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上权利冲突问题的解决
1 权利冲突内涵
无论是在国际事务中还是在国际法领域范围内，冲突一词的出现及使用频率都很高，相对而言，“权利冲突”在国际法领域中则相对少见，笔者从国际法视角通过对比方式就这一词汇的内涵进行简要分析，为后文权利冲突的产生原因及解决对策研究奠定基础。
首先，国际私法领域中的法律冲突同国际法领域中的权利冲突二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别：前者处理的是针对同一涉外民商事争议不同国家法律规定下产生的不同结果；对比来说，后者并非法律适用冲突、规则冲突，而是具体的权利的冲突，并非因各个国家国内法的差别而产生，也不被局限于民商事范围内。其次，在这一现象中，沖突中心——“权利”必须在国际法承认保护范围内，权利冲突主体可以在国际法确定的主体范围之外，但其必须分属不同方，权利冲突客体需表现出因重叠使不同国际法权利不能同时达成并引发不和谐的矛盾状态。此外，需要明确的是，逻辑上看国际法领域中发生的规则、制度冲突导致了权利冲突的产生，而权利实践过程中发生的冲突则是一种现实的表现方式。
权利冲突成因分析
权利本身
通过对众多现实案例的分析不难发现，对权利的模糊界定往往直接导致了权利冲突现象的产生。明确、清晰的权利界定能够使其在范围内有序实施，预防了侵扰发生。如若权利主体发生逾越行为，则属于权利侵害行为，不再受权利保护且不存在权利冲突，但受众多因素影响，权利界定模糊现象普遍存在，上述有序状态难以得到完全实现。
人类的认识是以实践为基础产生联盟的，受实践限制而具有局限性，对权利的认识同样如此，尽管国际法的主要作用在于对不同国家之间关系的调整，然而从本质上看，国家组成的基本单位为人，国际法领域中对权利的界定也必然受认识局限性的影响有所模糊，且在可预知未来中难以得到根本解决。
语言是人类相互之间交流沟通的基本途径之一，也是关联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法律领域中的语言是其重要载体、价值判断传递方式及文化传承发展工具。语言本质上可以被视为人对客观事物的抽象概括，不具备严谨的精确性，难以全面具体的反映现实生活中事物的各方面细节；国际法中的权利被不同国家的不同民族语言翻译、表达和理解，在此过程中必然产生认识差异，两方面因素叠加势必导致国际法中权利界定的模糊。
在国际法权利界定模糊的情况下，权利主体根据自身理解提出相关主张建议使权利重叠、交叉现象时有发生，权利
冲突也就无可避免。
2.资源的有限性
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决定其无法满足所有利益主体，对资源的分配与竞争无可避免，矛盾及冲突也由此产生。
受生产力、社会条件等因素限制，一定时期下的资源总量有限，国际社会不具备国家之上的权力及相应统筹分配能力，为谋求自身利益发展与权利实现，涉及有限资源的相关事物各国际法主体难免发生冲突，如“美国汽油标准案”、“中国原材料案”、“海龟、海虾案”等自然资源稀缺导致的权利冲突频频发生，客观现实表明，资源总量的有限是国际法领域中权利冲突问题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由限定范围内有限资源及资源的有限性而导致的权利冲突现象在国际法领域中相对上述状况而言发生频率更高。民族自决与领土完整权之间的冲突从本质上看是由特定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引起的，健康权同知识产权之间的冲突从本质上看是由医药用品的有限性引起的。可见，法律赋予主体权利，不同主体从法律依据出发针对相同范围内的稀缺资源主张自身权利，则冲突无可避免。
在现有社会发展条件下，有限是资源分配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客观现实，且将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在国际法领域中不断引发权利冲突。
2.国际法体系
有学者指出，国际法作为法律体系而言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不同制度、规则之间并不协调统一，未能构建和展现出和谐的体系状态，并通过权力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国际法碎片化特点的成因即为引发权力冲突的深层原因。
国际社会由平等主权国家组成，不存在更高一层的统一权力，换而言之不存在国际法中央立法机构，国际法建立在在国家协商基础上，以条约及习惯为主要形式，这种制定方式导致了规则的模糊性；国际社会不具有能够实施集中裁决、强制执行的中央司法机构，各个裁判机构的相关法律工作普遍性、强制性不足，对国际法规则理解也各有偏差，大大加强了冲突的可能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国际法开始由“共存”转向“合作”，尚不成熟的合作模式为各体系内制度之间的冲突产生几率增加，转型过程中新规则往往给旧规则带来限制，进而导致不同权利之间的相互冲突。
国际法体系的特殊状态及发展趋势使其缺乏国内法的协调和层次性，加之其在客观环境作用下的迅速调整变化，极易引起权利冲突问题。
权利冲突解决对策
对策研究的可能性
从本质上看，国际法体系中群里冲突问题为权利不和谐发展的外在表现方式，可能在现实实践当中引发诸如法律诉
讼、国际性贸易争端乃至暴力冲突等诸多问题。各国之间联系的加强导致摩擦难以避免，权利冲突问题由此更为凸显，其存在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社会整体的健康和谐发展，而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并研究解决对策是国际法发展过程中必须正视的重要课题。
尽管如此，我们也应明确注意，一方面权利的涉他、排他及自因属性无法被改变，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可利用资源的总体在预期时间范围内将会保持稀缺状态，加之个体所属国家、民族的多样化、权利主体需求的各不相同等种种因素，综合来看，从根本上永久解决权利冲突问题理论上不存在可行性。此外，权利诞生于人类社会当中因此必然具有不可磨灭的社会属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产生变化，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法律社会等各种条件的不断影响下，即使存在某种应对权利冲突的举措也不可能达成一劳永逸的成效，由此可见，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即使能够通过诸如立法等方式在理论层面成功解决了权利冲突问题，也必然是暂时的。总而言之，权利冲突的必然存在性这种认识在法律领域范围内被普遍接受。
但通过对国际法权利冲突问题产生根源的细致研究可以发现，在具有着众多客观必然因素，无法被人力改变的同时，也有着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能够被主观掌握和调控的因素存在。例如通过立法来调整明确权利边界，解决边界模糊问
题并缓解此类权利冲突，通过法律制度的研究探索进行有机整合，解决“碎片化”问题并改善由此引发的权利冲突等，通过借鉴现实实践当中曾经发生过的类似性权利冲突现象及其解决措施，结合当下实际情况解决部分个案权利冲突问题等。可以说，尽管权利冲突问题无法从根本上消失在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进程中，但在人力所能及范围内缓解现实冲突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无论是削弱程度还是减少数量对于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来说都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效用。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明晰权利冲突的“解决”与“避免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表面看来，“避免”代指事情未发生时加以制止，即借助某种方式阻止冲突发生，“解决”代指消除事情后带来的不良效果，即通过某种手段化解冲突后的消极影响，二者有明确的时间界限，可谓泾渭分明。但就现实情况来看，新立法举措解决了当下冲突也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類似冲突的再次发生；对某一个案的处理方式长远看来也能帮助规避同样类型的冲突，由此可见，这里权利冲突的解决、权利冲突的避免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能根据权利冲突问题发生和解决的具体情况加以区别，如若强行剥离二者之间的联系并分别进行独立探讨，对国际法的发展来说并没有积极意义。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忽视了总体上、永久上的不可能性，立足于具体细节、立足于当下时间点，对进行分析和综合探
讨，分析并发现预防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思路和相关举措。
3.基本理念
以最高价值的实现为最终目的，有发展形势下国际法权利冲突解决的应遵循以人为本、和谐世界的两方面基本理念。
