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激进式变革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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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转型经济学（或称转轨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包括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的经济体制转型。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激进式变革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变革，取得不同的经济绩效，形成巨大反差。
关键词：转型经济渐进式演化激进式变革制度变迁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
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 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转型过程将会存在一个较长时期。各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不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情千差万别，所以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统一的发展模式。但是，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国
家在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也存在许多共同点，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也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所以开展转型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不仅有利于转型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对于我们制定转型时期的经济政策也是十分有益的。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激进的“休克疗法”，还是稳妥的渐进式的演化，转型经济都将成为一段历史，转型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也不可避免的与其他经济理论相互融合，虽然最终不会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进一步发展繁荣，但它提供的经验、教训以及发展经济的方法思路，为我们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
转轨经济的路径选择：渐进式变迁与激进主义
内容提要
转轨经济学界长期存在着关于转轨过程中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以及渐进主义变迁和激进主义变迁之间成本收益比较的争论。本文在综述该领域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不同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成本收益比较问题，并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历史与文化根源，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倾向，对不同制度变迁模式的利弊分析的意义，仅在于拓宽和深化研究者和决策者对于不同制度变迁路径的成本收益的认识，并根据这些分析寻找制度变迁净成本最低的改革方案。
关键词
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渐进式变迁和激进主义制度变迁路径依赖
一．转轨经济学的争论之一：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
对转轨经济国家的大规模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和经济绩效进行系统阐释的转轨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transition economics），成为20世纪末期以来中国乃至国际经济学界异常活跃的学术领域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话语和分析范式几乎成为所有研究者的标准工具，事实上，换一个角度而言，转轨经济国家的制度变迁实践也为新制度经济学自身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契机与生动的经验事实。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行为包含着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两种行为，而当个人或集团作为行为主体采取制度行为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的时候，就成为“制度行为主体”，或简称为“制度主体” (张曙光,1992)。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中制度主体的差异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其中以“初级行为团体”自发行动为特征的制度变迁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而以国家的自觉行动和强制性推进为特征的制度变迁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主要以经济上的成本收益比较为其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的出发点，并以超过制度变迁成本的最大收益为目标函数，而后者既考虑经济收益（即产出最大化），又考虑非经济收益（统治者的最大稳定和政党利益的最大化等，制度经济学中将此称为“政府的租金最大化”），在这种由国家作为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主体而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只有当产出最大化与租金最大化的综合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制度变迁才会发生。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时考察了不同制度主体在制度变迁的效用函数上的差异，其国家理论也深刻揭示了国家在“确立有效的产权制度”和“统治者利益最大化”（政府租金最大化）这两个目标函数上的选择困境和巨大冲突。国家在制度变迁目标权衡中的冲突与困境称为“诺思悖论” (D. 诺思,1991)，国家面对社会财富最大化和政府租金最大化这双重制度变迁目标时，总是试图求得一个最佳组合，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实现有助于获得对制度变迁的广泛的社会支持，而政府租金最大化的实现则增加统治者的直接利益，因此统治者（政府）的租金最大化与社会财富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分裂和背离，政府社会财富最大化目标往往只是被推进到其对统治者实现自身租金最大化目标的边际贡献等于零时为止。然而，以制度主体差异为标准划分的“诱致性
