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身份定位与沈从文小说的生命模态
吴翔宇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摘要]“乡下人”意识是研究沈从文湘西小说不可忽略的重要角度。“乡下人”思维浸润于沈从文
乡土生命理想书写的全过程，它表征着沈从文对文学创作及思想边缘身份的确认，昭示的是沈从文与五四以降的“现代性”思想的不同路径。在“城”、“乡”互文性的参照网络中，沈从文的乡土理想被显在地放大和彰显。
[关键词]“乡下人”意识；边缘身份；城乡互鉴[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530（2011）01-0057-05
在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沈从文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种独特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沈从文身份定位和文化理想的独异性。他自称“乡下人”，始终坚守着“乡下人”的道德规范，其文学创作也处处浸染着这种观念的影响。可以说，“乡下人”意识是打开沈从文小说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因此，如何从沈从文“乡下人”思想的表象中，把握其精神内核，并理解其思想的建构方式，理论渊源等，是把握沈从文小说文化精神的关键，也是理解沈从文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独特存在的关键。
一、“乡下人”的定位与思维取向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不像启蒙主义者的作品在写乡土时持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以一种平等想象的方式体验乡土生活的细微委曲之处。在沈从文的意识中，“湘西”、“乡土”是他始终挥之不去的文化记忆，他的“乡下人”意识也来源于此。同时，他始终将“乡下人”和“都市人”作为两个可以相互参照的对象来阐释自己的文学理想，来建构自己的思维体系。
我们可以通过三篇文章来认识沈从文的“乡下人”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其内涵是什么？这体现了他怎样的价值取向？
沈从文第一次使用“乡下人”一词，源于1934年12月发表的《萧乾小说集题记》一文。他说：“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
快。”[1]在这里，沈从文首先声明了自己的立场，作为一个侨寓于都市多年的知识分子，沈从文在都市现代文明的淘洗下，并未褪去其乡土本色，尽管“乡下人”所学的、宗教信仰与“我”的有较大的差异，但是“我”依然尊敬他们，把他们当朋友。文所指称的“乡下人”主要是从道德伦理层面上而言，进而延伸到个体存在状态及生命价值体系之中。而“都市人”的生命状态是“我”所不取的，都市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仿佛清高，其实鬼祟。这世界若永远不变个样子。自然是他们的世界。”“乡下人”的“尺寸和分量”是与“伪思想家为扭曲压
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乡愿标准”大相径庭的。由此，“乡下人”与“城里人”的对立思维也因此确立了，成为沈从文小说中始终存在的“张力”性存在力量。
1936年1月发表的《习作选集代序》，以“乡下
人”对“你们”、“先生”的谈话为叙事方式，呈现出了两类人不同的创作标准、思维形态、道德评判：“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期，你我过的日子太不相同了。你我的生活，习惯，思想，都太不相同了。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诡诈……”[2]与《题记》相比较，《代序》中的“乡下人”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上，而且在主体的思想方法上。“乡下人”思想的获致除了来自“湘西”这一地域空间的影响，还来自于其特殊民族思想文化的淘洗。基于此，沈
[收稿日期]2010-12-16
[基金项目]浙江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SKQN200921）
[作者简介]吴翔宇（1980-），男，湖南平江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2011年第1期第13卷（总第65期）
No.1，2011
General No.65,Vol.13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第13卷
从文进一步提出了“乡下人”的理想生命形态——
—造“希腊神庙”，供奉“人性”。在这里，“希腊神庙”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蕴的“能指”，其“所指”是生命自然舒展不受压抑束缚的古代希腊。而这种文学理想的确定也成为沈从文小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最后要提到的一篇文章是《水云》。在其中，沈从文将“乡下人”这一概念的内涵叙述得非常深刻。“乡下人”定位已经不再局促于文学层面，更侧重其在思想上的特殊表现。沈从文六次以“乡下人”自称，这一时期的“乡下人”定位，明显具有思想上的边缘性和作为思想主体的孤独性特征：“我是个乡下人，走向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权量不合。一切临近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伪“思想家”为扭曲压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乡愿标准。这种思想算是什么？……一般社会把这种人叫作思想家，只因为一般人都不习惯思想，不惯检讨思想家的思想。”[3]沈从文创作的都市题材的小说不能定义为纯粹意义的都市小说，因为他并没有从都市的立场、眼光出发来体验都市，而是作为其湘西小说并立而在的一个参照系统，重点是为了突出和彰显他的乡土文化理想。因此，作为一个思想者的“乡下人”的边缘性也就明确地体现出来了。
“乡土”与“都市”、“传统”与“现代”、“西方话语”与“本土语言”构成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始终存在着的一组悖反的两难命题。一方面，社会的前进发展需要现代的物质的极大丰富和充裕，另一方面，人的精神更需要人性和自然的庇护。在不同的时期和场合，人的价值判断和立场是不同的，常常是一个矛盾掩盖另一个矛盾。我们经常会发问：在乡土与都市之间，哪里才是我们的“生命之根”？在西方现代话语与本土传统语言之间哪里是我们的文化之根？
沈从文立足于“乡下人”的立场，批判现代文明，赞美原始淳朴的乡土生命，对“过去”和“常性”生命的倡导，容易给人一种“向后看”的感觉，似乎着力想回到过去那个社会中去，与社会破“旧”立“新”，变化向前的时代精神不一致。但我们也应肯定的是，他用前瞻性的“历史”眼光冷静地看待“现代性”，并且找到了“现代性”潜在的另一面——
—对人性、生命的“异化”。这种反“异化”的头脑正体现了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正如孔范今在关于价值重建与历史观问题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文学视野中的历史观应该有别于政治家乃至史学家的历史观……文学在人的生命乃至历史的健全发展上实则另有担承，为其尤为关注的应是人性生存的现实状态，在历史中所起的也应是对那些哪怕是历史中心性进步行为的撑拒与张力的作用。”[4]沈从文在面对“现代文明”、“现代性”这一些社会历史事物时恰恰是一种“对视”的姿态，把政治家、历史家认定是有“历史中心性进步”的“现代科技”、“物质文明”中的弊端毫不掩饰地指出，为此对“现代性”提出质疑。这“并不是取其反”，而是对“正”（“历史中心性进步”）的一种更“现代”、更“历史”的思考。
二、“边缘”身份的心理图示
“边缘”是相对“中心”而存在的一个概念，各自有一套自足的话语系统。这两套话语形成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彼此所处的“位置心理”。沈从文的“边缘身份”是由“地域边缘”与“文化边缘”两方面相加潜移完成的。“边缘身份”在与“中心身份”的对照和关系中不断地强化着他的“边缘记忆”和“边缘心态”。
在《多义的记忆》中，德里达将个人的主体记忆看作“对现在之所谓先前在场的引证”[2]，这道出了记忆的核心意义，其中的“引”和“证”可视为对习得知识和经验的重复和沉潜。“湘西”作为一个独特的空间生态，有着自己的生活规律、风俗人情、思维习惯，这些都是当地人挥之不去的文化记忆。这种记忆具有社会性，是该社会群体的生活样式，并直接表现为社会心态；还具有继承性和朴素性：一方面蕴涵悠久的时间积淀，是当地人世代的生存方式的淤积，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近乎日常的朴素社会意识，在当地人的饮食、起居、生老、病死中反映这种意识。沈从文出生在湖南边地湘西凤凰县，地处湘、川、黔三省交界，是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地势偏僻，经济文化落后，用沈从文的话来说，该地是“被地图遗忘的角落”。湖南自古从属“荆蛮之地”，这是相对于北方汉儒文化、中原文化主流系统而言的。古书早有记载：“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置矛决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予盟。”（《国语·晋语》）周天子认为楚是荆蛮，连参加盟会的资格也没有。楚人也认同这种言说，楚武王就说过：“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5]。正因为远离中心地域，“乡下人”的意识中也自然打上了一种心理空间的边缘印记：“湘西虽属湖南，因为地方比较偏僻，人口苗族占比例极大，过去一般接近省会的长沙、湘潭，以至沅水下游的常德人，常叫我们作‘乡巴佬’。加深轻视，即叫‘苗子’（直到现在，还不易改变），表示轻贱，以为不讲礼貌，不懂道理意思。”[6]地域的边缘以及少数民族的身份都是沈从文文学创作中难以忽略的文化基因，这些都沉积于作者的内心，成为其建构自己文学理想的思维定式和心理动因。
