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科学进展 2015, Vol. 23, No. 4, 547–553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5.00547
547
?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焦虑对社会决策行为的影响*
古若雷1 施媛媛1,2 杨 璟3 石 晶1,2 蔡华俭1
(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2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3华侨大学旅游学院, 泉州 362021)
摘 要 焦虑是在人类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负性情绪。探讨焦虑情绪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扮演的角色, 是生理学界和心理学界的一项重要课题。过往研究显示焦虑水平的提高会对社会能力和社交技巧造成显著的影响。在社会决策领域中, 这种影响的具体表现是高焦虑者比低焦虑者更倾向于采取回避风险的策略。但是, 过往研究主要关心包含经济因素的社会决策, 而对其他类型的社会行为的探索存在不足。以下问题值得未来研究者们关注：在个体层面上, 高焦虑者是否会更容易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 表现出更强的从众行为和权威依从倾向, 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或社会竞争的动机是否会被削弱？在群体层面上, 高焦虑者是否更容易表现出人际信任, 以及是否会表现出更强的服从集体倾向？考察这些问题将会为针对焦虑情绪的认知研究和临床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 焦虑; 情绪; 决策; 社会行为; 风险回避 分类号
B849: C91
焦虑是人类的基本情绪之一(Bloch, Lemeignan, & Aguilera-T, 1991)。它包括人在预感到潜在威胁时, 在主观上感到的紧张、忧虑、烦恼等心理, 也包括自主神经系统活动同时出现的亢进现象(Etkin, 2010)。适度的焦虑对动物和人类的生存有重要的意义, 但过度、不当的焦虑则会严重干扰个人的社会生活。这种干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焦虑情绪会对社交能力和技巧带来显著的损害。在社交谈话中, 焦虑障碍患者不善于与谈话对象进行眼神交流(Baker & Edelmann, 2002), 在社会感知能力和对社会信息的理解力上也表现出缺陷(Hampel, Weis, Hiller, & Witthoft, 2011); (2)焦虑情绪会削弱个人在社交场合中的积极性。与陌生人进行交流的动机强度, 和焦虑水平之间呈负相关(Duronto, Nishida, & Nakayama, 2005; Samochowiec & Florack, 2010)。Wray 和Stone (2005)指出, 高焦虑者在与他人接触时更容易缺乏信心, 更倾向于
收稿日期:2014-10-10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青年科学基金项目(31300847)。 通讯作者:蔡华俭, E-mail: caihj@https://www.doczj.com/doc/498485940.html,
预期负性结果(例如被约会对象拒绝)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同时, 他们在交流过程中抱有负面的自我形象, 低估自己的社交表现(Hirsch, Meynen, & Clark, 2004)。
焦虑障碍患者在社交技能方面的缺陷, 以及回避社会交流的倾向, 都会使他们失去一部分社会支持(包括与家人和朋友的情感联系), 而不利于患者的病情康复。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缺乏必要的外界干预, 焦虑情绪的恶化就有形成恶性循环的潜在危险。因此, 研究焦虑情绪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将会有效推动焦虑障碍的临床治疗工作。“社会行为”是一个涵盖面极其广阔的概念, 我们则选择以“社会决策”为切入点, 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在社会决策过程中, 高焦虑者与低焦虑者在社会信息加工、社会竞争动机、以及群体决策风格上的差异。
1 焦虑与社会决策关系的研究现状
社会决策研究探讨的是以社会互动为背景的各类决策行为, 研究对象包括了社会互惠、利他行为、人际信任、公平感与公平判断、社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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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竞争、从众行为等各种现象(Rilling & Sanfey, 2011)。了解高焦虑者在社会决策情境中的行为表现及内在心理机制, 对我们掌握焦虑情绪的影响模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研究者指出焦虑情绪的本质作用是保护我们远离潜在的生命危险(Nesse, 2006)。