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实践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某些国家的制度变迁兼有“强制性”和“诱致性”两种特征。中国的经济转轨在总体上是由国家为制度主体而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的，国家在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制度变迁推进的次序与时机的权衡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扮演着“制度决定者”的角色，是制度供给的主要来源。中国的国家（政府）权力的稳定性和强大控制力与渗透力保证了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因而从制度变迁的总体而言，从制度主体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的制度变迁基本属于以国家为制度选择主体和制度变革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不是以初级行为团体为制度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但是中国的制度变迁在某些方面又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诱致性特征，在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及乡镇企业的成长发展中，初级行为团体在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中起到引人注目的关键作用，农民在这些影响深远的农村制度变革中不是作为单纯的“制度接受者”，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和开启了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最后再由政府将这些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形式向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并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初级行为团体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加以确认和合法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中国以国家为制度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又包含着若干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因素和特征，这构成中国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特色。
二．转轨经济学争论之二：渐进式变迁和激进主义
转轨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另一个争议和探讨的焦点是“渐进式制度变迁”和“激进式制度
变迁”的成本收益问题。渐进式制度变迁是一种演进式的分步走的制度变迁方式，具有在时间、速度和次序选择上的渐进特征，而激进式制度变迁也被称为“休克疗法”或“震荡疗法”（shock therapy），是一种大爆炸式（big bang）的跳跃性的制度变迁方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的整体性制度变革。经济学界在渐进式制度变迁和激进式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比较的探讨中产生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但是并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樊纲（1993）从成本发生原因和特点的角度将制度变迁成本区分为实施成本与摩擦成本。实施成本是指制度变迁过程开始后一切由信息不完备、知识不完全和制度预期不稳定所造成的经济效率损失，是完成传统体制下各种经济组织的结构、功能以及规范组织之间关系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规则、习惯等向新制度过渡所必须付出的设计、创新与磨合成本，即实施新制度的交易成本；而摩擦成本则被理解为由于制度变迁的非帕累托改进性质造成的利益重新分配而带来的社会中某些社会利益集团的抵触和反对所引起的经济损失，是非经济领域的混乱、摩擦和动荡影响到生产领域引起的损失。樊纲认为，激进式制度变迁和渐进式制度变迁在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的比较中各有利弊。从实施成本来看，激进式改革可能在制度变迁的初始阶段出现较大的社会震荡从而引发较大的改革阻力，但是若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制度变迁和经济转轨，则损失会迅速缩小，而渐进式改革则因经济长期处在信号扭曲的状态之中，这种信号扭曲会造成经济主体对未来形成不稳定的预期，总体的经济损失会超过激进式制度变迁。在数量关系上，研究者假定改革的实施成本是改革的激进程度的减函数，或者说是改革所花费的时间的增函数，即改革速度越快，改革所需要的时间越少，信号扭曲的问题越是能尽快得到彻底纠正，社会越是较快建立起新体制以使人们尽快形成关于新制度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稳定预期，从而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就会越小。从签定契约的角度来看，也可以支持以上结论。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社会经济主体之间相互制约与合作的一种社会契约，因而制度变迁实际上是旧的契约的废止和新的契约的形成过程，而契约的重新设计、创新以及签定本身均需付出一定成本，比如在发生产权关系变革的制度变迁过程中，需要重新进行资产价值评估，重新以法律形式界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制定新契约和保护新契约所花费的时间和费用，还有人们学习和适应新的规则和关于新体制的知识所耗费的各种成本。激进式改革的一次性签约成本较大，但是可以避免重复签约过程，而渐进式改革则需要长期的重新签约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改革的目标不断加以修正，契约内容以及各方权利义务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不断调整，而每一次调整与修正都引起新的沟通成本（communication cost）和学习成本，
也就是说，在渐进式制度变迁中，重新签约成本是重新签约次数的增函数。而从摩擦成本来看，渐进式改革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一直注重过程的可控性和稳健性，强调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均等和利益补偿机制，使得各社会利益集团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基本达到其福利的帕累托改进，从而为渐进式改革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有效降低了摩擦成本，减轻了社会动荡和经济滑坡的程度，因而从摩擦成本的角度来说，渐进式制度变迁较之激进式制度变迁具有优越性。王跃生（1997）对根据摩擦成本和实施成本的比较而判定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优劣进行了富有创见的修正。他认为，从实施成本的角度来看，渐进式制度变迁是一种边际性的改革，每一次改革的深度都会达到而且也仅仅达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一点，因而每一次实际签约的成本都较低；渐进改革中的每一步制度变迁都发生在旧有体制危机最严重、机会成本最低和收益最高的场合，旧有体制的危机使得交易很容易达成，重新签约的交易成本较低；另外，渐进式改革的过渡状态的适应能力和产出能力都较强，由于渐进改革的局部性、边际性和盈利性，净收益为负值的时间较短，产出比较容易恢复，这些净收益往往成为外来利润的来源和对下一次签约成本的补偿。因而王跃生认为，将渐进式改革条件下的总交易成本视为改革时间长度的简单增函数是不适宜的。胡汝银（1992）指出渐进式制度变迁是在集权政治秩序下所进行的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其改革进程和改革目标选择高度依赖于上层决策者的偏好和利益，而激进式制度变迁规模更大，更具有强制性，对“核心领导者”的偏好的依赖程度较弱，其制度变迁过程的选择更直接地依赖于社会偏好和投票博弈。也就是说，在改革前的经济体制中，由于高度集权的政体和政治市场运作的完全缺失，使得政府的效用函数和偏好同社会的效用函数和偏好产生巨大差异，具体表现为国家政权的稳定性与经济增长和消费者福利增加的相关度较低。而在整体性的激进式改革模式中，除了经济运行机制发生迅速的转型之外，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这虽然增加了改革初期的摩擦成本，但是政治代理制度的发展和政治市场的完善使得政府的效用函数与社会的效用函数接近，政府目标更接近于社会目标，从而在以后的制度变迁中可以大大降低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增加制度变迁的整体收益。
三．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安排
