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司法解释的“过度化”研究
――以“许霆案”为研究样本
目录
论文提要 (1)
引言 (2)
一、刑法司法解释的现状及其负面影响 (2)
（一）司法解释的“过度化”，影响了法官个案解释机制的形成 (3)
（二）司法解释的“过度化”，影响了刑法解释学的繁荣 (5)
二、两大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司法实践 (6)
(一)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司法实践 (6)
（二）美国的刑事司法实践 (8)
三、中国刑事司法中个案解释的实践 (9)
四、结束语：中国未来刑事司法指导制度的转型 (12)
刑法司法解释的“过度化”1研究
――以“许霆案”为研究样本
论文提要:造成目前“许霆案”的困境在于司法解释的“过度化”。司法解释的“过度化”不但制约了法官解释、适用刑法的权力，窒息了法官解释刑法的想象力，而且还严重影响了中国刑法解释学的发展，导致司法解释与刑法解释学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国家和地区，由于没有过多司法解释的约束，法官能够根据刑法的规定或者先前的判例，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对刑法或者判例规则进行合理的解释，对案件事实进行科学的概括、归纳和总结，在司法推理三段论的指引下，目光能够不断地往返于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实现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的对接，作出符合个案正义的刑事判决。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司法解释要有节制地实现“适度化”转型，加强法官个案解释的权力，鼓励法官根据自己的智慧来实现个案的合理解决，不断让法官摆脱司法解释的依赖心理。在司法解释“适度化”的转型过程中，最高法院要通过定期公布全国各地疑难案件的刑事判决书的方式来构建起一套完善的指导全国刑事审判的案例指导制度，或者通过提审地方疑难刑事案件并公布判决书的方式来指导全国的刑事审判工作。最高法院要更加信赖地方法院法官解释刑法的能力，并不断减少司法解释的出台，才能更好地发挥地方法院法官解释刑法的积极性，才能更好地提高法官的素质。同时，要鼓励刑法学者加强对刑法判例的研究，形成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良性互动，才能推动我国刑法解释学的发展和繁荣。（正文含注释共10702字）
1本文所称的刑事司法解释，是指“两高”为解决刑事审判过程中具体适用刑法问题所做的解释，包括解释、决定、规定、意见以及个案批复。在本文的论述过程中，主要阐述普遍性、规范性的司法解释与法官具体个案解释（法官解释）之间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偶尔也会涉及个案批复、立法解释等问题；本文所称的“过度化”，不仅是指司法解释数量的过多，还指“两高”的刑事司法解释的权力过于扩张，以至于侵犯了立法权，甚至还几乎“吞没”了司法人员解释法律的权力。本文主要论述司法解释对后者的压制。
引言
一起发生在2006年4月21日的“许霆案”，由于是在2007年11月20日被判处无期徒刑而顿时成为2007年新闻媒体热衷报道的焦点，并与“华南虎照”、“艳照门”等新闻成为2007年度中国民主、法治发展史上不可忽略的公共事件之一。当案件上诉到广东省高院之后，广东省高院2007年1月16日作出刑事裁定书，以“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广州中院于2008年2月22日开庭重审。2008年3月31日，广州中院适用刑法第63条第2款关于“特殊减轻处罚”的规定，以盗窃罪改判许霆有期徒刑五年，追缴所有赃款，并处2万元罚金，并准备上报最高法院核准。
备受关注的许霆案一审重审终于有了结果。在宣判的第二天，一些刑法专家在《人民法院报》发表了系列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为广州中院一审判决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做了一些辩护。2据有关报道，2008年4月9日，在上诉期届满前一天，许霆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只是民事关系上的过失，而不是刑事犯罪，应该不构成盗窃罪，重审原判决定性错误，二审应作出无罪的判决，并正式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3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以“许霆案”为研究样本，思考中国司法体制中的司法解释“过度化”问题。
一、刑法司法解释的现状及其负面影响
在“许霆案”的讨论中，始终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声音。在这些声音中，有一种声音特别值得关注和警惕：强烈地要求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或者上报请示最高法院，要求最高法院作出表态。实际上，造成今天“许霆案”的困境恰恰是司法解释“惹的祸”。如果没有过时的司法解释的限制，如果能够给法官4更多的自由裁量权，“许霆案”也许早就得到了合理的解决。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
2参见陈兴良：《许霆案的法理分析》；张明楷：《许霆案的定罪与量刑》，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4月1日理论与实践专版；王作富：《许霆构成盗窃罪》，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4月2日刑事审判版。
3参见《许霆正式向广东高院提起上诉，坚称自己无罪》，载
https://www.doczj.com/doc/425803332.html,/a/20080409/001217.htm，访问时间：2008-4-9。
4在本文中，关于个案解释的主体是司法人员，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但本文主要是论述法官个案解释问题。在行文过程中，也会用司法人员，特此说明。
司法解释犹如戴在法官头上的“紧箍咒”，无论法官如何解释法律都不能不受到“紧箍咒”的限制，法官办案更象“戴着脚镣跳舞”而无法自由地伸展自己的舞姿，从而使整个“司法舞台”变得黯然失色。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期待新的司法解释，更不是期待立法机关修改刑法，而是司法解释本身要有所退缩和内敛。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不要再过多地颁布司法解释，而是应该留给地方司法人员更大的解释法律的权力，让他们能够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自由裁量权，作出符合民意和法律精神的刑事决定。
自从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在11年的时间里，为了更好地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两高”先后单独或者联合发布了120多件的司法解释。不可否认，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案件复杂，司法人员素质又参差不齐，这些司法解释的颁布确实能够很好地指导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统一了全国办理刑事案件的标准。但也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一）司法解释的“过度化”，影响了法官个案解释机制5的形成
司法人员在解决个案问题上为什么没有过多的解释法律的权力，这固然有“错案问责”等制度因素的制约。但笔者认为，主要还是司法解释“过度化”使然，过度的司法解释事实已经剥夺或者削弱了司法人员解释法律的权力，使得司法人员陷入了可怕的司法解释“路径依赖”当中。
这么多的司法解释中，有些司法解释显然是低估了司法人员解释法律的能力。例如，2000年1月3日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拐卖妇女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1条是对刑法第240条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中“妇女”的解释。其规定：拐卖妇女罪中的“妇女”，既包括具有中国国籍的妇女，也包括具有外国国籍的妇女和无国籍的妇女。被拐卖的外国妇女没有身份证明的，不影响对犯罪分子的定罪处罚。
什么是刑法中的“妇女”还需要解释吗？难道司法人员的智商会低到不能理解“妇女”的含义？按照这种思维走下去，岂不是刑法第232条关于故意杀人罪的规定也需要作如此的解释，需要解释刑法所称的“人”，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的人，是不是还需要解释应否包括“外星人”呢？
5关于影响和制约法官个案解释法律的权力的制度因素，详细可以参见王晓烁：《论中国法官的个案法律解释权》，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81－82页。
司法解释一件一件出台，影响了司法人员正常的思维判断，严重削弱了司法人员个案解释刑法的积极性，窒息了司法人员解释刑法的想象力，限制了司法人员解释刑法的空间。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一旦发现刑法的解释有争议的，首先想到是否有相关的司法解释，一旦发现司法解释本身也不明确的时候，于是他们就千方百计地通过“内部请示”、“层层报批”等“潜规则”(此种做法事实上已经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来寻求上级法院的帮助，甚至通过“上报最高法院请求批复”的方式来解决眼下遇到的刑法问题。长此以往，造成了办案法官对上级法院和司法解释（包括个案批复）的依赖，影响了法官个人的独立，阻碍了法官进行法律解释、法律推理以及法律论证能力的提高。这充分地表现在刑事判决书的撰写上缺少一些必要的法律推理过程和法律论证理由，形成了今天在“许霆案”中，“法院判案时，从现有的判决书上看不出有任何认真、复杂的推理。本案在推理、适用法律的解释方面做得很不足”6的尴尬局面和困境。
同时，由于1998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结合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金融机构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种简单地通过盗窃数额的多少（由于经济的增长和物价的高涨，这种固定的数额更是显得不合理，以10年的数额来判断今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得已经非常的滞后）来判断盗窃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和危险性的司法解释，逼着长期依赖司法解释办案的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以僵化的司法思维，盲目地遵从数字化的司法解释，机械地适用法律这种算数司法”7的可怕局面，堵住了法官个人通过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实现个案司法正义的路径。
可见，司法解释的“过度化”，制约了法官解释法律的积极性，严重影响了法官办案的依赖思维，使得他们眼中似乎只有司法解释，而没有刑法，甚至在司法解释明显违背刑法规定的情况下，8也只能根据法律效力较低的司法解释，而
