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法公正的几个问题司法公正在我国当下的法治话语体系中似乎享受着特别的恩宠，论及它的文章可谓纷至沓来，数不胜数。但由于话语本身的前见作用，我们关于司法公正的涵义的认知，却嵌上了浓重的中国法制语境色彩。我们过去对司法公正的判断主要以社情民意为基准，集中表现为民众关于冤案昭雪、正义伸张、权利实现、利益保障等实体诉求，正所谓“法者，平之如水也。”但公正在西方的法治语境中主要是一种精英话语。在他们看来法律不仅是一种意识，更是一种科学，非由经过专门和长期系统训练的“法律人”来感知和判断，即不能达成关于法律现象的正确认识和处理方法。而且因为司法公正往往与个案的处理有密切勾连，案件的客观真实状况裁判者并不能亲闻亲睹，只能依据诉讼各方所提供的证据来推知案件的真实，因此司法公正除了与自然正义相关外，更应该体现为关于“推知”的游戏规则的公正，换言之，司法公正就是程序公正。其具体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第一，程序应当是公平的，它要求案件的裁判者应该严守中立的立场。用美国学者戈尔丁的话来说，裁判中立要求：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裁判者不能与裁判的结果有利益瓜葛；冲突的裁判者不应当对当事人一方有好恶偏见。这个立论是建立在对人性本身的判断和推理的基础之上的。正如中国的一句名言所云：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们的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人性是靠不住的，因此任何制度建构的意旨都在于限制和减少因人性的不可靠所带来的危险。第二，由于程序是以当事人为中心而安排的，因此程序的公正应保证当事人在程序面前是平等的。具体言之，它意味着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当事人双方有平等和对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要公平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裁判者要平等对待诉讼各方。第三，程序的公正还要体现程序的“参与性”。它要求：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裁判者应将当事人之间无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根据；法院裁决应论及诉讼双方所提出的论据和证据等等。程序公正是结果公正的保证，没有程序公正是很难保证裁判者能够做到正确平衡各种利益主张，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程序公正是实质公正的外化，尤其在以合议庭的多数决定来裁决诉讼各方的利益时，没有程序的公正就很难使当事人心服口服，其裁决的执行成本也会极其高昂。因此，为了促成司法公正的实现，程序制度的建设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程序权利也是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建立和健全以宪法为核心，以各种程序法律为保证的制度体系。司法的根本功能在于依据法律来判断是非，解决纠纷，因此，法律是司法活动的根本前提，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不承认判例法而以制定法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国家，司法公正首先必须要求立法是公正的。借用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的话说，如果司法不公正是污染了河流的话，那么立法不公正却是污染了河流的源头。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建国后所颁布的四部宪法中只有“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但同样是这条原则在中西法制体系中却有着不同的语境。西方宪法所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既包括司法上的平等，即“法律对于所有人，无论是实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法国人权宣言第六条）又包含着立法上的平等，即“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人权宣言第六条第二款）而在我国过去的通说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只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和执行机关在适用法律和执行法律时，相同案件应当相同对待，不同案件应当不同对待；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有阶级性的观点，法律只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不能体现被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能包含立法上的平等。具体表现在法律制度的安排上就有政治上人民和公民的划分，经济上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差别，甚至在人民内部也还有工人、农民、城市和农村的二元严重对立和分割法律规定等。从司法平等到立法平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宪法平等权成为人权保障内容的重要标志，同时它更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因为平等权的产生源于人人都享有因其本质所决定的权利，并且这些权利应当是等同的。立法者不能制定损害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法律，因为这样的法律必然有损于某些人的自然权利。”（台湾学
者谢瑞智语）同理，“如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含有不平等的内容时，就是予以平等适用，也无法实现平等权的精神，因此，平等权应拘束立法机关不得制定不平等之法律。”[!--empirenews.page--] 司法公正需要围绕司法权的配置建构一个科学合理的司法体制，同时要根据社会转型对司法权的要求，完善司法权的运行结构，实现司法权结构的合理化。这其中，司法权与立法权结构关系的合理化，对实现司法公正有着关键性的持续性的影响。我国实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的政治体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实现人民权力的主要形式。我国宪法规定：所有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都要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由此推而论之，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监督司法活动，是我国宪政体制的当然之意。我国目前各级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形式也多种多样，比如人大任命和选举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司法机关的主要领导要在人大会议上报告工作，以及近年兴起的人大对司法机关的“个案监督”等。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在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上所进行的试验，这种制度既和民族本土的制度资源相疏离，又曾因长期不屑于借鉴西方成熟的法治经验，加上我们的监督制度体系的不健全，造成当前人大对司法进行监督的许多困扰：比如司法机关为寻求工作报告获得人大及代表的首肯，不惜刻意地迎合人大的意志和情绪，实现了司法与政治的亲密接触；个案监督广泛深入地介入司法过程，导致司法独立性的丧失，司法裁决的既判力、终局力成为空谈，个别地区人大几乎成了又一个上诉机关，以至于公民权利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司法独立构成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前提，司法裁判者如地位没有保障，行动处处受到制肘，便会产生司法不独立，“在此种司法不独立之情况下，是非不明，黑白不分，人民之生命财产固失去保障，公平正义之观念，亦弃如敝屣。”（林纪东语）因此，为保证司法独立，实现司法公正，人大的监督职能应主要体现在制定法官的选举、任命、罢免、弹劾与惩戒等程序制度上，使其一方面保证法官不会任意被追究责任，另一方面也保证不会出现法官任意裁判或徇私枉法而不被追究责任的情形出现。