作家所处的地域的“边缘”影响了他的创作，当这个“乡下人”以“边缘地域”的身份步入异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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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
领域（都市“中心地域”）时，异质文化的排斥性使沈从文出现种种“文化过敏”，“地域边缘”潜移到“文化边缘”。1923年，刚从湘西到达北京的沈从文，无疑是个彻头彻尾的乡下人。但这一时期的文本中并没出现明确的“乡下人”自称。开始以“乡下人”自称，是始于沈从文1928年转入上海后。身处十里洋场，“乡下人”定位很容易让人想到是在城乡生存经验的对立中得以确立的。由此，乡村题材的小说获得了现代都市的参照，而使自己的乡土——
—湘西获得了新的意义与价值，湘西宁静自然的生命和美好的诗化记忆被激活和唤醒。湘西这片边地也成了沈从文割舍不断的“桃花源”。作家流连忘返地游弋其中，欣赏着田园美景，醉心于和谐自然的人事之中。湘西世界构成了作家批判都市道德文化的基础和资源。湘西构建的“生命乐园”成为一种“乌托邦”的力量来平衡和疏导自己在都市所受到的文化冲击和焦虑。他不是闭起眼睛把“湘西桃园”当作避难地，把自己封闭起来，保护起来，他还希冀湘西这片“桃园圣地”里健康、和谐、淳朴、自然的生命形态能为治愈都市病态生命提供良方。
同时，沈从文作为都市的“乡土过客”，自身的文化素质与修养（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对都市现代物的不了解、现代生存习惯与规则的陌生……）使他在大都市中有强烈的自卑心理，不是社会将他推到“边缘”的位置，而是自身文化心理将自己送到了一个远离“中心”的位置。沈从文作为一个湘西本土之子，他对乡土的爱是沉浸于身心的一种近乎宗教的感情。在现代都市、现代文明新的刺激物的重压下，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落差感和自卑感。自己像处于都市的“边缘”。这种“边缘”的尴尬境地使沈从文对自己的乡土、生命、人事有了更体己的眷恋。他痛苦地感受着湘西社会与“现代文明”所发生的历史“错位”。以一个“乡下人”的姿态去凸现和放大潜意识中“文化边缘”的心理图示。对此，有论者认为：“正是这一脉边缘的‘异质文化’，成就了沈从文的独特。”“在世界性文化大潮的交汇和吞没中，在难以言说的沉沦与阵痛中，这是一次边缘对于中心的拯救，这是一次弱势对于强势的胜利。”[7]沈从文创作的“边缘心理”与“文化边缘”使他脱离了30年代主流文学的话语体系，走上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
“文化边缘”反映在创作中的表现主要有：它有别于正统文化、主流意识规范、主导声音，反映的是一种略带原始、神秘色彩，人物性格趋向野性的奔放，心理意识中有古老习俗、情感、道德准则的积淀。与此同时，沈从文“侨寓”在都市，面对着都市中种种病态生命，乡土健康和谐的生命成了他理想的归宿。于是他“自恋般”地书写着田园生命，毫不留情地批判和揭露都市生命，思考理想生命的形态、精神以及发展的动向。
那么，“乡下人”理想的生命形态是怎样的？或者说，沈从文的文学理想是如何的？沈从文的回答是：“大门前石板路有一个斜坡，坡上有绿树成行，长干弱枝，翠叶积叠，如翠翣，如羽葆，如旗帜。常有山灵，秀腰百齿，往来期间。遇之者喑哑。”[8]自然生命与人的生命和谐同一，生命从日常的生活形态中升华出来，具有了庄严的“神性”。这种境界让人不忍破坏、喑哑难言。沈从文对湘西生命的“原始性”、“自然性”、“神性”大写特写。目的是为了：“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熠熠照人，如烛如金。”[9]他期望的“生命”是健康向上，充盈生命力的，富于生命之光的。但他并不一味地耽溺其中，而是以一种理性的眼光观照“生命”的“常”和“变”。在痛失理想“家园”后，有了“经典重造”（重建“精神家园”）的想法。
三、城乡互参共鉴的人生模态
“都市世界”与“湘西世界”是沈从文小说一对显在的对照世界，这两种题材占了他小说的一半以上。沈从文用两套笔墨模式表明了自己的“爱”与“憎”、“褒”与“贬”、“美”与“丑”：“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来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10]沈从文对“城”与“乡”这个相互存在又相互对立的异质文化领域不仅仅是孤立地叙述其好坏，而且将两种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实验，进而证出优劣和好坏。“乡下人”的生命形态主要是通过两个层面表现的，一是其具体存在形态，二是通过与“城里人”的参照，即城乡对照，反向揭示并凸显乡下人的特殊存在。
沈从文在很多文章中，将“乡下人”和“都市人”放在一起来评定，其目的恰如他在《绅士的太太》中所说的那样：“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作为都市的“边缘人”，沈从文很不满都市的现代弊病，在都市里“营养不良”，他说过：“我发现在城市生活下来的我，生命俨然只淘剩一个空壳。正如一个荒凉的原野，一切在社会上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种子，或道德意义的观念种子，都不能生根发芽。”[9]所以他把期待的目光撤离了都市，而转向了自己心向往之的故土——
—湘西。“经过多年的教育，末了还是只能在目前情况中进行工作，可以证明我过去总把自己说成是‘乡下人’的称呼，还有点道理。因为尽管在大都市里混了半世纪，悲剧性的气质总不易排除。”[11]在这里，沈从文以湘西健康自然的生命世界作为他的理想基点和评判标准，很显然，都市虚伪龌龊的生命系统是与沈从文自持的尺度不相协和的，于是都市世界成了他批判的目标，也是彰显湘西世界的“参照物”。在城/乡张力场中优劣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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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坏自明。
“张力”作为诗学概念，是20世纪的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派对康德“二律背反”命题在文学批评中的一次创造性运用。作为一种艺术思维与批评手段，它主要地得益于辩证性思维方法的运用。“城/乡二元互参互证”是作家将两类异质生命（城市生命与湘西生命）混杂，相互体验进而价值自明的一种尝试。即将城里的生命置身于乡下的生活环境中，或者是乡下生命到城里去体验生命。因此某一元文化的“他者”的命运体现了两种文化的性质和优劣。各自生命的体悟和命运的沉浮表明城乡异质生命的“水火难容”。作家的价值判断在这种参照的结局中互证和自明。
《虎雏》写的是一个在大都市生活的“我”很想留住“生长在边壤，年龄只有十四岁，小豹子一样的乡下人”虎雏，对他施以现代的教育方式（音乐、数学、诗歌、工程学等），“希望他在我的教育下成为一个知识界伟人”。然而，优越的条件、精良的教育方案不能脱去虎雏身上土生土长的雄蛮，最终虎雏在外滩打死一个城里人，只身逃回了湘西。其实在“我”想留下虎雏并试图改造他时，“我”的六弟已经点破了这种尝试的不可能性：“那你简直在毁他！”“……可是你试当真把他关到一个什么学校里去看看，你就可以明白一个作了三年勤务兵在我们那个野蛮地方长大的人，是不是还可以读书了。”这种“改造”尝试的失败使沈从文对城乡共生互融设想产生怀疑：“至于一个野蛮的灵魂，装在一个美丽的盒子里，在我的故乡是不是一件常有的事情，我还不大知道；我所知道的，是那些山同水，使地方草木虫蛇皆非常厉害。我的性格算是最无用的一种型，可是同你们大都市里长大的读书人比较起来，你们已经就觉得我太粗糙了。”在散文《虎雏再遇记》中沈从文续写了逃离都市回到湘西的虎雏如虎归山，在自己的生存文化领域里如鱼得水，在与作者一起乘船漂行中又显示了他的勇敢与野性：一个人在岸上码头将挑衅骂人的士兵痛打一顿。作者写道：“我心想，幸好我那荒唐打算有了岔儿，既不曾把他的身体用学校锢定。这人一定要这样发展才像个人！他目前的一切，比起住在城里的大学校的大学生，……派头可来的大多了。”乡下长大的虎雏，有着乡下人的野性，在异质城市文明的规范和培养下，不能得到改造，并最终逃离城市，回到乡下，在属于和适合自己的文化领域里，自然健康地成长。《三三》显现出乡下人对都市人最终的恐惧与绝望，三三偶遇来乡下砦子里养病的城里少爷，一度对城里生活有了几丝向往，“她这时忖想……什么时候我一定也不让谁知道，就要流到城里了去，一到城里就不回来了。但若果当真要流去时，她愿意那碾坊，那些鱼，那些鸭子，以及那一匹花猫，同她在一处流去。”不出一个月，城里人终因三期痨病而死，刚刚滋生的对城里生活的想象笼罩上一层阴影。三三的“自然生命”与城市青年在乡村社会的“死亡”形成对照。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异文化（城市与乡村）的水火难容。《凤子》通过一个文化青年离开京城，返回乡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为线索，传达乡野生命如何救治这位“都市逃亡者”的主题。把乡野的狩猎、酗酒、决斗、情歌求偶、祭祀仪式都如诗如画地表现出来。最后沈从文分别借总爷、城里人的话表达城乡的看法。“我以为城里人要礼节不要真实的，要常识不要智慧的，要婚姻不要爱情的。”“对生命的解释，生活的意义，比起我们哲学家来，似乎也更明慧一点。”