6参见《专家直指银行滥用公众权力》，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12月24日。关于判决书为什么要说理以及如何说理等问题，可以参见万毅、林喜芬：《从“无理”的判决到判决书的“说理”――判决书说理制度的正当性分析》，载《法学论坛》2004年第5期，第29－34页。
7参见龙卫球：《告别算数司法，请从许霆案始》，载《南方周末》2008年2月24日法治版。8例如，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许多条款就违背了刑法的规定，尤其是关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
不敢适用刑法的规定。长期以往，在无形之中不可避免地要架空了刑法的某些规定，使得刑法的某些规定变得有点形同虚设，这不利于刑法权威的维护，也不利于培养国民（包括法官）对刑法规范的忠诚与信赖，不利于刑事法治的构建。
（二）司法解释的“过度化”，影响了刑法解释学的繁荣
这么多司法解释的出台，还也影响了学者解释、研究刑法的思维。刑法不是万能，刑法条文的表述不可能真正做到非常的明确，刑法条文对社会生活的函摄不可能没有漏洞。刑法不明确、有漏洞和缺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发现漏洞和缺陷之后，不能通过解释的方法予以弥补，反而将漏洞越捅越大，甚至将“刑法典作为嘲笑的对象”。这正如有学者指出: “法律的制订者是人不是神，法律不可能没有缺陷。因此，发现法律的缺陷并不是什么成就，将缺陷的法条解释得没有缺陷才是智慧。我的意思是说，在发现缺陷时不宜随意批评，而是应作出补正解释。”9
正是由于试图弥补刑法缺陷的司法解释的大量出台，使得刑法学者在研究刑法问题的时候，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当觉得刑法规定不明确或者不妥当，自己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时，便来一句‘这个问题有待于立法的修改’，‘这个问题有待于立法解释’或者‘这个问题有待司法解释’，并形成了今天‘批判刑法比解释刑法时髦’的现象。使得许多论文让人难以分辨其观点究竟是解释结论（解释论）还是立法建议（立法论）。理论界一有难题就‘上交’，是我国的刑法学难以深入发展的一个原因。”10引用司法解释与刑法解释学形成了恶性循环，许多学者在研究刑法具体问题的时候，几乎不会去批判、质疑部分司法解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是拼命地引用司法解释来作为自己观点的依据，这已经堵住了学者阐述刑法理论的路径，不利于刑法学派之争的展开，不利于刑法解释学的繁荣，而反过来又催生了司法解释的出台。这种现象表现在每当刑法学者们就某个问题正在发生激烈争论的时候，都会因为某个司法解释（立法解释）的出台而偃旗息鼓。
例如，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行为人绑架后又故意杀人的行为，到
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强、令行为可以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解释，与其说是司法解释，还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立法创制。
9参见张明楷著：《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10参见张明楷著：《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53－54页；另见张明楷：《刑法学研究中的十大关系论》，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2期，第3－7页。
底是构成故意杀人罪，还是无罪？正当刑法学界正在讨论热闹的时候，因200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的出台而戛然而止。再如，当刑法学界正在研究讨论如何理解刑法第269条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中“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三种行为是否均要达到犯罪的程度（规范行为），还是指不需要达到犯罪的程度，只要实施这些行为就可以了（事实行为）？是否包括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所实施的行为？等等。可以说，这些都是值得刑法学界好好研究的问题，每个刑法学者都会因为自己的学术立场、学派不同而作出不同的解释结论。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问题的争论均由于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2006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而顿时消失。
二、两大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司法实践
如上所述，司法解释的“过度化”已经影响了法官个案解释的空间，制约了我国刑法解释学的发展。为了能够给法官足够的解释刑法的机会和空间，为了未来我国刑法解释学的繁荣，司法解释有必要进行适当的“自我节制”，实现司法解释的“适度化”转型。这不仅可以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得到充分的印证，还可以从他们的刑法理论研究的深度得到普遍的反映。
(一)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司法实践
纵观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可以发现，他们的刑法学研究之所以能够这么繁荣，研究刑法问题之所以能够这么精细，刑法学派之争之所以这么激烈对抗，这除了应归功于他们有着很好的刑法学研究传统和优秀的刑法学研究队伍以外，还应该归功于他们有着一个多元、分权的法律解释体制，刑法问题的解决更多的是依赖法官的个案解释和学者独立的学理解释。
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着较长的法治传统，司法比较独立，法官队伍比较稳定，法官素质比较高。因此，立法者或者最高司法机关比较信任地方的司法人员，
几乎不用担心司法人员会滥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随意或者恣意地解释刑法。因此，在刑法和司法体制中采用的是一种“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分权模式。立法者只根据行为的法益侵害性或者危险性，根据构成要件的基本理论，对行为进行一种类型性的描述，从来没有出现我国刑法中的“严重后果”、“特别严重后果”、“情节恶劣”、“情节特别恶劣”、“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数额特别巨大”等一些定量的要求。一个行为是否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是否构成刑法中的犯罪，全部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由法官凭借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和内在的良心来认定。最高司法机关也仅仅是通过不定期地发布一些比较有争议的、典型的疑难案件的判例，来指导全国（地区）的刑事司法，几乎没有出现过象我国有着大量的司法解释的现象。
例如，在日本，刑事判例主要是指那些编入“最高裁判所判例集”、“大审院判决录”、“大审院判例集”的判决，违反判例和违反宪法一样，可以成为上诉理由。11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司法实践也没有什么司法解释，他们指导整个台湾地区的刑事司法实践更多还是依赖判例，而这些判例都是由“最高法院”统一编撰发布，即判例是指“最高法院”基于事实需要，为避免同一或者类似案件发生分歧的裁决，特组织专业委员会就过去若干年所为之判决，选择具有示范性可供各级法院参考的判决，汇编成册，并公布实施者。12
这种依赖判例来指导刑事司法实践的做法直接影响了刑法学的研究。在阅读这些国家和地区刑法教科书的时候，发现在整部教科书中都是学者对刑法规定的阐述和分析，而不是批判刑法规定如何如何的不好，不是希望今后应该如何如何进行立法修改或者出台司法解释，在涉及某个具有争论问题的时候，他们总是努力地引用判例，也不是引用什么司法解释来论证自己观点的合理性。有的是仅仅是引用有关司法机关对一些案件作出判决所形成的案例，这些案例往往成为刑法理论研究的动力源泉，推动了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刑法理论的发展。一些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作出的刑事案例，往往成为今天的刑法学者津津乐道的经典判例。
例如，1897年德国3月23日德意志帝国法院第四刑事部关于“莱伦芬格癖11参见林维著：《刑法解释的权力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7页。
12林咏荣：《判例之法的效力的比较研究》，载《辅仁法学》第15卷，第1页，转引林维著：《刑法解释的权力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7页。
马案”13所作出的判决，最终形成了普遍适用于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刑事司法实践的“期待可能性理论”，并成为归责的一个基本要素。日本刑法理论中有关犯罪过失的理论，例如“危险分配理论”、“信赖原则”、“监督过失”、“管理过失”、“超新过失理论”以及因果关系理论中的“疫学因果关系”的判断，最初均来自司法实践的判例，然后经过日本刑法学者的精心研究和打造，形成了刑法理论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丰富了刑法学研究的内容。
（二）美国的刑事司法实践
就是在适用判例法的国家中，司法解释基本上是在法院裁判文书中显现出来的，并通过判例发挥拘束力；即使地方法院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的裁判不一（可能意味着内含不同的解释），最高层级的法院也会通过提审等方式就具体案件作出裁判，并由此确立最权威的判例，借此推行最权威的解释。这样的司法解释活动，与个案裁判紧密地勾连在一起，即同司法的性质与功能保持一致性，又可以个案推进式地发展法律，还可以使解释结论与具体的、特定的案情契合，体现“一对一”的个体正义之原则。14如，在美国，由于基本上实行判例法，刑事司法实践更多的是根据“遵循先例”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上级法院的判例、本级法院先前的判例对下级法院和本法院后来的类似案件具有约束力，同级的其他法院的判例乃至下级法院的判例对某些法院的案件判决也具有参考意义。因此，他们法院的判例总满着论证、说理的色彩，许多判例甚至是一篇精彩的学术论文。
那么，他们为什么能作出如此具有说服力的判决书？根据我国著名学者朱苏力教授的考察，这除了他们有着一支受过专业培训的优秀司法队伍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一系列激励、影响判决理由之撰写的制度因素，这些制度因素主要包括，他们的判决书具有“造法”的功能，一个案件的判决书，尤其是上诉法院的判决书，往往成为后来类似案件判决的依据，每一个案件的判决都具有重大的示范意义。对于一个法官来说，撰写一份出色的司法判决，这意味着青史留名，长期为后人引用，为学者研究，成为经典判例。司法判决书的出来，可以为解决纠纷提供一个合理化的证明以及在快你大情况下为后来的类似案件处理提供一
13关于本案的经过和判决理由，可参见冯军著：《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237页。
14沈岿：《司法解释的“民主化”和最高法院的政治功能》，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104页。