如前文提及，在国际法“共存”时代其构建基础为国家主权，最终目标为国家利益，突出展现了“以国为本”的价值理念，国家集权利主体、规则制定与维护者于一身，强大者为实现权利诉求往往利用强权优势带来暂时的秩序与和平，真正由国际法规则理念统摄的健康秩序未能有效建立。要真正发挥出国际法体制的积极作用，摆脱这一不良发展状态，需要普世性价值理念的帮助，“以人为本”的理念无疑能够帮助降低国际政治在权利冲突问题解决方面的影响，维护人的价值尊严并杜绝无视人类尊严的行为或结果，以人类共同利益而非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及衡量标准开展法律完善及冲突解决等工作，肯定人权的高位阶并对其实施优先保护。
冲突问题解决的本质可以说就是消除矛盾因素使权利关系达到和谐，加之为预防人类中心的过度化，使用和谐的基本理念对其进行补充和限定是十分必要的。在国际法领域，和谐世界包括有如下含义：和平安全的国际社会环境，这一理念并非拒绝冲突现象，而是倡导以和平方式加以解
决；可持续化的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及地区之间能够通过合作沟通实现相互之间的共赢、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和长远发展，减少资源不平衡导致的争端；制度体系合理公正，正视和改善“碎片化”的国际法劣势，为其完善提供不竭动力；多元开放世界体系，秉承包容开放的态度尊重和追求各文化、文明的共同发展。尽管这一基本理念较难实现，但在国际法体系发展中有着无可取代的作用，坚持这一理念有利于冲突问题解决方式、手段及结果的和谐化，有利于突出冲突解决中以国际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为目的的价值目标，有利于以包容开放的态度根据现实状况的具体特点针对性解决不同的权利冲突。
3.可能途径
立法途径能够提供给行为者清晰的指引并进一步取得预期成效，是从根源上降低潜在冲突可能性的可能途径之一。国际法不存在中央立法机构，因此，这里的“立法”具有广义性，代指国际法规范确立的过程。根据冲突问题的产生原因，可以从两方面入手通过立法降低矛盾可能性：最大程度的清晰界定权利以及调整改善“碎片化”的国际法体系。
权利的清晰化界定应遵循以人为本及和谐世界的基本理念，遵循国际法发展的客观趋势，国际法权利主体应注重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与包容理解，利用信息透明公开、意见采纳收集等多种渠道全面了解相关方的意见想法，努力争
取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权利界定清晰化。如若制度设计不合理即有可能导致无法满足权利配置要求，这时权利的清晰化界定也将失去存在价值，因此，国际法律制度应从多方面加以调整改善。注重权利要求的多元化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开阵合理的资源配置，不同制度间面对同一权利保护时应相互沟通、调整适应，以平衡发展为目标构建能够有效协调不同制度的统一机制。
“立法”不能完全解决权利冲突问题，仍旧需要司法这一针对性、实践性强的方式进行弥补，通过法律规则解释及法官自由裁量两种主要方式进行问题解决。
法律途径并非解决国际法上权利冲突问题的唯一途径，也存在诸如协商、调节等法律之外的诸多解决办法，主体之间从以人为本、和谐世界的基本理念出发，根据各自历史文化、社会需求等提出解决方案，需遵循不损害第三方权益、不违背国际法规则的基本原则，在追求各方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国际司法资源的节约，在权利冲突问题解决方面是值得鼓励的。
此外，如前文所述，权利冲突的根源在于资源的稀缺性，由此可见，通过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的方式提高资源利用率、改善资源紧缺状况在解决权利冲突问题方面也具有一定可行性。
结语
国际法领域中权利冲突问题的产生有着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正视这一矛盾的不和谐状态并寻求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是全球化深入趋势下人类社会追求全面共同发展的必然举措。尽管引发冲突问题的原因可能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改变，但仍旧可以依靠一系列法律方式使之得到有效解决。权利冲突问题涉及范围广且极大的影响着各国之间的关系，客观上要求着国际法体系化的改善发展。本文就国际法上权利冲突问题的分析并未能涵盖所有方面，简略提出可能的解决途径，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带动这一课题研究的更深发展，并为我国的对外发展提供一定程度的理论借鉴。
隐私权制度中的权利冲突(一) 摘要]现代社会，隐私权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基于隐私权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法律的局限性，隐私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不可避免。解决的方式有立法和司法两种。其中利益衡量方法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后，本文以隐私权与表达自由、知情权的冲突为例就此展开探讨。关键词]隐私权；权利冲突；利益衡量 有权利必有冲突，权利冲突普遍存在，不可避免。依据通说，所谓权利，无非是由“特定利益”与“法律上之力”两要素构成。1]现代社会，社会发展，经济进步，新型利益不断涌现。法律也相应地突破传统的严格规则主义，通过判例、学说、诚信原则、公序良俗等方式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利益与法律之力两因素的嬗变也使得权利的类型和范围日益广泛化、普遍化、多样化，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楚河汉界、黑白分明的模式。在此背景下，权利冲突的问题也就应运而生了，特别是在新兴的人格权领域尤为突出。本文拟以隐私权为中心就权利冲突问题予以探讨。 一、隐私权的建构与权利冲突 现代社会，因为科技及大众传媒的发展，增加了隐私暴露的可能性与损害的严重性，随着人口增多，都市人口日益密集，由于现代社会生活压力的增大，人们对于暴露在公众中感到日益敏感，这种法感情和人格意识导致隐私得以成为一项权利。隐私权（therightofprivacy）一语最早由美国学者萨缪尔·D·沃伦和刘易斯·D·布兰戴斯于1890年在《哈佛法学评论》（第四期）发表的《隐私权》一文阐发。其后，美国法律与判例逐渐承认了隐私权。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与普及，信息技术和传媒手段的发达，隐私权保护更为急迫，隐私权遂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承认，许多国家的宪法、法律相继确认隐私权。如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传统上虽无隐私权的概念，但通过宪法确立的一般人格权，亦将隐私纳入法律保护范围。现代隐私权的保护更趋于国际化，为许多国际人权公约所肯定，如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1966年《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等。 隐私（Privacy），是指自然人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私生活领域，就其范围而言，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就其目的而言，可分为私生活秘密、私生活安宁和私生活决定等，其宗旨在于合理划分公共利与私人生活，保障私生活自由，是一个健康的多元社会的根基所在。隐私权为绝对权，任何人对于他人的隐私，都负有不得侵害的消极义务。未经本人同意，禁止非法窥视、窃听、刺探、窃取、偷录、偷拍、披露他人的私人信息，侵入他人私人空间，跟踪、骚扰他人私人活动。否则，即构成对权利人隐私权的侵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法律对一种权利的确认，则意味着对其他人行为自由的某种禁止。权利的冲突在制度经济学上称之为权利的相互性，即如科斯所指出的，“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2]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权利冲突是一个伪问题，只要权利的边界能够确定，则权利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并不存在。3]此种观点值得商榷。就隐私权而言： 第一，隐私权概念本身就是权利冲突的产物 隐私权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特别是大众传媒的勃兴对人们关于隐私的权利意识起到了刺激和催生作用。沃伦和布兰戴斯首倡隐私权概念的肇因即为其举办的一场私人聚会被当地的媒体不当曝光，造成当事人情感的伤害。由于文明进化，在紧张复杂的社会生活压力下，人们对公开变得敏感，该种法益有法律保护之必要。人们日益意识到免于其私生活公开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利益，从而由此产生出一种正当性的权利诉求。这种诉求本身就是大众传媒、公众评论侵入私生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反动。由此可见，隐私权作为一种权利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权利冲突的产物。主张隐私权的人认为自己私生活秘密的权利具有正当性，而与之对立的权利人认为自己的言论自由或知情权具有正当性，在这种权
