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历史责任？》
文章1
（一）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历史趋势？
在弄清楚我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历史责任之前，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历史趋势？以及我们面临的“现状”和“历史趋势”之间到底还有多少距离？
影片《走向共和》的大结局播放了国父孙中山的生平感慨：“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共和，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是世界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孙文相信，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它一定会实现共和的！我坚信这一点！”
——没错，我们面临着的历史趋势，就是“走向共和”。
什么是“共和”？——“共”是多人协同的意思，“和”字从禾从口，是调五谷以合众口的意思（古代有调酒器，名“盉”，专门用来掺和各种谷物酿制的酒，以达到最佳味道。此字从禾从皿，禾指五谷，皿指盛器，造字原理与“和”相同），所以，如果把政事比作众人口味，把执政比作调和众人口味，那么“共和”就是两人或多人协作共事，一起调和大众口味，以达到满足天下大众要求的目的。在体制上，它泛指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与“君主制”相对。
正如国父孙中山所言：共和，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是世界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历史不容颠倒的趋势。为了弄清楚我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历史责任，我们就必须了解：我们的历史现状和历史趋势之间，还有多少的历史距离？
（二）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现实状况？
我们“走向共和”了么？——让最权威的声音来说话：
据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组织结构图”显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个机构“选举”产生两大主要权力执行机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会”又细分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四大权力执行机构。
纵观共产党的整个权力组织结构，我们发现：除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外再无第二个具备监督约束性质的权力机构。而作为仅有的一个监督约束的权力机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权力和地位又远低于中央委员会。作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掌门人，“中纪委书记”同时也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倒数第二把手。“中纪委书记”的这种职务上的交叉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组织结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制度漏洞”：作为仅有的一个监督约束机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又不得不服从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就在制度上产生了一个“监督约束”的“真空”区域。
这个“真空”区域必然成为中国“走向共和”的最大阻力点。——因为，“监督”的“真空”必然成为人性丑恶面得以滋生和发展的温床。在这个“监督真空”区域里生活和执政的人，一年两年或许可以洁身自爱，十年二十年或许也可以洁身自爱……但五十年、一百年呢？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督真空”带来的必然是人性邪恶面的肆虐。这是最最基本的历史常识。
因此，理性的逻辑告诉我们：中国“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是消除这个“监督约束”的“真空”区域。不然的话，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督真空”里的“毒瘤”将会越来越大，“走向共和”的难度也将越来越大，直至出现一个难以破解的历史僵局：改革者首先被“革命”——就像前苏联那样：即使执政者有心改革，也不得不屈服于体制的巨大惯性和阻力，最后不得不让整个体制土崩瓦解、走向畸形的“重生”。
（三）我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历史责任？
从上文“现实状况”和“历史趋势”的距离来看，我们不得不去揣测一个大胆的话
题：作为处在“监督真空”区域中的、天天出现在《新闻联播》上的执政者，他们是否希望“走向共和”？
这是非常严肃且艰难的一个话题。因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要承担历史责任的“我们”，就必须在“历史趋势”和“执政意愿”之间做出“二选一”的痛苦抉择。
——但幸运的是，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执政者深知国父孙文的教诲和前苏联的历史教训：“共和，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是世界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面临的问题仅仅是：作为大学生，我们需要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走向共和”、从而承担起我们的“历史责任”？
文末，笔者给出2个“承担历史责任”的“基本原则”。在这２个“基本原则”的限定下，我们再“自由发挥”：
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我们不能允许国家和政府体制土崩瓦解。我们不能步前苏联的后尘：前苏联的解体的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它在塑造了美国“一枝独大”的同时，也让俄罗斯民族陷入了痛不欲生的悲惨境地。苏联解体后的10年，整个俄罗斯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混乱不堪，直到出现一个政治天才“普京”之后才有所好转、获得“重生”。而其他独联体国家，则因国力弱小而直接被世界舞台所冷落。
