苏章、彭纲、周轸、王纯）、李旦（卢瑀等）。区别是313卷本中的正传人物被416卷本删减，后者还增入了附传人物。
抽检313卷本与416卷本中之同名传记，可见其中兼有文字全同和在表述上微调的情况。下面以阁藏本《明史稿》与这两种史稿均有，但互有差别的《高瑶传》中一句之别为例，说明它们在表述思路上相同、措辞有异的情形。阁藏本《明史稿》为：
……成化三年五月上疏曰：“正统己巳之变……”313卷本中此句表述为：
……成化三年五月陈十事，正统己巳之变
……416卷中的表述更具条理性：
……成化三年五月陈十事，其一言：正统己巳之变……《明史·高瑶传》里则为：
……成化三年五月抗疏陈十事。其一言：
“正统己巳之变……
很明显，《明史》引导所“陈十事”的用语与416卷本的相同，增加的是对高瑶疏陈时政精神的传神描写。
再看313卷本和416卷本中的《强珍传》，两传行文全同。但强珍的传记却不存于阁藏本《明史稿》中，其名仅在第4册《王崇之传》前题名下的小字附注“附强珍后”中出现。这便产生或者强珍传记在阁藏本《明史稿》所处的整理、修改阶段尚未撰成，或者该稿并非完帙，其稿已然不存（或另存它处）两种情况。
重要的是，从《王崇之传》在313卷本及416卷本中出现的情形都是遵循阁藏本《明史稿》的安排，被列于强珍传后来看，阁藏本《明史稿》的成文和卷次确定的时间，当在两者之前。阁藏本《明史稿》中《强珍传》内容丰富，却仅有首、尾两句为416卷所用，也能说明该稿是明史馆中早期写成，供后来增删、调整的部分列传初稿。
比较三稿中均收录的人物传记，阁藏本《明史稿》较另两稿早成的情形更加清晰。主要是313卷本和416卷本有一致性，且这一致性表现在都吸纳了阁藏本《明史稿》在文意和表述上的生动内容。为了进一步说明，下面抄录阁藏本《明史稿·于大节传》中的一段话，并用括号标示另两本相同的更动情形：
成化十七年，南京及（两本无“及”字）山东、河南地震［按，两本遵循阁藏本《明史稿》更改原文“京师地震”后的表述］，大节驰疏陈时政缺失八事，语极激切（两本作“词甚切至”）。帝衔之。暨还朝，密谕吏部出之外，乃以为鹤庆推官。俗不知学（两本作“其俗素不知学”），选秀民为学官弟子，亲为训［按，两本遵循阁藏本《明史稿》更动原文“教”后的表述］授，士多兴起。
上述5处文字的原本及更改情形显示，自阁藏本《明史稿》始，传文中反映的万斯同对明朝史事的分析与判断，为后来的两部史稿确定了根本思路；后来仅见微调文字以使记述准确，也能说明对前者价值的认可和地位的确认。
四、余论
康熙四十一年（1702）四月初八日，万斯同病逝于北京。其后，他所亲订的《明史稿》散佚颇多，给后人考述他研撰明史问题，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本文重点介绍天一阁藏《明史稿》12册的存在形态与收传人物情形，以及其在清廷开馆修《明史》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在对该稿存在形态的初步考察、及其与国家图书馆藏著录万斯同撰清抄本313卷《明史纪传》、416卷《明史》、徐乾学《明史列传》、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等进行简单比对后认为，该稿的墨笔添注和与此笔迹相同的第1至5、9册撰稿，是万氏亲笔；第9册中的一份目录页，并非万氏笔迹。不同于上述的第7、8、10、11、12册，当出自书手，非万氏亲笔，但经由万氏改定，其中第10册夹有万氏亲笔撰写的附传。第7册则明显为徐潮具稿，叶沆抄录，但也有万斯同亲笔修改笔迹。此外，其墨笔所示和朱笔所改定的内容，符合万斯同信赖《明实录》并倾心焦竑《献征录》的史学思想。
从对阁藏本《明史稿》与著录为万斯同撰的313卷《明史纪传》、416卷《明史》抄本的初步比较来看，阁藏本《明史稿》中虽然有成文先后不一和修改程度不等的特点，但是有明显未完成的和传记文字较两种抄本多的情况，以及所收传记有不见于313卷《明史纪传》、416卷《明史》抄本，后来也不为张廷玉《明史》所收的情况。这便印证了万斯同广泛收集史料，不病繁芜，首先为之极，以方便后续修史阶段及后来者取舍的修史思想，也证明了阁藏本《明史稿》早于另两种抄本。
总之，我们认为，阁藏本《明史稿》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反映出万氏编纂明史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成果：一是万斯同亲笔誊改的《明史》手稿；一是经万斯同编纂的《明史》初稿。前者由万氏本人誊录与删改，属于手稿的性质，格外珍贵；后者是《明史》形成过程中分撰稿的综合编纂稿，部分卷首标明“明史卷”若干，“列传”若干，以改定初稿的面貌出现。重要的是，两者具有共同的一点，就是万氏的选择、取舍、分合、排列等，均清晰可见。因此，阁藏本《明史稿》便具有了清修《明史》重要底本的性质，拥有其他《明史稿》和《明史》所不具备的独特的文献价值。万斯同在清修《明史》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这部布满他的亲笔蝇头小楷的《明史稿》中充分显示了出来；同时彰显的，是这部《明史稿》稀见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注释：
①朱鼎煦：《跋》，《天一阁藏明史稿》第12册，第88页。参看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253。按，据《万斯同年谱》考订，朱鼎煦记忆有误，此事当发生在1931年，而并非朱氏
所说1934年。但系于1989年下的沙孟海作《万季野明史稿题记》一文，却说：“1932年余在南京见之”，遂致书朱鼎煦，由其购得。参《万斯同年谱》，1989年条，第280页。1989年是万斯同诞辰350周年纪念，陈训慈与方祖猷合作《万斯同年谱》正式出版。此书不仅详细考订了万氏生平，且“就季野身后有关谱主之要事、著作之印布，及研究季野之述作，皆循年月述为《谱后》，以备参证”，对于研究万斯同及其史学，贡献殊多。以下许多难见的史料均出此。
②柳诒徵：《明史稿校录》，《江苏省国立图书馆第四年刊》，转引自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1931年条，第253～254页。
③冯梦颛致书黄云眉，参看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1931年条，第254页。
④以上吴泽、李晋华、张宗祥题记，并见于《明史稿》第9册。
⑤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明史稿三百十三卷”条所作按语，第18页。
⑥谢国桢：《宁波天一阁文物保存所藏书〈明史稿〉》，载《江浙访书记》，转引自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1985年条，第276页。
⑦陈训慈：《劬堂师从游脞记》，转引自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1986年条，第278页。
⑧沙孟海：《致方祖猷书》，转引自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
