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核政策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演变
岳汉景
(安徽财经大学政治学院，安徽蚌埠 233000) 摘要: 苏联对核武器的作用、核战争是否是政治的继续等问题的认识，经历了辩证发展的过程。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了苏联核政策的制定。苏联的核政策与美国的核政策具有很大的关联性，表现出几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苏联最初坚持美国应率先进行核裁军。美国的核垄断被打破后，苏联在努力发展核武器的同时，开始与美国合作致力于限制他国发展核武器；随着对美核均势的形成，在限制他国发展核武器的同时，苏联开始实施与美国进行相互限制的核政策；冷战末期，由于自身实力的衰落，苏联努力争取与美国共同削减核武器。苏联核政策的主要结果，是使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随着苏联核政策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历史表明，反对霸权主义，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这一新安全观为指导处理与他国关系，才是各国防核扩散的理想途径。
关键词: 苏联；核政策；核武器；美国；核不扩散机制
中图分类号: E51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8 －0961(2010)
03-0009-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CGJ003)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基金项目(06JJDGJW009)
作者简介: 岳汉景(1971- ) ，男，安徽蒙城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研究。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二战以后，因反德国法西斯入侵的胜利而实力大增，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成为美国实施世界霸权政策的首要反对者。
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对立阵营展开了全面对抗，其中包括军事方面的对抗。而核武器被称为“绝对武器”，它是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要标志之一。美苏两国对核武器的发展都给予了高度重视，核政策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内容。随着国际形势和苏联核力量的发展变化，苏联对待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建设的态度也不断变化，对其发展演变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一、打破美国的核垄断时期(1945年—20世纪50年代中期)
苏联的核武器研制计划正式开始于1943年，由物理学家伊戈尔·库尔恰托夫领导[1]37-42。苏联之所以发起这项计划，是因为其情报部门获悉美国在加速实施曼哈顿计划，以及英德研制核武器的传闻，同时也因为这一年苏联已度过了卫国战争初期那最惨烈的时段。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放了原子弹以后，苏联大大加速了核武器研制计划，成立了直属国防委员会的原子弹研制委员会，由贝利亚全权指挥。苏联认为，美国的核垄断状态打破了均势，会部分地抵消苏联因卫国战争的胜利而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的积极影响。
从1945年到1949年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苏联核政策的核心是极力打破美国的核垄断。苏联在竭力研制核武器的同时，也在外交上与美国的核垄断政策展开斗争。1945年12月27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外长会议，会上美英提议建立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负责考虑因原子能被发现而引发的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2]34。苏联同意了该提议，但明确要求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工作必须接受安理会的指导，美英接受了苏联提出的这一条件[3]。1946年1月24日，联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一项决议，主要内容涉及和平利用原子能以及全面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正式成立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4]。从1945年到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认为其工作已没有任何意义的
1948年为止，美国和苏联及其盟友们宣布的目标不是防止核武器的传播，而是
和平利用核能的同时彻底消除核武器。但是，在如何消除核武器方面，苏联同美国存在着根本分歧: 美国坚持“管制先于裁军”，苏联则坚持“裁军先于管制”。
1949年 9月，苏联首次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可用于实战的原子弹的国家。美国的核垄断被初步打破。在此背景下，1949年底，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终止了自己的工作。1951年秋，联合国大会撤销了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而以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取而代之[2]136。从1945年开始，国际社会为建立一套让所有国家能够根据适当保障监督措施获得核技术的国际制度作了初步努力。但是，由于美苏之间的严重分歧，此种努力在1949年被中止，建立此种国际制度的目标没有实现。