根据这种理论, 高焦虑者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会表现出社会回避倾向, 这种倾向与他们对威胁性刺激(如蛇、蜘蛛、愤怒表情等)的注意偏向一样, 都是焦虑的本质特征在不同情境下的具体表现(Aupperle & Paulus, 2010)。但Tang, van den Bos, Andrade和McClure (2012)发现高焦虑者并不一定会在社会决策情境中回避冒险。相反, 这项研究中的社交焦虑水平与风险回避倾向表现出了负相关关系(参见Miu, Heilman, & Houser, 2008; South, Dana, White, & Crowley, 2011)。可见, 我们不能将焦虑情绪对社交行为的影响下“一刀切”的结论, 认为焦虑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社会回避倾向的增强, 并将这一倾向笼统地归纳为高焦虑者躲避潜在威胁的一种表现——在社会决策情境中, 焦虑情绪的影响效应并不一定会表现为对风险回避动机的强化。虽然以往大部分研究观察到了焦虑水平与社会回避倾向的关系(例见Grecucci et al., 2012), 但这种关系可能是焦虑情绪对社会决策过程中多个环节综合影响的结果, 在不同的情境下(涉及不同的环节)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关于高焦虑者的社会决策行为的研究, 目前最常用的实验范式包括“最后通牒游戏(ultimatum game)”和“独裁者游戏(dictator game)”, 这些范式针对的是社交情境中的公平感与公平判断问题(Rilling & Sanfey, 2011; Stallen & Sanfey, 2013)。经典的最后通牒游戏中包含两个参加者, 根据他们在游戏中的不同角色, 其中一人被称为“提议者(proposer)”, 而另一人是“接收者(recipient 或responder)”。在每个回合的开始阶段, 两名参加者会共同得到一笔奖赏。然后“提议者”有权提议如何将奖赏在两人之间分配, 而“接收者”有权接受或否决这个分配方案——如果接收者拒绝了对方的提议, 则两人在本回合都没有任何收益。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出发, 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提议者应该会分尽可能少的金额给对方, 而接收者应该接受任何非零的分配方案, 因为任何数额的收入都比得不到钱更为有利。然而大量实验结果表明提议者往往倾向于将一半左右的奖赏分给对方; 而当分配给接收者的份额少于20%时, 方案被拒绝的概率高达50% (Schwartz & Weinberger, 1980)。研究者们普遍认为, 接收者拒绝分配方案的动机是对不公平待遇的愤怒和厌恶; 另一方面, 提议者可能是顾忌到被接收者否决的可能性, 才提出相对慷慨的分配方案。因此有研究者将最后通牒游戏加以修改, 去掉接收者否决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权力, 使提议者进一步变成“独裁者(dictator)”。但是实验结果表明, 即使是在独裁者游戏中, 被试提出的分配方案也很少会出现完全利己的倾向(Haselhuhn & Mellers, 2005)。可见在这些实验范式中, 无论是“提议者”、“接收者”还是“独裁者”的行为模式, 实际上都蕴含了人类的公平观念。
通过使用上述实验范式, 研究者们观察到焦虑情绪对公平感判断会产生显著影响。例如, 将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与正常对照组的任务表现进行比较, 发现当被试在最后通牒游戏中扮演“接收者”时, 焦虑障碍组比正常组更倾向于接受“提议者”所提出的不公平分配方案。与其相应的是, 不公平分配在焦虑障碍组中引发的愤怒情绪也比对照组弱。而在对公平方案的接受率上, 两组没有显著差异, 说明焦虑情绪选择性地调节了被试对不公平待遇的感知和态度(Grecucci et al., 2012; Paulus & Yu, 2012)。进一步的皮肤电实验证实了上述发现：不公平分配方案在高特质焦虑组中诱发的皮电反应与低焦虑组存在显著差异, 暗示两组被试在情绪体验上的差别(Wu, Luo, Broster, Gu, & Luo, 2013)。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高焦虑者对社会不公的情绪感受性被削弱, 但更可能是因为他们有意识地抑制自己的不满和愤怒情绪, 尽量对不公平的分配方案表示妥协, 因为拒绝分配意味着与他人发生人际冲突, 而这是高焦虑者所尽力避免的(Grecucci et al., 2012; Hartley & Phelps, 2012)。
Luo等人(2014)近期的实验则显示, 高特质焦虑者与低焦虑被试相比, 更倾向于拒绝人类对家提出的不公平方案。为何该结果与Grecucci等人(2012)的发现并不一致, 目前尚不清楚。一种可能是中外文化差异的影响作用, 但实验结果的分歧也许正表明焦虑与社会决策的关系是对情境因素敏感的。此外, 该实验使用事件相关电位(event- related potential, ERP)技术, 发现高焦虑者被分配方案诱发的反馈负波(feedback-related neg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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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N)波幅对方案的公平程度敏感, 同时P300脑电成分的波幅对方案提出者的身份(人类或者计算机)敏感, 而在低焦虑组上则观察不到这些效应(Luo et al., 2014)。该脑电研究证明, 在神经层面上可以观察到焦虑水平对社会决策的调节效应。