与之相适应的是法院向人大报告工作制度和人大个案监督等制度则因情而废改。目前在我国所进行的司法改革，因缺乏宪法的刚性约束和统一的改革理念，造成改革政出多门，效率低下，甚至弄出一些闹剧来。不仅大量规则的出台是司法机关既做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结果，而且由于我国当下没有专司宪法监督的专门机关，导致司法机关的一些违法措施也打着改革的旗号纷纷出台。比如，所谓社会对法官的罢免问责制度；所谓聘请法官配偶监督法官业余活动制度；错案追究制度；限制当事人申诉次数制度等等，不一而足。仅以所谓聘请法官配偶监督法官本人业余活动为例，它把人们最私秘的感情关系投向怀疑的阴影中，鼓励社会走向“杀熟之路”，而同时其本身也避免不了夫妻沆瀣一气局面的出现，这种所谓改革措施的成败得失是可想而知的。还有某些司法机关竟把不许卖淫嫖娼作为其工作人员的职业准则之一，我们闻之或许只能悲戚地一笑了。司法公正要求司法权谨守本分，避免过多的“司法能动”和“法官造法”。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存在许多司法机关打着支持改革开放，保国卫民的旗号，去支持“计划生育事业”，支持乡镇收缴“公粮水费”，支持“重点企业经济发展”等等，导致司法机关失去其中立性、被动性的基本属性而沦为地方主义、部门主义的保护伞，从而司法超脱于各种利益的争执之外而不偏不倚的特性也荡然不存。与之相联系的是“两高”法律解释权的功能定位也极其模糊和暧昧，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借由这种解释权的模糊性，不断进行权力“抢滩”和“利益登陆”，又获得了许多边际权力。奇怪的是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国家机关之间权力配置的基本制度，长期在我国宪法典中没有任何规定。直到2000年中国立法法颁布之前，“两高”进行司法解释都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个决议作为授权依据。无疑这种制度建立的“合宪性”是极为缺乏的，这从另外一个层面也证明了在我国建立专门违宪审查制度的急迫性。[!--empirenews.page--] 司法公正是一个宏大的话语，但为了达致司法公正却必须从一个个具体制度的建构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做起。当务之急是要把那些为着司法公正而进行的司法改革统一到宪政的轨道上来，加速建
立我国的专门违宪审查制度。
论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传媒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而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传媒在法制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由此，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司法权是与立法、行政并立的权力，而传媒监督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类型已慢慢成熟起来，在西方甚至被称为“第四种权力”，它已成为社会公众实现抗拒公权力的重要手段。司法与传媒同属于社会上层建筑范畴，它们虽相互独立，但都有一个相同的社会职责，那就是共同为公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使得公民在这种秩序下能够幸福的生活，这种幸福生活依赖于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人类追求——社会正义，这正是司法与传媒的利益契合点，在这个意义上司法与传媒是统一的。①然而，传媒与司法之间由于职业特性和工作特点差异等原因，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它们可以说是一对天生的矛盾体。 传媒与司法之间的恩恩怨怨由来已久，近年来，“许霆案”、“七十码”、“邓玉娇案”等影响性诉讼更是将两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长期以来，媒体对法院的公开公正有许多质疑。一些媒体认为法院审判行为不规范，司法公开没有做到全面到位，妨碍了媒体监督作用的发挥；有些法院则对媒体不置可否，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媒体的监督和司法公开；有的法院对记者旁听庭审设置一些障碍，经常以法庭席位已满为由阻止记者进入法庭，导致越是社会和媒体关注的案件越难旁听；有的法院甚至提前发放旁听证，安排机关干部或学生占满旁听席；有的法院对媒体记者采取歧视性待遇，只让普通公民进入法庭旁听，有的记者用身份证进入法庭后，也会因法官认识而被“请出”法庭；有的法院有选择地让平日经常沟通联络的媒体旁听和采访，而对不熟识或爱挑刺的记者“敬而远之”；有的法院在媒体申请索要有关审判资料时，往往以需要向领导请示或者涉审判秘密为由拒绝要求等等。②法院则认为媒体监督过多注重对个案的监督，而对司法活动的关注不够广泛，用案件细节描述吸引公众眼球；而对法院的全面工作、办案程序，以及外界对司法活动的不当干扰等问题，涉及很少；而在案件正式判决前媒体所做的带有一定倾向的、强烈感情色彩的报道或评论，不仅影响了法院的司法独立，而且由于媒体对社会大众的舆论影响，也不利于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一、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矛盾的原因分析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批评建议权，只是对公民知情权的肯定。在现代这种科技发达的时代，公民的知情权很大程度上要靠媒体的报导来实现，也正是这样，媒体的力量很容易成为民众的导向，也正是由于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这几项权利，成为了媒体和司法矛盾的根源。 1、传媒和司法在性质和职业立场上的差别：司法机关是以"不告不理"为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公正的居中裁判。同时司法活动具有“权力”的属性，司法机关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对社会纠纷进行评判，解决社会矛盾；司法活动具有庄严、严谨、权威的特点，法庭审判追求的是司法公正这一根本的价值理念。而媒体监督是由媒体这个媒介来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是民意行为，媒体的评论准则是为公众所认可的道德标准，它们总是站在特定的立场，主动寻找、搜集、采访新闻事件，依据自身特定的价值尺度来对事件做出评判；在媒体报道中，它们的文字往往带有倾向性和引导性，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吸引公众的眼球以及经济效益。 2、传媒和司法所关注的范围不同：司法机关需要兼顾各种社会关系，从整体上进行全面审查。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法官的立场是中立的，要客观全面地对案件进行评判，同时，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同等适用法律，基于正当的程序和人权的保障的要求，法院更加关注诉讼中的被控方的权利保障，以平抑控方的强大，实现控辩平衡和司法公正。而媒体关注的往往 ①方胜新：《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与平衡》，载于《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3期 ②蒋惠岭、龙飞：《展望媒体与司法良性互动新纪元》，人民法院报2010年第5版
