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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总结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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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总结和反思

关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总结和反思

摘要:中国经济改革是解决传统体制下国有产权安排的高成本问题的必然要求。渐进式改革是学界关于中国改革特性达成的一个共识,而采取此种改革模式却是取决于以下原因:过宽的“制度鸿沟”、高度专用性的“人力资产”以及“制度记忆”的“缺失”。

由于“渐进式改革”采取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以至很多艰难和结构性的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并遗留下来。在渐进式改革逻辑下,单纯依靠市场自发力量的推动是缺乏效率的。由于政府具有合法强制力,当自发的市场力量导致利益目标分散时,政府能有效地聚合各种价值取向,平衡利益冲突,减少改革成本,使市场化进程顺利推进。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路径需要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模式,但在理论和实践中这种模式也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和障碍。

关键词:中国;政府主导;渐进式改革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 (2008)06-0029-06

(云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院,云南昆明650221)

收稿日期:2008-10-25

作者简介:莫翔(1978-),男,云南保山人,云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一、关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分析(一)改革必要性的制度经济学诠释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怎样改革?中国市场化道路的性质是什么?对于上述问题,中国经济学家首先假定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然后把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性质及决定因素作为研究对象。不过首先假定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对过渡过程的研究还是不够的,就研究的逻辑起点而言,首先应该回答的是,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不行了?一些经济学家立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视阈对传统体制下国有产权安排的高成本问题进行了分析。总体上,这些理论上均认为中国传统集权体制是一种交易成本很高的制度安排,而造成这些高交易成本的原因却在于:领导人与一般工作人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社会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权利与责任义务的不对等;个人损益与社会损益的不一致等。旧体制的低效率,一方面是由于事实上产权的模糊性,另一方面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契约执行的困难(这主要体现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过高代理成本)。产权的模糊性并不仅指每个社会成员切实感受到的权利的模糊,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在公有制下,社会成员没有退出权,结果当事人无法惩罚违规者,以致违规行为蔓延,这是公有制

低效率的关键原因。一些经济学家还通过对人民公社和合作社经济绩效的比较分析来支持上述结论,发现合作社由于社员被赋予了退社的权利而获得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从契约执行的角度看,如果把计划经济体制看做是一个多层委托代理关系,那么每一层都会导致代理成本,委托代理层次越多,体制的总代理成本就越大,换而言之,计划经济体制中初始委托人(老百姓)的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代理人(每一级工作人员)的工作努力水平会随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和公有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递减。事实上,此类分析模型就是对产权观点的一个正式证明。此外,模型本身又进一步揭示出了产权理论应用的一些条件:当事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危害程度与公有经济的规模直接相关。这也预示着公有制规模的缩减有可能弱化其低效率程度。

(二)中国改革的基本特征:渐进式改革一般而言,学术界关于中国改革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中国实行的是一种渐进改革的模式。从时间上看,渐进性表现为改革方案的逐步推广和到位的过程。从空间上看,渐进性表现为一种增量改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第一,实行“体制外”改革,即旧体制不变,在旧体制以外成长出一块新体制。第二,在旧体制内,通过改变原有契约方式来

荩经济学研究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ofHubeiUniversityofEconomics

2008年11月第6卷第6期Vol.6No.6Nov.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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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第6卷第6期

打破现状,改变分配契约,允许农民和企业在完成计划任务以外可以保留一定的剩余,或者改变雇佣契约,允许“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等。第三,试点改革,即政府允许某些地方、部门或企业试验一些新制度,通过对试验结果进行总结,形成一个可以普遍推行的改革方案。第四,计划权利的赎买。新制度的资源需求和旧体制的资源控制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计划特权的定价机制,利用特权寻租必然要浪费稀缺的资源,为避免这种浪费,一种办法是承认现有的权利格局是合法的,然后允许拥有权利的人自愿交易权利,此即所谓“计划权利交易”或“买入型交易”,实际上就是对官僚阶层手中的权利的赎买过程。另一种办法是当旧体制下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分离时,有权利方向义务方支付以换取义务方的同意,此即“买入型交易”。

(三)中国实行“渐进式改革”模式的原因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改革的初始条件将是决定改革路径的最主要因素。因此,要寻求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的原因,就离不开对中国改革之初约束条件的分析。

第一,过宽的“制度鸿沟”。主张“激进式变迁”的人常说:“你不可能分两次跨过一个鸿沟”此话似乎有道理,然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个鸿沟有多宽?一个国家在选择制度变迁方式之前,完全有必要来度量一下新、旧制度之间“鸿沟”的宽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当然应该鼓足勇气,一跃而过。如果这条鸿沟远远超出了一个人能够跳过的极限,那么仍坚持一步跳跃,便有“落沟”而丧生的危险。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就面临着一条过宽的“制度鸿沟”,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在决策机制、信息机制和动力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差异。更为重要的是,两种体制下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习惯都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况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速度越快,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就越强,如果这种冲击的强度超过了社会承受的极限,那么社会的稳定性将受到威胁,为此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换句话说,为了取得改革的成功一个社会必须付出相应的成本,而这种成本的数量取决于现行经济制度与理想状态的差距(即“制度鸿沟”)以及制度变迁的速度,如果“制度鸿沟”越宽,变迁速度越快,对社会造成的冲击越大,则变迁的成本也就越高。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制度变迁方式选择的第一个标准,即制度变迁方式的可行性与“制度鸿沟”的宽度密切相关。如果“制度鸿沟”较窄,那么变迁引起的冲击和成本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长痛不如短痛”的“激进式变迁”方式是可取的。反之,如果“制度鸿沟”过宽,那么经济制度的剧变将在短期内给社会造成强烈冲击和巨大的成本,使政府和老百姓都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渐进式变迁”方式是可取的。这也是我国采取“渐进式”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高度专用性的“人力资产”。制度选择总是在一定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发生和进行的,无论什么制度都是由所有参加人创造出来的。因此,在原有制度下的所有资产中,人力资产(这里的“人力资产”是指企业家、政府官员以及劳动力的能力、素质、技能以及他们的习惯和行为方式等等。)将在制度变迁时代中处于所有资产转换的中心,人的素质最大程度地决定了制度变迁的环境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人不仅是启动制度变迁和决定制度变迁的可变因素,而且也是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一方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对物质资产的处理和重新分配(尤其是在新制度下更有效地利用它),要靠人力资产去完成,原有制度契约关系的瓦解,新关系的确立,以及制度机构的重组都取决于参与的个人和团体的决策。而另一方面,在不同制度下,人力资产的特性是不同的,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中,人力资产主要是由计划经济所决定,具有塑造、分配、单一、指定、管制、服从等特征。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人力资产具有个人适应、选择、多样、调整、自由、竞争等特征。因此,制度变迁首先要求人力资产随之转化,制度创新究竟有多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的制度组合与人的因素是否相匹配。就此而言,可以说没有什么因素比人力资产更能确定制度变迁的前进方式了。几十年的中央计划经济产生并给中国留下了奇怪的“制度遗产”:从对资源、技术和信息的指令性分配,到适合中央计划经济需要的高度专门化的人力资产。在所有的这些资产中,人力资产的分配和使用是最不合理的、最不恰当的,不对人力资产进行深刻的改造,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健康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我们可以取代物质资产,可以复制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但没有人(新人),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然而,对人力资产的综合

