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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60年代作为独立的学科到80

第一章管理心理学概述

管理心理学的发展有近百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工业心理学。人际关系理

论及行为科学的发展奠定了管理心理学学科形成的基础。从20世纪60年代作为独立

的学科，到80年代逐步分化，至今其重点关注的问题既有一贯的核心问题，也有一些

热点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现在，管理心理学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管理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既有

联系，又有区别。对管理心理学的教学和实际应用，应首先掌握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和

模型。

第一节管理心理学的发展

西方管理心理学家把自20世纪初以来管理心理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以泰勒

为代表的经典科学管理理论阶段（1900—1927）；以霍桑实验开始的人际关系理论以

及后来的X理论—Y理论阶段（1927—1965）；以权变态度和方法来看待人及其管理

心理与行为的现阶段（1965—现在）。

一、管理心理学的早期研究

管理心理学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心理学在工商业的应用能够有效地提高生

产效率。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提高生产效率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它

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助于缓解早期工业社会劳资关系的矛盾。在早期的工业

社会，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是资方的目标，而改善工作条件以及提高工资福利待

遇是劳方的要求。资方追求效益，劳方期待公平，满足生活和人性方面的需求。劳资

矛盾的加剧，比如，引发的大规模罢工、关闭工厂甚至流血冲突等，会使得劳资双方

两败俱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特别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劳资矛盾非常突出。解决劳资矛盾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劳资双方不应为争夺少得可怜的一小块利益而喋喋不休，而应设法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提高产出和利润，提高工资和改善条件。只有这样，劳资双方的日子都好过。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助于满足军需物质生产的需要。当时交战各国的男性青壮年大量应征入伍。工厂由于缺乏熟练工人，除雇佣大量妇女外，还不得不采取加班加点、延长劳动时间等办法来增加生产。但延长劳动时间，增加了工人的疲劳度，因而还是达不到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这就引起了对疲劳的研究。如英国就专门设立了疲劳研究所。

“科学管理”之父泰勒（F. W. Taylor，1856—1915）最早采用科学方法研究工人的工作效率问题。他在美国伯利恒钢铁厂对工人实行严格管理，并用记件奖励工资激励工人努力生产。他运用“时间—动作分析”的方法进行了大量的试验，提出了“劳动定额”、“工时定额”、“工作流程图”、“计件工资制”等一系列科学管理制度和方法（Taylor，1964），工人按他设计的工具和操作方法进行劳动，工作效率成倍提高。

雨果·芒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1863—1916）被人们称之为“工业心理学之父”，首次在英国伦敦出版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为《心理学和工业效率》（Münsterberg，1913）一书中，芒斯特伯格明确提出，他的目标在于去发现：（1）寻求如何使人们的智能与其所从事的工作最适合；（2）在什么样的心理条件下，才能从每个人的工作中获得最大和最令人满意的产出；（3）企业如何去影响工人，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最好的结果。

芒斯特伯格的著作得到莉莲·吉尔布里斯（L. M. Gilbreth，1878—1972）创新思想的补充。在1914年出版的《管理心理学》（Gilbert，1980）一书中，吉尔布里斯就想把早期的心理学概念应用到科学管理实践中去。她关心工作中人的因素。她强调，在应用科学管理原理时，必须首先看到工人，并且要了解他们的个性和需要。工人很多的不满，并不是因为工作的单调，而是因为管理人员对工人的关心不够。她首次提出“管理心理学”的概念，力图把早期心理学的概念应用到管理实践中去，但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把心理学应用到管理方面的另一位重要的早期管理心理学家是沃尔特·斯科特（W. D. Scott，1869—1955），他于1900年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写过许多关于把心理学概念应用于广告和市场销售方面的书（Scott，1908），还写了一些关于有效地选拔人才等人事管理实务方面的著作（Scott，196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兵员选拔上的需要也推动了管理心理学的发展。各交战国为了有效地使用兵员资源，需要对应征入伍的大量兵员进行甄别和选拔。这有力地推动了心理学的人员测评研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有很多心理学家被征召

从事兵员的选拔工作。一战后，心理学家设计的人事测评方法和技术很快就被应用于

工业界，成为选拔工人的重要手段。此外，从20世纪20年代起，人们开始逐步认识

到心理学在工作环境研究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工业心理学开始兴起。这里所指的工

业心理学是指以企业中的人—机关系、人际关系和人—工作环境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

学科（朱祖祥，2001）。管理心理学被看作是其一个分支。

二、霍桑实验的影响

1927—1932年在西方电气公司的霍桑工厂从事著名试验的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1880—1949）、罗特利斯伯格（F. J. Roethlisberger，1898—1974）和其他一些

人对管理心理学的发展具有巨大影响。早在1924—1927年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与

西方电气公司合作开展一项研究，以确定照明和其他条件对工人和生产率的影响。他

们发现，对试验小组的照明，无论是增强还是减弱，生产率都有提高。在研究人员打

算宣布整个试验失败之际，哈佛大学的埃尔顿·梅奥却看出某些不寻常的东西，便和

罗特利斯伯格以及其他一些人继续进行研究。改变试验小组照明度，改善休息时间，

缩短工作日和变换有鼓励性的工资制度，似乎都不能解释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于是梅

奥和他的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必定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他们认为，生产率的提高是

一些社会因素在起作用，如士气、劳动集体成员之间满意的相互关系（一种归属感）

以及有效的管理。这一类的管理工作，要求了解人的行为，特别是集体行为，并且通

过这样一些人际之间的处事方法，如激励、劝导、领导和信息交流等方式开展管理工作。上述试验小组所出现的现象，基本上是由于受人“注意了”而引起的，这统称为“霍桑效应”（Mayo，1960；Roethlisberger，1941；Roethlisberger & Dickson，1966）。

霍桑实验及早期人际关系学家提出了许多关于组织中人的行为的概念，其中引人

注目之处包括如下七个方面：（1）企业组织不仅是一个技术—经济系统，而且是个社

会系统；（2）个体不仅受经济奖励的激励，而且受各种不同的社会和心理的影响；（3）

企业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4）强调“民主”而不是“独裁”的领导模式；（5）

强调参与管理，重视在组织等级中各层次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6）管理者不仅

需要有效的技术才能，而且需要有效的社会才能；（7）组织成员都可以通过满足某种

社会—心理需要来调动工作的积极性。

小资料：霍桑实验中的电话线圈装配工试验

这是霍桑实验中最主要的一项。为了研究非正式组织的行为、规范及其奖惩对工

人生产率的影响而设计出来的一组试验，于1931年11月到1932年5月间进行。这次实验选了14名男工在一间单独的观察室中进行。通过实验，研究者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工人们对“合理的日工作量”有明确的概念。而他们认为的“合理的日工作量”

低于企业管理当局拟订的产量标准。工人们估计，如果他们的产量超过了那个非正式的定额，工资率就会降低，或者产量定额就会提高；如果他们的产量低于那个非正式定额，又会引起企业管理当局的不满，所以他们就制定了这个非正式的定额，并运用群体的压力使每个工人遵循这个定额。对电话线圈装配工中社会关系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组织中存在着两个非正式群体。非正式群体有下面四条不成文的纪律：（1）你不应该干活过多；（2）你不应该干活过少；（3）你不应该向监工报告任何有损于同伴的事；（4）你不应该对同伴保持疏远的态度或者好管闲事。