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功效■ 朱秋卫 由于媒体监督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媒体监督为我国的监督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媒体监督是一把双刃剑,缺乏制约或运用不当便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负面的影响,甚至妨碍或破坏司法公正。在此,本文试对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作初步的探讨。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交点 11媒体监督与司法目标一致,均以寻求“公正”为价值目标 在现有制度下,媒体监督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司法最终目标在于平衡利益,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因而,, “公开才有正义 方式,,同时限制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最终实现司法的公正。另外,媒体监督也起到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作用。 司法公正亦是司法独立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作为司法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司法部门只有严格依据事实和法律,不受任何外界非法因素干扰才能真正做到“事断于法”,从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正义。坚持司法独立原则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司法腐败,避免以权代法、人治高于法治的现象,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 21司法公正的实现需要媒体监督 传媒对司法的报道和评说并不意味着司法独立性的丧失,传媒完全有可能具有肯定和强化司法行为、过程和结论的作用,由此而产生的新闻媒体监督也有着延续和强化司法行为的社会效果,促成道德与法律的链接,为司法建立更为扎实的社会基础。①特别在现阶段,我国司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内部监督机制也不完善,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更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事实上,近期公开披露的法官贪赃枉法的案例并不少见,甚至有高级法院的院长、最高法院副院长因此而落马。而经过媒体介入,促进司法公正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可见,健康正当的媒体监督是维护司法独立的一种实用手段,而不是阻碍司法独立实现的障碍。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11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在特点上存在区别 媒体监督的实质是新闻媒介对司法的介入,是新闻媒介通过对案件的公开报道产生广泛的社会舆论,从而对法院审判造成影响,以避免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情况出现。因此,新闻报道的特点必然影响到媒体监督的特点,其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公开性。舆论媒介是面向公众的文化形式,一般是以公开报道的方式反映社会问题,从而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第二,广泛性。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也会涉及司法的各个领域,从而起到监督的作用。另外,新闻舆论面对的对象是社会公众,随着网络、手机等电子传媒的进一步发展,其对象范围将更加广泛。第三,及时性。媒体监督以新闻 ,必然与迅捷、高效、及时等特点有了天然 ,逐利性。新闻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获 ,在进行报道的过程中,往往会从自身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选择最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案件和角度进行报道,这就使媒体监督具有了利益关涉性的特征。 司法独立作为司法的重要原则,设立的目的在于实现司法公正,达到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这就决定了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从而具有了司法的典型特征。从广义上来讲,两者在本质、功能、意义等方面一致性:第一,终局性。司法活动尤其是法院判决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目的是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具有终局性的意义。第二,公正性。公正是司法的灵魂与价值所在。解决纠纷,实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最终目的是实现司法的价值目标———公正,从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三,独立性。司法独立是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必要条件。离开了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了。第四,程序性。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的实现是靠严格的程序来保证的,没有固定的严格的程序设计,司法公正便无法实现,司法独立的价值也就随之缺失了。 21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的相互冲突关系 传媒与司法从来就是一对矛盾共生体,在运动中此消彼长。②司法独立的特点决定了司法独立原则对媒体监督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司法独立要求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当然也包括不受新闻媒体的干涉。司法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而媒体体现的往往是自身或大众观念上的道德意义上的公正。这一差异导致一定的冲突。③另外,媒体监督的本质决定了其对司法独立又有着天然的侵犯性。媒体监督在市场经济下,属于经营体,具有逐利本性,使得它更倾向于对司法活动的眼球效应进行发掘,使之更容易成为舆论热点,更能满足人朱秋卫: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功效 来稿摘登 现代传播2010年第9期(总第170期)161
司法公正与依法治国 内容提要：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实现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治国的动态表现，是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现。坚持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灵魂。而推进司法改革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司法改革在赋予司法机关独立权的同时也须加强和改进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以保证司法公正，在司法活动中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关键词：依法治国，司法公正，司法改革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重大发展，也是党的十五大对全民族的杰出贡献。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作为一个规模宏大的法治系统工程，其内涵十分丰富。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依法行政，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等，都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各级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实现司法公正，则是依法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动态表现，是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现。 一、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坚持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灵魂。 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严肃执法，秉公办案，实现法律所追求的社会正义。“法不仅仅是思想，而且是活的力量。正义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权利的天平，另一只手握有为权利而准备的宝剑。无天平的宝剑是赤裸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则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①天平与宝剑共同构筑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理想和信仰，也是法治社会的崇高目标。公正是司法的最高价值，司法公正是实现法治的保证，也是司法独立的基础和原因。②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执行，只有司法公正，才能树立