而又深刻的改造,只能渐进地完成,虽然有可能一下子完全出现新的物质资产,可是一夜之间替换人力资产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把计划经济中高度专门化的人力资产转化为适用于市场经济,和提高它们的潜在价值,是一个不断需要摸索和花费更多时间的过程。

第三,“制度记忆”的“缺失”。通常,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人们往往会保留着对某种制度和行为的记忆:即他们今天的利益与他们过去经历的某种制度和行为相关。一般而言,制度记忆具有私人属性,不能转让。对于制度变迁而言,“制度记忆”的重要性在于,这种已经融入人力资产的制度记忆能为推进制度创新提供制度和行为上的线索。当制度变迁具有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或制度记忆时,制度变迁的进程要顺利的多,因为“制度记忆”有助于减少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因素,提供有关制度演进的关键性因素。相反,当制度变迁缺乏这类可利用的“制度记忆”时,制度变迁实际上就是一个重新探索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制度安排在决定和实施时往往会遇到怀疑和犹豫,继而迷失方向。对于中国这个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建立市场制度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过程,在中国人的大脑中几乎没有关于市场制度的“记忆”,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必然是一个逐渐摸索的过程,这也是决定我国经济改革“渐进式”模式的客观原因之一。

(四)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总结和反思

中国的改革采取了渐进主义而非激进的大爆炸或休克疗法的模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保留了双轨制;中国的改革是分步进行的,集中于制度革新,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产权进行改革,通过保留剩余的方式激励农民;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更多地采取了试验的形式,允许部分地区或部门率先改革,成功之后再向全国或全行业扩展,例如经济特区的建立;初始条件对于改革方式的选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采取了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避免出现大的冲击,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概而言之,中国渐进主义模式的特点是最小化政策贯彻执行的成本,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率,最小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政治阻力,逐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采取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以试点方式逐步推动改革。

中国是采取渐进主义模式获得改革成功的典型案例。当然,中国能够采取这种模式的首要前提是国内政治稳定,可以支持改革初期的双轨制;其次,中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允许从事私有经济活动之后,私有部门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有部门。

然而,“渐进式改革”的另一个结果是,由于采取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致使许多结构性问题被遗留下来,主要包括:私有化、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这里有国内因素,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问题,产生了宏观经济周期,也有开放带来的不稳定性,中国的汇率制度、债务市场都面临挑战(这些机构性问题的核心集中在国有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国有银行主要将贷款带给了国有企业,累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在发展过程中向城市倾斜的策略导致的城乡差距;市场缺少规范的法制环境,法律执行困难。

此外,中国转型过程中的明显特征是投资超过消费,而且市场很不完善,缺乏正式的制度(例如法律体系不完备)。从增长方式来看,中国经济主要还是外延型而非内涵型增长,即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增加劳动力和投资而不是技术推动,技术进步缓慢。

中国渐进主义的转型策略和改革模式下的增长模型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面临诸多挑战,有许多艰巨的问题尚待解决:包括劳动力、利率和原材料等要素价格改革;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所有制改革;政府财政体系和货币政策运用改革;劳动力过剩和缺少流动性问题;城乡分割;缺少包括健康保险、养老保险、住房保险和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体系;不完备的法律体系(特别是执行体制);金融行业中大量的不良贷款问题;环境破坏等等。

中国目前仍然不是市场经济,只是部分市场化。未来经济增长很难继续依赖要素积累,而是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所以虽然中国有能力吸引了并将继续吸引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但是中国支持市场的制度基础薄弱,缺乏配套的法律体系,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经济能否快速追赶发达国家尚难判断。

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府主导逻辑

(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府主导逻辑

对制度变迁的理论探索中,以诺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一直以来都具有持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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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的影响力。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介绍到中国,已得到广泛传播,并在中国经济学者中产生强烈共鸣。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以其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的。在方法论上秉承了新古典主义主流学派的分析精髓,运用了经济人概念、成本—收益分析和均衡分析的静态及比较静态方法,并引入了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成果,建构了其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框架,即相对价格发生改变→制度非均衡→初级行为团体出现→次级行为团体提供必要的制度装置→制度均衡再现。

在诺斯的理论中,他的制度创新理论最能凸显其工具理性主义思径取向。在他看来,制度的发明与创新,并非像斯密和哈耶克理解的那样来自市场过程中自发秩序之生成,而是来自当政者或政治家们的理性计算和心智建构。就此而言,在诺斯的工具理性主义思径中,制度变迁就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创新。在工具理性主义看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节省征得全体同意的成本,从而提高制度变迁的净收益。不过,现实经验并未对诺斯理论架构所需的政府理性提供充足证据,政府竟然容忍一些非效率的制度安排长期存在。为此,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跳出了新古典的框架,提出了“路径依赖”理论,认为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初始的制度安排或选择有可能将随后的制度变迁,长期锁定在非均衡的封闭路径中,并由此推演出渐进式变迁逻辑。尽管如此,“路径依赖”理论并不表明诺斯放弃了其工具理性的信念,相反,他认为摆脱锁定状态的创新力量和强制力保障仍然来自政府。

