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趋势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界定
在中国，“转型”概念是1992年以后开始流行的。它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与西方国家的主流理解是一致的。世界银行办了一个杂志，叫”Transition”，有人译为“转轨”。从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份杂志探讨的主要是经济体制转轨。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世界银行合办了一份“转轨通讯”，为”Transition”的中文版。也有人将”Transition”译为“转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社会转型管理(MOST)”规划联络委员会，并出版业务通讯。社会学者往往将”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的“转型”。在中国社会学者的论著中，“社会转型”有三种主要的含义：
(1)社会体制在较短时间内急剧的转变。
“转型”与“转轨”在体制转变这一点上可以取得相同的意义。自1992年中国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就建立在明确的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之上。但社会转型本身则是社会体制的转变，是社会制度的创新。改革是从制度转变开始的，因此制度解释是根本性的解释。
我曾指出：“60年代至70年代，个人身份的变换特别困难，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率均很低，也就是说，社会结构‘超
稳定’，比较封闭。究竟是什么东西限制人们身份的变化？有三种固定与冻结人们身份的因素：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劳动制度；三是干部制度。这些制度造成了城乡隔绝，农民、工人、干部等基本社会角色身份固定化。”这是对结构问题的制度解释。“转轨”概念中的“轨”是指体制。新旧体制衔接、新旧制度更替，就是“转轨”。
(2)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
1992年，李培林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一文中较早地探讨了“社会转型”的有关理论问题。他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还是一种数量关系的分析框架。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国社会学者较多关注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动，结构解释比制度解释更为流行。有人评价说，时至今日，“社会转型”已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范式，同时也成为其他学科经常使用的分析框架。
1994年，我在《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一文中指出：“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与秩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社会转型的启动因素，是政治文化的变迁。也就是说，70年代末孕育的社会变革，是从政治文化领域找到突破口的。”我把这种观点称之为“政治文化启动论”。同时，我还提出了一个“中等收入者阶层稳定论”。我认为，“一方面，原有的结构性失衡现象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新的
结构性失衡现象。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社会中最稳定的力量。由温饱户构成的准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社会的次稳定力量。而贫困户等低收入者阶层，则是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高收入者中的暴发户，其非法致富手段、炫耀性消费、贿赂与斗富行为等，往往会导致低收入者的心理失衡或扭曲，还会使掌握一定权力的某些人经不起诱惑而滋生腐败现象，从而带来某些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只有采取切实的措施，扩大中等收入层与准中等收入层、收缩低收入层、控制高收入层，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环境。”从八年来的社会现实情况来看，我的这些观点是有依据的。
有人认为，中国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体制变革的狭隘领域，它已汇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道融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潮流之中，是一场全面、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革。它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变革，而且是一场全社会、全民族思想、文化、政治、心理等各方面的“革命”。这样理解社会转型是有道理的。由经济体制转轨为基础的中国社会转型，不仅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而且还表现为人口的城乡结构、文化的深层结构以至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等社会全面的结构性变化。
(3)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转变。
将社会转型纳入现代化过程，是许多社会学者的一种研
究取向。陆学艺、景天魁等社会学者认为，“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郑杭生、李强等社会学者认为，“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
有人认为，目前学界虽大谈转型问题，但“却没有人说清楚我们的社会从何型转向何型”，“结构是一种不能敞开的自我封闭的事物，结构的变换无异于一场社会重组”。同时，他们指出：“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外国社会，只要社会子系统干好它自己的事就足够了，与其说结构变化倒不如说功能变化”。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功能变化是结构变化的表现，谈论社会形态也不应否认结构的作用。唐魁玉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具体的环境”即“中国语境”中，重要的是要正视自己的社会结构物质和问题，然后才能“名正言顺”地、以中国特有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目标或社会理想功能。不过，我们在重构中国社会时，既要克服改革前的理想主义的“社会乌托邦”倾向，也要超越“中国话语”下的实用理性或工具理性倾向。中国需要既适合目的又实用、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创性的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理论。王雅林提出了由“二分范式”变为“三分范式”的新的“转型”再构发展理论，该理论强调了
信息社会的高新技术因素对社会再构的影响作用。
现代化不仅是中国理论界的研究课题，同时又是中国各级政府首要的工作目标与任务。有些省在制定“十五”计划时提出：“以富民强省与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总揽全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是否一定要走同样一条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道路呢？80年代，西方一些学者批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西方发展模式典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映。西方的现代化路径是不是唯一的呢？通过对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日本的现代化和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进程等研究，一种多元的转型理论开始兴起。经济学家格尔申克隆()曾在考察西欧和俄国工业化的不同道路时，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现代类型学。他认为，工业化道路可分为如下类型：本地型或引进型，被迫型或自主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型或消费资料生产优先型，农业进展或农业停滞型，经济动机型或政治动机型。曾经主张趋同转型论的艾森斯塔特，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1983年，他曾经指出：“很多新的和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和国家，都不是沿着欧洲国家的路线发展的”。1992年，他又在自己的新著《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的理论复兴》中明确指出，趋同论的历史前提是不真实的；“在不同的现代化”和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中，存在着巨大的体制差异，这一事实不仅在转型社会中，而且在中等发达的社会中，甚至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国际上有些学者
认为，“转型”概念反映了单一“目的论”，预设了一个终端目标；实际上，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向多种方向发展，是多元的自然过程。有些学者注意到现代化进程的障碍、挫折甚至倒退，如西托姆卡()在《大转型的困境》中，讨论了转型的可逆性问题。这种新转型理论，蒂利阿基安()称之为“新现代化理论”，亚历山大()称之为“后现代化理论”。显然，这种新转型现代化理论对于近20年世界上的社会变迁与生活多样性的事实更具有解释力，对我们的启发性也更大。
社会转型的三种含义都具有一定的分析价值与解释力。有人忌讳“社会转型”的提法，究其原因是片面地把它政治化了。“社会转型？是不是不搞社会主义了？”有人存在这样的疑惑。社会转型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原有的社会向更发达、更充满活力与生气的社会转变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既有渐进的，也有突变的。正在中国发生的社会转型属于后者，并具有浓缩的特征。
二、中国社会转型的度量指标体系
