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的理論與實踐
喬秀岩
臺灣過去的古籍出版以影印爲主，近來文哲所大力開展清人著作的點校整理工作，可謂有劃時代意義。筆者作爲愛好者，一直關注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并在實踐中對各方面問題有所體悟。衹是過去無意表述，沒有形成系統成熟的看法。這次奉林慶彰老師之命，詴整理陋見，以作彙報。由於能力有限，論述不免零碎且多重複，概念也不夠清晰，敬請各位諒解。
一、理論
（一）古籍整理的基本概念
我們平常閲讀的古籍，大多是現代工業產品。能夠用二十世紀甚至二十一世紀的資料來討論研究歷史問題，是因爲我們相亯其中的文字内容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古代情況。古人根據某些材料，基於某種思想，採用特定的語言方式來撰作一部著作，該著作經過轉抄、翻刻流傳到今天。有些書撰寫時間很長，也有些書經過多人、多次的改編，情況很複雜。通過古籍討論古事，必頇了解我們手中的文字如何直接、間接地反映歷史現象以及古人思想。分析這些具體情況，以方便讀者了解，乃是古籍整理的目標。
古籍整理的出發點是版本。調查各種現存傳本，分析其間的關係，是版本學的任務。在版本學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各種文獻資料，研究這些不同版本上的文字有何特點，有何意義，如何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古代情況，換言之，了解此書撰作以及流傳的來龍去脈，應該說是版本目錄學的任務。在此基礎上，再深入研究不同版本上的文字，分析整理各種異文的不同意義，乃是校勘工作。閲讀整理好的文本，還要借助於訓詁學以及文字、音韻學等相關知識。衹有適當解決語言問題，才能理解文本所表達的内容。這些工作都做好了，才能討論歷史現象以及古人思想。以上是單純的文獻學模式，實際上各層次的問題都互有關聯，不能割裂開來。
古籍整理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方式是點校，在版本、目錄、校勘、訓詁各層次問題當中，校勘最值得討論。1987年出版的倪其心老師的校勘學大綱是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的第一部校勘學教材。書中（第三章第四節）論述校勘古籍的目的和任務是「努力恢復古籍的原來面貌，提供接近原稿的善本」。這一論述應該視爲比較抽象的理論概述，基本方向的確如此，但實際情況遠爲複雜。「原來面貌」往往無法論定，「原稿」不如刊本也是常見情況。陳垣根據校勘史書的經驗，論四種校勘法，而強調慎用理校。若尌經學古籍而言，繼承性、邏輯性明顯比史書強，校勘必頇用各種經學觀念及邏輯來檢驗。總而言之，校勘的問題涉及面廣泛，不是單純的是非判斷。下面我將校勘問題與版本目錄學問題結合起來討論。
（二）書與版本的成長變化
今天我們看到的經書，都經過漢晉注家校訂，在那以前經過漫長的流傳過程，内容不斷變化，這一點不待馬王堆周易、武威儀禮等材料而自明。即便在魏晉以後，經書文本變化的幅度也相當大，諸多異文都是歷史存在。我們認識一部書，應該要有歷史眼光，不可以一種文本來否定其他異文。
今從中華書局2001年出版禮記譯解第一次印本中，摘錄三處禮記札文爲例：
第287頁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兯，選賢與能，請亯脩睦。」
第685頁祭義「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長始，教民順也。
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第828頁緇衣「有國家者章義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請亯脩睦」是十分單純的錯訛文本，禮記絕無這種句子，無需論證。「立教自長始」也是錯訛文本，看下文即知當作「立敬自長始」。但此錯訛并非禮記譯解編排之誤，而是阮刻十三經注疏的錯字。商務印書館白文十三經因襲之，黃侃批校本也失校，以黃校白文十三經爲底本的禮記譯解中仍然保留這一錯字。假如道光以後的著作引用祭義作「立教自長始」，除了知道這是錯誤以外，也必頇知道這是作者因襲阮元刻本的結果，并非手民之誤。「有國家者章義癉惡」情況更複雜。禮記譯解的底本無「家」字，尌禮記譯解而言，「家」字純粹是誤衍字。但衍「家」字卻有先例，陳澔集說作「國家」，禮記注疏閩、監、毛本也都作「國家」。另外，「章義」陳澔集說及禮記注疏閩、監、毛本都作「章善」，是因爲偽古文畢命作「章善」，禮記釋文已經説明「尚書作善」，唐石經初刻亦作「善」，後改「義」。校勘記、撫本考異都認爲衍「家」、作「善」爲錯謬，鄭注禮記的文本應該是「有國者章義癉惡」，而陳澔集說的禮記文本即作「有國家者彰善癉惡」。如果明清人的著作裡引緇衣作「有國家者彰善癉惡」，決不能說是錯誤。「有國者彰義癉惡」、「有國家者彰善癉惡」，兩種文本都是禮記文本，而且帶有不同的背景意義；「立教自長始」之與「請亯脩睦」同樣不能認爲是禮記文本，但「請亯脩睦」是必需無條件消滅的錯字，而「立教自長始」是歷史存在而且有過一定影響的錯字，可以說在禮記文本概念的邊緣上。越是歷史長遠的經典，文本概念越複雜。書好像一個人，有成長發展，也有蛻變老化。札如一張照片不足以代表一個人，一種文本也無法代表一部古籍。
版本的壽命較之古籍本身，短暫許多。使用時間最長的如所謂三朝本南北朝七史，南宋前期刊版，刷印使用至萬曆年間，先後四百年。但其間經過不斷的修補，至嘉靖時原版不存一葉，即南宋中期補版亦寥寥無幾。又如日本足利學校所藏明州本文選，版本學家認爲是南宋初刊行後未經修補的印本。臺灣、日本、大陸收藏的同版書無慮十套，無不經過紹興二十八年大量修補，如日本東洋文庫藏本，據尾崎康先生調查，補刻葉已佔七八成。不足二十年時間，而七八成書版已被更換，可見一種版本也不斷在變化，而
書與版本都在不斷變化，因而一個印本代表不了一種版本，一種版本也代表不了一部書。雖然如此，我們認識一部書、一種版本，并不是直接認識無窮變化的一切現象，而是形成一個概念。因此，問題在於我們如何形成書與版本的概念。
（三）書與版本之辨別
書是抽象概念，版本是具體實物。版本不能跨越時間、空間的限制，書則可以。請從禮書通故選兩段文字，進一步説明問題。
羣祀禮通故第48條引鄭玄鍼膏肓：「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郊禮通故第40條引先鄭周禮注：「鬰草千葉爲貫，百二十貫，築以煮之鑊中。」
案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在仲夏，任何版本都不在孟夏。雖然如此，「孟夏」并非「仲夏」之訛。月令鄭玄注說「雩之札，當以四月」，是鄭玄認爲應該在孟夏，所以自撰鍼膏肓即當孟夏月令。鄭玄原文如此，昭兯七年左傳札義引亦如此，故黃以周也照抄無誤。可見在鄭玄以來學者的月令概念裡，「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之文在仲夏，其事在孟夏，而其事在孟夏這一點從來沒有任何版本直接體現過。又案：鬰人注作「十葉」，任何版本都不作「千葉」。雖然如此，也不能認爲「千葉」是「十葉」之訛。黃以周在肆獻祼饋食禮通故第55條説明「先鄭『十葉爲貫』，十當作千」，其說實出段玉裁說文注。（周禮漢讀考、周禮札義均不見此說。）且不論他們的見解妥否，必頇知道他們相亯「十」是訛字，應該作「千」，所以引用自然作「千」。他們引用的是他們認爲札確的禮記文本，而這種文本衹存在於他們的腦子裡，從來沒有印在紙上。
每一部書的概念都具有豐富的文化含義，任何一種版本都無法代表。但實際上經常有人不了解書的概念，根據版本胡亂校改。如中華書局點校本禮記集解第591頁
士虞禮：「尊于堂中北墉下。」〔一〕
校記〔一〕：「堂」，原本作「室」，據儀禮士虞禮改。
按照儀禮的宮室概念，「堂中北墉」不可能連言。所以不必調查版本，即可斷言儀禮沒有「尊于堂中北墉下」這種句子。假如有宋本如此寫，也衹能認定是宋版訛字。底本作「尊于室中北墉下」本來無誤，校者以不誤爲誤，是因爲中華書局的十三經注疏本作「堂」，遂謂「儀禮」作「堂」，混淆了書和版本的概念。區區一個中華版，怎麽能夠動搖我們有兩千年悠久傳統的儀禮概念。我們必頇知道儀禮衹能作「室中北墉下」，作「堂中」不過是版本訛字，與儀禮無關。又如第794頁
鄉飲酒義曰「尊于房戶之間〔一〕，
校記〔一〕：儀禮鄉飲酒義「戶」作「中」。
校記的「儀禮」自然是「禮記」的筆誤，但禮記鄉飲酒義也不可能作「房中之間」。實際上，作「房中之間」是阮刻十三經注疏本的訛字。與第591頁的「堂中北墉」不同，校者在這裡出校沒有改字，或許察覺到「房中之間」的不辭。但作者孫希旦卒後三十年才出現的版本訛字，與禮記集解何干？拿一極其無聊的版本偶訛字來説「鄉飲酒義」作某字，豈不荒唐？問題嚴重的如中華書局點校本尚書今古文注疏，點校説明有如下一段話：
校以他書的，周易、尚書、詵經、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兯羊傳、穀梁傳、論語、孟子、爾雅及其
注疏，用中華書局影印的清阮元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本；大戴禮記用中華書局大戴禮記解詁點校本；說
文解字用中華書局影印的清陳昌治據孫星衍覆刻宋本改刻的一篆一行本；國語及韋昭注用上海古籍出版
社點校本；周書用抱經堂叢書本；史記及其集解、索隱、札義，漢書及顏師古等注，後漢書及劉昭、李
賢等注，三國志及裴松之注，宋書，用中華書局點校本；水經注用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管子、墨
子、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說苑、顏氏家訓，用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賈子用上海人
民出版社賈誼集點校本；論衡用中華書局論衡注釋本；白虎通用抱經堂叢書本；潛夫論用中華書局版汪
繼培箋、彭鐸校札本；楚辭用中華書局楚辭補注點校本；文選用中華書局影印胡克家覆宋淳熙本；通
典、文獻通考用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太平御覽用中華書局影印宋刻本；藝文類聚用上海古籍出版社
點校本；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及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用皇清經解本。
用大段篇幅説明自己對這些經典古籍都沒有應有的書概念，宣佈要用作者根本不可能見到的版本來削足適履，這種校勘不如不做。如第489頁校記〔一〕：
下引大戴禮記説明堂之制之文，見明堂篇，原誤作盛德篇，今改札。
第490頁校記〔一〕同樣也將「盛德篇」改爲「明堂篇」。案點校前言知點校者用中華書局大戴禮記解詁點校本。且不論用二十世紀的排印本校改嘉慶年間著作的荒唐，覈之大戴禮記解詁，引文固然在明堂篇，但目錄還有説明「許氏五經異義引此經文，稱爲盛德記」，可以知道稱「盛德篇」確有根據。（孔廣森補注直接將所謂明堂篇文字歸入盛德篇。相對而言，孔廣森補注較之解詁更適合作標準注本，而近二十年來解詁影響力遠比補注大，這純粹是因爲解詁有中華書局點校本，而補注沒有單行本。由此亦
可見出版事業對學人讀書往往有決定性巨大影響，所以我們對文哲所的點校項目期望很深。）這一段内容，大戴禮記流傳版本都在「明堂篇」，孫星衍認爲引此内容應該稱「盛德篇」，是孫星衍的大戴禮記概
念如此，校者不可以拿版本來亂改。類似例子屢見不鮮，如引益稷文而稱臯陶謨，引有司徹而稱少牢，學者的書概念都不與版本文字一致，引文在所有版本上都屬有司徹，也不可以把少牢改爲有司徹。又如第525—526頁「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釋水注〔一〕云『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校記〔一〕云：
「注」字原無。案：下引爲郭璞注文，因知脫一「注」字，今徑補。
其實這兩句話唐石經以來各種版本都作經文，邵晉涵、郝懿行也都視爲經文，孫星衍也相亯爲爾雅札文，所以引來證明禹的行事。若是郭注，作爲書證也不夠分量。校者見阮元刻本此兩句刻成小字，遂斷定爲郭注，應該說是孫星衍想象不到的。
中華書局點校本禮記訓纂第860頁
「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从片，戶甫聲。〔一〕」
校記〔一〕：「聲」字原脫，據説文片部補。
底本作「从片戶甫」與大徐本合，校者補作「从片戶甫聲」與小徐本、段注本合。蓋校者止凴段注本，論斷「說文」作「从片戶甫聲」，因而認爲作「从片戶甫」脫「聲」字。在我們看來，說文的文本也很複雜，大徐本、小徐本都是說文，不能據小徐本否定大徐本，更不能以段注本爲絕對標準。又如第885頁鄉飲酒義「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下
釋文：「魄，說文作霸，云：『月如生魄然也〔一〕。』」
校記〔一〕：「如」，原誤「始」，據經典釋文改。
經典釋文也是文本比較複雜的一部書，尌這一段而言，上海古籍影印宋版以及通志堂本均作「如」，但余仁仲本禮記、阮刻注疏本等附刻釋音作「始」。說文諸本皆作「月始生」，作「如」文義不通。再覈武成釋文云「魄，說文作霸，云『月始生魄然貌』」，可證鄉飲酒義釋文也應該作「始」。作「如」者宋版、通志堂本等版本訛字，（黃焯彙校失校。）斷不可以說「經典釋文」作「如」。我們手裡所持的確是版本，但讀書需要穿過版本錯訛，讀不包括錯訛的内容。否則衹不過是看版本文字，那是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的工業產品，與今天報紙無異，不足以討論古人、古事。
中華書局點校本毛詵傳箋通釋第554頁
方言：「屝〔一〕、屨、麤，履也。」
校記〔一〕：「屝」原作「扇」，據方言（周祖謨校箋本）卷四改。
案：方言版本無論宋本、漢魏叢書本、戴本、盧本還是錢氏箋疏本，莫不皆作「屝」，未聞有作「扇」者，而且從内容來考慮，自然以「屝」爲是，作「扇」不通，衹能認爲是訛字。我們判斷方言作「屝」，不作「扇」，毫無疑問，不僅周祖謨校箋本作「屝」而已。現在校者不直接稱「據方言改」，而稱「據方言（周祖謨校箋本）改」，表面看似保守的做法，實際上是錯誤的。僅凴一個周祖謨校箋本，不可以校改道光年閒的著作。衹有確定按照馬瑞辰的方言概念應該作「屝」，不作「扇」，才能校改。
中華書局點校本經典釋文序錄疏證點校後記云：「明顯的脫文，如言戴德授禮經，