一、阐述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国际法是调整国家之间互相关系的行为规则。 国内法是调整一国内部个人与个人之间或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则。 国际法与国内法都是法律，它们具有法律的共同性：（1）它们都在一定的社会之内发生法律的规范作用，无论是国际社会或国内社会。（2）它们都具有一套行为规则来调整社会关系，无论是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则或个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则。（3）它们都使用一定的外力来强制执行。（4）它们都表现统治阶级意志，属于上层建筑。（5）它们都受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同时也受某些政治因素决定。 另一方面，国际法与国内法又呈现着显著的不同：（1）一般来说，国际法的主体是国家。国内法的主体是个人，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2）国际法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内法调整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3）国际法是由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协议的条约和习惯形成的，国内法是由一国的立法机关制定的。（4）国际法是以国家自己单独或集体采取强制措施来保证执行，国内法是以国家政权机关例如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来强制执行，国际法的强制性显然不如国内法强。（5）国际法是在国际社会中平等的成员―也就是主权国家之间实行的法律，国内法是一国之内主权者对其统治下的人民实行的法律。 二、国际法的主体是什么 国际法的主体是指享受国际法上权利和承担国际法义务能力的国际法律的参加者，或者称为国际法律人格者。主要具有三个特点：A．具有独立参与国际关系的资格B．具体直接享有国际法上权利的能力C．具有直接承担国际法上义务的能力。国际法主体包括国家（具有定居的居民、固定的领土、主权、政府）、国际组织（最为典型的是联合国）、争取独立的民族（如阿富汗）。 三、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内容是什么 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那些被各国公认和接受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适用于国际法各个领域的原则，具体包括： （1）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表现为三方面：对内最高权、对外独立权和自卫权。 （2）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不过，依宪章有关规定采取的集体强制措施、殖民或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等，不受这一原则的限制。具体包括：禁止非法进行武装攻击、从事武力威胁、进行侵略战争宣传。 （3）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这一原则构成宪章解决国际争端各条款的基础，并成为国际法上集体安全制度的重要原则之一。 （4）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干涉内政是指国家在相互交往中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直接或简洁的干涉他国主权管辖范围内的一切事务，同时也指国际组织不得干涉属于成员国国内管辖的事项。所谓“内政”，一般是指国家不受国际法约束而能独立自主处理的那些事项，如一国的政体、内部组织、对外政策等。 （5）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条约必须遵守是传统国际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自觉善意。 （6）国际合作义务。国际合作已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将“促成国际合作”列为宗旨之一。《国际法原则》规定，各国
一般权利和特殊权利的冲突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作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权利冲突资料图片 问题的提出：一般权利与特殊权利的冲突 张恒山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当法律提供了正当自由的一般约束条件，从而使自由作为权利得到界定后，法律必须进一步解决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经常发生的不同种类的正当自由（权利）之间的冲突问题。比如，游行示威者有游行的权利，而普通市民有通行的权利，当游行者阻碍了公共交通时，如何解决两种权利的冲突？再如，学校的教师、学生有安静地听课和学习的权利，而小贩有自由叫卖的权利，当小贩的叫卖声传入学校课堂，学校师生认为小贩的叫卖声干扰其教学时，是应当禁止小贩叫卖，还是应当要求学校师生容忍叫卖声？他认为，在解决这类权利冲突时，首先应当坚持这样的原则：一般利益优于特殊利益的原则。具体地说，当两种权利冲突时，首先要考虑哪一种权利所带来的利益更具有一般性。对一般性的利益应给予优先保护。在上述两种冲突中，普通市民的通行权和学校教师学生的安静教学权所涉及的利益更具有一般性，因此，前者应优先得到满足。但是，对一般性权利的优先满足并不意味着完全禁止特殊的权利要求。由于特殊权利要求本身也是正当权利，所以，要给以兼顾。于是，在解决权利冲突问题时，还应坚持兼顾特殊利益的原则。当法律在解决这类权利冲突、考虑对两者的兼顾满足时，通常应要求特殊权利不得侵害一般权利，即一般权利应成为特殊权利的限制。在一般权利不受侵害、得到充分保护的情况下，特殊权利可以行使。所以，游行示威不能在城市主要交通干线上随意游行，而必须在政府指定的、不至于严重影响公共交通的地域游行。小贩也并非不可叫卖揽客，但是，他必须离开学校一段距离，以其叫卖声不至于干扰学校教学工作。 一般权利与特殊权利冲突的案例 实践中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在我们乘公共汽车时，有乘客发现钱物被盗后报警，然后全车人被拉到公安局或派出所进行检查，或全车人不准下车留在车上停留在原地，等待警察前来破案（我自己在北京就有过这样一次遭遇，停留约一小时）。倒不是全车人被怀疑为盗贼（其中也包含着这样的假设：在没找出盗贼之前，每一个乘客都可能被怀疑为盗贼），而是全车人的人身自由权受到程度不同的限制和侵害，这也是一种权利冲突，即被盗人的财产权和全车乘客的人身自由权和名誉权之间的冲突。 以下是几个类似的一般权利与特殊权利冲突的案例：
浅论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 ——暨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中主权国家的 利益维护问题探讨 安徽大学法学院09法学2班范震 内容提要国际条约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了规范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国际条约的触角渐渐伸向了主权国家的某些内部事务。本文旨在探讨在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主权国家对于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与国家利益的维护问题。 关键词国家利益非协商性协调机制妥协国际条约与国内法主权国家国家利益 一、国际法及国际条约产生的原因——国家利益的妥协 （一）国际条约的含义 国际法（Internal law）指适用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国际法又称国际公法，以区别于国际私法或法律冲突，后者处理的是不同国家的国内法之间的差异。