关于社会转型的度量，一直是现代社会科学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从上一世纪中期开始，世界上流行“工业文明观”，即社会发展＝经济增长＝GNP的提高。而自8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观”逐步兴起，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环境、重视社会资源、重视人等诸方面的持续发展与综合进步。1995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以全球社会发展为主题的世界
各国首脑会议，明确地提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在这期间，联合国和一些国家的研究机构分别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或计量模型，以便对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进行评价、分析，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主要有以下几种富有代表性的综合评价模型：(1)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QualityofLifeIndex)，主要是为了测度一个社会中满足人们基本物质需要的状况，但不包括自由、公平、安全、精神等方面；(2)社会进步指数(IndexofSocialProgress)，是将众多不同的社会经济指标浓缩成一个综合指数，以此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尺度，是一种综合评分法；(3)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4)人的发展指数；等等。
中国社会转型的度量，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更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国社会转型有以下四种主要趋势：一是从计划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各种社会体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正在继续发生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政策走向、社会规范与制度都以市场化为轴心转变。市场社会的特征日益显著，主要表现为社会竞争机制逐步替代少数人决定机制、审批型政府逐步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二是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也就是从农民社会转向市民社会。越来越多的农民变为市民，人口的城市化率不断提高，是这一趋势的主要潮流。三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四是从贫困社会向富裕社
会转变。其中，第一种趋势是社会体制转型的主要向度；第二种趋势是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向度；第三、四种趋势是社会发展转型的主要向度。这四大趋势不仅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效果。因此，中国社会转型的度量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社会转型效果的评价。
从表1中24个指标的实际值来看，我国社会转型总体上处于初期阶段，少数指标开始进入中期阶段。中国社会转型度的评估方法与具体测定，可使用以下方法：
(1)单项评估方法：Ⅰ，30%以下；Ⅱ，30%-70%；Ⅲ，70%以上。
(2)综合评估方法：初期阶段，Ⅰ项占90%以上；70%-90%；50%-70%。中期阶段，Ⅱ项占50%-70%；70%-90%；90%以上。基本实现阶段，Ⅲ项占50%-70%；70%-90%；90%以上。
(3)百分制评估方法：Ⅰ，1-2分；Ⅱ，2-3分；Ⅲ，3-5分。
三、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代价及其度量
1、社会转型代价的理论认识。
社会转型形成了一定的压力。1993年，我曾撰文指出：“1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活力，加速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同时，剧烈的变革也给社会带来了多重压力。首先，是利益再分配的压
力。改革是从经济关系的变化开始的。一定的经济格局，维持一定的利益分配机制。经济格局的任何变化，都会使一些人失去某些既得利益。由经济体制改革拉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样使一些人失去既得利益。也就是说，改革必然会使一部分人付出一定的代价，感受到‘阵痛’。第二，是社会结构分化的压力。改革给中国人普遍带来了实惠，但各不相同。得到超额实惠而首先致富的少数人，以及得到平均实惠与较少实惠而致富的人们，日趋形成社会阶梯。每个人似乎都要走上一定的阶梯。但从下一个阶梯向上一级梯级迈步并不容易，这就形成社会结构分化的压力。第三，是竞争的压力。这是市场经济的冲击。保姆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逐步被自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竞争之风吹向各个角落。落后、低效、懒惰越来越难以找到保护伞。一个个像断了乳的孩子，嗷嗷待哺往往无济于事，自己找饭吃又是那么艰难。第四，是规范重组的压力。目前，我国仍然处于新旧体制交替的时期。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也相当多元化，新旧规范相互冲撞与摩擦，还存在局部的失范状态。这些社会转型的压力，孕育或引发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其中，除了少数犯罪分子同有关人们的冲突之外，大量与主要的矛盾则发生在人民内部。”社会转型的压力，也是代价。
中国社会转型的代价，总体上是可以承受的。而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将经济改革、私有化等作为政治斗争的手
段，忽视了社会领域，它不仅影响了人民生活和社会进程，而且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年叶利钦总统在联邦议会宣读的国情咨文中指出，经济改革使社会付出了过度的代价，社会隐藏着爆炸性的危险。符拉基米尔·科隆泰在《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一文中指出，俄罗斯的改革付出的社会经济代价之重已经令人难以忍受。同时，对未来做出了较乐观的预测。他指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要获得成功，今天的机会甚至比几年之前还要大。在多个社会领域都出现了人们想要安定下来的具体征兆，未来社会的某些框架已经在出现。经过近几年来的大动荡，新的因素和权力中心正在成形，政治多元化得到接受并逐渐成为现实。经济领域也在远较过去为大的程度上成为独立自主的力量的源泉，虽然财产和财富归谁所有，很有可能还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一个新型社会在俄罗斯形成，不可避免地将是一个持久的过程。是否成功，结局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权者是否有能力解决当前的种种突出问题，为经济恢复活力，以及重新定位现行战略——主要是取向民主的混合经济，有效的市场调节，以及赋予内向发展远比目前为高的优先地位。
西方国家社会学界对西方社会转型的新观点也值得关注。美国社会学家尼尔·J·斯梅尔塞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一文中，对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社会转型是调整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后果”，认为20世纪末
的世界所发生的重大而且持续的转型——持续的经济增长、持续的民主革命、新的集团和新的认同以及普通的环境危机等——并不是普遍性的进化原则决定的主要趋势，而是国家和国家集团短期调整行为不断积淀而意外地造成的后果。斯梅尔塞认为，当今世界发生重大转型的原因在于，国家仅仅是单个或集体的对他们目前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做出相对短期的反应，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其长期后果。长期的转型——乃至发生革命——常常是这种短期反应的后果积累所致，出乎人们预料。对实践、形势和危机的反应虽然互不关联，却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日积月累，形成全球性
的变化。他认为最为重要的四种趋势是：经济增长的革命持续不断；民主革命的继续；团结和认同的革命；环境革命。上述四种趋势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一些突出的矛盾，即一个长期而为人熟知的矛盾：国际资产阶级的胜利这一趋势是国内阶级和群体间的极端不平等以及国家间的极端不平等长期化——如果说还不是进一步恶化的话。尽管目前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已不再时兴，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观点不应该被人忘记。斯梅尔塞的看法是清醒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另一位社会学者阿兰·图雷纳的观点也颇有新意。他指出，我们当前生活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曾经长期存在的环境；那时，经济因素导致社会冲突，然后导致各种制度
化的机制，通过法律或合同解决这些冲突。这种一般称为社会民主模式的做法已经不再符合现实。这些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体制、社会和文化的纽带纷纷断裂；个人主义被放了出来，享受、寻欢逐乐、个体化被放了出来。于是我们目睹愈来愈多的冲突发生，在全球、国家、地方和个人的层次上，在对个体化的不同理解之间。
西方社会转型不同于中国社会转型。西方的市场化转型是一个内生的渐进发展过程，市场经济因素在转型前的自然经济中产生并逐渐壮大，从旧制度的内部引发长期的渐进性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对历史传承性的破坏和冲击相对要轻缓与微弱。这种矛盾和冲击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则被压缩到较短的时间内，是突发性的，因而具有更大的社会风险。
2、社会转型代价的类型。
(1)失业。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一部分城乡居民中的隐性失业现象日益显性化；另一方面，日益激烈的竞争使一些企业破产关闭，从而失业率上升。这个问题在我国加入WTO以后，近期不仅不能缓解，相反会有所加剧。同时，平均失业时间过长的问题也很突出。
(2)社会分化。从均衡社会向不均衡社会转变，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后果之一。“不均衡社会”不一定是恶果，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景之一。问题在于是否过度分化。不同收入层的分化是社会转型的必要代价，但必须适度。目前，
