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积极
关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他认为最早的“公共领域”理论起源于奴隶制时期的广场集会，建立在自由发表意见和对话基础之上。人们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的角色截然不同。真正的公共领域则诞生于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催生的资产阶级内部。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指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通俗地说，就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
市民间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中心的公共交往。在理想的民主政治下，国家在法律制约下只能承担公共领域的担保人角色，是保障自由的权力机关，而不能干预。
哈贝马斯研究公共领域结构时重点采用了民主理论的视角，强调了政治公共领域对实现民主的重要作用，崇尚公民公众拥有对公共事务自由发表意见、交流看法的空间和权利。
他研究的公共领域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黄金时代的公共领域由拥有部分经济和政治特权的资产阶级组成，在小规模的咖啡馆、图书馆、大学及博物馆等场所谈论时政，而且人员严格限制在资产阶级内部。因此，“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整合社会。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后半部分，哈贝马斯重点分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型。从19世纪末开始，垄断资本主义导致的财富不均衡导致了对公共领域的不平等控制。参与经济利益分配的国家，逐渐控制了原本为公共服务的媒介，媒介的民主功能不断下降，诸多免费的公共服务机构转为私有开始收费，“社会的对话被管理起来”。(微博的出现) 由此，具有政治功能的媒介集团被意识形态所操纵，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趋向融合，从公私分明转向国家社会一体化。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公共领域的结构性框架遭到来自国家干预社会和社会依仗国家权势的双重过程的夹击而致瓦解。
1、核心问题：传媒的管理体制。
传统的大众服务性传播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电视和报刊的私营化程度日益提高，由此导致媒介越来越多地受市场和国家控制，其原有的政治、文化功能遭受严峻的挑战。
传媒是民主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公共领域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责任。作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传媒对社会的民主实现起着重要作用：既鼓励和保障大众参与公众生活讨论、表达各自意见的自由权利，又对国家机器和民主进程行使批判和监督功能。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传媒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控制，保障和推动公共领域的功能日渐式微。
归根结底就要探讨传媒的管理体制问题。
市场化：只有市场化才能保持其自由和独立，才能防止政府对传媒的控制和干涉。
后者批判传媒的市场化，认为市场制造垄断，私人控制传播意味着对自由权利的妨害，传媒的市场化导致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差别消灭。而政府通过相关政策可保护传媒不受垄断控制，当垄断产生威胁，甚至可以通过政策鼓励竞争、抑制垄断。
我们对于哈贝马斯是热情大于理解，被动接受大于积极挑战，为此，我们应该研究理论，同时，也不抛弃实践。
2、中国国情。
政府始终以近乎垄断性的态势对传媒行使着绝对的领导权。传媒的国有属性和由党管理的政策没有根本改变，传媒性质和基本功能没有根本改变。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传媒的首要任务还是宣传党的政策和方针。
“强国论坛”为个案，考察网民借助电子论坛自由表达意见的现状。得出结论：网络构建的公共领域相比于传统媒体的公共领域极大地推进了民主性和自由性。公众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话题讨论的机会是在传统媒体时代不可想象的。公众利用网络构建的一个公共空间——“强国论坛”可以在法规条例的允许范围内自由传播信息、表达意见。受众的表达权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扩展和延伸。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标准化的、固定公共领域。社会的发展为公共领域的
结构转型不断提供着新的契机和可能性。一旦大众传媒影响又统领了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诸多特征与功能也势必要反过来加诸于其上。博客传播就是一个极好
的证明，它对于公共领域来说决不是一种破坏力量，而是对公共领域的一种有力
的建设和补充。
民粹主义
公共领域是民主实现的重要形式，媒体在其中应该只是。个公jE讨论和键11j之
信息的平台，它将私人个体(PrivateCitizens)组织成为公共个体(Public body)
来促成公众舆论的形成。3而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的媒体不仅履行着其传递信息和
意见表达功能，还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经典权力，这使媒介自身成为了一种强制
力量，承载了越权的多重社会功能，变成了角色异化的媒介。
哈贝马斯本人也曾在研讨会上指出公共领域是其交往行为理论的萌芽：“《交往行为理论》吸收了其前的早期历史研究的结果，而某种特定类型的交往——以相互理解为
取向的互动——如今是被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整合的某种一般性机制柬分
析的。”
从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与公共领域的关系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两者之间是相
互影响的。公共领域理论是研究交往行为理论的入口，交往行为理论则是从交往
理论和社会理论层次上对公共领域意义的进一步拓展诠释。
一方面，公共领域的实现取决于交往行为合理化。首先，公共领域的机制要求具备一种社会交往方式。理想的公共领域应该是建立在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整合社会的基础上的，而民主也就意味着制度上得到保障的普遍的公开的交往形式。其次，公共领域是公众达成公共舆论的平台，而合理的交往行为是形成公共舆论的重要途径。
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1、语爵符
号性：它主要是以语言这个象征符号为媒介而实现的；2、规范性：它必须依照
一定的社会规范为准则，而这个规范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并为他们普遍接
受和遵循；3、交互主体性：它至少是两个独立平等的主体之间所发生的关系；4、实现性：交往的主要形式是通过对话达到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和谅解。