国际法也与国内法截然不同，国内法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它调整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及其他法律实体的行为。 国际条约（International Treaties）指国际法主体之间以国际法为准则而为确立其相互权利和义务而缔结的书面协议。国际条约包括一般性的条约和特别条约。一般性的国际条约通常是大多数或多数国家参加的,主题事项涉及世界性问题,起着创立一般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作用。特别条约,一般由两个或几个国家为特定事项缔结的。国际条约是国际私法规范赖以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 （二）国际法和国际条约产生的历程及其形成原因分析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原始的国家形态产生开始，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的萌芽便氤氲而生。国与国间的交往中，通过不尽其数的斗争与交往，为了国家的发展和国家利益的保全与延伸，国与国之间订立了一系列的“契约”。这些契约或是通过对一些传统经典的尊崇，或是通过外交使节的谈判形成的协议。不管这些契约的形式如何，它们的本质都是相同，即国家间对于经常性国家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这种协调机制与国内规则并不相同。在一个国家内部，其国内规则，不管是通过立法形式还是统治者的命令，都享有最高效力，具有不可抗拒性和非协商性，因为在一个国家内部只存在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力量。于此不同的是，在国际社会，订立契约的国家间并不能区分哪一方的力量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国家间不管大小强弱，都有其存在并抗拒他国意志任意行使的能力，因为当一个国家不具备保留自身意志能力的时候，这个国家将很快不复存在，沦为殖民地或被吞并。这是基于国家间这种利益的冲突和力量的制衡双重因素的作用，才导致了国与国之间不可能将所有问题都依照某一国的意志，这就产生了妥协。这种妥协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国家实力的变迁而变化的。国际法与国际条约历经岁月变迁，从《威斯特法利亚合约》到WTO条约，每一项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的背后都是国家利益与国家力量间妥协的不断运动。 （三）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的实施保障
2009年10月第22卷第5期 阴山学刊 Y I N S HAN ACADE M I C J OURNAL Oc.t2009 V o1.22No.5基本权利冲突观点评析 )))兼论基本权利冲突存在的空间 李样举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北京100048) 摘要:基本权利冲突是在基本权利从主观的公权逐步演变为客观的价值体系与相应的制度,特别是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适用于私人之间关系后产生的现象,无论从宪法规范层面,还是从司法实践的现实层面来看,基本权利冲突都是切实存在的。在界定基本权利冲突时,不仅要考虑到它产生的背景、根本属性,而且还要考虑到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以及权力分立的政治原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到基本权利冲突与法律权利冲突之间的差别和基本权利冲突存在空间的有限性。 关键词:基本权利冲突;社会实力主体;泛化说;虚无说;公权力介入说 中图分类号:D9111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869(2009)05-0080-06 近些年来,学界对基本权利冲突的讨论呈现白热化的趋势,1学者们认识不一,见仁见智。目前,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存在以下几种观点,为便于叙述,笔者把这些观点总结如下:/泛化说0、/虚无说0和/介入说0。以上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法律权利冲突和基本权利冲突之间的关系,并对基本权利冲突存在空间做出了界定。但是,对于其中一些认识,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以上观点还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值得商榷。 一、/泛化说0面临的理论困境 /泛化说0认为,几乎所有法律权利的冲突都可以推及为基本权利的冲突,所有法律冲突都在基本权利冲突射程之内,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界限,基本权利冲突涵盖了一切法领域的冲突。如:在盗窃案中,小偷与被偷人之间存在劳动权和财产权两种基本权利的冲突等。就司法过程而言,/泛化说0主张法官在法律已经对具体案件争议事项如何处理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仍要把法律权利冲突上溯推及为基本权利的冲突,从宪法层面重新加以价值衡量。[1]从泛化说的主张我们不难看出,其不但否认基本权利冲突与法律冲突之间的区别,模糊了两种冲突之间的界限,同时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有违对立法机关的尊重 立法机关是一个国家机构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立法机关在各国称谓不同,但都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最高民意代表机关和最高权威机关,尤其是在议会主权至上的国家更是如此,其他机关对它都要保持高度的尊重,自然司法机关也不例外。虽然在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司法机关的地位不同,但是,总体看来,无非存在以下两种情形: 1.在奉行三权分立体制的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的分立与制衡和相互牵制构成了一个民主政治体制国家运作的整个过程。三者之间地位上的平等和顺利开展工作的需要促使它们在机关运作中相互之间保持尊重成为必然。首先,就司法过程而言,其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都要保持高度遵守,虽然在一定情形下,可以创制一些判例,但是司法机关的丝毫的能动和前卫都会招致各方面的非议,因此而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政治风险。这使司法 *收稿日期:2009-05-18 作者简介:李样举(1983-),男,河南周口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生,论文有5作为宪法权利的物质帮助权辨析6等。 1虽然各种观点中在表达宪法上的权利时用语不一:有的用宪法权利,有的用基本权利,但是从其要表达的意思来看,无论是宪法权利还是基本权利指向都是一致的,笔者在本文当中统一使用基本权利一词。
卷号：（B）（2010年6月）机密 湖北师范学院期末考试试卷 法理学(2) 考试范围第16章至第30章命题人汪火良院系政法学院 考试形式闭卷课程类别必修学期20101 专业法学0902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分） (从下列备选答案中选择一个正确答案) 1．关于法律与共产党的政策的关系，下列表述错误的是哪一项? ( ) A.党的政策也是我国法律的正式渊源 B.法律必须公开才具有约束力，党的政策则不需要向全社会公开而不影响其约束力 C.党的政策有时也会以法律的形式体现 D.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的时候，应以国家法律为准 2．道德与法律都属于社会规范的范畴，都具有规范性、强制性和有效性，道德与法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下列有关法与道德的几种表述中，哪种说法是错误的?（） A.法律具有既重权利又重义务的“两面性”，道德具有只重义务的“一面性” B.道德的强制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制 C.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片面强调法的安定性优先是错误的 D.法律所反映的道德是抽象的 3．下列关于法与道德、宗教、科学技术和政治关系的选项中，哪一项表述不成立？（） A.宗教宣誓有助于简化审判程序，有时也有助于提高人们守法的自觉性 B.法具有可诉性，而道德不具有可诉性 C.法与科学技术在方法论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科学技术对法律方法论有重要影响 D.法的相对独立性只是对经济基础而言的，不表现在对其他上层建筑（如政治）的关系之中4．有的公园规定：“禁止攀枝摘花。”此规定从法学的角度看，也可以解释为：不允许无故毁损整株花木。这一解释属于下列哪一项？（） A. 扩张解释 B .文法解释 C .目的解释 D. 历史解释 5.法律与政治具有密切关系，下列哪一说法没有正确揭示法律与政治的关系? ( ) A.法律对政治有确认、保障作用，法律确认政治体制，反映政治要求，调整政治运行 B.法律对政治有预测作用，法律可以预知政治的发展 C.政治可以影响法律的内容，政治也可以为法律的发展提供条件和环境