梅奥等人提出的“人际关系理论”（Human Relations Theory）闻名于世，成为行为科学研究的先声。从此，更多的管理专家学者关注并致力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不断取得的成果又促进了对该问题的研究进程，从而导致行为科学这一新兴学科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正式形成。1949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召开的一次跨学科的讨论会上，提出了“行为科学”的概念。1953年美国福特基金会邀请一些大学的著名学者研讨后，正式把这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定名为“行为科学”

（Behavior Sciences）。行为科学是凭借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及其他一切与人的行为有关的学科（如政治学、历史学、教育学、生物学、医学、宗教学等）的理论来研究人的各种行为，因而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是由相关学科组成的学科群，心理学是其形成的一块重要基石。行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促成了行为科学学派的形成。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莱维特（H. J. Leavitt）出版了一本名为《管理心理学》的专著（Leavitt，1958），意味着管理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行为科学进入到管理心理和组织行为的研究阶段。此后，管理心理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三、管理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

虽然我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心理学思想，但这些思想基本上停留在经验和朴素的认识上。管理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西方引进的。1935—1937年周先庚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与陈立合作，在北平南口机车厂进行了关于职工提合理化建议的调查研究，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摸索调动职工积极性的途径。这是中国最

早的工业心理实验研究。1935年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陈立撰写并出版了《工业心理学概观》一书，第一次从环境、疲劳、休息、工作方法、事故与效率，以及工业组织、激励与动机等重要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国工业心理学和管理心理学的基本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已逐步开展工程心理学和劳动心理学的研究，但管理心理学的起步较晚。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学术界对西方正在迅速发展的工业与组织心理学知之甚少。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业部门感到需要运用心理学的知识调动企业管理者和职工的积极性，心理学界也感到需要开展有关生产管理中的心理学问题的研究，正是在这种改革和开放的形势下，管理心理学才逐步得到发展。1980年中国心理学会工业心理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管理心理学的起步。中国行为科学学会成立于1985年，实际上是管理心理学会，迄今为止各省市基本上都成立了行为科学学会。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有两个工业心理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从事管理心理学的研究。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经济与心理行为研究中心（原名工业心理研究室），另一个是浙江大学的工程心理学（原杭州大学的工业心理专业）。它们均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热的兴起，全国许多高校的管理学院的部分教师开始从事管理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一批硕士生和博士生以管理心理学领域作为学位论文的课题。从80年代起，我国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较有影响的著作，如薛恩（Shein）的《组织心理学》（薛恩，1987）、马斯洛（Maslow）的《动机与人格》（马斯洛，2005）、麦考密克（McCormick）等人的《工业与组织心理学》（麦考密克，伊尔根，1991）以及一些以“管理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命名的其他著作。1985年出版了第一部由我国学者卢盛忠编写的《管理心理学》教材，随后，又出版了许多管理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著作。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俞文钊的《管理心理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陈立的《工业管理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徐联仓、陈龙的《管理心理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和王重鸣的《劳动人事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这类著作逾百种。在这个领域内，也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包括激励、人员测评、岗位胜任特征、工作业绩评价、管理培训与发展、领导的CPM理论、变革型领导、管理决策、跨文化研究、组织气氛和组织文化、组织公民行为等，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相比，我国在研究和从业人员数量、成果的数量和创新性、社会影响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第二节管理心理学的基本概念管理心理学的新发展是组织行为学，它们既有一致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别。

一、什么是管理心理学

关于管理心理学的定义很多，本书采用美国学者罗宾斯（1997）的定义。他认为，管理心理学是一个研究领域，它探讨个体、群体以及结构对组织内部行为的影响，以便应用这些知识来改善组织的有效性。

与管理心理学密切相关的学科有管理学（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学、组织管理学）、行为科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如表1-1所示。

表1-1 与管理心理学密切相关的学科

管理心理学研究的问题既有一贯的核心问题，也有一些热点问题。以下两个问题一直是管理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1）人与工作、组织和环境的匹配问题。早期的管理心理学家主要研究人与工作、职业的匹配，管理心理学的研究已从过去的人如何适应机器向机器怎样适合于人转变。

近年来管理心理学家开始注意研究人与组织、环境的匹配问题。其研究结论为人力资源的招聘和选拔、绩效管理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

（2）激励问题一直是管理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过去曾产生了内容学派、过程学派和强化学派等有关激励的理论。此外，与激励问题密切相关的研究是有关工作承诺的研究，主要从工作价值观、职业发展、工作责任心、组织认同和对社会的态度进行研究。

二、管理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的联系与区别

（一）管理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的联系

从组织行为学的发展来看，组织行为学可以看作是管理心理学的新发展。管理心

理学与组织行为学在研究的目的、对象、内容和理论来源方面是一致的。具体表现在

如下四个方面：

（1）研究的目的相同。即通过对组织中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揭示其规律，并

以此规律指导个体、群体或组织的行为，达到组织的预期目标。

（2）研究的对象一致。管理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都把心理与行为作为自己的研究

对象。当管理心理学研究管理过程中人的心理特点及其规律时不可能不涉及人的行为；

当组织行为学研究一定组织中人的行为特点及其规律时不可能不涉及人的心理。

（3）研究的内容大同小异。管理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的内容构架基本相同，如都

包括个体问题、群体问题、激励问题、领导问题、组织文化与变革问题等。

（4）很多理论来源相同。虽然组织行为学的理论来源比较宽广，但很多理论来源

与管理心理学的理论来源相同，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生理学。其中

心理学是一门主要学科。

（二）管理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的区别

虽说管理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在诸多方面是相同或一致的，都是边缘学科和应用

学科，很多学者也容易将两者混同起来，但它们还是存在一些差别的。表1-2对这些差

别作出了比较。管理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前者的研

究对象是指组织中人的心理（包括外在、可观测、可变的行为，也包括内在的、甚至

是不可观测、不可变的行为，如思维、本能），而后者的研究对象是指组织中人的外在、可观测、可变的行为。由此决定了管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显得比较抽象、隐晦和

理论化，而组织行为学的研究成果更为具体、直观、实用。为克服管理心理学的研究

成果的不足，本书尽量吸取和介绍组织行为学的研究成果。

表1-2 管理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的比较

小资料：瑞士联邦工业大学为毕业生开设应急的管理心理学课程在大部分学科中，学生几乎都没有接触过管理方面的课程。然而，当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几乎立即就会面临人际关系、集体协作、交流技巧、处理压力等诸多问题。

为了给学生们提供最低限度的“进入准备”，瑞士联邦工业大学开设了一系列管理心理学方面的强化、应急课程。其主要内容涉及时间及压力管理，不同的管理风格，交际技巧，有感召力的公开演讲，顾客关注焦点及高质量服务，谈判技巧和艺术，冲突处理等。这些专题强化教学班，每班人数不得超过12人，除要求学生了解重要的原理外，特别强调能够立刻应用。为此他们设计了大量的实践练习、情景练习，并配有相应的教材。这一短期应急课程对所有专业即将毕业的学生们开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做法的确是行之有效的。