虎雏的“逃走”向我们表明：都市世界不能改造乡下人野蛮的本性，都市生命不能“同化”、“扭曲”乡村生命。城里青年在乡村的“死亡”昭示：乡村人对城市生活向往的不切实际，城市不是理想生命所在。在《凤子》中，城里人在乡村如梦如画的神境中，认识了自己，认识了生命。沈从文也曾因“乡下人太少了”，而感到“孤独”，也昭示了自己与“普通社会”的不合。他于是使用另一词自称，即“疯子”或“痴汉”。如《主妇》中就有：“自然的神性在我心中越加强，我的生命价值观即越转近一个疯子。”之所以自称“痴汉”则因为：“超越习惯的心与眼，对于美特具敏感，自然即被称为痴汉。此痴汉行为，若与多数人庸俗利害观念相冲突，且成为罪犯，为恶徒，为叛逆。”[12]西方学者瓦尔特·F·法伊特认为：“理解有两个基本方面：理解他者和疏者。”[13]他的意思是如果读者与他者命名的话语完全一致，那么读者就失去理解的条件，结果也只有误读；读者如果跳出他者命名的框架，才能获得理解真实本质的权利。显然，“疯子”、“痴汉”来源于与“都市人”认定的生命形态相异的视角，是最适合用“疏者”化角度来解读的。在“疯子”、“乡巴佬”似乎偏离“都市人”生命模态的言行中，洞悉到了被普遍社会意识盲视和遮蔽的社会本质。其独特的“疏者”世界都是冷静和理智精神的交汇。当我们用“疏者”的眼光去解读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时，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沈从文利用“疏者”拷问“他者”的叙事努力与用心。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互文性研究在文本阐释上的增殖作用：打破了文本固有的边界，突破单一文本狭小的研究空间，弥合了文本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界限，使文本处于一个庞大的网络体系之中，构成了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引证与参照关系。以达到“从远处注释一种前景（一种由片段带来的前景，一种由其他文本、其他编码引起的前景）”[14]。在这里，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乡下人”理想家园建构和重新修复，不是要回到“过去”，很多人认为沈从文的小说理想耽于“旧”（过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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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Countryman ”identity and the life forms in Shen Cong-wen ’s novels
WU Xiang-yu
Abstract:“Countryman ”consciousness is the important point to study of Shen Cong-wen ’s novels.The thought of
“Countryman ”Permeate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Shen Cong-wen ’s ideal life.It is characterized
with Shen Cong-wen ’s edge of literature and ideas of identity confirmation.This shows the different paths from the may 4th movement that opened the
“modern ”thinking.In the intertextuality reference network of
“City ”and “Rural ”.Shen Cong-wen ’s Local ideal is to be emphasized and demonstrated.
Key words:“Countryman ”consciousness ；marginal status ；intertextuality network of “City ”and “Rural ”
“常”，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新”（现在）与“变”是背道而驰的，是一种“向后看”的思想。这种说法是有极大的片面性的。沈从文赞颂“过去”不是简单地倒退回到“过去”，而是希望“过去”好的品质好的存在能催化和重铸现代人的精神。况且，“旧”（过去）也不是永远的好，“新”中也有许多不好的因素。留住“旧”（过去）好的因子，让它成为一种传承的财富，这才是沈从文想要得到的。“城—乡”这异质的二元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是彼此参照的，同时也是互证自明的。城市是湘西的镜子，湘西也是城市的镜子，在城市的包围和侵蚀下，乡土缓慢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在都市文明的展现中已有端倪，同时，又在原始野性活力中显现了都市灵魂的沉沦。这是一种非此既彼的思维方式，也正是沈从文着力追求的价值取向。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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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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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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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12
[7]李锐.另一种纪念碑[J].读书，1998，（2）
[8]沈从文.生命[A].沈从文全集（第12卷）[C].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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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4
[10]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A].沈从文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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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沈从文.致徐盈、彭子冈[A].沈从文全集（第24
卷）[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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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罗兰
·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C].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162
吴翔宇：“乡下人”身份定位与沈从文小说的生命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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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沈从文对人性的理解 (1) 二，人性美在其作品中的表现 (1) (一) 人的生命自然、健康、优美 (2) 1.体魄容貌的自然、美丽。 (2) 2.情爱的自然、美丽。 (2) （二）人的品格的纯美高尚 (3) （三）人与人关系的和谐融洽 (4) 参考文献 (4)