要了解卢曼与哈贝马斯之争，考察其各自的人生履历和师承关系是一个有趣的切入点。 卢曼是美国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的学生，而帕森斯则是第一个将马克斯?韦伯的作品译介到美国的学者。与卢曼不同，哈贝马斯则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当代传人，而“批判理论”的思想源头可追溯至马克思。卢曼早年曾经担任政府公务员，而哈贝马斯则做过短时间的记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来自政治系统、弃官从学的卢曼夹带着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和对现代性的悲观立场，与来自公共领域、立意接续现代性香火的哈贝马斯碰撞到了一起。这种碰撞所引燃的思想烈火注定要照亮法学理论的琐碎争论所带来的昏暗。 比起当代后现代潮流中纷繁复杂的社会学主分支的碎片化解释中，卢曼思考的出发点显得更为坚实。卢曼看到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当代社会是一个在规模和复杂性上都无比繁复的时代，社会已经不仅是能够用“分割”或“分层”来解释的，而是一个不断进行“功能分化”的时代，其背后的根据就在于社会复杂性的持续增长和级数级增长。 卢曼吸取了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教训，将“结构——功能”的逻辑关系倒转了过来：社会的形成并非因结构分配了功能，而是在功能的需求上逐渐凝聚出结构。在他的系统论功能主义看来，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根源于一种日益明晰的功能分化形式。 卢曼之社会系统理论的基本因素在于沟通。 在卢曼看来，网络的自我再制是那些被界定为统一体的系统，界定为构成要素的生产网络（network）的系统，这些构成要素透过它们的互动往复地生成与实现（generate and realize）这种网络，这种网络产生了这些构成要素，而且这种网络在这些构成要素存在的空间中，构成网络的界限，此界限作为网络的构成要素，参与在网络的实现过程中。 沟通的过程不仅是在它是所是者的意义下的自动指涉（auto-referential）的过程，它被自己的结构所驱迫去分离及再结合异己指涉性和自我指涉性，并再将两者重新结合起来。当其指涉到自己时，这个过程就必须区分讯息和告知，而且必须要指出这个区分的那一个面向，被用来作为进一步的沟通的基础。自我指涉性可以被视为单一价值的事物，而且只可以被具有二致的逻辑所描述，亦即真和假。 卢曼用系统与环境这一对“区划”来描述功能分化的社会图景，这一区划是卢曼自己对现代社会进行观察时所采用的“二值代码”。卢曼洞彻了这样一条真理，任何信息在实质上都是由某种类型二值代码构成的。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简述 摘要:市民社会理论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和文化社会三个阶段,哈贝马斯在市民社会理论第三阶段即文化社会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公共领域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缓冲地带,其核心诉求是通过观念和文化的力量对抗政治权力,用观念启蒙来影响公众和政治权力持有者,不断发扬和扩大民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对于规范政治权力、促进后发国家理解现代性问题、启示人类解放的途径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哈贝马斯;市民社会;公共领域 按照哈贝马斯的论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各种形态的国家主义。在西方,打着凯恩斯主义旗号的国家干预政策逐渐大行其道,名学宿儒绞尽脑汁为新兴的国家主义寻找学理上的论证和支撑;东方一些国家则以列宁主义为核心,建立起国家覆盖和管理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新制度。然而,当国家主义的弊端尽显无遗的时候,当国家和社会都不堪重负的时候,学术界又开始寻找一度迷失的市民社会理念,试图重建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合理关系。在哈贝马斯看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现代性理想依然有着强烈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如何发挥市民社会的自治和自主量、如何复兴公共领域的理性的批判性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学术界重点探讨的问题。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 (1)政治社会、公民社会和文明社会阶段。它主要包括古希腊和近代早期的市民社会思想。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就既有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意思,又指文明社会和道德社会。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和家庭做出的区分,成为后世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先声。受古典市民社会概念的影响,近代早期的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都提出了在政治社会和自然社会二分中界定市民社会的主张。在这些理论家看来,在自然社会里,或者充满争斗,或者无法永远保持自由和平等的状态,所以人们需要通过缔结契约的方式来克服前政治和前国家的自然社会的弊端。(2)经济社会阶段。主要包括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他们的理论认为市民社会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生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自组织生活。他们的理论也是对现代社会日益被划分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但是,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的解放并不是人类的解放,市民社会的解放充其量不过是有财产的人的解放,而人类的解放需要通过市民社会的自我扬弃来实现。(3)文化社会阶段。主要包括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等从事文化批判和建构的学者与学派。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所包括的不是‘整个物质关系’,而是整个思想文化关系;不是‘整个商业和工业关系’,而是整个知识和精神生活”。葛兰西开辟的市民社会理论成为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基础。哈贝马斯是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共领域”概念,而且建设性地研究了公共领域的发展路径和结构转型,为后发国家理解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魅力中国2010年4月（下）第83页) 浅析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 常婧 （兰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730020） 【摘要】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其思想深处满怀着对政治的无限热情和对世界格局的无限担忧。1981年《交往行动理论》发表，它代表了哈贝马斯学术生涯的一个高峰。在这本书里，哈贝马斯提出了他的交往行动理论。本文作者先对国内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做了一个简单的研究综述，然后从交往行为的缘由、概述及合理等分析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最后笔者为了更深刻的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将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做简单的辨析。 【关键字】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交往异化批判 研究综述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代欧美哲学和社会理论领域中最富有原创性、体系性的思想家之一。尤其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建构起来的交往行为理论,普遍被认定为能代表哈贝马斯个人学术成就的标志。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在对交往异化的批判、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及其途径探索等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一书问世以来，国内外研究他的交往理性理论