三、管理心理学研究方法与模型

（一）研究方法

传统管理心理学家关心的是组织理论内部的逻辑一致性，即设法保证得出的结论是从一系列数据中合乎逻辑地推衍出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数据来自于实验室实验，而不是来自现实的组织及其行为。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末，这种实验室研究方法在管理心理研究中颇为盛行。但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管理心理学以实验室实验为基础的传统方法论体系受到质疑和挑战，人们认为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

适合现实的组织，理论脱离实际。由此引发了管理心理学研究方法转向外部有用性的体系。这种以现实有效性为基础的研究方法面向现实的组织，强调研究的现实意义，发展一种直接与现实组织相联系的概念模型和研究方法。具体研究方法除了实验室实验或现场实验等传统方法外，包括经验总结法、观察法、测验法、研究者与实践者相互参与的准实验方法、案例比较法、现场研究法等。下面对它们分别加以介绍。

1．实验法

这是研究者有目的地在严格控制的环境中或创造一定条件的环境中，诱发被试者产生某种心理现象或行为，以研究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和行为规律的一种方法。按实验地点的性质可分为实验室实验法和现场实验法。在过去，管理心理学中的一些研究采用实验室实验法。但目前比较多地使用现场实验法。现场实验法主要有如下三个步骤：（1）进行实验设计，主要包括明确研究目的和假设，确定研究对象，并将其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拟订实验程序；（2）进行实验，主要观察和收集由自变量引发的心理现象（因变量）等方面的数据；（3）对从实验组和控制组获得的有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并写出实验报告。

2．经验总结法

这是研究者根据实际工作者的经验，用管理心理学的理论和知识，进行归纳、总结的一种研究方法。优秀企业家和管理者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他们的管理经验在媒体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但由于他们可能缺乏管理理论包括管理心理学的知识，其经验有一定的局限性，有时缺乏普遍意义和推广价值。这就需要管理心理学家与他们合作，开展咨询活动，从理论上提高他们的经验，使之科学化，总结后再加以推广。

3．现场研究法

现场研究是在现有组织的环境范围之内进行的研究，通常与实际工作者合作共同完成。现场研究所用资料包括观察者记录的组织成员的行为、组织成员填写的问卷、谈话记录或录音、书面文件、各种有关产量和质量的报表等。

现场研究也包括研究者出于研究目的的挂职行为。研究者以某一层次的真正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参与企业的某些实际管理过程，从而在管理一线获得机会超前识别并解决管理过程中的管理心理问题。

4．案例比较法

案例研究是对一个组织进行的详尽分析。案例比较法是将若干案例比较后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这种方法在于认识和描述不同组织结构中的基本相同点。对这些相同点的收集和分析可以产生一些能够作为预测未来发展的工具而应用于其他类似的或可比较情景的一般结论。可见，案例比较法有其广泛的实用价值。

5．测验法

上述各种方法都有可能要结合使用测验法，即采用标准化的心理量表或精密的测量仪器测量被试者有关心理品质的一种方法。运用测验法需要用标准化的测验工具，这些用文字或图形等表达内容的测验工具称为“量表”。在管理心理学研究中，许多心理学量表被采用。测验法在时间和经济上都比较经济，通常情况下测试结果还可用它探求个体、群体和组织心理之间的关系。

（二）一般模型

管理心理学在三个层面研究一定组织中人的心理和行为：（1）个体水平，主要研究个性特征、知觉、价值观和态度以及能力对个体行为的影响；（2）群体水平，主要研究沟通模式、领导方式、权力和政治、群体间关系和冲突水平如何影响个体和群体行为；（3）组织水平，主要从正式组织的设计、技术和工作过程、组织文化、工作压力水平等对个体、群体和管理心理的影响。

个体、群体和组织心理和行为的结果总是通过特定的外部有效性表现出来，从而显示心理和行为（自变量）与行为有效性（因变量）之间的某种因果关系。自变量有时通过中间/中介变量影响因变量。根据哈克曼（Hackman，1983）对行为有效性的研究，如果以下三个标准得到满足，就可以说个体、群体或组织在有效地从事工作：（1）组织的产出（产品或服务）超过那些接受、评价或使用这种产出的个体或群体所需要的最低质量或数量标准；（2）从事目前工作的经历有助于提高组织进一步完成新工作的能力；（3）组织中的人在本组织中工作所获得的经验，有利于他们自身的成长和满足程度的提高。

表现上述行为有效性的指标比较常见的有：（1）效果（effectiveness）；（2）效率（efficiency）；（3）缺勤（absenteeism）；（4）离职（turnover）；（5）工作满意度（Job satisfaction）。效果和效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方向、目标正确，做正确的事；后者是指快速地实现目标，正确地做事，少走弯路。管理心理学模型就在于通过定量的数学方法揭示个体、群体或组织心理和行为及其行为有效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如相关关系或者因果关系）。

从目前国际流行的实证研究方法来看，许多变量需要通过具有一定信度和效度的量表加以测量。比方说，对于“离职倾向”，就可以通过下面三个陈述加以测量：（1）在未来的12个月内，我可能会离开这家公司。

（2）在未来的三年内，我可能会离开这家公司。

（3）如果能够得到多一点薪水，我就可能跳槽。

苏方国，赵曙明（2005）对上述“离职倾向”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认为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小资料：人格类型和控制源影响工作满意度和心理健康蒋奖，许燕，周莉著文（2004）探讨医护人员A型人格、控制源与工作满意度、心理健康的关系。他们认为，A型人格者缺乏耐心、有时间紧迫感、有强烈的竞争意识、敌意。与之相对的B型人格者缺乏时间紧迫感、竞争性弱、容易满足。控制源（Locus of Control）表明个体对事件结果与自身行为之间关系的看法。控制源有两种倾向，即内控（Internal Control）与外控（External control）。内控者倾向于把自己成功或失败归于个人的能力、人格和努力等，而外控者则将之归于运气、命运和有权力的他人等。本研究的自变量有两个：一个是人格（A型或者B型），另一个是控制源（内控者或者外控者）。因变量也有两个：一个是工作满意度，另一个是心理健康。研究结果表明，医护人员A型人格、控制源和工作满意度、心理健康之间均存在极其显著的负相关，即越是A型人格的医护人员其工作满意度越低，心理健康水平越差；越是外控的医护人员其工作满意度越低，心理健康水平越差。当然，本研究主要是对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仍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思考练习1-1：简答题

1．什么是霍桑实验?

2．什么是管理心理学?

3．什么是管理心理学的模型?