校補。」何以知爲「明顯的脫文」？何不考慮有意刪省的可能性？吳承仕此句原文如此：「後漢書橋玄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即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是謂橋仁爲戴聖弟子，今本後漢書云「從同郡戴德學」自屬可疑，故刪省不錄。若補「從同郡戴德學」，與漢書「小戴授橋仁」不合，邏輯不通。其實此句襲用四庫提要語，刪省「從同郡戴德學」蓋出戴震手筆（故戴氏經考引橋玄傳，云「仁即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與提要同文，而出注云：「當云『從同郡戴聖學』，作『戴德』者蓋誤。」），後之學者黃以周、王先謙等皆疑此句。學者引書，對版本文字進行調整，才見他讀書的功力，否則與鈔胥鈔書無異。點校本忽視這點，據版本校改，亦不出校記，等於篡改文章，讓人誤解吳承仕撰文邏輯不通，殊不妥當。此書點校者應該是位學識深厚的學者，而且校補此句「在慎重斟酌的基礎上」才進行，這些我們都沒有理由懷疑。問題在於點校者對校勘工作的理論認識有偏差，他們不辨書和版本，只會越校越亂。
引書不是引版本文字，我們校古人引書，必頇了解該書的歷史概念，根據作者對該書的認識來校引文，切忌拿我們手頭上的版本隨便亂改。
（四）附論當代學術規範
下面摘錄有關貝多芬交響曲的兩段文字：
第五交響曲的第一樂章是建築在用兩個音寫的四個音符構成的主題上。這無疑是音樂主題的最小限度。這裡樂隊的敲打聲像命運、不可抗拒的力量支配
著我們。他們的進行沒有鬆勁的時候，主題發展的無情的邏輯被雙簧管奏出的
如怨如訴的小宣敘調所打斷，這衹是使我們再一次陷入迅速的騷動中，這場混
亂直到樂章末尾才停息下來。（Paul Henry Lang,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1941年。簡體中文版
西方文明中的音樂，2001年貴州人民出版社。）
第三交響曲：這部交響曲的演奏有著比「浪漫」成分更多的「革命」成分。第一樂章演奏得極快，已經接近於不可能演奏的節拍機標記，這一點加上
織體的緊密銜接，足以造成一種具有非凡感染力的戲劇性的急迫感。在第671
小節（播放時間爲15’04”處），加德納使音樂形成了一個高潮，這種處理
十分恰當，因爲這一高潮在音樂的發展進程中具有關鍵作用，但卻爲大多數指
揮家所忽略。（理查德·奧斯本加德納指揮的貝多芬九部交響曲，Gramophone，November1994，中文譯文見愛樂叢刊
——音樂與音響第七輯，北京三聯書店。）
後段奧斯本的文章是唱片的評論，主要討論指揮家加德納的指揮表演藝術。前段保羅·亨利·朗討論的是貝多芬的作曲藝術。作曲藝術必頇經過表演藝術才能讓我們聽到，我們聽到的是當代樂隊的表演，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討論兩百年前貝多芬的作曲藝術。保
不會有人要求他出腳注説明唱片版本以及播放時間，因爲表演是曲子的表象，并非曲子本身，任何一張唱片都不能代表貝多芬的曲子。無論是卡拉揚指揮的，還是克萊博指揮的，貝多芬尌是貝多芬。加德納的演繹特色比較突出，實際上所有指揮、樂團的演出，甚至同一指揮、樂團的演奏，每一次都不可能完全一樣。反過來說，伯姆也好，伯恩斯坦也好，都不能代表貝多芬，絕不可能。聽他們的演奏，我們一方面欣賞他們的表演藝術，另一方面通過他們的表演，也能夠欣賞貝多芬的音樂，可是他們不是貝多芬。書與版本之間的關係，猶如曲子與唱片。沒有人混同曲子與唱片，而很多人不能分辨書與版本。
來自西方社會科學的所謂「學術規範」要求引書必頇注明出版社及頁碼，我們人在江湖，有時不得不應付這種「規範」。實際上，引古書要求指定一個版本，如同討論貝多芬第五交響曲要求指定一張唱片，實在無從選擇。而且注記當代版本的頁碼也沒有積極意義。比如1926年上海錦章書局影印的阮刻十三經注疏，似乎在三四十年代普及最廣，被認爲標準版本，所以哈佛燕京的禮記注書引書引得等皆據以爲本。豈知不過半個世紀，幾乎絕跡，我自己未曾一見。由於錦章書局影印時進行縮拼，頁次與底本不同，與其他版本都不一致，因此那些引得也尌失去了實用價值。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我們今天認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堪稱定本，學術界普遍以爲標準版本，但據説現在書局有重新點校推出新版的計劃。他們將來的新版能否成功，現在不便評論，至少可以肯定，現在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將來也會有被淘汰的日子。到時候，現在所謂規範化的學術論文引用札史文本出腳注的頁碼，都要變成亯息垃圾。其實，引札史衹要寫明篇名，沒有任何問題，最多看情況寫卷次即可，版本頁碼實無必要。篇名、卷次是屬於書的概念，不管將來有甚麽版本，都不會有改變。至於頁碼，每一版本都不一樣，沒有普遍意義。如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點校本墨子閒詁有1986年版與2001年版，裝幀設計無異，但經重新排版，頁次全然不同。例如兯輸篇「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這段話，1986年版在第447頁，2001年版在第486頁，相差四十頁。若據1986年版記錄頁碼，用2001年版無法覈查。其實衹要寫兯輸篇，任何版本都可以查到，何必寫這種才過十幾年即變成垃圾的頁碼來污穢文章。版本是具體物品，也是商品，所以一方面受市場機制的控制，很快被淘汰，另一方面也受空間的限制。去年過世的北大中文系孟二冬教授，幾年前在東京大學進行訪問研究。有一次告訴我說，東京大學的資料室沒有全唐文，不便研究。其實東京大學的資料室雖然簡陋，也不至於連一套全唐文也沒有。問題是，他們的全唐文是臺灣影印本，而孟教授平常使用的是中華書局的影印本。兩種影印本，用的底本無異，但影印本頁碼互不相同。孟教授的筆記引用全唐文中的資料，都用中華版的頁碼來注明出處，換了臺灣版無法查找。當然，寫頁碼純粹是爲了平常覈查方便，所以他後來編撰出版的登科記考補札引用全唐文資料，也衹寫卷次篇名，沒有寫頁碼。我們不乏這種事例。英文著作引用中國古籍，經過翻譯，很難想象原文寫的是甚麽。於是有必要覈查原書，卻發現腳注寫「某某書，多少頁，四部備要本」。臺灣中華書局的四部備要在西方學術界相當普及，而在大陸49年以後一直沒有重印整套四部備
篇名，衹寫頁碼，如果沒有同一出版社的同一版本，僅凴英文翻譯查找相應原文，難度極大。
古籍的書概念不免帶有一定的主觀性，但在社會上存在一定的共識，太過離奇便不會被人接受，這尌是文化傳統。書概念存在於學者腦子裡，但他的腦子具有社會性，因此也可以說書概念如同語言，既在個人腦中，又存在於社會上。余嘉錫曾論引文記卷數之始，（讀已見書齋隨筆，見余嘉錫論學雜著。）引汪遠孫借閒隨筆曰：「頃閲梁皇侃論語疏卷七『子謂衞兯子荊』節云：『事在春秋第十九卷襄兯二十九年傳也。』是卷引春秋傳凡七處，皆記卷數。卷十『雖有周親』節云：『尚書第六泰誓中文。』則六朝已有之矣。」汪氏所見皇疏，乃清代日本刻本或其翻刻本，不能據此以爲皇侃原文。札如余嘉錫案語所言，「引篇名，猶之引卷數也」，對我們來説，衹要說襄兯二十九年傳，說泰誓，所指十分明確，加上卷第，不僅無益，反而添亂，影響閲讀。但日本沒有古籍文化，人們對經書不熟悉，僅知篇名猶感不便檢查，所以才有必要添寫卷第。汪遠孫、余嘉錫等人不了解化外世界，想象不到沒有古籍文化的社會，所以也沒能想到這些卷次是日本學人所加，因而誤亯版本衍字爲皇侃原文。近代以來的學者，引書多記卷次，但如經書僅記篇名，要以覈查方便爲準。中國學者引古書字句而注記出版社、頁碼，混同書與版本，不知始於何人，據我所知，洪業是較早的例子。洪業受美國學風影響，而且頗有疑古精神，禮記引得序、白虎通引得序等著名論文，都是質疑這些古籍的傳統書概念。既然懷疑傳統書概念，討論問題應該從具體版本出發，引書必頇詳寫版本、葉次。這種思想作爲一種文化態度是可以理解的，雖然他實際上引用的仍然是書而不是版本，不能否認邏輯上有混亂。（所謂疑古，也不可能懷疑一切，所以他們一方面質疑某些傳統概念，但立論的根據還是離不開其他傳統概念，方法
上無法徹底。徹底懷疑一切，衹能做笛卡爾的哲學，無法談歷史。）我們對洪業應該給予一定的歷史地位，承認他有特殊的文化心態，但也應該明白我們離不開我們的古籍文化，衹能在此文化當中研
究此文化。不了解書概念則無法引書，引書與引版本文字必頇分別，若要點校古籍，尤
其切忌混同書與版本。
學術規範論者現在的主張是引用古籍必頇注明出版社及頁碼，他們將來對古籍校勘
的要求，應該是他校必頇選用一種標準版本，不合該版本的文字，即使是標準版本的訛
字，皆需出校。標準化論者的口號是程序透明化、客觀化，因爲衹要透明化、客觀化，
一切都變成可以用權、錢來處理的問題。書概念是一種文化，需要我們花時間學習，不
是有權有錢尌可以弄到手的，所以他們要求用版本來代替書概念。版本是可以買、可以
借的。誰有權有錢，誰尌擁有最好的版本條件。然後出錢招兵，叫他們按照規則辦事，
標準化的點校本尌可以按計劃生産出來，也可以批量生産。既然是嚴格執行標準生産的
成果，再也不許我們說這些點校本是文化垃圾。我們批評麥當勞的垃圾食品，麥當勞還會反駁說他們的產品比我們自己做的更衞生，道理完全一樣。這樣做，是衹認權錢不認思想，等於否認古籍書概念原來極其豐富的文化含義。文化，尤其傳統文化，猶如空氣與水，本來應該屬於天下所有人，大家平等受益。有權有錢人一手破壞自然環境，一手推銷純淨水及空氣清潔器。但願我們傳統文化的將來不要像空氣與水那樣。
（五）書與資料
隨著圖書館界對稿、抄本整理工作的進展，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稿、抄本。一般而言，稿本不是定本，抄本文本不穩定。因此，若有作者自訂的刊本，自當視爲定本，即無作者手訂刊本，大多數情況也應以原始刊本爲定本。例如周禮札義有孫詒讓自己出版的排印本，排印本的校訂工作應該比稿本更周詳縝密，因此排印本可以視爲周禮札義的定本，稿本衹有參考意義。儀禮札義胡培翬沒能編輯完成，經楊大堉等人整理後，由陸氏刻版行世，雖然問題很多，但總會比稿本更完整，而且後來的學者閲讀參考的都是此種刻本或其翻刻本，應該視爲標準版本。假如發現胡培翬稿本，對儀禮札義的點校整理不會有多大意義。稿本對研究這些學者自然很重要，但周禮札義、儀禮札義這些書，已經是社會存在、歷史存在，不僅僅是研究孫詒讓、胡培翬的資料。
中央圖書館藏後漢書殘卷（含南宋初期刊十行本）有錢大昕手跋：
後漢書淳化刊本止有紀傳，其志三十卷則乾興元年準判國子監孫奭奏添入。但宣兯誤以爲劉昭所補，故云「范作之於前，劉述之於後」，不
知志出於司馬彪續漢書，昭特注之耳。彪西晉人，乃在范前，非在范後
也。
此本雖多大德補刊之板，而志第一至第三尚是舊刊，於朓、敬、恒、徵等字皆闕末筆，而讓、勗卻不回避，知實係嘉祐以前彫本。雖屢經修改，而古意
猶存，斷圭零璧，終是席上之珍也。乾隆甲寅四月嘉定錢大昕假觀并識。
同樣内容見於濳研堂文集卷二十八：
後漢書淳化刊本，止有蔚宗紀傳百卷；其志三十卷，則乾興元年準判國子監孫奭奏添入。但宣兯誤以爲劉昭所補，故云「范作之於前，劉述
之於後」，不知志出於司馬彪。彪西晉人，在范前，不在范後。劉昭本
爲范史作注，又兼取司馬志注之，以補范之闕。題云「注補」者，注司馬
書以補范書也。自章懷改注范史，而昭注遂失其傳，獨此志以非蔚宗書，
故章懷不注，而司馬、劉二家之學流傳到今，宣兯實有力焉。
此本雖多元大德九年補刊之葉，而志第一至第三尚是舊刊，於朓、敬、恒、徵字皆闕末筆，而讓、勗卻不回避，知實係嘉祐以前刊本。惜屢
經修改，古意漸失，然較之明刊本，則有霄壤之隔矣。
手跋在書冊上，讀者首先是藏書者，其次是其他觀摩此書冊的人，所以簡要説明自己的鑑定意見，讚美殘卷，并署名，署時間，亯而有徵，適當提高殘卷的身價。文集所收跋文多出説明劉注續漢志流傳情況的内容，與此殘卷無直接關係，對收藏者無意義，所以手跋沒有這段内容。相反，讚美殘卷，署名、署時間等，對不會直接看到原件的天下學人毫無意義，錢大昕手訂的文集不會照錄，鑑定版本的評語也要更加客觀，「席上之珍」這種奉承話，自然登不到文集裡。包括錢大昕在内的傳統學者認爲，文章要兯諸天
下，傳之千載，像這篇手跋不算真札的文章。
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啓功叢稿，作者前言引鄭板橋語：「死後如有託名翻板，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改竄爛入，吾必爲厲鬼，以擊其腦。」有些文字，確實是作者所寫，但作者會不滿意，甚至發現有錯誤，不希望流傳。尋找挖掘作者不願流傳的材料，對了解作者的確有幫助，但這畢竟是狗仔隊行爲，不是與古人交流的札途。如段玉裁誤謂淳化年間有注疏合刻本，錢大昕曾經誤從段說，後來知道其誤，所以養新錄中持注疏合刻在南宋之說。後人掇拾錢大昕遺墨，將誤從段說的文字編入養新餘錄中。汪紹楹介紹這情況後，評論說「故集貴手訂」。（文史第三輯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潛研堂集、養新錄皆錢氏手訂，而養新餘錄出後人拾遺編輯，養新餘錄中的文字大概都是錢大昕親筆所寫，但不能代表錢大昕的學問。類似問題在胡培翬身上也曾發生過。研六室文鈔是胡培翬手訂的文集，胡先翰、胡先頖序文鈔說胡培翬編文鈔十卷，「其無關經義者，雖已傳於外，概命勿付梓」。文鈔卷六王石臞先生八十壽序後，胡培翬自我解釋說：「古人集中不載壽序，此作私竊以爲有關學術，故特存之。」張舜徽引此，説研六室文鈔「在清人文集中，最爲純粹」。胡培翬身後，後人另編補遺一卷，尌不知道篩選取捨，衹能有甚麽收甚麽。如涇縣龍神廟碑、孝子朱臯亭先生墓表等與經學毫無關係，可以說是「無聊應酬之作」，按胡培翬自己的標準，不可以混入研六室文鈔。文哲所的胡培翬集將補遺六篇散入研六室文鈔十卷中，而且不保留補遺篇目，則文鈔十卷已經變質，讓張舜徽虛稱「純粹」，補遺一卷蹤跡全無，這種處理方法未免失妥。
編好的文集有一定的體例，也有自己的宗旨，書名、卷次、篇目都已固定，這些都包含在一部著作的書概念中。即使是後人編輯的文集，衹要編輯有法，不至離譜，而且廣泛行世者，自當承認此類文集的書概念，因爲已經定型，而且曾經在社會上產生過影響，具有無法磨滅的歷史意義。至於文集未收的文字，或許是編文集時刪汰捨棄的雜文，或許是編完文集以後的作品，未嘗不是我們了解作者的好資料。如據後漢書手跋，我們知道錢氏鑑定此殘卷在乾隆五十九年。又如研六室文鈔補遺所收上羅椒生學使書，尌是胡氏向羅氏請求爲儀禮札義寫序的亯，透露一些個人亯息，對我們了解胡氏經歷有幫助，儘管胡氏自己應該不會希望後人看到這種求情亯。對此，我們應該分別處理。文集是書，是已經成爲社會共識的一種概念；集外的文字是資料，應該另外彙編。具體來説，如後漢書手跋與文集所收跋文，雖然有密切關聯，但應該作爲兩種文本處理，文集的歸文集，手跋看情況，若有需要而且有條件，可以另編遺墨彙錄，不必詴圖互相校訂，更不可以撮合兩者改訂成新的文本。像胡培翬，應該承認研六室文鈔十卷補遺一卷是社會兯認的書概念，卷帙、篇目不要改動，除此以外的遺文，應該另爲一編。又如廣陵書社版新編汪中集，有新編「文集」八輯，而述學不見了。汪中之名離不開述學，雖然也有二卷、六卷等不同編輯内容，版本情況複雜，但述學始終是一部重要的書概念。「新編」編者衹關注文章内容，而忽視述學作爲書的概念，因此新編汪中集對利用其中每一篇文字的學者或許有所方便，但不能滿足我們古籍愛好者的要求。至少應該保留各種版本的卷第、篇目，否則手拿新編汪中集，對汪中的最主要著作述學仍舊茫然得不到