我国收入层的分化有进一步加速的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它所引起的震荡，社会可能难以承受。1995年，我在《“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一书中指出：“几十年来，我国习惯把‘两极分化’看作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因此，对于‘极’与‘分化’的数量界限不宜定得过低。同时，也不能定得过大，因为过大了会抹煞实际存在的贫富悬殊现象。”
关于“两极分化”的标准，我曾在该书中提出如下三个定量标准：标准1、大极指数大于4；标准2、欧西码指数大于5；标准3、先富指数大于10。先富起来的人现在还是少数。用5%表示少数，比较合适。5%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与1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之比，我称之为“先富指数”。两极分化不仅是个人收入差距过大，而且还包括个人财富差距过大。在资本主义社会或地区，财富差距远大于收入差距。台湾1992年的两个20%的人均收入差距为1:，财富差距为1:。我国的个人收入与财富差距将受到更多因素的推动。
(3)犯罪。有三种犯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随着民工潮发生的“进城农民”犯罪率的升高；二是城乡犯罪率的升高；三是干部职务犯罪率升高。这三种犯罪现象的扩张，同社会转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视之为社会转型的代价。
(4)社会不安。有四种具体表现：一是通货膨胀。这往往是经济变革与发展的代价，我国在20世纪80、90年代都曾经付出过比较高的代价，但近几年来这个问题缓解了。二是
社会信用缺失。在经济生活中，不讲信用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而造成三角债多、银行不良债权率高、假冒伪劣等问题突出。三是党与政府的形象受损。有些人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信任率、信任度的变化，是十分敏感的指标。四是群体性突发性事件。近年来，因就业、收入、城市拆迁等引发的群体性突出事件有所加剧。
(5)社会公害。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后果之一，是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社会公害是“发展病”。英国工业化初期，出现了人们共同造成又共同受到伤害的污染现象，恩格斯称之为“社会谋杀”。目前，我国水、空气、食物污染与土地荒漠化等社会公害，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治理。社会公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代价之一，从公害比较严重的社会向生态社会转变则是消化社会代价的表现。
3、社会转型代价的指标体系。
以上12个预警指标的警戒线，可以使用两种方法来确定：一是国际极限。如失业率为8%-10%；10%最富有家庭收入与10%最贫困家庭收入之比为10:1；贫困线以下的居民的比重为10%；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为1:3；每万人中犯罪率为500-600；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率为20-25%；等等。二是根据中国实际确定经验性临界值。这需要长期、谨慎的实际观察与测定。上表中的警戒线，失业率、10%最富有家庭收入与10%最贫困家庭收入之比、贫困线以下的居民的比
重、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等四个指标，我采用了“国际极限”；其余指标是我的假设，供今后进一步观察与研究使用。在中国，每万人中犯罪率应低于国际极限一半以上；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率应高于国际极限一位；平均失业时间、每万公务人员中腐败人数、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参与群体性突发事件人次率、荒漠化土地治理率、三
废处理率等指标，是根据我的研究设定的。其中，犯罪的警戒线为犯罪真数，即实际发生的犯罪数，而不是犯罪白数或犯罪黑数。同样，腐败的警戒线也为腐败真数，而不是腐败白数或腐败黑数。犯罪真数＝犯罪白数＋犯罪黑数；腐败真数＝腐败白数＋腐败黑数。
考察社会转型的社会代价，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今后社会转型的社会代价，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消化过去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代价，三是为了对社会转型的具体进程进行监测与预警。“科斯定理”认为，制度安排各异，人们的行为或选择便不同，随之产生的价值与代价也会相异。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在于使矛盾的两极之间维持一定的均衡，这是有道理的。减少、消化社会转型的代价，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在于科学、合理的新的制度安排，还需要从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论述中引申出一个“等比定理”：改革要使大多数人受益，政府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各社会阶层从改革中获益与承担的代价各不相同，
也不可能相同，但二者必须相称，即大体等比例；从改革中获益较多的社会阶层，应承担较多的改革代价；政府应采取有效的措施，优化改革利益分配格局，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一．社会转型的过程： 1．（2013·新课标Ⅰ卷·29）现代化是晚清历史发展的一个趋向，最能体现这一趋向的是() A．洋务运动—戊戌政变—清末新政 B．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C．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 D．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二.社会转型的推动因素： 1.（2017·新课标Ⅰ卷·29）1904年，湖南、四川、江苏、广东、福建等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9个省份留日学生共计1883人，占全国留日学生总数的78%，直隶亦有172人，山西、陕西等其他十几个省区仅有 351人。影响留日学生区域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是() A．地区经济文化水平与开放程度有别 B．革命运动在各地高涨程度存在差异 昌被称为“丁鬼奴”；郭嵩焘在一片冷嘲热讽中出任第一任驻英公使。这反映了( ) A．洋务运动与传统的观念发生冲突B．崇洋媚外行为遭到社会鄙视 C．洋务派改器物不改制度受到批判D．西方列强侵略激起国人抵制 2.（2016·新课标Ⅲ卷·29）1903年，张之洞等拟《奏定学堂章程》，其中规定禁止使用“团体”“膨胀” “舞台”“影响”“组织”“运动”“报告”“观念”等新名称，其根本目的在于（） A. 抵制维新思想的传播 B. 保证民族语言的纯洁性 C. 反对向西方学习 D. 维护传统的意识形态 3.（2014·课标Ⅰ卷·29）1898年，梁启超等联合百余举人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参加会试的近万名 举人，“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这一事件的发生表明（）
A．废八股断送读书人政治前途 B．改制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 C．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极为保守 D．新旧学之间矛盾不可调和 四.社会转型的表现： 1.(2014·新课标卷Ⅱ·29)1926年，有报纸评论说：“自从蒋介石抬出三民主义，大出风头以后。许多 人都觉得主义是值钱的，于是乎孙传芳标榜三爱（爱国、爱民、爱敌），东三省有人主张三权（民权、国权、人权），听说四川有些军人到处请教人替他们想个主义玩玩。”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 ) A.政治宣传促使各界思想趋同 B.标榜主义成为军阀自保的主要手段 C.民主思想已经成为社会潮流 D.各地军阀对三民主义理解存在差异 2.（2017·新课标Ⅱ卷·29）1913年《申报》登载的“艾罗补脑汁”广告称：“欲图一国之进步，当先使 A．扩大中外贸易交往B．抵御外侮求富求强 C．发展官督商办企业D．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2017·新课标Ⅱ卷·28）1879年以前，福州船政局所造之船均“派拨各省，并不索取原价分文”；此后造船所用材料费用由用船一方拨付，采取“协造”方式生产。这种变化反映了() A．军用工业由官办转为商办B．“协造”意在缓解经费压力 C．军工产品市场化趋势明显D．近代轮船制造业走出困境 （2017·新课标1卷·28）开平煤矿正式投产时，土煤在国内从一个通商口岸装船到另一个通商口岸卸货，须缴纳出口税和复进口税，每吨税金达1两以上，比洋煤进口税多20余倍。李鸿章奏准开平所产之煤出口税每吨减1钱。这一举措（） A.增强了洋务派兴办矿业的信心 B.加强了对开平煤矿的管理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开始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转型过程进入了加速期。我国的社会转型与其他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相比，虽然存在着许多共性的东西，比如说都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都是人的生存方式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变但由于我国农业文明的源远流长，以及今天转型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表现出许多独有的特点。 转型过程漫长。中国的农业文明非常发达，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有着强大的影响。因此，现代工业社会取代传统农业社会的过程难以在借鉴，完全是一个独自探索的课题。这样，一方面，传统农业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转换；另一方面，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需要较长的时间去探索，这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转型过程复杂。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在已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社会遭遇深刻危机、出现一系列弊端之后开始的，如何扬其长而避其短是一个复杂的课题。这可以使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少走弯路，但也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可以说，当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享受到现代化积极成果的时候，西方就已经开始灭。