《明史》标点勘误 陈洁 ---------------------------------------------------------------------------------------摘要：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对殿本《明史》考疑正谬，标点句读，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其中也出现某些标点的错误，不尽合文意，造成误导。本文就标点问题略作辨正，使之更准确的表达原文意思。 关键词：《明史》；标点；讹误；考证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3)02-0051-05 --------------------------------------------------------------------------------------- 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对武英殿刊本（简称殿本）《明史》考疑正谬，标点句读，为人们学习和研究明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智者千虑，亦有所失。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发现点校本在标点方面出现某些错误，不尽合文意。在此略作辨正，以期更准确的表达原文意思。 1、卷126《沐英》（3757页）：“获其长阿昌失纳” “阿昌失纳”，四字前有专名号，盖视其为一人。《明太祖实录》①卷一二二第六页上洪武十二年二月丙寅条、《昭代典则》卷八洪武十二年二月条②、雷礼《皇明大政纪》卷三洪武十二年二月条③记载：“获碛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纳等。”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七洪武十二年正月作：“斩碛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纳等。”④可见，此为两人，阿昌后应加顿号。 2、卷131《薛显》（3843页）：“略平定西，取太原” 此处视为略取定西。《明太祖实录》卷三六上第六页下洪武元年十一月乙卯条作：“大将军徐达……遣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将铁骑三千略平定州”，第七页上十一月戊午条作：“大将军徐达等师度固关，至平定州，……获太原侦骑十五人，乃分兵扼榆次。”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十《薛显》作：“遂与傅友德将铁骑三千，略平定州。十 ①《明太祖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勘本。 ②《昭代典则》，《续修四库全书》，第351册第207页。 ③《皇明大政纪》，《续修四库全书》，第353册第396页。 ④《皇明通纪法传全录》，《续修四库全书》，第357册第 127页。 收稿日期：2012-09-10 作者简介：陈洁（1984-），女，山东东营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史。 二月从取太原。”⑤此多种记载均作略取平定州。按，平定州属太原府，见本书卷四一《地理志》。定西属陕西巩昌府，见本书卷四二《地理志》。此处当为平定州，“平定”前应加专名号，“西”字下之逗号当移于“西”字上。 3、卷132《曹震》（3867页）：“给以重庆、綦江市马之引” 本书“重庆”之下，“綦江”之上有顿号，视作并列关系。按，本书卷四三《地理志》记载，綦江属重庆府。《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二第四页上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丙戌云：“今商人于云南 建昌、乌撒诸处输粟给以川盐，数支不敷。乞令以重庆府綦江县买马官盐八千一百余引给之。”綦江乃重庆府之属县，顿号宜删。 4、卷133《胡大海》(3878页)：“太祖以宁、越重地，召大海使守之” 本书“宁”与“越”字之间有顿号，盖视为两地。《明太祖实录》卷六第七页上戊戌年（至正十八年）十二月丙戌记载：“改婺州路为宁越府”。卷七第四页下己亥年（至正十九年）五月辛亥记载：“召胡大海于绍兴，大海既至，上谕之曰：‘宁越为浙东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将归建康，以尔为才，故特命尔守其衢、处、绍兴，进取之宜，悉以付尔。’”卷八第一页下庚子年（至正二十年）正月乙卯记载“以宁越府为金华府”。可见，宁越为一地名，中间顿号应删。 5、卷134《宁正》（3905页）：“傅友德自真定略平定州” “定州”前有专名号，视定州为一地名。《明太祖实录》卷三五第五页下洪武元年十月癸巳条作： ⑤《皇明开国功臣录》，《明代传记丛刊》第23册，第643 页，明文书局印行。 2013年3月古籍整理研究学刊Mar. 2013第2期Journal of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and Studies No. 2 ·51·
A读教材，知晓书楼常识，激发疑惑 一，导入，交待学习目标 同学们好，今天要敲一敲南国书城天一阁的门，谁有兴趣？你有兴趣，你也有兴趣？你对这堂课有没有期待？你想怎么上？老师这一节课这样安排的，你们也听听，第一部分，我们读教材，知晓天一阁的一些常识。第二部分，我们看视频，我们看看天一阁范氏后人那些个藏书故事。第三部分，我们画画天一阁的标志，做个书签，啊，沾点书香气。我这样安排，同学们觉得如何？ 二、自主学习教材，了解天一常识，并质疑 既然，大家对我的安排都表示认可，那么现在开始，我们的天一阁之旅吧，出示幻灯片“天一阁在这里——宁波市海曙区路弄号” 1、学生自主学习 六人小组围坐， 读书要求： 1、默读教材，看一看，教材共几页？分为哪几个部分？ 2、读书，包括边边角角，有哪些些感兴趣的知识，请你把它划下来，记一记。 3、还有哪些不明白？或者希望了解更多的，请你打个问号，写个疑问。你比书本了解得更多的，关于天一阁的知识，你也可以记一记，等一下交流。 时间约 2、交流学习收获 1、师问：教材分为哪几部分？ 2、刚才同学们都学习得津津有味，现在和小组同学讨论一下你的兴趣点和你的疑惑的地 方。然后选出讲得最好的一个代表来发言，针对其中一块内容来谈谈收获以及疑惑。 3、学生交流刘 4、小组派代表发言选三个组，教师的评价主要针对发言是否针对一块内容，是否有条 理地将课文的常识讲解清楚，是否有自己的思考和疑惑。 天一阁藏书楼的地位，范钦创建天一阁 天一阁藏书楼“久而不散”的原因，禁牌，建筑的防火结构天一阁命名的内涵“天一生水，地六”这是一个重点，补充一张图片，“宝书楼”的格局，一段文字。 天一阁与历代名人的故事。 疑惑：天一阁有哪些防火的有利结构？天一阁有哪些禁牌？女子不能登楼？ 发言的小组由组长分发徽章 3、教师梳理疑惑，补充小故事，主抓第二块“久而不散” 为了保护藏书，使之“久而不散”，范钦以及后人做出了近乎苛刻不近人情的禁令。烟酒不得登楼，那是第一条，最起码的。女子不得登楼，因为说女子经常在厨房，身上有烟火气，不得登楼，这真是憋屈死了。传说钱秀云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才女，她做梦都想登上天一阁，为了能一睹天一阁藏书，于是就托人做媒，嫁进范家，心想，但凡你有怎样的禁令，只要进了这一家，成了范家的媳妇，还会没有看到书的机会。她如愿嫁进范家，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范家人为保护藏书，禁令如军令，天一阁简直固若金汤，禁牌上写了，女子不能登楼就是不能登楼，最终，这位美丽才女终因不能与思慕已久的藏书相见，郁郁而终。 由此，至少可以看出一点，范家后人对藏书楼的的禁令的执行是多么的严格，也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宁波天一阁园林调研 简介 天一阁博物馆是以藏书文化为特色，融社会历史、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天一阁博物馆环境幽雅，园林精美、建筑古朴，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天一阁之名，取义于汉郑玄《易经注》中天一生水之说，公元1665年范钦的曾孙范光文又绕池叠砌假山、修亭建桥、种花植草，使整个的楼阁及其周围初具江南私家园林的风貌。，建筑园林。园林以“福、禄、寿”作总体造型，用山石堆成九狮一象等景点。风物清丽，格调高雅，别具江南庭院式园林特色。 正文 个人认为我国的传统造园艺术确实有迷人的魅力，不论是谁，只要置身其中，都会或多或少有所感染，尤其对于建筑学人。依我看来，在建筑园林方面著作虽多，但多是以赞颂为主，对园林的手法分析较少，尤其是对全面系统地分析。对彭一刚的《中国古典园林分析》让我对园林认识深入了解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 我国的古典园林与西方的古典园林处于完全不同的文化源源，即使是南北也有各自区别。中国古典园林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也是文人所特有的一种淡漠的趣味。园林所变现出的避凡脱俗正是造就园林独特风格的生活和思想基础。
