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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王城保护策略与探究

高句丽王城保护策略与探究
高句丽王城保护策略与探究

高句丽王城保护策略与探究

摘要:高句丽王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遗址由于岁月的洗礼和保护意识的淡薄,古城环境与风貌受到破坏。因此,本文重新分析王城的价值和特色,探索整体性保护与多元化保护相结合的保护策略,力求保持古城的空间格局。实施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原则,以实现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高句丽;王城;世界遗产;保护

城市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每个时代都在城市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保护历史的连续性,保存城市的记忆,是人类现代生活发展的必然需要。尤其是少数民族古城,它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见证了该民族的聚居形态、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社会文化、人们生活生产方式等,是历史多样性的物质表现。少数民族古城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更体现其民族历史的特有价值。高句丽王城是高句丽文化的集中体现,是其民族的历史叙事诗,王城于2004年7月1日成功申报是世界文化遗产。高句丽王城文化遗址位于吉林省集安市,地理坐标东经126°07′59″至126°20′33″,北纬41°05′20″至41°15′00″。包括国内城、丸都山城、王陵(14座)及贵族墓葬(26座)。

国内城、丸都山城(始名尉那岩城)是高句丽早中期(公元1-5世纪)的都城,其特点是平原城与山城相互依附共为都城。在东北亚地区中世纪时代城址中,国内城与丸都山城是都城建筑的杰作。国内城是为数不多的地表保存有石筑城墙的平原城类型都城址,保存下来的城墙依然坚实牢固而又不失美观庄严,都城风范尤存。丸都山城的布局因山形走势而巧妙构思、合理规划,完美地实现了自然风貌与人类创造的浑然一体。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宫殿址遗迹,仍可显示原有建筑的恢弘气势。国内城与丸都山城是高句丽政权延续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透过它们,可以见证已经被历史长河湮没了的高句丽所创造的辉煌文明。

一、高句丽王城的特点

高句丽王城由平原城与山城相互依附共为都城,包括国内城和丸都山城(始名尉那岩城)。这是高句丽早中期(公元1——5世纪)的都城,也是高句丽政权延续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国内城是为数不多的地表保存有石筑城墙的平原城类型都城址,保存下来的城墙依然坚实牢固而又不失美观庄严,都城风范尤存。丸都山城位于向西低矮倾斜的山麓,布局因山形走势而巧妙构思、合理规划,完美地实现了自然风貌与人类创造的浑然一体。通过考古发掘呈现的宫殿址遗迹,仍可显示原有建筑的恢弘气势。建筑群中发掘出对称结构的两处八角形遗址,国内史学界认为鉴于寺庙等处经常出现八角形建筑,可能是举行祭祀和仪礼的场所。在东北亚地区中世纪时代城址中,国内城与丸都山城是都城建筑的杰作。

二、高句丽王城的价值

1.历史价值。高句丽王城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珍贵元素。王城遗址是其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它见证其民族从原始聚落到建城而居的历史演变过程,使我们掠过历史的天际,考查那些依稀可辨的踪迹,去了解远古少数民族城市的结构和功能,进而解读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王城在我国更是世界的文化瑰宝,其历史价值勿容质疑。

2.美学价值。高句丽民族是一个善用石的民族,王城建筑遗址均为石构。石

筑的城墙、建筑、陵墓无一不体现高句丽人的建筑技能和美学感知。丸都山城建设随山就势、因地制宜,城内功能布局合理,反映其民族城市建设和规划的成就。王城隐没于山水之间,城市融于自然中,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人居环境,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3.旅游价值。基于高句丽王城所特有的建筑文化和整个城市的自然景观,它向人们展示了高句丽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给人以强烈的文化感受;同时优美的自然风光以及沿袭的传统种植业、畜牧业给人以强烈的视觉体验和“归去田园”的心灵感受。

三、高句丽王城文化遗产的保护策略

高句丽王城空间格局、城防体系等城市设施保存较好,因而在探讨高句丽文化遗产保护策略时,要遵循整体性保护原则。同时,由于王城内历史遗存类别较多,且遗存完好程度不一,因此对待个体遗存采用多元化保护模式。

1.整体性保护原则

高句丽王城的总体空间格局由城池、山、水三大要素构成,整体保护既要保护王城内的城墙、城市设施、建筑等历史遗迹,也要保护自然山体和水系。王城内现存的遗址有“一网、一碑、两城、七墓”,其中“一网”指旧城区(国内城内)自建城1900年以来,所形成的道路网;“一碑”指好太王碑;“两城”是指国内城与丸都山城;“七墓”,即王陵两个,壁画墓五处。王城依傍的山系有大禹山、丸都山,水系为鸭绿江、通沟河。要保护历史遗迹的真实性及山水的生态环境,对任何构成要素我们都不能孤立的保护,应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形成由点到面的网络体系,进行整体保护。对于高句丽王城的保护规划首先要从保护它的整体环境入手,从而保护遗存整体风貌。

2多元化的保护模式

构成城市文化环境的元素是多样的,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城市形成自身的各种相对稳定的、相互制约的关系,对城市文脉的把握和保护必须采用多层次、多元化交叉的模式。集安市作为拥有高句丽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城市的发展是必然的,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其独特的历史文化遗存是延续城市文脉的根本所在。因此,采用多元化保护模式,根据历史遗存的历史价值、规模和现存条件等,因地制宜的实施不同的保护手段。