的著作及论文可谓层出不穷，铺天盖地。目前，国内研究成果主要有： 曹卫东在《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中认为，哈贝马斯在建构他的交往理性过程中，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话语体系，始终都在他的关怀视野之中。他根据哈贝马斯思想的发展轨迹，将其交往理性的建立大体分为了三个阶段—确立交往理性的活动空间、明确交往行为在生活世界中的功能及其把交往理性提高到文化现代性的高度加以阐释，最后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作了文学化的解读1。 陈学明在他的《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一书中对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进行评述，包括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论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功能及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2。 章国锋著有《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在此书中他认为，在这个形而上学批判盛行，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科学万能主义甚嚣尘上，理性、真理、主体性等遭到颠覆和解构的时代，哈贝马斯依然执着地捍卫启蒙的理性，希望用他设计的，以“交往行为理论”为核心的一套方案来改善当今世界的现状，实现启蒙思想家的理想的做法十分值得尊敬3。 欧力同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中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交往行为”概念，是哈贝马斯理论的核心概念，哈贝马斯“批判理论”不仅摆脱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猛烈批判和断然否定的态度，而且直接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对立，企图全面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以18世纪欧洲——主要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为背景，所得出的一个马克斯〃韦伯式的理想类型。他分析了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和报纸，是一个公众们讨论公共问题、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它形成了政治权威重要的合法性基础。《媒介研究进路》这本书只选了?公共领域的诸种机制?这一节，论述了宴会、沙龙、咖啡馆在机制上拥有一些共同的标准，由此可窥豹一斑。 目录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概述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渊源 公共领域的概念与早期报刊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传媒的功能退化 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一些评价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概述 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意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通俗地说，就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图：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结构图哈贝马斯研究公共领域结构时重点采用了民主理论的视角，强调了政治公共领域对实现民主的重要作用，崇尚公民公众拥有对公共事务自由发表意见、交流看法的空间和权利。他研究的公共领域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黄金时代的公共领域由拥有部分经济和政治特权的资产阶级组成，在小规模的咖啡馆、图书馆、大学及博物馆等场所谈论时政，而且人员严格限制在资产阶级内部。因此，?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整合社会。由于哈贝马斯过分注重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平民公共领域的关注，因此，不少学者对其理论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产生怀疑。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渊源 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是西方哲学家最为关注的课题之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源头在于美籍德裔犹太血统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阿伦特说的公共领域是指作为行动(action)实现的场所，是人们平等对话、参与行动的政治空间。所谓行动是指人们之间不借助于中介而直接交往的活动，它是人类意识发展最高阶段的产物，是优于劳动和工作的真正人类自律。阿伦特认为，劳动与工作都属于私人领域，劳动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它使哲学的理论主题、思维方式和社会功能发生了根本转换，其思想之深刻、方法之科学、影响之广泛都是无与伦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150多年来，追随者有之，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梅林、考茨基、伯恩施坦、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等人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进行过深刻论述，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新的探索，罗素、杜威、萨特、海德格尔、福科、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也直接或间接地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不乏深刻的见解。在这个论述、探索过程中，许多观点不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争论持久而激烈。 一个伟大哲学家逝世之后，对他的学说进行新的探讨并引起争论在历史上不乏先例，但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引起广泛、持久、激烈的争论却是罕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思想资源为当代哲学家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和多维的阐释角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 一 无论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是现时代，都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奉者、实践者以及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影响，不仅是通过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而实现的，而且是通过其后继者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又往往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不同解读而形成不同的理论倾向和思想流派、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已经成为一种“世界的哲学”，翻译的文本愈