诺斯的工具理性主义思路取向中的制度变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创新,但诺斯在对信仰结构、路径依赖和文化重要性的论述时,特别是在涉及社会制度中非正式约束的演变路径时,却采取了一种趋同于斯密和哈耶克在社会制度分析中的演进理性主义的分析思路,并从其中导出了渐进式制度变迁逻辑。这种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正是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决定的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目标。恰恰是这种渐进式改革的现实,又必然要求借助政府强制性介入的制度变迁方式。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体制改革本身意味着对旧利益格局的打破,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重新分配和安排。在渐进式改革的逻辑中,对旧利益格局并非一次性打破,而是分阶段进行的。这就导致每个时段新的利益安排都要面临着与旧的利益格局共存的局面。由于渐进式改革的时间跨度大,进程慢,这种混合的格局会存续很长时间,使新旧两部分利益格局实现“共容”,从而形成一个过渡性利益格局,也造就了一些从这种非均衡体系中获利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将成为制度变迁的严重阻力,将制度变迁拖入长期非均衡的封闭路径中。面对既得利益集团存在的制度格局,新的自发型构的制度安排由于缺乏强制手段,往往会选择“妥协”,从而导致新制度效率降低,或者完全被旧制度“同化”,出现所谓“体制复归”。

因此,在渐进式改革逻辑下,单纯依靠市场自发力量的推动,是缺乏效率的。政府由于具有合法强制力,当新制度安排与旧制度发生抵触时,它可以进行有效的强制性干预,或者利用完备的官僚体系使新制度强制合法,从而覆盖旧制度,改变“锁定”状态。就中国目前的改革经验来看,一旦中国因其初始条件启动了渐进式制度变迁路径,政府的作用就不可忽视。当自发的市场力量导致利益目标分散时,政府能有效地聚合各种价值取向,平衡利益冲突,进而减少改革成本,使市场化进程顺利推进。这里也可以形象地认为,“双轨制”是新旧利益格局并存的方式,因为“双轨制”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尊重在旧体制下形成的各个利益团体的现状,而“并轨”则是政府权力强制的结果。另外,一个也应该注意到的问题是,“双轨制”的一个基本逻辑,是允许自发型构的新制度安排在不对旧利益格局构成本质影响的前提下,合法地获取制度外的收益。因此,“双轨制”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成功典范之作,它较顺利地解决了旧体制对新制度的激烈排斥而可能导致的改革失败问题。但是,在“双轨制”下,新制度并不能完全脱离旧体制独立运行,它必然要与旧体制发生各种交易行为,但旧体制不会对新制度予以支持,从而降低了新制度的运行效率。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国有银行体系的资金,主要投向国有经济,而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得不到国有银行体系的有力支持,在民间融资尚未被有关法律认可的情况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资金非常有限,从而降低了其效益。更重要的是,由于“双轨制”的存在,一方面,产生了大量可供相关权力集团(包括个人)追逐的“租金”,从而导致寻租行为、腐败现象泛

滥,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公众对新制度不满,使改革阻力增大、社会支持度降低;另一方面,正是这些在“双轨制”下获取大量“租金”的权力集团(包括个人),构成非均衡状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存在,对制度变迁的推进构成来自权力层面的巨大阻力。此时,单纯的市场力量已不足以与其对垒,而勇于改革的最高决策集团,甚至可以说个别有远见的政治家,面对“双轨制”运行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利用政治权力的合法强制性手段,以修改或颁布法令的方式实行“并轨”。尽管这样的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各种阻力,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但是,政府的利益平衡措施及其权威,很快消除了阻力,从而大大降低了制度变迁成本。尽管“并轨”带来经济和社会的“阵痛”,但毕竟在“并轨”后一些更“市场”的规则,可更方便地被制定出来,由此可认为,每一次“并轨”都致使市场进一步完善。

(二)对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反思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路径需要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模式,但在理论和实践中,这种模式也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和障碍。

首先,政府的权威性与合法强制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质疑和削弱。众所周知,政府的权威性构成了其强制性的基础。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权威其实就是信息相对完备的一方向信息相对缺失的一方提供信息的行为,或信息相对完备的一方凭借其信息优势直接提供方案时的被认可性或服从性。信息的不对称导源于信息搜寻成本和对信息感知能力的差异。就信息搜寻成本而言,不论政府如何高效,政治领袖如何杰出,都不能无成本地获取他们想要的信息,他们必须搜寻到大量非大众化的信息。对于信息的搜寻,政府虽然比其他“社会实体”有明显的优势,但是需要搜寻的信息范围越大其成本也就相应越高,而且对那些通达渠道存有障碍的信息的获取,政府所付成本不一定更低。就信息的感知能力而言,政府是一个由“有限理性”的具体个体(政府官员)构成的“实体”,而非一个理性而超然的存在。即便从整体上而言,其也无法超越“有限理性”的局限。此外,由于搜寻成本高而导致的信息不完备,也属于“有限理性”范畴。基于上述缘由,社会公众就没有理由完全相信政府提供的方案一定是最优的,从而其权威性就有理由被质疑。这样,由于权威性的削弱,政府主导模式所需的合法强制性也必然会降低。

其次,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将会面临产出最大化与租金最大化两方面权衡和选择的困境,以至无法摆脱“诺斯悖论”。不同制度主体的目标函数或效用函数是有差异的。以初级行为团体的自发行动为特征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以国家、政府的自觉行动为特征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这一点上就明显不同。前者完全是以经济上的成本—收益比较为出发点,并以超过制度变迁成本的最大收益为目标函数;而后者既考虑经济收益(产出最大化),又考虑非经济收益(统治的最大稳定、政府垄断租金最大化),基于此,只有当产出最大化与租金最大化的综合收益大于制度变迁成本时,制度变迁才会发生。一个存在的经验事实是,当存在高度集权的政体和不完善的政治市场时,制度变迁是以掌握最高决策权的核心领导者的偏好及利益与制度变迁的基本取向两者一致为前提的,而核心领导者的偏好及利益则单一化为巩固其政治威信,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这表明,统治者(政府)的效用最大化并不必然同社会财富最大化相一致,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只是被推进到其对统治者实现自身目标的边际贡献等于零时为止。因此,当考虑到政府面临的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等成本因素时,那种容忍和漠视低效率制度长期存续的政府不作为,就不难以理解了。所以,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并非必然拥有长期稳定的动力源。

