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实体书店需要“跨界”思维
不是服装店开了书店，而是书店开了服装店；不是家电行开了书店，而是书店开了家电行；不是花鸟市场开了书店，而是书店开了花鸟市场。似乎统统都本末倒置了……10月16日，来自四川的某网红书店在杭州开出第一家店，3200平方米的书店展陈了8万册精选图书，以及10多种生活业态进驻，刷新了不少人的阅读观、书店观和行业观，也创造了杭州单体面积最大的民营书店新纪录。
有人说，一个城市有没有文化品味，可以看看书店多不多。然而，随着网络购物的兴起和电子书籍的普及，人们的阅读介质和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实体书店在互联网“低价便利”面前生存空间日益缩小。但处于“寒流”中的实体书店也并非没有创新发展的方向。
不难看到，近年来许多民营书店积极走开创新“自救”之路，如有的试水“书店＋住宿”模式，有的开启“书店＋茶馆”模式，还有的开办“深夜书房”，定期举行读书沙龙、作者见面会等。新闻中提到的书店开了服装店、家电行、花鸟市场等生活业态，似乎跟“卖书”风马牛不相及，可仔细一想，这样的标新立异依然源于一种“跨界”思维。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跨界”在营销领域日益流行。如同饮料业式微时，出现了矿泉水；照相馆溃退时，出现了婚纱照……它们都始于大受打击的传统行业，通过“跨界”大多脱胎换骨走出了“寒流”。书店“跨界”也并不是新鲜事，多元经营就是书店“跨界”的开始。
现在读书人的需求，绝不仅仅是买一本书，而是希望找到在书海徜徉的感觉。名声在外的台湾诚品书店十几年屹立不倒，靠的就是“跨界”经营，不仅卖书，还开画廊、卖鲜花、服饰以及一系列文创产品，既拓宽了书店的盈利渠道，又增加了书店的互动空间。
美国社会学家雷?奥登伯格曾在《伟大的好地方》一书中提出“第三空间”理论，对一个城市而言，实体书店可以说是一个有温度的“第三空间”。近年来涌现出的“跨界”书店的经营模式，正是因为创造了新的“公共空间”而呈现出复苏态势。从细节上观察，“跨界”思维颠覆了传统书店的经营理念，期待这一思维能激活行业走入创新型、复合型和生活化的新时代。（付彪）
追寻意义，走出“泛娱乐化”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
《人民日报》评论部
“泛娱乐化”背后，其实是对历史的一种“去价值化”。无所谓真相、无所谓真理，是非成败、高尚卑劣都不过尔尔，真可谓“节操碎了一地”
一段时间以来，各种“抗日神剧”“宫廷戏说”“名著改编”，总会引来很多质疑之声。
那些不顾史实乃至常识的粗制滥造，那些既无意思更无意义的胡编乱造，让人反感，却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信息爆炸、观点多元、文化多样的今天，应该怎么用好历史资源、做好历史传播，真正让历史对时代说话、向公众发言？
脱下沉重、刻板、僵硬的外衣，换上轻盈、生动、鲜活的步伐，历史的“轻松”背后是社会进步、思想解放的表现。然而，以戏说代替正说，以调侃代替中立，以消费历史代替认识历史，以娱乐历史代替思考历史，可能就跌进了“泛娱乐化”的陷阱——历史变成了市场上的快消品、屏幕里的调味品，变成了抖一个个包袱、造一个个笑料。
“在娱乐化的潮流中，人们主张对事物和人物不作评价，尤其是不作道德价值上的判断。并不是认为这很困难，而是认为毫无必要。”“泛娱乐化”背后，其实是对历史的一种“去价值化”。一切都可以被恶搞、一切都可以被消费，饭局中就难免出现诋毁先烈的唱段，电视里就难免出现奇言怪行的英雄。在这样的历史观看来，无所谓真相、无所谓真理，是非成败、高尚卑劣都不过尔尔，真可谓“节操碎了一地”。
当历史仅归于娱乐之时，也就是历史被虚无主义绑架之时，这直接瓦解着社会的价值底座、人们的精神信仰。正如学者的告诫，如果“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最后必然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看看那些起哄让秦桧在岳飞面前“站”起来的，那些围观邱少云“特殊生理结构”的，那些瞎传“村民出卖狼牙山五壮士”的，那些连抗战都可以无所顾忌消费戏谑的……娱乐化一旦过度膨胀，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审美取向感官化，价值取向虚无化，政治取向戏谑化，道德取向去崇高化。