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我们不能允许国家和政府体制停滞不前。我们要像温家宝总理号召地那样：必须积极稳妥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至死方休！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来自体制上的“监督真空”就会滋生大批邪恶的末日执政官，早晚会危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和安全。
自古以来邪不胜正。我们不可以将自己的独立精神销蚀殆尽；不可以对公共政治不闻不问；不可以只顾自己不顾他人；更不可以在社会事件面前一味地按照官方宣传办事、或者一味地反对反抗。我们要有理想、有信心、有智慧，“坚定不移地支持政府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至死方休！”
——哪怕我们仅仅只能“围观”，那也是一种巨大的贡献，因为“围观也是一种力量”。
文章2
振兴中华，从我做起。面对社会的种种弊端，我们在失望之余应该懂得，一个民族是一点一点进步起来的，如若我们每个人不能为民族的复兴承担一点责任，那这个民族将永远无望。不得不承认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很浮躁，这是中国民族教育的失败导致的，我们只看到了其他民族的优点而过分夸大了本民族的缺点，这一点与日本民族截然不同。振兴中华需要我们去学习先人“抛头颅、洒热血”的奉献精神，这是金钱所无法取代的，在我看来金钱绝不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希望。
当代中国人某些方面的不足是中国民众思维和文化的不成熟导致的，很多年轻人遭受一点挫折就无法承受了。我要告诫当代的大学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丢掉自己做人的准则，不应丢掉自己肩负的责任，更不应轻易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不要以为绚丽的风光就是我们民族强盛的标志，不要以为高楼大厦就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富有，也不要以为此刻的奢靡就是我们大学生应当追求的生活。只有把目光放到西部那些贫困的地方，生活在东部富裕地区的大学生们才知道还有如此多的责任要去担当。此刻我们有责任与中国的老百姓共同抵抗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我们是人民的儿子，我们没有理由向人民索取什么，而只有理由多为人民分担些苦难。
当前世界上的很多乱象都是有内幕的，因此我要告诫当下中国的大学生不应被外国媒体的某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所迷惑，能够保证中国不断发展的体制就是当代大学生应当支持和选择的，要知道中国的安定团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共识是极为重要的，韩国和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汉城奥运会和东京奥运会给他们留下的强大的精神文化遗产，如汉城奥运会的主题曲《手牵手》至今仍旧在韩国民众中广为流传，展现了韩国精神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反观中国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过去还不到三年，可谁还会去饶有兴趣地哼唱《我和你》呢？济南空军战斗机驾驶员冯思广2010年在一次执行任务时飞机出现故障，为最大限度地保障地面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他错过了跳伞的最佳时机，最后壮烈牺牲。英雄感人，其妻亦感人。他的未婚妻田文君，在追悼会上两次长时间的行礼，第一次是请司令员见证他们的婚礼，第二次则是向已逝的英雄保证替他照顾好年迈多病的父母。一个民族需要田文君这样伟大的情感，需要共同的精神文化追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明不仅塑造了你我个体，更塑造了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取向，我们不能让自己成为文化和精神上的孤魂野鬼，而要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当今中国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一定要和中国广大人民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也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拥护自己的国家，捍卫祖国的主权和尊严。
同学们爱戴什么样的教师也应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作为指导，除了崇拜学术造诣高的名教授外，更应当崇敬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爱国家、爱民族、爱学生的教师。真正一流的大学绝不在于豪华的建筑，而在于其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在于其“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树立。浙江大学的创始人、浙江大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浙江大学“求是”校训的倡导者、伟大的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教育家竺可桢是蒋氏父子极为尊敬的，1949年竺可桢并没有随国民党一同前往台湾，而只是说了一句话：“我要跟新的中国在一起！”因此我想说的是大学教授做官让人羡慕，校长进入国家的领导层地位固然显赫，但我们更不应该忘却、更应该崇敬的是，大学的创立者和大学精神的倡导者对一个大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历史功绩及其留给后人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最后我想对同学们以后的生活提两点建议：一是不要畏惧磨难。我现在的成功得益于在大学毕业后那三年不能唱歌、不能跳舞、不能逛商场的艰辛的山沟生活。每天晚上去实验室，把大学期间做的笔记重新整理一遍，发现其中的错误与不足。我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奠定了自己扎实的专业知识，到如今在专业知识上能超越我的人没有多少。因此，我要用自己亲身的成长经历告诉大家，人生的成功在于后天的不断努力，不要过早断定谁是人才。有没有前途在于自身能不能不断努力，在于遇到困难能不能扛得住；二是要孝敬父母。凡是不孝敬自己父母的人说爱党、爱国都是虚伪的，连报答养育之恩的本能都做不到的人绝对不值得信任。我告诫大家当父母还在世的时候要多尽孝心，要学会感恩。