一、权利冲突的概念 了解概念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的研究问题，有的放矢。有学者认为“权利冲突就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同样具有法律上之依据的权利，因法律未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的界定所导致的权利边界的不确定性、模糊性，而引起的他们之间的不和谐状态、矛盾状态。” ①还有学者认为，“权利冲突，是指由同一客体依法衍生的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相互矛盾或抵触的法律模态。”② 笔者认为，权利冲突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权利主体针对同一客体，依据各自所主张的正当权利所产生的矛盾。这里的正当权利包含两层意思，合法及合理。从以上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以上两个作者均忽视了权利冲突与权利滥用概念之间的区别。笔者认为，权利滥用与权利冲突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广义的权利冲突包括权利滥用，狭义的权利冲突并不包括权利滥用。而我们研究的权利冲突应该指的是狭义的权利冲突。因为权利滥用问题涉及到一个权利的使用是否合理，是否恰当。这就涉及到一个权利使用的对错问题。我们可以划定权利的界限而解决权利滥用的问题。而我们研究权利冲突，并不是为了分清哪个权利使用的对，哪个权利使用的错。因为权利冲突里的权利使用是没有对错的。而我们是试图解决那些，都是正确使用得权利之间产生了冲突，我们如何划分出一个清晰的界限来解决这个冲突，这是我们研究权利冲突的目的。所以，我们这里研究的权利冲突应该是狭义的权利冲突。 权利冲突是否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郝铁川教授在《权利冲突—一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的文章中错误的认为权利冲突是个伪命题。他一方面错误地把权利冲突与权利滥用的概念相混淆，从而得出权利冲突问题是个伪命题的错误结论。因为权利的滥用涉及到权利的恶意使用和超出一定界限。而这种界限则是郝教授说的权利都有一个自己的界限。而权利冲突中所涉及的权利，是合法而且是合理的权利。因为这个权利的适当性，就不存在一个适当的权利还存在一定界限的问题。两个适当的权利之间会产生重叠。而这就是权利冲突。另一方面，即使按照郝教授的理论“任何权利都有特定边界，权利边界通过立法技术、司法解释、法律原则、公序良俗等是可以划定的。守望权利边界，就不会发生权利冲突；各种权利相辅相成，互不隶属，试图通过划分权利位阶来化解权利冲突，是徒劳无益之举。”反驳说任何权利之间都是有界限的，两个适当的权利之间即使重叠也会是有界限的，因为两个权利抵触，而最终都是会有一个结果的，这个结果就是权利之间的界限。我们姑且相信这个结果是正确的，但是他犯了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世上没有绝对的事物，也没有绝对的权利冲突，有的只是相对的权利冲突。而我们研究权利冲突，正是为了寻找这么一个公平，适当且正确的结果。我们并不能没有因缘，而直接把这个结果当成原因而否定权利冲突的存在。 在确定权利冲突是一个问题后，我们进一步研究权利冲突。研究权利冲突，首先要明确我们研究的权利是什么。按照罗伯特·阿列克西的分析，把权利构成分为“外部理论” ①王强，《商标权与其他相关权利的冲突与整合》，摘自《知识产权文丛》第9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②宋景，《权利冲突与合法行使权利》
更多相关资料请加扣扣1-6-3-4-1-8-9-2-3-8更多相关资料请加扣扣 权利冲突的几个理论问题中 第一，中国正在发展中的、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原有的、尚未彻底转轨的计划经济的矛盾和冲突。中国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20多年以来，经济生活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生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变化上。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一经济体制的重大变化，带来了中国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紧紧地依附在计划经济这样一个经济齿轮上运转。人们的生产、销售、消费等活动和行为，既受计划的调节、安排和控制，也依赖于计划。社会中的个体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更谈不上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体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和主体性的社会状态下，权利体系以及权利意识就不可能发达，一切都是上面“安排”好了，大家循着这样的“安排”生活就行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都在强大的行政控制下被淹没了或被掩盖了。因此，就权利范围而言，不可能形成严重的对立和冲突状态。权利冲突的前提首先是权利要被认可，尤其是要被法律承认。在一个权利不被承认的社会里，也就不可能谈得上权利冲突了。一切都是义务，或者以“人民内部矛盾”为由而付之。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则打破了这样一种凝固的、僵化的社会状态。生产、销售、消费等活动均以市场为主导，人们的选择性增强了，随之自主性、独立性也在增强，人开始成为主体。市场化以及经济结构和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使得各经济主体之间出现了差异和竞争。这样，社会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差异性、竞争性等等，为权利的发展以及相伴随的权利冲突创造了社会经济条件和因素。[1]但是，由于我国确认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是在1992年(即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至今才10年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想在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中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不可能的。因此，目前的情况是市场经济发展了，但不完善;计划经济隐退了，但未完全转轨。我们现在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并存的经济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并存的局面，本身就预示着两者之间各自特性的矛盾和冲突。这也为权利冲突埋下了伏笔。
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 This model paper was revised by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on December 10, 2020