思考练习1-2：单项选择题

1．霍桑实验的主持者是（）。

（1）梅奥（Elton Mayo）（2）霍桑（Hawthorne）

（3）泰勒（F. W. Taylor）（4）斯科特（W. D. Scott）2．霍桑实验中的电话线圈装配工试验是为了研究（）。

（1）员工满意度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2）工作环境的物质条件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3）非正式群体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4）正式群体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3．首次提出“管理心理学”概念的学者是（）。

（1）梅奥（Elton Mayo）（2）莱维特（H. J. Leavitt）（3）莉莲·吉尔布里斯（Lillian M. Gilbreth）（4）斯科特（W. D. Scott）

思考练习1-3：是非判断题

目的：本练习在于帮助学生认识管理心理学知识如何促进其对组织生活的理解。

指示：阅读下面每句陈述，并根据学生的看法对其正确与否画圈。全班讨论后，再由老师解释。

1．是否快乐员工的生产效率高。

2．是否即使有迹象表明决策无效，但决策仍会继续支持决策的实施。

3．是否能够防止员工冲突的组织比较有效。

4．是否个人谈判比小组谈判更好。

5．是否有很强文化的公司是最有效的。

6．是否未经受压力的员工的工作绩效更佳。

7．是否与男性领导相比，女性领导在作出决策时更喜欢其他员工的参与。

8．是否大多数高层领导是A型行为类型者（即态度强硬，缺乏耐心，爱

竞争，好发脾气，很强的时间紧迫感，说话很快）。

9．是否当获得与自己干活差不多的其他员工更多的报酬时，员工通常会

感到占了便宜，感到内疚。

管理游戏1-1：我的期望

在任何时候，只有知道对方到底想要什么，才能很好地做到有的放矢，更好地满足对方的需要，这个游戏就通过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说明了这一点。

参与人数：集体参与

时间：10分钟

场地：室内

道具：纸笔，“我的期望”卡

应用：教学刚开始前的沟通与交流

游戏规则和程序：

1．给每一个学生发一张“我的期望”卡，给他们两分钟时间，让他们讲今天来这里上课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想要从这个课程里面得到什么。

2．接下来让大家分享一下他们来这里的目的，选出最有代表性的问题等。

第8章：20世纪80年代小说

第八章 20世纪80年代小说【教学目的、要求】：了解20世纪80年代小说发展脉络和主要作家作品。【教学重点、难点】：小说创作潮流与具体作家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课时】：6学时【教学内容】：一．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潮流（一）伤痕文学： 1．概念及代表作品：伤痕文学是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主要是控诉“文革”给人民留下的精神和身体创伤。 1979年11月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标志着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新突破。刘心武《班主任》揭露了文革对宋宝琦、谢惠敏等青少年灵魂的扭曲和精神的伤害，通过他们的畸形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畸形本质，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接着卢新华《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写“文革”时期的“革命小将”王晓华和“叛徒”母亲的故事。小说从母女感情，即中国人最为注重的伦理感情人手，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带来的无法弥合的创伤。其他还有孔捷生《在小河那边》、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等。 2．特征：现实主义的重新回归－真实性；个人性、情绪性、政治性；情感上的宣泄色彩，政治上的批判色彩；人道主义的回归。（二）反思文学： 1．概念及代表作品：反思文学是对建国后社会历史生活，特别是对重大政治事件用艺术形式重新审视文学潮流。对农民悲剧命运的反思：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古华《芙蓉镇》；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冯骥才《啊》、张贤亮《绿化树》、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干群关系：王蒙《蝴蝶》、刘真《黑旗》、王蒙《布礼》、张弦《记忆》、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 2．特征：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以深邃的历史意识、批判精神和使命感来对历史进行反思与评价，致力写出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与环境中的命运与情感。（三）改革文学 1．改革文学的兴起与特色：改革文学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动物基因组计划和动物分子遗传学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突破性成果，国际上的动物育种已逐渐进入分子水平，从传统的育种方法朝着快速改变动物基因型甚至是单倍体型的方向发展。动物分子育种的理论和技术得到了不断完善，可以预见分子育种在动物中的广泛应用，必将迎来了新的畜牧科技革命，对21世纪世界畜牧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1．分子育种的理论基础遗传学从产生起经历了经典遗传学、群体遗传学、数量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发展到现在的分子数量遗传学。孟德尔遗传学与数学相结合形成了群体遗传学，通过它来研究孟德尔群体的遗传结构及其变化，即群体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的组成和变化。群体遗传学使孟德尔遗传学由家庭水平发展到了群体水平，而数量遗传学则是群体遗传学和统计学应用于数量性状的产物，是研究群体数量性状遗传与变异规律的科学。分子数量遗传学是分子遗传学与数量遗传学相结合诞生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分子育种就是以分子数量遗传学的理论和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动物育种方法。动物育种技术随着遗传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经历了从表型和表型值选种，基因型值或育种值选种，发展到目前以DNA分子遗传标记为基础的标记辅助选种、转基因技术和基因诊断试剂盒等的分子育种。 2．动物分子育种动物分子育种(animal molecular breeding)是利用分子数量遗传学理论和技术来改良畜禽品种的一门新型学科，是传统的动物育种理论和方法的新发展。从目前发展现状来看，它应包括两方面内容：基因组育种(genomic breeding)和转基因育种(transgenic breeding)。其中，基因组育种是在基因组分析的基础上，通过DNA标记技术来对畜禽数量性状座位进行直接选择，或通过标记辅助导入有利基因，通过标记辅助淘汰（marker assisted culling，MAC）清除不利基因等，以达到更有效的改良畜禽的目的。转基因育种则是通过基因转移技术将外源基因导入某种动物的基因组上，育成转基因畜禽新品种（系），从而达到改良重要生产性状（如生长率、遗传抗性等）或非常规性育种性状（如生产人类药用蛋白、工业用酶等）的目标。由于动物分子育种是直接在DNA水平上对性状的基因型或基因进行选择，因此其选种的准确性会大大提高，克服了传统动物育种方法的缺陷。按照常规育种方法要提高家畜的生产性能，如瘦肉率、产奶量、增重速度、饲料利用率等，人们往往需要进行多代杂交，选优交配，最后培育出高产、优质、人们期望的品种。然而，这种传统的方法存在着品种育成时间长、育成后再想引入新的遗传性状困难大等许多弊端，使带有新性状的品种可能同时也携带有害基因，杂交后有可能会降低原有性状。而分子育种能够克服传统杂交选择法的各种缺陷，具有高效、快速育种的特点，目前已显示出了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必将成为动物遗传育种学科发展的方向和21世纪动物育种的主流。 2.1基因组分析与动物分子育种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正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刚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的时候，新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思潮等矛盾不断冲击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改革步伐不断的加大，社会中的各阶级的社会心态也不断的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国人的心态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了。社会心态，指的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反应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方向，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 20世纪80年代，我国面临着两大方面的矛盾对立：改革与保守，开放与封闭。实行改革开放势不可挡，但我们必须重新去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看待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就成为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阶层的经历和价值观利益观的不同，对这一时期的看法也不同，社会心态也各有不同，我们下面主要是研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当时的社会心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头条上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此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了。从78年到80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而且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所以人们当时的社会心态就更多的反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上。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这一时期，迷惘、悲观、怀疑、逆反等情绪瘟疫一样在青年群体中互相感染，造成青年中三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信教青年急剧增多；二是自杀青年急剧增多；三是偷渡港澳台的青年急剧增多。尽管这些现象只是滞留在少数青年的行为中，但却反映出这一时期广大青年的总体的心态特征——在深感人生缺憾的痛苦中产生的失落感、惶惑感和迷茫感。从他们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得出经过文革的影响的他们，社会心态是厌世和消极的，产生的极度不信任感才致使他们这么做。但是与选择自杀相比，绝大一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在伤口上进行反思的，他们站在现实的角度上逐步形成了积极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唾弃迷信中的误导，用自己的眼睛重新看待人生。从思想方面来说，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去触及以往那些被奉为禁止的东西了。他们的心态开始逐渐变得更包容更开放，对于文艺创作和美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开始追寻人性、人道主义等方面的美。从真理思想大解放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慢慢发生改变，开始用自己的思想去看待问题，改变了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一刀切的心理。对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没有局限在那些条条框框的理论上。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心态也变得更加的开放和包容起来。开始引进外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来促进本国的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社会上流行