对王城内各级文物古迹根据其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实施原址保护,保护遗存原状与历史信息。现存的古碑、城墙、建筑址等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必须保护其原貌。在此基础上,控制古迹周围环境,避免现代建设对古迹环境的破坏,尽可能保护古迹的历史风貌的原真性。高句丽王城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对其实行原真型保护,将保持历史的真实性。

3.风貌型保护

对王城中有一定传统特色基础,但被破坏无完整风貌的地区,可结合传统建筑特色,发掘地方传统文化内涵,寻找空间形态的“历史原型”,修复受损的古迹遗存,强化地方特色与历史风貌。例如可修复部分古城墙和角楼,强化古城历史韵味,形成仿古、怀旧的空间心理氛围。风貌型保护模式的应用使高句丽民族建筑艺术得以完整展现,延伸历史文脉的生命力。

4.再现型保护

集安市两度为高句丽都城,作为其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达425年之久的古城具有极高的科考价值和景观价值。但是由于历史上的战乱、社会的变迁和城市发展的影响,一些曾有着辉煌历史的地段,历史风貌受到严重破坏。对于这类地段通

过发挥历史沿革、分析其发展潜能的基础上进行再现型复建。例如由于国内城的整体格局已经不完整,古城内外均被现代建筑占据,完全修复已经不可能。可以在城市的公共空间制作一定比例的古城模型,再现古城原貌,解读历史的辉煌。5倡导公众的参与性

集安市的古迹遗存分布具有点多、面广、线长的特点,管理难度大,现有管理人员明显不足,因而提高公众对历史遗存的认识,确立保护观念,参与到文物保护工作中,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由于集安市的地貌呈“八山、一水、七厘田”,社会居民用地和农业生产用地本就十分紧张,而王城古墓群占地辽阔,与居民的生产生活用地多处叠加,居民的生活对古迹造成直接破坏。鉴于古迹占地范围广,职能部门的单项管理保护不具备可操作性。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协调古迹保护区划与居民用地的关系,提高居民对文物古迹这一不可再生资源的认识,倡导全民参与,形成管理部门与公众双向互动的保护模式,从而实现王城遗存的全面保护。

6保护、利用和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高句丽王城作为一个保存较完好的古城体系,凝聚了历史文化、情感和象征价值,它的古韵、民俗、如画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成为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面对这样一笔珍贵的资源,我们要坚持“保护是基础,发展是目的”的原则,理顺保护与发展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充分保护历史遗存的前提下,兼顾古城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进行利用。

从经济方面讲,开发高句丽王城的旅游资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从而提供保护所需的资金;从社会方面讲,随着旅游业拉动地方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促进社会对历史遗存的关注,并增强公众对遗产的保护意识;从文化上说,利用使高句丽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播,延续了高句丽文化的生命力。在保护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利用与维护相结合。大量实例表明,在严格控制下,妥善合理利用文物遗迹是维护并传承永久的一个好方法。