再次,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主要是从外在制度或正式约束方面作出调整,而内在制度或非正式约束是否会对这种调整给予支持,也值得商榷。有学者认为,制度缺乏是引发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因而制度构建就成了迫切的需要。尽管基于制度普适性认知的制度模仿,被认为是可选择的节约成本的方式。但是,不同社会和国度在习俗、意识形态、社会资本构成乃至政治文化底蕴方面是不同的,这也进而构成了不同社会和国度内在制度的差异,这也将会导致具有相似制度的不同国家和社会在其制度运行效率方面的截然不同。一种存在的经验性事实是,外在制度的推行,需要借助内在制度构建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氛围,外在制度的可执行能力取决于其对内在制度的兼容性。中国的内在制度特征显然有别于“制度溢出”的国家。当政府将规范的市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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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国内推行时,如遇到来自非兼容的内在制度抵触,政府要么借助具有暴力特征的国家机器,要么按照渐进式逻辑通过长期“教化”修正内在制度。“双轨制”的运作,为内在制度的修正提供了时间和利益诱导,为以后“并轨”准备了必要的制度环境。不过,暴力的使用并非是一种持续性的手段,而内在制度的修正,又是漫长且无法确知其方向的社会自发过程。所以,强制性的政府制度变迁推进,必然遭遇无法逾越的制度障碍。

最后,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需要借助完备的政府官僚体系和政治机构。因此,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为保证政府主导的可行性,在经济体制改革时,保留了原有的政府行政体制。这实际是渐进式“双轨”理路的延续。但是,从现实情况看,已启动了“市场”思维的经济体制,遇到越来越多来自传统“计划”思维的行政体制障碍,从而构建的市场体制效率必然受损,除非政治体制也进行与经济体制一致的制度变迁。但是,这又无法延续政府主导的逻辑,政治体制变迁的实效也无从保证。这恐怕是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为自己设置的一个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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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ing-up and Pondering-upon of Gradual Reform Path in China

MO Xiang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Kunming Yunnan650221,China)

Abstract:The aim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is to resolve the high cost problem of Assignment of State-owned Assets in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system.Academy circles share the view that China's economic reform follows the model of Gradual Reform.The implementing of the Gradual Reform Path is attributed to the following cause:'Institutional Divide'is great width; 'human assets'is very concentrated;'institutional memory'is absent.Because the Gradual Reform Path follow the way from easy to difficulty,many hard and structural issues had not been resolved and left behind.Under the Gradual Reform Path, reform that only rely on the promotion from market force is lack of efficiency.When the spontaneous force of market result in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interest aim,because of having enforceable power,government can converge various value aim efficient-ly,balance interest conflict,reduce the cost of reform,thereby government can advance successfully th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China's Gradual Reform should follow the model of Government-dominated'system transition,however it also faces some challenges resulted from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Key words:China;government-dominated;gradual reform path

(责任编辑:许桃芳)

浅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要求

浅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要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统一价值追求和协调利益关系;任务是做好具体工作和解决思想问题;动力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内力的推动及社会和文化向前发展。 标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实际要求;方向;任务;动力 在政改的进行过程中,不断根据新的形势对改革的内容做出调整,方向、任务和动力是政改的根本要求,也是实际发展中必须要坚持的要求。在调整的同时,主要的内涵是不变的,下文将从方向、任务和动力三个方面概括出政改的要求。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1、统一价值追求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党已经逐渐清楚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价值目标。这个目标,实际上包含了我们核心价值的基本内容,即经济增长的“繁荣”,促进“正义”的文化,“和谐社会”的建设。生态文明是面对国际合作和国内需求提出的符合人类社会长久健康发展的概念,政府解决经济建设带来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的问题,为人民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政改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的起点和终点,促使政治发展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如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不断追求的目标,也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凝聚人心、汇集力量,保证改革不偏离政治的目标和人民的期望。 2、协调利益关系 改革开放30年,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的进步和繁荣伴随着利益冲突、利益分化。一是利益格局的多元,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从根本上说,政治体制改革是调整利益关系,它涉及很多的人和事,要小心。因此,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底线、范围、程度和路径必须是理性的思考,必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利益变得越来越复杂,决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国情出发,积极稳妥、有序地进行。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1、做好具体工作 十八大报告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了“两个必须”,“三个更加注重”,反映中国政治改革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这些都从党、民主、法治三个层面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也是改革的关键所在。改革的措施都是围绕着三个层面所涉及到内容而制定实施规划,党的建设就要求党的自身、党员领导干部、党的领导和执政、党的权力等各方面都进行不断地改进和革新。党需要实行民主和

中国古代重大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

专题一中国古代重大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 皇帝制、 趋势。 3、作用和影响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不同时期起着不同作用。具体说,在封建社会早期和中期主要起进步作用,在封建社会晚期主要起消极乃至反动作用。 积极作用:①有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②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生产活动,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③在统一的社会环境下,有利于民族大融合,有利于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和提高。

消极影响:①君权专制易形成暴政统治和导致腐败现象的出现,成为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②思想方面独尊一家,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③明清时期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认识:中央集权制在我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说明它是适应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散的自然经济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以保证小农经济生产的发展;封建地主阶级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镇压人民的反抗。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生产力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也不可能瓦解。 二、两种状态——分裂与统一 历史上的三次大分裂: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辽宋夏金;三次大统一:秦汉、隋唐、元明清 1、规律特点 国家统一的规律: ①从原因上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及时调整是根本原因;民族融合和内聚力的逐步加强是基本因素;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中原汉族先进文化的吸引力,统治阶级注意适时调整统治政策都是实现和维持统一的重要原因。②从过程看,是在克服各种分裂割据因素的基础上逐步走向统一。⑨从影响看,封建国家的统一保持了社会的安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加强了民族融合和各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另外,还应注意到,长期统一的局面下也蕴含着种种矛盾,如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利的斗争;土地兼并严重导致阶级矛盾激化;财政困难引发统治危机等。 国家分裂的规律: ①从原因上看,封建经济的分散性;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民族矛盾的激化;民族融合的不稳定性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等都是导致国家分裂的重要原因。②从过程看,每次分裂的时期都充满了战争,其中有民族间战争,也有统治阶级的内战;在分裂后期往往会崛起一个强大王权,最终由他实现统一;③从影响看,长期的分裂割据必然影响到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影响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影响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分裂中蕴含着统一的因素,因此长期分裂之后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其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必然大大加强。 2、综合认识 国家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必然结果,分裂是支流和短暂的。从空间上看,统一的范围不断扩大,由中原地区不断向边疆地区扩展;从时间上看,统一的时间远远超过分裂的时间,我国封建社会长达2300多年的历史,其中真正分裂的时间不过七、八百年左右;从程度上看,统一的稳定性和可能性越来越大。国家分裂现象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封建经济的分散性所决定;当然也与中央权威下降、中央集权削弱有关;另外民族融合不够发达,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也是造成分裂的因素。因此,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形成统一市场,是消除分裂割据的根本措施;保持中央政权的强大和政令的畅通,防止地方割据势力抬头,

