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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及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1874年，日本政府以台湾居民于1871年杀害琉球渔民为借口，发动侵台战争。
5月初，派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3600余日军开始向台湾进犯。
最终在英、法等列强的调解下，签订了《北京专约》。
专约中声称琉球是日本属国，日本侵台是“保民义举”，清政府以“抚恤”名义赔偿日本50万两白。
1879年4月4日，日本以武力吞并了琉球，改为冲绳省。
1894年7月25日凌晨，当清政府海军护送清军入朝的“济远”“广乙”“操江”三艘军舰行至牙山口外的丰岛海面时，日本海军突然发动袭击。
日军先后侵占中国山东威海，辽宁鞍山，澎湖、台湾台北、台南等地，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和《辽南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
后来，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事后被迫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但又勒索了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
1900年6月，西方列强以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不力”为借口出兵中国。
日本出兵2万余人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随后，日本又伙同西方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
1904－1905年间，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中国东北成了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战场，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1905年9月，日俄两国签订《朴次茅斯和约》，规定俄国把攫取中国的旅顺、大连的租借权，以及长春至旅顺间的铁路及其支线的权利转让给日本，并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统治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之机，极力扩大对华侵略，占领青岛和胶州湾。
在此之前，日军已于10月6日占领济南，遂控制了青岛至济南的胶济铁路全线。
与侵略中国山东的作战相呼应，日本海军于10月上旬占领了赤道以北的德属南洋各岛。
1928年4月17日，日本政府决定再次出兵山东。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左宗棠为修水利挪用军费南洋水师从此一蹶不振导语：1874年日本企图入侵台湾，引起清政府警惕。
年底，洋务派恭亲王奕开始筹议海防，决定由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
南洋水师负责1874年日本企图入侵台湾，引起清政府警惕。
年底，洋务派恭亲王奕开始筹议海防，决定由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
南洋水师负责海域为江浙一带，停泊地则主要为上海、南京。
南洋水师的军舰多数为江南制造局及福州船政局所制造，只有少量购自英国、德国。
南洋水师吨位、装备、人员及实力皆与北洋水师相差甚远。
这主要因为清廷的政策是先集中力量发展北洋水师，其次是南洋水师的军费被左宗棠挪用到朱家山水利工程了。
1882年，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一向注意经世致用的左宗棠十分注意兴修水利工程。
他很重视朱家山水利工程，认为它可以“捍卫淮扬亿万生灵，化灾区为腴壤。
”1882年，左宗棠以两江总督的身份奏准朝廷，称重开朱家山河，得到朝廷批准。
动用“盐票项下”积款，支银十七万七千零八十两。
左宗棠利用当年用兵新疆的经验解决石工问题，委派旧部王德榜督率熟手湘军在朱家山用炸药轰石。
在河工中先后投入11个营的防军力量，后来“又准每营各加募勇夫百数十名，照民夫发给工值，帮同工作”。
湘军层层炸开岩石，最后打通朱家山，在下游开挖了新河。
整个工程西起张家堡接通滁河，东达浦口入长江，长达120多里。
朱家山河工工程历时2年完成，凿成由滁河通向长江的分洪道——朱家山河，对滁河中下游流域的旱引涝泄，起到一定作用，改变以往“迄用无成”的局面，消除了南京西北及安徽部分地区数十万顷圩田的水患。
如此浩大的工程，光靠十几万两盐税是肯定不够的，于是，左宗棠便挪用了南洋水师的生活常识分享。