3、中国有关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实践 中国有关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从整体上缺乏立法规定，没有规定普遍性的适用原则，既没规定采纳方式或转化方式，也没规定国际法是否优先与国内法，而只是从一些法律、法规、外交声明和司法解释中作了具体规定，这带来了对中国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判断的复杂性。 （1）国际习惯法在中国的适用 我国不少立法都有“国际惯例”的表述，如1985年的《涉外经济合同法》率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未作规定的, 可以适用国际惯例。”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 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18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96条都有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的条文。 但对于国际惯例, 我国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论。王铁崖先生于1995年主编的《国际法》教材中指出, 我国《民法通则》的“‘国际惯例’可能不是‘国际习惯’, 或者可能包括‘国际习惯’在内”。在1998年出版的《国际法引论》书中他又认为:“一般说来,‘国际惯例’不是作为国际法渊源之一的‘国际习惯’,它对国家没有严格的拘束力……《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所规定的不是‘国际习惯’。”结合《民法通则》第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众利益”，王铁崖先生在该书中继续推定此条所规定的“国际惯例”并不是指“国际习惯”的理由：“从这条规定看，条约不受‘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照理而言，作为国际法渊源之一的国际习惯也应该不受‘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故中国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国际习惯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和地位。
宪法权利冲突与法律权利冲突之区别——兼与张翔博士商榷[1](一) 摘要宪法权利冲突不是发生在个人之间、要求法官在具体案件中解决的冲突，而是作为“人”的基本需要所产生的人性自我冲突。法律权利冲突包括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的权利冲突，前者是指立法者在将抽象的宪法权利变成具体的法律权利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各法律权利之间的冲突；后者是指法官在个案中面对具体的法律权利主体之间已经发生的冲突。在违宪审查中并不涉及权利冲突问题，它只反映权利与权力（或权力与权力）的冲突。关键词宪法权利冲突法律权利冲突立法中的权利冲突司法中的权利冲突违宪审查“权利冲突”问题是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宪法学者参与这一话题时，往往把“权利冲突”等同于“宪法权利冲突”（或“基本权利冲突”）。2]笔者认为，“权利冲突”与“宪法权利冲突”（或“基本权利冲突”）不是一个概念，二者之间是有差别的，明确区分这种差别也是有意义的。一、宪法权利冲突立宪者在宪法中肯定的权利有许多，这些权利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怎么发生冲突，在什么意义上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当人民制定宪法时，他们是怎么考虑自己的这些权利的？首先，他们肯定自己要享有一系列权利，这些权利国家不得侵犯；同时，他们要求每个人要平等地享有这些权利，禁止特权。在宪法权利关系中有国家权力与个人宪法权利的关系，也有个人宪法权利之间的关系，但前者的冲突不是权利冲突（权利冲突是权利与权利的冲突），后者才是。在论述宪法基本权利的冲突时，我们不要忘记宪法基本权利的对立面主要是国家权力，而不
是其他的基本权利，尤其在中国，尤其在现阶段。宪法中的权利大多具有一定的原则性，其具体的界限通常在法律规范中，宪法最多只提供一个解决权利冲突的原则（如“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笔者认为，个人之间可能发生的权利冲突应当是一种具体的法律权利冲突，而不是抽象的宪法权利冲突。在权利领域内，宪法主要是解决作为共同体中的个人应该享有什么权利，而法律的任务主要是为实现这些权利创造条件。因此作为权利冲突，宪法面临的宪法权利冲突与法律面临的法律权利冲突是不一样的，应当说后者在实际生活中更常见，也更具有现实性，而宪法权利冲突可能是一个与现实生活有相对距离的问题。那么，宪法权利冲突究竟是指什么？笔者认为，是作为“人”的各种基本需要之间的冲突，是人性本身所导致的冲突。我们在自己的各种需要面前往往处于一种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如果我们只需要劳动权而不需要表达自由，我们就很可能成为劳动的工具，如果我们把言论自由看得比名誉、隐私等人格权更重要，我们就会因为尊严没有保障而生活在痛苦之中，如果我们认为游行示威的权利高于人身权，就可能放纵自己的行为出现暴力伤害，如果我们认为宗教自由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其他的权利和自由就可能因为居于其下而受到侵害甚至被剥夺。因此宪法权利之间的冲突不是张山与李四的冲突，不是具体的甲和乙之间的“言论自由与人格尊严的冲突，”不是某个人或某群人“游行示威自由的行使导致交通堵塞影响他人行动的自由”，3]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与自己的冲突。制宪者要考虑的是，作为人类的一份子，我们每一个
权利冲突的几个理论问题上 提要：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权利冲突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法律现象广泛地存在于法制的各个环节之中，尤其是存在于司法审判中和日常生活中。本文作者通过对司法审判中和日常生活中权利冲突典型案例的分析和观察，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法律理论问题，如权利冲突的界限，权利冲突的实质，权利冲突的原因，权利冲突的解决原则，权利冲突的功能等等。作者认为，要解决好权利冲突问题，有几个关键点应该强调：其一，最重要的是要确立一个权利平等保护的观念，而这一看似已经解决的简单的问题，其实还存在着很大的认识误区;其二，权利冲突的解决是一个法制机制的综合性的作用过程，而不只是靠一个单一的法制机制的解决手段;其三，在综合性的法制机制中，作者更加看重和强调立法对于解决权利冲突的作用和意义。 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有大量的权利冲突现象存在。这些权利冲突现象既存在于一些立法中，更多地则存在于司法过程、执法过程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之上，总是存在着一些需要我们关注的理论问题。而权利冲突作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有许多需要我们予以关注的理论命题和理论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为什么权利冲突变得这么普遍和广泛?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实质、界限是什么?如何解决权利冲突?我们应该确立哪些解决权利冲突的原则?是否存在着某些原则?这些都是研究权利冲突问题必然要涉及到的理论问题，也是社会生活实践和法律实践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一下子会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完满的答案，但我们应该重视它们、研究它们。因此，我拟对以下几个有关权利冲突的理论问题作一点初步探讨：权利冲突的界限;权利冲突的实质;权利冲突的原因;权利冲突的解决原则;权利冲突的功能，等等。 一，权利冲突的界限
权利冲突：一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郝铁川 近年来，权利冲突继20世纪80年代权利义务、20世纪90年代权利本位之后成为法学界的一个新的热门话题。这是权利本位问题讨论的延伸与深化。既然要以权利为本位，那么当一个人的权利与另一个人的权利发生冲突时，该以何人的权利为本位?可见，权利冲突问题的提出是有意义的，它把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权利本位的激情呼唤，转变成了对权利本位的现实论证。 一、守望权利边界，何来权利冲突 我认为，被学界搞得沸沸扬扬的权利冲突，实际上是一场误会，是一个伪问题。产生该问题的原因是大家忽略了任何权利都有自己的特定边界(范围)，只要人们找到边界，不越雷池一步，根本就不会发生所谓的权利冲突。这种边界，有的被立法者明确标出；有的因为立法粗糙而被疏漏需要去解释；有的被法理统摄；有的被公序良俗昭示。守望权利边界，即可避免权利冲突。下面我们以若干案例和事例加以说明。 1.英国连体女婴分离手术引发的所谓一个人的生命权与另一个人生命权的 冲突。 英国一位名叫马耳他的孕妇在伦敦圣玛丽医院生下了她的连体婴儿。这对姐妹一出生腹部就相连，脑袋各朝一边。姐姐茱迪体内有一套健全的心、肝和肺，而妹妹的这些器官却没有生理功能，甚至连大脑都没有发育完全，全部依赖姐姐的这套器官维系生命。圣玛丽医院的产科医生在诊断书上写道：如果不施行分离手术的话，那么两人共享的一个心脏和一对肺叶将很难承受日益增大的压力。这对小生命最多只能活3～6个月，就算奇迹发生的话，也绝对不可能长大成人。但婴儿的父母固执地认为医生无权提前剥夺她们中任何一个的宝贵生命。于是，他们向英国高等法院起诉医生企图“谋杀”自己的孩子，请法官们做出生死抉择。英国高等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是：分离手术必须进行。孩子的父母立即提出上诉，这桩案子呈送英国上诉法院。该院法官作出的裁定是维护一审判决。最后，连体女婴茱迪和玛丽终于在英国曼彻斯特圣玛丽医院接受了分离手术。《医生道德通报》的编辑理查德?尼尔逊表示，法院的这个判决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换取另一个人的生命。 我觉得，尼尔逊的观点是不对的。从形式来说，连体姐妹二人各有独立的生