这种时代的落差使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境遇更加复杂化。 转型中矛盾尖锐。西方现而中国的社会转型最初是外源式的，是在外来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下启动的，它不仅无法像西方国家那样从殖民扩张中获得原始资本积累，相反自己就是西方殖民扩张的对象。由此形成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相互交织的状态。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 转型所处的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这就决定了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更为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推进的，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转型的难度。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一定要把多变的国际环境考虑进来，认识到由此带来的影响。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巨性还表现在它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推进的。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的相互影响与制约从未如此强烈，各个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也相互影响，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孤立地求得生存和发展。这种情况对后发展国家的制约作用更加明显，这也直接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 近20年来，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革与加速发展的时期，社会转型呈现多向度的特征，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分别处于不完全相同的转型度之中。中国社会多向度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四大社会变迁与发展趋势。本文旨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含义、基本趋势、社会效果、社会代价及其度量方法。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界定 在中国，“转型”概念是1992年以后开始流行的。它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与西方国家的主流理解是一致的。世界银行办了一个杂志，叫"Transition"，有人译为“转轨”。从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份杂志探讨的主要是经济体制转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世界银行合办了一份“转轨通讯”，为"Trans ition"的中文版。也有人将"Transition"译为“转型”（注：参见〔英〕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译序）》，〔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社会转型管理(MOST)”规划联络委员会，并出版业务通讯。社会学者往往将"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的“转型”。在中国社会学者的论著中，“社会转型”有三种主要的含义： (1)社会体制在较短时间内急剧的转变。 “转型”与“转轨”在体制转变这一点上可以取得相同的意义。自1992年中国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就建立在明确的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之上。但社会转型本身则是社会体制的转变，是社会制度的创新。改革是从制度转变开始的，因此制度解释是根本性的解释。 我曾指出：“60年代至70年代，个人身份的变换特别困难，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率均很低，也就是说，社会结构‘超稳定’，比较封闭。究竟是什么东西限制人们身份的变化？有三种固定与冻结人们身份的因素：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劳动制度；三是干部制度。这些制度造成了城乡隔绝，农民、工人、干部等基本社会角色身份固定化。”（注：宋林飞：《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南京〕《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这是对结构问题的制度解释。“转轨”概念中的“轨”是指体制。新旧体制衔接、新旧制度更替，就是“转轨”。 (2)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 1992年，李培林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注：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一文中较
浅谈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其应对措施- “ 关键词:转型期;社会阶层;分化;措施 摘要: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社会转型引发了剧烈的社会阶层分化,不断出现的阶层分化对当今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有它的积极意义,但也不能否认它的弊端。这就需要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及时协调各种关系,解决各种矛盾,从而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社会阶层分化的积极效应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在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出现了剧烈的社会阶层分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分化了,一些阶层新生了,诸如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阶层和农民工群体等新的社会阶层。社会阶层分化作为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内容,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其存在和发展具有合理性,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发挥着多方面的积极效应。 第一,社会阶层分化对加快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有着积极作用。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最基本的涵义就是实现从传统的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变。
为了实现这个转变,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党和国家领导人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使得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改善和提高,但社会结构的转变基本上是停滞的。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上的单一所有制和行政区划上的城乡二元结构,牢牢地钳制着社会阶层的先天性分布,使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基本上不可能。这样必然妨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直至改革开放前,我国依旧是一个农业人口占80%以上的国家。所有制变革后,阶层的流动很快出现社会结构的改观。有资料显示,1997年从农村分流出来进入乡镇企业和其他形式经济组织工作的农民达 1.35亿人,此后农村的分流愈加加快,1999年全国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89.7%降到46.6%。这样的阶层分化对中国社会结构向现代化方向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第二,社会阶层分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社会成员的“激励”作用。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出了一个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时代。传统的“大锅饭”、“铁饭碗”制度和意识随着体制性的改革而被冲破和抛弃。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发展思路,实际上促使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同时对社会成员也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比如,实践中在坚持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的前提下,适当地采取“能进能出”、“能上能下”、“高能高薪”、“合同制”、“聘任制”等措施,淡化干部与工人的界限,给予高才能者以优厚待遇,适当拉开收入差距,保持一个适当规模的待业面,对于刺激劳动者的进取心是完全必要的。 第三,它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增添了活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过去人们以为,分化只能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其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社会分化如果是简单的两极分化,那当然会有不好的结果,但如果社会分化是利益的“碎片化”,人民利益的多元化,那样,反而不容易发生利益纠纷。比如,过去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都就业于全国统一工资标准的国营、集体企业中,涨工资都需要中央颁布全国涨工资的命令。如今,绝大多数劳动者就业于各种类型的公司、企业之中,涨工资是千