天一阁园林景观营造分析 构图原则：天一阁构图回环曲折，并无明显轴线，层次错落，忽而大开，忽而关闭的手法是整个院子以无限的变化。整个园林,造园匠师采取一收一放的手法,以“变”字为主题,形成空间大小、方向、虚实的无穷变化。构成一个系统、完整又富于韵律感的造园艺术布局。 对自然态度和对意境的追求：天一阁是以开池筑山为主的自然式风景山水园林，多采用向内布局，加之以高墙相围。亭台楼榭、行云流水、风雪雨露、树木花草,无论动的静的都能合在一起，因时而变，因景而变。江南一带河湖密布，临近月湖水源充足，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池的周围，其间有漏窗、回廊相连，园内的山石、古木、绿竹、花卉，构成了一幅幽远宁静的画面。风景诗、山水画的意境和自然环境的实境再现于园中，富有诗情 画意。 空间组合：天一阁属于南方园林采取布制原则。建筑物在园林四周布置，建筑均背朝外面，并且由此向成一个较大集中的园林空间。避免单调呆板，其回心力和内聚分外强烈。为此，都在中央设置水池。周围许多小水池围绕房屋，为房屋安全防火需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应用粉墙分隔，增加景深，以游廊连接景点，一隔一连，使景观若隐若现，给人们造成奇妙的错觉。同时，通过开池堆山，变幻景观，创造无限空间。欲露先藏的手法也为出彩的造园设计增添了别有一番的趣味。利用植物、山石和建筑小品来组织空间，形成大小对比和明暗虚实对比，从而产生扩大空间的效果。其中，作为突破空间局限、丰富园景的一种传统手法，借景把园林以外或近或远的风景巧妙地引“借”到园林中来,成为园景的一部分。 景观和观景：说白了就是看与被看的关系。在位置上处于制约关系。从被看来讲他的位
天一阁藏《明史稿》略考 2011-08-18 16:07:21 万明解扬 [英文标题]A Textual Research of Mingshi Gao Perserved at Tianyi Ge [中文摘要]将天一阁藏《明史稿》与著录为万斯同撰清钞本以及《明史》修撰中产生的其他卷本比对后，初步认定，天一阁藏《明史稿》中墨、朱笔所改内容，符合万斯同信赖《明实录》并倾心焦竑《献征录》的史学思想，该稿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反映出万斯同编纂《明史》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成果：一是他亲笔誊改的手稿；二是经他编纂的初稿。前者由万斯同本人誊录与删改，属于手稿的性质；后者是《明史》形成过程中分撰稿的综合编纂稿，部分卷首标明“明史卷”若干，“列传”若干，以改定初稿的面貌出现。重要的是，两者具有共同的一点，即万斯同的史料选择、取舍、分合、排列状况，均清晰可见。因此，天一阁藏《明史稿》便具有清修《明史》重要底本的性质，拥有其他卷本《明史》所不具备的独特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天一阁/万斯同/《明史稿》/史学思想/文献价值 [作者简介]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解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 宁波天一阁庋藏的明史稿（以下简称“阁藏本《明史稿》”），共12册，
兼含稿本与钞本，有墨、朱笔删改及名家的钤章、题跋。该稿早年曾引得著名学者登阁观览，留下了多种推论与识断意见，但始终以善本深藏，未广为人知，更未能为学人所研用。 本文旨在略述该稿存在形态，在与著录为万斯同撰《明史稿》以及《明史》修撰中产生的其他版本略做比对后，撮述所见《明史稿》的修撰思想，并分析该稿作者及其在清廷开馆修史过程中的地位。鉴于更多的识见，有待今后整理与研讨时进一步展开，本文的粗浅不成熟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天一阁藏《明史稿》的来历与已有研究 长期以来，这12册阁藏本《明史稿》，以其珍藏罕见和被推测为万斯同手稿，引得多位前贤从其钤章、字体、墨色及部分传文等方面，进行了考证和识断。1931年，河南周氏携其称为万斯同所著《明史稿》至南京，由沙孟海居间，售与宁波人朱鼎煦。①这是对后来收入天一阁的12册《明史稿》首次出现情形的记录。同年，柳诒徵撰《明史稿校录》，认为此稿“信为康熙中明史馆纂修诸公手笔，不敢遽断为万先生书”。其判断是基于该稿签题和小印均可伪作，稿中被视为季野长子的题文，也因未署名而不可坐实；其中1册徐潮的具名（第7册），更令柳诒徵坚信：“纵使朱批出万手，其墨笔原稿，必系史馆他人之作，非万氏所为也。”②也在当年，冯梦颛引述陈训慈见告之语，认为“中州某所献《明史稿》，……绝非万氏原本也。”③。 1934年，吴泽为阁藏本《明史稿》撰写题记，从字体的角度，肯定该稿是万斯同手迹：“泽复以先生当年与人手札再三细校，字字结撰又不爽，累黍审为真迹无疑。”李晋华作于1936年的题记提到所见阁藏本《明史稿》8册，“墨
天一阁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月湖之西的天一街，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 宁波天一阁图片集萃(19张) 久的私人藏书楼之一。始建于公元1561年（明嘉靖四十年），建成于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原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1982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点，2007年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天一阁现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是一个以藏书文化为核心，集藏书的研究、保护、管理、陈列、社会教育、旅游观光于一体的专题性博物馆。现藏古籍达30余万卷，其中，珍椠善本8万余卷，除此，还收藏大量的字画、碑帖以及精美的地方工艺品。设有《天一阁发展史陈列》、《中国地方志珍藏馆》、《中国现存藏书楼陈列》、《明清法帖陈列》等陈列厅，书画馆常年开展各种临时展览和文化交流活动。天一阁分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以宝书楼为中心的藏书文化区有东明草堂、范氏故居、尊经阁、明州碑林、千晋斋和新建藏书库。以东园为中心的园林休闲区有明池、假山、长廊、碑林、百鹅亭、凝晖堂等景点。以近代民居建筑秦氏支祠为中心的陈列展览区，包括芙蓉洲、闻氏宗祠和新建的书画馆。书画馆在秦祠西侧，粉墙黛瓦、黑柱褐梁，有宅六栋，曰：“云在楼，博雅堂，昼锦堂，画帘堂，状元厅，南轩。”与金碧辉煌的秦祠相映照。 宁波市城市口号与天一阁有关：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天一阁博物馆宣传语是： 风雨天一阁，藏尽天下书！ 编辑本段历史天一阁于1561年由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范钦平生喜欢收集古代典籍，后又得到鄞县李氏万卷楼的残存藏书，存书天一阁正门 达到了七万多卷，其中以地方志和登科录最为珍稀。公元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下诏开始修撰《四库全书》，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进献所藏之书638种，于是乾隆皇帝敕命测绘天一阁的房屋、书橱的款式，兴造了著名的“南北七阁”，用来收藏所撰修的七套《四库全书》，天一阁也从此名闻全国。