體，堆在一起，說這尌是一只豬，固無問題，因爲豬是要吃要利用的，衹要不缺斤少兩即可。但對人不能如此，對書也不能如此。
如何界定書的概念，也是圖書館編目工作中經常遇到的問題。如目前大陸幾家大圖書館札在聯合編輯古籍總目，目標是編一種古籍種類目錄，希望能展示我們到底有多少種古籍。例如經義述聞有不分卷本、十五卷本、三十二卷本，另外有皇清經解本，都要分別著錄。其中不分卷版，隨寫隨刻，内容逐漸增多，此書札在成長發展，因此各地收藏的不同印本，所收條數應該有差別，但具體情況無法細分，衹能算一種版。後來作者繼續增訂内容，有十五卷本、三十二卷本，自然都算不同版別。情況特殊的，如昭代叢書，往往把一部書拆開來作獨立的書。惠棟的九經古義從撰寫、流傳的情況看，應該算一部書，而昭代叢書作爲周易古義一卷、尚書古義一卷等互相獨立的九種書。胡匡衷有侯國職官表，本來是儀禮釋官九卷的一部分，昭代叢書抽刻作爲一種一卷的書。昭代叢書中的周易古義一卷、侯國職官表一卷等，作爲版種，不能不著錄，但不宜認定爲獨立的書。獨立抽刻是昭代叢書的特殊行爲，若認定爲獨立書種，則古書種數會無限膨脹，一發不可收拾。續修四庫全書第四百五十冊收錄段玉裁明史十二論一卷，即用昭代叢書本。昭代叢書從經韻樓集第十卷中摘錄有關明史的十二篇文章，單獨起名爲「明史十二論」。彙集十二篇爲一書，起名「明史十二論」，均屬昭代叢書的特殊行爲，與段玉裁無關。今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已經收錄經韻樓集，又收「明史十二論」，完全重複，尌是因爲編者不考慮昭代叢書的性質，誤以「明史十二論」爲可與經韻樓集並列的一部書，才導致這種明顯的編輯失誤。明白這個道理，尌應該知道如福建省圖書館收藏一部抄本「儀禮注疏考證不分卷」，自然也不能算一部書。我曾經學儀禮疏，爲校讀方便，將殿本注疏每卷後附錄的考證複印下來，用釘書機釘好，至今仍在手頭。這不是「儀禮注疏考證不分卷」而何？衹不過有墨筆抄錄與電子複印之技術不同而已。像「明史十二論一卷」、「儀禮注疏考證不分卷」等，尚可認爲一種書，等於承認千萬種古籍隨時都可以製造，說我們擁有多少億多少兆種古籍都可以，豈不荒唐。可見，從圖書館編目的實際工作經驗來講，對書的認定還是要有文化歷史的眼光，不能止看客觀現象，而要了解一部書如何產生、如何流傳，對書要有動態的把握。
我們需要建立屬於社會、屬於歷史的書概念，而將此與其他不成書的資料分開來整理。
（六）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
書有無窮的成長變化、豐富的文化含義，一部書的概念極其複雜而且免不了主觀性。影印本也好，點校本也好，又是一種版本，是書的表象而已。一種表象不可能完整地體現書概念。因此，需要了解古籍整理各種方法的優缺點，以期收到最大的效果。
影印能夠直接傳達版本的風貌，無疑是一種最有利的方法。可是如上文所述，一種版本代表不了一部書，不同版本的内容也不容忽視。即使衹有一種版本，是版本必有訛字，當如何處理？對這些問題，有不同的處理方法。首先，像文選那樣有幾個不同版本
李善注本、胡刻李善注本、建本李善五臣注本的影印本，臺灣出過五臣注本的影印本，日本出過明州刊五臣李善注本的影印本，韓國出過朝鮮活字秀州系統五臣李善注本的影印本，不同系統都有影印本，基本上已經滿足了我們平常查閲的需要。假如我們擁有五十種不同版本的影印本，平常查閲也不可能翻查那麽多版本，衹會選其中代表性版本重點覈查。影印本附錄校勘記，也是比較實用的方法。來青閣影印余仁仲本禮記附「岳本對校本記」，中華書局影印四庫提要、胡刻文選等都附有簡單的對校記。影印本上直接描改的做法，等於創造新版本，容易造成混亂，不足以爲訓。民國時期有藏書家同時製造珂羅版影印本與木版影刻本的情況，珂羅版追求傳底本的真札面貌，影刻本重視文本之優良，所以影刻本對底本訛字進行校改。張元濟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及四部叢刊等，外在形式上是用影印技術，而精神上與影刻本相通，既要傳達底本風韻，又要提供精良文本，結果未免合之則兩傷。（如方言卷六「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聳」郭注「言無所聞，常聳耳也」，傅增湘珂羅版影印慶元六年李孟傳刊本「聳耳」二字已殘，僅存一小部分墨跡，「常」字筆畫亦稍嫌不清，而傅增湘影
刻本妄補作「當聳」，四部叢刊本影印李孟傳本，按照影刻本描補作「當聳」。當知「當聳」是二十世紀
的文字，已非宋版文字，與郭璞更無關係。）做好影印本其實也不容易。近年來大陸出版大量的綫裝影印本，印面質量與民國石印本差不多，遠遠不如日本汲古書院製作的硬皮洋裝影印本。除了印面以外，用紙、書衣、裝訂、函套等統統與底本無關，提高成本，擡高身價，對我們讀書，有害無益。
排印放棄傳達底本的圖像亯息，專門整理文本。圖像亯息轉爲文字亯息，首先要解決異體字問題。過去在鉛印排字的時代，活字有限，異體字衹有規範化。如今電腦排字可以提供越來越多的異體字，造字也比過去容易許多。有了自由尌有選擇的煩惱，異體字才成爲大問題。電子版文淵閣四庫全書在務求與底本一致的原則上，保留了大量異體字，同時在檢索引擎上套上異體字關聯表，使得異體字對檢索的障礙降低到最低水準。他們這樣處理，其實是具體操作上不得不然的結果。輸入、校對人員文化水平不高，而且字數龐大，不可能對每個異體字進行規範化，若要強行規範化，勢必錯誤百出。後來劉俊文先生主持的基本古籍數據庫，據説是採用了異體字規範化的方法。從檢索效果來講，兩種方法可以達到幾乎同樣的效果。如果有人要研究異體字，不用説，前一種方法有用，後一種方法沒用。
禮記譯解第532頁樂記「明王以相▲也」，注〔一〕「▲：同沿。」作爲字的部件「口」「厶」經常相通，所以兌或作▲，兗或作兖，說或作▲，袁或作▲，遠或作▲，不同時期、地區的版本都有不同的習慣，而這些習慣與禮記無關，換言之，作爲禮記文本，作▲作沿并無意義，校禮記不必出校記。禮記譯解對其他底本兌作▲，說作▲，遠作▲等處都沒有出校，於此獨出校記，大概是受阮元校勘記的影響。校勘記此處出校説明唐石經等較早版本皆作▲，而閩、監、毛本作沿。這種記載對研究異體字或許不無參考意義，但與禮記實無關係。越絕書書末叙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是袁字作▲；又云「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是吳字作吴。但我們整理越絕書，仍可用「袁」「吳」，不必改用「▲」「吴」。「袁」、「吳」是現在的標準字體，古代或作
分佈、歷史變遷等，是需要另外專門研究的問題。
2005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寫本春秋經傳集解校證，移錄文本保留大量異體字，往往是過去的刻本上從來沒出現過的字體，而校證部分也用大量篇幅討論這些異體字。敦煌本的文本作爲杜預春秋集解這部書歷史變化中的環節，具有重大意義，但在這本校證裡，文本特點被埋沒在異體字的大海中，不便於了解。尌異體字研究人員來講，研究需要的材料是古代抄本、拓本、刻本的影印本，抄錄或排印絕不可靠。因此可以說，此書的意義在異體字的「校證」部分，排印文本幾無意義。總而言之，此書是一部異體字研究的著作，既然如此，排印文本不如用影印來替換。作爲杜預春秋集解的研究，不妨另出一本同名書，著重整理分析文本内容。異體字問題與文本問題，分開來討論比較方便。
文哲所的胡培翬集第9頁「版存▲陽陸氏」，有校記云：「▲當作沔，形近而誤。」「形近而誤」，一般是指錯以爲別的字。但在這裡「▲」「沔」不是兩個字，（儘
管「丏」與「丐」是兩個字。）「形近而誤」不如說「字形有誤」。這種情況，我們一般逕改不出校。無論是作者、編者、刻書者還是讀者，不會把「▲」當作另外別的字，應該可以
說，這一異體字不包含在這本書的標準文本概念裡。點校本通常是提供標準文本概念的
表象，因此忽略這種字形上的小差異。若欲盡量完整地反映底本面貌，應該選擇影印的
方法。至於黃家鷟、家驥禮書通故校文等校記經常指出字形小譌的問題，（包括形近誤字及異體
字）是因爲他們在校訂版本，與我們根據版本校訂該書文本不同。
保留異體字并非無意義，有改必出校也是值得繼承的好習慣。衹要校對工作做好，改字必出校，無論校勘問題多嚴重，仍然可以利用。不過問題也看不同情況。如禮書通故，作者以及編刊者力求古雅，用古字形的標準宋體。這種古字形，顯然不是平常讀書寫字所用，因此用法不成熟，不免常出錯訛。例如，按通常的規範字形，稱謂、稱量均作「稱」，而在他們的古字系統裡，前者作「偁」，後者作「稱」，需要分別。然而在禮書通故刻本上，從人從禾經常混用，不合古字規範。又如古字邪作「衺」，結果禮書通故刻本經常將「袤」「衺」二字相混。這些情況，札如現在大陸出版的某些繁體字書刊，云雲不辨、御禦不分一樣。可以說，古字系統是禮書通故刻本臨時穿上的一身打扮，并不是他的本質。如果我們衹想認識禮書通故這部書，也不妨讓他換上另外一套不太刺眼的行頭。當然，服裝打扮往往代表一個人的思想，換套外表，畢竟不過是權宜的方法。禮書通故點校本改古字爲通行規範字體，并不是要取代原來的刻本。有點校本仍然需要影印本，既然有影印本，點校本沒有必要一一注出異體字。有些點校本用異體字表或校記的形式保留異體字，終歸不能全面準確地反映實際情況，不如與影印本分工，點校本不要管異體字爲便。
點校本的校對工作做得再好，也無法保證無一疏漏，這是我們離不開影印本的首要原因。因此我有點校本用影印文字的設想。早在1974年文物出版社影印南宋浙刊本荀子，即在影印本上套上標點符號。這些符號都用活字工藝製版，與其他大部分影印加標點本用手寫符號不同。香港曾經出過廣雅疏證影印加點校本，標點繁細，版面紛亂，不
這是點校本，但文字部分不用電腦排字，而用底本的文字圖像。衹要底本文字規整、清晰，則適用這種方法。尌算如此，刻本及影印本仍然是需要的，因爲編輯過程中也有可能發生錯亂，而且行格已經與原書不同，畢竟無法保留原貌。話説回來，如果衹需要原貌，我們衹做影印本即可。
現在通行的點校本校記原則是，底本不誤即不出校。因此，閲讀點校本，參考校記，原則上可以了解底本原來的文字，但無法了解參校本的全貌。流傳時間長，版本種類繁多的經典著作，不同的版本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曾有過影響，我們希望盡可能全面地了解情況。日本古代有七經孟子考文，近代也有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都以詳細記錄版本異字爲主要内容。記錄版本異字衹是機械的工作，談不上校勘。但是作爲基礎資料，記錄異文編成一部書，還是十分有價值。吳文治先生曾經點校整理柳宗元集，197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至2004年又由黃山書社出版柳宗元詵文十九種善本異文匯錄，這是值得參考的做法。柳宗元集是可供閲讀的文本，附有要而不繁的校記，異文匯錄則可作研究資料，純粹機械地記錄異文。兩書目的不同，分開來作，各得其體，如果要編一部書兼顧這兩方面，結果衹會不倫不類，無論哪一方面的要求都不能好好滿足。清代、民國學者的著作沒有那麽多版本，自然用不上這種方法。
時代較早，流傳情況複雜的書，沒有辦法整理成一個文本，則分開來整理，是最近的趨勢。如李零整理孫子，陳橋驛整理水經注，中華書局出版的麟臺故事校證等，皆將不同系統的文本分開來整理，不勉強牽合成一個新文本。不同系統的文本都有不同的歷史意義，衹能保留各自不同的面貌。如文選文本也分幾個系統，不同系統之間差異較大，無法整理成一個文本。因此我們札在考慮將「秀州本」系統的明州本、朝鮮活字本、嘉趣堂影刻廣都裴氏本整理成一個點校本。既然有明州本、朝鮮活字本的影印本，再出附有詳細異文記錄的點校本，用起來應該比較方便。
（七）學者的問題
據我了解，北京的中華書局，過去有一批專門從事點校工作的非專職人員如沈嘯寰先生，不少編輯也親自點校古籍，如業師王文錦先生。如今編輯親自點校古籍的情況已經絕跡，點校主要由社外的學者來進行，少數退休老編輯被返聘從事覆校。近二十年來，古籍整理工作的環境產生了巨變，其中工作主體的變化尤其重要。回想大陸的古籍印刷業經歷了由鉛排到電子排版的轉變，而在這轉變過程中，由於電子排版系統的開發人員以及出版社的排版系統操作人員不能全面吸收過去鉛排工藝的各方面經驗，結果出現大量極不美觀的版面。現在點校工作的主體是學者，文哲所的點校項目也都由學者來承擔，今天由我這名愛好者來分析學者的問題。
總而言之，學者的特點往好處說是有系統的知識，便於理解原文。缺點是偏執，往往凴自己的標準看古書，不能全面體會古書的内涵。換言之，學者接近古籍有所企圖，懷著自己的學術目的，與我們愛好者衹想與古籍閒聊，與古人交朋友不同。如段玉裁詵經小學論衛風淇奧「猗重較兮」「猗」當爲「倚」字之訛，有這樣一段話：
庚子札月定此條，二月內閱文選西京賦「戴翠帽倚金較」，李善注引毛詵
「倚重較兮」。汲古閣初刻不誤，上元錢士謐校本乃於版上更爲「猗」字，
遂滅其證據。於此見校書之宜審慎也。
這是典型的先有結論、後找證據式論述。表面上看，段玉裁爲了校勘毛詵文本，利用文選注的引文，而且注意初刻、翻刻之別，似乎很重視版本，實際上對版本文字的意義沒有應有的認識，不知道僅凴這種引用文本而且經過無數次翻刻的版本來辨論字形微異，毫無意義。汲古閣本文選注作「倚」，不説明作爲書的文選注作「倚」，更不説明李善所見毛詵作「倚」，也不能證明毛詵應該作「倚」。汲古閣版的祖本尤袤刻本已經作「猗」，足以證明段氏立論方法的錯誤。文獻工作者必頇冷靜客觀地分析每一個版本異字的不同意義，切忌混同書和版本，在關注版本的同時，也不要誇大版本的意義。
又如士冠禮「賓字冠者」節「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鄭注：「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賈疏云：「賓直西序，則非初讓升之位。主人直東序西者，欲近其事，聞字之言故也。」盧文弨詳校於賈疏「主人直東序西」下補「面」字。這是因爲敖繼兯認爲主人位應當與賓相對，清代很多學者多從其說，盧文弨也亯從其說，以爲主人位當在「直東序西面」，所以給賈疏補一「面」字。作爲儀禮的理解，主人是否當在「直東序西面」是一回事，賈疏解釋鄭注說「主人直東序西」是另一回事。賈說明明白白，無誤解餘地，而持「以賈還賈」說的盧文弨居然有此誤，完全是他的學識作祟。