经济学家在转轨经济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及其成本收益比较上的争论，表明试图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来获得关于不同变迁方式经济绩效的精确计量结果是非常艰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区分、渐进式制度变迁和激进式制度变迁的区分，都是经济学家为便于理论分析而作出的概念界定，在现实的经济转轨中，不同性质的制度变迁可能发生相互渗透和包容的情形。我们已经探讨过在中国经济转轨中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相互渗透的现象，运用同样的思路，我们可以在渐进式制度变迁和激进式制度变迁的比较中发现类似的特征。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济转轨中的总体特征上表现出激进性和整体性特征，是一种典型的休克疗法或震荡疗法，但是就经济主体的学习过程和知识更新过程（指政府、企业与居民为适应市场经济运作模式而必须逐渐获取和接受有关市场经济的理念和知识）、政府和立法机构的法律建构与法律转型（指政府和立法机构对传统法律体系的修正以及建立新的法律架构和法律秩序，从而实现法律体系由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化体制的转型）、国家政治市场和政治代理机制的逐步完善（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由高度集权向完善的政治市场运作逐渐转型，投票博弈和选举机制逐渐走上正轨，从而建立起民主的相互制约的政治代理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变迁而言，这些国家的改革进程又必然表现出某些渐进式转型的特征，因为这几个方面的转型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而是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培育和成长才能奏效。在这个过渡时期中，选择激进式改革路径的国家所面临的使命是尽量减少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降低以至于消除社会政治震荡，避免大规模的经济滑坡与宏观经济混乱，尽力维持整个过渡过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选择了渐进的制度变迁模式，屏弃了大规模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所谓震
荡疗法。中国改革采取边际性的增量改革的方式，整体改革过程不是按照一个理想的模式和预定的时间表来进行的，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激励机制不是同时在所有经济领域发挥作用，而是在率先进行改革的部门和改革后新成长的部门首先发挥作用。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是这种增量改革模式的典型表现，早期的承包制在不触动国有企业根本产权制度的前提下利用利润留成产生了新的增量使用，取得了在国有企业改革的特定时期改善激励机制和提高效率的成果。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是增量改革的另一个典型案例，乡镇企业在未触动传统经济部门和不对原有资产存量进行再配置的前提下，创造了国民经济中新的市场作用的领域，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中逐渐引入了越来越多的市场机制，从而大大增加了经济的活力。增量改革在不触及原有经济格局、维持社会经济稳定和利益格局均衡的同时，也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新体制和传统体制的双轨并行产生了大量的租金机会，企业和居民等经济主体倾向于通过寻租而不是公平的市场竞争来获得收益，这不利于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建立，同时造成大量生产性资源的浪费。除了增量改革之外，中国的经济转轨又具有典型的局部性特征，政府用“试验推广”的方式先在某些经济领域或某些地区进行尝试性的改革，然后将成熟的经验和运作方式向其他地区和经济领域进行推广。林毅夫等（1993）认为，这种“试验推广”的局部性改革方式尽管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改革风险，保证了整个改革过程的可控制性和稳健性，但是局部性改革本身的推广依赖于国家对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的强制性与行政性的隔离与割裂，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经济部门认为造成了竞争机会和市场环境的不平等，割裂了市场机制的整体性，导致不同地区和经济领域的发展与改革的不均衡性与收入不均等。总之，中国渐进性的制度变迁由于维持了原有组织资源和法律体系的连续性，从而基本保持了制度创新中制度安排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衔接，避免了经济滑坡和宏观经济混乱。但是渐进改革在降低社会震荡和社会摩擦的同时也使得经济体系长期处于扭曲的状态，双重体制的长期并存和经济主体预期不稳定致长期中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受到损害。值得强调的是，渐进性改革虽然在制度变迁的长期路径上体现出渐进性特征，但是在制度变迁的每一个具体阶段和具体步骤上，又应该具有改革的实质性和果断性，也就是说，改革的每一个具体阶段和具体步骤都应该触及实质性的经济关系，都应该为最终的市场化目标奠定基石。渐进式改革不是“不改革”，渐进性制度变迁的使命是尽快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结束经济体制长期扭曲和双轨运行的局面，避免经济过渡时期内传统体制的复归和经济矛盾长期累积而发生经济体系的全面危机。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安排和改革方案，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历史与文化根源，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倾向，对不同制度变迁模式的利弊分析的意义，仅在于拓宽和深化研究者和决策者对于不同制度变迁路径的成本收益的认识，并根据这些分析寻找制度变迁净成本最低的改革方案。
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比较 ——中国与俄罗斯比较 引言：在世界各国经济改革的历史，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激进的过度方式，例如俄罗斯与东欧一些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一种则是渐进的过度改革如中国。这两种不同的改革模式以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为主要代表。在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惨遭失败，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一片混乱。始于70年代末的中国渐进式改革却成绩斐然，这也导致了对激进改革的否定。近年来随着俄罗斯经济的不断增长和中国经济改革的有待完善，又引发了对两种改革的讨论和比较。本文就两种不同的经济改革模式进行分析和比较，从中找出相互之间的差别。 关键字：渐进式改革激进式改革中国俄罗斯 一、中国与俄罗斯两种不同改革模式实施阶段上的区别 1．中国整个渐进改革过程（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 （1）渐进式改革是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强调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在基本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实行增量改革。其特点为：强制中的诱致性，双轨过渡，从局部到总体，体质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相结合，改革、发展与稳定相协调，经济的市场化与政治的多元化相分离等。 （2）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伴随着整个改革进程的推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市场化的起始阶段或者初期阶段，这一阶段的市场化其本上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总体格局未变的态势下展开的，市场发育刚刚开始因此基本上是“体制外”展开。第二阶段是市场化的展开阶段，这一阶段市场化已经进入“体制内”，市场体制框架开始显现，市场的力量和计划的力量开始抗衡，突出表现在“双轨制”并存的体制模式上。第三阶段是市场化的深化阶段，这一阶段的市场化进程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市场机制在经济体制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是进入了纵深的推进阶段，正向着成熟阶段迈进。 （3）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大致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采取了从体制外的创新到体制内的改革、从局部到整体的改革、从低成本到高成本的改革推进方法，采取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降低改革成本，使改革的进程可持续。第二在整个渐进式改革的进程中，由于新旧的体制存在，所以中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里实行