浅析人性美在沈从文作品中的表现 学生姓名：张慧娟指导老师：王昭晖 内容提要表现人性是沈从文作品的创作中心，他的小说充满了对人性的礼赞。本文从人的生命的自然健康、人的品格的纯美高尚、人与人关系的和谐融洽对其作品中的人性美进行了浅析。 关键词人性美爱美丽和谐 沈从文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走上文坛的作家，原名沈岳焕，湖南省凤凰县人。他生长在湘西沅水流域，苗、侗、土家族汇居的地方。他以建构健全的人性或人生形式为文学的目标，以表现人性为主要内容，注重民族品德的重建，宣扬原始古朴的人生审美理想。在他看来：“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1]故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他的作品以描写自然的人性为题材，勾画出湘西健康、优美、质朴的民风和人情。 一．沈从文对人性的理解 人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它是对人的本性的赞美和歌颂。人性包括两个方面：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沈从文认为人性的美好状态应该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和谐统一。他认为人的某些自然属性是具有合理性的，人应该具有质朴的、原始的生命活力 ,但是又要受到社会属性的制约，即不要堕落为行尸走肉。只有这样，人性才能呈现出美好状态。 在理论上，沈从文一直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他说：“人心与人心的沟通和连接，原是依赖文学的。人性的种种纠纷，主张，文学只有表现人性，才与人生向上的憧憬，原可依赖文学来诠释启发的”，“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黑暗的否认，以及未来光明的向往。”正是从文学通过表现人性，可以感化教育读者，鼓舞人们向上这一点出发，沈从文自认为是“人性的治疗者”。 沈从文曾这样自述他的创作思想：“这世界或想在沙基或水面上造崇楼杰阁的人 ,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２]他的小说和散文，大多写的都是平凡的人和事，由于作家对所经历的生活的熟悉和了解，这些平凡人事的基础是比较坚实的；艺术形式的精美而不流于纤巧，正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它们。人性，是沈从文描绘平凡人事的核心和精神；人性，是沈从文创作的起点和归宿。 二，人性美在其作品中的表现 沈从文作品中的人性美体现在：人的生命的自然健康；人的品格的纯美高尚; 人与人[1]沈从文．给志在写作者 [ N ] ．大公报：文艺，1936203229． [２]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 5 卷 [ M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沈从文的文学成就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纳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生命的哲学思考，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身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诗化小说的文章体式。 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在文学态度上，沈从文先生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坚持文学要超越政治和商业的影响。 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他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他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审美功能. 沈从文小说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一个特异的"湘西世界".他以湘西人,乡下人的视角,来赞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朴和风俗的古雅.并以这样一个世界来观照,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认为是丑恶的都市社会.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以阶级,阶层的观念分析考察社会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视角,通过两种文化的对峙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 曹禺戏剧的主要特征（艺术特点） 总的说来，曹禺剧作结构严谨，戏剧冲突尖锐；人物性格鲜明；语言个性化，且具动作性，抒情性。 结构严谨，戏剧冲突尖锐表现在： 1、如《雷雨》时间跨度长达30年，但剧情却浓缩在24小时内； 2、地点集中：故事在周公馆展开； 3、人物集中：以周朴园为中心，以周、蘩为明线；周、侍暗线，由血缘关系使矛盾冲突尖锐，且使整个剧情波澜起伏。 人物性格鲜明： 《雷雨》、《日出》、《北京人》中塑造了蘩漪、周朴园、陈白露、李石清和曾文清、愫方等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蘩漪、陈白露、愫方更是个性鲜明，具有美学价值。 语言的个性化表现在：
论沈从文《边城》的人性美 【摘要】中篇小说《边城》创作于1934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作者沈从文，原名沈岳焕，湖南省凤凰县人。他生长在湘西沅水流域，苗、侗、土家族汇居的地方。其创作思想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观察人生，以表现人性为主要内容，注重民族品德的重建，宣扬原始古朴的人生审美理想。他在《边城》中描写湘西男女爱情、邻里互爱等人际关系,来表现人性美,这种美是淳朴的、原生态的、至高无尚的、可尊可敬的美。以湘西小山城茶峒及附近乡村为背景，描写一个撑渡船的老人和他的外孙女翠翠的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之间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作品通过对男女之间的爱情，祖孙之间淳浓的亲情，邻里之间友爱互助、和睦相处的乡情的细腻刻画，生动地展现了边城人民的健康、优美、质朴的民风和人情。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人性美翠翠 一、这里的山水，孕育出了茶峒人的真诚、善良、淳朴的美。 茶峒——不属于外面繁杂的世间，这儿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坐看夕阳西下，云卷云舒，聆听风抚过竹林留下的眷恋之音、鸟儿飞越河面时的倾慕之声。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边城偏于中国西部，环有武陵山、雪峰山与云贵高原，酉水等河也汇集于此。这里，没有人与人的利益争吵，没有情敌间的怒目相向，没有亲人、父子的反目成仇。有的只是人们的坦诚宽容，有的只是被世间遗忘的热情助人。
沈从文先生极为优美而流畅的语言文字，?如诗如画般描绘了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勾画了大段大段极有诗意的风俗民情：“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这些充满了自然真朴与生息传神的描写，给人以极美的享受。随着故事的展开，《边城》描述了河街繁华祥和的码头市井，湘西淳朴厚道，善良笃信的世道民风。 二、《边城》表现出的人性美 (一)、翠翠的人性美 首先，翠翠，这个名字在读者眼里、心里也是美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简单称呼，它体现了爷爷对翠翠所寄予的理想。在这里，爷爷之所以给外孙女取名“翠翠”，除了希望她富有生命力，茁壮成长而外，更希望她出落得美丽动人。平时在渡船上，如果有人对她注意时，她用大大的眼睛怯怯地盯着陌生人，作出随时都可能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当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她长得如她的名字那样动人、可爱。 其次，翠翠美在行为切合她的个性。翠翠有着对爷爷的那一份深深的依恋之情，所以她不愿意离开爷爷，就连上一里路远的茶峒城看热闹，也要和爷爷一起去。她不愿意让小船来陪爷爷，她要和爷爷一同撑渡船，一同歇息，一同看热闹。她是那么地毫无心机，甚至于超出了一切利害关系之上，她拉着摆渡客衣角说：“不许走，不许走！”要别人收回钱去，引来一阵阵的欢笑。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喜欢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喜欢听新嫁娘的故事；喜欢把野花戴在头上。有时过渡的是从川东过茶垌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轿，翠翠必争着作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地攀引缆索，让船缓缓地过去。牛、羊，花娇上岸后，翠翠必跟着走，送队伍上山，站到小山头，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有时采把野花缚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她喜欢听人唱歌，
题目：鲁迅与沈从文小说创作之比较院（系）：中文系 专业年级：文秘教育一班 姓名：胡美玲 学号：0 8 4 0 1 7 1 5 指导教师：赵秋生 2012 年 3 月 1 日