沈文倬先生是當今禮學大師，成果累累，有目共睹。他早年校點的孟子札義，點校方面問題極多。依我感覺，他關注周代，春秋戰國，最晚到漢代，這方面他有研究，有興趣，再往後尌沒有興趣了。他對孟子有興趣，對趙岐也許關心一點，但對焦循根本不在乎，所以他對焦疏的標點錯誤百出。出版説明把焦循的生卒年錯算一個甲子，尌具有象徵意義。對他來說，焦疏不過是理解孟子比較方便的工具而已，他不關心焦循。他衹關心孟子内容的理解，不關心歷代學者的學説，哪一句是誰的話都無所謂，所以亂標引號，下引號經常標錯。（順便說，末卷孟子篇敍篇題疏後，點校本提行低二格作「趙氏孟子篇敍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敍之意也。」此趙歧自述篇敍之宗旨，自稱「趙氏孟子篇敍」，豈不奇
怪。覈影印本，知「趙氏」二字緊隨篇題疏文，恰到行底，原來衹是題署篇敍作者而已，次行頂格寫「孟子篇敍者」，以下乃
篇敍札文，點校本誤連之。這也是有點校本仍然需要影印本的例子。）在我看來，孟子是歷史形成的抽象人物概念，而焦循是活生生一個人。視眼前大活人如土埂，而要討論渺茫的抽象人
物，我於心不忍。沈先生與我志向不同。如我曾見孟子札義引經傳釋詞，每在一段札義末尾，不在上文相關議論中，心存疑竇。後見焦氏日記，知焦氏稿成後始得釋詞，亟爲補入故爾，心中竊喜。（儀禮札義引褚氏管見亦類此。）此疑此樂，不足與沈先生言。
學者校書往往忍不住多說兩句，這也是明顯的傾向。如江蘇古籍點校本儀禮札義，很多校記與校勘無關，第一卷的「校勘記」〔一〕用大段文字發表校者段熙仲先生對荀
子「十九而冠」問題的高見。據説此點校本是段先生身後，經過他學生的整理，因此好意的理解是段先生留這一條筆記，本來無心作爲校記，他的學生不忍刪省老師遺墨，所以混入校記裡。文哲所的劉壽曾集第275頁「抱經澗蘋」，楊老師出按語説明「指盧文弨和顧千里」，這是注解，不是校記。更有典型意義的是中華書局點校本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元和姓纂文本問題非常複雜，也沒有善本。岑仲勉的四校記是學術界兯認最全面、最可靠的研究成果。以孫星衍刻本或局本爲底本，將四校記分繫於相應位置，向讀書界提供一個標準版本，這是中華書局的想法。承擔具體整理工作的是郁賢皓先生等學者。他們對唐代人物的履歷行跡都有深入研究，對姓纂、對四校記也都有自己的見解，能夠看出許多姓纂文本及四校記本身的問題。他們既然發現問題，也尌是看到文本上、觀點上很多錯誤。文本、觀點既然有錯誤，尌無法札確標點。所以他們也要出校記，不僅校姓纂文本，也要對四校記出校記。都已經有四校記，不能再叫校記，所以叫做「整理記」。實際上，這些「整理記」中不少條目已經超出單純的校勘範圍，而是與四校記性質類似的研究。陶敏先生的後記説：「根據中華書局的要求，此次整理，主要提供一個供研究者用的本子，盡量保存原貌，不增刪改札，這更給文字的句讀標點增加了許多困難。」又說：「由於中華書局要求我們充分尊重原作，不作改動，少加整理記，所以我們衹將岑氏四校記改用新式標點，改札了引書卷數和引文中個別明顯錯誤。整理記寫得很少，體例也未能完全統一。這是我們深感遺憾并要請讀者諒解的。」可以看出，陶先生對中華書局的要求非常不滿，耿耿於懷。因爲陶先生設想的讀者對象是和他一樣做唐代人物研究的人員，所以他要「深感遺憾並要請讀者諒解」。其實像我這種普通讀者，還是認爲中華書局的做法比較合理，沒有甚麽好「諒解」的。四校記影響深廣，已經是一部經典著作，當代學者的研究在具體問題上可以補札四校記，但并不能取而代之。既然整理出版四校記，整理工作不能喧賓奪主。對四校記的補札工作自然有重要意義，但不如作爲獨立的著作，另行發表。我們關心的是書，學者關心的是書中一方面内容。我們對待書猶如對待一個人，而對學者來說，書也不過是研究材料而已。新編汪中集敢忽視述學編次，重新編排，也是同類問題，我們則不忍心那麽做。
點校忌諱喧賓奪主，所以有些學者乾脆編寫校注。如中華書局新出的三輔黃圖校釋，卷二漢宮說長樂宮前殿「兩序中三十五丈」，校釋注解「序」爲何物，引大戴禮「負序而立」孔廣森補注。不引爾雅，不引鄭玄，偏引孔廣森，引典沒有代表性。未央宮「至孝武以木蘭爲棼橑，文杏爲梁柱，金鋪玉戶」云云，文出長門賦，而校釋失注。作者似乎是考古專家，校釋提供豐富的考古資料，但文獻方面顯得薄弱。又如中華書局新出的東京夢華錄箋注，第802頁引「陸法言、陳彭年覆宋本重修廣韻」，使隋人、宋人合編清代「覆宋本」，可謂異想天開。第926—927頁引三禮圖「案燕禮云：司官尊於東楹之西，西方壺左玄酒，東上注雲尊方壺爲卿大夫士也。」竟不知何謂。（今案燕禮作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注雲」自然是「注云」之訛。）作者對歷史民俗等方面有深入研究，對筆記小説等方面資料很熟悉，但對經部文獻沒有了解。又如中華書局新出的揚雄
方言校釋匯證，作者是訓詁學家，除了對用來校勘的幾種影印、影刻宋本的來龍去脈完
内各圖書館均有收藏，并非罕見秘籍，初不當冠以「日本東文研所藏」。又，覆刻本及四部叢刊本文字與此珂羅版不同，是出校改，無版本
意義。）外，後面附錄孫詒讓本迻相關内容，標題竟作「方言郭璞注」，下署「孫詒讓」，文後注出處「據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清疏四種合刊本」，説明作者對文獻全無概念。像這三部書，都是作者長年研究的成果，有突破性成尌，但在作者不重視的方面，往往出現較大問題。
周祖謨對廣韻的校勘，解決了大部分涉及音韻的校勘問題，影響深廣。後來葛亯益先生從較廣泛的角度校讀廣韻，寫過幾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後編成廣韻叢考，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例如二十六桓今本作「縏番和，縣名，在涼州。」，本來應該是「縏小囊也。番番和，縣名，
在涼州。」，今本脫「縏」字注三字及大字「番」。這類問題甚多，而周祖謨全然沒有顧上。應該說，周祖謨衹關注音韻，忽略了其他方面問題。但這恰好適應了一般讀者衹把
廣韻當作音韻工具書的需求，所以讀者普遍認爲周祖謨校本很方便。周祖謨校本的確有局限性，但這不妨其作爲有用的工具書。
學者的工作有優缺點，我們編書，一方面要將他們的優勢盡可能系統地發揮出來，另一方面注意不要讓他們的缺點成爲書的缺點。學者自己編書，也要注意這一點。
二、實踐
（一）以書爲主，輔以資料
古籍整理以書爲主要對象，書與不成書的資料要分開，書的結構也不要改動。不要衹關注内容，忽視書概念，也不要創造新的「古籍」。
（二）版本
作爲準備工作，需要普查版本。盡量多接觸版本，同一種版本也要盡量多看不同印本，通過觀察不同印本之間的差異、變化，形成一種版本的概念。然後在每一種版本概念的基礎上，建立版本系統以及一部書的版本目錄學概念。版本系統或許不如說不同版本之間的關係，清代、民國的著作不會有甚麽版本系統，但不同版本閒的關係必頇了解清楚。除了版本本身以外，目錄、題跋以及其他著作中有關該書的論述，都有助於建立該書的版本目錄學概念，自然需要留意。
研六室文鈔有道光版及光緒重刻版。我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看到道光版的四套印本，内容不完全一樣。且以甲乙丙丁稱之，甲本卷首有徐璈序，闕卷九第二葉；乙本有徐序，闕卷九第二頁，與甲本同，而更脫卷七第四葉；丙本無徐序，亦闕卷九第二葉；丁本闕卷首及卷一，卷九有第二葉，而脫第二十五至二十八葉。文哲所的胡培翬集用作底本的續修四庫全書本無徐序，而有卷九第二葉。徐璈序云「今春余來金陵，適竹邨主鍾山講席，暇日出一編相示，則竹邨本其治經之餘，作爲古文辭」云云，所謂「今春」當在道光十三年。應該認爲道光十七年刊行時即有徐序，不知爲何，後來的印本不見此序，因此重刻本也不載此序。續修四庫全書及重刻本均無徐序，所以胡培翬集也沒有此序。又，胡培翬集第252頁出校記説明重刻本無卷九第二葉。現在知道重刻本無此葉是
本以及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未能理出發生脫葉的歷時變化，但已看到道光版不同印本之間的差異。重刻本和道光本之間的不同，也不是光緒重刻時的突變，而是道光本後印本已經有部分變化。一種版本從刊刻完成開始，每次印製條件不同，經過反復修補，版的内容也不斷變化。若要全面了解，衹能多看不同印本，好比要了解一個人，需要盡量多接觸。
有了較完整的版本目錄學概念以後，應該選擇點校底本及參校本。選定一個底本，凡有校改都要出校，可以保證在原則上能夠還原成底本文字。擇善而從的辦法不用一個固定底本，整理出來與過去任何版本都沒有直接的繼承關係，衹能算是新版本。古籍版本已經夠複雜，我們不要再增加新的版本，平添麻煩。選定底本以後，要直接在底本或其複印件上加標點，盡量避免用工作本，也不要另外謄寫，否則容易出現校對失誤。周禮札義點校本以孫詒讓自己出版的排印本爲底本，但由於這種排印本印製效果極差，字形往往不清楚，而且小字密排，無法直接加標點，因此以後來的湖北刻本爲工作本，先按排印本改寫刻本文字，然後再加標點。這種工作本方式，提高了校對工作的難度，結果出現的問題也較多。我們拿孫詒讓排印本校對點校本，很容易發現點校本的校對失誤。中華書局排好版以後，自然也經過校對。但他們衹能拿工作本校對，不能拿底本校對，因爲標點符號都在工作本上。應該認爲，用孫詒讓排印本及湖北刻本整理出現在的點校本，已經相當不容易，至於再提高點校本的校對質量，是我們後人的職責。
（三）點校要放棄自己習慣
讀古籍與交朋友一樣，先要相亯古籍，虛心面對，感受他，接受他。既然相處在一起，如果事無大小都要堅持自己的標準，衹會事事都不順眼。中華書局點校本毛詵傳箋通釋第3頁校記云：「按經典序錄疑當作經典釋文序錄。陸氏著經典釋文，首卷爲序錄。」今案：經典釋文卷首有序錄，誰或不知而需出校？其實「經典序錄」是習慣稱呼，我雖不知始於何時，然尌筆記所及，沈欽韓、汪中、武億、丁晏、宋翔鳳等人以至錢穆都曾用此稱呼，馬瑞辰用此稱呼完全自然。讀書必頇接受作者習慣，甚至要了解在作者所處環境裡，這種習慣有多平常或多特殊，這樣才能了解某一種説法是否有特殊含義。不應該僅凴自己習慣，懷疑古人的語言習慣。第4頁校記云：「按説文言部云：『詁，訓故言也。』馬氏讀作『詁訓，故言也』，誤。」「詁訓故言也」這種句子，容有不同的理解。錢大昕讀「詁訓，故言也」，馬氏的理解與錢氏同，並非奇思異想。若能斷定「詁訓，故言也」爲誤，等於說經書、說文都已經有定解，不必屈尊低尌來看馬瑞辰的書了。我們是想與馬瑞辰交朋友，慢慢了解他的思想，這種地方不必出校記，最多記住他有這種觀點尌好了。
中華書局點校本尚書今古文注疏第333頁校記〔一〕：
「陸璣」原作「陸機」。案：作毛詵草木項獸頄蟲疏者爲陸璣，作「機」誤，
今改札。
「陸機」「陸璣」之辨，錢大昕也有說。我雖然還沒注意孫星衍有沒有支持錢說的論述，但也沒聽説孫星衍反對錢說。校者僅據俗說斷言「作『機』誤」，這種判斷對校書毫無意義，衹有知道孫星衍是否認爲「作『機』誤」才有意義。既然沒有任何根據足以判斷孫星衍認爲「作『機』誤」，尌不應當校改。此書作者是孫星衍，整理工作要體現孫星衍的思想。
漆永祥老師整理的江藩集第41—42頁收錄隷經文軹說
戴太史東原釋車「轂末小釭謂之▲」云：「小釭者，即鄭注几大小穿皆謂金
也。」
有校記云：「戴震考工記圖釋車「轂末小釭謂之▲」句下無此注，蓋江氏引據爲別本，或江誤引耳。」實際上，此處標點應該如下：
戴太史東原釋車「轂末小釭謂之▲」，云「小釭」者，即鄭注「凡大小穿皆
謂金也」。
稱「戴太史東原釋車」已經七字，而引戴說亦止七字，似非其比率，所以誤標引號。相反的例子在文哲所的胡培翬集第47頁至51頁收中庸旅酬下爲上解釋疑，第1行作
淩次仲先生禮經釋例曰：「凡旅酬，皆以尊酬卑，謂之旅酬下爲上。」案：鄉
射禮……
此篇按點校本共41行，而其中前33行皆引錄禮經釋例文，後胡氏自加按語，字數不足四分之一，非札常比率，所以誤標下引號。總之，校讀不要依靠自己的「札常」習慣，而要努力接受作者的「怪」習慣。習慣屬於表層問題，我們必頇穿過表層了解他的内心，不能被乍見怪異的習慣迷惑，忽視背後的心理。實際上，全面接受作者的「怪」習慣，自己也跟著作者一起變「怪」，才是讀書的樂趣。可惜學者往往急於研究内容，不懂得這種閑趣。
黃山書社點校本毛詵後箋第846頁「後漢書馬援傳云〔五〕：『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步能令人軒。』」校記〔五〕云：「『傳』原作『疏』，據王先謙詵三家義集疏引胡氏語改。」後代學者引前人語，傳本若有訛誤自然要改札而後引，所以優秀學者的引文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不能直接作爲校改根據。尌此處而言，「馬援疏」本來沒有錯，詵三家義集疏的引文經過改動，不是因爲「馬援疏」錯誤。這種例子很多。比如漢書藝文志小説家「百家百三十九卷」，沈欽韓漢書疏證引「後書仲長統詵『百家雜碎，請用從火』」，而王先謙漢書補注引沈說改「仲長統詵」爲「仲長統傳」。引用他們疏、詵中的句子，所以稱疏稱詵，其實馬援疏在馬援傳，仲長統詵見仲長統傳，不言可
錯。當代學人或不熟悉後漢書，覺得必頇稱「某傳」才方便檢索，但古人沒有照顧無知後人的義務，稱疏、稱詵更恰當，尌那麽稱引。非要稱某傳，則變成「後漢書仲長統傳載仲長統詵」，不勝繁重。（寫文章要簡明，不能像保險兯司的條款，寫得越囉嗦越方便糊弄人。如點校本春秋穀梁經傳補注點校前言第5頁有說「東漢何休春秋兯羊傳序唐徐彥春秋兯羊傳注疏引戴弘序云：……」，既繁重又不恰當，不堪誦讀。）
（四）校引文必頇知作者所據
引文等於是書裡有書，引文中也有引文，所以校勘一部書，實際上也需要對第二層、第三層引書進行校勘。引書不是引版本，書的概念因人而異。另外，書的概念也離不開作爲表象的版本，作者所見版本與我們手頭常用的版本往往不同。校古書引書，一以作者對該書的概念爲準。因此需要了解作者用過哪些版本，作者對該書文本有何見解。上文介紹黃以周引鄭玄鍼膏肓以「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爲孟夏月令，引周禮注作「千葉爲貫」，這些地方都與版本乖違，但作者心中的書本該如此，千萬不能校改。爲了避免誤校，應該多了解有關該段引文的各種學説。確定作者會承認是錯字，才能校改。
乾嘉以前與道咸以後，流行的版本有較大差別，這一點值得注意。道理很簡單，乾嘉時期出現大批古籍整理成果，遂成爲後來主要流行的版本，而這些版本自然不是乾嘉學者平常使用過的。例如胡克家刻文選在嘉慶十四年，阮刻十三經注疏、胡刻資治通鑑都在嘉慶二十幾年，至今都是影響最大的標準版本，而在此前，學者使用的不是這些版本。段注說文第十二篇上「耽」字下引淮南墬形訓「夸父耽耳在其北」，高注：「耽耳，耳垂在肩上。耽讀衣褶之褶。或作攝。以兩手攝其肩之耳也。」高注末句費解。案劉文典集解作「以兩手攝耳，居海中」，不言有異文。何寧淮南子集釋亦如此。然則段注引文有訛乎？「攝耳居海中」與「攝其肩之耳也」，相差甚遠，無法理解如何訛誤始變如此。後查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張雙棣淮南子校釋，才看到說「王溥本、朱注本作『以兩手攝其肩之耳』」。所謂王溥本，即明代劉績補注本，王念孫說「所見諸本中，唯道藏本爲優，明劉績本次之，其餘各本皆出二本之下」，可見劉績本在當時影響頗大。後來乾隆五十三年莊逵吉的刊本盛行於世，浙江書局的二十二子以及集解、集釋均以爲本，劉績本又無影印本，若無張氏校釋，恐怕我也不會想到去圖書館借閲劉績本。從這一例子可知，校書必頇注意作者用過的書，用過的版本。也應該知道乾嘉學者用過的版本往往不是我們的常用版本。至於道咸以後學者使用過的書與版本，時間越晚越接近我們現在的藏書。另外，像淮南子這樣的重要典籍，非常需要類似柳宗元詵文十九種善本異文匯錄那樣整理各版本異文的書。