明清以来，文人学者都为能登此楼阅览而自豪。 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严格的族规，如女子不得上楼。世代的子孙严格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教，但终因年代过于久远，藏书还是有很多的失散。公元180 天一阁藏书楼图册(14张) 8年（嘉庆十三年），阁内的藏书实有4094部，共53000多卷。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者掠去了《一统志》等数十种古籍。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又有盗贼潜入阁内，偷去了许多的藏书，转卖给法国的传教士和造纸厂。后来又经历了许多的变故，到1940年，阁内的藏书仅存1591部，共13038卷。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了保护天一阁，专门设置了管理机构，探访得到了流失在外的3000多卷原藏书，又增入当地收藏家捐赠的古籍，现藏珍版善本达到了8万多卷。 范钦的私人藏书历经十三世，保存四百余年，虽然也有过几次大的失窃，但事后范氏族人又会想方法不惜重金赎回。历代藏书家很多，其藏书能保存百年以上的并不多见，而范氏藏书却保存至今，这与范钦对藏书的管理制度密不可分。天一阁藏书制度规定：“烟酒切忌登楼”、“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还规定藏书柜门钥匙由子孙多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外姓人不得入阁，不得私自领亲友入阁，不得无故入阁，不得借书与外房他姓，违反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还制订了防火、防水、防虫、防鼠、防盗等各项措施。正因为如此，天一阁的藏书才得以保存到今日。“外姓人不得天一阁石雕 入阁”一条，使得天一阁的藏书不为外人所知，直到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明末清初思
天一阁观后感 “风雨天一阁，藏尽天下书！” 天一阁有“南国书城”的美誉，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月湖之西的天一街，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人藏书楼之一。始建于公元1561年（明嘉靖四十），建成于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由当时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范钦平生喜欢收集古代典籍，后又得到鄞县李氏万卷楼的残存藏书，存书达到了七万多卷，其中以地方志和登科录最为珍稀。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下诏开始修撰《四库全书》，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进献所藏之书638种，于是乾隆皇帝敕命测绘天一阁的房屋、书橱的款式，兴造了著名的“南北七阁”，用来收藏所撰修的七套《四库全书》，天一阁也从此名闻全国。 公元1808年（嘉庆十三年），阁内的藏书实有4094部，共53000多卷。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者掠去了《一统志》等数十种古籍。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又有盗贼潜入阁内，偷去了许多的藏书，转卖给法国的传教士和造纸厂。后来又经历了许多的变故，到1940年，阁内的藏书仅存1591部，共13038卷。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了保护天一阁，专门设置了管理机构，探访得到了流失在外的3000多卷原藏书，又增入当地收藏家捐赠的古籍，现藏珍版善本达到了8万多卷。于是，便有了郭沫若“明州天一富藏书，福地琅环信不虚。历劫仅存五分一，至今犹有万卷余。林泉雅洁多奇石，楼阁清癯类硕儒。地六成之连解放，人民珍惜胜明珠”的感叹。 虽然天一阁享誉盛名，可在此之前我却没用半点知晓，期待和惊喜是可想而知的。余秋雨先生说，一进天一阁首先看到的不是书，而是钱绣芸小姐的忧郁眼神！一个毕生没有实现的心愿到了另一个世界钱小姐该如愿了，大概在用灵魂保护着天一阁！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悠悠历史，在这青砖黛瓦中娓娓道来。进入大门首先看到的是天一阁的主人的全身坐像，后面有块名为“溪山逸马图”的壁，可以看到上面有八匹骏马在溪边媳戏，此为近代已故的民间老艺人胡善成先生的力作。范钦老先生的雕像就这样静静地端坐着，好像他就这样坐了百年，与他最爱的书相伴，也拉开了我们本次参观的序幕。 天一阁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亭台楼阁、相映成趣。当然其高耸的飞檐也是记忆深刻，在我的高中有着这样的校训，“书声琅琅，和着饥肠辘辘”，好学是中华儿女千百年来的传统，但像范钦先生这样好书、爱书的却是少之又少。为了保护心爱的书籍，订立了严格的族规，如女子不得上楼，烟酒切忌登楼，世代的子
1970年代，美国首府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落成；1980年代，法国首府巴黎卢浮宫完成扩建修缮；本世纪伊始2003年，德国首府柏林国家历史博物馆新馆面向公众开放。这3座居于三国首府且不同年代的重要建筑均出自建筑师贝聿铭之手。自现代建筑产生以来，不同风格流派此消彼长。而此3座建筑尽管位于不同时空，却延续了贝氏的一贯作风，以一种贵族式的优雅始终居于现代建筑的时尚之列。 从罗西到贝聿铭 由于历史原因，柏林在短短几十年内经历合而分之、分而合之的复杂历程。政治因素对城市规划及建筑设计产生莫大影响，例如柏林墙两侧百米范围之内若干年来都是不毛之地。1987年10月东西柏林共同筹建新历史博物馆，选址位于Spree河畔，当时的建设部长奥斯卡·施奈德（Oscar Schneider）指出此项计划是“本世纪内所能举办的最重要、最具吸引力的建设任务之一”。 1988年6月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以其浓缩欧洲古典精髓的建筑空间组合，诸如柱廊、圆厅、钟塔、巴西利卡长厅等，赢得竞赛首奖。然而次年11月柏林墙轰然倒塌，原基地成为新总理府所在。建于18世纪的原军械库改作历史博物馆，与之相邻的仓库和工作室则作为新馆基地。新馆异地而处，罗西的设计被搁置。统一后的柏林当局极为欣赏贝聿铭先前所做的诸多博物馆建筑，但是众所周知贝氏早已不再参与任何竞标，仅接受委托选择设计部分项目。柏林文化局决定突破凡是公共建筑的设计委托必需通过竞标选择建筑师的规定，直接委托贝聿铭设计。1995年9月贝聿铭与当时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会晤，双方就统一后的柏林作为国家新首都所面临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是贝聿铭并未当即接受委托。按照惯例，贝聿铭在接受每项委托之前必需先对项目本身及所处环境进行多次调查，往往决定之时，德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新馆NEW EXHITITION HALL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MUSEUM已经对设计有了一定想法。此次亦不例外，在经过对林的数次明查暗访之后，贝聿铭最终接下委托。19971月他首次将设计介绍给公众，得到了专家、媒体、大的广泛支持。2003年5月，新馆落成，获得Pei Bau（氏建筑）之称。 