鲁迅与沈从文小说创作之比较 指导教师：赵秋生姓名：胡美玲学号：08401715 摘要：该论文主要是论述现当代文学史上鲁迅与沈从文两位大家的小说创作的同与异，同从作品所选择的地域范围以及人物关系的设置上来分析的，而异则主要是从小说创 作的人生背景经历，题材反映的大小差异，作者创作的风格的不同以及作者小说创 作语言的差异来说的，而这几个方面之中，又是重点从小说创作的风格的不同方面 来具体了解这两位现代文学大家小说创作的差异，文章的结尾重点谈了一下两位作 家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并且反思了一下与鲁迅与沈从文先生的创作，当代文学创作 的不足。 关键词：鲁迅沈从文经历题材风格语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贡献 正文：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构成一部能折射历史的方方面面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正是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期，孕育了鲁迅，沈从文这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家，而同样的，也正是由于这样一批现代文学大家将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转化为一部部文学作品，才能够创造20世纪丰富多彩的现代文学史，影响中国的文学发展，甚至影响整个中国人民的觉醒，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
浅析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美的融合 汉语言文学（师范）2010级3班彭鹰侨20100532118 ［摘要］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的小说朴实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本文以两个分论点：一是湘西的淳朴风情造就了《边城》，二是理想的建筑——“人性”美。阐述沈从文的《边城》中风情美与人性美的融合。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人性美风情美融合 一、关于文本的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988年病逝于北京。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实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 二、论述小说《边城》中人性美与风情美的融合 1、湘西的淳朴风情造就了《边城》开头第二段：“小溪流下去，绕山咀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寥寥数笔，勾勒出一幅明丽的图画。故事就在这样纯净的环境中展开，又怎能让它不美呢？湘西是一个既美丽又梦幻的地方，就如同是许多年前、不知是初夏还是早春的一天、从湿漉漉的小巷中走向河边的那位梳着又黑又粗长辫子的清纯少女。所以，沈从文理解的湘西、亦或是他心灵深处的湘西，永远是那个穿着碎花布上衣晃动着渐渐远去的鲜活背影。凤凰，曾被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称为是中国两个最美的小城中的一个。在许多没去过那里又好幻想的人的心里，总是对它寄予了无尽的想象。的确，凤凰很美。在沈从文先生的笔下，湘西的这座小城，让许多人梦萦魂牵。它是先生的故乡，先生满怀情地深倾注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凤凰淳朴的民风与古老文化，造就出民国初年内阁总理熊希龄、著名作家学者沈从文、著名土家族画家黄永玉，他们都是从凤凰这座古朴的小城中走出去的。 沈从文的凤凰——老街青石板铺就的巷道还在，街两边开设了许多卖工艺品的店铺。沈从文先生的故居，就坐落于老街中营街的24号。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出生在湘西古城凤凰县的这条老街。清秀而古雅的沱江穿越而过，沿沱江岸边的古老的吊脚楼陪伴沈从文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重峦叠翠的南华山耸入云天，像母亲的怀抱一样，成为沈从文的情结。在湘西的另一座小城——花垣县的茶峒乡有这么一条河，这条河清澈幽静。它与沱江相比，水显得更加绿，一见之下，任何人都会喜欢它。茶峒是个小镇，沈从文从凤凰出走后曾在此住过几天。镇子建在河边，部分民居沿河岸而建，长长地直达渡口，依然是湘西常见的吊脚楼。这里是川、湘、黔三省交界点，茶峒这边归湖南，对岸的小镇叫洪安，属四川秀山，上游百米处有座大桥，桥的南面归贵州。河滩上有一片沙洲，以前称作“一脚踏三省”的地方，老百姓叫它“三不管”地区，如今已划归洪安管了。以前四川秀山的人，年轻时因躲抓丁跑到茶洞这边来安了家，成了湖南人。所以在他们口音里少湖南味道，多四川腔调。 有人说，《边城》是一支湘西山村生活的牧歌，是一曲真挚、热烈的爱情的赞歌，是一
沈从文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撰写出版了《边城》《长河》等小说，以及《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专著。他活了86岁，文学水平十分高，即使在讲课也体现出坦言和直率品质。 孩童趣事 1915年，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入文昌阁小学。因沈从文天性活泼好动且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书包就藏放在土地庙里，有一次，他照样把书包放在土地庙，看了一整天的戏，戏看完了，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庙里取书包，才发现书包不见了。这时他急了，但转念一想：书包不见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第二天，他硬着头皮照样上学，刚走到校园里一株楠木树下，就遇见了他的级任老师毛先生。毛老师面带怒色，罚沈从文跪在那株楠木树下，大声责问沈从文昨天到哪里去了。沈从文知道隐瞒不住，干脆回答：“看戏去了。”毛老师见沈从文贪玩逃学还如此理直气壮，便狠狠地批评说：“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大约跪了半个小时，毛老师才叫他起来。这时，毛老师用温和的口吻问沈从文恨不恨老师罚他跪在树下。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说：“当然恨，恨你不该在同学面前罚跪侮辱我。”后来，毛老师把沈从文带进办公室慢慢开导说：“树木是往上长的，你却要往下跪。人必须要求进取，不能自轻自贱而要自尊自贵。”经毛老师耐心地说服教导一番后，沈从文知耻而后勇，一改以往的顽劣脾气，勤奋学习，成绩提高非常快。
沈从文短篇小说资料 《萧萧》 内容简介 腊月，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坐在轿中的新媳妇照例要哭，但萧萧就不哭。她没有母亲，从小寄养在伯父种田的庄上。12岁时嫁给一个不到3岁“拳头大”的小丈夫，成了婆家劳动的好帮手。喝冷水，吃粗粝饭，带孩子，绩麻，妨车，打猪草，推磨，洗衣，搓尿片，还要受婆婆折磨。就这样“天晴月雨”混日子，可萧萧觉得“并不比先前受苦”，夜里睡觉常做这种年龄的人所做的梦；半夜小丈夫哭闹，萧萧把他哄睡后，天已快亮，看一阵变幻无端的黄边紫心葵花，感到这是人生“一种真正的享受”。萧萧与小丈夫以姊弟相称，抱着他到村前柳树下去玩，饿了。“喂东西吃，哭了，就哄他”。婆婆又有了儿子，5岁的小丈夫就像归萧萧独有，日夜跟着她。把15岁的媳妇视如母亲，他俩“感情不坏”。萧萧被家里的长工花狗喝山歌唱开了心窍，“变成了妇人”。花狗见事不好，不辞而别。萧萧喝冷水，吃香灰都无济于事，想逃走，却被家里发觉关了起来。于是，摆在她面前的命运是“照规矩”——被“沉潭”或“发卖”。萧萧只有一个未曾读过“子曰”的帮人种田的伯父，他不忍把这个小女子抛下潭去，才被议决发卖；又由于一时没有相当的人家来买，事情便延搁下来了。小丈夫知道萧萧肚里有儿子的事情，也知道“照规矩”应当嫁到远处去，但“十月满足”，萧萧生下一个“团头大眼”的儿子牛儿，合家欢喜，“照规矩”吃蒸鸡和江米酒。这样，萧萧被留在婆家，牛儿称小丈夫为“大叔”。萧萧同丈夫圆房时，牛儿已10岁。待牛儿12岁时也接了亲，媳妇年长6岁。接亲那天，萧萧怀抱着新生的儿子毛毛，在屋前看热闹，同10年前一个样子。 鉴赏 《萧萧》是沈从文早期以故乡特殊民情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描写的是20世纪初叶湘西山村小丈夫大媳妇的风俗。作品对这种尚未受到“现代文明”影响的带有乡野气息的民风，却以喜剧形式谱写了一曲。主人公萧萧是个童养媳。她是个苦孩子，从小失母，寄养在伯父种田的庄子上，12岁就嫁给一个不到3岁“拳头大”的小丈夫。名为媳妇，实为奴隶，从带孩子、做家务到绩麻、纺车，什么活都得干，而喝的是冷水，吃的是粗粝饭，还要受婆婆的“折磨”。萧萧与小丈夫姊弟相称，抱着他到村前柳树下去玩，到溪边去玩。这一切在萧萧看来“并不比先前受苦”不开化的原始蒙昧渗透于萧萧勤劳而纯朴、天真而稚气的性格之中。她虽然像野草般任人践踏，“婆婆生来象一剪子，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然而这个山村少女还是顽强地生长着，依然有着对生活的憧憬。她常常梦到自己像鱼在水中游，在梦中捡到大把的铜钱，吃好东西……好梦被小丈夫哭醒，哄睡之后，看到“变幻无端的黄边紫心”，感到那是人生“一种真正的享受”。