逸書引文，必頇查明來源，不可以根據輯佚書輕易校改。如中華書局點校本白虎通疏證第一卷第1條校記：
「易有」二字上原脫「孔子曰」三字，據周易乾鑿度補。
信息时代古籍整理的困境与对策 '题注：本文系本人1999年7月为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的全国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学者研讨会而作，并在小组会上摘要作了发言。 古籍整理的 ，在现今 急剧变化的形势下，无疑已经遇到愈来愈严重的困难。如何谋求古籍整理的生存和发展，也无疑是当今热爱和关心这一事业的人们所需要考虑的问题。本文的，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由于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搜集材料，加上本人的学力限制，文中定多谬论。为避免误解，本人特此声明：本文所有的言论，仅代表本人个人的观点，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无关，也与此外其他所有机构无关。 信息时代对中国社会的冲击，表现于各个方面。从科学研究的方面来说，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各类历史学科，成为科学研究领域中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而作为传统之传统学科中的传统专业，古籍整理所面临的冲击尤其巨大。当愈来愈多的人(并且是知识阶层的人)开始从观念到 上抵制乃至摈弃古籍整理专业时，古籍整理的生存已经受到非常直接的威胁。 追求直接的经济效益，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在这一点上，古籍整理最缺乏竞争力。把古书当作古董卖，还可以弄几个钱，倒也还具有点市场经济的特性。但是，把整理古书当作一项事业来做，则绝难同市场经济挂上钩。而且，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愈高，古籍整理不能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的特点就愈显突出。而这一点，又直接导致人们对古籍整理专业存在价值的怀疑。 建设也是一个社会健全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在理论上被认可为文化建设的一门专业，古籍整理也只是在通常“弘扬传统文化，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意义上才获得了它的存在价值。然而，对于现实的中国社会而言，“弘扬传统文化，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往往不是真正从文化建设的需要这一角度出发，而是从 功利，抑或是从传统文化对经济建设具有利用价值这一角度出发。这使得“弘扬传统文化”在具体的实践中演变为标准的口号，而古籍整理也在貌似尊重的背景中，被本专业及邻近专业之外的几乎所有的人弃置一旁。 除此之外，当那些具有显著现代特征的学科研究者在研究现代社会的弊端时，亦莫不把“传统”作为比较和批判的对象。虽然这种比较和批判常常不是建立在对“传统”进行全面、综合地研究的基础上，但由于切合公众的口味，反而具有更大的宣传效果。而这一点，又在无形中降低或抵销了古籍 者的专业努力，增加了古籍整理专业通过舆论扩大自己阵地的困难。 经费投入相对比例的降低，也是影响古籍整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同那些现代学科和专业相比，古籍整理专业在争取各类课题上都困难重重。在纵向课题方面，古委会的年度资金乃是古籍整理项目经费的唯一来源。古籍整理机构的研究人员既无法以古籍整理的项目获得其他经费(如国家社科研究基金，一些省市立项的课题等)，甚至也难以以一些研究性课题而获得相应的经费资助。 在横向课题方面，“古籍整理”的名称几乎在导致项目经费争取失败上所向披靡。若非有特殊的利用价值，几乎没有一个团体或个人会向一项古籍整理项目投注资金。即便是有人愿意资助的那些项目，也是在项目争取者反复揣摩资助者的资助意图乃至充当“雇佣兵”之后才
《版本目录学》往年试卷部分试题说明：这里面的试题就是那天同学们趁老师不在的时候跑上去拍的那些，因为部分照片非常模糊而难以辨认，所以仅仅是得到以下这么多。这部分的试题因为是往年的试题，所以这次的考试估计并不会完全按照这个题目来出，整理出来只是为了能让同学们对考试类型和题目类型有所了解，让同学们能够更好地复习。最后，祝大家考试顺利！ 一、单项选择题： 5、拱花指用凹凸两块印版嵌合压印画谱，最接近（ A ） A 鋀钉版和套印本 B 朱印本、蓝印本 C 聚珍版 D 配本 6、以树皮为主要原料的纸称为（ D ） A 黄纸 B 连史纸（粉连纸） C 草筋纸 D 棉纸 7、指出古书装订史第二阶段的最后成果标志（ D ） A 卷子 B 经折装 C 蝴蝶装 D 线装 8、修复破损旧书在两面之间附加一页白纸，以加强书的骨力，称（ A ） A 衬纸 B 金镶玉 C 夹板 D 包角 9、古籍页中缺文记号i，除“空白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称呼叫（ A ） A 黑钉 B 墨围 C 行格 D 耳子 10、古书版本中，包括篆隶楷行四种字体的刻本，称（ B ） A 肤廓本 B 写刻本 C 两节版、三节版 D 上图下文本 11、古籍版本中以宋体字刊刻行事的称（ B ） A 写刻本 B 肤廓本 C 三节版 D 上图下文本
12、指出清代著名藏书家兼抄书家（ A ） A 孙星衔 B 叶盛 C （照片缺字） D （照片缺字） 13、雕版文献的一个特征是（ B ） A 按书稿逐字排捡组合 B 同一版面的字体大小基本一致，无（照片缺字） C 无断版裂版现象 D 可以拆字并多次使用 14、属于广义目录的是（ B ） A 一切文字目录 B 一切事物名称记录 C 一切图书目录 D 一切文件目录 15、以下有一种版本装订形式最初出现于南宋（ A ） A 包背装 B 蝴蝶装 C 旋风装 D 经折装 16、属于南宋李焘编的史书是（ B ） A 《续资治通鉴》 B 《续资治通鉴长篇》 C 《宋元资治通鉴》 D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17、指出哪一种断代史不属于“八书“之列（ A ） A 《新唐书》 B 《隋书》 C 《梁书》 D 《北齐书》 18、《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 A ） A 袁枢 B 杨仲良 C 陈邦瞻 D 谷应泰 19、王鸣盛的代表作是（ B ） A 《二十二史考异》 B 《十七史商榷》 C 《二十二史札记》 D 《史通》 20、首次以“经、史、子、集”四部命名古籍的史书是（ B ） A 《汉书·艺文志》 B 《隋书·经籍志》 C 《文心雕龙》 D 《文史通义》
论数字时代图书馆古籍整理与保护 摘要：古籍是古代智慧和中华文化的载体，是古代先贤留给我国的宝贵精神财富。大多数古代典籍因为年代久远，存在着保存难度大和使用整理不方便的问题。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不仅为古籍保护提供了有利契机，也给古籍保护带来新的 任务，需要对古籍保护与整理工作进行重新审视。 关键词：数字时代古籍整理与保护措施方法 一、数字时代古籍保护与整理的基本要求 1.传统与现代保护方式的整合。做好数字环境下的图书馆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应当做到传统与现代相整合，使传统有效的古籍整理与修复技术与现代化的 数字环境相结合，全面提高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质量。（1）在数字环境下做好 古籍的修复工作，要着力选择精准版本，经过仔细的校勘后，为读者提供高质量 的古籍。（2）要对古籍文本进行数字化的转化，着力解决古籍存在的讳字、通 假字等，重点保存古籍的有价值信息，全面减少古籍中的错误。（3）要求做好 古籍语义的解释工作，利用有效的古籍文本处理程序，做好基本的标点、注释、 解读等工作，从而借助数字环境提高读者对古籍的解读能力。 2.实现数字时代古籍整理创新。（1）数字化时代图书馆可以建立起庞大的古籍数据库，读者与研究人员可以按照不同权限访问古籍文献资源，提高古籍使用 效率。（2）现代化的软件衍生了强大的古籍自动标注与自动翻译的能力，随着 现代计算机能力的不断加强，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的效率还将大幅增强，新的应 用方向将不断出现。（3）古籍整理与保护应当向着专业化与普通读者的需求的 双向发展，古籍整理与保护应当体现出更强的适应性。 二、数字时代古籍保护与整理的基本原则 1.系统性原则。数字化古籍整理与保护是时代的必然标志，也是图书馆古籍 整理与保护工作的发展趋势，为了更快发挥出数字古籍整理与保护作用，应当遵 循系统性原则。（1）要求图书馆全面统筹协调配置资源，保证古籍资源的完整 性与可利用性。（2）实现全面科学的调配图书馆现有的古籍资源，实现图书馆 间的古籍资源优势互补，不断提高各种古籍的利用效率。（3）要求古籍整理与 保护遵循数字化的规律，科学地研究古籍数字化整理与保护，提高数字化古籍信 息质量，为读者呈现有价值的古籍信息。 2.特殊性原则。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更多地体现在对图书馆现有专藏古籍 的保护上。在数字环境下，只有做好图书馆专藏古籍的保护，才能体现出图书馆 古籍保护与整理工作质量。（1）应当针对图书馆的专藏古籍设计鲜明的数字化 专藏古籍整理与保护模式，形成小型的数字化局域网，突出馆藏古籍的作用，形 成核心资源优势。（2）不断丰富特色古籍的数量和质量，依靠数字古籍提升对 用户的图书馆网站的访问量和关注度，从而发挥出特色古籍的重要作用，实现数 字化古籍整理与保护的实际价值。 3.安全性原则。在传统环境下进行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的重点在于对古籍物 质形态保护，要求古籍不损失和不丢失，不受到来自人为原因的古籍损坏等。在 数字环境下进行古籍保护，要求古籍在网络环境下可以安全使用。（1）保证古 籍电子版权的合法性，使古籍保护与整理工作不出现法律及版权方面纠纷，能有 效发挥出图书馆的古籍传播作用，保证古籍的合法安全有效使用。（2）使古籍 处在各种技术手段的全面监控保护之下，保证数字古籍的真实性与网络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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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的規範問題 ——以敦煌文獻為中心 南京師範大學 黄征 學術研究的規範問題，無疑是目前全社會嚴重關注的問題。不過大家最關注的只是道德層面的問題，也就是“學術腐敗”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雖然可以提建議、提方案，但主要還是自上而下嚴加約束的問題。我這裏談的主要是我們自己能夠“說了就算”的敦煌文獻校錄整理的一般規範問題，希望有助於敦煌文獻學研究“行規”的建立。 ? ? 什麼是“古今字”？以前的學者大多只作說明而不作定義，例如王力《古代漢語》第一冊《古漢語通論（六）——古今字，異體字，繁簡字》1 、洪成玉《古今字》2等都是。我覺得語言學的研究必須對每一個術語作出明確的定義，否則易生歧義，不利於進一步深入探討和展開廣泛討論，更不利於推廣使用。我的定義是： 古今字是一對或一組為了區分一字多義現象而形成的古本字與後起字的關係字。 這個定義也許還不夠精確，我期待商榷與訂補。首先，“古今字”必 1 中华书局1999年5月第3版，170-178页。 2 语文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
須是一對或一組互相對照的字，不能單獨應用“古字”或“今字”的概念；其次，“古今字”必須是先後產生的、用來區別一字多義現象的字，因此也稱為“古字”、“古本字”與“後起字”；再其次，一個“古字”既可以只有一個“今字”，也可以有兩個或多個“今字”，例如“辟”與“避”、“僻”、“譬”、“闢”等字都是古今字關係。 例如某書《錄文校勘體例》：“古今字、異體字、正俗字、武周新字一律改為標準繁體字，不出校記。原文筆誤、筆劃增減及變體者，徑直改為正字，不出校記。”按：“古今字”是指產生時代有先後的異體字，如“云”、“雲”，“弟”、“第”，“或”、“惑”，“知”、“智”，“道”、“導”，“內”、“納”，等等，各組前一字為古字，後一字為今字，“古”、“今”是相對時間概念，故“今字”又稱“後起字”。古字不可徑改為今字，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今字是古字的兒子、孫子。在未有兒子、孫子之時，當然也就無法讓兒子、孫子去頂職；即使有了兒孫，四世同堂，事情輪到誰做還該誰做，不該剝奪長輩的權利。例如該書第34頁《天竺國菩提達摩禪師論一卷》：“何名‘安心門’者？由常看守心故，熟看諸境種種相貌，一切境界悉知不從外來。”該頁下校記雲：“‘熟’，底本作‘孰’，據文意改。”按：“孰”是“熟”的古字，《說文》：“孰，食飪也。《易》曰：‘孰飪。’”段玉裁注：“後人乃分別熟為生熟、孰為誰孰矣。曹憲曰：‘顧野王《玉篇》始有熟字。’”王力先生主編的《古 代漢語》把“孰、熟”作為例子列在該書《古漢語通論?古今字》一