2问题提出
综上所述, 迄今对焦虑情绪与社会决策之间关系进行的探讨, 丰富了我们对焦虑情绪的认识, 可能亦会有助于帮助高焦虑者解决社会生活问题。但是这个课题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 研究现状仍然有不少缺憾; 从整体状况上看, 该研究领域也存在亟需填补的空白。
首先, 从上一节的回顾可以发现, 已有的实验成果主要关注的是焦虑情绪对公平感和公平判断的调节作用, 而这仅仅是社会决策领域的一小部分内容。这种研究内容高度集中的现象不是偶然的。在实验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领域, “焦虑与经济决策的关系”是历史较为悠久的研究课题(Hartley & Phelps, 2012; Paulus & Yu, 2012); 而对“焦虑与社会决策的关系”的研究兴趣, 是近年来才脱胎于前者的。由此造成的后果是, 现有的大部分研究都聚焦于高焦虑者在社会经济行为上的表现(例如对分配方案的公平程度判断), 而对与经济因素无关的问题则关心不足(Grecucci et al., 2012)。在经济决策领域中, 过往研究普遍发现焦虑情绪会强化风险回避行为(Hartley & Phelps, 2012; Paulus & Yu, 2012)。因此有研究者据此进一步推测, 高焦虑者在社会决策情境中与在经济决策中一样, 都会倾向于回避风险。我们认为这种逻辑是比较武断的。在不涉及经济问题的社会交流情境中, 焦虑情绪的影响完全有可能表现出一种迥然不同的模式。因此, 为了排除经济因素对实验结果的潜在影响, 进一步的研究不应再局限于社会经济行为领域, 而应延伸到社会决策的其他方面(如从众倾向、社会竞争等)。
其次, 焦虑情绪在进化中的核心作用是促使人类回避环境中的潜在威胁。但是正如上文所述, “回避风险”并不一定是高焦虑者进行社会决策时的核心动机(例见Luo et al., 2014; Tang et al., 2012)。我们认为, 焦虑情绪是通过对自我认知和自我意识的调节, 间接影响社会决策行为的。个体的焦虑水平与自尊水平之间的负相关早已为人所熟知(Patten, 1983)。上文亦有提及, 高焦虑者在社交交流过程中会受到负面自我形象的困扰(Hirsch et al., 2004)。因此, 有研究者提出高焦虑者回避社交是为了防止潜在的人际冲突和对自尊的伤害(Leary & Downs, 1995)。Wu 等人(2013)过往的研究发现：在高焦虑组中, 自尊水平与接受不公平分配的倾向呈正相关; 而在低焦虑组中则没有这个现象, 从而暗示自我因素对焦虑与社会决策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我们认为, 在高焦虑者的社会决策过程中, 自我意识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1)高焦虑者在进行决策与判断时, 更容易受到外界信息(包括他人意见和权威信息)的影响, 更有可能表现出从众行为和权威依从行为, 因为这类行为都是自信心不足的表现(Arndt, Schimel, Greenberg, & Pyszczynski, 2002); (2)高焦虑者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或社会竞争的动机会被削弱, 因为低自尊和负面自我形象对社会竞争动机起消极作用(Rosenberg, Schooler, & Schoenbach, 1989)。使用实验方法对这两个方面进行验证, 所得结果将对焦虑的病理性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焦虑障碍患者的临床评估方面也会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第三, 虽然已有不少研究揭示了高焦虑者在人际交互情景中的行为表现, 但是未能将这方面的研究上升到群体层面。换而言之, 过往研究大多考察的是脱离了社会关系背景的个人(Campanha, Minati, Fregni, & Boggio, 2011)。而将被试置于群体背景下, 考察焦虑情绪对群体中的成员的影响, 将是一项有创新意义的工作。鉴于高焦虑者的自信心和自尊水平较弱, 有理由假设他们在群体中会更难坚持己见, 容易牺牲自己利益而表现出更强的服从集体的倾向。对这一问题的检验, 不但在临床精神病学上, 而且会在社会学研究和社会管理领域中展现出价值。
3研究构想
通常将焦虑情绪划分为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两种类型, 其中前者指的是“当前环境诱发的暂时性的焦虑水平提高”, 而后者指的是“在焦虑易感性方面的气质性的差异” (Endler & Kocovski, 2001)。研究状态焦虑一般用各种实验室方法(例如观看图片或情境想象)引发被试的焦虑; 而特质焦虑则属于稳定的人格特质, 研究者需要做的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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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量表测定被试固有的焦虑水平。与状态焦虑相比, 特质焦虑的特点是不会在实验过程中出现瞬时的变化。而且特质焦虑水平的个体差异是有着可追溯的基因和神经生理基础的(Domschke & Dannlowski, 2010)。因此以下的实验将研究对象的范围限定为特质焦虑。