②避免建设性的破坏。在开发利用古迹的同时,必须协调好城市建设与保护用地的关系,避免现代城市发展对古城格局的破坏。

③按不同性质进行利用。根据考古价值的不同,酌情调整文物遗迹开放与否,以及控制参观量。

四、结语

城市是历史的重叠,是文化的载体[8] 。高句丽王城文化遗产积淀了高句丽民族的历史文化,集中体现了其民族文化的精髓。因此,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坚持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保护策略,使高句丽王城遗产得到长足的保护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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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惨重瘟疫爆发时不下令撤退,第一次战争失败后没过几月有再次发动甚至根本不是为了赢得目的去打仗。这绝不是隋炀帝的军事无能如果无能杨广不可能成功灭陈,也不可能是粮草问题,因为早在高句丽之战的前两年就已经开始沿运河两道建立粮仓用来备战。但为何如此我有了如下观点:高句丽之战是隋炀帝对关陇门阀和六镇胡人④的阴谋,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要从隋朝的建设说起,隋朝处在特殊的变革时代,自永嘉之乱以来,南朝北朝更迭纷纷,终无一朝善始寿终,原以为魏能长久,但仅百年又被周齐所代,昔日孝文帝也思改革,却误入歧途,以致门阀之风再起,宇文泰建关陇门阀,得以最终立国。可它还是毁于门阀之手,天下毒瘤,莫过于门阀,门阀之毒又莫过于关陇,导致数百年的天下分裂,无数短暂的朝代更迭,形成胡强汉弱的社会格局⑤,一江南北的敌视对立,与朝廷鼎足的门阀世家,根深蒂固的九品中正,与皇权比肩的关陇权贵,虎视眈眈的突厥强胡,此起彼伏的边患动乱等等。虽然隋文帝借助关陇门阀登上皇位,加上几年的征战统一了天下。也正是因为借助关陇门阀统一天下,但杨坚与杨广父子二人深知关陇门阀的危害,为了在短时间的消除关陇门阀对朝廷的影响隋炀帝采取迁都洛阳之策,既防范河北地区的六镇势力而且打压了部分关陇门阀的官员,官吏体制上进行改革⑥扶持南方和河北地区的士族,建立江都营造南方,为了使得以后的南方能够敌过北方从而开创了京杭大运河。但是关陇门阀手中掌握的府兵却是对国家的致命威胁,然高句丽之战为隋炀帝找到了合适的理由来消弱这些府兵⑦。早在高句丽之战之前隋炀帝已经开始向江都转移国库兵粮,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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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历史概述 高句丽,建国于公元前37年,灭亡于公元668年.中经二十八代王,历时705年,与我国中原地区的西汉、东汉、魏(三国)、西晋、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前燕、前秦、后燕、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及隋、唐诸王朝同时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众多的地方民族政权中,可谓存续时间最久者。 高句丽,本来是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但由于在其势力扩张的历史演变中,疆域延伸到了朝鲜半岛,进而成为朝鲜半岛历史上三国鼎立(新罗、百济、高句丽)时代的重要角色,从而在阐述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方的历史发展时必然要涉及到高句丽的历史,使高句丽研究倍受中、朝、韩及俄、日等国学术界的关注。现将有关高句丽的基本情况简介如下: 高句丽的名称与族源 高句丽,又称高丽。其名称的由来及含义,迄今尚无定论,有说系“山高水丽”者,有说系“高大黑马”者,也有说是“高城”、“铜马”者,莫衷一是。 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早在高句丽立国之前,汉“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至(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丽”。这里所说的高句丽、句丽在今辽宁新宾一带,曾是汉代玄菟郡的属地,该地的早期居民貊人也被称做高句丽人。 另据《汉书?地理志》载“玄菟、乐浪,(汉)武帝时置,皆朝鲜、涉貊、句丽蛮夷”,此处朝鲜与句丽并称,说明古朝鲜与高句丽当时是两个不同的部族群体。《后汉书?高句丽传》也指出,高句丽南与朝鲜相接。说明高句丽当时并不领有古朝鲜,古朝鲜也不包括高句丽。 高句丽的族源应是秽貊族系。高句丽是秽貊族系的一支。高句丽的王族,出自夫余,夫余是秽貊族系的另一个分支。故史书称高句丽是“夫余别种”。夫余活动在今吉林、长春及其周围地区,高句丽则主要分布在今浑江流域。高句丽国的主体民族应是吉长地区的涉貊族系(夫余)和浑江的涉貊族系(高句丽)的后裔。 高句丽建国 高句丽的始祖是朱蒙。朱蒙,即东明,又称朱明、邹牟。朱蒙原是夫余王的儿子,母亲为夫余王的侍婢,属于庶出。朱蒙自幼善射,百发百中,又智勇多谋,因而遭到嫡长子等人的妒忌。为躲避谋害,22岁的朱蒙于公元前37年(汉元帝建昭二年)从松花江、嫩江流域的夫余国率人南逃至卒本川,(今辽宁桓仁境内),建国称王,史称卒本夫余。因卒本川一带系西汉王朝所设玄菟郡管辖下的高句丽县属地,县内居民主要为高句丽人,故后定国名为高句丽。 朱蒙立国后,公元前32年,首先以武力灭掉在今长白山东南部的荇人国,接着又溯浑江而上,统一了沸流部,即涓奴部。朱蒙所居之地卒本川,则为高句丽后来的五部之首桂娄部。公元前28年,朱蒙又向东发展,灭掉北沃沮,在其地建立城邑,纳入高句丽势力范围。至此,高句丽政权初具规模,高句丽的历史亦从此开始。 高句丽的都城 高句丽的都城共有五处,三处在今中国境内,两处在今朝鲜境内。 1.纥升骨城 朱蒙自夫余避祸南逃,于公元前37年(汉元帝建昭二年)在卒本川建国称王。公元前34年,筑纥升骨城,以为王都。此为高句丽的第一个都城。纥升骨城,学术界大都认为系今辽宁省桓仁县境内的五女山城。高句丽在此定都计40年。 2.国内城

高句丽五部研究(一)