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

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人，習慣稱之為“80後”。這些人大多是獨生子女，從小便受到社會和父母的特殊關愛。“80後”被認為是生活在幸福中，沒經歷風雨、比較叛逆獨立的一代。也有大多數人認為：他們的心理脆弱、獨立生活能力差，並且自傲，是沒有主義、沒有信仰的孩子，他們生存能力差，眼高手低，社會責任感比較差。但思想個性獨立、叛逆性強、大膽地表現自己，善於自我欣賞。今天，“80後”已開始走上社會舞臺，有的在大學接受高等教育、有的走上工作崗位，甚至到了談婚論嫁和生育後代的年齡。“80後”有著與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人迥然不同的群體特徵，因而引發了社會各界的爭議和關注。不少社會學者和教育工作者認為，“80後”正處於中國社會價值觀和行為方式轉型期，在他們身上，存在著不少較為明顯的缺點，但他們的昂然自信、富有創新精神，也是有別於60年代、70年代出生人的鮮明特點。一、調查結果與分析（一）核心價值觀：崇尚自由，重視家庭在所列舉的“成就感、平等、自由、寬容、智慧、負責”六個詞中，23%的人選擇了“自由”，21%的人選擇了“成就感”，17%的人選擇了“寬容”，這說明“80後”是一個崇尚自由，喜歡無拘無束的，渴望實現自我的價值。這與社會對這個群體的評價是一致的。在家庭、朋友、事業的重要性選擇中，超過50%的“80後”更看重家庭，這說明在市場經濟社會所帶來的文化觀念衝擊下，中國傳統的以家庭為紐帶的集體主義觀念在中國“80後”的青年群體的價值認同中，並沒有過多的被削弱。而在事業重要性的認同上，調查結果並不讓人意外，男女比例分別為34%、15%，男性的事業心較之女性強，更希望獲得工作上的成就感。（二）擇業觀：個人本位，注重個人發展空間調查顯示：“80後”的人群在選擇職業的時候更加注重自我價值的實現，即工作並不傴傴是為了金錢了。在選擇工作的態度上，“80後”認為一份滿意的工作最應具有較大的晉升空間，而薪酬待遇位居其次，“根據自己的興趣”和“所處職位的高低”來選擇職業的各占了17%。也就是說，“80後”更注重個人的未來發展機會，而不傴傴唯錢至上。但他們的價值取向多樣化，注重個人本位，比較現實，“80後”工作者會比較少考慮組織的利益。

[整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疾病历史地理研究综述张雷（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昆明，650091）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灾害、疾病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有许多不足，本文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梳理，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关键词：灾害疾病研究综述一、以往灾害、疾病史的研究的阶段性发展关于灾害及救灾的问题自古一直受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上世纪20—40年代，他就开始起步了。当时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各种自然灾害的肆虐横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激化。自然矛盾的刺激，使社会矛盾白炽化，二者交织在一起，让人难辨是天灾还是人祸。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学者前辈从不同视角对灾害问题发表过各种见解和看法，涉及到许多方面，现在硕果累累的荒政史研究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更多的有识之士涉足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关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1937年“七七事变”和抗日战争的开始，使得这种研究被迫中断。此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相关研究成果寥寥无几。二十世纪50—70年代，是灾害与荒政问题研究的停滞阶段。在1949年后的学术研究中，因为史学研究的侧重点问题和政治环境的影响，此问题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从而陷入了停滞，仅在六十年代饥荒时期有极少的几位学者对其进行了关注。“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9年，灾害史研究成果上一片空白。二十世纪80年代至今，灾害及荒政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日渐好转，人类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更多关注，对减灾抗灾问题的日趋重视，尤其是1991和1998年两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的发生，学界对荒政史又重新给予了关注，并使其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此研究的范围日渐扩大、视角逐步拓宽、方法更加多样化、成果也层出不穷，出现了一个新高潮。但是长期以来，疾病医疗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界所忽视，198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尽管从社会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疫病的研究开始在海峡两岸逐步兴起，但仍处于草创阶段。关于疾病历史地理研究更是不足，所以疾病史地研究的潜力更大，需要我们历史地理工作者去发掘。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疾病史研究成果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灾害、疾病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以下方面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就： 1、对灾害、疾病史问题进行总体把握即对灾害、疾病问题宏观概括，总结其总体特征，历史角度审视其发展演变的轨迹。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通过大量的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从人口、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等角度，进行研究探讨，认为不同的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社会对灾害的反应不同，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思路。卜风贤、惠富平：《中国农业灾害历史演变趋势的初析》（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对中国农业灾害进行总体的概括，并总结出了在中国农业灾害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两条趋势性的规律：一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灾害的发生有增加的趋势，农业生产的发展非但没有使农业灾害的发生减少或降低，反而日渐增多并加剧；其二是中国农业灾害的高发区与中国的主要经济区基本一致，经济发达地区灾害发生的频度往往较高。我们可把前者称之为农业灾害时间分布的趋势性规律，后者称之为农业灾害地域分布的趋势性规律。卜风贤：《中国古代的灾荒理念》（《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提出对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灾害和饥荒进行综合研究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并从现代灾荒理念下理解，从古

工程管理专业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

展，具备工程技术及经济管理、法律等基本知识，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的高级工程管理人才。工程管理专业与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的知识结构相接轨，专业方向涵盖工程项目管理、房地产管理经营、工程投资与造价管理、国际工程承包等方向。毕业生可从事工程咨询、工程项目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的相关工作，专业覆盖面宽，从业范围广，社会需求大。

资格考证：EMCI）等。发展状况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科教育是在管理工程专业、涉外建筑工程营造与管理专业、国际工程专业、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以及其他相关专业教育的基础之上逐渐发展形成的。早些时候，国际上诸所大学院所中开设工程管理这门专业的也是寥寥无几，只是侧重于某些重点方面进行专门的专业教育，

高，将对工程管理专业及行业的发展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挑战。如何使工程建筑在质量、监理的水平以及创意上有所突破，都需要工程管理方面的协调和配合。在建筑施工组织和技术、工程开发和经营、财务的滚动和回收、整体规划的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工程管理的升级和同步发展，以适应发展变化的需要。业等等。就业状况工程管理专业的就业领域涉及建筑工程、工程施工和控制管理、房地产经营以及金融、宾馆、贸易等行业部门的管理工作。这一专业涉及就业领域对人才的大量需求比较普遍。从银行证券到酒店宾馆，从建筑企业到房地产开发公司都急需补充大量的工程营造管理及相关专业的人才，因此人才市场上对该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很大。该专业就业领域所涉及到的工作是：综合系统地运用管理、建筑、经济、法律等基本知识，侧重于工程建筑、施工管理以及房地产经营开发，并熟悉中国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进行企业工程开发建设项目的经营和管理。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修改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就业政策，为专业人才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完善了专业人才尤其是高校毕业生脱颖而出的市场机制。北京市先后出台了《北京招聘外地人才细则》等政策，使外地专业人才留京之路进一步拓宽。享受政策优惠的人才包括