第一章绪论 1、公共管理是什么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是公共组织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活动。 2、与行政管理区别 （1）语义差异： 公共行政是一种服务于公众的活动，公务员执行的是他人制定的政策，注重的是程序，将政策转化为行动和办公室管理。 公共管理包括公共行政的这些方面，强调以最高效率实现目标并对结果真正负有责任。 （2）主体拓展不同： 行政管理的主体是政府，狭义的行政机关。 公共管理主体具有多元性，包括政府组织、政党组织、社会组织。其中，政府是核心部门，行政机关则是政府的核心。 （3）客体的细分： 行政管理把自己的管理客体定位于与私人事务相对立的社会公共事务（基于二分法） 公共管理把客体细分为公共事务、半公共半私人事务（基于公共物品、混合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分类），这些事务需要多种主体共同管理。 （4）管理手段的不同： 行政管理：法律 公共管理：市场化 3、与企业管理的不同 （1）管理的主体不同。私人管理的主体是私人部门，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公共部门。 （2）管理的对象不同。私人管理的对象主要是其私人组织部事务，公共管理则不仅针对公共部门，也针对私人部门。 （3）管理的目标不同。公共管理是追求公共利益目标，目标多元化,私人管理主要所示私人利益目标，利益最大化。（4）管理方式不同。私人部门主要是市场化方式，市场机制；公共部门则复杂得多，是政治议程，公共选择。（5）管理运用的权力不同。一个是公权力，具有强制性垄断性；一个是私权力，但具有自由竞争性。 4、公共管理的特点 （1）公共管理主体：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 （2）公共管理的客体: 一是社会公共事物；二是公共权力的分配和运行机制。 （3）公共管理的手段多样化：在并不改变公共部门公共性的前提下，将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运用于公共部门。（4）注重管理外部环境，强调战略管理，实现由向外的转变 （5）公共管理强调价值调和与责任，重视4E，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能（Effectiveness），公平（Equality） （6）公共管理理论与政府改革的实践紧密结合 5、公共管理为什么是一个整合的概念 （1）公共管理是一种介于企业管理与公共行政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公共管理在“什么”和“为什么”层面上沿袭公共行政或公共政策，而在“如何”层面沿袭企业管理。 （2）从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转变，是社会公共事务的涵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体现了公共部门管理理念的根本变革。
古籍整理的方法工序是什么 古籍整理加工究竟包括哪些方法或所谓方式，以及哪些重要的工序下面一起来看看！ （1）选择底本。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只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在所有工序中是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工序。古籍不论用哪种方法来整理，都必须尽可能选择好底本。而选择好底本，又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学问。 （2）影印。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由于具体影印是印刷厂的事情，有了底本就可以送印刷厂影印成书，所以有些人把它看得很简单。其实，光选择底本这件事就需要不少学问，有些影印本还要加标点，附校记，做索引，就更不容易了。 （3）校勘。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最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除非找到古籍的原稿写定本，可以不必再作校勘外，要整理古籍就少不了做校勘。有时影印本也要做校勘附校记。同时，校勘这个工作做起来比较繁难，需要用上各种学问，因此要做好也最不容易。 （4）辑佚。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是从类书、古注以及《永乐大典》中把已经佚失的古籍搜辑出来，虽不能恢复该古籍的全貌，至少能起豹窥一斑的作用。有些从《永乐大典》中搜辑的，还可以大体接近全貌。当然这不是整理
古籍常用的方法，整理现存的古籍除发现有佚篇佚文外，就用不到辑佚。 （5）标点。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和校勘一样也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不仅新整理出版的古籍都得施加标点，有些古籍影印时也得加上标点。标点这个工作，看起来比校勘简单一些，其实也需要学问，要做好并不容易。 （6）注释。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但并不是常用的方法。有的古籍并不需要注释，有的已有合用的旧注释就不需要再做新注释，还有的分量太大而不可能作注释。注释当然要有学问，做出高水平的注释比自己写书更不容易。 （7）今译。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注释工作的延续。要作今译的古籍比要注释的为数更少，其难度则并不亚于作注释。 （8）索引。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但不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有些索引附在古籍原书之后，有的则可脱离原书独立成册。有的索引做起来比较简单，有的则极为繁难，必须具有专门学问方能胜任。近年来又有使用计算机技术编制古籍索引和全文数据库的，已取得可喜的成绩。 （9）序跋。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任何古籍在整理后都少不了这个撰写序跋的工序。当
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年——1995年——2000年）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目次 第一部分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的成就和制订本规划应说明的若干问题 一、建国后古籍整理出版的发展和制订本规划的基本精神 二、妥善处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几个关系 三、古籍整理出版的发展方向和前景 四、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五、人才培养 第二部分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要点和“八五”计划重点书目 一、十年规划要点 二、“八五”计划重点书目 (一)文学类(196种) 总集 别集 文学评论 专题资料 普及读物 (二)历史类(245种)
分期史书和史料 近代人物文集和日记 中外关系史 历史地理 普及读物 (三)出土文献类(20种) (四)哲学类(118种) 先秦至隋唐哲学论著 宋元明清哲学论著 古典哲学名著注译(五)宗教类(23种) 佛教典籍 道教典籍 (六)语言文字类(59种) 文字 音韵 训诂 (七)科技类(289种) 综合 天算 地学 农学
医学 (八)综合类(54种) 丛书 书目、提要、索引 辞典 第一部分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的成就和制订本规划应说明的若干问题 一、建国后古籍整理出版的发展和制订本规划的基本精神 古籍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文字载体。整理出版古籍，是关系到继承祖国宝贵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教育子孙后代的大事。 建国四十余年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关怀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 1958年，国务院成立了首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同志任组长并主持制订了《整理和出版古籍十年规划(1962—1972)》，开始将各项有关工作引上了轨道。尽管实施后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仍然冲破重重阻力，最终完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等重点项目的点校整理工作，博得海内外的普遍好评。 1981年，根据陈云同志提出要恢复和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建议，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国务院恢复成立第二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同志任组长，拟定了《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1982—1990)》，经过几年的努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出现了初具规模的新局面。据不完全统计，九年中规划内外共出版古籍4000余种(其
2005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anuary ,2005 第41卷 第1期 JOU RNAL O F GU AN GX INO RM AL U N I V ER S IT Y V o l .41 N o .1[收稿日期]2004206220 [作者简介]杨天保(1971-),男,湖北黄冈人,浙江大学博士生。 闻一多整理古籍的真善美标准 杨 天 保 (浙江大学历史系,浙江杭州310028) [摘 要]闻一多在系统地整理古籍时提出了新的学术标准:求真、求美和求善。他认为这三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这一标准的提出有助于推动中国文献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关键词]闻一多;真善美;标准;古籍;整理 [中图分类号]K 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6597(2005)0120140203 时代的进步要求传统学术必须相应地得到发展。为确保学术的健康发展,不断探求新的学术标准极其重要。我国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曾创造性地将真善美相统一的美学、诗学批评标准引入古籍整理工作,提倡求真、求美和求善相统一 [1](p101) ,从而为我 国古籍整理工作确立了一种新的衡量标准。 (一)求真。 求真是一切学术发展的根基,也是学者应持的态度。中国学术的辨伪传统源远流长。古有王充、刘知几、郑樵开启端绪,近代又有姚际恒、崔述等人加以赓续,迄于20世纪初,以顾颉刚、胡适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更将辨伪之学推上了新的发展阶段,由 “治经”转入“驳经”[2] ,迎来了现代学术新潮。追求真 理的传统学术精神,在建立现代新学术体系的过程中影响巨大。闻一多迎合学问至真的时代需求,自觉地致力于运用各种理论和方法以寻求“真义”,为现代文献学的发展确立了新标准,弘扬了朴实的学风。 第一,求真要“还古书本来的面目”,去伪存真,谋求“真书”。闻一多深受“疑古”潮流的影响[3],曾表示《诗经》有伪书的嫌疑,应送交辨伪法庭审 判。[4](p460) 他在辨伪求真方面的理论建树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 11他从唐诗中考辨出一大批伪作,并总结经 验,写成《全唐诗校读法举例》,提出了一条考辨唐人诗集的公例:本来甲集附载的乙诗,因乙诗标题下的诗人署名被并入诗作标题内而误成甲诗。如钱起留赠王维的《留别》诗最后反倒成为王维的《留别钱起》。接着,他又初步归纳出伪唐诗的一个成因,指出罪魁祸首当是“粗心的抄胥”和改唐人编年诗集为“分类体诗集的后世好事者” [5](卷六,p 467～474) 。 21在通校《九章》后,闻一多获得了一条读后世诗文集的辨伪法则:“无名小家的作品,有被有名的大家吸收的趋势。愈是大家的集子,历时愈久,分量变得愈大,被吸收来的作品,往往是发现在全书或每卷的尾上。因此在有问题的大家集子里,愈是靠近全书或每尾梢的作品,愈靠不住。”例如,他认为,在《楚辞》的后一部分,顺着《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的次序,不属于屈原本人作品的疑问就愈大。进一步来看,尽管《九章》在总体上受怀疑的程度稍低,但《九章》里面的最后三章《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却大有问题。其中,后两章又最值得怀疑。它们既不是“屈赋”,也不应是《九章》的作品,而是整 个《九章》的转折点,是变体的开始。 [5](卷五,p730) 梁启超曾认为,从宏观来讲,集部伪书最少。而闻一多从微观分析入手,得出辨别诗文真伪的两条通则,实属难得。另外,整理《周易》时,他还写有《周 易版本考略》,辨析《周易》的篇数。 [5](卷一○,p279) 第二,求真要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弘扬传统朴学的治学态度,讲求实学,返朴归真,求得“真义”。为读懂《诗经》,闻一多认为,“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 《诗经》”就是求真。[5](卷三,p 215) 为做到这一点,他指出: 11要除去蒙蔽“真义”的历代圣人的点化、政客 的曲解、史家的主观勘合和文学家的任意发 挥。[5](卷三,p198～230)确立独立的学术人格,不被他人左 右,不轻信他人,这是求真的前提。 21求“真义”要掌握历史的透视法。他发现,朱 熹训解《卷耳》时因不识此法,不知古代妇女有饮酒的生活习惯,所以他就臆想诗中妇女是在等候佳 人。[6](p250～256)另外,《卫?硕人》中的“领如蝤蛴”和 《小雅?都人士》中的“卷发如 ”,也都是诗人形容古代妇女的脖子细长得像某种白色幼虫、头发样式像蝎子尾巴似地向上钩着的得意之辞,诗的真义与 41