高句丽五部研究(一) 【摘要】中、朝史书对高句丽五部的名称记载不同,但可以发现两种史料间的对应关系。高句丽五部以夫余人为主,融合了秽貊及部分汉族。各部的部长都不止一人,且地位不是平等的。在高句丽建国之初,五部的部长拥有行政、军事、司法等方面的权力,既是领主,也是中央官。随着对外扩张中高句丽国家机构的完善,五部的部长渐演变为地方官,形成五耨萨制,各方面权力受到制约。五部也不再强调部族的意义,而是成为行政区划概念。 【关键词】高句丽;五部;秽;貊 AStudyoftheFiveBusofGaoGouli Abstract:ThereliesdifferentbetweentheChineseandKoreanhistorybookonthenameoftheFiveBusof GaoGouli.Butwecandiscovertheonetoonerelationshipbetweentheretwohistoricalmaterials.Fuyup eoplewhichintegratewithHuimoandsomeHansarethemainpartoftheFiveBusofGaoGouli.Theheadso ftheseFiveBusaremorethanonepersonwhosestatusareunequal.AttheearlyperiodofthefoundingofG aoGouli,theministerswhoarebothlairdandofficialsofthecentralgovernmenthadpowerssuchasadmi nistration,military,judiciary.WiththeimprovementofthestateinstitutionsofGaoGouliinthecourseofe xternalexpansion,theheadsevolvedintothelocalofficials.TheFiveRusaswasformed,thepowerswerea lsorestrained.FiveBusbecomeaconceptofadministrationaldivisionsinsteadoflayingemphasisonthesi gnificanceoftribes. Keywords:GaoGouliFiveBusHuiMo 高句丽以五部为基础建立自己民族的政权,随着政权性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五部进而与中原五方土观念相结合,形成“五褥萨”制。后来渤海、辽、金实行的五京制,当出于对此制度的仿效与继承。 (一) 最早记载高句丽五部的中国史书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本有五族,有涓(《后汉书·东夷传》作消)奴部、绝奴部、顺(《南史·高句丽传》作慎)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朝鲜史书《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东国史略》、《东国通鉴》等书中,除有一次出现消奴部的名称以外,竟无一提及,当是存在着译音用字上的不同。《通典》谓五部“皆贵人之族”,故高句丽五部当在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考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高句丽国相有椽那部的明临答夫、沸流部的阴友、贯那部的弥儒、桓那部的于支留,可见,椽那部、贯那部、沸流部、桓那部都应在高句丽的五部之内。朱蒙自夫余迁至卒本川,“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沸流国王“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都,封松让为主”1],可见,沸流国王松让原是沸流水一带的统治者,在朱蒙迁徙至此地后降于朱蒙,其部改称多勿,琉璃明王“纳多勿侯松让之女为妃”,可以证明这一点。多勿部当即《三国志》中“本涓奴部为王”的涓奴部,随朱蒙自夫余迁徙来的部众居沸流水上,就是后来的沸流部,即《三国志》中取代涓奴部的桂娄部。《三国志》中还提到“绝奴部世与王婚”,考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常与王室通婚的是椽那部,中川王后即椽氏,椽那部的明临笏睹曾尚公主,公元190年,于畀留、左可虑“缘以王后亲戚执国权柄”,后“与四椽那谋叛”,都可以证明椽那部即绝奴部。“灌”与“贯”音同,贯那部即是灌奴部,则桓那部即顺奴部。中国史书中所记五部即朝鲜史书中的多勿部、沸流部、椽那部、贯那部与桓那部。 据《三国史记》可知,五部的每一部都下辖数部。如前边提到的左可虑“与四椽那谋叛”,可证椽那部下分为四部。故国川王皇后于氏为“后提那部于素之女”,即指隶属于后部的提那部,后部即绝奴部,也就是椽那部,可知,椽那四部中有一部名字是提那。公元72年贯那部征藻那部、公元74年桓那部征朱那部,应都是将被征服者并入本部内,保持其部名不变,分别成为贯那部与桓那部的组成部分。 (二)

民族服饰研究----服饰与文化论文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研究 摘要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服饰文化象一朵奇芭熠熠生辉。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服饰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不断演变,形成美丽而具有东方特色的形制风貌,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服饰 服饰的起源与人类文化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同的民族在其特有的人文环境中获得了各自的存在方式,不同的服饰反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如果说,一些大民族或者现代民族的服饰反映的是现代的文化色彩和社会思潮,那么,种类繁多、进步程度不一、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或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的千奇百怪的服饰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就更为丰富了。 服饰是社会文化现象的反映,是区分族群的标志。由于每个民族的生活环境、风俗、信仰、审美等方面的差异,服饰的材料、样式、色彩、图案、配饰、制作工艺等也都千姿百态,风格迥异。不同的少数民族服饰,反映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装饰习俗和其中蕴藏着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审美追求。服饰样式的变化、材质的运用、色彩的搭配、纹样的选择,不但记录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状况和科技水平,而且反映了人们的审美观念和生活情趣,烙有特定的时代印痕。服饰的构成要素按一定文化的传统模式所作的编码,就是服饰的符号化形式,它由丰富的符号学“词汇’’构成,这些构成要素可以产生出独立的审美意义。 透过不同的服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和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也就可知其大概[1]。下面就介绍几种我国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及其特点: (1)满族的传统服饰。满族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其服饰高雅华丽,在我国民族服饰文化中独树一帜,曾对我国的服饰发展有过很大的影响。现在,旗袍、马褂等不但仍深受满族人民喜爱,而且还受到了汉族等其他民族的欢迎。旗袍经过改进,更是成为现代流行服装之一,享誉海内外。 (2)绚丽多姿、色彩鲜明的维吾尔族服饰。维吾尔族是我国古老的、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维吾尔人民勤劳勇敢,热情奔放,性格豪迈,并且能歌善舞,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还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绚丽多姿的服饰便是维吾尔服饰文化的组成部分。维吾尔服饰形式清晰、纹路多样、色彩鲜明。 (3)追求宁静风格的藏族服饰。藏装的基本特点是长袖、宽腰、大襟、肥大。藏族服饰追求宁静的风格,同时又强调华美、富丽。但是,出于藏族劳动生息在雪域高原之上,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加上宗教信仰的影响,所以藏族服饰并非清一色的宽袍大袖,而是丰富多采的。 (4)回族服饰——最洁净之色的服饰。回族的服饰与其他民族之不同处,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荣维木 2013-04-17 14:35:19 来源:《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8期 摘要:本文对近十年来国内抗日战争研究的状况进行了评述,主要包括日本侵华政策与侵华罪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政治、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战时社会经济、战时中国外交和战争遗留问题等方面,并对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进展、学术前沿以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抗日战争研究学术前沿述评 作者简介:荣维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副主编。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仅有的以中华民族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期间,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在各个政治派别之间、在各个民族之间、在国内人民与海外同胞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表现出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同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国家和人民遭受的损失比近代以来任何一次外敌入侵造成的损失都要惨重。另外,受到战争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在战争结束时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并且这种变化最后促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告结束。所有这些表明,抗日战争历史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而它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对象。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一方面,由于中国显著加快了实现现代化的步伐,作为促进现代化的系统理论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民族复兴历史的研究成为热点;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右翼掀起了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新的恶浪,以及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声音出现,也促进了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和日本侵华历史研究的深入。本文就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前沿成果做如下评述。 一、日本侵华政策与侵华罪行 关于日本侵华研究,以往多注重实证方面的研究,而近年来开始有人做理论方面的探讨。针对有人认为日本存在军国主义而不存在法西斯主义,有学者明确提出:法西斯主义不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在日本兴起,而且它“不仅改变了日本社会政治,更提出了一系列侵略理论,强化了近代军国主义确立以来的对外政策,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多方面作了社会动员与理论准备”。日本法西斯扩张理论,“既有对传统武士道、日本主义、天皇中心论等思想的兼收并蓄”,也有“一批现代法西斯理论家、活动家针对时局提出各种论述,以及军部各决策机构制定策案纲要所确认的指导思想,表现五花八门,极富于诡辩性、多样性、独特性、应用性与丰富性”。[1] 还有学者提出:“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国内有许多侵略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这些理论在实现日本独霸东亚、称雄世界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其手段有所不同。东亚联盟论主张以王道为指导,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为条件,建立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论则主张以协同主义为指导,用协同主义代替中国的民族主义;大东亚共荣圈则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名,扩大侵略,以获得更多的资源。”[2] 这些研究,对于人们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以及日