在大学，要学会自省，要多去领悟不同的精神和思想；要有成长中的理想，应不断思考上大学究竟是为了什么，毕业后可以为自己、为父母做些什么；要有充沛的情感，体现在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今天特别强调情感，所以我想以一幅感情饱满的画结束今天的演讲。这就是感动中国20年的、罗中立老师的名作——“父亲”。这幅画之所以感动人，在于其对人性的洞察以及对生命的动情。当年罗中立老师去阿坝采风时，看见一个蹲在大粪旁边的老农，虽然这位老农在喝一碗很不干净的水，但罗中立并没有因此而嫌弃他，反而被老农饱经沧桑的脸所吸引，于是成就了这幅伟大的作品。我想这画中的人物就是中国伟大的男人形象，是中国伟大的父亲形象，是中华民族扛得住的缩影。
今天是即兴演讲，里面肯定有很多瑕疵甚至偏颇之处，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当我们期盼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施琅”号即将下水时，当我们得知“歼20”再次飞向蓝天时，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应该以身处中华民族这一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而感到由衷的自豪。与此同时我也要告诉你们：“做一名安徽大学的学生,做一名当代的中国人，是极为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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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其是否悲哀，但毫无疑问，国家之富强，民族之复兴的担子已经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是不是应该努力去做些什么以企图来改变一些东西呢？如果我们对这个不满，对那个不满，那么改变是不是就应该从自己开始做起呢？
首先，我们应该正确地去认识这个国家和民族。一直以来我们的同学都搞不清楚自己的国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要么过分自大，要么过分自卑，看到黑人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看到美国人自己就觉得低人一等，这种心态都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记住：中国是一个大国，而非强国，我们离强国之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且我们有这个信心！但既然我们是大国，我们的国民也理所当然应该具有大国的心胸和心态，要记得学会包容，学会尊重。
其次，学习要有全球化的视野。无论我们学习的专业是什么，我们同学搞学习、做学问都必须具备一种全球化的视野。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起步较晚，而且学科与学科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就连国内的一流名牌大学也很难说在某些学科领域就能够领先于世界。所以，我们的学习需要一种开阔的视野，要注重交流，切不可闭门造车。
再次，学习要有创新精神。我们的学习大多数是缺乏这种创新精神的，我们经常喜欢处处创新，而这恰恰是缺乏创新的表现，这就好比一个新的君主推翻了旧的暴君，然后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一样，国家的名字改变了，但国家机器却没有改变，因为形式的改变并不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变，这样的改变又怎么能够叫做创新呢？我们应该记住：科学真正的创造性是在于它的延续性，而不在于“标新立异”。
最后，学习要有责任感。人的一生无论怎么过，都逃脱不了两种责任：第一种是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第二种是对家庭对自己的责任。后者要做到的话，自己努力一下也并不是太困难，但是要做到前者不仅仅需要我们有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和热爱，更需要我们要有实际的行动，需要我们每一个同学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不然21世纪民族的伟大复兴何谈？何在？
我记得小的时候，小学老师对我们讲：你们是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希望！倘若要等到若干年之后我们再拍着我们孩子的肩膀，对他们说：你们是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希望！那么我们这一代算不算是民族和历史的罪人呢？我想应该算作是。
大学生成才的道路应该说是多种多样的，但无论在将来我们会走上什么样的岗位，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我们都应该牢记我们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和肩上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倘若我们每个同学都能够将这样的一份责任感承担起来，那么每一份这样的责任感汇聚起来就成为了我们国家和民族前进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从此将不会再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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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使命