为了保持并扩大美国在核能市场的份额，并试图通过减少苏联的核裂变材料而减缓其制造核武器的速度，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郑重发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倡议，主张把核武器国家的裂变材料集中储存起来供世界上所有国家用于和平目的[5]。为此，艾森豪威尔呼吁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原子能机构，致力于有效防止原子能滥用、核武器扩散，并进行原子能的民用研发工作，让原子能技术真正造福于人类。苏联一开始对美国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倡议持怀疑态度，坚持认为应该优先考虑的是苏联提出的迅速而全面地放弃核武器的建议。
在苏联国内，继1949年首次爆炸了实验性原子装置后，正在加紧热核武器的研究，并于1953
年先于美国进行了氢弹试验，使氢弹的实用成为可能。1955年11月，苏联研制成功了可供飞机运载用于实战的氢弹。但是，这一时期苏联只拥有数量有限的核装置，而且在核武器运载工具方面落后于美国，尤其是在当时唯一能有效投送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方面相对于美国更是处于明显的劣势。显然，苏联当时面临的
核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战略空军，因此它对国土防空力量建设极为重视。1948年，苏联组建了国土防空军，使之成为一个独立军种。20 世纪 50年代初期，在国土防空军中，除歼击航空兵和高射炮兵外，又增设了防空雷达兵。
在这一时期，苏联仍然十分强调常规武装力量的作用，认为未来战争基本上仍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式的战争，即主要是常规战争，但不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在常规战争中，陆军仍将起最重要的作用，海军和空军只起到支持性的作用。在军事战略上，苏联强调以常规军事力量抵消美国的核威慑和核讹诈，“把核武器只看作是常规武器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把核武器的实战运用仅仅作为战术范围的问题来加以考虑”[1]156，把战争的政治性质及人民群众的作用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二、核力量稳定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
这一时期是赫鲁晓夫当政之时。与斯大林把未来战争判断为以常规战争为主不同，赫鲁晓夫认为未来战争，即便是由常规战争开始，也会演变为毁灭性的火箭核战争。因此他提出了“世界文明共同毁灭论”，认为核战争的巨大毁灭性使未来战争超越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可以想象，如果一旦发生战争，一旦原子弹和氢弹在城市上空爆炸，将会产生什么情况。难道这些炸弹会知道哪儿是共产党员，哪儿不是共产党员，哪儿是无神论者，哪儿是宗教信徒，哪儿是天主教徒，哪儿是新教徒吗? 不，核爆炸的火焰将毁灭一切生物”[6]。于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国就只能在恐怖的“和平共处”与热核战争所带来的“共同毁灭”之间做出选择，而理智的人们不会选择“共同毁灭”，因此，“和平共处”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赫鲁晓夫的论断实际上否定了核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
赫鲁晓夫恐怖和平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强大的核威慑实力，因此苏联把发展火箭核武器置于最优先的地位。1960年1月，苏联成立战略火箭军，1962年它成为独立军种并居于五大军种之首，被视为“国防威力的基础”。在赫鲁晓夫看来，“在现代军事技术发达的条件下，空军和海军已经失去了过去的意义。这些武器不是要削减，而是要被代替。”苏军总兵力由1955年的 576 万人裁减到1958年的 362 万人；长期居于显赫地位的陆军总司令部于1964年被撤销；空军人数由
1960年的 70 万人减至1964年的 51 万人；战机由25 万架减至1 万余架；海军停止制造大型军舰，375 艘军舰被停用[7]。
20 世纪 50年代中期，苏联虽然已经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但其核武器数量有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缺乏有效的核武器投送工具，对美国本土构不成威胁，因此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角力缺乏足够的武力后盾，想在国际上与美国平起平坐仍须加倍努力。针对当时的现实情况，苏联核武器发展战略除了注重核武器数量的增长外更重视核武器运载工具的研发，把发展洲际弹道导弹作为重点，以解决核弹头与运载工具的结合问题，力求对美国本土形成战略报复能力。可以说，苏联的努力效果显著。1957年 8月29日，苏联第一代洲际导弹 SS—6 洲际导弹首次发射成功。同
年10月，苏联使用这种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这标志着苏联在解决核弹头远程运载工具方面取得重大突破，震动了美国也震动了世界。1961年苏联首次成功发射载人宇宙飞船。50年代中期，苏联还开始研制潜射弹道导弹和建造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发展进攻性核武器的同时，苏联还十分重视战略防御系统建设，除拥有大量截击机外，苏联积极发展地空导弹。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实战能力的反导系统———苏联的“橡皮套鞋”反导系统，从1964年开始在莫斯科周围部署。20 世纪 60年代初期，苏联初步建成了一支以陆基洲际导
弹核武器为主体的、以有限的空基和海基战略核武器为辅的、具有实战能力的“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由于海基核武器的高度隐蔽性、灵活机动性、较强的生存能力，苏联此时不但能够对美国本土构成核威胁而且还可以在遭受第一次核打击后，对美国实施核报复。根据力量现实，苏联 60年代开始执行“火箭核战略”，认为核战争是战争的最终发展形式，战争中苏联将集中力量对敌方的经济中心进行核报复性打击。赫鲁晓夫于1960年1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为了持久和平与友谊进行裁军》的报告，宣称: “苏联拥有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以及运载这些武器的火箭。如果遭到攻击，苏联将要把进攻我们的一个或几个国家从地球上消灭。如果西方发动战争，这将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末日。”[8] 尽管赫鲁晓夫曾夸张地比喻苏联制造导弹的能力就像制造“香肠一样，不断地从机器中生产出来”[9]，但同美国相比苏联这个时期的战略核力量是有限的，美国依然拥有明显的核优势(详见表1) 。