种引导（法官所面对不仅是解决纠纷的问题，而且有规则之治的问题）。15此时，法官既具有解决个案纠纷的功能，又扮演引导社会纠纷解决的角色，激励了法官充分发挥自己解释法律、分析判例、归纳案件事实的智慧，有助于提升法官独立解释法律的能力，有利于法官素质的提高。
可见，在大陆法系的国家或者地区中，由于没有司法解释，司法实践中个案的解决更多的是依靠法官的解释以及最高司法机关的判例指导，其“成文法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刑法的解释”。16在英美法系的美国，而法官不仅是在解决纠纷个案，而且还在创造了“美国式的司法解释”。刑法学者也不会依赖司法解释，也不会随意批判刑法规定，而是根据自己的刑法学术立场和对刑法理论的领悟，展开对一些刑事案例的评判与分析，并以此推动刑法理论的发展，形成了司法实践与刑法理论的良性互动的局面。
三、中国刑事司法中个案解释的实践
如果没有司法解释，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会不会出现“乱套”的现象呢？也许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所以笔者才主张司法解释要实现“适度化”转型，而不是立即废除司法解释。从下面引用的几个经典判例中，可以看出中国司法人员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他们基本具备了解释刑法的能力。从实现刑法目的的角度来说，学者与法官完全可能通过各种解释方法，从没有变化的法条文字中找到适应新情况、新问题的法律适用根据。17因此，只要司法解释能够向“适度化”转型，18就能够有效地调动法官解释刑法的积极性，释放法官个案解释刑法的智慧。
例如，1999年12月24日上海青浦区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王明卫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这是新刑法实施以来上海判决的首例“婚内强奸案”。
15参见苏力：《判决书的背后》，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7－10页。
16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研究中的十大关系论》，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2期，第4页。17张明楷：《立法解释的疑问――以刑法立法解释为中心》，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1期，第29页。
18笔者还认为，立法解释也应该适度收缩。因为立法者解释法律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般合理，至少世界各国法律实践的现状给我们的信息是如此，在其他国家的法律实践中，法律解释都是在个案的适用中由法官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具体解释之。即法律解释主要是一种法官的司法裁量活动，而不是权力机关行使的一种权力活动。参见刘艳红：《刑法立法解释若干问题新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40页；另见张明楷：《立法解释的疑问――以刑法立法解释为中心》，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1期，第19－36页。
又如，2002年2月23日，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为“考证黑熊嗅觉是否灵敏”，在北京动物园用硫酸泼向黑熊，导致６只狗熊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北京动物园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几万元。在这个案件发生一个月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事法研究中心邀请10多位国内权威刑法专家和100多名法学博士、硕士，首次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题学术探讨。在研讨中，刑法学界对刘海洋的行为定性有所争议。有人认为，刘海洋的行为构成了刑法第275条的故意毁坏财物罪，有人主张构成刑法第276条的破坏生产经营罪，甚至还有人别出心裁地提出，刘海洋的行为构成刑法第341条的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或者第293条的寻衅滋事罪。但是，不管学者如何主张，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还是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最后西城区法院以刘海洋犯有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免于刑罚处罚的判决。再如，2003年1月至同年8月，南京“正麒”演艺吧老板李宁先后伙同刘某、冷某等人，采取张贴广告、登报招聘“公关”等手段，招募、组织多名男青年在其经营的“金麒麟”、“廊桥”及“正麒”演艺吧内，先后7次与男性消费者从事同性卖淫活动，从中牟取利益。2004年2月17日，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一审以组织卖淫罪判处李宁有期徒刑8年，罚金人民币6万元，同时对于李宁违法所得1500元予以追缴。宣判之后，被告人李宁不服，上诉到南京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这是一起也许是新刑法实施依赖第一起进入刑事审判程序的“男性卖淫案”。
又比如，北京首例“网上裸聊案”，检察机关最初以聚众淫乱罪加以起诉，后来又撤诉。这种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做法得到了刑法学者的高度评价。19因为，按照通常的理解，聚众淫乱是指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群奸群宿，这里的“淫乱”应当是指多人同时发生性关系。而网上裸聊未发生性关系，所以不构成聚众淫乱，它也不符合传播淫秽物品罪的构成要件。
上述这四起在当时比较争议的刑事案件，上海、北京、南京三地法院的法官均是在没有“两高”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据有关报道，虽然在“男性卖淫案”刑事审判过程中，当地法院为了确定组织男青年向同性卖淫是否构成犯罪，有关方面曾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汇报。2003年10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此案作出口头答复：可以参照《刑法》第358条第1款第1项
19参见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应具有的三个理念》，载《检察日报》2008年3月17日学术版。
进行定罪量刑。20全国人大法工委仅仅是口头答复，而不是发布一个正式的文件，可以看出其是如此的谨慎），却能够根据自己对案件事实的归纳、概括、总结以及对刑法的理解（如“强奸的主体是否包括丈夫？”、“刑法中的财物如何解释？”、“刑法中的卖淫如何理解”、“刑法中的淫乱如何理解”），作出了一个在当时多数刑法学者看来，既符合罪刑法定（不属于类推解释，不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而属于不违背国民预测可能性的扩大解释），又实现司法正义的刑事判决或者决定，制作了中国刑事司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书或者决定书，成为指导日后中国各地司法机关办理相同案件的经典案例。
从上面几个经典判例中，不管是有罪判决（指控），还是无罪撤诉，都可以看出地方司法人员的素质并不是如想象中那么底，他们完全具备了正常的解释法律的能力，只是由于受到众多制度因素的制约而不敢独立、大胆地去解释法律。21“两高”也不要再把地方的司法人员看作“一群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而是应该更加信任他们，让他们不断在解决疑难个案的挑战中，独立学会解释法律、司法判断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司法人员队伍的素质才能不断得到锻炼和提高。
其实，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还是发生了许多需要法官自行解释法律的疑难案件，这些案件的合理、合法的解决随时都可能成为指引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的经典判例。例如，最近发生在深圳的一起盗窃QQ号码和QQ币的案件的宣判更是值得关注。2005年11月份开始,金某等人先后在辽宁省海城市成立了3个工作室,雇用多人为其从事窃取他人QQ号码的工作，窃取对方QQ账号和密码。然后,金某以盗取1个QQ号5厘钱的标准计算,发放各工作室人员的工资。金某等人把盗取的QQ账号和密码进行销售，营利几万元。２００６年１２月，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对金某等人提起公诉。深圳南山区法院最近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11名被告因侵犯通信自由罪分别被判处6个月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其理由是：依照法律规定,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但在我国的相关法律均未将QQ号码、Q币等纳入刑法保护的财产之列。因此,QQ号码和Q币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产保护对象。公诉机关对被告人金某等人提出盗窃罪的指控,指控罪名所涉犯罪对象与法律规定不符，判决不构成盗窃罪。随着互
20详见https://www.doczj.com/doc/425803332.html,/gb/info/xsll/2004-06/20/2106090252.html，访问时间：2008-3-19。
21关于制约法官司法判断能力的制度因素，详细可以参见苏力：《判决书的背后》，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13－16页。
联网的日益普及,QQ因其在通信功能上所具备的方便快捷的技术特征,被越来越多的用户所接受,已成为目前国内流行的网络通信方式。根据200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四条第(二)项规定:“非法截获、篡改、删除他人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数据资料,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而作出上述判决。22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通过QQ进行聊天已经成为许多人交往的重要方式，QQ 号码与聊天积累的QQ币已经成为成为一种“虚拟财产”，这种“虚拟财产”是否属于刑法中的“财物”？这在刑法学界争论很大，许多人大代表也建议将“虚拟财产”纳入刑法中“财物”的范围。23很遗憾，由于立法解释的出台，限制了深圳南山区法院法官解释刑法的权力，使之不能将这种行为认定为盗窃罪，而只能机械地根据立法解释，认定为“侵犯通信自由罪”。但同级的检察院却能抛开立法解释的局限性，以盗窃罪来起诉，这种独立解释法律的作法和精神值得赞赏。实际上，法官也完全可以对“财物”进行扩大解释，不仅包括有形的财产，还包括无形的财产性利益，据此认定11名被告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与侵犯通信自由罪的想象竞合，从一重罪处罚。倘若如此，这将是一个更有历史意义的刑事司法判决，使得刑法中“财物”的含义能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获得更加丰富的内容，并成为今后指导全国各地法院办理相类似案件的判例，在理论上还能有力地推动学术界关于“虚拟财产”是否属于财产的争论。