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分析比较 作者：贸三燕海龙引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 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各国的改革而言都是要改革不适应甚至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就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而言都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本国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地发展。所以从改革的动因、方向及目标上看,两种改革方式并没有大的差别。 一、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主要观点 激进式改革理论，也称之为大爆炸式改革或休克疗法，特指主要以狭义新自由主义与现代货币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主张在原计划经济国家实行的，以迅速私有化、自由化、稳定化为手段，以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秩序为归属的一整套体系。主要观点包括（1）着眼点是经济转轨的终极模式，强调立即实施能达到成熟市场经济终极模式的一整套措施，排斥所有与终极模式不相吻合的中间形态。（2）强调破坏旧体制，认为旧体制的最终状态毫无价值。（3）设计了一个理想的资源配置体制，希望一步到位。经济体制是一个相互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因此改革是一个严密的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局部改革不会收到效果。（4）追求速度。它视速度为摧毁旧体制的工具。 渐进式改革理论，采取先易后难, 先表层后里层的改革路径,在旧有制度的框架内渐进、逐步地对旧体制进行制度创新。主要观点包括（1）转轨是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从而与激进式改革理论所强调的过渡的终极相对立。（2） 渐进式改革的战略强调生产的稳定。他们看来，生产规模的下降比保持更低的经济绩效更坏，因为这会使转轨丧失动力。（3）把社会看成是一种信息加工手段，任何改革方案最初都是以旧体制下所获得的信息为基础，对于未来，改革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4）不刻意追求速度，认为激进式改革不仅会破坏现有关系，而且会破坏现成的信息贮存。 二、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区别 1．经济转轨的速度不同 许多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一个危险的雷区。从一种体制向另一体制转换时,存在某种程度的经济衰退和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在转换过程中,两种经济体制并存的状态是体制转换的最危险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新旧体制处于激烈冲突的胶着状态。这时,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建立新体制,使新体制起主导地位,才能尽快摆脱新旧体制并存所造成的混乱和危机。零敲碎打的改革只会延续现存的结构危机。 采用激进的改革策略,可以使改革迅速而全面进行,但是对社会的冲击面比较大,在一定的时期内会导致生产的急剧下降和居民生活状况的恶化,所以有些经济学家称某些东欧国家执行的激进改革策略为“休克疗法”。采用渐进的改革策略,可以避免大的社会震动,减少改革的阻力,但是由于两种体制并存的时期比较长,容易导致腐败和混乱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育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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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渐进式改革倒全面深化改革看我国经济体制发展走向-社 会科学论文 从渐进式改革倒全面深化改革看我国经济体制发展走向 郭加玉 摘要：我国采以了渐进式改革地方式，从计划经济体制平稳运行倒市场经济体制，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极大地改善了居民生活质量.本文重点梳理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历程，對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取得地经验成果进行展现，對下一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具有一定地启示作以. 关键词：渐进式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市场经济体制 从计划经济体制平稳运行倒市场经济体制，我国采取渐进式改革，否同於东欧和前苏联地“休克疗法”.Sachs等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认为，中国围绕“局部均衡”进行改革并由此形成“中国模式”，主要是再经济领域进行，却否能持续；而“休克疗法”展现地是“一般均衡”，改革再经济、政治等多领域同時进行，并带有可持续性.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基数庞大，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经济发展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再否平衡，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且地区性差异明显，否可能再短時间内通过改革改变我国地落后面貌.统筹考虑我国地基本国情后，采取渐进式改革，使我国成功地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取得重大地成果. 一、渐进式改革地特征及成果展现 1.渐进式改革特点 對於渐进式改革特征形成两大共识： 第一，增量改革引导下地逐步推进.渐进式改革并否已一步或短時间内扭
转旧体制下地利益和社会结构作为改革地主要方式，而是阶段性、逐步瓦解涉及经济体制再内地起阻碍作以地问题，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增量式改革是再政府控制与监督下，逐渐再起倒主导作以和率先改革后发挥作以地部门展开，并进一步推广倒其她领域.例如，再對国有企业改革方面，逐步放松對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地控制力，又保证對国有企业地控制，并逐步焕发出国有企业地活力. 第二，局部试点倒推广过程中地理论创新.推行地渐进式改革并否是盲目地再全国范围之内统一进行，而是先再小范围内进行试点，通过试点进行创新探索.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地建立旨再探索现代开放型城市建设理论，率先建设深圳、汕头、福州、厦门四個经济特区，并再经济特区普遍取得良好成果后，通过总结经验，积极创造适合我国国情地现代开放模式. 2.改革开放取得地成果展现 （1）建立并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独具特色地渐进式改革取得了极大地成功，标志着市场再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以得倒了广大共识.再所有制方面，已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地基本经济制度得已实现.国有经济依然再关键重点领域得倒快速地发展，主体地位得倒否断强化.非公有制经济再焕发市场经济活力、解决就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地组成部分.再分配方面，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地收入分配方式,推动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再政府调控方面，积极运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进行市场调控，尤其是建立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多项基本保险制度，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内容地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等.