20世纪80年代中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区问题在我国开始受到重视，政府倡导的社区服务在全国普遍展开。90年代初期，民政部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概念，开始在中国大地探讨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节社区的渊源及内涵一、社区的产生社区概念的提出，始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社区是指相对立的一种传统的精神状态、生活方式和组织形态。此后，美国社会学家罗密斯第一次在译文中划分了社区和社会的概念，提出社区和社会是有区别的。认为社区是自生的，而社会是结合的;社区是同质的或异质共生的，而社会则是异质的;社区是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而社会则是相对开放的，相互依存的;社区往往是单一价值取向的，而社会则是多元价值取向的;社区是人们感情和身份的重要源泉，而社会则是人们理性和角色的大舞台。二、社区的内涵国内外学者对社区的概念理解各有侧重，对社区的定义也是人人言殊，但对社区的地域性却是基本认同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社区成为多学科学者研究的对象。有的学者表述为“社区是若干个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地域里，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部分社会学家认为，社区是进行一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生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也有的学者指出：社区是指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根据一套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还有的认为：社区是由聚集在某一地域内按一定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具有共同人口特征的地域生活共同体。可见，人们在概念的理解、定义的确定上各有不同，但大都同意在地域意义上使用社区一词。因此，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第二节社区的特征及构成要素一、社区的特征社区的概念既然是有一定地域范围的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那末它必然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社区是社会的缩影由于社区是社会成员的生活基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活动是在本社区内进行的，他们以家庭为单位消费各种生活资料，解决最基本的社会生活需求，以此建立了多种社会人际关系，通过社区，共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难题。因此，社区不仅包括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而且包括由这些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被称为“反思小说”。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大陆文坛出现的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反思”一词是哲学上的一个术语，含有反省、回顾、再思考、再评价、怀疑以往既成的结论等多层意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作家们开始以冷静、严肃、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审视历史，他们视野更加阔大、思考更加深入，反思文学从而应运而生。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发展和深化。较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再满足于展示过去的苦难与创伤，而是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不再限于表现“文革”十年的历史现实，而是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是更早的历史阶段。重新探究历史是非，对过去一贯以为正确而在实践中证明是错了的政策、路线、事件提出怀疑，并以艺术的方式加以充分而深刻的表现，这就是反思文学的基本出发点。在反思文学兴起的初期，“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革”等一个个事件的历史真实不断在文学中得到展示，而这些，也就构成了反思文学的主要题材。这一时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悲剧性的，作家们在悲剧中倾诉了人民的苦难，贯注着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思考。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等是其中的代表作。随着新时期作家主体意识的加强，从王蒙写作《蝴蝶》开始，作家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就是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这样，文学就将展示历史的进程与探索人生的真谛结合了起来。在反思文学的这一阶段，新时期文学完成了它的一次重要的跨跃——由侧重于表现时代精神到注重于张扬人的主体，由展示历史沿革到致力于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寻。反思文学开阔了新时期文学的视野，使新时期文学具有了更丰厚的容量与更深刻的蕴含。背景社会条件：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社会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作家条件：“右派”作家归来；青年作家涌现思想条件：文学不再满足于暴露揭示伤痕，而试图对历史作纵深整体性思考。类型反思内容：对共和国初期至“文革”时期历史、社会、个体命运进行批判性思考。反思对象：较广泛，干部、右派、知青、农村、军营生活、商人、“内奸”等在文革中命运。思考触角，追索从左到极左的深层历史原因。反思主体：复出作家、知青作家、女性作家可与“伤痕文学”相比较。特征 1.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从文革上溯到四清、大跃进、反右。再现反思社会灾难和人生悲剧。 2.反思历史，同时文学反思，作家主体、文体意识觉醒。

20世纪80年代来我国幼儿园社会会领域课程沿革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4b13990386.html,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来我国幼儿园社会会领域课程沿革作者：廖莉来源：《早期教育(教师版)》2006年第06期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幼儿园社会领域课程的发展，经历了从“常识”到“社会”的变化过程。该过程积累了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去研究、借鉴。一、20世纪80年代的“常识”课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幼儿教育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78年教育部颁发了《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80年又制定、试行《幼儿园教育纲要》，对文革期间在幼儿教育领域内反科学的种种谬论和措施，予以全面的拨乱反正。该时期幼儿园课程的特点是，批判了文革期间幼儿教育成人化的做法，在指导思想上提出了主体观，强调课程的实施要充分调动幼儿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出了活动观，重申了游戏、观察、劳动、日常生活等各个环节对幼儿成长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发展观和个体观，指出幼儿教育应当运用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要求和方法来实施教育；并明确强调幼儿教育要发扬老解放区“一切为革命”、“一切为孩子”的革命传统教育思想。然而，该时期的幼儿园课程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以“常识”课程为例： 1．课程目标单一，片面强调知识的灌输，忽视幼儿个性品质的培养；未能涉及幼儿社会情感、社会技能的培养目标：在社会认知方面，缺乏对自我认知、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方面的要求。。 2．课程内容设置陈旧，局限于幼儿常见的日常生活用品、交通工具和常见的动植物等。李淑贤(1991)指出，从对刚入园幼儿的抽查结果来看，当时小班常识教材的10项主要内容，已有8项被50％以上的幼儿在入园前就熟悉了。课程内容对幼儿缺乏吸引力，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

教师专业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以来,经过20多年的理

教师专业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以来，经过20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已经发展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教育研究共同关注的课题，是当今教师教育改革的主流话语。分析教师专业发展现有的观念及存在的问题，探索教师专业发展的可行性模式，对于提升我国教师素质、提高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作为一种职业，教师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在“教师专业发展”的概念明确提出即将教师行业视作一种“专业”之前，教师更强调作为一种“职业”，在专业化程度上远不如律师、医生等。教师专业化程度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教师行业缺乏严格的准入制度，教师的成长或发展缺乏科学的、独立的评价机制。在现实中教师弱专业化的重要表现就是“谁都可以当教师”，由于大量缺乏师范教育或教师教育训练的人员进入教育行业，教师队伍水平参差不齐，整体质量不高，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健康发展。随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逐步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战略体系的核心，教育价值的重要性空前凸显，教育的质量、教师的水平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在这种大背景下，教师专业化、教师专业成长被提了出来。1966年,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中明确宣告教师职业是一种专业。教师被界定为一种“专业”，意味着教师成为一种专门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可见，在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几千年里，教师专业化的提出和实施只是近五、六十年的事情。在我国，1971年中央教育审议会通过了《关于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的调整的基本措施》，指出：“教师职业本来就需要极高的专门性”，强调要确认教师职业的专业化。1975年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第35次国际会议通过了《关于教师作用的变化及其对于教师的职前教育、在职教育的建议》，强调指出教师职业作为专业，必须重视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的统一性和教师培养的终身化。这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操作提供了指导性原则。20世纪八十年代，一篇题为《救命！教师不会教》的文章，引起了美国公众对教师质量的担忧，从而拉开了以“提高教师素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核心的美国教育改革的序幕。在“教师专业发展”的理想体系里，教师队伍不再是一个大杂烩，成为一个具有严格准入制度的“专门化”行业，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这个理想的体系已经越来越向现实的实践转化。教师专业发展理念的产生及其贯彻执行随之成为教育研究与改革的热点课题。那么，究竟什么教师专业发展？从广义的社会学视角来说，“专业”是依据社会职业划分的专门职业，即某专业相对于其他专业有着独特的技术、运行及评估机制，不同的专业之间强调相异的理念与操作系统。所谓的“隔行如隔山”反应的就是这个原理。教师专业发展就是要使教师职业达到“专业”化，也就是说，从事学校教育的人只能是通过特定训练而具备教师特质的人士来担任。从有关教师专业发展(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的研究文献来看，在对教师专业发展概念的理解上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1．教师专业发展等同于教师专业化认为教师专业发展等同于教师专业化的理解又可以区分出三种情况。(1)二者同指教师职业从非专业或半专业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专业的过程。在构词上，“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分别应该是“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在提出教师专业化理念的最初，两个概念在这种涵义上的使用比较多，人们对教师专业化的研究和实践，主要是从教师群体角度来关注。(2)二者同指教师个体从新手逐渐成长为专家型教师的过程。在构词上，“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分别应该是“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 (3)二者都包含了教师职业专业化和教师个体专业化两个过程。在构词上，“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既可以分解为“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又可以分解为“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 2．教师专业发展有别于教师专业化