网络舆论对司法公正弊大于利 总结陈词： 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如果网络舆论对于司法的影响是趋于这个态势的，那么就是利大，反之则是弊大。而现有的网络舆论，能否让我们往这个目标更进一步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对方辩友说了什么。 他们说：网络舆论，有利于程序公正。理想情况下是可以这样，而当下的网络环境无法实现这个美好愿景。因为网络话语权依然没有能力还原事件的原始过程，更多的是揣测和过度解读，夏俊峰事件，民众对城管的厌恶和夏俊峰妻子雇佣网络推手的炒作，舆论一度信假为真，所有这些舆论的共性在于，营造所谓“事件透明化”的过程中并没能让人们获得理性的思考，何有程序公正可言 他们还说：网络舆论，有利于实体公正。实体公正的具体实现是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为基础的，但我们信手拈来看一下实际，张金柱案，“不杀不足以泄恨”的舆论迫使一件普通的交通案最后过度宣判，成为立即死刑，舆论很高兴；邓玉娇案，使得虽构成过度防卫却因舆论同情弱者，最后妥协地无罪释放，舆论认为这是胜利，而事实，这些看似顺应了民意的审判，却无不在严重损害实体公正和司法独立！ 在辩论过程中，总感觉对方将监督的重点纠缠在行政而非司法上，不知这是否在辩题的理解上存有瑕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网络舆论弊的方面。 首先，现有网络舆论的特殊结构决定了其不能代表完全意义上的民意，这种从源头上并不科学的构成，究竟能否推动整个司法环境的公正，还是一个具大的问号。 其次，网络舆论大多是基于道德探讨，而非法律剖析。在药嘉鑫、许霆等案件中就可看出端倪。司法审判前，舆论对案件人员的背景进行人肉或造谣，在官二富二等强者前，舆论表示要严打，在弱者前，则呼吁法外开恩，这种过分偏好锄强扶弱的基调往往与理性的司法审判结果产生对抗。
姓名：王双恩学号：1008030337 编号：150 结合审判实例如何实现司法公正 当今社会司法不公正的现象屡屡发生，这个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同案不同判”的现 象在我们身边发生着，那么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是视而不见还是伸出援助之 手帮助他们呢？那些不幸的人们。我想我们应该选择而后者。即使我们做的只是一点小事，这也比视而不见强多了，我们不能漠视那些不公正的现象了，下面让我们看两个案例，它们 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司法不公正的现象，应该说与我们的生活细细相关。 案例1 2009年5月16日，云南省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村民李昌奎遇到受害人王家飞（殁年18岁）及其弟王家红（殁年3岁），李昌奎以两家的纠纷为由同王家飞发生争吵抓打，抓打 过程中李昌奎将王家飞裤裆撕烂，并在王家厨房门口将王掐晕后实施强奸。王家飞在遭到李 昌奎的强暴后被其使用锄头敲打致死，并随后被拖至内屋，懵然不懂年仅三岁的王家红被李 昌奎倒提摔死在铁门门方，并随后将姐弟二人用绳子把脖子勒紧，李昌奎在制造血案之后逃 离现场。经鉴定王家飞、王家红均系颅内损伤伴机械性窒息死亡。李昌奎在出逃4天后投 案自首。受害人家属称，李昌奎的家属虽经乡村两级干部多次做工作，但始终以各种理由借 口不拿钱对受害人予以安葬，最终由茂租乡及鹦哥村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责 的令公开变卖相关物品，受害者家属才得到21838元安葬费。 2010年7月15日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5.16”案强奸杀人案犯罪 嫌疑人李昌奎犯罪手段特别凶残、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其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 害极大，应依法严惩。虽李昌奎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李 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家属王廷礼、陈礼金经济损失3万元。 2011年3月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 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失重。李昌奎在犯案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损失。以故意杀人罪、强奸 罪判处李昌奎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两份不同判决书，一字之差的“免死牌”，死缓的终审判决结果，顿时在家属之间引起轩 然大波，目前受害人家属已经向相关部门正式提出不服判决，要求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 终审判决，依法再审判处执行李昌奎死刑。 案例2 。一个农民承包了40亩林地，村干部看中了林地下挖沙卖沙的好处，为谋私利，不 惜私自伪造林地契约，想方设法把农民的林地承包权退出来。 周围很多人怂恿农民到各级部门上访，时值2005年，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 波在该村进行科技推广时巧遇那个农民。那个农民很老实，也很苦恼，“我究竟该不该上访？ 能不能帮我们打官司？” “要相信法律，走正常的司法程序！”王海波告诉他，然而，事情发展的方向并非如他 所想。
司法公正和依法治国 内容提要：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实现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治国的动态表现,是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现。坚持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灵魂。而推进司法改革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司法改革在赋予司法机关独立权的同时也须加强和改进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以保证司法公正,在司法活动中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关键词：依法治国司法公正司法改革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重大发展,也是党的十五大对全民族的杰出贡献。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作为一个规模宏大的法治系统工程,其内涵十分丰富。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依法行政,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等,都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各级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实现司法公正,则是依法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动态表现,是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现。 一、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坚持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灵魂。 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严肃执法，秉公办案，实现法律所追求的社会正义。“法不仅仅是思想，而且是活的力量。正义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权利的天平，另一只手握有为权利而准备的宝剑。无天平的宝剑是赤裸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则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①天平与宝剑共同构筑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理想和信仰，也是法治社会的崇高目标。公正是司法的最高价值，司法公正是实现法治的保证，也是司法独立的基础和原因。②