抗日从头说（4）日本第一次侵略中国的“牡丹社事件”始末1871年10月，一艘琉球宫古岛的进贡船在回航那霸途中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东南部山地八瑶湾（今屏东县满洲乡九棚村），这条船上的69人，有3人在登岸过程中溺水而亡，66人登岸，上岸后遇到2名汉人，于是与其同行，在途中两名汉人抢夺难民贵重物品，又将他们引到一个小山洞躲藏，这些难民觉得不妥就自行出走，结果走进了被称作“大耳人”原住民高士佛社，高士佛住民掠夺了难民的财物，供给了他们食物，之后在高士佛原住民外出狩猎期间，这些难民三两结伴分散逃亡，不料高士佛住民发现后对难民开始追杀，54名难民被害，只有12名难民被在当地经商的汉民解救，躲藏在保力庄（今车城乡保力村）一个多月后终于辗转逃到到台南府城，之后经福州乘船归国。
事后，被杀害的54个琉球难民被集中安葬在今屏东县车城乡统埔村边，事后日军侵占台湾时日军首领西乡从道委托当地林阿九家族管理祭祀。
1925年幸存者岛袋龟重修，1926年立碑将遇难者刻于碑上。
2000年再次重修。
八瑶湾琉球海难民被害事件为日本侵略台湾提供了借口。
琉球原本是中国的藩属国，自明朝开始不断接受中国的册封，并连年进贡。
清朝时期曾两度赐予“琉球国王之印”，但是，自日本江户幕府时期他被武力胁迫同时向日本进贡称臣，这样就形成了“一女嫁二夫”的局面，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开始筹划吞并琉球。
同时台湾也成了他觊觎的一块肥肉。
有一个美国人在日后日军侵略台湾过程中助纣为虐，这个人就是曾经的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
李仙得出生于法国，因与美国人结婚成为美国人，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立有战功，至准将。
1866年任厦门领事，期间1867年3月12日，美国商船“罗妹”号自汕头驶赴牛庄，在台湾洋面突遇飓风，在红头屿附近沉没。
船长赫特夫妇及船员等共14人，乘舢板至琅桥尾龟仔角鼻山登陆，被来自附近森林中的生番枪手射杀，闻此事件，李仙得立即赴福州，与闽浙总督吴棠及闽抚李福泰进行交涉，请求依据中美《天津条约》，严令台湾地方官员营救幸存人员，并严惩生番。
1.抗日战争史的基本线索与重大战役：基本线索：日本大陆政策：想要称霸亚洲，称霸世界1874年侵略台湾，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日本破坏铁路。
然后东北三省沦陷，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侵华蓄谋已久对台湾的长期统治，大肆屠杀中国公民，731部队，在东北扶持伪“满洲国”，诱降汪精卫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安插特务机构。
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重大战役：战略防御阶段：华北战场；太原会战；华东战场：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日军攻占武汉标志着日本战略进攻已达到顶点，中国军民抗战进入更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
）。
台儿庄战役：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大捷。
战略相持阶段：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国际援助到来，日本对于国民党以诱降为主，中美英共同对日。
国民党抗日意志消沉，主要精力转向了以反共、防共、限共为中心。
桂南战役，枣宜战役。
反攻阶段：豫湘桂战役：国民党部队遭到大溃败，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陷入深刻的危机。
2.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内容与意义：内容：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强弱比较所以只可能为持久战。
日本是小国，发动的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失道寡助。
中国是大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
所以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抗日相持阶段为关键阶段，只要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就能转弱为强。
意义：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的战略方针，为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产生了积极影响。