内容摘要： 关键词: 权利位阶/权利平等/权利边界内容提要: 本文对目前法学界在研究权利冲突的解决时，学者们主张的权利位阶论、权利平等论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解决权利冲突实际上是重新界定权利之间的关系，重新厘定权利的边界和范围。 关键词: 权利位阶/权利平等/权利边界 内容提要: 本文对目前法学界在研究权利冲突的解决时，学者们主张的权利位阶论、权利平等论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解决权利冲突实际上是重新界定权利之间的关系，重新厘定权利的边界和范围。 在解决权利冲突是时候，如何理解权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目前研究如何解决权利冲突的论文里，很多都主张权利是有位阶的，并且通过权利的位阶来解决权利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虽然也有学者主张权利是平等的，权利之间不存在位阶，应当平等保护，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地位。本文试图在对以上两种观点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解决权利冲突实际上是重新界定权利之间的关系，重新厘定权利的边界和范围，因此权利和权利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位阶或者价值上的平等，而是他们有各自的范围和边界。 一、权利位阶论 （一）朱苏力先生的观点 在解决权利冲突的时候，很多学者主张权利位阶的观点。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朱苏力先生，他在《<秋菊打官司&案、丘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一文中认为言论自由比肖像权、名誉权更为重要，主张言论自由应当优先配置。 他对《秋菊打官司》案中法学界和法律界不少人出于保护肖像权、名誉权等公民权利、出于保护弱者的角度来为“贾桂花”案“讨个说法”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虽然为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发展的努力和热情应该肯定和褒奖，但在热诚或极力推进和保护另一种权利的时候，必须看到是否会不留心地削弱了另一种同样应当重视和保护的权利，不为某个人独占的公民权利，如言论自由权；并认为“保护弱者”这一命题有法律制度上的局限性，必须有所制约。[1] （二）林来梵和张卓明先生的观点 林来梵和张卓明先生在《论权利冲突中的权利位阶——规范法学视角下的透视》一文中，对刘作翔先生提出的权利的平等保护主张进行了反驳，认为这个主张无论从纯粹的法学理论上还是实定法的实际运作上来看，都是一种独特臆想。[2]“调整各种权利的冲突往往涉及对权利的价值评价，而这种价值评价的出发点和结果均显示权利类型之间的非等值性。”[3]“如美国法哲学家e博登海默所指出的那样，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及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通过颁布一些评价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调整这种种利益冲突标准的一般性规则方能实现’。德国的利益法学及由此而发展出的评价法学更明确承认，法律的目的就在于‘以赋予特定利益优先地位，而他种利益相对必须做一定程度退让的方式’来规整个人和团体之间的被类型化的利益冲突。”[4]“在权利的体系中，权利位阶的存在基本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5]他们同意朱苏力先生言论自由权具有优越地位的观点，认为这并非美国所独有，在其他西方宪政国家亦是如此。 在他们看来，刘作翔先生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因为刘作翔先生从权利主体资格平等中推出
国际法上权利冲突问题的解决 1 权利冲突内涵 无论是在国际事务中还是在国际法领域范围内，冲突一词的出现及使用频率都很高，相对而言，“权利冲突”在国际法领域中则相对少见，笔者从国际法视角通过对比方式就这一词汇的内涵进行简要分析，为后文权利冲突的产生原因及解决对策研究奠定基础。 首先，国际私法领域中的法律冲突同国际法领域中的权利冲突二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别：前者处理的是针对同一涉外民商事争议不同国家法律规定下产生的不同结果；对比来说，后者并非法律适用冲突、规则冲突，而是具体的权利的冲突，并非因各个国家国内法的差别而产生，也不被局限于民商事范围内。其次，在这一现象中，沖突中心——“权利”必须在国际法承认保护范围内，权利冲突主体可以在国际法确定的主体范围之外，但其必须分属不同方，权利冲突客体需表现出因重叠使不同国际法权利不能同时达成并引发不和谐的矛盾状态。此外，需要明确的是，逻辑上看国际法领域中发生的规则、制度冲突导致了权利冲突的产生，而权利实践过程中发生的冲突则是一种现实的表现方式。 权利冲突成因分析 权利本身
通过对众多现实案例的分析不难发现，对权利的模糊界定往往直接导致了权利冲突现象的产生。明确、清晰的权利界定能够使其在范围内有序实施，预防了侵扰发生。如若权利主体发生逾越行为，则属于权利侵害行为，不再受权利保护且不存在权利冲突，但受众多因素影响，权利界定模糊现象普遍存在，上述有序状态难以得到完全实现。 人类的认识是以实践为基础产生联盟的，受实践限制而具有局限性，对权利的认识同样如此，尽管国际法的主要作用在于对不同国家之间关系的调整，然而从本质上看，国家组成的基本单位为人，国际法领域中对权利的界定也必然受认识局限性的影响有所模糊，且在可预知未来中难以得到根本解决。 语言是人类相互之间交流沟通的基本途径之一，也是关联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法律领域中的语言是其重要载体、价值判断传递方式及文化传承发展工具。语言本质上可以被视为人对客观事物的抽象概括，不具备严谨的精确性，难以全面具体的反映现实生活中事物的各方面细节；国际法中的权利被不同国家的不同民族语言翻译、表达和理解，在此过程中必然产生认识差异，两方面因素叠加势必导致国际法中权利界定的模糊。 在国际法权利界定模糊的情况下，权利主体根据自身理解提出相关主张建议使权利重叠、交叉现象时有发生，权利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及 国际条约在中国国内法中的适用 唐 颖 侠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这一颇有争议的问题的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分析,指出不能简单地把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中的一元论和二元论与实践中的自动纳入和个别转化方式一一对应起来;并结合中国的实践对国际条约在中国法中的适用作了详细的论述,最后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几点建议和思考。 关键词 国际法 国内法 国际条约 自动纳入 个别转化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国际法学界探讨颇多的一个理论问题,而与之相关的国际条约在中国法中的适用更是实践中的热点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经成为国际法学界讨论的热点①,1993、1994年的《中国国际法年刊》上有数位学者参与讨论,使这一问题近几年来再度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频繁参与国际交往,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数目的增多、范围的扩大,客观上需要国内法予以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令人颇感遗憾的是中国目前的宪法对此尚无明文规定,造成实践中的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因此,深入对此问题的研究既可丰富完善国际法理论,又可对立法司法部门提供借鉴参考,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理论 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的理论方面,尽管更加务实的英美学者对欧陆学者一元论、二元论的对立往往不屑一顾,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的理论争议在实践中毫无意义,相反,它是上至国际法院下到各国的国内法院在引用国内法或国际法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任何回避与含糊其辞都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在理论上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法和国内法是同属于一个法律体系还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二是国际法优于国内法或是国内法优于国际法,还是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互相独立而不发生一个优于另一个的两个法律体系?