来愈多，研究的范围愈来愈广。就研究主体和理论传统分属的国度和地区来说，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种路向： 第一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以及一些既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属于西方马克思学的当代西方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产生的一股思潮，其基本特征是把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各种学说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淡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本性的同时，将其理论努力指向文化批判，主要思潮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等。西方马克思学则立足文献考证，从事文本解读，强调要用严格的客观态度研究马克思的文献和思想，从而建立一门特殊的严密的科学，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吕贝尔、德国的费切尔、英国的麦克莱伦、美国的胡克等人。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在西方还有一批哲学家如罗素、海德格尔等人，根据不同的理论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过深刻阐述，这些哲学家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问题以及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有启发意义。例如，海德格尔认识到“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以及这一颠倒的深刻性、超前性和巨大的优越性，并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断言：“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
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看网络论坛在公共话语构建中的作用 ——以发展论坛为例 史娜 摘要：本文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开始，论述了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概念及其演化过程，然后以新华网的发展论坛为例解析网络论坛对拓展公共领域的积极意义，之后又用哈氏的理论分析网络论坛对公共话语构建的局限性，最后表明网络论坛已经接近于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 关键词：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网络论坛公共话语 于尔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被公认为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当代的黑格尔”。1961年，他完成了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这一书中，他充分运用了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和建筑学的综合思维方式，对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但当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丝毫注意，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本书竟然成为人们炙手可热的认识对象，他在该书中提到的公共领域理论也被封为传播学的圭臬之一。在网络时代的今天，公众可以快捷、方便的参与公共事务讨论之中，网络论坛给公众的参与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平台，但是由于一些局限，网络论坛还不能真正承担起构建公共话语的责任。 一、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理解 “公共领域”的概念最早是由美籍德裔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来的，之后熊彼得、布鲁纳和杜威等人又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过此问题。哈贝马斯是公共领域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立足于批判的立场对公共领域的历史起源、结构、功能做了透彻的分析和展望。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看成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他的定义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共的领域；但私人随即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的、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①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在欧洲中世纪“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公共领域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但有别于私人领域，只限于具有批判力量的私人所构成的针对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批判的领域，是资产阶级通过公共讨论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冲突的一个公共话语空间。哈贝马斯在论述公共领域概念的同时，也对公共舆论的媒介进行了分析，作为载体的媒介使得公共舆论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对话有了交流的空间，对公共交往网络的形成和公共领域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哈氏的公共领域实际上是资产阶级通过公共讨论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冲突的一个公共话语空间。总的说来，公共领域就是政治权力之外，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它不仅使等级制度阶梯的下层人们获得更多的信息接触，而且通过越来越多的横向共享信息的传播和交流消弱权威，而且它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领域，和私人领域相对，其产生的基本前提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一
公共领域的关注背景：个体化、代议制（对古希腊政治生活的向往） 公民社会：国家——社会二元制 公共领域的理论综述：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公共领域的发展与历史渊源：一体——分化——融合（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发展现实：多主体、多中心治理（公民社会的高潮）（舆论领域——行动领域） 新媒介的发展——微博、论坛——既是机遇，也存在困境。 边界问题：不可能截然分开。存在着虚拟世界的自由进出，二者融合。但是理应存在二者边界，否则造成公共问题私化，或者私人问题公共化。(虚幻的繁荣（网络）、泛政治化) 可值得探讨的问题：首先，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是否在一定程度是参与式民主对抗精英式民主的一把利剑？ 其次，关于中国的公共领域问题，在深受“大政府主义“以及”集权主义“影响的中国是否能够孕育出自己的公共领域？中国的公民理性到底是何种程度？ 最后，国家——社会两者的关系是否真如大家所说是一种对立和抗衡的状态？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探讨 关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探讨，较早涉及的是汉娜.阿伦特。