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认真对待“中国院士”问题
文榕生（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研究员）
《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4日
《还是认真一点好》（见《中华读书报》2004年1月7日）称：发现《院士成才启示录》中《我永远感激和怀念我的老师》一文提到，1941年在贵州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从事抗日战伤治疗工作的总队长林可胜教授是“我国第一批中科院院士”。贺洪德先生查阅1955年中科院院士人员名单和《辞海》后，认定林可胜教授不是中科院院士。不容忽视的是《我永远感激和怀念我的老师》的内容在中国工程院网上以“自述”发布，该文作者是中国工程院张涤生院士（整复外科、显微外科及颅面外科专家），影响就更不同一般。笔者经核对原文：“总队长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林可胜教授（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我国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同行高级专家的如此记载不准确不是负责态度，尽管林可胜教授并非中国科学院院士，但他又确实是第一批“中国院士”之一，并由此引发我们需要对“中国院士”进行正确界定。
“院士”是科学与工程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他们分别由在相关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的学者、专家中产生，是公认的科学技术界一流精英群体，也是各个相关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权威人士、新兴学科的开创者，享有崇高声誉。院士制度源于欧洲，自17世纪中叶法国皇家科学院出现第一批“院士”以来，这一称谓现在已经基本通行于世界学术界（当然，也有称“会员”等）。
“中国院士”有多种具体称谓（如：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等），归纳起来主要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的院士是指得到政府认可的中国籍高级科技专家、学者；广义的院士则除了狭义院士外，还应当包括外籍院士，但不应将中国籍的外国院士掺杂进来。除了被除名的，院士（学部委员）都是终身荣誉。按照唯物史观与逻辑性原理，“中国院士”，当包括：①中央研究院（国民政府1928年设立）在1948年产生的第一批81位院士（名单见附表1，至2003年底仅陈省身和贝时璋2位院士“硕果仅存”；当年在选择这一创新性称号的中文译名时颇费周折，在排除了“会员”、“学侣”、“院员”、“院侣”等译法后，最终由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傅斯年倡议，吴有训、竺可桢等人大力支持而定名）；其后（即1958年及其以后）再选出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已经不再具备合法地位，不宜作为“中国院士”。②中国科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49年设立）1955年、1957年、1980年、1991年推（增）选的学部委员（当初设想称“学部委员”既有别于“院士”，又为将来建立院士制度创造条件），1993年国务院第十一次常务会议决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7年以后再没有增选，虽然该学部1977年单独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该学部委员事务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局负责，但是这部分“学部委员”现在也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③1993年以来增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④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以来产生、增补的院士。笔者根据比较权威的资料统计，从1948年至2003年底止，广义的“中国院士”有1863位（不计复数，不含除名院士；但包括迄今唯一的“荣誉院士”，即1963年授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为中国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
“中国院士”出现刚刚半个多世纪，就已经形成“数不清”、“道不明”的尴尬现状。尽管原因有多方面，但是权威机构、媒体、出版物的误导应负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人们俗称的“两院院士”是指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实际上，还存在一些“双院士”现象：①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在1955年又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有：许宝騄、华罗庚、苏步青、吴有训、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李四光、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王家楫、伍
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张孝骞、汤佩松、冯德培、蔡翘、俞大绂、邓叔群、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杨树达、陈垣、陈寅恪、郭沫若、梁思成、马寅初、陶孟和等）。②中国工程院仅成立时产生的第一批96名院士中就有30位本来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③陈省身是1948年当选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长期在国外，1961年加入美国籍后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他又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④美籍华人科学家田长霖教授1994年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0年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⑤中国工程院2001年新增设的工程管理学部首批36位院士中就有31位是跨学部院士。
近年，传媒不仅将“院士”名称庸俗化（如称“少年院士”），而且随意对待“中国院士”的现象更是不胜枚举：
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公司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名单中列出32位以郭沫若为首的名家，除马洪（院长）外，都具有“学部委员”（亦即文科“院士”）称号。笔者根据1955年与1957年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名单查证，其中5位（顾颉刚、俞平伯、罗尔纲、贺麟、钱锺书）都对不上号，差错率占16％。
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案议案“精选”中提到：“到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62名。”不知这种数字是如何统计出来的？笔者根据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名单统计，应当是64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5年有61人当选，1957年增选3人；到2003年底，这2批学部委员（院士）中仅陈翰笙、季羡林、骆耕漠、薛暮桥、于光远5位院士健在（详见附表2）。
《中国科技史料》载文《中国院士制的沿革史》中只介绍1955年“最后选定了233名学部委员，其中……哲学社会科学部61人”；“1957年……又加聘了18位学部委员，其中数理学部6人，化学部2人，生物学部5人，地学部3人，技术学部2人”。经查，该文的附录中也确实缺少1957年增选的3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同时将1955
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包尔汉委员错为“鲍尔汉”。从该文的“参考文献”看，附录的名单似乎主要是根据1994年6月3日《中国科学报》所登“历届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所造成的遗漏。《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29－1999》附录2“历届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尽管补足1957年增选的21位学部委员，但是依然误将“鲍尔汉”作为1955年当选的包尔汉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这可能是造成以讹传讹的源头之一？
《北京青年报》发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提到：“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就因为信奉摩尔根学派而不被允许开设遗传学课程。……后来，毛泽东又几次约见竺可桢，一直到1974年冬天，在长沙养病的毛泽东还特地嘱托王震路过上海时给竺可桢带了口信，问为什么这几年没有见到竺可桢发表的文章。遗传学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似乎有着特殊重要的分量，也许，这与1956年遗传学领域开了百家争鸣的先河，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吧。”尽管该报“致读者”慎重地称是“与专门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辑部合作”，但是无情的史实确是：从事遗传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是在上海的复旦大学生物系谈家桢院士（1980年当选中科院生物学部委员），而非远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地学部主任竺可桢【1949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从事气象学、地理学研究】，完全是张冠李戴。
《辞海》是我国比较严谨、权威性的工具书（对人物坚持“生者不入”惯例），然而对于“院士”的处理却比较草率，有多种形式：①1994年前去世者称“学部委员”。如：“陆学善（1905－1981）中国物理学家……数学物理学化学学部委员”。②1994年及其以后去世者称“院士”。如：“王伏雄（1913－1995），中国植物学家……中科院院士”。③1994年后去世者也称“学部委员”。如：“李强（1905－1996）中国无线电专家……外贸部部长等职。……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④不提“学部委员”或“院士”。如：包尔汉、胡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