作品于人物瞬息即逝的情态中，精细地刻画了梦与现实的矛盾，也表现了萧萧平凡的人性美。她被长工花狗的山歌唱开了心窍，变成了妇人之后，这种奴隶的命运发生了迅速的变化：“照规矩”，或被“沉潭”，或被“发卖”。只是由于偶然的事件，她又被留在了婆家；12年之后，以婆婆的身份看牛儿迎亲。20年代初期，中国已进入现代社会。然而“五四”运动的浪潮只是“零星碎雨”般的散落在湘西山村；封建宗法社会的观念与规矩，还牢牢地钳制着萧萧们的命运，在种种必然的或偶然的事件面前，萧萧们对自己的命运无法作出自由的选择，而且也未曾想过有这种权利，生命完全处于蒙昧的自然状态之中。萧萧与花狗的恋情被视为“做坏事”，并非出于她对封建制度的反抗，也不是争取做人的权利；逃走的打算被发觉，她的人生命运便完全由别人宰割了。12年后，她抱着毛毛看牛儿娶亲——又一代萧萧，这是多么可悲而且可怕的重复!历史的发展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现代意识也开始闯入沉寂的山村生活：城里的女学生路过此地；然而宗法制山村的人际关系却依然保留着原始的、愚昧的习俗。在强大的传统势力压榨下，山村女儿的美好“人性”消失殆尽，萧萧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作者渴望湘西人民摆脱生命的自在状态，去寻求一种合理的“人生形式”。然而，他却不动声色地以湘西山村风俗为背景，展示了童养媳制度的原始野蛮性，不无悲哀地写出了萧萧及其周围人们那种世代相因的愚昧和麻木。特别是作品结尾，萧萧看牛儿的大媳妇像当年的自己一样被迎娶进门，她怀抱新生的毛毛，神态是那样的麻木。这个画面所蕴含的思想内涵远远超出了画面本身。她对人生毫无追求，生死祸福任人摆布而不觉悲苦，眼看着牛儿的大媳妇于愚钝麻木中无声无息地重复自己的道路成为第二代“萧萧”而浑然不觉，无动于衷。这表明世代相因的封建传统对人们思想的戕害已经深入骨髓。这里‘‘没有眼泪，也没有血”，不喊叫，也不呻吟，但却是深刻的“心灵悲剧”。作者用艺术形象步步深入地引导人们思索这“心灵悲剧”的根源。作品抨击封建宗法的童养媳制度，字里行间凝聚着作者对民族悲欢荣辱的探寻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但表面上写的却是山村民风的古朴和生活秩序的沉静。这正是沈从文“乡土小说”的特色之一。古朴而野蛮的社会风俗的描绘，纵横驰骋的想象，舒卷自如的结构，流水行云般的风姿，水一般流动的笔调，使小说融进了丰富的散文和诗的因素，韵味隽永，也更衬托出“心灵悲剧”那悲凉、沉重的氛围，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量。
浅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人性美 摘要：人性是沈从文小说表现的中心，城与乡是他观照的两个对立的经验世界。讴歌古风犹存的乡村生命形式，勾勒沉沦堕落的都市面影，以及通过对乡村与都市，原始与现世直接交流的共时态考察，从历史的延续与时代的嬗变中，表现人性之“常”、“变”，是他小说人性观照的总体逻辑构架。而从乡村原始生命形式中寻找健康的基因，重铸民族灵魂,是其小说叙述的总旨归。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集中体现了人性思想内涵深处的美，其着重通过自然环境的渲染、典型人物的刻画、诗化艺术手法的烘托三方面来表现。尤其是其笔下的一系列女性形象闪烁着人性的光辉，生命的灿烂。 关键词：乡土小说,人性美,生命价值 序论 纵观沈从文创造的形形色色的故事和人物，我们不难看出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他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人性也是他创作的起点和归宿。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等人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指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包含有对人的生活形态有别于现代文明的那种健全、协调、化外境界的重新发现。描述了湘西人被排除在正统的历史之外，几千年过着原始的生活。”沈从文创造了美丽的愁人的湘西世界，和在这个世界里展现的自然的、健康的人生形式。 沈从文一生向往美好的人生，并借助自己故乡湘西山水的优美来表达他内心的渴望与执着的追求。在山水之际、草木之间无不萦绕着一种诗意的抒发和灵魂的荡涤。沈从文自称是城里的“乡下人”，乡土题材在沈从文小说创作中占了主要位置。沈从文怀着对湘西苗乡的深情厚意，写出了湘西苗族醇厚朴实的人情世态，纯美古朴的风俗习惯，新奇幽雅的自然风光，绘制了一幅秀美别致的湘西风土人情画卷，极大地丰富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创作。 沈从文以他清醒的头脑，独特的思维方式描摹了自己眼中的湘西人、湘西情。作者曾说，“我所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性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1]这就是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中人性思想内涵深处的人性美。有人认为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一个“桃源”世界。的确，他的笔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远离都市繁华与喧嚣的清纯、质朴、恬静而又柔美的梦幻化的湘西世界，使那些久困于都市的读者不由得眼前为之一亮，仿佛透过嘈杂的市声与喧闹的街头隐隐约约听到了遥远山乡的鸡鸣狗吠，嗅到了河水的气息与泥土的芬芳。他为竞争激烈、道德人格被商品经济所影响的现代人注入了新
沈从文及其作品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园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 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纳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生命的哲学思考，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身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 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 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涂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凤凰，了解凤凰，是从沈从文开始的。1902年12月28日，我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沈从文先生诞生在凤凰古城中营街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古四合院里。四合院是沈从文先生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的祖父沈宏富于同治五年（1866年）购买旧民宅拆除后兴建的，是一座火砖封砌的平房建筑。四合院分前后两进，中有方块红石铺成的天井，两边是厢房，大小共11间。房屋系穿斗式木结构建筑，采用一斗一眼合子墙封砌。马头墙装饰的鳌头，镂花的门窗，小巧别致，古色古香。整座建筑具有浓郁的湘西明清建筑特色。二十年代就蜚声文坛，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金介甫Jefferey C.KinKley著《沈 从文论》）的沈从文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童年。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
推荐著名小说沈从文的《三三》心得体会五篇 小说一开头就营造了不逊于世外桃源的杨家碾坊:山田无数、绿树成荫、溪潭幽静，还有肥美的鱼虾鸡鸭和一座能唱歌的碾坊。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三三》心得体会，供大家参考。 《三三》心得体会(一) 沈从文的小说追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对完美人性的追求。2把完美的人性与完美的社会和完美的大自然融会贯通起来，构成特有的“湘西世界”。在沈从文的小说里湘西的自然风光总是浓墨重彩的一部分。这也是沈从文小说的总体灵魂与基石。在沈从文的笔下《三三》里的主人公是一群善良，真挚，美丽的人，无论他的身份是农民。地主或者是小业者，沈从文以美好的人性反观“常”与“变”的湘西世界，构成了他特殊的文化思辨。这种独特的审美意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 看完沈从文笔下的人物你会深刻的体会到“女人是水做的”。小说里的三三也不例外，沈从文把三三描绘成一个善良，纯真，含蓄纯朴的女子。这也是中国文化价值观对完美女子的评价与要求。从三三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人生追求。十五岁的三三依然保持着孩子般的纯真与纯朴，完全不被尘世的所沾染，整日与河里的鱼和溪边的鸭子为伴，三三的心事河里的鱼比母亲知道的还多，如果这些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是完全不能做到的。 三三在自家的河里划分“势力范围”不准外人来钓鱼，我们显然可以看到三三的“私心”但这私心之下确实三三的纯真与善良，她从来没有真正的阻止过钓鱼者，只是回去告诉妈妈，把这些事当做了母女两人的趣事，被三三阻止的钓鱼者也没有因为三三的阻止而生气，并且不自觉的和三三开起了玩笑，在沈从文的笔下就是在这种有着利益冲突的面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和谐的，不管是三三和钓鱼者都是善良的。 三三的故事从本身来看是一个爱情的悲剧，城里白脸男子的突然死去，粉碎了三三对爱情的幻想与渴望，但我们从小说里却看不到一点爱情悲剧中的“悲”的味道，沈从文之所以乐意写爱情悲剧，他认为这是理想中的现实，善良美丽的爱情被影像毁灭，在美丽理想的世界里也会让人感到忧愁，沈从文巧妙的利用爱