尽管《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和《革命论》构成了阿伦特共和主义传统的完整理论链条，但是公共领域思想确实贯通这一理论大厦的主线。在她所描绘的古希腊时代到工业化时代的反差极大地历史长卷中，透露着她对已逝去的雅典公共政治生活的眷恋。 伴随着工业化时代的不断深入，自由主义与工商精神盛行于这个世界。我们逐渐进入这样一个时代，个体自由不断增加，民族国家、阶级、族群及传统所锻造的社会秩序不断衰微，个体自我实现的理想在社会中处于有利位置，人们选择和决定塑造其自身，个体成为自身的原作者，而将磋商公共问题视为浪费时间。托克维尔指出，个体是公民的头号敌人，因为无论个体聚集起来做什么公共事务，都会限制他们自由地追求自认为适合自己的东西，而且现代社会的个体往往对“公共利益”、“美好社会”、“公正社会”疑虑重重，除了对满足个体人身财产安全的事情之外，个体对“公共利益”是漠不关心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中的“公域”正被“私域”侵占了。 在面临着这样的社会现实与社会特征，阿伦特特别关注公共领域的复兴。公共领域是行动的场所，是行动者通过言行自我彰显、取得意义的空间，公共领域的遮蔽意味着主体的存在意义无处寻找。阿伦特认为，在公共领域健康发展的古希腊城邦中，经济活动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中，公民在公共领域中能够平等对话，共同参与政治事务。这不仅易于形成共同观点，达成社会共识，而且也使个人在行动中获得了自由，从而使社会得以进步。但近代以来，随着公共领域的衰落，个人的独特性无法展现，政治蜕变成经济，代议制取代了公众协商。这不仅使相互孤立隔绝的个人完全丧失了判断能力而只能接受同一化的观点和规则，从而变成了“无思”“无能”的“单一化”的人，而且也使社会的共识因个人对政治的冷漠和被“代表”而无法通过协商得以形成，这是现代宪政危机的主要表现。而解决现代宪政危机并且铲除极权主义的根源，除了通过“革命行动”，复兴公共领域之外别无他途。 阿伦特根据人类活动的不朽性程度把人在世界中采取主动性的方式分为“劳动”（Labou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三种类型，与之相对应，人类活动的领域可分为私人领域（劳动）、社会领域（工作）和公共领域（行动）。在她看来，“劳动”是相应于人体生理过程的活动，它为生命过程供给生活必需品；“工作”是相应于人类存在的一种非天赋、非自然的个人创造性活动，它营造的是一个与自然界截然不同的“人工”世界；
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 发布时间： 2003-12-1 作者：秩名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占据知识界前沿的一次伟大争论：福柯和哈贝马斯的争论。由于这两个人在今天的巨大声望，以及思想的尖锐差异，使这场争论遍及整个欧美学界并引发了巨大的讨论。大致说来，差异体现在三个方面：方法论差异；对主体构成的评价差异；在社会理论方面交往理性和权力的差异。 关键词：福柯、哈贝马斯、权力、理性、交往理性 福柯与哈贝马斯完全不同。这不仅仅是人们所说的德法传统的不同，这也许还包括两个人气质上的深刻差异。福柯根植于萨德和尼采的传统，他将恶之花的危险尝试和狄奥尼索斯的迷狂体验融于一体，进而将自己置于理性所鞭长莫及的危险地带，并对既定的现实——无论是道德现实还是政治现实——持有一种执著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带有一种敏感的气质，而这种敏感却近乎于偏执。福柯前所未有地将哲学变成个人的事情，哲学是在探讨个人的极限、可能性和遥遥无期的真理，在福柯这里，哲学就是探讨他自身的秘密。但是戏剧性的是，旨在发现个人秘密的隐蔽哲学，甚至可以说是哲学行为，却赢得了最大量的读者，并被一遍遍地呈现在朗朗白昼之下。哈贝马斯呢？在这位哲学家的源头里，尼采作为一个极端的反面教材得到了批判，并被剔除的干干净净，也就是说，这种哲学源头决没有超人崇拜和对个人性的鼓吹，他的曲折起源是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后两者都将个人，将自身置之于哲学之外，在马克思这里，个人消逝在生产方式的结构中，在韦伯这里，个人是铁笼中的囚徒；哈贝马斯同样是不折不扣的反个人主义者，无论是他在哲学上的观念诉求，还是他的毫无风格化的哲学措辞，甚至是他目前的政治现实——在所有这些方面，哈贝马斯都被公共性意愿所统摄。福柯相信，知识的作用就是让知识分子个人不断地改变自身，而哈贝马斯相信，知识和知识分子能够促进一个其乐融融的团结社会。福柯将个人的出路放在个人自身孤独的美学改造方面，哈贝马斯从来就是将个人置于集体的无边无际的交流和商谈中，如同福柯喜欢一次次地单独出没在加利福利亚那些神秘的夜晚，而哈贝马斯喜欢在各种各样公众讲坛上领奖或者演说一样。这种气质上的差异决定了哲学的重大差异，也可以反过来说，哲学的重大差异决定了行为的差异。这两人之间有一场事实性的对话，但是主要的争执隐含在各自的著述中，尤其是在哈贝马斯这里，对福柯的批评毫不隐晦。这种批评涉及到他们各自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权力和理性。福柯是从权力的角度对社会作出分析，哈贝马斯则是从理性的角度对社会作出诊断。出发点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对整个传统——尤其是对启蒙运动和启蒙理性——的估价不一样，各自遵循的探讨途径也不一样；如果非要为社会开一剂药方的话，那么这个药方肯定也不一样；最后，不可避免的是，对未来的态度，无论是哲学态度，还是生活态度，无论是乐观的态? 鹊幕故潜 鄣奶 龋 膊灰谎 ｎ颐窍壤纯纯锤？峦ü χ陨缁嶙鞒龅恼锒希 缓罂纯垂 绰硭沟恼敕嫦喽缘墓鄣阋约坝纱硕 吹亩愿？碌拿土遗昊鳌?nbsp; 1 权力和社会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通过权力的变化来描述社会的变化，社会的谱系演变铭写在权力的谱系演变上面。福柯正是从权力——权力的形态、实践、活动机制——入手，创造性地将现代社会描述为规训社会。这一社会理论的基石是权力。在福柯看来，正是围绕着权力的运作机制，庞大的社会组织才得以建立和发展起来。整个社会结构盘根错结般地缠绕在权力上面。权力的性质、形态和机制变了，社会结构就随之发生变化，君主制有君主的独特镇压权力，古典时期有针对灵魂的符号-惩罚权力，现代时期则是针对身体的规训权力。也可以反过来说，否定性的镇压权力构成了君主制社会的基本结构，诉诸于灵魂的符号-惩罚权力构成了古典时期的社会结构，而规训权力则构成了现代时期的普遍社会结构。权力是社会形态最根本的基石，社会，它的数不胜数的表象、形态、能指，它的无法估算的
1“公共领域”的提出 按照“公共领域”概念的创始人、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定义，公共领域是“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 比利时的社会学家汉斯·韦斯特拉滕教授认为，公共领域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①公共空间是一个公共论坛。它对社会公众开放，可以在其间表达和交流多种多样的意见、经验；②各种论点和意见可以通过理性讨论展开交锋，让公众作出自由的判断和选择；③系统地和批判性地检验政府的政策是这种公共领域的首要任务。 这种公共领域在15、16世纪的西方，主要的场所是咖啡馆和各种沙龙（家庭聚会方式），主要人物是知识分子。这种形式的讨论在近代报纸诞生以后，逐渐被独立出版社或者规模较小的报纸所取代，因为这种小型报纸更为人所知，更加方便地进行更大规模的传播。然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在咖啡馆或沙龙里的讨论是口头交流，人们或即兴发言，缺乏深思熟虑，或争论不休，难免感情用事，发言很情绪化。 在报纸上进行书面语言的讨论，在其措辞行文中更理性化。所以，早期报纸很快取代咖啡馆、沙龙，成为最主要的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很具约翰· 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所倡导的＂意 见自由市场＂的境界。 按照西方学者的认识，“交流是民 主的灵魂”。在这样一个理想的公共领 域内，公民可以自由地交流意见，平心 静气地讨论问题，多元思想得以充分表 达。这样的公共领域成为市民社会的象 征；形成和国家政权既对立又相互依存 的关系；形成了真正代表市民的社会舆 论，成为维护公众利益的屏障。正如美 国的一位政治学家迪萨德所说：“正确 的结论是由大众的声音聚合而成的，而 非权威的选择。尽管从许多方面而言， 这确实愚蠢，但这是我们所有人借以依 靠的东西。”首先，交流的参与者是深思 熟虑的公众话题的制造者，而尽是现代 意义广的咖啡馆里的“大杂烩”；这种话 题不是无聊的小道消息或者绯闻，而是 一种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的话题，从 而实现哈贝马斯所设想的“让理想的讨 论达到对国家最理想的境界”。