辽宁省高句丽时期遗址布局分布与地形关系研究

Open Journal of Nature Science 自然科学, 2016, 4(4), 428-435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16 in Hans. https://www.doczj.com/doc/4a18476794.html,/journal/ojns https://www.doczj.com/doc/4a18476794.html,/10.12677/ojns.2016.44052 文章引用: 孙诗航, 肖龙, 金石柱. 辽宁省高句丽时期遗址布局分布与地形关系研究[J]. 自然科学, 2016, 4(4): 428-435.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ribution and Terrain of Koguryo Period Site in Liaoning Province Shihang Sun, Long Xiao, Shizhu Jin *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Faculty of Science,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Jilin Received: Oct. 28th , 2016; accepted: Nov. 15th , 2016; published: Nov. 18th ,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s://www.doczj.com/doc/4a18476794.html,/licenses/by/4.0/ Abstract The article refers Koguryo site to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Liaoning province to the research field. It collects 115 Koguryo sites by arranging history literature, viewing a set of heritage maps and di-vides 115 Koguryo sites into several catagories which are plain city, settlement site, tombs site, mountain city and other five types. It also analyzes different types of Koguryo sites in the aspects of elevation, slope, slope to in a simple way and finally overlaid analyzes all data in the method of space analysis. Here are the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site analysis: 1) in terms of elevation: eleva-tion ranging from 100 to 300 m is the best place to live in Koguryo, which distributes 68 settle-ments and accounts for 59.13% of the total settlement; 2) in terms of slope: there are 95 of the 115 sites as the main residential area in Koguryo within the gradient of 9?, accounting for 82.61% of the total site; 3) in direction: the ruins on the East, Southwest, Southeast, and West point distribu-tion are more concentrated, there are 73 sites, accounting for 63.48% of the total sites. Keywords Koguryo Relics, Spatial Distribution, Liaoning Province, Elevation, Slope, Slope Direction 辽宁省高句丽时期遗址布局分布 与地形关系研究 孙诗航,肖 龙,金石柱* Open Access * 通讯作者。

