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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义利观与行政价值观建设_以_孙子兵法_为例

理论界2008.7

□田惠莉

传统义利观与行政价值观建设

中国伦理道德思想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资源,其影响绵延至今。随着现代社会转型,行政文化建设迫切需要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导向,义利观成为价值观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树立现代行政价值观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即要超越传统又能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传统文化中,先秦诸子提出几种代表性的义利观,提供了珍贵的文化研究资源。当代人肩负着创新民族文化的重任,应积极阐释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为行政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社会转型期面临的问题

价值观是人们基于社会生活实践,通过对各种各样的价值进行评价而形成的思想观念。〔1〕它是人们衡量不同事物价值标准的根本看法和观点。而行政价值观是在长期的行政过程中所形成并遵循的基本信念和行为准则,规范和评判人们的行为。当前中国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随着社会转型人们在许多方面一时之间难以达成道德共识,呈现出价值多元化的特征,价值观体系开始重构。

第一,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不可避免具有一定的阶级性与局限性。这表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在历朝封建统治者的宣传中逐渐内化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封建体制早已瓦解,但仍有部分封建文化沉淀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成为深化行政改革的障碍。

传统儒家的价值观未能正确处理义与利之间的关系,从主张重义轻利,到抹杀个人私利,导致在

实践中利益关系的失衡。在重义轻利的道德灌输下,人们不敢公开主张自己正当的私利,以“安贫乐道”为尚,将道德原则与个人利益对立。在行政管理中,儒家“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至今制约着人们的价值评判和行为取向。例如对行政效率的评判,往往只关注是否有利于有效地贯彻上级的指示和任务,却不注重实际的社会效益。在对行政领导者的评价上,往往是把是否廉洁、克己奉公、宽容大度作为重要标尺,甚至一个领导者的服饰、仪容、举止也会影响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2〕这样要求领导者是对的,但却是不全面的。

第二,在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现象严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旧的道德体系受到巨大冲击,又面临外来文化的挑战,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形成,道德失范现象严重。义利矛盾是每个时代都要面对的问题,也成为价值观讨论中一个永恒又常新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义利矛盾日趋激烈。在实践中,一些人转向了重利轻义,唯利是图,为追求个人利益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观,甚至不择手段地破坏社会正常秩序。在行政管理中,有些行政人员,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生活上腐化堕落,所作所为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和匹配的道德规范和行政价值观已经迫在眉睫。

(滨州学院

历史与社会学系,山东

滨州

256603

)摘要:行政现代化建设需要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导向,义利观是不可缺少的内容。构建现代行政价值观,离不开对传统义利观的批判性继承。先秦诸子提出了几种代表性的义利观,研究其现代价值成为当务之急。其中,兵家孙子的思想提供了珍贵的文化资源。当代人肩负着创新民族文化的重任,应积极阐释传统文化,为行政价值观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义利观;行政价值观;现代价值〔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08)07-0144-03

———以《孙子兵法》为例

基金项目:滨州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BZXYRW200610)。

【文化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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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要在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任何一种文化创新与现代价值观的构建,都离不开对传统思想资源的批判性继承。确立未来的价值体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必不可少。

二、传统义利观的双重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尤为深远,其传统义利观,被关注评判也最多。重义轻利是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对我国的行政价值观建设有双重影响。

朱熹曾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与延平李先生书》)。〔3〕作为儒家五常之一的“义”,一般指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和人们行为的价值标准。“利”,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功利。儒家的价值学说是道德至上的价值论。儒家诸子从孔孟到程朱陆王都是以崇德重义为价值取向。孔子把道德作为最高价值,主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4〕孟子则把道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4〕这种“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的价值观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为大多数国人所认同,引导和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约束了人们的行为。

先秦儒家从孔子的“罕言利”,孟子的“何必曰利”,荀子的“羞利”,都包含了轻视利益的价值倾向。〔5〕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强调“义重于利”,“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西汉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儒董仲舒提出“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6〕这将义和利对立,确立了重义轻利取向的主导地位。宋明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把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推向极端。这种带有封建禁欲色彩的观点片面地强调义,无视人的本性,结果导致否认物质利益的客观存在,进而抹杀人们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权利。后来这种偏激的价值学说屡受批驳,但其贬抑功利的精髓弥散在世俗文化之中,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许多人对孔子所言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误解。〔4〕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这一说法是指对当时社会中行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提出的不同要求。〔5〕在中国世俗社会中,开始把“喻于义”和“喻于利”作为区别个人道德高尚和卑下的标准,以此来划分君子和小人。在社

会中,道德往往成为人们评判个人行为的唯一标准,尤其在封建士大夫中形成了利字不出口,君子不言钱的传统。在封建行政管理中则体现为“泛道德主义”,道德不仅是评价是非、善恶的标准,而且成了评价社会一切包括经济、行政的唯一标准。〔7〕受儒家影响,我国传统行政管理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治国者的道德修养为管理国家的基本出发点。国家行政管理主要靠道德教化而非法律,这便形成中国社会重礼俗轻法律的传统。在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儒家提倡官员的道德自律的“义”,在现实中收效甚微。