其次，大 众传媒作为民主交流的社会平台，它必 然以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作为其最高宗 旨，以专业理念运作媒体，要求客观、公 正、平衡、全面，要求多样、开放、保证文 化质量、保护弱势群体。 2“公共领域”与传统媒体 但纵观当今社会和大众传媒，令哈 贝马斯和西方一批学者失望的是，这样 的理想条件在西方各国已荡然无存，而 且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正如哈贝马斯所 说的那样，大众传媒的公共原则在资本 主义社会中尤其在国家权力的扩张和 其他社会组织的发展中很少能够完全 实现，尤其随着大众传媒的商业化和舆 论技术的出现、限制，甚至在根本上改 变了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特征。当市场法 则渗透进入公共领域的时候，“理性一 批判论争逐渐被消费取代，公众交流的 网络消费为个人行为，不过这种接收方 式却是整齐划一的”。在当前，政府、企 业、编辑为了他们各自利益在大众传媒 上所设置的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 受众对政治的认识和他们日常生活中 的话题。大众传媒的集团化使得传媒 “千台一声”、“千报一面”，非主流的意 见一般难以进入主流媒体，即使有不同 声音，也微弱得难以让人听见。铺天盖 地的大众传媒形成了“符号暴力”—— — 拒绝自由交流，使得媒体只能在固有思 维的轨道上运作。不是现代人懒于思 考，而是大众传媒强行要代替公众进行 思考，并且把“结果”批量生产发售。受 众变成媒体产品的被动消费者，丧失了 对权力的批判作用。由于大众媒介主要 控制在占据了主流并且拥有公共权威 的阶层的手中，这样势必造成公共权威 思想上的暴力侵犯。因此，西方学者所 从哈氏“公共领域”到网络公共空间 罗志洋涂迎春 （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摘要：汉娜·阿伦特提出公共领域理论以来，经过哈贝马斯的概念化并详细阐述后，公共领域理论便逐渐深入到欧洲主流思想的体系中了。公共领域的形成和传播媒介的发展密不可分，报纸、杂志、广播、 电视则成为公共领域的载体。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传播和接收信息 的方式，网络公共空间建构了“公共领域”的优势，网络传播凸显了公共领域在社会民主法制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也使我们看到了网络传播方式构建公共领域的前景。 关键词：公共领域；网络公共空间；传统媒体 中图分类号：B516.59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1－03－24 理论视野 149 P I ONEERING WITH SCIENCE&TECHNOLOGY MONTHLY NO.62011
交往行为理论 1981年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规范基础"，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问题。 主要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世界的基础是语言，因此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中的第一章，他探讨普遍语用学，其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其他形式的社会行为，比如冲突竞争，都是为达到理解的行为的衍生物，而语言则是社会进化阶段上特殊的理解媒介。因而哈贝马斯把语言作为具有明晰性的交往行为从其他类型的交往行为中分离出来。要想理解语言，须探索它的存在基础——语言有效性基础。阿佩尔认为超验性的强制力，即作为言说者，一旦开始试行、理解一个言语行为或对之做出反应，就成为主体，而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已经作出了相当的假定，阿佩尔称之为“可能性之规范条件”。这种规范可以理解成人的头脑中具有的行为标准、甚至一般准则的约束性规则，具有普遍性和不可避免性。基于前人的观点，他认为，“任何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在施行任何言语行为时，必须满足若干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它们可以被验证。”为了理解的目的，他提出四个语言有效性要求的义务： 1.言说者的选择必须是可领会的表达，使双方都能理解。 2.言说者所陈述的内容必须听者能够理解的基础，也就是双方都要具有言说者叙 述的知识背景。 3.“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够信任他。 4.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表达自身正确的语言，使双方在公认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 同。 哈贝马斯认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主要有三大缺点:第一，它未能认真对待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成果，并拒绝用它来丰富自己的理论，沉醉于工具理性批判之中，拘泥于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而没有对这个复杂的现实社会进行经验分析。因而，这种批判对社会经验研究的贡献微乎其微。第二，它未能扬弃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仍然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先验的力量，不能把握理性的真正意义。第三，它未能认真对待资本主义民主，因而不能客观评价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福利政策所取得的成就。他认为，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直接结果就是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在第五章中，哈贝马斯提出了合法性的概念，并对现代国家中的合法化问题进行了阐释。 合法性【1】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并认为其应用领域是政治，只有政治秩序才有合法性问题，比如，原始社会用神话把部落集团加以固定，形成集体同一性。同时合法性范畴对通过国家组织起来的社会限定也具有经验性的含义。接下来的几个小节，哈贝马斯对从亚里士多德到卢梭黑格尔等人的社会政治理论进行评价，合法性的有效性规范从神话（叙述）→理性化世界具有的教义的知识（论证）→现代，科学产生使我们能够区分理论论证和实践论证，使终极基础也就是古典自然律被动摇，被新的自然律理论代替。 他认为，资本主义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们的交往关系呈现出病态的状况，如交往的物质利益泛化，沟通和理解产生障碍等等。二是交往的风险性增强。诚如贝克所言，现代社会已经处于"文明的火山口上"。吉登斯也不无中肯地指出，现代性或者说现代社会导致了风险性的增加，"如核战争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以及风险环境的扩张"等。 三是交往的空间范围不断缩小，生产，科学以及政治等主题化，分化的专业领域正逐渐形成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和价值导向的专门化世界，进而吞噬着人们的交往行为赖以生存的基