四、结束语：中国未来刑事司法指导制度的转型
随着中国司法队伍素质的不断提升，我们应该更加信赖司法人员独立司法、公正司法。在今后司法体制改革中，要强调法官解释法律的重要性，鼓励法官发挥自己的解释法律的智慧，撰写说理充分、论证严禁且具有判例意义的刑事判决，全国人大常委会少出台立法解释，“两高”也少制定司法解释，给法官解释法律留下更加广阔的空间。同时，在给法官授予更大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也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多方参与的监督法官机制，防止法官恣意、随意解释刑法。同时，
22详见https://www.doczj.com/doc/425803332.html,/c2hvdy5odG1sP3dlX2lkPTEwNTczNg==url.html，访问时间：2008-3-18。
23参见谢文英：《虚拟财产，拿什么保护你》，载《检察日报》2008年3月17日，“两会”特别报道。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地方各级法院定期分类公布刑事判决书，来迫使法官加强对判决理由的说明和论证。在司法解释适度节制的情况下，作为最高法院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适用于全国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并推进判例制度的建设，以替代司法解释退缩之后可能留下的规范全国刑事审判活动的空白和断裂，或者通过不定期地提审全国各地一些比较有争议的刑法疑难案件，并公布这些刑事疑难案件判决书的方式，来指引全国的刑事审判活动。
故意伤害罪的司法解释及刑法条文【找法网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只有致他人轻伤或者以上的，才构成故意伤害罪，轻微伤) [刑法条文] 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二百四十七条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二百四十八条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八十九条聚众“打砸抢”，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除判令退赔外，对首要分子，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扶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百三十三条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的，处五年以仁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相关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处利用摘除节育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分子的联合通知》(198·12·10) 二、以牟利为目的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方法粗野，伤害妇女身体的，依照刑法规定的伤害罪惩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故意伤害、盗窃等严立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能否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问题的批复》(199·12·31 法释〔1997〕11号〕 根据刑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故意伤害、盗窃等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深、犯罪情节恶劣、罪行严重的，也可以依法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10.20 法释〔1999｝18号) 第四条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制造、散布迷信邪说，指使、胁迫其成员或者其他人实施自杀、自伤行为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2019年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 针对社会各种犯罪现象，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为了降低和防止公民的犯罪行为，虽然没有完全防止但是也有了一些明显的效果，而刑事诉讼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2017年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是什么呢？我们通过下文来了解一下。 ▲最高人民法院刑诉法解释 ▲第一章管辖 第一条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包括： (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1、侮辱、诽谤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2、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
3、虐待案(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 4、侵占案(刑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的)。 (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1、故意伤害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 2、非法侵入住宅案(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 3、侵犯通信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的); 4、重婚案(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的); 5、遗弃案(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的); 6、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7、侵犯知识产权案(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七节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8、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 本项规定的案件，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对其中证据不足、可以由公安机关受理的，或者认为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告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且有证据证明曾经提出控
【发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发布文号】法释〔2010〕7号 【发布日期】2010-03-02 【生效日期】2010-03-26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文件来源】人民法院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0〕7号) （2009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1次会议、2010年2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09年12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1次会议、2010年2月4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3月26日起施行。 二○一○年三月二日 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法惩治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犯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这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生产、销售伪劣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未经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
销售明知是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销售金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处罚。 伪造、擅自制造他人卷烟、雪茄烟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卷烟、雪茄烟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定罪处罚。 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等许可证明，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第二条伪劣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定罪起点数额标准的三倍以上的，或者销售金额未达到五万元，但与未销售货值金额合计达到十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销售金额和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到不同的法定刑幅度或者均达到同一法定刑幅度的，在处罚较重的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 查获的未销售的伪劣卷烟、雪茄烟，能够查清销售价格的，按照实际销售价格计算。无法查清实际销售价格，有品牌的，按照该品牌卷烟、雪茄烟的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零售价格计算；无品牌的，按照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卷烟平均零售价格计算。 第三条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经营卷烟二十万支以上的； （三）曾因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三年内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且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经营卷烟一百万支以上的。 第四条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能够查清销售或者购买价格的，按照其销售或者购买的价格计算非法经营数额。无法查清销售或者购买价格的，按照下列方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2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9次会议通过）目录 第一章管辖 第二章回避 第三章辩护与代理 第四章证据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节物证、书证的审查与认定 第三节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认定 第四节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审查与认定 第五节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 第六节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的审查与认定 第七节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审查与认定 第八节非法证据排除 第九节证据的综合审查与运用 第五章强制措施 第六章附带民事诉讼 第七章期间、送达、审理期限 第八章审判组织