表1 1963年苏联与美国核力量对比[10]
至此，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不得不蒙受耻辱，向美国做了让步。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军事战略的基本方针是:要么都别动手，要么就打核大战。赫鲁晓夫出于政策需要，一方面提出核战争意味着文明世界的末日，因而不仅是不能接受的，而且简直不堪设想，从而认为核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由此过分夸大了核武器的作用，贬低常规武器和常规部队的作用，它不仅使苏联核
战略丧失了应有的灵活性，而且还使苏联军事理论陷入唯核武器论，严重阻碍了苏联核战略理论的发展。赫鲁晓夫关于核战争的观点与马列主义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观点以及关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这一时期对待美国建立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倡议的态度变得积极起来。
众所周知，国家核能力的发展使其有能力将核技术和核材料转用于制造核武器。因此，防止此类转用的问题，即核管制或核安全保障问题成为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讨论的中心议题。如上文所述，美国处于核垄断地位时，为了维护这一地位坚持“管制先于裁军”；苏联为了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力主“裁军先于管制”。由于美苏的这种垄断与反垄断的矛盾，始于1945年的旨在建立一套让所有国家能够根据适当保障监督措施获得核技术的国际制度的初步努力，最终于1949年搁浅。然而到了1953年，除美国外，苏联和英国都已拥有了核武器，美苏之间的垄断与反垄断的矛盾基本消失了。而这时，两国都既想在各自阵营内保持一定程度的核垄断地位，又想以核技术为诱饵拉拢第三世界国家。这就使得两国在建立一套既推广核技术又对其进行保障监督的国际机制方面达成一致成为可能。而且，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领导人认为，由于美国的核垄断被打破，资本主义国家已无法通过战争形式消灭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因而出现了和平共处的可能。因此，苏联开始改变斯大林时期的对西方的强硬外交政策，转而执行与西方缓和紧张关系的政策。这也为苏联转而支持艾森豪威尔提出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计划提供了政策大背景。
由于苏联最初对美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倡议态度消极，美国于1954年 5月1日告知苏联，不管苏联是否参加，美国都将继续努力创建一个致力于和平利
用原子能的国际机构。同年 9
月，美国向联合国大会通报了其创建原子能机构和召开一个讨论原子能和平用途的国际科学大会的计划。该计划很快在联合国大会通过。1954
年10月，英国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第一个关于新机构规约的草案文本，美国迅速以自己的修改草案作了回应。1955年初，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比利时以及后来参加的葡萄牙的专家聚集华盛顿，以美英的草案为基础展开讨论。八国的目的是就规约文本达成一致，继续努力建立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然后邀请其他国家加入。八国的讨论结果奠定了1957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最终规约文本的基础。1955年 8月8
日至 20日，联合国组织召开了主要由各国科学家参加的“第一次日内瓦会议”，讨论原子能的和平用途问题。
1955年 7月18日，苏联一改初衷决定参加八国的讨论，并派出自己的科学家出席了日内瓦科学大会。日内瓦会议后不久，来自美国、苏联、英国、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的专家聚集在一起，讨论在制定安全保障体系时可能出现的技术性问题。这是自核武器诞生以来首次严肃地讨论核管制问题。1955年秋季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同意苏联的提议，将八国集团扩大为十二国，新增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巴西、印度，同意把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草案的修改版散发给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及其特别机构，并于1956年底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会议复审并最后批准该规约[11]34。1957年 7月29
日，包括新加入的国家在内的 26 个国家批准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该规约正式生效。同年10
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召开首次全体会议，宣布该机构正式成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拉拢中国，把中国的外交政策纳入苏联的外交战略轨道，苏联对中国的基础核工业发展给予过一定帮助。但由于50年代末中苏
关系破裂，苏联的帮助也随之终止了。非但帮助终止了，而且由于赫鲁晓夫执行“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三和路线”，企图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苏联与美国在维护它们的相对核垄断地位方面共同利益增大，开始联手美国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了。50年代，世界人民要求销毁核武器、反对世界战争的呼声很高，掀起了世界和平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为了获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从1954年到1956年苏联四次提出禁止核试验的建议[1]91。1958年，苏联同美国和英国开始了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在谈判期间三国宣布在1958年到