谈到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我们不能不认真地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历史上的一代代先人如何自觉地肩负起民族的重任。历史清晰地记载着：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几十位青年学生作为广大民众中觉醒的第一批人，是他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使历史的车轮骤然驶进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时期。在此之后，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其平均年龄只有28岁，最年轻的仅19岁，他们中许多人都成了尔后中国革命的中坚。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大批年轻人在党的召唤下到苏联学习，用所学知识投入百废待兴的祖国建设。由此看出，年轻人往往都站在历史发展的风口浪尖，他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从老一辈革命家和建设者的身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正是历史的需要，国家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
那么，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是什么呢？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思想，再次为我们提出了新世纪我国的发展目标，即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四化”大业。那么，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全面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把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首要任务。如何才能提高生产力呢？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我们国家及时地制定了“科教兴国”的宏伟战略，以此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也只有这样，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才不是空谈。
时代在召唤年轻人去坚定地履行新的历史使命。我们大学生是青年中有较多机会接受现代科学技术教育的一部分人，是“科教兴国”战略的受益者。我们在受益的同时，也应是“科教兴国”的实践者和完成者，应当义不容辞地挑起振兴祖国科技事业、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重担，从而成为祖国振兴的中坚力量。我们中国人已经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良机。在以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化革命浪潮中，我们同样吃了大亏，比如在不少行业只能做些信息业下游的产品，没有自己的平台，没有自己的品牌，被外国人占尽了便宜。1998年，在我国人民与特大洪水作斗争的时候，日本人虽然也派出医疗队，带着药品到洪涝重灾区进行“红十字”服务。事后得知，在抽血的过程中，日本人竟带走了极关键的一部分血样，回国后经过分离、提纯，得到许多珍贵的我国民族所特有的基因，并用其中有益的基因制造出特效药物，获得了巨额利润，还专门申请了国际专利。这不正是我们国人科技意识缺乏造成的结果吗？如此多的漏洞应由谁家补偿呢？责任已一步步落到我们年轻一代身上。我国要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而与外国人打交道，还得学会竞争，并且在竞争中努力取胜。
中国在经历了14年的艰难谈判后，终于在2001年成功地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和WTO，是以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占据的强国地位作为支撑条件。一个国家对高科技的拥有程度，极大地影响着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和在WTO的游戏规则中的强势和弱势。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经济全球化和WTO中无疑处于强势。它们除了资本的优势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掌握了世界的大部分高科技资源，其中包括人才资源。有了人才，就有了高科技；有了高科技，就能赢得在全球化中的有利地位。人才不是凭空得来，人才的获得主要是靠教育培养。现在，“科教兴国”已成为我国全民族的意志和共同目标，而高校又是“科教兴国”的主力军，肩负着为社会输送全面人才，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重大责任。当代大学生，只有努力使自己成才，将来才能服务于社会，贡献于社会，这是我们成才的根本方向和既定要求。
那么，如今的大学生又怎样才能成才呢？近些年，在一些高校乃至全国许多行业和部门，考“托福”、考GRE几乎成了一种社会时尚，成了许多有为青年奋斗的最高目标。谈到底，有些人的学习目的无非是为了出国。走出国门开阔知识视野，其实并不是件坏事。但不少人却是“一去不复返”，宁愿在西方国家低人一等，也不愿回国效力。国内有项统计，八十年代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6名赛手，当今除一人仍在上海，一人不知去向，其余4人全在美国。当初，微软要在北京成立微软（中国）研究院，一下就用高薪网罗了国内该领域最顶尖的十几名科学家。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培养人才，往往只落得“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结局。如此恶性循环，国家如何能迅速发展？
要解决以上问题，就必须大力培养政治和业务全面发展的人。在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的衡量标准，不仅要看其智力因素即知识水平，更要看德育的种种表现。“德”的标准是很宽泛而实在的。但真正佩称为人才的，至少首先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履行基本的社会道德。一个人道德品质不好，与社会格格不入，他的智商再高，也很难对社会做出贡献。千万不要忘记，当年掌管奥斯维辛集中营焚化炉的一批希特勒信徒中，就有戴着医学博士耀眼头衔的出色科学家。宋朝司马光在总结前人做人经验的基础上，曾特别强调了“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的人才判断标准。据报道，前几年北京四中有位学生会主席，学习成绩很好，工作能力也强。在高三复习期间，有一家大型跨国公司派人与他联系，为他提供免费到美国波士顿某大学留学的机会，条件是学成后需为该公司服务。尽管答应这个条件即意味着他可以不用参加当年残酷的高考，而到美国直接接受良好教育，还意味着他可以为自己并不富裕的家庭节省一大笔开支，并且他未来的事业也可能一帆风顺，但他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个邀请。这名同学在高考中不仅考入了名牌大学，并在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可以说，他就很好地做到了国家需要与个人发展的统一，成为当代大学生的光荣典范。