高句丽五部研究

【摘要】中、朝史书对高句丽五部的名称记载不同,但可以发现两种史料间的对应关系。高句丽五部以夫余人为主,融合了秽貊及部分汉族。各部的部长都不止一人,且地位不是平等的。在高句丽建国之初,五部的部长拥有行政、军事、司法等方面的权力,既是领主,也是中央官。随着对外扩张中高句丽国家机构的完善,五部的部长渐演变为地方官,形成五耨萨制,各方面权力受到制约。五部也不再强调部族的意义,而是成为行政区划概念。 【关键词】高句丽;五部;秽;貊 astudyofthefivebusofgaogouli 高句丽以五部为基础建立自己民族的政权,随着政权性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五部进而与中原五方土观念相结合,形成“五褥萨”制。后来渤海、辽、金实行的五京制,当出于对此制度的仿效与继承。(一)最早记载高句丽五部的中国史书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本有五族,有涓(《后汉书·东夷传》作消)奴部、绝奴部、顺(《南史·高句丽传》作慎)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朝鲜史书《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东国史略》、《东国通鉴》等书中,除有一次出现消奴部的名称以外,竟无一提及,当是存在着译音用字上的不同。《通典》谓五部“皆贵人之族”,故高句丽五部当在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考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高句丽国相有椽那部的明临答夫、沸流部的阴友、贯那部的弥儒、桓那部的於支留,可见,椽那部、贯那部、沸流部、桓那部都应在高句丽的五部之内。朱蒙自夫余迁至卒本川,“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沸流国王“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都,封松让为主”[1],可见,沸流国王松让原是沸流水一带的统治者,在朱蒙迁徙至此地后降于朱蒙,其部改称多勿,琉璃明王“纳多勿侯松让之女为妃”,可以证明这一点。多勿部当即《三国志》中“本涓奴部为王”的涓奴部,随朱蒙自夫余迁徙来的部众居沸流水上,就是后来的沸流部,即《三国志》中取代涓奴部的桂娄部。《三国志》中还提到“绝奴部世与王婚”,考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常与王室通婚的是椽那部,中川王后即椽氏,椽那部的明临笏睹曾尚公主,公元190年,于畀留、左可虑“缘以王后亲戚执国权柄”,后“与四椽那谋叛”,都可以证明椽那部即绝奴部。“灌”与“贯”音同,贯那部即是灌奴部,则桓那部即顺奴部。中国史书中所记五部即朝鲜史书中的多勿部、沸流部、椽那部、贯那部与桓那部。据《三国史记》可知,五部的每一部都下辖数部。如前边提到的左可虑“与四椽那谋叛”,可证椽那部下分为四部。故国川王皇后于氏为“后提那部于素之女”,即指隶属于后部的提那部,后部即绝奴部,也就是椽那部,可知,椽那四部中有一部名字是提那。公元72年贯那部征藻那部、公元74年桓那部征朱那部,应都是将被征服者并入本部内,保持其部名不变,分别成为贯那部与桓那部的组成部分。(二)五部构成后来高句丽民族的主干,从五部的由来中可以看出高句丽族的起源。沸流部的主体部分是随朱蒙迁徙的夫余人。朱蒙自夫余国出逃带走相当数量的民众,所以夫余王带素说他“诱我臣逃至此,欲完聚以成国家”。但沸流部成员也有一些是后来加入的,“朱蒙行至毛屯谷,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俱至卒本川”[2],定居卒本川以后,“四方闻之,来附者众”[3]。夫余国内民族分两大系统:秽貊与夫余。《后汉书·东夷传》中说夫余国“本秽地”,《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说夫余:“国有故城名秽城,盖本秽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论衡》、《魏略》记载的夫余始祖东明自橐离国出逃的故事,皆可证明夫余国土著为秽貊,统治者为夫余人。据《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朝鲜史书,夫余王金蛙的七个儿子“常与朱蒙戏”,朱蒙属于统治者夫余人无疑。朱蒙与“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一起南迁。陕父在朱蒙之子琉璃明王时“去之南韩”。乌伊与摩离在公元14年“领兵二万西伐梁貊,灭其国,进兵袭取汉高句丽县”,此时距朱蒙南迁已51年,乌伊、摩离即使与朱蒙迁徙时仅20岁,至此也已70多岁了。高句丽前三位王中,朱蒙享年40岁,其子琉璃明王约56岁,大武神王最高寿,也只61岁。乌伊、摩离70多岁仍健在,并能领兵远征,是很令人怀疑的。此三人名字也不见于中国史书,《魏书·高句丽传》:“朱蒙乃与乌引、