从军械库到新馆 新址位于柏林市中心Unter den Linden大街，博物馆岛相对。军械库提供7 500m2永久展场，其他厅则安置于4 700m2的新馆内，两馆之间仅有一巷之隔军械库是普鲁士王朝时期的巴洛克式建筑，周围俱是典建筑，如新警士厅、老博物馆等。新馆处于历史建包围之中，缺少造型及立面的表现空间。地段的限制、周边历史建筑的联系，以及文物保护的要求，增加了计的难度。新馆必需将一块小且难用的基地变成一个人入胜的场所，同时需要建立历史与现代的联系。 在占地不足2 000m2的不规则基地上，贝聿铭采三角形作为建筑主体的基本形，利用单纯的色调及材质使造型厚重凝练又富于光影变化，极具雕塑感。三角的北边与基地北部的斜街平行，保持街景的延续性。层切出相似三角形平台。三角形的另一边朝向西南，过等高的弧形石墙弱化几何棱角。东边L形体量的附属房通过廊桥与主体联系。 贝聿铭认为新馆与老馆是共生关系，为其空间及能上的联系创造更多机会。弧形玻璃大厅作为与军械相邻的界面，起到景框作用，同时造成透视上的水平展，与军械库北立面的古典秩序形成对比。末端的玻螺旋楼梯成为附近诸多历史建筑街区中的标志。主入位于螺旋楼梯旁，同时也可通过地下一层从军械库进入参观者通过主入口旋转门进入接待厅。地下一层几乎部用来作为一个开放式展厅，地上3层则提供不同大和层高的展厅，展示面积2 600m2，另外有一个57座的小视听室、图书礼品店、小工作室，地下二层则提机房和临时库房。 建筑造型 三角形是贝聿铭惯用的造型。一个等腰三角形和角三角形构成的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标志着贝聿对三角形的运用已臻成熟；卢浮宫前的金字塔更是三形建筑的代表作。三角形构图
《天一阁藏书考》 《天一阁藏书考》(2011-09-10 08:55:54) 转载▼标签： 转载 分类：图书收藏、藏书楼（家）、书院 原文地址：《天一阁藏书考》作者：上林游子 《天一阁藏书考》 天一阁，是我等爱书人的圣地；天一阁的藏书，更是中国藏书史上的一个奇迹，一种无庸置疑的宝藏，它的兴衰聚散，是中国私家藏书文化的荣耀，也是中国文人心头的一处伤痛。四百四十多年来，围绕着天一阁的是是非非，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悲喜剧，真可谓饱经忧患，历尽沧桑。
余生也晚，对于天一阁至今仍以仰视的姿态，不敢对她有一丝的非份之念，惟恐一不小心无意中对她产生一丁点的亵渎，那是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的。每次走进这个国保单位，总是那么战战兢兢，生怕自己的俗尘，玷污了这块圣地。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著名版本学家路工先生的引领下，第一次跨进这个“南国书城”的石阶，一种神秘而庄重，幽雅而浩大的气场几乎把我窒息，我的心几乎要蹦出胸膛，双腿发软，差点就跪拜下来。 路工先生见状，惊诧万分，问清了原委，竟然哑然失笑。翌年，待他从北京返回故乡慈溪时，说是送我一件礼物，打开一看，直让我双目放光，双手发抖，竟然是我梦寐以求的《天一阁藏书考》。 这是研究天一阁藏书史的开山之作，1932年9月由南京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线装一册，是“南京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种）之一。作者陈登原（1900—1975），今慈溪市周巷镇人。他写这部书时，任金陵大学讲师兼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5年任教授）。 而他写此书的起因，则是1930年他在宁波市立女子中学任教时与友人的一次寻访天一阁的经历。当然，他那时已开始对中国历代藏书史发生兴趣，并着手搜集相关史料——1932年写成《古今典籍聚散考》，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第一部史论结合的中国藏书史专著。此是后话，从略。
浙江天一阁博物馆导游词 ----WORD文档，下载后可编辑修改---- 浙江天一阁博物馆导游词(一) 各位来宾： 天一阁博物馆位于宁波市月湖之滨的天一街上。1982年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荣获国家AAAA级旅游风景名胜区。 天一阁博物馆是一座由天一阁藏书楼为核心，藏书文化为特色融社会历史、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天一阁藏书楼自明代创建以来，至今已有440多年的历史了。它以藏书文化为特色，素有“南国书城”的美誉。博物馆总占地面积约3.1万平方米，环境优雅、园林精美、建筑古朴，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总体布局由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和陈列展览区三大功能区组成。 西大门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来到的天一阁的西大门，首先印入我们眼前的是一对清代的石狮子。这对石狮子是清代的时候，浙东工匠的作品。它们原本守护的是寺院，“下岗”后“再就业”，来到了这里。后面的木门是清代的木结构建筑单体，1980年迁建过来的。平面三开间，硬山式屋顶，五层马头墙。 请各位朝我手指的方向看去，“南国书城”四个大字，是我国著名的宁波宁海籍国画大师潘天寿在1962年的时候所写的。这个匾额所用的字体是隶书。由于宁波在中国的南方，故城“南国”。“红豆
生南国”，书乃读书人的相思物，从这个角度来讲，成为南国也是十分恰当的。“书城”的意思是，一座以书筑成的城，一座为书的安全而筑的城。 请大家看下面的这幅对联：天一遗形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难。这幅对联是由当代版本目录下泰斗，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先生，1981年78岁时专门为天一阁书写的。用的是“钟鼎文”。所谓“钟鼎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商周时期的华夏先民刻在青铜器如钟、鼎之类上的文字，说他是文字，其实说是符号似乎更确切一些。这幅对联上联说的是天一阁藏书时间悠久，藏书规矩、藏书精神可师可法。下联说到的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登上天一阁后的感叹心情。黄宗羲号南雷，在清代康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73年，破例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天一阁藏书楼的外姓人，后来应天一阁传人的请求写国一篇专记《天一阁藏书记》，落笔就写了四个“难”字：“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后面的一副对联则为近代文学家、原文化部部长郭沫若所书，上联是：好事流芳千古;下联是：良书播惠九州。郭老先生曾于1962年10月连访天一阁两日，高度评价了这座文化宝库的重要价值。 请大家抬头，上面还有一块匾额，“天一阁”，这个匾额的字体是楷书，没有落款。据天一阁人讲，是从唐代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字帖中一个字一个字挑出来，并做技术处理。 范钦铜像、溪山逸马图(这一段对范钦仅做简单介绍，具体的可以选择在车讲完成)