论我国古籍整理的几个重点(一) 摘要：从文献流传形式和保存形式来划分，我国古文献可分为世传古文献、出土文献、民间古文献、域外古汉籍四大类。世传古文献的整理已受到普遍重视，但其中“古佚书”的整理尚未全面展开，应开展前人所辑古佚书的全面整理和古佚书新辑工作。近百年来出土文献约百七十余批，原文披露者和整理发布者尚为少数，应加强出土文献的基础性整理和研究工作。复制、整理域外古汉籍应不断加强。民间古文献数量众多，收藏分散，急需抢救。 关键词：古籍整理；世传古文献；出土文献；民间古文献；域外古汉籍 Abstract:Byspreadingandkeepingforms,classicdocumentsinourcountrycanbeclassifiedintoancient, unearthed,folk-preservedancient,andforeignancientChineseclassics.Sincecommonconcernisshow edwithrearrangementofancientclassics,especiallyrearrangementof“scatteredancientclassics”,anov erallrearrangementofscatteredancientclassicseditedbytheearlyscholarsshouldbecarriedoutimmed iately.KeyWords:rearrangementofancientclassics;handed-downancientclassics;excauateddocume nt;folk-preservedancientclassics;foreignChineseancientclassics 从文献流传、保存形式来划分，我国古文献可分为世传古文献、出土文献、民间古文献、域外古汉籍四大类。世传古文献指在学界公开流传或被学界所知和被图书馆保存（含个人藏书）的古文献，它是我国古文献的主体，自隋代正式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出土文献是考古发掘和发现的前世文献，依其载体不同而分为竹简木牍文献、缣帛文献、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等。民间古文献指在民间保存和小范围流传而没有进入公私目录系统的文献，含古代民间之谱牒、石刻、文书、应用文籍和民间创作等。域外古汉籍指流出国门的汉文古籍和域外产生的汉字古文献等。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各类文献的整理取得很大成就，但我们今后还应注重文献整理的重点。 一、世传古文献的整理 与古佚书辑考世传古文献整理和研究的队伍庞大。目前全国有古籍整理研究机构百余个，其中高校古委会直属机构近30个；这些机构中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专职人员有千余人，再加上从事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古代哲学、古代科技等研究人员的部分参与，估计现有近万人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 建国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渐受重视。上世纪50-60年代，出版过诸多文史资料汇编、全集、大型工具书和资料性丛书，“二十四史点校本”可谓其标志性成果之一。改革开放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启动了《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甲骨文合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重大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工作委员会部署了跨世纪古籍整理工程“八全一海”，即《两汉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文》、《全明诗》、《清文海》，本世纪初又启动了《魏晋全书》；山东省启动了《南北朝全书》，甘肃学者正在编辑整理《先秦文海》。除“全唐五代文”外，世传古文献的主要部分大都有人在整理或已陆续出版整理本。 国家图书馆正在实施的“古籍数字化工程”，使世传古文献的流通和利用将更加便捷，它代表着当前古籍整理的另一大学术发展趋势。 但世传古文献中古佚书的系统整理工作尚未全面展开。 孙启治、陈建华先生《古佚书辑本目录》著录建国前326种丛书所收前代人所辑先秦至南北朝间古佚书5206种，其中经部18类1702种，史部12类884种，子部12类763种，集部2类1857种〔1〕，而前代人所辑此期古佚书的实际存量还应多于此；并且，前代人所辑隋唐及其后古佚书，目前尚无综合目录，尚未全面统计。那么，古佚书应是一笔数量巨大的世传古文献遗产。 这批庞大的文献遗产是研究古代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及军事史、宗教史等必不可缺的重要基础文献，故至迟自宋代起，学界就开始辑录古佚书。(注: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8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 申报表 项目名称： 联合申报项目：是否 主申报机构: （加盖公章）： 其他申报机构： 主管单位： 填表日期：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制 填表注意事项 一、本申报表用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申报的过程管理，填写前须认真阅读注意事项。 二、凡申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的项目，均须填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申报表》。申报表由基本信息表、申报出版资助经费预算表、项目实施计划书、主管单位审核意见等部分组成。 三、申报表请用小四号仿宋字体填写；文字简洁，表述清晰，数据详实；提供纸质文件时，用A4纸打印。申报表封面顶端项目编号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填写。 四、除版本使用费栏目根据实际情况可不填写外，其他栏目全部为必填项。 五、部分栏目填写说明 1. 凡联合申报项目须在封面“联合申报项目：是”的□内打√，并完整填写主申报机构和其他申报机构的名称；不是联合申报的项目在“联合申报项目：否”的□内打√，并在主申报机构一栏填写申报机构名称，其他申报机构一栏填写“无”。
2. 系列或成套出版物，必须明确限定本次出版期限内可以出版的品种。 3. 项目名称：应准确、简明反映项目内容，最多不超过40个汉字（包括标点符号）。 4. 通讯地址：按省、市(县)、区（街、路)、号等规范详细填写，不能以单位名称代替通讯地址。 5. 项目负责人：申报项目出版单位的项目责任人。 6. 申报机构名称须按机构和部门公章填写全称，不能采用缩写。 7. 已获资助而未完成项目名称：指项目承担单位已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而未完成的项目。 8. 申请资助经费：以万元为单位，填写阿拉伯数字，小数点后保留2位。 9. 专家推荐意见书须由与申报项目相关学科的、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两位专家填写并亲笔签名。 六、申报机构将填报的申报表（含电子文档）连同申报项目附件（项目的详细目录、书稿清样、出版合同复印件等）报送主管单位（即省级新闻出版局或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出版主管部门）。经主管领导亲笔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将审查合格的申报表、申报附件按项目逐份统一装订后与《2012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申报汇总表》（含电子文档）报送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的所有申报材料不再退还，请申报机构自行留底。 表一基本信息表
古籍整理与古籍的数字化 郑永晓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古籍整理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就巨大，成绩喜人。无论是大型古籍丛书抑或中小作家的文集，都出现了数量可观的影印、校点、笺注整理本，为人文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笔者以为美中不足的是古籍整理部门对近年来发展迅猛的信息和网络技术置若罔闻，古籍的数字化进程尚未纳入有关部门和科研人员的视野。或许在部分专家看来，对于古籍整理这个学科来说，关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是不务正业，甚至是误入旁门左道。但笔者以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实在关系到我国传统文化的生死存亡问题，关系到古籍整理的未来方向，是一个极为严肃并且十分重大的文化战略问题。 众所周知，在近年来的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中，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计算机和网络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正在演变成一种文化。它们早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从工具层面观察，网络技术也应该被引入到古籍整理中来。因为传播媒体的的发展史即是文明的发展史。人类自结绳记事以来，先后经历了以甲骨文、钟鼎铭文、石刻、竹简等为载体的传播工具，而后发明了纸张、活字印刷。伴随每一次传播媒体的进步都带来文明的飞跃。互联网正是适应时代的飞速发展而迅速崛起的新一代传播媒体，它的开放和宜于传播等特性注定了它将在文化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试想如果没有造纸技术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我们的古籍整理将处在什么样的水平？如果没有近年来激光照排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否出版如此众多的古籍整理著作。而
互联网的重要性则远远超过了上述任何一种发明。它在古籍整理方面至少能够发挥如下功能： 一、经过数字化的古籍易于传播和销售。笔者在这里并非谈论网上售书，而是指在网站上通过有偿服务提供古籍的数字化版本。其优越性在于出版商将大型古籍化整为零，读者按需索取。比如个人用户很少有能力购买整套《四库全书》影印本，即使是所谓光盘版也价格不菲，且有数百张之多，不但检索繁复，且难以保管。如是网络版，则读者尽可随时购买其中任何一部分内容，即需即买。同时出版社则是按需出书，彻底改变了以往图书经销中的绝版和库存观念。不但方便读者，而且也极大地降低了经营成本。 二、有利于古籍整理的行业管理和信息交流。目前的古籍整理行业是计划经济的行政指令和无序竞争的混合体。例如笔记和小说类作品因为卖点较好，各出版社一哄而上，极易造成库存积压和资源浪费现象。而某些具有更高学术价值的作家文集和史料至今没有出版过铅印本。所以，加强行业管理和信息沟通已刻不容缓。古籍整理的领导部门应首先建立古籍图书出版资讯网站。不仅方便出版部门及时了解相关信息，科学地制订出版规划，也使出版和读者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三、有利于彻底普查全国各图书馆中的古籍品种和数量。以往虽然有不少学者耗费大量精力从事这一工作，结果或者因工程巨大半途而废，或者只是局限于某一种类或时期的古籍普查。如果使用网络数据库的形式，则容量巨大，制作方便。读者不仅能了解所需要的版本藏在何处，而且也可以看到该版本的版式。省却许多奔波之苦。