中国渐进式改革特点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壮丽史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逐步形成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它的丰富性、独创性和深刻的历史意义引起了人们日益广泛的关注。 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具有以下四个“有先有后”的特征： 1、先农村后城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归功于农民的创造精神。农民获得了生产自主权，又得到了提高粮价等政策的好处，农村经济形势空前好转。2农村工业化发展时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二三产业，农民进厂进城、务工经商，带动了农村经济持续发展。3城镇化和小康社会建设时期。前两阶段的改革成本较低且有明显的收益，既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村的非农化又主要是就地进行，剩余劳动力主要由乡镇企业吸纳。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4农村综合改革时期。2005年28个省、市、区不再征收农业税，同年底通过废止征收农业税的法令。目前我们处于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阶段，尽快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保障。农村改革成功后再进行城市改革。城市改革是在农村改革的启示和推动下起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在多年酝酿和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步展开。 2、先试点后推广 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而改革是有风险的。因此，中国的改革大都经过试点、扩大试点、全面推广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从安徽、四川的包产到户开始，成功后向全国推进；价格改革首先从基本消费品以外的消费品开始突破，然后逐步向生活消费品和生产领域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从2000年开始，安徽进行全省范围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5年28省市取消农业税，2006年全国免除农业税；对外开放先是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启动，然后分阶段地向内陆和边远地区推进。 3、先易后难 中国经济改革首先采取体制外突破，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同时，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以此入手进行改革成本小、收益大。 “放权让利”是中国改革前期的鲜明特点，1978－1993年，中国改革的基本政策是中心向地方、企业、个人“放权让利”。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干得好的农户获得更高收入；在城市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让干得好的企业和个人获得更高收入。这种实
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激进式变革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变革 来源:陕西论文网字体: 摘要：转型经济学（或称转轨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包括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的经济体制转型。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激进式变革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变革，取得不同的经济绩效，形成巨大反差。 关键词：转型经济渐进式演化激进式变革制度变迁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
如何理解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渐进性特征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快速发展的经济、显著改善的人民生活水平、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无一例外的展现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渐进式改革是指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强调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在基本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实行增量改革。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及我国改革开放中的渐进性特征，总结了渐进式改革在我国的利弊。 关键字：改革开放渐进性中国特色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本国情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使国民经济恢复，紧接着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但是也是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出色完成，使得第二个五年计划出现了赶英超美，社会主义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等错误思潮，紧接着出现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受到了全面冲击。我们国家急需要改革，使得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 但是，中国要如何改革，这是一个问题。是进行玻利维亚式的“休克疗法”，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推进，进行渐进式改革？这个时期的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没有“休克疗法”所需要的客观经济条件：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只能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所以中国只适合渐进式改革。改改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表明一个合适的循序渐进的转型过程能够保持前一个发展阶段所创造和积累的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并且能够将这些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转移到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和生产能力的一些领域。 二.我国改革开放中的渐进式特征 渐进式改革是指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强调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在基本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实行增量改革。渐进式改革既形成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激励和竞争机制，又使无自生能力的企业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不致崩溃。中国通过一种渐进的改革，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现代的市场经济。 1、先农村后城市 新时期中国改革进程实际上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和贯彻实施。使农民获得了生产自主权，又得到了提高粮价等政策的好处，农村经济形势空前好转。这是农民受益最多的时期。农村工业化发展时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二三产业，农民进厂进城、务工经商，带动了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农村改革成功后再进行城市改革。“城市改革是在农村改革的启示和推动下起步的”，1979年后以“简政放权”和“减税让利”为基本思路，“以形成产
渐进式改革又称“中国式道路”，它是指在保持原有根本制度条件下，通过培植新体制因素以达到体制转换，从而最终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一种方式，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殊性质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宪法制度的逐步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般来说，渐进式改革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1、体制外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或者计划经济体制薄弱的边缘领域进行，给予市场经济一个试验空间； 2、增量改革，在保留计划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不断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因素； 3、双轨制改革，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经济体制；单项突破性改革和集中对部分政策的变革并存； 4、倾斜式改革，改革选择了那些影响较小又有建立新体制条件的地区作为突破口； 5、普惠制改革，使绝大多数人从改革中受益。这种改革的优势就是具有阻力小，易突破，成本较小的优势，因此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事情。 激进式改革又称为“休克疗法”或“俄罗斯道路”，它是指在较短时间内按总体改革蓝图，推倒原有制度重新建立自由市场制度的改革，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就是选择了这种社会主义快速全民进行市场化的改革。 