余秋雨《文化苦旅》经典语录摘抄 本文是关于余秋雨《文化苦旅》经典语录摘抄，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感谢阅读。 引导语：文化苦旅一书于1992年首次出版，是余秋雨先生1980年代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 1.有了朋友，再大的灾害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糟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 2. 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文化苦旅·自序》 3. 这些在生命的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做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力求圆通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在他们的血统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传代者，但中国的审美文化从他们的精神酷刑中开始屹然自立。——《遥远的绝响》 4. 在李白时代，中华民族还不太沉闷，这么些诗人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并不像今天那样觉得是件怪事。他们的身上并不带有政务和商情，只带着一双锐眼、一腔诗情，在山水间周旋，与大地结亲。写出一排排毫无实用价值的诗句，在朋友间传观吟唱，已是心满意足。他们很把这种行端当作一件正事，为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三峡》 5.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风雨天一阁》 6. 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 7. 可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在中国历史上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
宁波天一阁考察报告 说起天一阁，想必大家并不陌生。我们家乡宁波的宣传口号便是“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其中第一句便把天一阁推上宁波文化之代表。由此可见，天一阁在宁波这一文化古城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学术上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素有“南国书城”的美誉。阁址位于宁波城区月湖西，今天一街22号。始建于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阁主人范钦（1505-1585年），字尧卿，号东明，嘉靖进士，曾任兵部右侍郎。生平好学，性喜藏书，为搜集图书，遍访藏书名家和各地坊肆。范钦收藏日富，又因见著名的一代藏书之所-藏书楼毁于火灾，而决心修此天一阁藏尽天下名书。范钦临终前，把家产分为两份，一份是"天一阁"及其藏书；一份是一万两银子，让两个儿子挑选。长子范大冲挑选了"天一阁"及藏书，并遵照父“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训，立有许多规矩。除了藏书丰富，天一阁在通风、防潮、防火方面也独具特色。藏书阁明为二层，实为三层，其中的暗层为藏书库，光线幽暗，阳光不能直射入室内，这点充分体现了设计者的藏书构想。楼下共分六间，以应"地六分成"之义。此外，西偏间，东偏一进，直迈墙壁，不储藏书籍，以免外面的潮气侵袭，二来透风。后列的中橱之中，又有二小柜，再西一间排列这十二个中橱，橱柜之下各放置有英石一块，以达到吸湿的作用。“天一阁”之名，出自汉郑玄《易经注》“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以水制火”的意思。他又在阁前开凿一座水池，池下有暗沟与月湖相通，使池水终年不竭，万一失火，可就近汲水抢救，。清康熙四年（1665年），范钦的重孙范光文，又在藏书楼前后，砌造假山，架桥构亭，栽花植竹，引水入池养鱼，使藏书楼颇具江南园林的特色。天一阁将藏书的功能与读书的环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受到了清朝乾隆皇帝的赏识。后乾隆为珍藏其在朝时编撰的《四库全书》，令人在北京的紫禁城、颐和园，沈阳的热河避暑山庄，扬州，镇江与杭州各地兴建了文渊、文源、文溯、文津、文汇、文宗、文澜七阁，从其整体上讲，均参照了宁波天一阁的模式而统一建造的。从此天一阁享誉全国。1933年至1935年，当地一些人士筹款维修天一阁时，把原在尊经阁等地的历代石碑，一起移建到天一阁后院，命名为"明州碑林"。共有宋、元、明、清石碑八十余块，其中以三块"南宋旅日华侨碑"最为珍贵。它们是迄今已发现的南宋时明州港最早的文物，也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华侨文物，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除了学术方面，天一阁也是我市AAAA级旅游名胜。天一阁博物馆是以藏书文化为特色，融社会历史、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占地26000平方米。环境幽雅，园林精美、建筑古朴，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总体布局由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三大功能区组成。天一阁藏书楼是中国现存历史最久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三个私家藏书楼之一，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公元1561—1566）之间，原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于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藏各类古籍近30万卷，其中珍椠善本8万卷，尤以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最为珍贵。近年来，天一阁事业发展迅速，先后新增中国地方志珍藏馆、银台第官宅博物馆、麻将起源地陈列馆等处。中国地方志珍藏馆收藏中国全国各级各类当代地方志6730多册，占总数的80%以上。银台第博物馆展示了清代官宦人家的家居艺术和建筑艺术，获2000年度“中国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最佳创意奖”。麻将起源地陈列馆以三维空间展示麻将的起源及与宁波的历史溯源。建于二十年代的秦氏支祠以其独特的祠堂文化，
浅谈天一阁消防史及其未来展望 摘要：本文结合天一阁藏书史，对这座著名藏书楼400多年的防火历史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并结合天一阁的现状，对天一阁现代化的消防设备与手段进行了介绍，同时在文末提出了自己富有创意的大胆设想。 关键词：天一阁消防文化历史轨迹发展设想 有道是读书难，藏书更难。自古以来，火灾一直威胁着书籍的安全的重要隐患之一，是造成许多藏书楼被毁的罪魁祸首。著名学者钱谦益的藏书楼——绛云楼，仅因一幼女剪烛火，不料火星落入纸堆中，燃起大火，造成“楼与书俱烬”的结果。纸书怕火，一遇火即刻化为灰烬，不给藏书者留下任何弥补的可能。所以防火成了藏书家藏书的重要任务。 被誉为“人间庋阁足千古，天下藏书此一家”的天一阁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它始建于明嘉靖年间（1561-1566），由明兵部右侍郎范钦始建，至今历经四百余年，依然屹立于浙东，成为中华藏书文化的标杆。今天，天一阁不仅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还拥有30万册的藏书，这与它有效的防火措施密不可分。400多年来，历代守阁人均视防火为首要任务，不管是最初的宝书楼、近代的北书库，还是现在的新古籍库房，一直延续着藏书防火保卫战。 一、宝书楼的防火措施 宝书楼是第一代藏书楼，又称“天一阁”。不管是建筑布局，还是建筑结构以及之后的藏书管理，天一阁无不体现着范钦当初建阁时在防火问题上的深谋远虑，可算得上是一部明代藏书楼消防设计与防火管理的教科书。 首先从阁名说起。之所以冠名“天一阁”，是范钦取《易经》郑玄注文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将藏书楼建成楼上一通间，楼下六开间的格局，与“天一”、“地六”之意相吻合，取“以水克火”之意，祈求免遭火灾。可见范钦在藏书楼的防火问题上可谓用心良苦。 其次让我们整体看一下天一阁的布局，可以发现范钦应用了很多防火技术。天一阁座落于月湖之滨，坐北朝南。书阁是硬山顶重楼式，面阔、进深各有六间，前后有长廊相互沟通。楼前凿一水池，命名为“天一池”。范钦以水克火的方法，在楼前修筑水池储备消防水源，