3.两个战场的作用、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正面战场（国民党）：防御阶段：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客观上为我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基本达到“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形势”的战略目的。
为主要战场。
相持阶段：消极抗战，为次要战场。
政治类热点--海防建设、海权意识--2024届高三历史统编版二轮复习1．学者争辩认为,秦朝时期的中国是第一个发觉有诸多岛屿的国家:汉武帝时期国家在地图上将南沙的岛、礁、沙、滩一一标明,并划出南海诸多岛屿与异国的疆界。
元朝政府设立白沙水军,负责南海海疆巡逻。
清朝前期，整个南海诸岛海疆都在海口、崖州和儋州营的巡逻、防守范围之内。
以上材料反映了A．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强化B．海南诸岛自古是中国领土C．中国历代重视维护领海主权D．古代在海南岛实行郡县制【答案】C【详解】依据材料可知，从秦朝到清朝前期，历代政府都在南海诸岛海疆进行一系列管辖活动，这体现了中国重视维护领海主权，所以C正确；材料内容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无关，所以A错误；材料强调了历代王朝重视维护领海主权，“海南诸岛自古是中国领土”说法不符合材料主旨，所以B错误；材料体现了对南海诸岛及海疆的管辖，没有体现“在海南岛实行郡县制”，所以D错误。
2．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在朝廷的支配下，江苏、浙江对两省海疆边界作了第一次勘定，但双方对划界问题存在严峻分歧（如图所示）。
划界的分歧反映出当时（）A．中心权威遭到破坏B．海防建设存在缺陷C．经济意识较为淡薄D．地方官员勇于任事【答案】C【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
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
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精确时空是：1690年（中国）。
依据题干图片可知，江苏、浙江对划界问题的分歧主要在渔场和海盗活动区的勘界划分，渔场是重要经济区，可以为所在省份制造财宝，但也因此引来了海盗的觊觎，两省为了躲避缉捕海盗的任务宁愿放弃该海区的所属权，说明经济意识较为淡薄，C项正确；材料只涉及两省的分歧，但并没有阐述中心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难以得出中心权威遭到破坏，排解A项；试题情境为两省“划界分歧”问题，未体现海防建设，排解B项；勘界中两省官员因海盗活动区而推诿，排解D项。
故选C项。
3．1935年4月，中华民国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出版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图》，该地图标出了南海的各个群岛，并首次在其四周用国界线标明，这就是今日中国南海地图上U 形断续线的雏形。
1874年度事件：日本入侵台湾1871年12月，琉球按例遣使向清廷进贡，途中遭遇暴风雨，使船迷失航向，飘荡至台湾南部，与当地高山族人发生冲突，54人被杀，12人在当地汉人的帮助下脱险转移到福州，后由清廷送归琉球。
1872年，日本胁迫琉球成为其“内藩”，“册封”尚泰为琉球藩王。
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福岛种臣一行来华，以交换中日《修好规条》为幌子，刺探清廷对台湾主权认识的虚实，副使柳原前光欺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不懂近代西方“主权”理念，言辞间赚得“生番化外，未便穷治”四字，遂曲解台湾东部“番社”非中国主权所有，于1874年5月由海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首，以1871年“日本国民（实际上是琉球民众）”被“生番”杀害为由，率4艘军舰及陆海军官兵3600多人，进攻台湾。
自鸣得意：清廷给自己挖坑而不自知日本侵台的借口是“番地无主论”，即将清廷官员所表述的“生番化外，未便穷治”四字，曲解成“番地无主”，非中国领土，故日本可据而有之。
这诚然是诡辩。
但日本政府这一诡辩，却有历史渊源可以追溯——1867年2月，美国商船“Rover号”在台湾东海岸洋面失事，登岸人员为当地“生番”所杀。
美国驻厦门领事Charles WilliainLe Gendre找到闽浙总督衙门交涉，清廷地方官员为了推托责任，即提出了当地土番“非归王化”的说法。
Le Gendre无法认可清廷地方官的推托之辞，责备道：“两百年来，中国人在台湾的活动地区，配合着中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力，由西岸以至东岸，逐步扩张，事实上从未承认生番领有其现住土地的主权，西岸的居民，经常贩购生番地区的物产，而生番地区出产的樟脑，且成为台湾官府的专卖品，不容外人自由采购输出，违者则严行惩治，所谓生番地区不属中国管辖的说法，实毫无依据。