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这样一种泛娱乐化的历史观，近年来开始弥散到一些肩负讲解史实、传承精神的专业人士身上。有文化工作者把历史当消费，热衷于“戏说”、青睐于“颠覆”；有专家学者把浅薄当学术，花大量功夫研究“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有婚外情”“李清照词句证明她是好赌好色之人”；有教育工作者把媚俗当创新，穷尽资料只是为了证明孔子有私生子、推论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这些虽然不是主流，但这种“娱乐”示范，同样会产生“愚乐”效应，尤其是对那些价值观尚未定型、鉴别力还有欠缺的青少年。
其实，很多名篇名著，都是从历史中汲取灵感。远有《三国演义》演绎历史沉思天下大势，近有《故事新编》以古喻今反思社会现象，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可以更好地让历史说话。而以通俗的方式、大众的视角讲“历史故事”，让公众在“悦读”“悦览”中有所悟、有所得，同样有利于传播历史。但是，无论怎样的“历史讲述”，都需要抱有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守住一条基本的底线，那就是不能罔顾常识、颠倒黑白，更不能消解价值、解构意义。尊重历史而不是调侃历史，敬畏历史而不是消费历史，才是“再创造”时需有的历史观。
“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国难娱乐化、国耻戏谑化，这类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无论是在文艺座谈会上，还是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直击要害。事实上，那些无聊无趣的作品，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有网站调查显示，76.97%的人认为革命战争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应坚持“严肃化，坚决基于实事还原历史真实一面”。这是对那些“手撕鬼子”“裤裆藏雷”“石头打飞机”的“抗战神剧”的有力棒喝，更是拒绝历史“泛娱乐化”的民意体现。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站在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节点，往回看，百余年沧桑变化的中国近代史，5000多年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史，构建起我们民族最有力的精神底座。向前看，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愿景，成为亿万人民前行的根本动力。端正我们的历史观，以开放姿态拥抱历史，以真诚敬畏对待历史，触摸民族的灵魂、把握精神的脉络，我们才能担负起历史使命，走向更远的未来。
幼师队伍需要一场“供给侧改革”
幼儿难养，幼师也是全世界最难做的工作之一，所以不可滥竽充数，而须“精挑细选”。
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涉嫌虐童事件，日前有了新进展：11月25日，涉事幼儿园教师刘某某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朝阳区政府通报中称，这是一起伤害幼儿的恶劣事件，社会影响极坏。
涉事教师被抓、园长被免，只是“阶段性”处理结果。联系起此前多起的亲子园、幼儿园虐童事件，幼师素质和资质问题，因此再度引发聚焦。可从媒体报道看，“让有资质的专业幼师来照护孩子”，在很多地方仍难实现。
从数量上看，幼师严重供不应求。2016年我国幼儿园教职工为381.8万人，师生比约为1:12，离《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规定的“1:5至1:7”差距不小，需新增幼教职工248.8万人。因为短缺，所以疯抢：华东师大学前教育专业每年有100多名毕业生，仅去年就有200多家幼儿园来“抢”人。
就质量而言，幼教从业者的能力不够、意愿不强问题亟待正视：我国学历主要集中在专科水平，占总数的56.37%，有22.4%的教师只有高中及以下文凭；此外，73%教师未定职级。