读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积极 关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他认为最早的“公共领域”理论起源于奴隶制时期的广场集会，建立在自由发表意见和对话基础之上。人们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的角色截然不同。真正的公共领域则诞生于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催生的资产阶级内部。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指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通俗地说，就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 市民间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中心的公共交往。在理想的民主政治下，国家在法律制约下只能承担公共领域的担保人角色，是保障自由的权力机关，而不能干预。 哈贝马斯研究公共领域结构时重点采用了民主理论的视角，强调了政治公共领域对实现民主的重要作用，崇尚公民公众拥有对公共事务自由发表意见、交流看法的空间和权利。 他研究的公共领域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黄金时代的公共领域由拥有部分经济和政治特权的资产阶级组成，在小规模的咖啡馆、图书馆、大学及博物馆等场所谈论时政，而且人员严格限制在资产阶级内部。因此，“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整合社会。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后半部分，哈贝马斯重点分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型。从19世纪末开始，垄断资本主义导致的财富不均衡导致了对公共领域的不平等控制。参与经济利益分配的国家，逐渐控制了原本为公共服务的媒介，媒介的民主功能不断下降，诸多免费的公共服务机构转为私有开始收费，“社会的对话被管理起来”。(微博的出现) 由此，具有政治功能的媒介集团被意识形态所操纵，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趋向融合，从公私分明转向国家社会一体化。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公共领域的结构性框架遭到来自国家干预社会和社会依仗国家权势的双重过程的夹击而致瓦解。 1、核心问题：传媒的管理体制。 传统的大众服务性传播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电视和报刊的私营化程度日益提高，由此导致媒介越来越多地受市场和国家控制，其原有的政治、文化功能遭受严峻的挑战。 传媒是民主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公共领域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责任。作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传媒对社会的民主实现起着重要作用：既鼓励和保障大众参与公众生活讨论、表达各自意见的自由权利，又对国家机器和民主进程行使批判和监督功能。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传媒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控制，保障和推动公共领域的功能日渐式微。 归根结底就要探讨传媒的管理体制问题。 市场化：只有市场化才能保持其自由和独立，才能防止政府对传媒的控制和干涉。 后者批判传媒的市场化，认为市场制造垄断，私人控制传播意味着对自由权利的妨害，传媒的市场化导致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差别消灭。而政府通过相关政策可保护传媒不受垄断控制，当垄断产生威胁，甚至可以通过政策鼓励竞争、抑制垄断。 我们对于哈贝马斯是热情大于理解，被动接受大于积极挑战，为此，我们应该研究理论，同时，也不抛弃实践。
哈贝马斯生平、著述及思想概况 哈贝马斯生平 尤尔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批判理论” 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以《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这篇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61年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自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开始涉猎学术研究起，便以思想活跃、政治激进著称。他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不同的思想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历史分析和社会分析，对西方思想史、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自身的历史进行了清理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自成一说的“交往行为理论”。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如此，哈贝马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西方世界的晴雨表，他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了西方世界，或者说他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西方世界的政治决策。 1929年6月18日，哈贝马斯出生于德国科隆附近的小城谷默斯巴赫。哈贝马斯先天兔唇，早早就认识到个体的脆弱性，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人是社会的人。幼年时期因口齿不清而不被人理论，因此“交往”在他日后的理论体系占重要地位，他认为，“非强制的交往是自由的本质，而符与是交往的媒介。” 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他刚4岁。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纳粹统治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度过的。不过他对当时发生的一切并不了解。在清华的演讲中，有人问及希特勒统治对他的影响时，他说当时在德国的所有人（无论是成年人、老人还是孩子）看来，一切都是正常的。直到1945年纳粹投降，看过集中营的电影后，才知道纳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也许正是这种对孩提时代经历的否定决定了他思想中极为浓重的批判意识。他在以往的一次回忆中说，“这场经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哈贝马斯一生不但对诸多先辈哲学家如黑格尔、马克思、韦伯、海德格尔、阿尔多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与当代著名的理论家伽达默尔、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等人发生过激烈的论战。（哈贝马斯是一位喜欢论战的思想家） 1949年—1954年，哈贝马斯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德国文学和经济学。期间1953年的海德格尔事件对他触动很大。这一年，海德格尔只字未改地发表了1935年所作的演讲稿《形而上学导论》，仍保留着1935年称“纳粹是伟大运动”的辞句令，阐述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为纳粹德国进行辩解。因此他对《形而上学导论》非常不满。他认为，海德格尔的精英主义和神秘主义是有害的。这使他认识到哲学和政治并不是两个彼此隔绝的领域，在这个时候，他敏锐的政治眼光已经初露端倪了。1955年，哈贝马斯来到法兰克福，进入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领导的社会研究所。正是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视引发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 1964—1971年，哈贝马斯担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系教授。 60年代中期，哈贝马斯发表的许多政论性文章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思想和理论成为1968年学生抗议运动的精神力量。由于对联邦德国当时形势的认识分歧，他同学生“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决裂。他指责学生们脱离现实、理论立场上过于教条主义，认为议会中的不民主现象只能采取说服或者启蒙的形式解决，而不应该借用暴力。学生运动领导人则宣称哈贝马斯是“文化革命的叛徒”。由于这种矛盾，哈贝马斯于1971年离开法兰克福，到慕尼黑市