”与Le Gendre直接交涉的福建台湾镇总兵刘明灯、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吴大廷，则在针对此事给朝廷的奏折里开头即称：“（生番之地）鸟道羊肠，箐深林密，自来人迹所罕到，亦版图所未收。
我朝设土牛之禁，严出入之防，所以戢凶残而重人命，用意固深远也。
”这些深受中国传统“天下观”熏陶，而对近代世界“领土主权”概念一无所知的地方官们，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极好的推托事件责任的理由，于是在奏折里一厢情愿地认为：“特以人非华民，地非化内，克日图功，万难应手，准理度情，洋人亦当见谅。
”事情最终捅到总理衙门。
会商之后，总理衙门并未否定闽浙地方的交涉措辞，但同时密函指示闽浙各相关官员，特意强调了台湾“生番”地区的版图归属问题：“告以生番虽非法律能绳，其地究系中国地面，与该国领事等辩论，仍不可露出非中国版图之说，以致洋人生心”。
在总理衙门的政治话语体系里：1、台湾“生番”地区属于“中国地面”，是中国疆土无疑；2、“生番”未归“王化”，中国法律无法管辖“生番”。
这两者是可以并存不悖的，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
前者近似于近代西方的“领土主权声明”；后者则是基于传统中国的“天下观”。
——在传统的“天下观”体系中，总纲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中央王朝自视为文明的中心。
自中心向外辐射，依照“开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层级。
依次包括：世居其地，为国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门户、纳贡称臣的四裔藩属；藩属之外，则是未知之地。
其经典描述则是：中国居天下之中，四夷居天下之偏。
中国与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
这种“天下观”里没有具体的领土主权界限，一切视“文明开化”程度而定。
1683年清廷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其“理番”政策始终基于这种“天下观”理念——台湾全岛虽属版图之内，但其民众依受教化程度高低，被划分为民、番两级；“番”又分两种：1、“其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2、“其杂居平地，遵法服役者为熟番。
”前者属于“化外”，后者则须纳“番饷”，朝廷教化所及，“生番”也可以向“熟番”转化。
这种编民—熟番—生番的分类治理的方式，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化外”、“化内”的政治话语体系，所依据的都是教化礼仪所及的程度与界限，而与疆界无关。
故而，在清廷看来，将台湾东部“番地”描述成“未归王化”、“生番化外”，并无不妥，而且可算是一次很值得借鉴的“成功交涉”。
但美国领事Le Gendre却无法“见谅”。
他理解不了清廷官员的“天下观”，只能将“(番地)未归王化”理解成清廷地方官的狡辩：“番地非中国领土，故中国对番人杀害美国船员不负责任”。
在Le Gendre看来，这种推托责任的方式，简直不可理喻。
心怀叵测：日本玩弄清廷陈旧的“天下观”Rover号事件最终以Le Gendre与台湾当地土番自行缔结约定告终，清廷自以为得计，在其中充当了面目模糊的“保人”角色。
殊不知，曾强烈要求清廷承认对台湾“番地”拥有主权的LeGendre，在此事件之后，即着手开始炮制“台湾番地无主论”，多次进入台湾，按需搜集各种资料。
在其计划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之后，转而受雇于日本政府。
Le Gendre在提交给日本政府的首个备忘录里如此描述自己的“台湾番地无主论”：“如果说中国政府自己发现了此岛，也可以说又由中国政府自己放弃了此岛。
清国政府对一部分的岛民施以布政教化，那么按道理清国政府也应管辖另一部分，但清国政府却不能拿出事实上的有效证据。
”长期受中国文化熏染的日本，显然是了解清廷的“天下观”理念的，曾几何时，它也是这“天下”的一部分——明嘉靖年间，传教士沙勿略试图以基督归化日本，但却遭到了拒绝，日本人的理由是：“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
”这使得稍后来到东方的利玛窦深刻认识到：要归化东方，必须先归化中国。
深悉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全面西化。
这种身份在清廷面前于是乎就成了巨大的优势：他们了解西方的近代外交理念的同时，又深悉清廷传统“外交观”的种种漏洞，及其与西方近代外交理念的种种冲突之处。
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在清廷身上获利，成了明治政府维新之后工作的重中之重。