第九章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节审查受理与庭前准备 第二节宣布开庭与法庭调查 第三节法庭辩论与最后陈述 第四节评议案件与宣告判决 第五节法庭纪律与其他规定 第十章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 第十一章单位犯罪案件的审理 第十二章简易程序 第十三章第二审程序 第十四章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和特殊假释的核准 第十五章死刑复核程序 第十六章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处理 第十七章审判监督程序 第十八章涉外刑事案件的审理和司法协助 第十九章执行程序 第一节死刑的执行 第二节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的交付执行第三节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的交付执行 第四节财产刑和附带民事裁判的执行 第五节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 第六节缓刑、假释的撤销
第二十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节开庭准备 第三节审判 第四节执行 第二十一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第二十二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二十三章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第二十四章附则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为正确理解和适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解释。 第一章管辖 第一条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包括： （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⒈侮辱、诽谤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⒉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 ⒊虐待案（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 ⒋侵占案（刑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的）。 （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⒈故意伤害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 ⒉非法侵入住宅案（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 ⒊侵犯通信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的）；
刑法司法解释汇编（一）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2000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哪些工作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解释如下：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和发放；（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和发放；（三）国有土地的经营、管理和宅基地的管理；（四）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和发放；（五）代征、代缴税款；（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前款规定的公务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和三百八十三条贪污罪、第三百八十四条挪用公款罪、第三百八十五条和第三百八十六条受贿罪的规定。 2、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解释 （2001年8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和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土地”的含义问题，解释如下：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有关行政法规中关于土地管理的规定。 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土地”，是指非法批准征用、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以及其他土地。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2002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含义问题，解释如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
解读“两高”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陈国庆韩耀元宋丹 2013-06-13 12:08:00 来源：检察日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自2013年4月4日起施行。为便于司法工作人员正确理解和适用《解释》的相关规定，现对《解释》的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解释》共15条，对盗窃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认定，盗窃数额的认定方法，盗窃罪"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及盗窃罪特殊情形的处理等问题作了规定。 盗窃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 《解释》第1条共分四款，对盗窃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作了一般规定。第一款与199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98年解释》)的规定相比，盗窃"数额较大"的起点标准由原来规定的500元至2000元提高至1000元至3000元，"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标准由原来规定的5000元至2万元、3万元至10万元分别提高到3万元至10万元、30万元至50万元。主要考虑:作为多发性侵财犯罪，惩治盗窃犯罪既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民群众收入增长情况，也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感、现实治安状况、刑罚适用总体趋势和与相关司法解释的协调。因此，本款规定一是根据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情况，适当提高了一般盗窃罪入罪门槛;二是为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作了较大幅度提高。 第二款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这主要考虑，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司法解释权应该由"两高"行使，不应将犯罪数额的解释权再授权地方司法机关。 第三款规定，在跨地区运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盗窃地点无法查证的，盗窃"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应当根据受理案件所在地省级法院、检察院确定的数额标准认定。需要说明的是，适用本款规定的盗窃案件，一是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二是"跨地区运行";三是"盗窃地点无法查证"。至于"受理案件所在地"，应根据有关规定确定。 第四款明确了盗窃违禁品按盗窃罪处理的，以犯罪的情节轻重量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法释〔2012〕21号 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全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已于2012年11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2年12月20日 法释〔2012〕21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2012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9次会议通过） 目录 第一章管辖 第二章回避 第三章辩护与代理 第四章证据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节物证、书证的审查与认定 第三节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认定 第四节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审查与认定
第五节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 第六节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的审查与认定第七节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审查与认定 第八节非法证据排除 第九节证据的综合审查与运用 第五章强制措施 第六章附带民事诉讼 第七章期间、送达、审理期限 第八章审判组织 第九章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节审查受理与庭前准备 第二节宣布开庭与法庭调查 第三节法庭辩论与最后陈述 第四节评议案件与宣告判决 第五节法庭纪律与其他规定 第十章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 第十一章单位犯罪案件的审理 第十二章简易程序 第十三章第二审程序 第十四章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和特殊假释的核准 第十五章死刑复核程序 第十六章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处理