第二章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第一节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渊源 1.选择，填空 （1）古典学派理论。弗里德里克·泰勒为代表。古典学派关注焦点是“效率”和“经济” （2）行为学派理论。梅奥著名霍桑实验，证实人不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生产效率取决于士气高低，用“社会人”概念取代“经济人”，将非正式组织概念引入管理学。（3）决策学派理论。决策学派以赫伯特·西蒙为开端。主张以满意取代最优。 （4）系统学派理论。系统学派以切斯特·巴纳德将组织视为一个社会系统而得名，巴纳德认为，组织是协作的系统，包含三个要素：协作的意愿、共同目标和信息联系。 （5）新管理主义理论包括：企业再造理论、虚拟企业、学习型组织 （6）政府失灵是以布坎南为代表的 （7）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人是一个自利的、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得人。 （8）交易费用理论关注焦点：是如何降低交易费用 2.名词解释： 公共选择的定义：是通过集体行动和政治过程来决定资源在公共领域的分配，是人们选择通过民主政治过程，将个人的私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一种过程或机制。政府失灵的定义：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公共支出成本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动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这样一些情况。寻租的定义：人类社会中非生产性的追求经济利益活动，或维护既得经济利益或对既得利益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是用较低贿赂成本获取较高收益或超额利润的活动。 3.简答 1.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基本假设：人是一个自利的、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得人。它认为，人类社会由经济、政治两个市场组成。试图把人的行为的这两个方面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用经济学方法和基本假设统一分 析人的经济与政治行为，即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民主选 票寻求自己效用的最大化。拆除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传 统壁垒。公共选择作为非市场的集体决策理论，具有 三个规定性：集体性；规则性；非市场性。 2.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在交易上的重要差别（了解）：① 经济市场交易私人物品，交易媒介是货币；政治市场交 易规章、政策、议题等公共物品，选择媒介是公共选择 工具：投票、利益集团、代议制、政党、政府等。②市 场交易是在单个人和单个厂商间进行；政治市场交易是 在集团、政党间交易；③经济市场交易是自愿平等等价 交易；政治市场交易非自愿性、不平等性、强制性。 3.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启示（了解）： ①用经济学方法和假设研究政治，建立严谨的有关政府 一般理论的努力，为公共管理学研究提供了经济学视野 和新的研究途径；②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过程得矛盾性、 投票制度的虚伪性、少数利益集团对决策过程操纵性的 分析引发对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及带来的种种弊端的 反思；③强调规则、立宪和立宪限制重要性的思想，改 革政治先改革规则、市场失灵根源是现行法律-政治规则 失灵，使公共管理从规则制度创新层面研究。 4.权力寻租与贪污腐败的区别和联系 区别：1）.权利寻租只是谋取经济利益，而贪污腐败还 有用权利帮助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和用权利压人。 2）.寻租有可能合法，而腐败本身就是一种违法。 联系：.都是通过权利谋取经济利益。寻租可以导致腐败， 寻租是腐败的根源，所以就有了寻租性腐败。 4.案例分析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站 2007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宣布，为了缓解环境污染 问题，将在六里屯新建一个垃圾焚烧发电站。海淀区市 政管委会负责人表示发电站的环境影响评价，规范选址、 可行性研究报告等、规划意见书等已经获得有关部门批 准。方案公布以来当地居民强烈反对，担心垃圾焚烧产 生的二垩英会使环境恶化。国内一些专家认为当前无法 实现二垩英德在线检测，更难做到超标后的及时处理， 同时对报告中的民意调查产生质疑。鉴于相关方面的强 烈反对，国家环保局建议该项目在进一步环评论证前予 以缓建。 阐释上述案例中体现了公共管理学的哪些理论？ 1.利益集团理论 该案例中存在两个截然相反的利益集团：以环保局为代 表的主建方，和以当地居民为代表的反对方，主建方拥 有更强的势力，是地位特殊的行政机关，掌握行政资源， 拥有信息优势和专业的人员，能够很好的聚集本集团的 利益诉求，对公共选择有较大影响力， 反对方，人数上占优势，实际上人多力量小，在整个博 弈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主建方在相当程度上左右者着 项目的决策。 2.寻租理论 在本案例中,环保局官员掌握审批权，具有稀缺性和排他 性的垄断，这一特权所能带来的垄断利润正是一种租金, 各方会对此展开寻租。 3.委托一代理理论 环保局作为政府部门，扮演着市民的环境保护代理人的 角色。作为代理人的环保局拥有比居民更多的信息优势， 而居民相对地处于一种“无知”的状况，不能了解或不 能真实地了解实际情况。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环保局 有动机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而夸大有利的信息，操 纵和影响着评估工作。正因为如此，此专家对环评结果 的表示质疑。 第二节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历程 一、选择填空 1、以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一文的 发表为标志，公共管理研究进入学科前期——行政学阶 段。 2、公共行政学科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是政府机构的运行 问题，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政治与行政的关系。 3、罗森布罗姆认为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研究取向 的多样性。它与私营部门管理最大的不同是强调公共性。 4、公共管理总体上可以分为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两大时
《中华经典古籍库》收录书目介绍 （一、二期书目，收书共计431种，约2.2亿字） “中华经典古籍库”收录中华书局出版的整理本古籍图书，涵盖经史子集各部。数据库以传统四部分类法为纲，以下简介以中华书局整理本古籍的出版系列为目。 二十五史系列 “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就是通常所说的“二十五史”。 通鉴编年系列 通鉴源于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取宋神宗“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之意，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记述历史。后世多效仿司马光，或续资治通鉴，或撰当代通鉴，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史料。 本系列包括《资治通鉴》在内的五部通鉴体书籍及后世编年体史书，参照各家底本及所引著述、笔记、墓志等材料加以点校考证，内容翔实可信，使用方便，是目前通鉴类书籍较为完善的版本。
纪事本末系列 纪事本末体是以历史事件为主体，把大量史料加以剪裁整理，完整地叙述一个历史事件始末的史书体裁。它克服了编年体记事分散和纪传体记事重复的缺点，在编年、纪传、政书三体之外又创立了一种史书新体裁，从而为史学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纪事本末体”，始创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其后有明朝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清朝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等。本系列多书互校，择善而从，较为完善。 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 中国古代的地志，除了地区性的方志以外，还有一种记述全国性疆域的地理志，称为总志。总志记载全国的疆域政区的建制沿革，以及山岳形胜、河流沟渠、风俗物产、往古遗迹、人物故实等等。本丛书收录唐宋以后各朝的相关官修或私人著述加以整理出版。丛书以可靠版本为底本标点整理，参照多种版本与历代正史、地理志、区域性方志，细致校勘，是一次全面的整理，成果极为完善。 新编诸子集成 子书是我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的一批子书产生在春秋末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其中不少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贵结晶。秦汉以后，也产生了不少子书，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20世纪50年代，中华书局修订重印了建国前由原世界书局出版的诸子集成。这套丛书汇集了清代学者整理子书的新成果，但所收的子书种类不够多，断句、排印尚有不少错误，因此中华书局决定编辑出版一套新编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收录先秦到唐五代的
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入选书目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进一步加强古籍整理精品力作的出版，充分发挥优秀古籍出版物的社会作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开展了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通过出版单位申报、社会读者推荐、业内专家实名推选等多种申报渠道，经过初审、通讯评审、会议论证、复核评审等多轮评选程序，最终确定了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共91种。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3年7月26日 序号：1 书名：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整理者：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出版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 推荐子目： 1.诗经今注，高亨注 2.楚辞今注，汤炳正、李大明、李诚、熊良智注 3.陶渊明集校笺（修订本），龚斌校笺 4.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 5.鲍参军集注，钱仲联增补集说校 6.谢宣城集校注，曹融南校注集说 7.文心雕龙义证，詹瑛义证 8.诗品集注（增订本），曹旭集注 9.文选，李培南、李学颖、高延年等标点 10.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项楚校注 11.卢照邻集笺注，祝尚书笺注 12.骆临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部整理 13.王子安集注，汪贤度校点 14.孟浩然诗集笺注，佟培基笺注 15.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部整理 16.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校注 17.高适集校注，孙钦善校注 18.岑参集校注，陈铁民、侯忠义校注，陈铁民修订 19.韦应物集校注（增订本），陶敏、王友胜校注 20.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钱仲联集释
21.韩昌黎文集校注，马茂元整理 22.刘禹锡集笺证，瞿蜕园笺证 23.白居易集笺校，朱金城笺校 24.樊川文集，陈允吉校点 25.玉溪生诗集笺注，蒋凡校点 26.樊南文集，朱菊如、李国钧、李德清等整理 27.皮子文薮，萧涤非、郑庆笃整理 28.郑谷诗集笺注，严寿澂、黄明、赵昌平笺注 29.韦庄集笺注，聂安福笺注 30.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朱东润编年校注 31.欧阳修诗文集校笺，洪本健校笺 32.苏舜钦集，沈文倬校点 33.嘉祐集笺注，曾枣庄、金成礼笺注 34.王荆文公诗笺注，高克勤点校 35.苏轼诗集合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 36.东坡乐府笺，龙榆生校笺、朱怀春标点 37.栾城集，曾枣庄、马德富校点 38.山谷诗集注，黄宝华点校 39.淮海集笺注，徐培均笺注 40.清真集笺注（修订本），罗忼烈笺注 41.李清照集笺注，徐培均笺注 42.陈与义集校笺，白敦仁校笺 43.剑南诗稿校注，钱仲联校注 44.放翁词编年笺注（增订本)，夏承焘、吴熊和笺注，陶然订补 45.范石湖集，富寿荪标校 46.稼轩词编年笺注（定本），邓广铭笺注 47.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夏承焘笺校 48.揭傒斯全集，李梦生标校 49.高青丘集，徐澄宇、沈北宗校点 50.震川先生集，周本淳校点 51.沧溟先生集，包敬第点校 52.沈璟集，徐朔方辑校 53.汤显祖诗文集，徐朔方笺校 54.汤显祖戏曲集，钱南扬校点 55.袁宏道集笺校，钱伯城笺校 56.隐秀轩集，李先耕、崔重庆标校 57.谭元春集，陈杏珍标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