三、对当代行政价值观建设的启示

有效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应该做细致而具体的分析,对传统文化的阐释不能单一化、绝对化。中国主流传统文化是以价值论的反功利主义为特征的,儒家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义利观始终是传统义利观的主线。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传统文化庞杂的体系中道家、法家、兵家等思想都是可汲取的珍贵资源。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非主流的思想,它们的现代价值长期被人们所忽视。早在先秦诸子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几种具有代表性与儒家相对立的义利观。笔者仅以兵家孙子的思想为例,分析它蕴涵的义利观对行政价值观创新的价值。

第一,尚利的伦理思想。兵圣孙子几乎言必称利。孙子所谓的“利”是以当时诸侯国的国家利益为根本,在价值取向上以“全”为理想境界。孙子认为,“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孙子?火攻篇》)。〔8〕统治者必须看是否有利于安邦定国,非利不动,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孙子认为百战百胜,“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孙子?形篇》)。〔8〕只关注形式上的胜和外界的评价,而实际上消耗代价很大的战争不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孙子提出要兵不血刃而取其全利,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至高境界。

第二,崇尚功利,上下同欲者胜。孙子以“欲”为管理的动力源泉,并在顾及个体利益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义利观。孙子提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孙子?军争篇》)。〔8〕关注士气就要调动人的积极主动性。他提出“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孙子?作战篇》)。〔8〕用兵要激发士兵同仇敌忾的士气,也要借助于物质奖励,要及时行赏。如果“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孙子?火攻篇》)。〔8〕他指出凡打了胜仗,却不能及时论功行赏的,就会有祸患,明智的管理者都要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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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提出了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应该在为社会群体奋斗中实现个体的人生价值。先秦诸子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孙子认为,“将受命于君”,但要权衡利害,“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军命有所不受。”(《孙子?九变篇》)。〔8〕进而提出““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与主,国之宝也”(《孙子?地形篇》)。〔8〕他指的是要根据客观规律来分析问题,进不谋求战胜的名声,退不避讳违命的罪责,只求保全国家利益和百姓安危,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孙子指出,“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九变篇》)。〔8〕“廉洁”、“爱民”可能会成为将帅的过错并带来灾难。一味地廉洁好名,就可能陷入被敌人侮辱的圈套,而不分情况地爱民,就可能导致烦劳而不得安宁。

孙子将伦理道德与现实利益联系起来,给我们很多启发。一要清除传统中空谈修身养性、不讲物质欲求和经济利益的求“义”观。二要清除西方近代文明中出现的尔虞我诈、不讲道德的求利观。〔5〕这种理性的整体功利主义的观点对纠传统价值观的偏颇有独特价值。

对传统文化的选择与重新解释是每一代人的正当权利。行政价值观建设本质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今天要重建适应时代需要的行政价值观,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又充分尊重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观。我们应以社会实践的要求来改造传统文化,赋予义、利新的内涵,实现两者之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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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报,2007(4):46.

[2]王宁.中国传统文化与行政管理[J].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学报,2006(3):143.

[3]许亚非.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及其现代价值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32.

[4]王国轩译.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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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吴九龙.孙子校译[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

231、57、123、30、229、134、180、140.

[作者简介]田惠莉(1978-),女,山东惠民人,滨州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讲师,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政治思想史。

责任编辑:程露

□韩明辉

雕塑城市之魂

城市文化是一个由内向外的价值体系,它包括了文化价值观念的层次,行为文化的层次,制度、管理文化的层次,物质器皿文化的层次。城市雕塑的存在方式决定了它在物质器皿文化的层面,但它又同时直接沟通着城市的制度、管理文化,行为文化和价值观念。如果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雕塑就是城市灵魂的最好象征物。

一、城雕要先立意

如果说城市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城市雕塑则是这本史书的插图;好的插图可使文章增色,优秀的城雕则可以形象地反映城市的历史和风貌,成为城市的亮点。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它不仅集聚了物质和经济,也集聚了文化和艺术。城市像一座露天美术馆,容纳着大量的雕塑作品。它们题材广泛,或历史或现实,或事件或人物;造型独特,或写实或抽象,或古典或现代;风格迥异,或古朴或清纯,或凝重或飘逸;材质多样,或石或木,或铜或铁;布局有别,或独立或成组,或高架或平置。丰富多彩的城雕被称为阳光下

(东北大学东软信息学院,辽宁大连116023)

摘要:不同的时代,城市雕塑都以它自己的方式见证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精神。如果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雕塑就是城市灵魂的最好象征物。城市雕塑具有特色和个性,对人们道德情操的培养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城雕建设要有宏观构思,保证在城市中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文化和精神;立意;空间;个性;创新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547(2008)07-01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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