天一阁导游词 天一起明州，沧桑四百年。各位游客：大家好，现在我们将要参观的是天一阁博物馆。 天一阁博物馆位于宁波市月湖之滨，是一座由天一阁藏书楼为核心、藏书文化为特色的专题性博物馆。景区由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三大功能区组成，占地面积为3.1万平方米，因馆内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古籍而享誉海内外，素有?南国书城?的美誉。成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家AAAA级人文旅游胜地，成为宁波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标志之一。 雄踞大门两侧的是一对清代石狮。木结构大门是清代道光年间的古建筑，门厅外侧有一匾，书?南国书城?四个字，这是由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1962年所书。大门两旁对联?天一遗形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犹难。?是著名书法家顾廷龙先生于1981年到访天一阁时留下的墨宝。此对联书体为钟鼎文，上联意为天一阁藏书历史悠久，以后还将长久的留存下去，下联出自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登上藏书楼之后的感慨。 黄宗羲,字梨洲，号南雷。被后人誉为中国十七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公元1673年黄宗羲以他的人品、气节成为登上天一阁藏书楼的第一个?外姓人?。黄宗羲登上天一阁之后便发出了?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的感叹。从他的感叹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藏书楼建立和保护过程的艰辛以及范氏子孙坚守藏书护书长久不衰的操守、气节和意志。
进入天一阁，首先印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这座铜像，他就是天一阁的创始人------范钦。范钦，字尧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人。明嘉靖十一（公元1532年）27岁的他考上进士后便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据文献记载，他敢于冒犯权歼，勇于抗击倭寇，于嘉靖三十九年被提升为兵部右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的职位）。然而，使他彪炳史册的，不是他的政绩，而是他辞官归里后修建的一座藏书楼。范钦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他所搜藏的书大都以宋元以来刊本、抄本与稿本为多，而明代刻本尤其突出。范钦藏书与一般只注重版本的藏书家不同，他比较重视明代人的著述和明代新刊古籍的收藏，所藏明代方志、政书、实录、诗文集等尤多，而明代登科录和地方志的收藏成为阁藏特色。其中明代方志原藏有435种，超出《明志》著录，现存明代方志有271种占全国明代方志的80%以上，有65%是海内外孤本，近年已陆续影印出版，现代文献学家赵万里先生曾这样评说天一阁藏书的历史功勋：?天一阁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能保存有明一代的直接史料。?范钦从青年时代起就有志于藏书，经史百家兼收并蓄，但是较有规模地进行收藏应该是在他致仕回乡之后，范钦号东明山人，故此归里后初建的藏书楼以他的号命名为?东明草堂?，这只是早期的雏形，收藏有限，规模和保管条件均不理想，因此他把建立家族藏书楼作为自己解职归里后的第一要务来考虑。天一阁的建造约从嘉靖四十年（1561年）开始，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完成，历时五年左右。
目录 内容摘要及关键词 (2) 一、选取大题材，大场景，表现大主题 (2) （一）选取大题材，大场景，表现大主题的根源 (2) （二）余秋雨散文选材立意的原则——理性的思辨 (2) （三）选取大题材，大场景，表现大主题在散文中的表现 (2) （四）选取大题材，大场景，表现大主题这一形式的影响 (3) 二、对历史的情有独钟使余秋雨的散文带有浓厚的历史气息 (3) 三、余秋雨散文的问题性 (4) 参考文献 (5) 开题报告 (7)
论余秋雨的散文特色 内容摘要：余秋雨及其散文在中国的文坛风靡一时，引出了一场不小的“秋雨热”。他的散文也被誉为“学者散文”、 “文化散文”，在当代中国文坛独树一枝，独领风骚。于是，对于他及其文章的是非评价层出不穷。像王强的《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等为代表，对余秋雨及其散文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作为余秋雨散文的读者，我从其中领会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可以从三个方面谈谈我的感受：（一）选取大题材，大场景，表现大主题，给人以心灵上强烈的震撼；（二）对历史的情有独钟，使余秋雨的散文带有浓厚的历史气息，让人以古鉴今，不断反思；（三）余秋雨的散文常提及到许多切合人们实际的问题，让人思考，探究，形成了独创性的“问题散文”。 关键词：大主题大气魄历史气息问题性世俗化 一、选取大题材，大场景，表现大主题 （一）余秋雨选取大题材，大场景，表现大主题的根源 散文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文体，是主体性非常强的文学，历来是以“一粒沙子看世界”，即以小见大作为它选材立意的根据，像许多的散文一样，这可以讲是散文千古不变的共性。我们从著名的散文家杨朔的散文《荔枝蜜》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文章是由蜜蜂采蜜这件小事上联想到广大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不断的奋斗。是典型的由点到面，以小见大，而余秋雨的散文却打破常规，从大题材，大场景之中去表现大的主题，这就是文学的创新，具体而言，就是从文体上有新的突破，让人耳目一新，有一种大氛围之下的一种独特的，震憾人心的感受。 创新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动力，是民族的灵魂，不论在任何岗位之中，都需要创新，文学艺术也如此，需要打破常规，有新的突破，让文学的长河之中涌现出一些新鲜生动的浪花。而余秋雨的散文正是散文长河崛起的奇峰，是当代散文的又一高峰。这正是余秋雨在散文艺术上的创新，打破常规，用一种新的取材立意的方式让人感受到大氛围，大气魄之下的散文的魅力，顺应了文学发展的潮流。 （二）余秋雨散文选材立意的原则——理性的思辨 余秋雨散文选材立意的与众不同，独具一格归根于他选材立意的原则——理性的思辨。我们可以从他的第一部散文集《文化苦旅》的自序之中可以看出：他提及到他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这是中国文化悠久的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陶所造成的，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大悲，最后只要闭一下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在这部文集中，他通过自身的文化行为创新了文学形态，使散文河流突然奔涌，由小到大，由浅到深，由个体灵魂到整体精神的反思，使那些沉湎于自我小天地的散文作品黯然失色。在余秋雨后来的散文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余秋雨的散文之中充满了理性的思辨，如《千年一叹》这部散文集中一系列对人生之中常遇到的问题的研究，无不闪现出余秋雨散文的理性思辨色彩和大家风范，让读者读起来如沐春风，受益颇深。 这效果是基于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研究和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思辨，让人们真正地去了解文化，了解历史，而不像有些散文一样空乏无力。细读余秋雨的散文，就像看到一个睿智的老人在文化历史长河之中探索，时刻闪现出思辨的色彩的火花，让人思想上受到启发，精神上受到愉悦。从而我们可知余秋雨散文在选材立意上的独具一格，引人注意的原则——理性的思辨。 （三）选取大题材，大场景，表现大主题在散文中的表现 余秋雨的散文打破了局限于个人小天地，表现小主题的散文布局方式，采取了大场景，大题材，表现大主题，让人领略到了大氛围之下散文的巨大魅力。我们主要从余秋雨的头部散文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之中可以看出发现这种取材立意在其文集中的表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把沉重的文化反思和秀丽的自然山水艺术融合在一起，营造了秀丽山水之下的文化苦思。这种别具心意的大场景，大题材，让他在山水之中找到了表现自己生命的最佳的形式，让我们可以从他的散文之中领略到了一种大主题，而且是令人沉思的主题。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这部散文集的开篇之作《道士塔》这篇散文，作者将这篇散文贯穿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作为背景，从一个王道士的身上体现出中国历史的苍海桑田，让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痛惜中国文化珍品的流失和国人的愚昧无知这个大主题，数千年的文化沉淀形成的莫高窟，既然让一个不识一字农民出身的王道士去“当家”，既不是文人，何以会懂得祖先遗传下来的文物之宝贵了。当壁画被无知的人刷得粉白，王道士脸上露出了无知无耻的笑容之时，他根本没有听到风中的低
历史文献学
目录 绪论 (2) 一、文献的含义 (2) 二、文献学的含义 (2) 三、课程主要内容 (3) 形体编 (6) 第一章记录文献的载体 (6) 第一节甲骨 (6) 第二节金石 (6) 第三节刻石 (7) 第四节简牍 (7) 第五节缣帛 (8) 第六节纸 (8) 第七节新型文献载体 (9) 第二章文献的体式 (9) 第一节简策体式 (9) 第二节卷轴体式 (9) 第三节折叠体式 (10) 第四节册页体式 (10) 第三章文献的体裁 (11) 第一节文献内容的体裁 (11) 第二节文献编纂形式的体裁 (11) 第四章文献的体例 (15) 第一节古书多无书名 (15) 第二节古书不题作者 (15) 第三节单篇别行之例 (15) 第四节序传常臵全书之末 (16) 第五节篇章题目列于正文之后 (16) 第六节古书的附益 (16) 第七节内篇与外篇 (17) 第八节先秦子书不皆出于手著 (17) 第九节子书与文集之流变 (17) 第十节古书的篇与卷 (18) 方法编 (18) 第一章目录 (18) 第一节目录的产生及其功用 (18) 第二节古籍分类 (19) 第三节目录的主要内容 (20) 第四节目录的类型 (21) 第二章版本 (22) 第一节版本与版本学 (22) 第二节版本的功用 (23) 第四节版本的类型 (24) 第五节版本的鉴别 (27) 第三章校勘 (30) 第一节校勘的功用 (30) 第二节校勘的对象 (30) 第三节校勘应具备的条件 (31) 第四节校勘的方法 (31) 第五节校勘成果的处理 (32)
第四章辑佚 (33) 第一节辑佚的方法 (33) 第二节辑佚的取材 (33) 第三节辑佚的注意点 (34) 第四节评价辑本的标准 (34) 第五章辨伪 (35) 第一节伪书出现的原因 (35) 第二节考辨伪书的方法 (35) 第三节考辨伪书的注意点 (36) 绪论 一、文献的含义 1、古人的看法 《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 （1）郑玄注：獻猶賢也，我能不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2）朱熹：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3）马端临《文献通考》：?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唐末以来诸臣之奏议。诸儒之议论谓之‘献’。?《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注：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中庸》：子曰：吾説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焦竑《国朝献征录》=《当代人物传》 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先烈人物传》 （4）元代杨维祯《送僧归日本》：?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 （5）明《永乐大典》（初赐名《文獻大成》程敏政《新安文献志》） （6）清代钱林《文献征存录》 2、当代学者的观点 （1）接受传统看法认为文献指书本的记载和耆旧的言论。如杜泽逊。 （2）《辞源》给文献下的定义：?指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 （3）1983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4）《中国大百科全书》：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 （5）洪湛侯的观点：凡是用文字表述的具有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图书资料，就是文献。 二、文献学的含义 郑樵《通志〃校雠略》、章学诚《校雠通义》、刘咸炘《续校雠通义》 1、文献学晚出的原因 （1）先秦时期文献研究处于萌芽阶段 （2）汉代以后，文献研究被称作?校雠?、?整理国故?、?国学研究?。如钱穆《国学概论》 （3）文献学名词出现于近代。经学朴学考古学语言文学 充满劳绩，仍诗意地栖句在这片大地上。——马丁〃海德格尔 2、台湾学者的观点 台湾《中文大辞典》：研究一民族之语言文学，以了解其文明程度之学术，谓之文献学。 3、文献学创立初期的观点 （1）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谓之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