“五四”时期，青年学生们纷纷将“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的最高使命，如今爱国的表现已不再是救国，而是兴国、强国。当代生产力对科学技术的依赖越来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家间的较量日益转向科技创新能力的制衡，一个国家的技术单凭模仿、引进已不能保证经济的真正优势，作为新世纪的大学生，我们理应担负起振兴祖国科技事业的历史重任，努力使我国尽早地屹立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
社会责任
“当一名志愿者，到西部去，这是我多年的梦想！”
“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是当代大学生的责任。”
“把青春和智慧贡献给我们的时代，是我们每一位大学生应尽的义务。”
这是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启动连日来，首都各高校志愿者共同的心声。“去西部，将使我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它将磨练我的意志，培养我的品格。”6月15日晚10点50分，面对记者，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专业学生莫锋由衷地说。那首《丝绸之路》乐曲，曾唤起出生在广东清远、今年23岁的莫锋对西部那种纯净大自然的向往。“我能想象那里的贫瘠，但作为大学生，参加建设西部，责无旁贷。”今年2月份以来发生的非典疫情给国家带来的严峻挑战，更坚定了他服务西部的信念。为此，5月中旬，莫锋还给有关中央领导写去了一封信。信中他建议国家能制定更多的政策为西部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他说，大学生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使他有了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机会。为此，他毅然决然放弃了已和深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达成了的就业协议。他表示：“能到西部去做一名白衣战士，传播知识、播洒文明、奉献爱心，是我人生中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面对服务甘肃贫困县的抉择，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华伟兴致勃勃：“当代大学生应该更多地思考：…我能为社会做些什么？?而不是社会能给我们些什么。”“我是学青少年教育工作的，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鼓励、帮助更多的西部孩子成长、成才，用他们的智慧建设自己的家园！”来自江西革命老区、今年23岁的华伟对未来信心满怀。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分校年仅21岁的管锋已不是第一次当志愿者了。2001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他就有幸当上了“彩虹志愿者”。“父母对你志愿服务西部支持吗？”“当然，儿行千里母担忧啊！但作为一名大学生，尤其是共产党员大学生，在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首先考虑的应该是责任，是模范带头作用。”管锋说，他的父母都理解他，并表示了支持。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比起我们的父辈少了很多吃苦的机会，我的父母就经常跟我讲，只有经过磨难，才会知道生活的甘甜。我想拥有了服务西部这样一段经历，经过这样一种锻炼，培养起自己吃苦耐劳的品质。这样，当我面对困难的时候，才能游刃有余。”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23岁的徐彩峰真诚地表达了他当志愿者的心情。做志愿者，服务西部，建设西部！大学生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在高校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已经有许多有志青年学生报名参加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引导那些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大学生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知国情、受锻炼、增阅历、长才干，同人民紧密结合、为祖国奉献青春，是具有时代特点的举措。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赵勇认为，现在的青年生活在改革开放时期，受到的磨练，经受的艰苦并不多，对他们来讲，以志愿者服务的方式到西部去，了解国情、磨练意志、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提高自身素质，既为祖国建设作出了贡献，也是一种十分需要的锻炼，为他们的成长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过去参加过团中央发起的扶贫接力计划的青年志愿者，通过志愿者服务，他们在各方面经受了锻炼，许多人完成志愿服务后，回到原来工作岗位都成为业务骨干。完全可以预期，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的实施，将培养造就一大批既有现代科学知识、又有基层工作经验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优秀青年人才。
面对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们说，他们只是在做当代大学生应做的事情。他们说：“没有优惠政策鼓励，我们也会去！”他们共同的心声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只有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祖国强盛、人民的幸福紧紧相联，努力将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奉献给他的那个时代，生命才有意义，青春的岁月才会更显生动、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