激进式改革的特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在政治利益结构的重构上选择自由化策略。激进式改革的首要条件就是实现经济自由化，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经济自由化包括价格、贸易和汇率的自由。二是在经济利益结构的重构上选择私有化策略。私有化旨在建立市场经济主体。三是在经济政策的重构上选择稳定化策略。为了使市场化和私有化有效进行，激进式改革认为稳定宏观经济是必须的。稳定化主要是通过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与经验 论文作者张宇 本文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在内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根本特征和基本经验在于，它是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因而，必然要在自发与自觉、局部与整体、改革与发展、体制内与体制外、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平衡，在稳定与发展中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这一改革模式是中国特殊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历史文化传统及特殊的改革路线的产物，具有中国特色，但在这种改革方式中也包含着一定的普遍性的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逐步形成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它的丰富性、独创性和深刻的历史意义引起了人们日益广泛的关注。虽然中国改革的成功已经得到了举世公认，但是对于如何解释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和未来的走向问题，国内外经济学家却众说纷纭，认识相距甚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和经验进行认真的总结，无疑将会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产生积极的作用。 一、改革的性质与改革的方式 迄今为止，国内外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中国渐进式改革和苏东激进式改革的分析都是围绕着过渡的方式而展开的，他们把改革定义为市场化，并在此基础上具体考察两种改革模式之间在过渡方式上的差别。例如，把激进与渐进归结为一步到位还是分步前进、是整体推进还是单项突进、是政治体制改革先行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先行、是存量改革还是增量改革，等等，并在此基础上说明改革的实质、特征、成功的原因和未来的走向。这些看法虽然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过渡经济的某些重要特点，但似乎都难以真正揭示经济转型的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它们都回避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改革的性质和目标问题。 改革的方式是内生于改革目标的，离开了改革的目标与过程，改革的成本、收益和路线的选择也就失去了意义。社会制度的变迁绝不像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是在明确的目标和约束条件下寻求成本最小的改革路径问题，相反，它是在无数复杂的主客观条件的作用下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的整体的和动态的过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主要特征在于：第一，它是与工业化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面临着工业化与市场化双重转型。第二，它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宪法制度的逐步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中逐步确立的，新体制的建立是通过不断试验逐步完成的。第四，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它是市场化和现代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的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在改革方式的选择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必然要在改革中寻求传统与现代、计划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局部与整体、改革与发展、国有与非国有的结合，归根结底，要在工业化、市场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之间的平衡与协调、稳定与发展中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苏东激进式改革则是对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根本否定，是在彻底推倒原有的宪法制度的基础上引入西方资本主义的宪法制度，因而，它的方式必然是激进的、全面的、整体的、革命性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新的私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必然会出现制度的断层，从而也就无法避免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混乱和生产的停滞与下降。这才是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东激进式改革的真正差别，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壮丽史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逐步形成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它的丰富性、独创性和深刻的历史意义引起了人们日益广泛的关注。 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具有以下四个“有先有后”的特征： 一、先农村后城市 新时期中国改革进程实际上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归功于农民的创造精神。农民获得了生产自主权，又得到了提高粮价等政策的好处，农村经济形势空前好转。2农村工业化发展时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二三产业，农民进厂进城、务工经商，带动了农村经济持续发展。3城镇化和小康社会建设时期。前两阶段的改革成本较低且有明显的收益，既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村的非农化又主要是就地进行，剩余劳动力主要由乡镇企业吸纳。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4农村综合改革时期。2005年28个省、市、区不再征收农业税，同年底通过废止征收农业税的法令。目前我们处于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阶段，尽快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保障。农村改革成功后再进行城市改革。城市改革是在农村改革的启示和推动下起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在多年酝酿和
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步展开。 2、先试点后推广 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而改革是有风险的。因此，中国的改革大都经过试点、扩大试点、全面推广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从安徽、四川的包产到户开始，成功后向全国推进；价格改革首先从基本消费品以外的消费品开始突破，然后逐步向生活消费品和生产领域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从2000年开始，安徽进行全省范围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5年28省市取消农业税，2006年全国免除农业税；对外开放先是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启动，然后分阶段地向内陆和边远地区推进。 3、先易后难 中国经济改革首先采取体制外突破，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同时，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以此入手进行改革成本小、收益大。 “放权让利”是中国改革前期的鲜明特点，1978－1993年，中国改革的基本政策是中心向地方、企业、个人“放权让利”。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干得好的农户获得更高收入；在城市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让干得好的企业和个人获得更高收入。这种实行“松绑放权”和“给好处”的做法，使微观主体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企业、地方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实行“双轨制”，也就是在保持计划价格的同时，答应一部分市场价格的存在；答应集体、私营、合资企业进入原先受抑制的轻