哈贝马斯关于公共舆论的观点分析 哈贝马斯角度下的网络论坛公共舆论分析 摘要：文章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入手，论述了哈贝马斯关于公共舆论的概念在网络中的表现以及网络舆论的意义等，以当下最炙手可热的天涯，猫扑以及微博和热门事件进行举例分析，不断地用哈氏的理论分析网络论坛对于公共领域的重要作用以及形成公共舆论的重要性。 关键词：网络舆论；公共舆论；公共领域 Abstract:this paper habermas "public sphere", then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habermas about public opinion in the network performance and network opinion significance, etc,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most sought-after tian ya, independent and micro Po and popular events for example analysis, constantly with ahab's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network for the public domain BBS important functions and form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opinion. Keyword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Public domain 1
目录 引言 (3) 一：“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概念理解 (4) 二：网络公共领域中公共舆论 (5) （1）“我爸是李刚”一个典型公共舆论案例的实现 (6) (2) “日记局长”雇人删帖，欲盖弥彰入牢房 (7) （3）我国微博用户注册量超1亿改变公共舆论走向 (8) 三、网络身份的虚拟性及参与者素质良莠不齐，引起对网络公共舆论是否为哈贝马斯所说的质疑 (10) 结语 (13) 参考文献： (13) 2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到底有多大？ 中国有句古话，叫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生活中是这样，学术上有时候竟然也是这样。就拿大名鼎鼎的哈贝马斯教授来说吧，他当年写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虽不是无的放矢，恐怕也万万没有想到一定要把"公共领域"作为贯穿自己整个学术生涯的核心范畴。要不然，他怎么会在论文遭遇尴尬后就把它束之高阁，在近三十年年的时间里一个劲地沉默不语，好像他压根就没有写过这本书似的。 幸亏英美世界的有心人把这本书给挖掘了出来，加上国际时局变迁的大力催化，才使得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范畴没有被湮没，而且还流行起来，风靡全球。哈贝马斯显然是个明白人，知道如何顺势而上，再添把柴浇点油，借以造势。这不，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一看"公共领域"已经走红，就干脆顺水推舟把它做大。于是，经过10年的努力，有了他新近抛出的一套新发明，这就是所谓的"世界公共领域"。这样，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就跨越了三个层面：社会、国家和国际。 社会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在社会层面上所要解决的是实际上是个人在周遍环境中的认同问题。所以，家庭首当其冲，成为了第一个社会公共领域的机制，它一头挑起的是私人主体性，一头联系的又是社会。家庭作为个体进入社会的跳板，在17世纪的建筑风格上有着集中的表现：每家每户都要新辟出来一个房间当作沙龙场所，家庭成员放弃了自己舒适的卧室，进入这个公共天地。 人在家庭中被训练成熟后，就要走向社会。这时要进入的是第二个社会公共领域：文学公共领域。什么文学沙龙、咖啡馆、图书馆、读书会、展览馆、剧院、音乐厅，凡此种种，都成为人们趋之若骛的地方，原因很简单，只有在这些场所，个人才能意识到他是集体中的一员。 当然，最重要的文学公共领域还是艺术和文化批评杂志。到了18世纪中叶，突然冒出了许许多多这样的杂志，这和当时印刷技术的提高有很大的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公众自我启蒙意识的加强。
从《生活》周刊到微博，关于“公共领域”，你必须知道的！ 从中美贸易磋商到叙利亚危机；从济南小太阳幼儿园虐童事件到“米脂恶性杀人案”，时政、民生与公共安全类话题热度不减，公众们也急需一个独立自由的交往空间，因此公共领域问题日益成为家关注的焦点。 而哈贝马斯描述的18世纪的咖啡馆也许仍是理想之境：自由、平等、开放、包容是它的特点，也是其魅力所在。在那里，社会分层暂时消弭，每个人可以自由的进入和退出；无论熟悉还是陌生，都有权力与他人对话，平等的参与公共讨论。 那么，处于东方文化中心的中国，在历史上是否存在公共领域？如果存在，又是如何形成的？ 何为公共领域 其实，它是个舶来品，最初由德裔犹太女学者汉娜·阿特伦提出，主要侧重于研究政治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而公共领域研究的集大成者当数哈贝马斯，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公共领域的发展历程、要素、运行机制，以及现代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对公共领域的蚕食。简单地说，哈贝马斯眼中的公共领域就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介于国家和私人空间之间的，广大民众可以畅所欲言，自由讨论和发表观点意见的咖啡吧、酒吧、沙龙等公共场所。
按照哈贝马斯的提法，公共领域的形成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要有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公共空间；二是参与者能独立地、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三是讨论的话题具有公共性。 公共领域与媒介有什么关系？ 哈贝马斯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大众媒介对于公共领域的决定性作用, 在他对公共领域的论述中, 他赋予媒介当时主要是报刊非常重要的角色, 认为公共领域也就是大众传媒运作的空间之一,“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 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他甚至把政治公共领域视做一种“由大众传媒编造和传播的整合z文化”。在其著作中他说“在封建社会, 大众传媒还没有出现, 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那时的公共领域只是代表性公共领域,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随着信息交流机制的建立, 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出现, 代表性公共领域才过渡到真正的公共领域。” 可以说，公共领域是在大众传媒作用之下才得以真正形成, 在公共领域中讨论的事情只有通过大众传媒才能够广泛传播, 为公众所知晓, 从而形成公众舆论。 《生活》周刊：报刊公共领域的雏形 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观点是建立在他对欧洲国家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这样的公共领域在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其扎根的历史土壤是民主社会，是市民阶级对公共权力的批判。然而，中国几千年来的高度集中的封建专制制度无法为形成哈式公共领域提供土壤，因此，中国的公共领域并非独立于政治之外，相反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例如《生活》周刊所构建的报刊公共领域。 《生活》周刊1925 年10 月11 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于上海，是民国时期的一份著名杂志，1926年10月起由邹韬奋接任主编。 邹韬奋没有任何党派背景，自称“以公正独立的精神，独往独来的态度，不受任何个人团体的牵掣，尽心竭力”地去办《生活》周刊，站在“正义”和“大众”的立场上，不为任何党派“培植势力”。他主张该刊要成为读者的“好朋友”，选材要注重“有趣味有价值”。文风要“明显畅快”。先后开辟“读者信箱”“小言论”等专栏；同时重视处理读者来信，征求读者意见，开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