第十七章审判监督程序 第十八章涉外刑事案件的审理和司法协助 第十九章执行程序 第一节死刑的执行 第二节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的交付执行 第三节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的交付执行 第四节财产刑和附带民事裁判的执行 第五节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 第六节缓刑、假释的撤销 第二十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节开庭准备 第三节审判 第四节执行 第二十一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第二十二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二十三章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第二十四章附则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刑法司法解释的“过度化”研究 ――以“许霆案”为研究样本 目录 论文提要 (1) 引言 (2) 一、刑法司法解释的现状及其负面影响 (2) （一）司法解释的“过度化”，影响了法官个案解释机制的形成 (3) （二）司法解释的“过度化”，影响了刑法解释学的繁荣 (5) 二、两大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司法实践 (6) (一)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司法实践 (6) （二）美国的刑事司法实践 (8) 三、中国刑事司法中个案解释的实践 (9) 四、结束语：中国未来刑事司法指导制度的转型 (12)
刑法司法解释的“过度化”1研究 ――以“许霆案”为研究样本 论文提要:造成目前“许霆案”的困境在于司法解释的“过度化”。司法解释的“过度化”不但制约了法官解释、适用刑法的权力，窒息了法官解释刑法的想象力，而且还严重影响了中国刑法解释学的发展，导致司法解释与刑法解释学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国家和地区，由于没有过多司法解释的约束，法官能够根据刑法的规定或者先前的判例，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对刑法或者判例规则进行合理的解释，对案件事实进行科学的概括、归纳和总结，在司法推理三段论的指引下，目光能够不断地往返于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实现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的对接，作出符合个案正义的刑事判决。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司法解释要有节制地实现“适度化”转型，加强法官个案解释的权力，鼓励法官根据自己的智慧来实现个案的合理解决，不断让法官摆脱司法解释的依赖心理。在司法解释“适度化”的转型过程中，最高法院要通过定期公布全国各地疑难案件的刑事判决书的方式来构建起一套完善的指导全国刑事审判的案例指导制度，或者通过提审地方疑难刑事案件并公布判决书的方式来指导全国的刑事审判工作。最高法院要更加信赖地方法院法官解释刑法的能力，并不断减少司法解释的出台，才能更好地发挥地方法院法官解释刑法的积极性，才能更好地提高法官的素质。同时，要鼓励刑法学者加强对刑法判例的研究，形成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良性互动，才能推动我国刑法解释学的发展和繁荣。（正文含注释共10702字） 1本文所称的刑事司法解释，是指“两高”为解决刑事审判过程中具体适用刑法问题所做的解释，包括解释、决定、规定、意见以及个案批复。在本文的论述过程中，主要阐述普遍性、规范性的司法解释与法官具体个案解释（法官解释）之间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偶尔也会涉及个案批复、立法解释等问题；本文所称的“过度化”，不仅是指司法解释数量的过多，还指“两高”的刑事司法解释的权力过于扩张，以至于侵犯了立法权，甚至还几乎“吞没”了司法人员解释法律的权力。本文主要论述司法解释对后者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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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最高检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 【标 签】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 【颁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文 号】高检发释字（2001）5号 【发文日期】2001-12-07 【实施时间】2001-12-07 【 有效性 】全文有效 【税 种】其他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已分别于2001年9月18日、2001年6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93次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9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1年12月17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01年12月7日 最高法最高检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 (2001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93次会议、2001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90次会议通过) 为正确适用司法解释办理案件，现对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自发布或者规定之日起施行，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 二、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 三、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
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 四、对于在司法解释施行前已办结的案件，按照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错误的，不再变动。
盗窃定罪起点幅度提高为一千元至三千元盗窃“救命钱”等“数额较大”标准减半“家贼”获得谅解可免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盗窃罪新旧司法解释重点内容对照表 盗窃罪新旧司法解释重点内容对照表 本报北京4月3日讯（记者张先明）为依法惩治盗窃犯罪行为，保障公私财产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全文见今日二版）的有关情况。该《解释》自2013年4月4日起施行。 《解释》共十五条，主要规定了盗窃“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多
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认定，盗窃财物数额的认定方法，“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盗窃未遂和以单位形式组织盗窃的处理等问题。 《解释》首先明确了盗窃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鉴于除了盗窃财物的数额外，盗窃犯罪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盗窃情节、后果的严重性，同样也是影响社会危害性的因素，《解释》第二条明确规定，盗窃公私财物，具有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盗窃，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在医院盗窃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因盗窃造成严重后果等八种情形之一，“数额较大”标准可以按照第一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 《解释》第三条明确规定，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非法进入供他人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盗窃的，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盗窃，或者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携带其他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盗窃的，应当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应当认定为“扒窃”。 《解释》第八条规定，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以不认为是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酌情从宽。 据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介绍，盗窃犯罪是最为常见多发的一类犯罪，在各类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一、单选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罪。（A） A.受贿 B.贪污 C.侵占 D.滥用职权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论处。（D） A.行贿 B.贪污 C.侵占 D.受贿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对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D） A.责任人 B.领导 C.行贿人 D.单位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罪。（A）A.行贿B.贪污C.侵占D.受贿