沈从文《边城》人性美探究 摘要:《边城》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城特有的风土人情，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可以说，《边城》映射出了人类灵魂深处的那些最为自然温馨的情感。就艺术手段对写作意图的准确表达，艺术要素与艺术要素间的协调有序以及作品蕴含渗透的主观情感对读者心理需求的准确定向来说，《边城》实在是一首人性美的颂歌。笔者结合对《边城》的认知，拟就人性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希望对相关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人性美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苗族人，他自称是“乡下人”，他的一生淡泊名利。在他的作品《边城》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永恒的主题——人性美。翻开这部作品总会发现对纯朴的、超脱的人性美的追求。就是在那动荡的岁月、离乱的生活到了他的笔下，也充满了人性美，充满了真情美。在《边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作品集山水美、人性美为一体，山水相依，肝胆相照。沈从文在他的这部作品中完完全全如他所述：“我只想造希腊神庙”，“这种神庙供奉‘人性’”。 一、《边城》故事概述 在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一户人家。独门独院里，只有爷爷老船夫和孙女翠翠两个人，还有一只颇通人性的黄狗。这一老一小便在渡船上悠然度日。茶峒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是个洒脱大方，喜欢交朋结友，且慷慨助人的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像他一样豪放豁达，不拘俗套小节。老二的气质则有些像他的母亲，不爱说话，秀拔出群，叫傩送。小城里的人提起他们三人的名字，没有不竖大拇指的。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码头的船总顺顺也忘不了儿子死的原因，所以对老船夫变得冷淡。老船夫操心着孙女的心事，后终于耐不住去问，傩送却因天保的死十分怪责老船夫，自己下桃源去了。船总顺顺也不愿意翠翠再做傩送的媳妇，毕竟天保是因她而死。老船夫只好郁闷地回到家，翠翠问他，他也没说起什么。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爷爷说，翠翠莫怕，翠翠说不怕。两人便默默地躺在床上听那雨声雷声。第二天翠翠起来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翠翠吓得去找爷爷，却发现老人已在雷声将息时死去了……老军人杨马兵热心地前来陪伴翠翠，也以渡船为生，等待着傩送的归来。傩送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就会回来。 这是一出健康纯洁又情丝缠绵的爱情悲剧。作者并非想以曲折复杂的三角恋情来招徕读者，而是借这一曲爱情的哀歌歌颂湘西劳动人民的道德品格和思想灵魂。 二、《边城》人性美的体现 《边城》描写的社会中洋溢着人性美。在这里，民风古朴而淳厚，老船夫、翠翠、天保、傩送，还有士兵、水手、过往的商旅，尽管物质条件不相同，但质朴、纯真、善良的品性却是相同的，都具有一种单纯、善良、原始的可爱。作者通过叙写爱情、亲情和人性，较集中地反映了边城中的人性美。 （一）青年男女之间的人性美 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是一个身上不沾一点灰尘,犹如一线山泉,透明、纯净。她乖巧伶俐又带有山区女孩的淳朴，天真而不娇嫩，就如湛蓝的天空下刚长上青枝翠叶的嫩竹，竹是天真、美丽、善良、羞怯、忠贞的翠翠的自然象征。而她在恋爱中所表现出来的情爱美，则更是真切感人。船总的两个儿子同父亲一样有着边城人的淳朴和善良。后来,翠翠路遇了刚刚在划船比赛中中了头奖的傩送,两颗年轻的心灵撞击在一起,那种朦胧的爱意便在翠翠心中萌发。人性美体现在翠翠身上的品性美、童贞美和爱情美，同时
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理论架构(1) 一、“诗人批评家”与“创作室批评”：沈从文的小说批评理论 我在《从艾略特“诗人批评家”看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一文中指出，沈从文是一个标准的 诗人批评家(poet-critic)，他的小说理论与批评是典型的创作室批评(workshop-criticism)。“诗人批评家”的文学批评理论，视野与论点都很有局限，他只评论影响过自己的作家与作品，只评论自己有兴趣又努力去创作的作品，因此被称为创作室批评，因为它只是一个作家在从事创作时的一种副产品(byproduct)。(1) 目前收集在《沈从文文集》中第十一及 第十二卷中的文论，虽然很不齐全(2)，但从这些论文中，已经很清楚地看到，沈从文的 文学批评理论，是属于“诗人批评家”的传统。他对小说的看法，所以具有权威性，并不是 因为他对小说作品及理论有特别深广的研究，更不只是他有一套严密的批评体系，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创作经验的艺术家(craftsman)，他所论的问题全是他人未能 道的经验之谈。他对鲁迅、废名等人描写被现代文明毁灭的乡镇小说的见解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是通过他自己在创作经验中的深入感受与了解所得出的结论，不是纯理论或哲学性的推理或分析。沈从文的文学批评理论文章，都是在创作之余，把零星创作中的真知 灼见，反复地表达在不很正式的文学批评文章中。第一类，属于序言或后记，把自己开拓的小说领域之新发现或艺术技巧记录下来。第二类是直接评论一位作家或作品，如《沫沫集》中的《论冯文炳》，这些都是沈从文向他们学习过，或受其影响的作家。第三类是笔记式的篇幅较长的著作如《烛虚》。这些论说序跋，其实主要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目的：一方面替自己所写的小说辩护，另一方面为他所写的小说建设一个理论架构，以便得到承认与建立其权威性。(3) 沈从文在1922年从湘西到北京，开始写作。大约到了1928年后，才开始写出《柏子》、《雨后》、《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夫妇》、《萧萧》、《丈夫》、《边城》这些代表杰作。因此他的批评理论在1930年以后才开始出现。(4) 由此可见，沈从文是从他自己的作品来考察当代或前辈的作品，因此对那些深感兴趣又影响过他的以抒情笔调写乡土小说的作家，就大为赞赏，但对那些与他创作兴趣背道而驰的就表现冷漠，甚至攻击，对郭沫若小说的态度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二、包含着社会现象与梦象的小说 文学理论的目的是要为自己的作品建设理论基础，争取承认，因此作为诗人批评家的沈从文，所写的许多评论文章，基本目的不是要替读者解读作品，更不是为作家在文学史上定位，也不是要建立一套文学理论新体系。他的动机与目的很有局限性，从沈从文对小说创作的理论架构来看，就更能了解他的小说理论是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归纳出来，这构成了他关于小说的理念。在三十年代前后，当写实主义、人生文学成为主流时，沈从文注 意到很多作家凭着一个高尚尊严的企图（如为人生），一个不甚坚实的概念（如“社会的 脏污”、“农村的萧条”）去写作，结果“所要说到的问题太大，而所能说到的却太