中国社会转型趋势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界定 在中国，“转型”概念是1992年以后开始流行的。它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与西方国家的主流理解是一致的。世界银行办了一个杂志，叫”Transition”，有人译为“转轨”。从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份杂志探讨的主要是经济体制转轨。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世界银行合办了一份“转轨通讯”，为”Transition”的中文版。也有人将”Transition”译为“转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社会转型管理(MOST)”规划联络委员会，并出版业务通讯。社会学者往往将”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的“转型”。在中国社会学者的论著中，“社会转型”有三种主要的含义： (1)社会体制在较短时间内急剧的转变。 “转型”与“转轨”在体制转变这一点上可以取得相同的意义。自1992年中国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就建立在明确的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之上。但社会转型本身则是社会体制的转变，是社会制度的创新。改革是从制度转变开始的，因此制度解释是根本性的解释。 我曾指出：“60年代至70年代，个人身份的变换特别困难，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率均很低，也就是说，社会结构‘超
稳定’，比较封闭。究竟是什么东西限制人们身份的变化？有三种固定与冻结人们身份的因素：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劳动制度；三是干部制度。这些制度造成了城乡隔绝，农民、工人、干部等基本社会角色身份固定化。”这是对结构问题的制度解释。“转轨”概念中的“轨”是指体制。新旧体制衔接、新旧制度更替，就是“转轨”。 (2)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 1992年，李培林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一文中较早地探讨了“社会转型”的有关理论问题。他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还是一种数量关系的分析框架。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国社会学者较多关注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动，结构解释比制度解释更为流行。有人评价说，时至今日，“社会转型”已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范式，同时也成为其他学科经常使用的分析框架。 1994年，我在《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一文中指出：“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与秩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社会转型的启动因素，是政治文化的变迁。也就是说，70年代末孕育的社会变革，是从政治文化领域找到突破口的。”我把这种观点称之为“政治文化启动论”。同时，我还提出了一个“中等收入者阶层稳定论”。我认为，“一方面，原有的结构性失衡现象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新的
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 in a social transitional period, chinese face numerous challenges. reforms have ended the “iron rice bowl”system of cradle-to-grave soci al welfare. chinese have to earn money for housing, medical insurance, re tirement pension and educationg now people work harder than before to k eep thei5 competitive edge and grasp opportunities. chinese put priority 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stead of quantity, pa rticularly in terms of mentalities.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ssence of life, and care more about their own feelings. the words “pressure”, “competition”exist in daily vocabulary. chinese possess not only sophist icated lifestyles, but also very positive views of life. chinese in the social transitional period are full of confidence in their future. in spite of setbacks and difficulties, people believe that “ref orms”means countless opportunities and more benefits to them. they thin k tomorrow will be better than today.
高三历史专题复习 2016-5-6 社会转型期的含义： 1、是指社会结构变动，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具体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2、从唯物史观角度看：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历史阶段。从文明史观角度看：指人类由采集渔猎文明到农耕文明再到工业文明更替的重要历史阶段。 一、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 1、春秋战国(公元前5～3世纪) 总体特征：中国社会经历着大变革。 具体而言： ①、从国家政局看：国家由分裂逐步走向统一。 ②、从社会性质看：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的兴起预示着中国社会由奴隶社会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 ③、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看：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表明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中国历史由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耕作动力由人力转向畜力；耕作方式由商周时期的大规模简单协作转向以户为单位，以男耕女织为特点的家庭个体经营。 ④、从民族关系看：诸侯争霸和兼并战争直接推动了中原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我国历史出现了第一次民族融合。 ⑤、从思想文化看，呈现出繁荣景象：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儒家的“以德治民”，法家的“以法治国”，道家的“无为而治”，墨家的“兼爱”、“尚贤”等思想主，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而且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中外联系：春秋战国时期，正值西方(欧洲)古典文化(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繁荣)时代。古典文化倡导的“人文思想”，为14～16世纪“文艺复兴”的兴起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思想武器。 2、明末清初(17～18世纪) 总体特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封建制度的渐趋衰落。 具体而言： ①．政治领域：中央集权空前强化，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的腐败。 ②．经济领域：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但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 ③．民族关系领域：明清大大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定型。 ④．对外关系出现新现象：一方面西方殖民者开始侵略中国，中国开始了反殖民侵略的斗争；另一方面，对外政策由开放逐步走向闭关。 ⑤．思想文化领域呈现的特征——承古萌新。“承古”的具体表现：一方面集大成的科技著作问世；另一方面古典文化进入总结时期，官方组织编纂大型图书成就突出(类书——《永乐大典》、《占今图书集成》；丛书——《四库全书》)。“萌新”的具体表现：一方面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启蒙思想产生；另一方面“西学东渐”，西方一些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开始传人中国。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 近代中国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转型期。 不同于以往历史上任何阶段，近代中国从1840年起被英国用大炮打开大门以后，便从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不得不一步步进入了世界范围之内，于是第一次面临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这是由其长期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及文化制度等各方面深层次的矛盾所引发和决定的。而这样复杂的矛盾，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清楚地理解的。事实上，中国完全是被迫卷入世界大潮之中，因此，近代中国不自觉地进入了这个转型的艰难时期。 简单的说，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是古老中国必须要进行的社会变革，从一个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先进的近代工业国家，从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制的国家，从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大国转变为一个有着现代民主平等意识的新型国家。 在我看来，步入近代以后，传统社会无论从它的经济基础还是政治制度、文化结构上均已不能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了，因此各方面都需要进行深刻变革，其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深刻的变革，我认为是在这两个方面：社会性质和思想的转型。 社会性质的转型始于鸦片战争，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厦、福、宁、上五口，中国门户自此被打开。随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中国