为了研究焦虑对社会决策的影响, 就需要招募足够数量的高焦虑被试。其中一个常用方法是对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筛查, 以确定其特质焦虑水平。问卷可以使用经典的斯皮尔伯格特质焦虑量表(Trait form of Spielberger’s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即STAI-T 量表)中文版(Shek, 1993; Spielberger, Gorsuch, Lushene, Vagg, & Jacobs, 1983)。根据李文利和钱铭怡(1995)测定的STAI 量表中国大学生常模(43.31 ± 9.20), 研究者可以将量表得分高于52分的学生标记为高特质焦虑群体, 得分在34分或以下的学生标记为低特质焦虑群体。从两个群体中分别随机挑选数量对等的志愿者进入高焦虑组和低焦虑组, 作为正式的实验参加者。以下是具体的研究构想。
3.1焦虑对社会信息加工的影响
这项研究重点考察高焦虑者在社会决策过程中, 是否更倾向于相信并利用外界信息(他人给出的意见), 其中包括依从他人和依从权威两个方面。首先, 研究将会考察焦虑情绪是否会增强被试在进行判断时的从众倾向。实验计划使用多轮的知觉判断任务(Chen, Wu, Tong, Guan, & Zhou, 2012; Feng et al., 2013)。由于实验的难度限制和任务情境的模糊性, 被试的实际正确率会被控制在随机水平。换句话说, 被试无法确信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被试进行选择之后, 由主试扮演的其他数位匿名观察者会给出自己的意见; 被试得到意见反馈之后可以重新判断一次。每轮以第二次判断的结果为准, 如果被试判断正确, 则本轮可以获得奖金。在这种情况下, 被试需要决定是坚持己见, 还是听从其他旁观者的意见。因此, 在其他旁观者意见一致的情况下, 被试选择听从意见的几率, 就反映了他们的从众倾向。具体来说, 研究者将会计算当观察者一致认为被试的初始判断是错误的时候, 被试利用第二次机会改变选择的几率, 该参数被定义为衡量被试从众倾向的指标。预计焦虑情绪会使个体对他人意见更敏感, 因此更倾向于根据外界反馈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即从众倾向更强)。
其次, 研究也将考察焦虑情绪是否会增强被试在进行判断时对社会权威的依从程度。权威依从是社会从众的一个特定方面, 能够体现出被试抑制个人意见及自主判断的倾向。与前一项实验的思路相同, 本实验也是通过人为制造模糊的决策情境, 迫使被试在相信权威和自主判断之间做出选择, 并根据被试选择听从权威说法的几率测量他们的权威依从倾向。实验的主要内容是认知判断任务：每回合中, 向被试呈现一条知识性的陈述句(实际上是目前未有定论的课题), 要求被试判断该句子是否正确。在被试作出判断之前, 屏幕会呈现这句话的信息来源, 分为两个水平——权威和非权威。权威信息来源包括科学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和世界知名媒体。研究者将计算在“权威”和“非权威信息来源”两种条件下, 被试判断每句话为“正确”的概率。预计与低焦虑组相比, 高焦虑组被试会更倾向于判断有权威来源的信息为真。
3.2 焦虑对社会决策动机的影响
这项研究重点考察高焦虑者在社会决策过程中, 与他人进行比较或竞争的意愿(动机)是否会被削弱, 其中包括社会比较动机和社会竞争动机两个方面。首先, 研究会对高低焦虑者在社会比较倾向上的差异进行比较。实验将安排另外一名参与者与被试同时进行任务, 但两个人的实验成绩不会互相影响。因此被试可以选择忽视对方的任务表现, 也可以主动关注两人谁做得更好。实验将同步进行ERP记录, 根据对方成绩诱发的FRN和P300波幅, 就可以检验被试对他人成就的关心程度, 即社会比较倾向。预计与高焦虑组相比, 低焦虑组被试对他人任务表现的脑电反应较强, 说明焦虑情绪会抑制个体在社会情境中与他人比较的倾向。
研究还会进一步考察高低焦虑者在社会竞争动机上的差异。该实验将使用与前文所述类似的知觉判断任务, 但是在实验设计中增加人际竞争因素(Boksem, Kostermans, & De Cremer, 2011)。在任务情境中, 向被试提供两种选择：或者由自己的任务表现决定实验报酬, 或者与另一名参加者进行直接比较(竞争), 成绩较好的一方获得全部报酬。在行为上, 被试选择“竞争”选项的几率, 可以用于衡量他们的社会竞争倾向。由于过往研究表明高焦虑者的自信心和自尊程度普遍低于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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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因此预计在本实验中, 与低焦虑组相比, 高焦虑组被试将更倾向于回避与他人竞争。
3.3焦虑对服从集体倾向的影响
这项研究重点关注在群体层面上, 焦虑情绪对社会决策风格的调节作用, 主要考察焦虑情绪对服从集体倾向的影响。在实验情境中, 通过制造个人意愿与集体决策之间的冲突, 测量被试服从集体的几率。正式实验是包含集体决策过程的抽奖游戏(Post, Van den Assem, Baltussen, & Thaler, 2008)：每个回合中, 电脑程序将自动向多位游戏参加者(包括被试)呈现一张彩票。假如彩票中奖, 则所有参加者可以平分高额奖金。但是在抽奖结果揭晓之前, 程序会提出以较低的金额“购买”这张奖券。所有参加者投票表决是否接受购买的提议, 最终决定需要所有人达成一致。在这个任务中, 违背其他参加者的意愿, 会导致被试担负额外的社会压力。由于高焦虑者的情绪调节能力较差(Campbell-Sills et al., 2011), 他们可能会更难化解这种压力, 因此高焦虑组被试将表现出更强的服从集体倾向。
4总结