网络舆论对司法公正利大于弊/弊大于利正方赛案 一、定义 网络舆论：网络环境中对一些社会性问题的普遍看法 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 二、论证思路 当今中国阻碍司法公正的主要原因是徇私舞弊、钱权交易、操纵审判，网络舆论能够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所以利大于弊。 ?标准成立依据：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兆麟律师事务所职业律师吴德立：要保证司法公正，首先要打击司法腐败。其中领导干部插手司法工作是影响司法公正、导致司法腐败的最大问题。 北京人民法院许蕊：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搞钱权交易，是目前司法不公的最主要原因 西南政法大学前校长龙宗智：司法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司法不公、司法不廉、司法不力。 三、进攻点 1.网络舆论可以督促法官认真、负责 类似例子：四川省内法院实施民事案件网上同步办案，办案情况可随时在网上接受监督。一经实施，错案率明显下降。（四川省高院副院长陈明国所说） 武汉的陈女士汉阳区人民法院申请立案索赔，却遭到女法官当场飙脏话痛骂。现场视频网络曝光之后该名法官被记过处分、并调离工作岗位。 ? 2.网络舆论可以监督司法人员廉洁司法 ?金华法官艳照门事件在网络曝光，被曝光的法官郭坚因涉嫌贪污受贿而被捕（09年3月） ?中纪委对于网络舆论十分重视，“发挥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在促进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这能不能对司法人员起到监督作用？
? 3.网络舆论可以为司法人员提供坚强后盾，避免体制内压力 ?中国足坛假球案当中，原陕西国力俱乐部总经理王珀曾要挟法官“敢改判我让他下岗”，如果有了网络舆论的监督，像王珀这样利用权力操纵审判的幕后黑手，会不会有所收敛？ ?如果有了网络舆论的支持，办案法官再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会不会不畏强权、坚持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则？ ?网络舆论不仅可以让那些企图操作司法审判的幕后黑手有所收敛，还可以成为那些不 畏强权的司法人员的坚强后盾。 四、防守点 1.网络舆论干扰司法审判独立性 让对方论证因为网络舆论原因，司法审判失去了公正。（不能因为中国网名大部分支持奥巴马，最终也是奥巴马当选，就说中国网民影响了美国选举） 现在真正干扰司法审判独立性的是领导干部插手，而非网络舆论 2.为什么只讨论中国问题 在国外，因为有明确的立法，舆论对于司法的干涉微乎其微，讨论前提不成立。
论如何实现司法公正 公正与法律具有天然的联系，人类自古就在追求法律的公正和公平。公正既是普通公民权利的保护伞，也是违法犯罪分子的保护伞。是法律权利义务一致性和平等性的体现。司法公正是法治追求的目标，是民众的共同愿望，也是司法的最高价值。罗马法学家凯尔斯就把法律定义为“公正的艺术”。但究竟什么是公正？公正是一个历史相对概念，它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条件和历史时期内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涵。如：美国学者E·博登海默认为：“公正具有一张海神般的脸，变幻无常，并且具有不同的面貌。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公正是一种观念形态，这些观念要受一定经济基础的制约，并最终决定物质生活条件。 目前，我国正大力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加快推进依法行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国家要实现对国家的治理起码应包括三个环节：立法、司法和守法。其中，保证司法公正是连接立法和守法的中间环节。没有司法公正就谈不上依法治国，就谈不上队人民负责。司法公正就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运用特定职权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以公道、正直的态度对待案件。参与的各方，严格依照和遵循法定程序，公平、正确地确认和分配具体和权利、义务。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因此，实现司法公正，是司法机关执行法律的首要追求目标。保证司法公正，是司法官员执行职务的宗旨。无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公正的基本目标，都是通过履行自己的职权，实现司法公正，离开了这个基本目标，司法机关的各项工作都失去了意义。法官、检察官都是司法官，把保证司法公正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敢于严格执法，秉公办案，甚至以身殉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法律的尊严。由此可见，公正是司法的灵魂、脊梁和最高要求。没有公正就没有司法的生命，就没有依法治国，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法制国家。 当前，司法不公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规定不完善，法官理解不一，司法官员在使用证据，认定了事实时往往凭借经验办事，同样的证据，有不同的认定结果，造成司法不公。二是，有的司法机关和司法官员养成了法律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
浅析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 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社会现象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在现代法制国家，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密切相联，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并监督司法权的行使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毋庸置疑，媒体监督由于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了以其他监督形式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然而，媒体监督同时也是一柄双刃剑，缺乏制约或不当的监督也可能给司法公正造成负面的影响，从而妨碍或破坏司法公正。有位学者曾将媒体与司法比喻为一种微妙的“夫妻关系”——作为关系的双方，司法和媒体有时配合十分默契，但有时候也会发生很严重的矛盾，以至于相互攻击、指责，就如同夫妻间的争吵，往往互相不给对方留余地。而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都不想让这种不愉快维持下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微妙关系正在于此。如何充分发挥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同时避免其对司法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既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和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又维护司法独立原则和司法权威与正义，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笔者认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历经着“在冲突中不断演进，在演进中寻求平衡，在平衡中促进互动”的循序过程，冲突、平衡与互动是三个重要的契合点。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概述 从概念上来分析，媒体舆论监督是一项社会的基本权利，被誉为“第四种权力”。[1]它在社会的行政、立法、司法体系之外，通过新闻报道形成一种没有强制力的社会公共意志来干预社会生活、调节社会关系、协调社会机能，从而在总体上实现促进社会正常、健康发展的作用。