1961年这段时间内暂停核试验。但是苏联与英美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没有达成一致，贯穿谈判过程的一个主要难题是如何进行核查与控制[12]。在此情况下，三国于1963年 7月25日和 8月5日分别草签和正式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与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13]，又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约国不进行条约禁止的核试验，并且不纵容其他国家进行核试验。该条约把停止核试验与全面禁止核武器完全分开，把禁止当时只有美苏特别是美国有能力进行的地下核试验排除在外，因而就特别有利于美苏维护其相对核垄断地位。条约于同年
10月10日生效。此后，约有一百个国家加入该条约。该条约的签署表明苏联已经开始同美国合作，共同阻止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维护其相对核垄断地位。
三、快速实现对美核均势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初期)
勃列日涅夫在其执政初期，基于苏联经济、军事力量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和稳固自身权力考虑，基本上延续了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对待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勃列日涅夫采取“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力图创造一个有利于苏联自身调整的和平稳定环境；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勃列日涅夫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老子党”思想，继续加强对兄弟党和国家的控制，并提出了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概括起来说，苏联这一时期采取的是有限争霸政策，推行“和平共处”下的有限扩张战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充分暴露了苏联在战略核力量上的相对劣势。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以“缓和”为幌子加紧扩充军备，使苏联进入了大规模生产和部署核武器时期。
苏联大力加强军事力量的努力收效显著，到70年代初终于实现了与美国在战略核力量上的基本均势，美苏核恐怖均衡形成，“相互确保摧毁”成为现实。在这段时间里，苏联的战略核武器数量迅速增加: 洲际导弹1962年为 75 枚，到
1972年增加到1 530 枚；战略核潜艇发射的潜射导弹1965年为120 枚，到1972年增加到 560 枚;战略核弹头1965年为 500 枚，到 70年代初期猛增到 2 300 多枚。在核武器质量上，苏联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在防御性战略武器方面，苏联在莫斯科周围部署的“橡皮套鞋”反导系统，到1969
年止，部署了四个防御体，第二次打击能力大大增强[1]168-169。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逐步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把火箭核战争作为唯一作战样式，而把局部战争和常规战争仅仅看做是一种暂时的、过渡的作战样式的观点，确立了战争的样式既可能是核战争，也可能是常规战争，既可能是世界大战，又可能是局部战争的思想，并由此在军备发展上改变了过去只竭力发展火箭核武器而贬低常规军备的做法，开始强调常规武装力量和核力量的同等重要性。1967年，苏军恢复了被赫鲁晓夫撤销的陆军总司令部，陆军开始增加坦克兵、炮兵和其他专业兵的比重，空军侧重加强对地攻击能力，防空军建成了远、中、近程配套的多层次防空体系，海军向大型化、导弹化与核动力化方向发展[14]。同时，苏联还进一步将“火箭核战略”调整为“核战争制胜战略”，并据此从政治上对西方以及国内关于核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进行了抨击。
由于美苏核力量趋于均势，苏联为维护其相对核垄断地位而逐渐加大了与美国合作限制他国发展核武器的努力。这突出表现在苏联与美国协作促使1967年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核不扩散条约》(苏美于1968年 7月1日《核不扩散条约》开始签字的当日签署了该条约) 。《核不扩散条约》的核心是不扩散(不传播、不生产) 、核裁军、和平利用核能[15]，其重要功能在于加强国际核安全保障，在和平利用核能的同时限制核武器国家的数量。因此，它的产生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定程度上它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新形势下担负核安全保障的任务日显不力的情况下产生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规定，该机构承担着促进和管制核技术的双重责任，其核心功能是作为核材料的接收者、分配者、经纪人和安全保障者。然而，在该机构成立后的早期并没有发挥出这些功能，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把通过双边协议直接向伙伴国提供核援助作为首选，并对交易实施美国自己的安全保障，这样就绕开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美国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核材料落入苏联及其盟国之手。而苏联最初也反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实施过于严苛的安全保障，因为同美国一样苏联也试图以和平利用核能为借口发展自身的核武技术并以核技术为诱饵加强对友好国家的影响，同时也是为了取悦一些把保障监督看做新殖民主义的表现的发展中国家。另外，几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时诞生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机构，以及其他地区性组织如经互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形成了架空态势。