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比较

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比较 ——中国与俄罗斯比较 引言:在世界各国经济改革的历史,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激进的过度方式,例如俄罗斯与东欧一些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一种则是渐进的过度改革如中国。这两种不同的改革模式以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为主要代表。在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惨遭失败,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一片混乱。始于70年代末的中国渐进式改革却成绩斐然,这也导致了对激进改革的否定。近年来随着俄罗斯经济的不断增长和中国经济改革的有待完善,又引发了对两种改革的讨论和比较。本文就两种不同的经济改革模式进行分析和比较,从中找出相互之间的差别。 关键字:渐进式改革激进式改革中国俄罗斯 一、中国与俄罗斯两种不同改革模式实施阶段上的区别 1.中国整个渐进改革过程(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 (1)渐进式改革是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强调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在基本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实行增量改革。其特点为:强制中的诱致性,双轨过渡,从局部到总体,体质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相结合,改革、发展与稳定相协调,经济的市场化与政治的多元化相分离等。 (2)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伴随着整个改革进程的推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市场化的起始阶段或者初期阶段,这一阶段的市场化其本上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总体格局未变的态势下展开的,市场发育刚刚开始因此基本上是“体制外”展开。第二阶段是市场化的展开阶段,这一阶段市场化已经进入“体制内”,市场体制框架开始显现,市场的力量和计划的力量开始抗衡,突出表现在“双轨制”并存的体制模式上。第三阶段是市场化的深化阶段,这一阶段的市场化进程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市场机制在经济体制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是进入了纵深的推进阶段,正向着成熟阶段迈进。 (3)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大致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采取了从体制外的创新到体制内的改革、从局部到整体的改革、从低成本到高成本的改革推进方法,采取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降低改革成本,使改革的进程可持续。第二在整个渐进式改革的进程中,由于新旧的体制存在,所以中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里实行

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权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其目的在于调整部分社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开展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加快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步伐,1987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议程。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正如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所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战略上和策略上其实是互相结合的,具体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来推动;民主与法治结合起来,强调民主的制度化与法律化政治体制改革和改善民生与保护公民权利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享受到实际的实惠;基层民主制度和依法治国结合。此外,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将执政党依法执政和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完善中国式的政党制度;吧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把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把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公民舆论监督;把选举投票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等。 实践证明,中国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像领导干部终身职务制的废除,党与政府重叠的对口部门的取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村民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的创新;人事制度的改革;公务员制度的初步建立;行政机构的多次改革等等。概括起来,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民主制度和民主机制不断健全完善,进一步丰富了人民当家作主 的内涵与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以保障和实现人民 民主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和国家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形势, 坚持改革,以确保这些制度机制始终保持活力,服务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不断发展;第二,党的建设不断加强,执政能力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以来,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以及反腐倡廉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纯洁性 与先进性,中国共产党在增强学习能力和理论创新能力的基础上,提高了科 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第三,进一步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制定和修改选举法,使选举工作逐步规范,选举的民主程度和效率显著提 高;第四,行政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初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体制,通过改革,以人为本的政府服务理念贯彻于各种服务和方便民众的实践 形式,集中统一的行政事务处理系统、信息公开,在行政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体现,同时干部人事制度进一步完善,为改革发展稳定 提供了重要组织保障;第五,公共权力结构日趋合理,逐步实现运转高效,

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分析比较

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分析比较 作者:贸三燕海龙引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 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各国的改革而言都是要改革不适应甚至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就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而言都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本国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地发展。所以从改革的动因、方向及目标上看,两种改革方式并没有大的差别。 一、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主要观点 激进式改革理论,也称之为大爆炸式改革或休克疗法,特指主要以狭义新自由主义与现代货币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主张在原计划经济国家实行的,以迅速私有化、自由化、稳定化为手段,以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秩序为归属的一整套体系。主要观点包括(1)着眼点是经济转轨的终极模式,强调立即实施能达到成熟市场经济终极模式的一整套措施,排斥所有与终极模式不相吻合的中间形态。(2)强调破坏旧体制,认为旧体制的最终状态毫无价值。(3)设计了一个理想的资源配置体制,希望一步到位。经济体制是一个相互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因此改革是一个严密的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局部改革不会收到效果。(4)追求速度。它视速度为摧毁旧体制的工具。 渐进式改革理论,采取先易后难, 先表层后里层的改革路径,在旧有制度的框架内渐进、逐步地对旧体制进行制度创新。主要观点包括(1)转轨是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从而与激进式改革理论所强调的过渡的终极相对立。(2) 渐进式改革的战略强调生产的稳定。他们看来,生产规模的下降比保持更低的经济绩效更坏,因为这会使转轨丧失动力。(3)把社会看成是一种信息加工手段,任何改革方案最初都是以旧体制下所获得的信息为基础,对于未来,改革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4)不刻意追求速度,认为激进式改革不仅会破坏现有关系,而且会破坏现成的信息贮存。 二、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区别 1.经济转轨的速度不同 许多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一个危险的雷区。从一种体制向另一体制转换时,存在某种程度的经济衰退和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在转换过程中,两种经济体制并存的状态是体制转换的最危险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新旧体制处于激烈冲突的胶着状态。这时,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建立新体制,使新体制起主导地位,才能尽快摆脱新旧体制并存所造成的混乱和危机。零敲碎打的改革只会延续现存的结构危机。 采用激进的改革策略,可以使改革迅速而全面进行,但是对社会的冲击面比较大,在一定的时期内会导致生产的急剧下降和居民生活状况的恶化,所以有些经济学家称某些东欧国家执行的激进改革策略为“休克疗法”。采用渐进的改革策略,可以避免大的社会震动,减少改革的阻力,但是由于两种体制并存的时期比较长,容易导致腐败和混乱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育和成长。