在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中，中国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深渊。。。。。。在此期间，社会性质自然开始转型。由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中国开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民族工业开始曲折发展等等。这一系列的变化，都表明了中国在侵略中曲折进步，在战争中曲折成长。 而思想上的变革，则更加的曲折深刻以及漫长。首先，在鸦片战争前期，魏源，林则徐等人便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虽然未引起当时人们的深思，但却是近代中国变革的先声。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朝一些封疆大吏开始反思，洋务运动由此展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流行。民族工业在这三十年间也开始崭露头角。然而，由于朝廷内部矛盾以及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这场运动依然失败了。甲午战败后，一群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戊戌变法油然而生。虽然仅仅只有100天，但还是留下了光辉色彩。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上，我们不得不把许多眼光投置在中外关系这个大背景下，是因为我们要进行的社会转型并不是由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而进行的自觉要求，而是由于外界力量强加给我们，使我们被迫接受和进行改变的,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相比于经济转型，中国的政治转型要显得更为困难。随着晚清面临新的复杂环境，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显得日益不相适应。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侵略既给我们带来了灾难，但客观上也为我们提供了摆脱旧有循环老路的新途径，关键是我们如何把握。
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初级群体的变化 [摘要]：从一个当代中国很普通的一个家庭中依据人伦纽带，观察其反映出来的初级群体的衰落、内成员与成员之间复杂的依赖、牵连关系 [关键词]：家庭离异、家庭雇佣、家庭重组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当中初级群体的微妙变化，我首先举我亲身体会的三个的例子作为案例来分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我家庭的例子。我的父母在我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就离婚了，甚至还要早。他们为了不去伤害到无辜的幼小的我，便选择生活在一起，打算等我大了点再分开。他们担心我年纪轻轻就少了父爱或者母爱会阴影终生，所以出于他们的体贴，于是他们联手，试图虚假地营造出一个完满的家庭。可是这期间，这个家庭对我而已毫无任何幸福可言。每天都是面对父母的冷暴力，看着爸爸狠狠的踩开垃圾桶盖子，看着妈妈重重的关上房间大门，仅有的交流方式就是吵架，目光也只有无尽的横眉冷眼……听着这个人走进房间后门把手无情的上锁声，再听着另一个人随之做出相应的举动，我想不管你是这个家庭的什么成员，像这样一幕幕让人心惊让人寒颤的画面，谁都会受不了的。何况我还是他们的女儿，再怎么无视我的存在，好歹也在乎一下我的感受吧，我完全体会不到他们是为了我才演这一出戏。我只知道每天放学回家我都是踉踉跄跄，我不想回家也不敢回家，这一切只因为我害怕去面对冷暴力，从小我都不怎么看电视，因为电视剧的愉快气氛在我们家的场景出现是多么的不和谐，仿佛电视机中的卡通人物都会嘲笑我们糟糕的家庭关系。说来好笑，其实我还模仿过电视剧中孩子在父母争吵过程中应有的劝架招式，可是我的家庭并没有出现跟电视剧中一样的结局。印象中我每天走在回家的路上都要祈祷，求求老天你别让他们冷战下去了我害怕。尽管神没有显灵，可是在五年级的时候我还是选择成为了一名基督教徒。 在那时，我们家光是保姆就换了不知道多少个，不是家长嫌这个保姆做的不好那个保姆做的不好，而是聘来的保姆都纷纷受不了呆在这种冷暴力家庭，你试图想一下：叫一个寄人篱下的外人如何在冰冷的空气中把握好语气喊你出来吃饭了？欢快？不对，大人们在冷战；苦闷？不行，难道还嫌家里的怨气不够重吗；抱怨？那更是错上加错，你既然选择在这个家庭当保姆，要拿薪水你就不许有不和谐的表情。我虽然当时还小，可是小小年纪的我已经一点也不比一个阅历资深的老员工少理解一种滋味：那就是被夹在中间的尴尬与无奈。 这其中，我的尴尬与无奈有两种。第一种是被夹在父母之中，我不知道我该帮谁。父母之间客观来说到底是哪方出了问题没人肯告诉我，我后来渐渐养成一种习惯：哭的那个、看起来比较可怜的那个，就是委屈的一方，而另一方顺而言之就变成了做错事的一方。所以妈妈只要一哭，她就很吃香，我看到妈妈的眼泪我会毫不犹豫的站在她那一边，现在看来，我真的太傻太天真了……但这也是培养了我至今不会去依赖表面现象去判断一切事物
课题中国历史上的四次重大社会转型课时1课时课型复习课科目历史班级姓名 流程具体内容笔记栏 考纲 要求 重点：掌握中国历史上四次转型时期的阶段特征及表现。 难点：明清时期阻碍社会转型的因素；新中国三次大的经济体制转型 【课前导入】 “社会转型”的基本内涵就是指社会的整体性变动。 具体来说，社会转型主要是指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它不是指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 更不是指社会某项制度的变化，而是指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 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社会转型: 一、春秋战国时期——向封建社会过渡 二、明清民国时期——向资本主义过渡 三、新中国初期——向社会主义过渡 四、改革开放时期——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渡 ◆一、春秋战国时期——向封建社会过渡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农耕文明的转型期。这一时期，发端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西周成型的我国古代早期文明被以小农经济、 中央集权为特点的我国古代文明所取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的推动因素、表现与影响 1.推动因素 (1)根本原因：铁犁牛耕的使用和推广是该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变革的根本动力。 (2)直接原因：争霸战争和各国改革变法加速了社会的转型。 2.转型的主要表现 (1)政治上 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宗法制、分封制崩溃；各国纷纷变法图强，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形成。 (2)经济上 铁犁牛耕出现和推广，井田制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小农经济产生，精耕细作生产模式形 成. (3)文化上 学术下移，私学兴起；“百家争鸣”，思想自由，儒、道、墨、法成为主要流派。 (4)阶级上 贵族阶层逐渐失去政治特权，经济上日趋衰落；“士”阶层活跃；拥有大量土地的新兴地主和自 耕农的兴起。
当前我国进入急剧社会转型时期，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中较感性、经常变化从而能对现实社会做出更及时和动态反映的社会心态，呈现出由这个时期特定社会状况和环境条件所形成的一些鲜明特征。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社会心态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高度关注的突出 问题，这一切体现了研究社会心态对于了解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即时效应，对于调整和完善有关社会政策所具有的独特作用。而从另一种角度看，对于促进社会心态的良性发展而言，必须从制度安排、工作机制和文化建设等多个层面来优化其环境因素。当前社会心态存在的主要问题不同阶层或群体的社会心态呈现一定分化状态改革所带来的一个实质性变化就是不同社会阶层或群体的利益格局出现分化状态，由此必然引起不同社会阶层或群体的社会心态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化状态和差异性。2004年零点调查公司对我国居民的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对于我国社会发展总体走向持积极评价态度。而就对社会发展走向持不同看法的人群进行的分析表明，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和年龄段都是影响他们对当前社会发展走向做出具体评价的重要因素。对社会发展走向持认同态度的主要是中等以上收入、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中青年群体，而对社会发展走向持怀疑态度的主要是中低收入、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年龄偏大的弱势社会群体。调查结果还表明，在最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中，下岗/就业是不同群体都最为关注的。社会心态中存在某些矛盾性与困惑感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心态上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矛盾性。例如，虽然在观念层面，人们对金钱表现出了现代人应有的健康态度。但在现实生活中，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日益深入，经济收入成为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之一，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所处的现代化起飞阶段，人们的需求增长速度常常超过了收入增长速度，因此，“金钱焦虑又会表现为一种很实际的心态。可以说，这是观念与心态之间矛盾性的表现。又例如，随着我国从温饱阶段迈向小康阶段，在择业标准上，人们最关注的是开发自身潜能、实现自我价值，职业能否为自己提供长远发展前景常常成为择业的首选标准。但在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当下，人们在实际的择业行动上又会表现出一些以眼前得到工作为重的务实倾向。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心态上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困惑感。