过往对焦虑情绪影响社会决策的研究, 大多关注的是与经济分配和公平问题有关的社会决策, 而且研究主要聚焦于人际互动情景。然而, 我们不但应该研究包含经济因素的社会决策(即社会经济决策), 也应同样关注与经济问题无关的社会决策(包括社会比较、权威依从等), 这样才能够更全面地反映焦虑情绪对社会行为各方面的影响; 不但要关注人际互动层面的决策, 也应关注高焦虑者在个体层面上如何加工并利用社会信息作出决策, 从而为理解高焦虑者的社会决策行为特点提供更深入的角度; 最后, 在人际互动情景中, 可以引入对群体决策的研究, 探讨高焦虑者是否会更倾向于与群体意见达成一致。在目前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领域, 对“群体背景下的个人”的研究非常稀少, 尚有待未来的工作填补这项空白。
我们认为, 焦虑情绪应当是通过增强个体对社会性信息的敏感性, 并削弱社会竞争动机, 从而导致个体在社会决策中采取回避策略的。根据这个假说, “社会信息加工”和“竞争动机”应当是焦虑对社会决策影响的中介因素。因此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 由于信息内容的差异和奖惩强度对动机水平的调节作用, 焦虑情绪对社会决策的影响模式可能会呈现出丰富的面貌。可见, 对这个理论的检验能够全面地揭示出在个体层面及群体层面上, 焦虑情绪与(涉及或不涉及经济因素的)社会决策行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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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期古若雷等: 焦虑对社会决策行为的影响 553
The Influence of Anxiety on Social Decision Behavior
GU Ruolei1; SHI Yuanyuan1,2; YANG Jing3; SHI Jing1,2; CAI Huajian1
(1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College of Tourism,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Abstract: Anxie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kinds of negative emotions in our daily life. The potential
influence of anxiety on personal life and cognitive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area of physiology.
Previous studies reveal that anxiety significantly dampens social skills, for instance, high-anxious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han low-anxious people to choose avoidance strategy during social decision-making.
Nevertheless, the research on this behavioral pattern has only developed for a few years and many questions
remain unsolved. Particularly, previous studies selectively focus on social decisions with the economic
factor, while those without the factor are largely ignored.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following issues which
are unexplored: on individual level, whether high-anxious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social
information, and show the willingness to be conformity and obey authority; whether the motive to be
involved in social comparison and social competition would be weakened among high-anxious people; on
group level, whether anxious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show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collectivism.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would prove beneficial to the cognitive and clinical studies on anxiety.
Key words: anxiety; emotion; decision-making; social behavior; risk avoid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