③国内学者通常把它概括为“两派三论”:一派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属于一个法律体系,即所谓一元论(m onism);另一派则认为国际法 和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即所谓二元论(dual2 ism)。在一元论中又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国际法优于国内法,另一种是国内法优于国际法。④从历史上看,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先出现的是二元论,并在一定时期占优势,后来在对二元论进行批评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元论,并逐渐占了优势。但一元论并未一统天下,二元论至今仍有一定影响。 1.二元论 二元论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德国学者特里派尔(T rie2 pel),他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因为在规范的社会关系、主体、渊源上的不同,而得出结论“国际公法和国内法不只是法律的不同部分或分支,而是不同的法律体系。它们是两个领域,虽然有密切关系,但绝对不是彼此隶属的。”⑤此后,流行于德、法、意三国的二元论被著名的国际法学者奥本海(Oppenheim)推向巅峰。奥本海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渊源、法律实质和所规定的关系三个角度出发,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且“国际法无论作为整体或是其各部分,都不能当然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只能是国内习惯或制定法使它这样,而在这种情形下,国际法的有关规则是经过采用而同时成为国内法的规则的。无论在什么地方或什么时候,如果不经过这样的全部或部分采用,国内法就不能被认为应受国际法的拘束,因为国际法本身对于国内法院是没有任何权力的。如果发现国内法规则和国际法规则之间毫无疑问地发生了抵触,国内法院必须适用国内法规则。”⑥尽管二元论遭到一元论者(主要是国际法优越论者)的猛烈批评⑦,但至今仍在理论与实践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671
权利冲突的几个理论问题(一) 内容提要：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权利冲突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法律现象广泛地存在于法制的各个环节之中，尤其是存在于司法审判中和日常生活中。本文作者通过对司法审判中和日常生活中权利冲突典型案例的分析和观察，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法律理论问题，如权利冲突的界限，权利冲突的实质，权利冲突的原因，权利冲突的解决原则，权利冲突的功能等等。作者认为，要解决好权利冲突问题，有几个关键点应该强调：其一，最重要的是要确立一个权利平等保护的观念，而这一看似已经解决的简单的问题，其实还存在着很大的认识误区；其二，权利冲突的解决是一个法制机制的综合性的作用过程，而不只是靠一个单一的法制机制的解决手段；其三，在综合性的法制机制中，作者更加看重和强调立法对于解决权利冲突的作用和意义。关键词：权利冲突，权利平等，权利种类，司法过程，立法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有大量的权利冲突现象存在。这些权利冲突现象既存在于一些立法中，更多地则存在于司法过程、执法过程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之上，总是存在着一些需要我们关注的理论问题。而权利冲突作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有许多需要我们予以关注的理论命题和理论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为什么权利冲突变得这么普遍和广泛？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实质、界限是什么？如何解决权利冲突？我们应该确立哪些解决权利冲突的原则？是否存在着某些原则？这些都是研究权利冲突问题必然要涉及到的理论问题，也是社会生活实践和法律实践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一下子会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完满的答案，但我们应该重视它们、研究它们。因此，我拟对以下几个有关权利冲突的理论问题作一点初步探讨：权利冲突的界限；权利冲突的实质；权利冲突的原因；权利冲突的解决原则；权利冲突的功能，等等。一，权利冲突的界限我这里用“权利冲突的界限”这一命题，是想用来指称什么才是我所想说的、所想表达的“权利冲突”？我想先用“排除法”来分析这一问题。首先，违法犯罪行为是不是权利冲突？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所有的违法犯罪行为都不可能是合法行为，不可能是合法性权利，因此也不可能具有正当性。其次，侵权行为（行政侵权、民事侵权、司法侵权）是不是权利冲突？这有点儿复杂。一般来讲，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的行为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合法性权利和合法性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从侵权行为的种类来看，有过错侵权行为、无过错侵权行为；有主观过错侵权行为、客观过错侵权行为，等等。有些侵权行为属违法行为，这类行为不属于权利冲突，因为这种行为不具有权利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而有些侵权行为的行为本身属合法权利和正当权利，如娱乐权（打麻将），采访权等，但在行使过程中侵犯了其他人的权利，发生了权利冲突。无论是民事侵权，还是行政侵权、司法侵权，都存在着这样两种可能性，即违法行为的侵权，或合法权利、正当权利行使中的侵权。于是，我想给“权利冲突”给出一个界限，即什么才是我所说的权利冲突？我认为，权利冲突应该是指合法性、正当性权利1]之间所发生的冲突。通常来讲，权利冲突发生于、存在于两造或两造以上之间，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合法权利主体之间。它们可能发生于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团体、个体与国家之间，也可能发生于团体与团体、团体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但实践中，我们往往多注意到的是那些个体之间的权利冲突现象，而不大关注个体、团体、国家三者相互之间所发生的权利冲突现象和问题。什么又是合法性、正当性权利？首先它指法定权利当是无疑的。两个法定权利之间的权利发生冲突，是典型的权利冲突现象。这里的难点是，推定的权利，或者说道德权利、自然权利属不属于权利冲突的一方或双方因素？从权利冲突现象来看，推定权利、道德权利、自然权利也可能是导致、发生权利冲突的一个因素。因为有的权利冲突现象的产生、发生是由于行为人的道德意识或主观观念的因素所致。在非法律领域，这种推定权利、道德权利是有着很重要的理论分析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它也可能会对立法产生影响。因此，从发生学和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权利冲突既包括法定的权利冲突，也包括推定权利、道德权利等的冲突。但如果进入到现实的法律领域，尤其是进入到诉讼领域时，有法律意义的是法定的权利冲突。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