幼师缺口问题，并非首次被聚焦，此前就有“116家单位‘争抢’亳州14名幼师毕业生”之类报道。但虐童事件的频发，让这问题愈发严峻：虽然说，虐童现象多发，原因是多方面的，可幼师问题是虐童问题的一个重要诱发因素。
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幼师的印象仍停留在“哄孩子”上；强调幼儿的天真可爱时，也忽略了幼儿“多动”“调皮”等特点带来的看护难度。与之对应的，则是幼师成为很多成绩不好、找不到好工作者的无奈去处。
但实质上，幼儿难养，幼师也是全世界最难做的工作之一，也必须精挑细选。
幼儿是这个社会最脆弱的一群人，也是《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特殊保护群体。照护起来需要高度专业，需要极强的耐心与应有的专业技能。否则就会像一幼儿园园长所说的，当
幼师“发现小孩子并非是他们想象的非常天真可爱的样子，又没有解决的办法，就只能简单粗暴地选择非正常处理方式。”
掌握幼教方面专业技能，了解虐待被看护人罪，意识到幼教工作的神圣性，是幼师的基本素养。可当该行业滥竽充数者众多时，虐童现象几乎无法避免。这就要求，必须用专业幼师替代那些非专业、低素质的幼师，社会也走出“幼教=哄孩子”的偏颇认知。
鉴于虐童问题已到了不得不系统性解决的节点，也是时候对解决幼师问题进行认真规划了。而幼师行业确实也需要一场“供给侧改革”。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曾专门提到“严格执行幼儿教师资格标准，切实加强幼儿教师培养培训，提高幼儿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依法落实幼儿教师地位和待遇。”但在软约束下，这极易变成僵尸规定。
在此情境下，或许该有基于长远的系统性部署、制度性设计：既通过高校专业设置和招生倾斜来扩大供给，也在薪酬、职业发展等方面提供更多保障和服务。还可通过具体的量化指标、严厉的考核问责，还有对责任逐层落实的督查，让幼师供给渐次告别“短缺”和“低质”局面。
幼师队伍越专业，“虐童”现象会越少，因而，幼教行业也需要“供给侧改革”，尽早从供给端减少幼师结构失衡，以确保从业者都是爱孩子的专业保教人员，而非凑数填缺者。
礼让行人，更要礼让文明（微议录）
相互礼让才是安全绳
对斑马线上“车让人”“人让车”的讨论，实际上还是应当回归到路权范畴。无论是对车辆还是行人来说，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才是斑马线上的准绳。
机动车体型庞大，比行人处于较为强势的通行方，更需注意不要挤压行人的出行空间。在斑马线前减速慢行、停车礼让，既是每一个驾驶者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也是道义上适当平衡的结果。但文明出行，同样离不开行人的配合。
说到底，车辆和行人都是拥有路权的主体，享有通行的权利，也意味着要尽礼让的义务。“斑马线礼让行人”的规定，并不意味着任何一方权利的缺位，相反是通过对路权归属的界定，涵养权责明晰的马路文明。从另一方面来说，你上一秒或许是驾驶者，下一个路口可能就化身行人。因此，车主与行人都应学会换位思考，相互礼让才能让斑马线变成安全线。
——@徐卫清
城市文明要始终“在线”
斑马线是城市文明秩序的一个缩影。从表面上看，斑马线界定的是人与车之间的先后次序，但实际上协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构建的是整个城市的文明秩序。
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往往和这个城市斑马线上的秩序是成正比的。为何一位88岁老人在斑马线上的鞠躬致意，可以感动无数人？因为这是用最传统的方式，向社会传递出感恩礼让的素养。发生在斑马线上的温情瞬间，彰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尊重，让城市流淌暖心和友善的血液。
城市文明，可以始于斑马线，但不能终于斑马线。无论是在斑马线上还是斑马线外，无论有无摄像头或交警，我们都应做到文明出行、遵纪守法、互相礼让；城市文明要始终“在线”，“在线”于城市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在线”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