中国政治改革的阻力分析

中国政治改革的阻力分析 (1)“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这些权钱变相纠缠而成的利益集团在政治上主要表现在其拥有一些超国民待遇的特权,责任与权力不对称,有权者未能承担应有的责任。故不愿自己的权利及利益受损。如在房价问题、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等方面所有这些宏观政策的背后都有既得利益集团的身影,任何政策的变化都会影响相关利益集团的权力与利益。 路径依赖性阻力:长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模式作为新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对其起着很强的束缚作用;过去都是这么过分集中权力的,于是现在就继续照着做。 (2)理论阻力:在中国现阶段的政治理论研究当中,理论的研究还不充分,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中国到目前为止有政治革命的理论、有政治保守的理论,从来没有政治改革的理论这样一种理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名正言顺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3)社会阻力:突出表现在大众的公民观念状态1978年发展市场经济以来,中国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也忽视了全面思想体系建设。公民们有强烈的政府依赖,公民们不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跟自己有关的,总是期待最高领导人替自己包办一切。这样一种依赖,使政治体制改革所能仰仗的三种力量——政党-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变成了一种力量,就是政党-国家力量 (4)目标阻力: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设定的就不是一个政治

目标,而是“审美目标”。如,各代领导人提出的目标都是“尽善尽美”,试图将各种相互冲突的政治关系美妙地结合起来——这是审美表达,不是政治表达——因为政治表达是不平衡的,边际关系是绝对不平衡的。这样一种“审美”主导,导致我们对不平衡的政治体制有着一种平衡的审美要求。 (5)技术性阻力:其一:国家越大,民主化越难:一个国家越大对专制的要求就越高。因为它必须依靠权威的、绝对的力量来动员资源,豢养军队、官僚,以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再加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主化的程度是影响国家统一与稳定的关键。这导致我们所有的决策者不得不考虑民主化所可能带来的后果。 其二:我们缺乏一个从总体上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这个机构需要从全局的角度、全民族的角度来设计规划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从某个部门,某个行业的利益出发。

探究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

探究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 摘要: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二年,通过这三十二年的时间我国逐步走上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之路。对于过去我们坚持的这种渐进式转型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议。我们为什么选择了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的内涵、意义以及在渐进式改革这条道路上取得的成绩和。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关键词:渐进式改革内涵成就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踏上了改革开放之路。80年代中期激进式改革被提出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选择了激进式改革,即所谓的“休克式”疗法,结果并不是很理想。而我国依然坚持采取渐进式改革,并获得了成功,它使得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采取循序渐进的、有步骤、分阶段的方式推进改革,或者说采取累积性的边际演进的转换模式。而所谓激进式改革,是指采取激烈的、“一步到位”的方式进行改革。渐进式改革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1.体制外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或者计划经济体制薄弱的边缘领域进行,给予市场经济一个试验空间; 2.增量改革,在保留计划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不断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因素; 3.双轨制改革,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经济体制;单项突破性改革和集中对部分政策的变革并存; 4.倾斜式改革,改革选择了那些影响较小又有建立新体制条件的地区作为突破口; 5.普惠制改革,使绝大多数人从改革中受益。 中国之所以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于改革的探索性。改革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进行某些修补和改良,而是在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进行的“第二次革命”。我国的改革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他经常使用的概念有“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是一场试验,要“走一步,看一步”,要“分步骤”、“分阶段”进行,要“一步一步来”,等等。对于这场革命,世界上没有先例,没有现成的答案。因此,对于指导这场变革的领导层来说,需要有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这就需要循序渐进,而不能贸然激进。 其次,在于改革的复杂性。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地域广,而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城乡之间、沿海内地之间、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在改革的承载和接受能力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各个区域或部门的改革不可能“齐步走”,而需要“分而治之”,梯次推进。中国的改革按照邓小平渐进思想的设计,以农村改革和对外开放为战略突破口,遵循由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再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序特征和结构布局渐进拓展。改革既先后有序、轻重有别,又整体配套、相互衔接。 其三,在于改革的艰巨性。改革是一场全方位的改革,既包括经济基础又包括上层建筑,既涉及思想层面,也涉及社会层面。而从这场全面改革的“重头戏”——经济体制改革来看,不仅包括微观主体的再造和市场体系的重建,也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其四,获取改革动力的需要。改革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必然涉及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或者说利益的重新分配。改革要确保获得足够的动力,必须获得更多社会成员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论文完整版

西南财经大学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的方向选择 小组成员: 刘畅 213020204114 王月213020204063 邹琳213020204112 赵宁洋213020204118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有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历经30多年的改革历程,政治体制改革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由政治体制滋生的问题也层出不穷、群体性社会事件接连发生、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民众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也从未消退甚至,这种声音越来越多。可见,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已经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建设。 (一)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治体制已经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建设,其问题归纳如下: 第一,权利过分集中。在政党权利配置上,政治协商制度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目前,由于政治协商在党政决策中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程序不规范,协商难免流于形式。在政府与市场的权力分配上,市场往往被权力过大的政府所吞没,政府在与市场企业利益关系中过多运用权力,制约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二,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权力缺乏监督是腐败的根本问题。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指出“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现有的权力制约机制对一把手权利的制约常处于缺位状态,因此一把手往往是腐败几率最高的一个群体。 第三,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严重。我国是官员最多的国家之一,辽宁省铁岭市有一个县长,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河南省新乡市有16个副秘书长。官员如此之多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并增加了行政成本。 (二)现行政治体制弊端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 1、制约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方式转变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不仅仅是从外部间接影响经济生活的上层建筑,而是作为构成经济基础主导部分的国有经济所有者,从内部对经济生活有直接的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重大举措如,党政关系、政企关系的调整,及时一种经济现象有是一种政治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在经济运行上打破条块分割,引进市场机制,完善宏观调控,实行政企分开,放权市场,就必然涉及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机构的调整,这种调整这能依靠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来完成。 其次,市场经济体制正常有效的运行的外在条件是指市场经济体制能否独立有效运行而不依赖于其相对的计划指令,即国家权利的运用,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来论述的。公共选择理论中集权利与团理论创始人满色奥尔森,强调了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与繁荣的作用,在他的书“权利与繁荣”中他总结了政府在促进市场繁荣是所需要的两个条件,即“清晰的个人权利界定”,并且他认为“这些权利从来都不是由自然所赋予的,而是社会的—而且通常是政府的—规划设计的产物”。这就强调了这附在保障个人权利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个主张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意味着要规制政府权力,使其发挥更好促发展的作用。主张政府权力的恰当配置与规制对经济繁荣的用意,正好也说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 2、权力过分集中导致法制、腐败问题 在政党权利配置上,政治协商制度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目前,由于政治协商在党政决策中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程序不规范,协商难免流于形式。在政府与市场的权力分配上,市场往往被权力过大的政府所吞没,政府在与市场企业利益关系中过多运用权力,制约市场经