20世纪80年代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面对毒品在全球日趋泛滥、毒品走私日益严重这一严峻形势，联合国１９８７年６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了关于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的部长级会议。会议提出“爱生命、不吸毒”的口号，并建议将每年的６月２６日定为“国际禁毒日”，以引起世界各国对毒品问题的重视，共同抵御毒品的危害。同年１２月，第４２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将每年６月２６日确定为“国际禁毒日”。毒品泛滥是当今世界面临重大问题之一。据统计，全球约有２亿人在使用毒品，吸毒人群遍及全球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吸毒人群日益年轻化，年龄在１６岁至６４岁的人口中，约５％的人一年至少非法吸食过一次毒品。全球每年毒品交易额达８０００亿至１万亿美元，每年因滥用毒品致死的人数高达２０万，上千万人因吸毒丧失劳动能力虽然国际社会在遏制毒品蔓延、打击毒品走私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毒品问题仍是当今世界的头等公害。据统计，全球约有２亿人在使用毒品，吸毒人群遍及全球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每年毒品交易额达８０００亿至１万亿美元。此外，全球每年因滥用毒品致死的人数高达２０万，上千万人因吸毒丧失劳动能力，吸毒人群日益年轻化。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认为，要想控制毒品泛滥问题，就要从毒品的来源——毒品种植入手。据联合国《２００７年度世界毒品报告》提供的数据，２００６年全球鸦片总产量达６６１０吨，创历史最高纪录，比２００５年增加４３％。其中，阿富汗鸦片产量为６１００吨，比２００５年增长２０００吨。其主要原因是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从２００５年的１０.４万公顷增至２００６年的１６.５万公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指出，虽然全球毒品泛滥的情况目前已得到控制，但从根本上解决毒品问题任重道远。各国应继续加强国际合作、开展技术援助，并采取有效措施从

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成分的更改1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S O C I O L O G Y P K U 1 9 2 2 【编者按】徐规教授关于畲族名称、来源与迁徙的文章，引用大量古籍文献、族谱信息，详细介绍了宋代以来这支人群的历史变迁及可能追溯到的其祖先来源，分析了这一群体与临近族群之间可能的血缘联系，这一群体的曾用名，周围人群对他们的称呼，历史上可能的迁移路线等。这些文献的研究和讨论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内部的族群差异和族际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认识在这片土地上居住过的各群体的族源与迁移活动、传统经济与文化活动的特征、集体信仰、在不同朝代中的社会地位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徐规教授的这篇论文是这一领域学术探讨的典范。我们同时也注意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类历史文献研究开始被纳入“民族识别”的轨道而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中，成为政府识别一些群体是否可以被认定为独立“民族”的重要依据。我们从文章中看到，在中国历代古籍文献中，从来没有把这些群体（无论是“畲”还是“瑶”、“蛮”等）称为“民族”，文献中介绍的这些群体，只是一些在族源、语言、信仰传统、文化习俗等方面具有自身特征、也许在社会地位方面也与周围其他人群存在差异的群体。这些群体的人口规模或大或小，有时与其他群体合并，有时自身分解为多个更小的群体，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这些过程就是中国历史上群体演变的常态，与近代从西方引入的“民族”概念无关，也很难生硬地套入斯大林“民族”定义四条标准（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之中。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群体演变，只能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理解当年这些群体的具体态势和他们在历史上的自我认知，而不能套用现代政治话语来加以生硬的解读。【论文】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成分的更改1 ——以西南地区为例赵永忠2 本文结合西南地区，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有关民族成分更改的相关规定和具体做法作一简要的论述，希望对目前有关民族成分变更工作有所裨益。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改民族成分的背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曾开展了两次规模较大的民族识别工作。到1979年，我国55个少数民族识别工作顺利完成。到1990年止，经国务院确认的少数民族共有55个，加上汉族，全国共有56个民族。至此，祖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族属和民族成分、族称以及大家庭中民族成员结构等问题基本搞清楚了，为进一步解决好国内民族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 但是在民族识别工作中，特别是在1964年以前，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民族识别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对部分少数民族识别有误，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由于解放前长期遭受民族歧视，部分少数民族不敢申报真实的民族成分。如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民族歧视和压迫，迫使居住在贵州省石阡县汤山镇燕子岩、万安乡银丰村、亚新村、扶堰乡九龙湾、青阳乡桃子湾、鹅犁董、聚凤乡高坪指甲坝及县城、本庄、白沙的部分夏、姜、包三姓和江口县匀都土家族苗族乡漆树坪、桃映乡街上的胡姓隐瞒自己羌族的民族成分，而报为汉族。[2]又如满族本是贵州省世居民族，主 1 本文刊载于《学理论》2010年第6期，第49-52页。 2 作者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意识形态研究述评