沈从文小说《萧萧》与电影《湘女萧萧》对比赏析 看到影片《湘女萧萧》开头那段字幕：“我只造希腊小庙，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自然想及沈从文先生的宣言：“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然而，这一座供着人性的理想小庙，在著名导演谢飞的摄影机下，少了一份意境的纯粹和空灵，却多了一份人生的沉重和无奈。 《萧萧》所写的是一个童养媳的故事。萧萧作为童养媳出嫁时才十二岁，可她的“丈夫”还是个没有断奶的孩子，她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抱着自己的“丈夫”到村前椰树下去玩，到溪边去耍，晚上哄着“丈夫”睡觉。她就这样在平淡的日子中渐渐发育成长，十二岁时萧萧被比她大十多岁的长工花狗用山歌唱开了心扉，胡里糊涂地受引诱而失身怀孕，犯下了伤风败俗的过错，面临着被“沉潭”或“出卖”的严厉惩罚。萧萧曾向花狗建议双双到城里“去自由”，可胆小的花狗却逃避了，他把所有的痛苦煎熬留给萧萧一个人承受。萧萧并没有受到家族“规矩”的严惩，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凭借着她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将来的好的劳动力，萧萧终于有了自由，这就是湘西人实实在在的活法。在封建礼教与自然人性之间，湘西以其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存在着，面对突如其来的重负，萧萧母子被劳动者的善良本性和功利主义接受了下来，但是这种接受是不自觉的。时间可以抚慰伤口的创痛，却无法改变生活中的病“规矩”。未来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小说最后写到:到萧萧正式同丈夫拜堂圆房时，儿子已经十岁了，有了一定的劳动能力，能够看牛、割草，成为家里的一个劳动者了，这儿子名叫牛儿。牛儿十二岁时也结了亲，媳妇年长他六岁，唤呐吹到村前时，新娘在轿中呜呜的哭着，这一天，萧萧抱着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这就是萧萧所生活着的那个很有特色也很现实的乡村，人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卑微地活着，一代又一代。十七年前，萧萧接受的是这种生活，十七年后的今天，她的大儿子一一牛儿到该娶“媳妇”的年龄，接受的仍将是这样的生活。电影《湘女萧萧》则把女性作为一个更独立的个体，电影中萧萧和花狗第一次发生关系以后，萧萧主动地找花狗，把萧萧被动的态度变为了主动。 电影《湘女萧萧》在改编的再创造过程中也遗失了原作中某些精彩的部分。小说《萧萧》在对人物心态的审美观照上，艺术手法确有一定的超前性。这种超前性，突出地表现在对萧萧的梦境的生动描绘上。小说中关于萧萧梦境的描写，展示了人物心灵的秘密和追求，丰富了人物的性格层次，它也为转化为视觉形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看过小说《萧萧》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到，小说对“女学生”的描绘占有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其意不仅在于展示乡民们对“女学生”近乎古怪而荒唐可笑的反应和看法，而且也含蓄地透射出了萧萧心灵世界中的另一个层面:“女学生”的世界是一个不同于环绕着、锁闭着萧萧的民俗社会环境的世界。正是有这极重要的一笔及其所传达出的含蓄的意味，丰富了萧萧的精神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使萧萧的性格立体化了。但可惜的是，这段丰富主人公性格的描写却被导演忽视了。虽然影片也专门展现了萧萧在镇上赶集时追看女学生，但导演似乎还没明确地意识到这其中的深刻意蕴，也就没能通过电影手段把这一层意味传达给观众，因此不能不说小说的改编在此留下了一点小小的遗憾。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结尾部分和小说《萧萧》有着截然不同表述。小说中，小丈夫最终和萧萧结了婚（圆房），而电影的指向却是丈夫春官变成了一个新潮的学生，不能接受萧萧。我们姑且不论影片这种结局是否有意识地宣扬了什么，但萧萧的人性被扭曲这个基本事实却是不容否认的。由此，人物命运夹杂在封建道德和正统风俗中无可逃脱，悲哀和怜悯的结局
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 摘要：作者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做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体型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1人性是其创作的起点和回归的终点。人性对于作者而言，其主旨就是一种人类的爱，而这种爱就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男女之爱、亲子之爱、朋友之爱、人类之爱都是人性美的集中体现。“我一直都在追求着一种合乎生命的人生形式”作者崇尚人性、热爱生命。用生命与自然去表现人性的美、用生命的认识去挖掘人性的美、用自己的作品去再现人性的美！在湘西世界的描写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美好、悠扬、像诗一样的人性。这里和谐安宁、素朴自然、健康活力，是充满着爱与美的人间乐土。 关键词：人情美；亲情美；爱情美 （一）人情美 “两省接壤处,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注重在安辑保守,处置还得法,并无变故发生。水路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外,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2作者笔下的边城人民祥和安宁，与世无争，处处都能使人感到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性美。 《边城》中“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但不成，凡是求个心安理得，出气力不受酬谁好意思，不管如何还是有人把钱的。管船人却情不过，也为了心安起见，便把这些钱托人到茶峒去买茶叶和烟草，将茶峒出产的上等烟草，一扎一扎挂在自己腰带边，过渡的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3老船夫乐善好施、信义至上，过渡人质朴、淳厚、真诚，这些无不都显示了一种优美而善良的人性！ 船总顺顺,也从不自恃自己的身份和财富,却能“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为人公正无私,既正直平和又不爱财，对本乡和过路人一律慷慨好
论沈从文小说的人性美 在宽松自由的时代氛围中，以平和宁静的心态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小说，我们不难发现，除了描写革命斗争的主旋律小说之外，还有一类反映人生百态的小说，它们与主旋律小说相得益彰，相映生辉。在这类小说中，尤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小说为代表。他从人性和道德的角度去观察人生、体验人生、表现人生，创造了极富人性美、人情美、自然美的“湘西世界”。以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地位。 湘西世界——弘扬美好人性的精神舞台 沈从文崇尚人性，他曾这样表述自己的文学主张：“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重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它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基于此，他的小说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透视人生，以表现人性为中心内容，以探讨民族品德的重造为宗旨，热衷于表现不受近代工业文明玷污、侵染，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生的审美理想。他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追求？这来源于他与“城市人”相对照的“乡下人”的心理素质与思维定势。他以湘西人淳朴的眼光观察喧嚣的城市，看到了黑暗的现实，腐败龌龊的政治交易，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以及扭曲变态的丑恶灵魂，不禁惊呼：这是“神之解体”的时代！虽然这样，他仍郑重声明：“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
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由此可见，他的“神”即是人性，人性与神性相通。他以虔敬的心情描写和歌颂人性美，用充满诗意的湘西小说供奉他心中的神。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可以说，是他驰骋想象、弘扬美好人性的精神舞台，是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没有压迫，没有歧视，只有尊重、宽容和理解。走进这一世界，受伤的精神会得到安慰，垢污的俗念会被清除，世俗的灵魂会经受洗礼而升华。且不说叔远的母亲那“宽厚慈善”乡下老太太的“母性的体贴；且不说卖梨老妇人不计较斤两价钱，待买主如久别的客人金子般的心地；且不说老船夫忠于职守，宽厚大度，古道热肠，屈己待人……就是妓女和土匪的灵魂中也有美的闪光。在他笔下，妓女少了世俗之气，纯粹交易，铜臭之味，而多了份重义轻利，守信自约；就是土匪也并非一群莽汉，粗俗不堪，社会渣滓，而是透过外表，去发掘他们身上美好的人性。《在别一个国度里》的山大王为娶守家大妹妹做压寨夫人，不惜屈尊多次送信，软硬兼施，甚至为情不惜向官兵妥协，而婚后对妻子一如既往，百般爱护，宠爱有加。以致大妹妹向朋友称赞说山大王年轻、标致，驯善如一只羊。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们，以他们的直爽，率真，赢得了人们的青睐和尊重，这是一个不同于虚伪城市生活的全新的世界。 清纯美丽的少女形象——审美理想的化身和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