中国政治改革可能出现的风险

中国政治改革可能出现的风险 改革开放为中国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也积累了复杂的社会矛盾,矛盾日趋尖锐就会转化为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得不到有效处理,就会转化为治理危机。防止社会危机转化为治理危机,一方面需要治理者具备临时的危机处理技艺,另一方面则需要依靠长期的政治发展谋略。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走出了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但近三十多年来,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这些国家在政治发展目标和模式上已经没有多少选择的空间,类似的政治变革几乎席卷全球非西方国家,就是一个明证。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如此快速变革的国家取得优良治理绩效的并不多见。 中国的领导层经过多年改革的大风大浪,并不缺乏进行重大变革的勇气,但在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进行政治改革,容不得出现重大失误,一旦出现政治失败局面,就会比那些小国更难以挽回。 就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政治发展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有三:一是政党衰败的风险;二是国家分裂的风险;三是社会溃烂的风险。 许多研究者没有认识到西方与非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对于政党的意义。西方现代政治发展总体上走了一条社会造

国家,国家造政党的道路,而非西方现代政治发展总体上则走了一条政党造国家,国家造社会的道路。两条道路上的政党目标和功能具有根本性差别。西方在现代社会和国家结构中逐步产生出来的政党功能有限,典型的如美国政党只是履行着竞选工具的功能,而非西方国家的政党大多是在应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下,要承担变革现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功能。这就意味着后者需要承担更重的治理责任,集中更多的治理权力,具备更强的治理能力。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走了一段偏离现代化方向的道路,但政党自律的水平是非常高的,改革开放后稳定地确立了现代化的方向,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国民也许只是看到那些腐败的现象,但忽视了许许多多的干部在党的目标和纪律的约束下,勇于拼搏、拼命苦干,在执政党提供各种政治激励下体会着人生的意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来,政党自律的老本啃得差不多了。如果不采取新办法让这个政党涣发出新的生机,在以民主为指向的政治发展进程中,这个党就面临着可能快速衰败的危险。 对于一个大国,尤其是地区和民族矛盾比较复杂的大国来说,在政治发展过程中肯定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两岸局势紧张时,中国通过了一个《反分裂国家法》,本身就证明了这种危险的存在。国家认同研究中的主流观点认为,以基本人权为基础的公民政治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根本基础,而

浅谈新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及其发展历史

浅谈新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及其发展历史 公管院 09 行政管理 03090223 陈明 新中国建国已逾60年,值此祖国花甲有余之际,我仅以一学生的角度浅析一下祖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发展进程并就“党政分开”这一政策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还望老师批评和指正! 1、新中国建国以来政治制度改革侧重点回眸 (1)党政关系改革 虽然十二大提出了党政分开,但党政关系改革正式启动应该是在十三大以后。十三大报告指出,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政治领导亦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十三大以后,开始试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各级党委撤销了与同级政府部门重叠对口的职能部门,大量事务性和行政性的工作开始由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承担。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简单地运用西方多党制条例下的党政关系来理解党政分开的改革,看不到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先发规定了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二是认为实行平党政分开哦就会削弱党的领导,看不到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是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变,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两种倾向都表明雪球符合我国国情的党政分开的运行机制是个尚需继续探索的课题,同时还应看到,党政分开阻力重重还有深层次的原因。这待会儿再详细阐述。 (二)关于大部制改革 大部制改革按照业内专家的提法,是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和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

从渐进式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看我国经济发展体制发展走向

封面 作者:ZHANGJIAN 仅供个人学习,勿做商业用途

从渐进式改革倒全面深化改革看我国经济体制发展走向-社 会科学论文 从渐进式改革倒全面深化改革看我国经济体制发展走向 郭加玉 摘要:我国采以了渐进式改革地方式,从计划经济体制平稳运行倒市场经济体制,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极大地改善了居民生活质量.本文重点梳理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历程,對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取得地经验成果进行展现,對下一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具有一定地启示作以. 关键词:渐进式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市场经济体制 从计划经济体制平稳运行倒市场经济体制,我国采取渐进式改革,否同於东欧和前苏联地“休克疗法”.Sachs等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认为,中国围绕“局部均衡”进行改革并由此形成“中国模式”,主要是再经济领域进行,却否能持续;而“休克疗法”展现地是“一般均衡”,改革再经济、政治等多领域同時进行,并带有可持续性.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基数庞大,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经济发展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再否平衡,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且地区性差异明显,否可能再短時间内通过改革改变我国地落后面貌.统筹考虑我国地基本国情后,采取渐进式改革,使我国成功地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取得重大地成果. 一、渐进式改革地特征及成果展现 1.渐进式改革特点 對於渐进式改革特征形成两大共识: 第一,增量改革引导下地逐步推进.渐进式改革并否已一步或短時间内扭

转旧体制下地利益和社会结构作为改革地主要方式,而是阶段性、逐步瓦解涉及经济体制再内地起阻碍作以地问题,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增量式改革是再政府控制与监督下,逐渐再起倒主导作以和率先改革后发挥作以地部门展开,并进一步推广倒其她领域.例如,再對国有企业改革方面,逐步放松對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地控制力,又保证對国有企业地控制,并逐步焕发出国有企业地活力. 第二,局部试点倒推广过程中地理论创新.推行地渐进式改革并否是盲目地再全国范围之内统一进行,而是先再小范围内进行试点,通过试点进行创新探索.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地建立旨再探索现代开放型城市建设理论,率先建设深圳、汕头、福州、厦门四個经济特区,并再经济特区普遍取得良好成果后,通过总结经验,积极创造适合我国国情地现代开放模式. 2.改革开放取得地成果展现 (1)建立并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独具特色地渐进式改革取得了极大地成功,标志着市场再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以得倒了广大共识.再所有制方面,已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地基本经济制度得已实现.国有经济依然再关键重点领域得倒快速地发展,主体地位得倒否断强化.非公有制经济再焕发市场经济活力、解决就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地组成部分.再分配方面,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地收入分配方式,推动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再政府调控方面,积极运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进行市场调控,尤其是建立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多项基本保险制度,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内容地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等.