而司法则主要包括“司法公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等概念内容。其中司法公正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西方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2]这说的是司法审判中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3]的关系，也是媒体监督司法的理论基础。从保障公正的意义上讲，公开是司法民主本身的要求之一，同时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而媒体的报道则大大增加了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然而，在中国，社会传媒与司法自身的发育都远未成熟，都处于探索与改革之中，只能作为一种尚在发展中的社会力量而存在。正是由于自身体系的不健全和二者之间缺乏合理的结合机制，相互间自然存在着许多阻隔契合的矛盾与弊端，进而形成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存的现状。 就积极作用而言，媒体监督起码可以在三个方面对公正司法起到良性助推作用：其一，将司法机构与司法人员置于社会公众的压力之下，使得他们务必以法律公正为司法审裁的唯一准绳，而不敢掉以轻心，无视专业要求与专业素养，无视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的强烈要求。
辩论舆论对司法利大于 弊 公司内部编号：（GOOD-TMMT-MMUT-UUPTY-UUYY-DTTI-
舆论对司法利大于弊 2分30秒 陈词： 谢谢主席，大家好。 刚才听了对方的精彩陈词，有几点让我不敢苟同。。。 我们今天说舆论对司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标准主要是舆论对司法是起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让我们用事实说话。 2003年3月孙志刚事件发生后，4月，题为《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文章在《南方周末》登出，引发全国关于收容遣送制度的热议。5月，北京大学八名法学博士联名上书，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废除了一部法律，孙志刚事件——生命谱写中国法制进程，围观彰显舆论监督力量。 2003年，李桂芳因行窃被抓获，由于办案人员的“不作为”，李桂芳的女儿李思怡独自饿死在家中。四川媒体记者采访了此事后在报社压力下未能发出稿件，遂在网络发出文章，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人们在网络上自发的组织纪念思怡。在舆论的压力下，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涉案的民警以涉嫌玩忽职守罪被提起公诉。 2006年唐慧案中，唐慧为被迫卖淫的女儿多次上访，却被当地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处以劳动教养。唐慧被判劳教后，普通民众、意见领袖、官方媒体都纷纷为唐慧发声。巨大舆论关注成为推动事件发展的关键力量之一。2008年4月，案件由当地检察院向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几名犯人分获死刑、无期徒刑等罪名。
2007年12月一审，许霆因恶意取款被判处无期徒刑以来，舆论普遍认为许霆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较轻，呼吁重刑的不合理性。截止12月24日网易网友的投票结果显示，93%的网友认为许霆不该获重刑。重审判决改判5年有期徒刑，这正是舆论对司法公正的推动 2009年“躲猫猫”事件的产生加之网络舆论的巨大压力，推动了我国将严禁刑讯逼供列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法院的权力是人民交与的，所以人民理所当然地对司法行为有监督权。舆论的存在为案件的公正处理提供了极佳的外界助力，也监督着司法人员严格公正廉洁高效处理各种纠纷。一些在舆论的压力下最终得到公正判决的案例，例如“许霆案”、“邓玉娇案”等不仅表达了公众追求公平正义的愿望，同时也对司法公正的推进起到了积极作用。 真正的司法从不缺乏接纳舆论的勇气，公正的审判决不能依靠雅雀无声来维系，利是全面必要，弊是个别可控，因此我方坚持认为舆论对司法利大于弊。 反驳 1、（舆论易受操纵，缺乏独立性，影响司法独立）世上并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我们并不否认舆论也存在着弊端，但是对方辩友可不要因噎废食，以偏概全。舆论对司法公正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难道你们看不到吗？ 2，即使舆论存在一些片面弊端，这些弊端也未必能影响司法。我们的司法具有它自身的程序性，这个严密的程序对司法的独立性构成了一个保护网。不知对方辩友所说舆论对司法独立性的影响从何得出,还请给出具体的数据和案例。
媒体介入对中国的司法公正的利弊比较 随和社会的进步，新闻媒体蓬勃发展，媒体积极报道有关司法问 题是公众参与社会民主、享有宪法规定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的外在表现，也是社会法治进步的一个标识。不可否认，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中，媒体依靠其自身天然的开放性、广泛性，在实现遏制司法腐败，打击违法犯罪，净化社会风气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凡事过犹不及，都必须掌握一定的度，而这个度的底线就是媒体不能介入到司法审判当中来，影响法院工作或者法官的裁判。因为媒体的介入对司法公正终究是弊大于利的。下面我将对此观点进行阐释。 我们先来明确媒体介入司法的定义。媒体介入是指媒体插入事件之中进行干预。司法公正指的是司法机关在行使其职权时，“以事 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律程序内行使法律所赋予的审判权 与检察权，不受任何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及权利者干扰与影响，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的精神。请注意司法是法律的执行活动，而不是立法活动。而媒体介入司法公正则是说媒体介入对司法的审判活动产生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本来是不应该是审判活动的考虑因素。 对于媒体介入司法公正的利弊比较，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可以从媒体介入司法影响所造成的后果来评判。如果媒体介入司法产生的弊端是无法克服的，而益处却是可有可无或者说有其他途径可以代替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媒体介入对司法公正是弊大于利的。 当然，不可否认，媒体介入对司法公正有一定的好处。但是，这种好处真的大于所造的的弊端吗？结论只有经过比较才能知道。持利大于弊观点者认为，媒体介入能有效促进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但是我们要明白，这种监督不能是毫无限制的监督，媒体大可在法院审判完成之后再进行报道，进行事后的监督而不是给审判活动带来干扰。其次现在我国已经有了审判监督、问责制等专业的监督程序。只要能把这些法律已经明确的监督制度落到实处，媒体监督的的作用也就可有可无了。那么，我们为何舍本求末，不把精力放在重点，却偏要用媒体这样一种法外监督机制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呢。还有人说媒体介入能更好的保障公民对司法的监督权、知情权、言论自由权。毫无疑问，公民拥有对司法的监督权、知情权、言论自由权，但是，公