理论前沿2002年第3期研究动态 43 [摘要]1980年以来,国内意识形态研究一直呈活跃局面。本文对国内学术界引介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情况以及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概括。 [关键词]意识形态;热点问题[中图分类号]F036;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1007-1962(2002)03-0043-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意识形态研究述评鲁克俭一、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引介 1.国内刊物对国外意识形态研究的译介。 1980年以来,国内刊物先后刊发了多篇国外意识形态研究的译文。《哲学译丛》1980年第2期刊登了西方“马克思学家”L.柯拉科夫斯基《没有选择的人》一书中的一节“意识形态和理论”,该文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对立起来,并否定“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刊登的澳大利亚学者G ?马尔库斯的文章“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三种含义”,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探讨马克思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同期刊登的英国《新社会》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关于知识社会学”,介绍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4年第2期刊登的苏联学者达维久克季塔连科的文章“从‘非意识形态化’理论到‘重新意识形态化’观念”、莫斯克维切夫的文章“‘非意识形态化’理论的产生”、格拉诺夫等人的文章“‘重新意识形态化’———克服精神危机的企图”,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非意识形态化”理论和后来出现的“重新意识形态化”思潮;《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 3期刊登的波兰学者M ?杜勃罗西尔斯基的文章“科学?意识形态?世界观”,考察了“科学”、“意识形态”,“世界观”三个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第5期刊登的苏联学者的文章“世界观与意识形态”,对“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上述这些文章的作者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都很熟悉,因而在行文中涉及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通过这种渠道,国内学者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已经有了一个初步了解。 2.国内研究者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评介。从1980年开始,国内学术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介性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加之上述国内刊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译介,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内一些研究者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评介性研究。《重庆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刘莘的“意识形态与科学: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首开这种研究的先河;紧接着《福建论坛》1987年第3期张汝伦的“哲学释义学,还是意识形态批判?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争论述评”,考察了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此后评介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论文还有:《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金德万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乌托邦: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译介”;《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张凤阳的“从意识形态与科学之争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化”;《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1年第1期龚政文的“意识形态与艺术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考察” ;《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4期陈振明的“评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等。针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的评介性研究始于《哲学动态》1988年第10期姚大志的“西方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辩论”。此后的评介性研究还包括《求是》1989年第 11期宋惠昌的“当代世界意识形态理论演变的基本特点”, 《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余平的“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概念”;《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5期姚大志的“从意识形态理论到知识社会学:曼海姆哲学的实质和意义”等。此外,还有的研究者就西方意识形态理论中争论的热点问题进行评介,如《哲学动态》1988年第3期王兼强的“国外对意识形态与科学关系探讨”;《哲学动态》1992年第7期姚大志的“西方对‘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的三种意见”;《理论学刊》1992年第4期岳文剑的“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兼析西方的‘意识形态非科学理论’”等。

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1．张芳同学写了一篇关于“西藏今昔巨变”的主题论文，下列史实与之无关的是（）

A青藏铁路通车 B 西藏和平解放C西藏民主改革D设立经济特区2．这一握，穿越了60年的历史风雨。60年前，国共两党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福祉曾有过两次成功的“握手”，即（） ①北伐战争②辛亥革命③抗日战争④解放战争 A①②③ B ①③④ C ①③D②④ 3．我国的经济特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主要区别是（）A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B与中央的关系不同 C社会制度不同D各自的权限不同 4．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之所以迅速发展，最根本的一点是（） A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一脉相承 B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指引 C国际形式变化的影响 D海协会和海基会的共同促进 5．探究问题：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1979年，中国农民以特有的首创精神奏响了改革的序曲。安徽和四川等一些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一年深圳、珠海等四个经济特区开始筹建，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此时的中国，改革的初步成果催生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一场奋力图新的社会变革，如春潮般涌动，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道路。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复兴之路》解说词 ①今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多少周年？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②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③接合所学知识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意义是什么？ ④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社会变化很大，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⑤从改革开放的变化中你得出了怎样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语段教学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语段教学研究综述郭利霞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段教学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目前已经成了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的一个热点,表现在研究角度全面,研究方法多样,研究内容丰富。但整体而言,语段研究还不够深入,因此,研究者应该认真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尽可能熟悉并熟练运用各种理论,使语段研究走向深入。此外,语段研究在教材建设、个案研究、理论应用等方面还非常薄弱,以后应该加强。关键词:对外汉语;语段;教学;研究;成就;不足;建议中图分类号:H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603(2009)0620112207 收稿日期:2009209229 作者简介:郭利霞,女,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A Summary of Studies of P assage in T 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since 1980 G UO Li 2xia (Dep.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kai University ,T ianjin 300071,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actuality of the studies of passage in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analyzed the achievements and demerits in current studies. K ey w ords :passage ;teaching ;study ;achievement ;demerits ;suggestion 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界的“句群热”兴起时,对外汉语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进行语段教学的重要性,呼吁应该重视培养学生成段表达的能力(刘镰力,1980;李玉敬、孙瑞珍,1980;任远,1984等),但应者寥寥。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汉语教师队伍的壮大,教学实践的丰富,语段教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投入到了语段的教学和研究中,如施光亨(1991)、陈灼(1991)、吕必松(1992)、李杨(1993)、吕文华(1994)等。吴为章、田小琳(2000)的《句群》从分类、组合和切分、句群与教学、句群与语言研究等方面句群研究进行了描写和分析,陆俭明(2000)则明确提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推行“语段或篇章本位”的教学观,加强语段、篇章分析的意识,代替过去“句本位”的教学观。可以说,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摸索和探讨,对外汉语学界目前已经形成了“语段热”。什么是语段?多数学者认为句群和语段是同一种语言单位的不同表述。如:“语段也就是句群”(杨石泉,1984);“语段指的是具有一定交际目的和内容及形式上相对完整的口头语言材料,常见的是句与句组合成的句群、段落或会话。” (齐燕荣,1996);“语段又称句群”(陈福宝1998);“语段也叫‘句群’、‘句组’、‘句段’、‘群句’”(涛亚2000);“语段指比句子大一级的语法单位,是由前后衔接连贯并有一个明晰的中心意思的一组句子构成的语言片段,又称‘句群’、‘句组’” (张宝林,2001);“语段指由两个以上完整的句子构成的意义连贯的一段话,语篇指话语篇章。” (郭颖雯,2003)也有学者使用“篇章”的术语,如郑锦全第6期2009年12月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orth China E 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 ) N o.6 December 2009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陈云在1979～1989年十年中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有哪些重要思想值得我们牢牢记取? (一)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1977、1978年错在什么地方?就是错在没有把“实事”搞清楚。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已经不可能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考察了日本、欧洲，只看到了他们战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成为发达的国家，没有看到他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好，他们的技术力量比我们强，更重要的是没有看到他们没有八亿农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这样一个情况，从而不适当地坚持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并且错误地提出要以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要在20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结果犯了“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错误。 1983年以后错在什么地方?就是错在没有坚持20年翻两番的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振兴的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同样错在没有把“实事”搞清楚。当时的“实事”是什么?首先，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经济体制有待在经济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进行系统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前十年只能着重于打基础、理顺关系，速度不能搞得太快，而且要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由于没有这样做，一些领导人天天在那里鼓动翻番，鼓动大上基本建设项目，鼓动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结果出现了1984年第四季度的严重失控，1987、1988年又没有正视经济中存在的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软着陆没有着下来又再度起飞，最后导致国民经济的再度大调整，重犯了“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错误。我们的问题，无不出之于不分析“实事”。我们每一个大的报告都是从形势分析讲起，而且用的篇幅不短。问题在于是不是把“实事”搞清楚了。回过头来看，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把“实事”搞清楚，不然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差错。什么东西妨碍我们把“实事”搞清楚? 先有目标，然后去“分析”实事。1977年提出23年实现现代化以及随后一些部门和地区提出的翻番计划，都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但这种分析都是为了论证当时提出的目标是积极的和可靠的。定什么目标，应当是分析的结果，而不应当是分析的出发点。先定下目标再去找根据，是无法把“实事”搞清楚的。 “长官意志”在起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发展目标都是长官意志断定的，而长官的意志又是不受约束的、不承担责任的。做经济工作的人，扭不过长官意志，只能只唯上、不唯实。而在有些情况下，尽管经济部门唯实了，但长官意志可以轻易否定掉经济部门制定的计划方案。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5月人大会议通过，12月，中央领导人就发动批判生产和建设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数字于1956年11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1957年10月，中央领导人就发动“大跃进”，把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全面推翻了。1982年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