汉民族服饰研究

汉民族服饰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主体民族汉族更是创造了无数灿烂文明。衣冠服饰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更是集中体现了汉族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汉服的概念汉服即汉族服饰的简称:主要是指明末以前,在自然的文化发展和民族交融过程中形成的汉族服饰。汉服作为一种独立服饰体系,在历史的传承与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民族风貌,即已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特色,并且明显区别于我国其它民族,及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服装,更与现代服饰在制式风格上有着质的不同。汉族服饰博大精深。因为其历史悠久,应用地域广泛,并在不断的创新与融合中发展演变,使得对中国服饰研究较少的人难以把握,而作为一个大的服饰体系,不能仅以表象和简单的制式来界定汉服,而应以其主导风格为界定标准。所以汉服的界定标准可以用以下文字进行表述:“上溯炎黄,下至宋明,汉(先秦时期则为华夏)族人民所穿著的服饰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自然发展演变而形成的一种明显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系列服饰的集合。” 如此界定汉服—汉民族的传统服饰,主要基於以下三点性质的考虑:第一:汉服的民族性,即汉服是汉民族的服饰。而中国古代胡人所穿的服装不能称为汉服。民族是个整体的概念,所以一个汉族人所穿的胡人的服装,也不能称其为汉族的传统服饰。第二:汉服发展的传统性,而传统又必须分为两方面,即传承性与统一性。汉服的传承性表现在:汉服的源流可以追溯到中国上古黄帝时期,并一直保留风格传承而不断的发展演化。汉服的统一性表现在从黄帝时期到宋明,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在历时近五千年的时间跨度,和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空间广度上,所有汉族人的服饰在其主流中拥有的共同特点。即以右衽、大袖、深衣为典型代表。第三:汉服发展的自然性,即非外力强制下,汉人自觉自愿的情况下,通常不易被人们明显觉察到的自然的发展,这也是一般事物或文化发展的常规规律。而汉服发展的自然性,更是一个民族传统服装的传承性的基础,即某一事物或文化,在其自身正常的发展轨迹之下的正当发展演变的方向。其方向,可以通过一般的规律,向前追溯其源头,也可以向后预测其发展方向。以此界定下,中国古代,除了清装外,只要是明末以前的汉人所穿的服装,不论样式、地域、融合、分化、发展,都可称为汉服,而现代古戏装,除清戏装以外,虽然与古代有所区别,但也是依照传统风格合理改制而来,所以也可以称为汉服。而汉服,用肉眼是很容易将其与其它民族的传统服装(包括满装、洋装、现代装)区分开的,现在这种汉服,又多被称为“古装(除清装外)”。清朝的服饰,向前追溯,来源于满族的服饰,向后观察,也非汉服传统。所以虽然是汉人所穿,但不符合汉族传统服饰的“传统性”要素,所以不能划入汉服范畴;而今天汉人所穿的服装,其源流主要是来自西方,“唐装”马褂、旗袍等主要(要分清主次)源流来自满族的传统服装,所以不能称为:汉族的“传统服装”。即要分清,一个汉族人所穿的服装和汉民族整体的传统服装之间的区别。汉服的来源由于我们是一个慎终追远的民族,所以尽管商周确实存在过较为接近对襟的式样,但整体上我们一直保留了祖先最初的选择……这是交领右衽的由来。至于长袖和宽袖,可能是在财富积累后上层产生的习俗,但由于当年孔子重视大袖(缝掖之衣)所以成为了士人装饰的必备元素和突出特征(当然,也反应了我们的生活观念)。约五千年前,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人们的生活日趋稳定,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开始用织成的麻布来做衣服,后又发明了饲蚕和丝纺,人们的衣冠服饰日臻完备。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原始社会的解体,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出现了一个质的变化,从无阶级社会过渡到了阶级社会。从此,衣冠服饰便成了统治阶级"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黄帝时代冕冠的出现标志着等级的差别.开始有了区别贵*的黼黻,尊卑贵*,各有分别,服饰制度逐渐形成。汉服的基本特点男装的式样:“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传下来的大襟右衽交领宽袍大袖博衣大带那种(秦汉服饰为代表),延续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蒙元、明,并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日本和服最常见的式样便是如此。自隋唐开始盛行的圆领衫(唐太宗李世民所穿)延续了唐、五代、宋、蒙元、明,并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宋太祖,明太祖所

韩国、高句丽的由来与传说

高句丽的由来与传说 高句丽:并未远去的鼓角争鸣 在我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奇异的故事: 一个不堪日照的女子,曾经拼命躲避阳光的照射,可她越是躲避,那缕直勾勾的阳光就越是不依不饶,最终她还是被阳光“逐而照之”,并因此有孕在身。几个月后,她产下一卵,刀砍而不破,直到有一天放在温暖的地方,才有一个男孩破壳而出。这个生来“骨表英奇”、后来被称为“朱蒙”的男孩就是高句丽的开国之王。 不知是出于历史的风云际会,还是出自外人的误解,抑或是源于诸多印象的叠加,“高句丽”这三个不搭界的字,已被后人定义成具有多重含义的历史解读。它既是这个王国的名字,又是这个王国中占主体地位的民族的名称,同时高姓还是这个王国国王的姓氏。如果先拆开分析再连续地理解这三个字,它又有“建筑于高山上的城堡(即山城)”之意。难道这就是这个处于长白山深处的王国及民族独有的生存方式和性格特征吗 由于这个民族几乎没有留下可以传承的信史,今天的我们只能从二十四史等史书中去寻找有关它的只言片语,可由于当时信息传播的滞缓,史官在述及这段历史时,往往带有极大的偏见和疏漏,以至于后人以讹传讹,想当然地把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与朝鲜半岛上的历史古国—高丽—混为一谈。 而实际上,高句丽兴起于公元前37年,彼时汉武大帝驱动金戈铁马荡平四夷不久;高句丽被灭是在公元668年,此时离不断向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兴师问罪的贞观皇帝去世也仅有20年。由此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两个帝王,先后为高句丽的兴、亡奠基,所以在这个王国的血液中就始终流淌着向中原王朝俯首称臣的基因,于是定期拜谒、纳贡也成了他们一项不成文的基本国策。 但这一切在公元668年那个料峭的寒冬戛然而止,来自中土大唐的名将薛仁贵、李绩统率大军,直捣平壤,将高句丽这个顽挺了700余年的王国从地理版图上一抹而掉。可谁也不曾想到,250年后,一个叫王建的三韩人在开京(今朝鲜开城)被部下“黄袍加身”,建立了一个名为“高丽”的政权,正是这个带有复兴“高句丽”意味的名号,引发了1300多年后东北亚地区两个国家绵延不断的历史争议。 ……

隋唐时期统一高句丽收复辽东的战争

隋唐时期统一高句丽收复辽东的战争 隋唐时期统一高句丽收复辽东的战争 辽东或称辽左、辽海,泛指今辽河流域及其以东广大地区。自战国燕置辽东郡始,辽东地区一直处于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成为其领土重要组成部分。5世纪初,前汉末年兴起于浑江中下游一带的高句丽逐渐强大,趁中原王朝衰弱之机,逐渐占有辽东地区。在汉代郡县区域内发展起来的高句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和南北方的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政治上,接受中原王朝的封号,为其藩附;在经济上,向中原王朝纳贡。隋朝建立后,用兵东北,意在收复高句丽地方割据政权统治下的辽东。隋朝灭亡后,唐朝初年继续用兵辽东。这是隋唐统一全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是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然而,有些中外历史著作对隋唐收复辽东的行动多有非难,他们或因人废事,或因事非人,或抱有某种目的,借史地研究为其现实目的服务。为此,全面论述隋唐时期用兵辽东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一、隋文帝收复辽东 隋王朝建立后,文帝晋授隋句丽王汤为大将军,改封高