渐进式改革的特点 在世界各国的改革中，主要存在着两种理论模式或改革路径：第一种是按照“华盛顿共识”而进行的激进式改革，也叫“休克疗法”。第二种是指在原有政治制度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的渐进式改革。“激进式”改革具有很强的刚性，就好似要把一座旧城一下子彻底摧毁夷为平地，在短期内再建一座新城，这极容易引发社会矛盾；“渐进式”改革则具有较大的柔韧性，它在改革过程中建立起了一个个缓冲带，有利于缓冲和化解社会矛盾。 中国的改革指导思路，就是渐进式的改革。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敏锐地洞察到中国的国家控制能力还远没有达到能够进行激进式改革的程度，根据中国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文化历史、社会心理等现实情况，设计出了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渐进式”改革指导思路，很好地处理了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以来，中国渐进式改革之路已经走得很远，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改革的意义和成效可以用“革命”来形容。而在这场革命中，中国保持了国家的完整，保持了国家机器基本运作的正常化，保持了政权的稳定，并且还保持了经济每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为世界第六位，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渐进式改革也因此被经济学家称为“中国模式”。 这种渐进式改革具有如下几个最主要的特点： 1、渐进式改革利用现有组织资源,逐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国的改革每走一步，都是在选择风险最小的切入点。典型的步骤是先易后难，摸着石头过河。这样，改革的阻力最大限度地减小了，也在社会上逐步培育起改革的意识，这种政治策略非常高明。中国电信业的机构改革和产业重组历程,就是一个国家不断整合现有资源，逐步引入竞争机制，持续推进基本电信服务市场化的渐进式改革历程：1994年7月，电子部联合铁道部、电力部以及广电部成立了中国联通，打破了原邮电部独家垄断国内电信市场的局面，初步引入了基本电信服务市场的竞争机制；随着国家电信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到了 1999年12月，全国电信市场已经拥有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网通、吉通、铁通和中国卫星通信等７家运营商，初步形成了基本电信服务市场化分层竞争格局；再到2008年6月,国家再次对六大电信运营商重新洗牌，整合为电信集团、联通集团、移动集团三大电信巨头，形成了基本电信服务三足鼎立的市场化竞争格局。 2、渐进式改革属于增量改革，也叫“体制外”改革。其具体操作方式是，以市场化为导向，新体制增量推进，就好像修一条水渠，土一点一点挖，石头一块一块砌，最后水到渠成。例如中国移动集团陕西有限责任公司1999年8月成立之初，为优化人员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出台了一系列企业职工内部退休优惠政策，鼓励男50岁以上、女45岁以上职工自愿与企业签订内部退休协议，到2000年底，先后有三批共计260多人内部退休，而且一次比一次优惠力度大；还有，在用人制度改革上，从2000年1月起，陕西移动新招聘员工，非本科学历，原则上不得录进入省公司机关工作，各分公司非本科学历员工也不得调入省公司机关工作，已经在省公司机关工作的非本科学历员工不受影响。这些人事制度改革充分体现了新人新政策，旧人旧政策的增量改革特性。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要有先有后 内容提要：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以来，中国推行的是一条渐进式改革路线。这条道路具有先农村后城市、先试点后推广、先易后难、先做后说的四个特点，渐进式改革使中国经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10%左右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位，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创造了世界经济 发展的奇迹，渐进式改革也因此被经济学家称着“中国模式”。 关键词： 渐进式改革：是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强调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在基本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实行增量改革。 其特点为：强制中的诱致性，双轨过渡，从局部到总体，体质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相结合，改革、发展与稳定相协调，经济的市场化与政治的多元化相分离等。 中国渐进发展潜在风险改革前景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壮丽史诗。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有先有后”的渐进式改革助推中国大发展、大繁荣 中国改革为什么成功？改革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原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两条：“1、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推进。中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合适的循序渐进的转型过程能够保持前一个发展阶段所创造和积累的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并且能够将这些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转移到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和生产能力的一些领域。2、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在任何一项改革进程的初始阶段，不管采取何种方法，人们都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各个阶段中将会显现出来的所有问题。因此，改革一定是一个边探索边改革的适时学习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按照既定蓝图进行临摹的过程。”无独有偶，2008年2月4日新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
1.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差异 答：（1）激进式转型又称休克疗法，“休克疗法”这一医学术语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引入经济领域。休克疗法的最早提出，是萨克斯被聘担任玻利维亚政府经济顾问期间所为。玻利维亚是南美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国，由于长期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政府经济政策不断失误，由此引发的经济问题大量积累而又得不到解决，终于导致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正是面对这样一种险恶的经济形势，受聘于危难之际的萨克斯，大胆地提出了一整套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实行紧缩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压缩政府开支，取消补贴，放开价格，实行贸易自由化，通过货币贬值实现汇率稳定，进一步改革行政和税收制度，将部分公营部门和企业民营化，重新安排债务和接受外援等等。由于这套经济纲领和政策的实施，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使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甚至导致出现“休克”状态，因此，人们借用医学上的名词，把萨克斯提出的这套稳定经济、治理通货膨胀的经济纲领和政策称为“休克疗法”。 （2）渐进式转型又称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是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强调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在基本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实行增量改革。渐进式改革实质上是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其成功就是由于在肯定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内在发展动机的基础上,对社会各主体物质利益分配格局进行了有序的渐进的调整，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和成员的积极性，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参与。渐进式改革的内容也包括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制度化，只不过在具体实施中体现出循序渐进的特色。渐进式改革可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减少改革代价，拥有可过渡方式，而且在一个宏观经济相对平衡稳定的国家实行渐进式的改革较为有利。 （3）二者区别:渐进式改革主要考虑的是稳扎稳打；激进式改革，则是带有冒险性质的。在经济体制改革方式的选择问题上，“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孰优孰劣，它们各自面临的特殊问题是什么，是体制经济分析和“过渡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这两种改革方式的主要区别是： 改革和发展的关系.激进式改革往往是无搞改革、后求发展，改革阶段好比“泪水之谷”，通过人为降低发展速度来推动改革；而渐进式改革则是既搞改革、又求发展，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尽量避免过高的通货膨胀，用经济的稳定发展来支持改革。 “破”与“立”的关系.激进式改革往往是“破”字当头、先破后立，采用“休克疗法”首先彻底破坏计划经济体系和国有制度，然后进行新体制建设，结果大多造成体制“真空”；而渐进式改革往往“立”字当头、先立后破，在改革过程中于不断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同时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在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的情况下不断减少指令性计划，这样使传统体制收缩的同时市场主体和关系相应形成和扩张，避免了体制“真空”。 速度和推进力度.激进式改革往往重视速度，力求速决，俄罗斯于1990年8月制定的“500天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渐进式改革则往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其典型作法是，通过局部均衡各个击破，通过边际均衡分解难题，而不是一味求全、求‘决。 (4)孰优孰劣。