主要原因在于社会转型进程中结构和文化方面的状况所致：一是转型时期特有的规范缺失。由于旧的标准或规范已经失效新的标准或规范一时还未能完全建立起来，心无所依；二是标准多元化导致的困境。由于开放性所带来的多样性，往往造成一种相对化情境，造成不确定性或困惑感。利益差距引发的相对剥夺感或不公平感比较明显现代化这种深刻的社会转型必然表现在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变化方面，这一切都会从社会心态上反映出来。一般而言，在现代化起飞阶段，社会分化加剧的程度也是空前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进入人均GDP1000 ～3000美元这个阶段，既是经济增长提速和社会发展加快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社会阶层利益差距加大、群体矛盾因素增多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带有重要的“转折点”性质。大约从2001 年以来，“仇富心理”一词的出现及其频繁使用，从一个独特角度反映了社会对贫富差距加大及其引起的社会公正问题的更多关注。最近一些调查结果显示，贫富差距问题已经被社会公众看作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第一位的重大问题。而一些调查结果则表明，不少群体却都认为自己在改革发展进程中所获得的利益较少。在现代化进程的一定时期内，不同社会阶层或群体之间利益差距加大有一定的规律性。然而，在我们所处的社会转型加剧时期，由于促进社会公正的机制还不健全，因此，贫富差距加大这一现实极容易使社会成员深感利益格局反差太大而产生相对剥夺感或不公平感。社会阶层利益差距加大这一特殊现象，已经对现有的社会管理机制和社会整合模式形成了巨大挑战，因此，尽快建立并完善能够体现社会公正原则的制度化体系，是保持社会凝聚力和维护社会整合的基本措施，也是消除相对剥夺感或不公平感的根本着力点。作为社会交往心态一个重要方面的诚信状况不容乐观近年来，诚信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学术研讨的热点，失信现象时常被曝光，如个人还贷过程中的违约现象等。诚信固然首先是一种心理纽带，但在本质层面上则是一种社会状态。从个体维度看，信任这种人格品质的形成，与其童年时期所感受到的积极性质的人际关系、尤其是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社会转型过程包括：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个密切相关的过程。社会结构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型过程，是工商服务业在社会生产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经济体制转轨是指中国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过程。社会实践结构的这种历史性巨变反映在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就体现为传统农村“乡土社会”向“新乡土社会”的转型。 一、传统中国农村的乡土社会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造就了其“乡土”特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把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性质理解为“乡土社会”。此后，“乡土社会”便成为人们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乡”和“土”是理解乡土社会的两个关键字：“乡”是一个标志特定地域文化和情感归属的概念；“土”是一个标志特定地域范围的概念。“乡土”合在一起则指特定地域范围及人们对此特定地理区域及区域亚文化的某种特殊情感关系。“乡土社会”是理解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一把钥匙。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产方式相联系，乡土社会具有土地依赖、聚村而居和家族归属三个显著特点。 （一）土地依赖 在乡土社会里，土地是至关重要的。乡土社会中“…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农村居民对基本生活资料——粮食作物的依赖和基本谋生手段——种植业的依赖，转变为对土地本身的依赖。正是由于与农民的生计息息相关，土地才成了农民问题的关键。正如斯科特所说的“对土地的控制成了权力的关键基础，在同寻求获得小块土地的佃户的交往中，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得到了加强”。虽然斯科特讨论的是东南亚殖民地时期佃户和地主的关系问题，但土地问题背后所映射的权力关系则是仍然适合于传统中国农村。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均贫富、等贵贱”，还是“耕者有其田”，其所指向的都是土地问题。历史上，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谁解决好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天下。因此，“土地是调动农民激情和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土地问题也是农民问题中最敏感的问题，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 （二）聚村而居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村居民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农民对土地的半人身依附关系、不发达的工场手工业和工商业、落后的交通通讯工具等都大大限制了农民的活动范围。往往是若干户相互联系的人家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村落，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村落文化和非正式制度。村落之间少有往来。聚村而居会产生两个直接后果：第一，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之间互相熟识，形成了一个“熟人社会”，村庄内居民的社会行动更多地受当地长期形成的村规民约、习惯法等支配；第二，由于村民之间互相熟识，并因生产、安全、情感等需要相互依赖，从而形成对村庄的归属感和依赖感。前者形成村庄的“礼治秩序”，后者形成村民的“乡土意识”。“礼治秩序”所展示的是文化传统和非正式制度的巨大力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这里的“礼”就是一种长期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区域亚文化及其制度表现形式——非正式制度。“乡土意识”体现了村落居民对养育了他的村落的归属感，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相应地，一方人也会依赖于一方水土。农村居民这种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的依赖根深蒂固，“乡”也成为联系来自同一地区互不相识的人们间一种天然的纽带。这种联结纽带背后所维系的是聚村而居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村庄认同及其延伸形式——村落认同、地区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三）家族归属 在西方，“家”一般是指夫妻及未成年子女。在中国文化中，“家”的含义比较模糊，在西
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分析 ——读《乡土中国》有感ＰＡＲＴ１，物质经济方面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基层就是乡土性的，纯粹的乡土社会和农业地域，这与以工商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西方国家来说就有着本质的不同。近代以来，西方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带来的经济与科技的进步使得资本主义在全球主导地位的确立以及资本主义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并以西方文明的框架构建了当今的世界体系。而中国更是以积极的态度融入这个新体系，但是由基层而决定的整个中国性质的乡土性与资本主义文明在相互交融的时候产生的冲突或多或少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起到了制约作用，并也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论。 由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在“差序格局”中有明确的说明，以“己”为中心，一人一人的推开，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即中国式的“人际关系网”，并且这种关系与农业生产方式的相对稳定性，再加上维持乡土社会秩序依靠的是“礼教”与“道德”，即“长老权利”。但是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日益推进，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使得中国的传统大家庭的逐步解体，“长老权利”被逐步削弱，取而代之的即是法律，而中国社会正处于这两种权利的假体转型阶段。在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城市来说，现行的法律制度在社会分工的作用下瓦解了“长老权利”的基础，但是法律却有并未取得教化和感召的地位，只能说是一种外加的压迫力和威慑力。而稍微人际关系宽泛一点，就能从轻处理触犯法律的人。那
么，市场经济的秩序就被破坏了，从而阻碍社会的有序健康进步。同样，在农业社会的乡村，法律体系空降至礼治秩序之上，破坏扰乱了原有的道德规范与礼治秩序。而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民们除了将其作为一套新的行为准则以外，是很难几乎无法理解“法律精神”。法律在冲击了原有的道德和礼仪权威，同时也给予了一些不顺从和违抗“长老权利”的理由和借口，甚至扰乱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从而使得农村的生产关系不稳定系数大大上升，也就降低了生产力的效率，并埋藏着许多社会问题的隐患，这就是中国转型时期将要面临的一大难题，即道德与法律，人性与法性地位的转化。 其次在乡土中国的格局中，社群团体的建立依靠的是血缘和地缘，而不同村落与家族之间是相互独立，封闭的“各家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都是乡土中国中的信条。而在如今的城镇中，小区或单元楼内，住在一起的基本是没有任何血缘亲属关系的，这就好比是乡土性中的“外乡人”。而中国传统道德体系提倡集体意识与内部团结，这就使得社会分工中的血缘性与亲密性减弱，但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并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而在中国社会体系中扎根。所以，我们平日谴责的“麻木”“冷淡”“不公平”，并不是中国人的素质低下，这是乡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排外性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ＰＡＲＴ２。情感精神方面 《乡土中国》中说“中国的社会是一个熟人的社会”所以，哪怕是在今天的社会，“关系”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而由本书阐述的人