征韩论与夺取琉球，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日本，甚嚣尘上。
台湾，自然也不能幸免。
1873年2月，日本政府任命副岛种臣为全权大使出使中国，名义是与中方交换《中日修好条规》。
其时，清廷正因为外国使节觐见礼仪问题而焦头烂额，出于某种幼稚的政治好感，副岛种臣被获准与各国使节一起觐见了同治皇帝，而且受到清廷的破格礼遇，不仅没有行跪拜礼，甚至也没有像各国公使们一样行五鞠躬礼。
清廷的用意，无非是觉得日本与中国同属东方，理应彼此亲近以对抗西洋诸国；再者，日本在“天下”之内，抬高日本使节的觐见地位，也就等同于贬低西洋诸国使节的地位。
却殊不知，明治之后的日本，早已脱离“天下”，融入世界。
副岛种臣此行，更怀着为日本吞并琉球和侵占台湾套取政治口实的隐秘用心。
这种“政治口实”的获取，依赖于日本使节同时熟悉中国的传统“天下观”和西方的近代“世界观”。
副岛本人出使期间，绝口不提琉球与台湾之事，以免引起清廷警惕；同时低调派遣副使柳原前光前往总理衙门，恍若不经意地质询1871年琉球民众被台湾吐蕃所杀事件。
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等回答：“‘蕃’民杀害琉民，我们早已知晓，杀害贵国之人则从未听说。
琉球、台湾二岛俱我属土，属于土人互相杀害，裁决之权完全在我。
我抚恤琉人，自有措置，与贵国何干，而劳烦过问?”这番回答本已相当得体。
但柳原继续“争辩”琉球属于日本版图，又质疑清廷“既然知道抚恤琉球之人，却为何不惩罚台湾番人”，毛昶熙等人的回答就难免开始朝“天下观”方面倾斜——毛氏回答：“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
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
”在清廷，“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是“天下观体系”下的政治词汇；日本人并非不知，但现实需要，他们故意将之放置到了近代“世界观体系”下理解，于是就成了：清廷承认台湾东部番地无主。
此次交涉影响范围不大，但也引发了朝廷之外的一些言论。
这些言论，又恰恰是日本所需要的。
譬如1873 年4 月5 日上海《申报》刊载了署名为“岭南莲塘生”的一篇稿件，基本上可以代表当时大多数中下层士大夫们的普遍看法。
“岭南莲塘生”说：“盖台湾一带，虽系中华之地，而台湾府属界，居海岛边境。
至于生番，则又深居内地；虽统称台湾，实非台湾府属可管也。
且生番蛮类，未晓人性，不入王化，非我朝百姓；与中土何碍焉！”其中的“不入王化”、“非我朝百姓”等言辞，正合日人之心。
但在“岭南莲塘生”的本意，却并不涉及国家疆域问题，所指均属文化层面。
两套彼此交叉、互相矛盾的“世界认知体系”及其衍生出来的不同的外交游戏规则，被日本政府轻易地操纵于股掌之间，而清廷举国朝野竟毫无察觉。
有此铺垫，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通过了《台湾蕃地处分要略》，4月11日组织了侵台军，名曰：“台湾生番探险队”。
《要略》重点提及1873年副岛种臣使团所取得的“外交成果”：“台湾土番部落,为清国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
其证据具见清国自来所刊行的书籍之中,而当前任参议副岛种臣使清之际清廷官吏所作答语,尤其显然,故视之为无主之地,具备充分理由。
是以报复杀害我藩属琉球人民之罪,为日本帝国之义务,而征番之公理,亦可于此中获得主要根据。
”外人点醒：清廷恍然领悟日本真正用意日本出兵台湾在即，台湾道在给闽浙总督的文件里却将此事的权重放置在“剿办彰化廖匪”一事之后，并称：“牡丹社系属番界，彼如自往剿办，在我势难禁止。
”虽然担心日本人胜利后会盘踞番社不走，但给出的处置建议仍是消极的“一切惟以镇静处之”。
自然，这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的清廷的反应，台湾地方官丝毫没有意识到此事关乎中国在台湾东部番地的领土主权。
直到5月，清廷才洞悉日本的真正意图。
日军讨“番”统领西乡从道将出兵台湾的照会送直闽浙总督李鹤年处，出乎意料地遭到了李的强硬反击。
李于5 月11 日后连续照会西乡从道，称：“本部堂查台湾全地，久隶我国版图。
虽其土著有生熟番之别，然同为食毛践土已二百余年。
……查万国公法云：凡疆内植物、动物、居民，无论生斯土者、自外来者，按理皆当归地方律法管辖。
……据此各条，则台湾为中国疆土，生番定归中国隶属，当以中国律法管辖，不得任听别国越俎代谋。
兹日本国中将照会，以台湾生番戕杀遭风难民，奉命率兵深入番地，殛其凶首，以示惩戒。
在生番迭逞悍暴，杀害无辜，即按以中国之法律，亦所必诛，惟是台湾全地素属中国，日本国政府并未与总理衙门商允作何办理，迳行命将统兵前赴，既与万国公法违背，又与同治十年所换和约内第一、第二两条不合。
”李鹤年态度的突然强硬，缘自西方国家对清廷的提点：最先是英国驻华大使威妥玛于4月18致函总理衙门，告知清廷日本出兵台湾一事，并在信中询问“生番居住之地，是否隶入中国版图”；稍后，英、法两国使节以及总税务司赫德也先后前往总理衙门，询问台湾生番所居之地是否中国领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