如果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为既定，而且改革方式的差异不导致改革结果的差异，这样仅从改革成本最小化的角度去看两种改革方式所面临的特殊问题，那末其基本判断是：改革的实施成本是改革的激进程度的减函数，或者说是改革方式所需时间的增函数——改革的速度越快，改革所需时间越少，信号扭曲的问题越是尽快得到彻底纠正，社会越是较快地建立起新体制以使人们尽快地形成关于新体制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稳定预期，经济所面临的损失就越小，反之就越大。单从如何使这种实施成本最小化的角度看问题，激进式改革方式相对于渐进式改革显然具有优越性。改革的摩擦成本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增函数，或者说是改革方式所需的间长度的减函数——给定改革发生时的各种初始条件和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摘要：渐进式改革是计划经济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分阶段、有序地推进改革,即循序渐进地改革。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不采用全部推倒重来的改革方法，而是完全保留原有金字塔等级结构，通过原先等级构架中的领导人组织市场取向的改革，并在市场机制逐渐扩大的基础上渐渐减小等级规则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我国的改革一开始表现为放权让利的改革，逐渐过渡到价格和产权制度改革，进而导致政治体制变革。 关键词：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经验，问题 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 中国经济改革的特殊性在于：第一，它是与工业化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面临着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转型。第二，它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或基本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宪法制度的逐步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在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中逐步确立的，新体制的建立是通过不断试验逐步形成的。第四，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它是市场化和现代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简而言之，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 中国经济改革的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必然要在改革中寻求传统与现代、计划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局部与整体、改革与发展、公有与非公有、国有与非国有的结合，归根结底，要在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之间寻求平衡和协调，在稳定与发展中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因此，在总结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和探索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时，市场化的方式和方法、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并不是问题的实质，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如何结合以及这种结合的内在根据、具体形式、主要后果和一般前景。归根结底，我们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框架内，市场化改革能不能持续推进下去并获得最后的成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就是在不断解决这一难题的实践中形成的，它的成功之处在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初步寻找到了一条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具体途径。 二、对于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几个环节 （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所有制是经济体制的基础，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条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党认真总结了以往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并在十五大上把这一方针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从而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面临着这样一个前人所没有解决的世纪性难题，即公有制经济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因而，能否实现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从根本上决定着改革的方向和前途。传统的观念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是不可能兼容的，中国改革的实践否定了这种观点。中国的改革经验证明：第一，商品关系是内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仅公有制经济中的乡镇经济、社团经济、合作经济和各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可以直接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即使是国有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也存在着财产关系、人力资本和经营权益上的明显差别，因而也还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发
如何理解我国改革开放过程的渐进性特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壮丽史诗。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改革为什么成功？改革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原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两条：“1、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推进。中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合适的循序渐进的转型过程能够保持前一个发展阶段所创造和积累的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并且能够将这些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转移到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和生产能力的一些领域。2、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在任何一项改革进程的初始阶段，不管采取何种方法，人们都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各个阶段中将会显现出来的所有问题。因此，改革一定是一个边探索边改革的适时学习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按照既定蓝图进行临摹的过程。”无独有偶，2008年2月4日新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也认为：中国最值得推广和借鉴的就是“务实主义”，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通过一种渐进的改革，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现代的市场经济。转型经济体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怎样过渡到目标，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重要的经验。 由此可见，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人们大都认同中国改革的主要
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因为，市场化导向的中国改革，不是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改造”，不是否定、抛弃社会主义的“改向”，而是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创造性破坏”——通过发展非国有经济，大力培育和发展起一块“新体制经济”，推行“渐进式增量改革”，然后，再以“改革的增量”激活“存量”，从而实现整个体制的转轨。 中国渐进式改革具有以下四个“有先有后”的特征： 1、先农村后城市 新时期中国改革进程实际上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归功于农民的创造精神。1979年后迅速推广也得益于中心连续五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和贯彻实施。农民获得了生产自主权，又得到了提高粮价等政策的好处，农村经济形势空前好转。这是农民受益最多的时期。农村工业化发展时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二三产业，农民进厂进城、务工经商，带动了农村经济持续发展。1984年乡镇企业产值1709.9亿元，1991年11621.7亿元。城镇化和小康社会建设时期。前两阶段的改革成本较低且有明显的收益，既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村的非农化又主要是就地进行，剩余劳动力主要由乡镇企业吸纳。1991年后，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1996年后，农民收入增幅下降。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农村城镇化和小康社会建设步伐加快。1991－1995年，中国的市镇总人口从3.1亿增加到3.5亿，农业劳动力从3.5亿下降到3.3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