丽王,朝贡使节年年不断,继续保持着臣附关系。文帝开皇九年(598年),隋灭南朝的陈,在结束自三国以来分裂局面实现全国统一的进程中向前迈进了一步。实现全国的统一,结束近400年来的割据局面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隋朝的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收复被高句丽占据的辽东地区势 在必行。这种统一的趋势,高句丽王汤也有所认识。为了阻挡隋对全国的统一,在陈灭亡以后,高句丽也积极备战,“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①。对藩属隋朝的靺鞨、契丹等少数民族,加以“驱逼”、“固禁”,并以财货收买弩手,整修兵器,阻挡隋朝使者到东北地区行使使命,破坏东北与中原地区的正常往来,“又数遣马骑.杀害边人”,破坏生产。隋文帝警告高句丽王:不须“遣人密觇消息”,要“守藩臣之节,奉朝正之典,自化尔藩,勿忤他国”;并以陈朝的下场告诫高句丽说:“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衍,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②。高旬丽不但不听从文帝玺书劝告,反而变本加厉,主动向隋朝进攻。开皇十八年(598年)二月,高句丽王高元“帅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挑起了隋朝收复辽东讨伐高句丽的战争。 高句丽王高元进犯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垮。文帝闻知此事大怒,派汉王谅、王世积为行军元帅,率水陆30万人讨伐高句丽。598年6月,隋师到达辽水,高句丽元“惶

纳西族民族服饰研究报告

纳西族民族服饰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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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族民族服饰研究报告 民大附中高二一班杜少颖大纲: 一、服饰简介 二、服饰历史 三、服饰特点 四、服饰传说 五、服饰变迁 一、服饰简介 纳西族服饰以女性服饰最具特色,“披星戴月”是其最显著地特点。青年女性的服饰色彩多偏重于明快、艳丽的色调,中老年女性的服饰色彩则多采用青、黑等色的面料,显得庄重素雅。纳西族妇女以勤劳能干,贤德善良而著称。她们的传统服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丽江县大研一带纳西妇女上穿大襟宽袖布袍,袖口捋至肘部,外加紫色或藏青色坎肩;下着长裤,腰系用黑、白、蓝等色棉布缝制的围腰,上打百褶,下镶天蓝色宽边;背披“七星羊皮”,羊皮上端缝有两根白色长带,披时从肩搭过,在胸前交错又系在腰后。羊皮披肩典雅大方,既可起到装饰作用,又可暖身护体,以防风雨及劳作时对肩背的损伤。羊皮披肩是丽江纳西妇女服饰的重要标志。它一般用整块纯黑色羊皮制成,剪裁为上方下圆,上部缝着6厘米宽的黑边,下面再钉上一字横排的七个彩绣的圆形布盘,圆心各垂两根白色的羊皮飘带,代表北斗七星,俗称“披星戴月”,象征纳西族妇女早出晚归,披星戴月,以示勤劳之意。另有一种看法认为,上方下圆的羊皮是摹仿青蛙的形状剪裁,而缀在背面的圆盘纳西人称为“巴妙”,意为“青蛙的眼睛”,这是崇拜蛙的丽江土著农耕居民与崇拜羊的南迁古羌人相融合形成纳西族后的产物。 年轻女性的服饰:

中老年女性服饰: 男性服饰: 二、服饰历史 纳西族居住在我国云南省的西北部和四川省的西南部,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和川滇交界的泸沽湖地区是纳西族的两个主要聚居地,其余散居于中甸、维西、永胜、盐边、盐源、木里和西藏芒康等县。这里是属横断山脉地区,背靠青藏高原,面向云贵高原,境内山川壮丽,河流纵横,景色秀美,民风古朴,文化底蕴身厚,被视为是美丽、神秘而又富足的“香格里拉”。今天,纳西族聚居的丽江古城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受到海内外的关注。古代的纳西人,男穿短衣、长裤,女穿短衣、纳西族服饰 长裙。维西一带,男子的裤子不过膝盖,女裙以盖膝为度。他们不论男女,大都不穿鞋袜,妇女则束花布腰带,外披一块羊皮或毛毡。清代以前,纳西族民间衣服的颜色以黑白为主,青壮年多着白色,而老年人穿黑色,因黑色表示尊贵。土司们则有朝廷赐给的华贵官服和官帽,在见官、迎宾、拜客时穿用,平时很少穿戴,在家时他们多穿黑锦缎做的长袍马褂,戴瓜瓣式小帽。土司妻女穿的裙子,长及足背,以示高贵。雍正初年以来,受“改土归流”的政策的影响,清代历任官吏曾多次明令纳西族移风易俗,因而纳西族的服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丽江一带男子服饰与临近汉族已基本相同,穿长袍马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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