论有关司法公正 刑事司法公正，要求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依法履行职责，正确适用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能够相对公平合理地处理刑事案件，做到各守其位，各司其职，使利害关系各方尽可能得其所应得。在刑事司法过程和结果中体现（一般）公开、相对公平、普遍公认的正义精神和原则。具备了实现司法公正的必备条件，具有一定程度的公正性，这不等于公正的实现将达到充分的程度。在一国范围内，司法公正程度整体上取决于实现司法公正的各种改善条件的总体状况。司法公正的评判标准有法律标准、社会标准和政治标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统一的程度越高，意味着司法公正的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就越高。 [关键词] 刑事司法；司法公正；实现公正 众所周知，建设法治国家需要树立法律权威和司法权威。而司法权威的真正树立取决于司法的公信力，其公信力的确立又关键在于确保司法的公正。何谓司法公正？人们众说纷纭。为了早日化解当前公民的法律信仰危机，强化司法的公信力，当务之急应在法学界与实务界尽量达成科学评价司法公正的基本共识性的标准，并借助各种传媒方式将之向全社会推行，积极引导普通公民正确理解法律正义与司法正义，减少或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以便维护人们对法律正义的信仰并强化人们对法的忠诚的情感，改善守法教育的效果。[1] 因此，本文拟从共识性的公正、刑事司法公正的内涵、刑事司法公正实现的基本条件和评价标准等几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探求共识性的公正是否可能？ 何谓公正？人们众说不一。例如，在对待公正与公平、公正与正义的关系上，有同义说和近义说。同义说有三种：一种观点是公正与公平同义[2] ，另一种观点是公正与正义同义[3] ，还有一种观点是公正、正义与公平同义[4] 。而近义说大致有六种代表性的观点： （1）近义说1。公平一般是指对于以利益分配对称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做出的价值评判,合理划分利益是公平的深层本质；公正是“权利(利益)的平等交换”,其核心要求是“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在同一标准规则下的相同对待；正义的基本内涵是人们各守其位,各司其职,各取所值,做当做之事,得当得之物,其核心意旨是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权力和责任之间达到基本的均衡(平衡)。[5] （2）近义说2。公正从其内涵上来说，与公平、公道、正义、合理等词义相近，指的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中，谋求公平地分配权利和义务，合理地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以及为维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协调成员间的社会关系所应遵循的伦理准则。[6] （3）近义说3。公平,英文为Fairness,它与公正、正义(Justice)、平等(Equality)是意思相近的词,许多著作家们对它们的意涵都未予严格区分,许多词典也是在互换的意义上使用这些词的。公平指“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在汉语中,正义与公正、公道、公平含义相当,只不过在意义强弱、范围大小方面存在差异而已。[7]（4）近义说4。公平、公正、正义三个概念是有差异的。正义作为一种理念,是最高层面的道德衡量标准,在社会制度安排上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公正在分配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分配原则和衡量标准,在社会生活中是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公平属于基础层面的衡量标准,强调客
理论视野 青年记者·2009年12月中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研究学术综述 ● 刘喜梅 公共交流的平台，为促进环境生态好转，构建公共性，培育公共意识的作用独一无二。可见传媒在促进环境治理方面的巨大效能。 强调传媒公共性并非要抹杀它的利益诉求，泯灭其合理的逐利选择，而是要突出它的公共责任，以及公共利益维护者的地位和权威。环境生态是今天最为突出的公共问题，如果不借助传媒这一公共平台，恐怕环境问题的解决就会遇到更大的阻碍，环境的破坏会来得更猛烈，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所以作为公共信息平台反映公共问题是符合逻辑的，二者应该有效结合，以此提升公共性层次，培育公民更强有力的公共意识，从而促进环境生态有效改善，促进文明、民主的社会发展前进。 以上分析了环境问题作为公共问题的特点表现以及环保传播中传媒与环境公共性的重合，最后的问题则要归结为两种公共性统一之后的目的与走向—— 近 些年来，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舆论监督在我国政 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媒体舆论与司法活动的关系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二者的关系也成为近年来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 问题的缘起 在我国，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重要载体，对司法的监督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的过程。1954年新中国颁布第一部宪法，对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做了纲领性的规定，新闻自由也蕴涵其中。但是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开端并没有持续发展下去。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了对新闻立法的探索，1984年5月，全国人 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与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共同成立了“新闻法研究室”，这标志着新闻法起草工作正式启动。1988年，“新闻法研究室”起草了《新闻法》（草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至今未制定出新闻法。1998年4月，在全国法院整顿工作座谈会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同志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开审判制度。同年12月1日起，北京市各级法院对依法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审理 ，并要求旁听或采访的新闻记者遵守法庭规则，对公开审判案件的报道应当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文责自负。此后，全国各地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便日益频繁起来。因此，也可以说，“传媒对司法监督问题是在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大环境 中提出、并且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具体措施来认识和讨论的。”① 媒体监督司法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首先，“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审判是公民和媒体新闻自由的直接要求。新闻媒体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采访、报道和评论，形式上是新闻媒体新闻自由权在司法领域的直接体现，实质上是广大公民新闻自由权的直接要求，是公民在司法领域行使知晓、言论、出版、批评、建议等权利的直接要求。”② 其次，“司法腐败已到了非根治不可的地步”。现阶段，司法腐败现象大量存在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必须强化对司法权的监督，以清除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传媒作为重要的社会监督力量，在这方面被寄予厚望。由此，传媒监督 公共参与。由于公共问题的内涵、特征及其外延，决定了环境问题无一例外具有公共问题的突出症候。当前的公共问题有很多，环境生态只是其中的一种，但它是最为典型的公共问题。其他公共事务诸如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交通、人口、粮食、土地、能源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弱化问题。环境问题除了政府作为主导者之外，这种公共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也就是需要和衷共济、齐心协力、共同参与。有些问题要靠政府解决，但不是仅靠政府就可包办；对环境的治理，政府与市场都存在着“双重失灵”，因此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而民众的参与又离不开传媒的动员，这就需要政府、市场、民众三方为主体的参与，具体包括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大众传媒、企业、社区、个人以及各类自治组织团体都需要参与环境治理。 