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行为。（C） A.单位行贿 B.介绍贿赂 C.单位受贿 D.对单位行贿 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罪追究刑事责任。（D）A.受贿B.贪污C.侵占D.行贿 7.《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明确，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在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D）A.15B.20C.25D.30 8.《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人以上的，应予立案。（D）A.4B.6C.8D.10 二、多选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遇到刑法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 问>>https://www.doczj.com/doc/425803332.html,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2017最新) 2016年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即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已于2012年11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9次会议通过，于2012年12月2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接下来由赢了网小编在本文为您详细介绍。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为正确理解和适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解释。) 第一章管辖 第一条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包括：
(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⒈侮辱、诽谤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⒉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 ⒊虐待案(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 ⒋侵占案(刑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的)。 (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⒈故意伤害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 ⒉非法侵入住宅案(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 ⒊侵犯通信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的)； ⒋重婚案(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的)；
⒌遗弃案(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的)； 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⒎侵犯知识产权案(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七节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⒏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 本项规定的案件，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对其中证据不足、可以由公安机关受理的，或者认为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告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且有证据证明曾经提出控告，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第二条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
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及司法解释 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 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十二条几个问题的解释》1998年12月31日第一条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处刑较轻”，是指刑法对某种犯罪规定的法定刑比修订前刑法轻。法定刑较轻是指法定最高刑较轻，如果法定最高刑相同，则指法定最低刑较轻。 第二条如果刑法规定的某一犯罪只有一个法定刑幅度，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是指该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或者最低刑；如果刑法规定的某一犯罪有两个以上的法定刑幅度，法定最高刑或者法定最低刑是指具体犯罪行为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或者最低刑。 第三条1997年10月1日以后审理1997年9月30日以前发生的刑事案件，如果刑法规定的定罪处刑标准、法定刑与修订前刑法相同的，应当适用修订前的刑法。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2001年12月16日 一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自发布或者规定之日起施行，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 二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 三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 四对于在司法解释施行前已办结的案件，按照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错误的，不再变动。
张明楷：简评近年来的刑事司法解释 【原文出处】《清华法学》(京)2014年1期第5～26页作者：张明楷 【英文标题】Comments on Criminal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f Recent Years 【作者简介】张明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近年来，“两高”颁布了大量的刑事司法解释，司法解释虽然对下级司法机关适用刑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值得研究的问题。有的司法解释不是为了解决具体案件如何适用刑法的问题，而是在发挥刑事政策的作用，且在选择路径上存在疑问；有的司法解释的内容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表现为类推解释与溯及既往；此外，有些司法解释的具体内容存在混淆违法与量刑责任、混淆行为与结果、混淆犯罪形态、混淆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以及重复评价情节等缺陷。 【关键词】司法解释/目的/原则/内容/评价 1997年修订刑法后，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颁布司法解释的积极性明显提高。近年来，在上级司法机关针对法官、检察官制定的考核指标极不科学、下级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律适用能力相对低下，没有司法解释几乎难以办案的背景下，“两高”颁布司法解释的件数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这些司法解释虽然对下级司法机关适用刑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的多数解释结论也值得肯定，但也存在诸多疑问，有必要展开分析。 一、司法解释目的的转向 根据《立法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以及《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显然，倘若“两高”要颁布某项司法解释，其内容只能是，对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具体案件，是否应当以及如何适用刑法的相关规定。例如，对于盗窃网络上的游戏装备的行为，能否适用《刑法》第264条认定为盗窃罪？对于骗购经济适用房的行为，能否适用《刑法》第266条认定为诈骗罪？如此等等。应当承认，以往的司法解释的目的大多是为了解决具体案件如何适用刑法的问题，但是，近年来的司法解释的目的出现了转向，其中一些司法解释旨在发挥广义的刑事政策的作用。①这种转向是否合适，其中的路径选择是否妥当，值得研究。
2019 年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 针对社会各种犯罪现象，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为了降低和防止公民的犯罪行为，虽然没有完全防止但是也有了一些明显的效果，而刑事诉讼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2017 年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是什么呢？我们通过下文来了解一下。 ▲最高人民法院刑诉法解释 ▲第一章管辖 第一条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包括： （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1、侮辱、诽谤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2、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 规