怎样看待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有哪些特征? 答:1、政治改革基于社会利益关系中的利益矛盾 2、政治改革是对于政治权利关系和政治权利关系的调整。 3、政治改革由政治权利主体发起和领导。 4、政治改革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政治变革。 5、政治改革是渐进而缓慢的过程。 6、政治改革以和平的方式进行。 你如何看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是关系到中国能否长期保持社会和谐,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其中,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此我主要谈两个方面。 第一,我们要立足中国现实,客观地全面地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提出改革的任务,就在于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民主政治推动下起步的。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党是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

党,这就决定了在我国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不能有序地推进民主也是不行的。联系三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可以注意到,我们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从战略与策略相结合的角度讲,至少有以下五点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 一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比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取消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并由公民直接选举县和县以下人大代表。事实上,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深化一步,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当前正在实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具有这一特点。这次大部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这次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努力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并将按照权力制约的原则,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这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极大的意义。 二是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强

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

中国渐进式改革特点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壮丽史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逐步形成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它的丰富性、独创性和深刻的历史意义引起了人们日益广泛的关注。 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具有以下四个“有先有后”的特征: 1、先农村后城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归功于农民的创造精神。农民获得了生产自主权,又得到了提高粮价等政策的好处,农村经济形势空前好转。2农村工业化发展时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二三产业,农民进厂进城、务工经商,带动了农村经济持续发展。3城镇化和小康社会建设时期。前两阶段的改革成本较低且有明显的收益,既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村的非农化又主要是就地进行,剩余劳动力主要由乡镇企业吸纳。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4农村综合改革时期。2005年28个省、市、区不再征收农业税,同年底通过废止征收农业税的法令。目前我们处于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阶段,尽快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保障。农村改革成功后再进行城市改革。城市改革是在农村改革的启示和推动下起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在多年酝酿和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步展开。 2、先试点后推广 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而改革是有风险的。因此,中国的改革大都经过试点、扩大试点、全面推广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从安徽、四川的包产到户开始,成功后向全国推进;价格改革首先从基本消费品以外的消费品开始突破,然后逐步向生活消费品和生产领域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从2000年开始,安徽进行全省范围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5年28省市取消农业税,2006年全国免除农业税;对外开放先是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启动,然后分阶段地向内陆和边远地区推进。 3、先易后难 中国经济改革首先采取体制外突破,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同时,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以此入手进行改革成本小、收益大。 “放权让利”是中国改革前期的鲜明特点,1978-1993年,中国改革的基本政策是中心向地方、企业、个人“放权让利”。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干得好的农户获得更高收入;在城市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让干得好的企业和个人获得更高收入。这种实

渐进式改革

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激进式变革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变革 来源:陕西论文网字体: 摘要:转型经济学(或称转轨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包括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的经济体制转型。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激进式变革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变革,取得不同的经济绩效,形成巨大反差。 关键词:转型经济渐进式演化激进式变革制度变迁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

如何理解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渐进性特征

如何理解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渐进性特征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快速发展的经济、显著改善的人民生活水平、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无一例外的展现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渐进式改革是指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强调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在基本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实行增量改革。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及我国改革开放中的渐进性特征,总结了渐进式改革在我国的利弊。 关键字:改革开放渐进性中国特色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本国情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使国民经济恢复,紧接着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但是也是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出色完成,使得第二个五年计划出现了赶英超美,社会主义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等错误思潮,紧接着出现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受到了全面冲击。我们国家急需要改革,使得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 但是,中国要如何改革,这是一个问题。是进行玻利维亚式的“休克疗法”,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推进,进行渐进式改革?这个时期的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没有“休克疗法”所需要的客观经济条件: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只能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所以中国只适合渐进式改革。改改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表明一个合适的循序渐进的转型过程能够保持前一个发展阶段所创造和积累的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并且能够将这些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转移到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和生产能力的一些领域。 二.我国改革开放中的渐进式特征 渐进式改革是指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强调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在基本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实行增量改革。渐进式改革既形成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激励和竞争机制,又使无自生能力的企业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不致崩溃。中国通过一种渐进的改革,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现代的市场经济。 1、先农村后城市 新时期中国改革进程实际上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和贯彻实施。使农民获得了生产自主权,又得到了提高粮价等政策的好处,农村经济形势空前好转。这是农民受益最多的时期。农村工业化发展时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二三产业,农民进厂进城、务工经商,带动了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农村改革成功后再进行城市改革。“城市改革是在农村改革的启示和推动下起步的”,1979年后以“简政放权”和“减税让利”为基本思路,“以形成产

浅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与前景

浅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与前景 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就逐渐的被提上日程,但由于我国实际国情和政治改革自身的滞后性使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显得缓慢和落后。更具一份新加坡亚洲事务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相当一部分民众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滞后的,甚至有些人认为中国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这是一个可怕的信号。它不仅反映了民众对现有的政治制度的不满,也成为西方敌对势力攻击批判中国的借口。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迫在必行。 1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饿现状 改革是一个必要和迫切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有许多阻碍的因素。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停滞不前的,到目前为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去得许多具体的成果。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党和政府重叠的对口部门的取消、人事制度的改革等等这些可喜的变化都是我国始终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和证明。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任然困难重重,但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决心不会改变和动摇。 2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与任务 目标是方向,内有目标的改革是盲目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三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在当前和今后的的一段时间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精简结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 3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对策探讨 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需要有切实可行的对策,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一方面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住进政府角色转变;另一方面要建立1 健全制约和监督机制,严惩政治腐败;再者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发扬基层民主;最后改革选举制度,深化人事制度管理改革。 总之,政治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我们要立足国情,既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也不能固步自封,只有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博采众长、与时俱进,才能真正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深化发展,才能带来真正的中国式民主政治。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飞速发展,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也越来越成为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随着我国领导人最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公共表述,政治体制改革再一次成为更多人关注的焦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要而紧迫。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展又相对缓慢但我国并非没有政治改革,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联系起来,具体在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寻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突破口。【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现状前景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十分重要但有十分敏感的问题,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牵涉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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