【本文为2009年江苏省高校社科项 目《科学发展观与环保传播研究》部分成果，项目编号：09SJD9860005】 注释： ①赵成根：《行政决策概论》，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自编教材，1999年版,第44页 ②陈庆云：《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初探》，《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8期 ③张庆东：《公共利益：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④陈桂棣：《淮河的警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⑤李小 ：《淮河流域水污染的原因分析及防治对策的探讨》，《中国科技论文》，2007年第4期 ⑥【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⑦关于厦门海沧化工项目危害的消息主要是通过手机短信在广大厦门市民之间进行传播 (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
司法公正与法治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司法与法治 司法顾名思义是指由司法机构适用法律(enforcement of law, application of law, fulfillment of law)。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所谓法治就是指“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xxx]。博登海默指出，法律体系建立的全部意义不仅仅在于制订和颁布良好的科学的法律还在于被切实执行[xxxi]。所以法治的基本含义在于良好的法律获得普遍遵守。司法之所以被认为是实现法治的关键，因为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不仅仅是适用法律的机构，而且由于法官具有造法的权限，因此，司法是法律之母，是法律权威的塑造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当代价值法学主要代表美国学者德沃金宣称：“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xxxii]，在大陆法国家，法官的造法功能也在不断加强，司法在法治的建立和维护中具有极端重要性。 在我国，司法不能创造法律而只能适用法律，而这种适用法律的功能，也足以决定着法治社会能否建立的问题。按照法治的要求，法的实施是法律的生命，是公民的权利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法治社会实现的关键，公正的法律在制定以后，只是为规范人们的行为，分配社会利益提供了一个有序的模式，要使此种模式现实化，法律规则不应仅仅是书本上的法律(law in paper)，而应当成为人们的行为中的法律(law in action)，而法律规则能否真正的为人们所普遍遵守，能够真正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国家机构所从事的各种执法活动。在各种执法活动中，由专门的司法机构所从事的适用法律的行为具有最重要的地位。立法只是将纷繁复杂的人类行为而归纳抽象为一般的、普遍的、非人格化的规范，而司法则是要将这些抽象的规范运用于具体的案件中，赋予具体的个案一定的规范效果，由于司法具有统一裁判各种纠纷、并最终解决纷争的权威性和地位。这种裁判借助了公共权利的强制执行，而具有其他任何类型的裁判所不具有的权威性，司法对法律的适用是最为有效的。 在法治社会中，法治的实践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司法裁判的结果和状况中，公民与法律的接触需要依靠司法部门的活动，因为大多数社会公众对法制的认识常常不是通过自身对法律条纹的研究和学习而获得的，而是从司法的实际操作中获得的直接的感受，相当多的社会公众，甚至把司法理解为法治的全部内容[xxxiii]。美国学者范德比特指出，“只有在法院而不是在立法部门我们的公民才最初接触到了冷峻的法律边缘，假如他们尊重法院的工作，他们对法律的尊重将可以克服其他政府部门的缺陷，但是如果他们失去了对法院工作的尊重，则他们对法律和秩序的的尊重将会消失，从而会对社会构成极大的危害”[xxxiv]。公民对法律的公正的信任需要通过司法机关的公正的裁判、平等保护、诉讼当事人的权益、严格执行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行为而得以建立，所以，阿伯拉汉姆指出，“只有当法律完全被法院公正的作出解释后适用时，法律才会被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所接受”[xxxv]，所以法律能够被公民真正所信仰是法治社会的基础。伯尔蔓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他将行同虚设”[xxxvi]，法律的至高无上性必须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严格守法成为社会成员的生活的基本信念和准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法律的执行，司法者真正作为法律的守护神，严格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使法律平等的适用于一切人，司法者所从事的裁判活动要严格依循法律的一切规则，执法者良好的执法行为，才能为民众的普遍守法树立真正的榜样，并使人们真正相信只有依靠正当的法律途径才能寻求公平和正义并能获得可靠的安全的保障。
舆论对司法的影响——现今舆论对司法的影响弊大于利 第七组数学科学学院高月洁12300180129 我们先来说两段公案。 古希腊的雅典以民主著称，其中最著名的五百人议事会，其成员来自各个城邦各个阶层，并在任期中专制行使着自己的权利。公元前399年，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底以藐视传统宗教，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的名义，在充分代表各阶层意愿的501人的陪审团中被判处死刑。 中国历史中唐朝以民风开放、法治完备而流传青史。德宗年间，徐州一位女子关盼盼在夫死守节于燕子楼十余年后，在与白居易书信往来中，白多次写诗直言批评她只能守节不能以死殉节，终于逼得一介弱女子自杀身亡。 近年来，舆论对司法的影响力逐渐加大，人们也更深入的思考着舆论对司法的作用究其几何。舆论于司法而言，民意并不等于公正，它容易并往往受着内心道德、时代的价值观、情感倾向等因素的影响。 1.舆论具有片面性、倾向性： 由于舆论大众多为非专业人士、知识结构的不完善等原因，他们对于案件的关注往往只是个别事件，有时甚至仅仅是个案中某些因素而已，于是在作出评论时，容易对某一点过分强调，存在以偏概全的现象。甚至由于信息来源有限，或由于炒作乃至网络推手的存在，使舆论出现一定的倾向性，使得具有煽动性的言论更利于传播，对于案件的讨论往往超越了案件本身，对于案件的真相的渴求屈居次位，对于案件新的进展，也往往只会择其有利于己方观点的部分加以阐述，即使案件已水落石出，舆论的内容并不会完全随之更新。如药家鑫一案中，前期有舆论将矛头指向“药家鑫为富二代”而引起广泛讨论，虽然在后期的权威调查中发现，药家鑫家庭情况只算普通中产家庭，但舆论对此的攻击依旧存在，甚至存在大量言论表示对调查结果的不屑，此时，这种不尊重事实的舆论其实已沦为发泄个人不满情绪的狂欢。 2.舆论的对法律的要求道德化 法律所提出的是人要遵循的最低要求，而道德则是对于崇高人格的一种理想状态。当案件触动人们的道德神经之时，舆论则带有明显的价值情感倾向，出于对弱者的同情，感性的判断往往代替了理性的分析，严惩的愿望往往压倒法律程序的要求。宪法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并不能因身份而罪加一等。 民意的复杂性、局限性导致并不是大多数人都赞成的东西就是对的，譬如苏格拉底之死。而如今的舆论素质与当年的评审团相比，更是存在质的差距。再则，舆论是否能对它导致的结果负责，对于关盼盼之死，后世还可以找到“压死骆驼的最后那位稻草”来加以谴责，但对于当世而言，即使舆论导致了可以被目睹的严重后果，面对舆论的散乱，实在无法追究责任。而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司法系统、一个负责任的社会所希望出现的。因此我国宪法第126条已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学大词典》中也提到：“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权由司法机关独立行使，不受其他任何机关或者个人干涉的原则。” 当然，舆论对于司法的影响也有其积极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