定的）; 3、虐待案（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 4、侵占案（刑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的）。 （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1、故意伤害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的）; 2、非法侵入住宅案（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 3、侵犯通信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的）; 4、重婚案（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的）; 5、遗弃案（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的）; 6、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7、侵犯知识产权案（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七节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8、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能判 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 本项规定的案件，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对其中证据不足、可以由公安机关受理的，或者认为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告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中国刑事司法解释目录大全 (截至2010年4月30日) 失效部分（共112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审判前无须逮捕的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时收监执行问题的批复[失效] 1978-10-26最高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暂行规定[失效] 1997-11-18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失效] 1997-9-26最高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失效] 1997-1-30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认真查办药品回扣犯罪案件的通知[失效] 1996-10-15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徇私舞弊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失效] 1996-6-4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通知[失效] 1996-3-19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侵占和挪用公司、企业资金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失效] 1995-11-7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认真执行《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通知[失效] 1995-12-18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认真执行《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的通知[失效] 1995-7-8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加强查处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协查工作的通知[失效] 1995-6-14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 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证券从业人员犯罪预防工作的通知[失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失效] 1995-5-2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利用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失效] 1995-4-20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备、电力煤气设备、易燃易爆设备应否追究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失效] 1995-4-8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通知[失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司法解释 来源：发布日期：2007-4-24 （以总则排列为序） 【法规标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不再核准类推案件的通知 【类别】国家机关/审判机关 【发文字号】法发[1997]23号 【批准日期】 【发布部门】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日期】1997.09.22 【实施日期】1997.09.22 【时效性】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司法解释 【唯一标志】19176 【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不再核准类推案件的通知 （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２日法发［１９９７］２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现就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以后审理此前发生的适用类推案件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以后，各级人民法院一律不再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向我院报送类推案件。 二、１９９７年９月３０日以前已经报送但在１０月１日前尚未核准的类推案件，应当根据修订后的刑法第三条的规定，分别不同情况作出处理：对于按照修订前的刑法需要类推定罪，修订后的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一律不得定罪判刑；对于按照修订前的刑法需要类推定罪，修订后的刑法也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如需追究刑事责任的，应适用修订后刑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处罚。 三、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以后，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发生的１９９７年９月３０日以前，按照修订前的刑法需要类推定罪的案件，应当按照本通知第二条的规定办理。 【法规标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拐卖妇女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类别】刑法/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发文字号】法释[2000]1号 【批准日期】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依法惩治抢夺犯罪，保护公私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八万元以上、二十万元至四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第二条抢夺公私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数额较大”的标准按照前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 （一）曾因抢劫、抢夺或者聚众哄抢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一年内曾因抢夺或者哄抢受过行政处罚的； （三）一年内抢夺三次以上的； （四）驾驶机动车、非机动车抢夺的； （五）组织、控制未成年人抢夺的； （六）抢夺老年人、未成年人、孕妇、携带婴幼儿的人、残疾人、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 （七）在医院抢夺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 （八）抢夺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 （九）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抢夺的； （十）导致他人轻伤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 第三条抢夺公私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导致他人重伤的； （二）导致他人自杀的； （三）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三项至第十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数额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百分之五十的。 第四条抢夺公私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一）导致他人死亡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 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总政治部保卫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为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部署，加强和规范刑事立案监督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各地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六日 编辑本段 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 为加强和规范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保障刑事侦查权的正确行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刑事立案监督的任务是确保依法立案，防止和纠正有案不立和违法立案，依法、及时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第二条刑事立案监督应当坚持监督与配合相统一，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与公安机关内部监督相结合，办案数量、质量、效率、效果相统一和有错必纠的原则。 第三条公安机关对于接受的案件或者发现的犯罪线索，应当及时进行审查，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决定。 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应当建立刑事案件信息通报制度，定期相互通报刑事发案、报案、立案、破案和刑事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批捕、起诉等情况，重大案件随时通报。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建立刑事案件信息共享平台。 第四条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行政执法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移送的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