近20年来，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革与加速发展的时期，社会转型呈现多向度的特征，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分别处于不完全相同的转型度之中。中国社会多向度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四大社会变迁与发展趋势。本文旨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含义、基本趋势、社会效果、社会代价及其度量方法。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界定 在中国，“转型”概念是1992年以后开始流行的。它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与西方国家的主流理解是一致的。世界银行办了一个杂志，叫Transition，有人译为“转轨”。从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份杂志探讨的主要是经济体制转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世界银行合办了一份“转轨通讯”，为Transition的中文版。也有人将Transition译为“转型”（注：参见〔英〕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译序）》，〔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社会转型管理(MOST)”规划联络委员会，并出版业务通讯。社会学者往往将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的“转型”。在中国社会学者的论著中，“社会转型”有三种主要的含义： (1)社会体制在较短时间内急剧的转变。 “转型”与“转轨”在体制转变这一点上可以取得相同的意义。自1992年中国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就建立在明确的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之上。但社会转型本身则是社会体制的转变，是社会制度的创新。改革是从制度转变开始的，因此制度解释是根本性的解释。 我曾指出：“60年代至70年代，个人身份的变换特别困难，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率均很低，也就是说，社会结构‘超稳定’，比较封闭。究竟是什么东西限制人们身份的变化？有三种固定与冻结人们身份的因素：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劳动制度；三是干部制度。这些制度造成了城乡隔绝，农民、工人、干部等基本社会角色身份固定化。”（注：宋林飞：《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南京〕《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这是对结构问题的制度解释。“转轨”概念中的“轨”是指体制。新旧体制衔接、新旧制度更替，就是“转轨”。 (2)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 1992年，李培林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注：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一文中较早地探讨了“社会转型”的有关理论问题。他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还是一种数量关系的分析框架。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国社会学者较多关注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动，结构解释比制度解释更为流行。有人评价说，时至今日，“社会转型”已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范式，同时也成为其他学科经常使用的分析框架（注：王雅林：《社会转型理论的再构与创新发展》，〔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1994年，我在《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一文中指出：“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与秩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社会转型的启动因素，是政治文化的变迁。也就是说，70年代末孕育的社会变革，是从政治文化领域找到突破口的。”我把这种观点称之为“政治文化启动论”。同时，我还提出了一个“中等收入者阶层稳定论”。我认为，“一方面，原有的结构性失衡现象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新的结构性失衡现象。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社会中最稳定的力量。由温饱户构成的准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社会的次稳定力量。而贫困户等低收入者阶层，则是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高收入者中的暴发户，其非法致富手段、炫耀性消费、贿赂与斗富行为等，往往会导致低收入者的心理失衡或扭曲，还会使掌握一定权力的某些人经不起诱惑而滋生腐败现象，从而带来某些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只有采取切实的措施，扩大中等收入层与准中等收入层、收缩低收入层、控制高收入层，才能形成
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 及特征分析 文档编制序号：[KKIDT-LLE0828-LLETD298-POI08]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特征分析内容摘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速，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但来自于社会结构层面的社会风险是基础性、深层次性的风险，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构成巨大的威胁。本文立足于社会结构视角，详细阐述了社会层面的各类社会风险，深入剖析了现阶段中国社会风险所具有的独特性。文章最后指出改善民生是化解现阶段中国社会风险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风险；社会结构；特征；民生 一、社会结构：社会风险研究的新视角 社会风险，是任何社会都必须面对的现实，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风险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概念，由此引发了研究者对社会风险的关注和探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已经步入一个高风险的社会，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正如贝克所言：“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程度。”〔1〕毫不夸张地说，当今的世界是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2〕”。社会风险已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社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是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在内的复杂系统；而狭义的社会则是指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并列的一个子系统。相应地，社会风险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风险是指由于自然灾害、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方面的原因而引
发社会失序或社会动荡的可能性。〔3〕本文使用的是狭义层面上的社会风险，指社会领域中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和社会不稳定的各种可能性因素，其本质是损失的不确定性。简言之，社会风险就是社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现阶段的中国已进入社会的高风险期，其他国家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风险中国都存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还存在着社会结构层面上的故障所引发的严重的社会风险，这一类社会风险属于基础性的、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社会风险，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构成了最大的威胁。这些风险的连带性极强、波及面广，会促成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4〕毋庸置疑，对这类来自于社会结构层面的风险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社会结构层面的社会风险研究，主要是涉及一些较为具体的社会风险，如贫富分化、群体性事件、社会公共安全、就业问题、腐败问题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在汲取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更为深入的探索。一是从社会结构视角出发，对社会风险进行了系统性的分类，并对各类社会风险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二是深入地剖析了现阶段中国社会风险所具有的独特性。 二、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社会风险 狭义上的社会结构是指社会领域内各要素之间的稳定关系及构成方式，它包括制度结构、阶层结构、组织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等内容。社会结构是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一旦社会结构运行遇到障碍或产生病变时，社会结构预定的社会功能就容易遭到破坏，甚至发生扭曲或嬗变，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