60年代初，由于核武器国家的增多，以及更多的国家看好核能甚至准备发展核武器，美苏对现行核不扩散机制下的核扩散状况作了悲观的预期。为了加强核安全保障，阻止更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扩大原子能机构的核安全保障范围，使该机构充分发挥安全保障的效能势在必行。为了更好地履行其安全保障的职能，1961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建立了第一个范本文件编号为 INFCIRC/26的保障监
督体系。由于古巴导弹事件后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中苏关系业已破裂，苏联担心联邦德国发展核武器等原因，1963年苏联一改常态转而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体系，并且还与美英共同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非但如此，1964年1月苏联与美国各自向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十八国裁军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议程。苏联的议程与美国的有四个相同的主题，其中之一就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65年，苏联与美国在日内瓦都推出了关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草案，但是它们的草案内容大相径庭。苏联坚决反对美国在条约草案中试图让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独立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之外。后来，美苏都做了让步，双方同意所有无核武器国家都应该承担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义务，但是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有权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共同缔结相关协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赋予国际原子能机构以核实条约的无核缔约国信守承诺，不把核材料转用于制造核武器的职责。60年代，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通常是按已签署了双边协议的当事双方要求，完成双边协议中规定的安全保障内容。1970年以后，由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已正式生效，最为普遍的核安全保障形式是: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缔约国一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缔结一项安全保障协议，接受其保障监督。
四、追求对美核优势时期(20 世纪 70年代初—80年代初)
《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主要是限制无核武器国家发展核武器，在苏联取得对美核均势、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中美关系改善的背景下，为了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规定的有核国家进行核裁军的义务，响应世界上要求核裁军的呼声，苏联开始与美国在缓和表象下进行在核武器上相互限制的谈判并取得一些成果。在限制美苏战略核武器数量方面的成果有:1972年 5月26日在莫斯科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即《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在减少美苏发生核战争危险方面的成果有:1971年美苏签署的《美
苏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的协议》和1973年签署的《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协定》；在限制双方核试验方面的成果有:1974年 6
月27日到 7月3日美国总统访苏期间两国签署的《美苏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又称《限当量条约》；在为美苏某一领域的核军备竞赛制定规则方面的成果有:1971年美、苏、英三国签署的《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
70年代初，苏联与美国在军控方面一系列条约、协议的签署，使美苏之间的核均势与“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状态用条约形式固定了下来，因为这些条约、协议的共同点是削弱双方的战略防御力量，阻止双方的第一次核打击力量过快增长，确保双方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有效性。这样，“战略稳定”的态势形成了。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军事实力的膨胀以及国际形势有利于苏联的发展，到 70年代中期，苏联的有限扩张战略开始转向“进攻性战略”。1975年10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称: “经济力量和防御力量的加强使苏联胜利地在国际舞台上展开积极的‘攻势’”，“在制定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是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16]。与“积极进攻”战略相适应，苏联在对美达到核均势并与美国以条约形式把这种均势固定下来以后，开始努力追求对美核优势。“苏联人认为只有一方对另一方拥有明显的优势的状态才是真正安全的状态。欲使他们感到安全、欲使平衡保持稳定，不平衡必须有利于苏联方面。”[17]《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都主要规定的是苏美战略核武器增长的最高限额，这些限额往往高于苏联包括美国所实际拥有的战略核武器数量，而且条约对美苏提高战略核武器的质量留下很大余地。而此时苏联在战略导弹的数量和总当量上已经超过美国，所以在维持数量和当量优势的同时，提高质量成为苏联发展核武器的方针。导弹的机动化和多弹头化成为苏联核武器发展的方向，苏联着重从提高分导
能力、生存能力、突防能力、命中精度，缩短发射时间等方面入手，力求缩小与美国的质量差距。苏联从 70年代初开始大力发展分导式多弹头导弹，1975
年开始对 SS-17、SS-18 和 SS-
19 等型分导式多弹头导弹进行实战部署。虽然苏联在洲际导弹质量，主要是命中精度和分导技术上仍落后于美国，但在数量、投掷重量和弹头当量上已占优势。苏联从1978年开始部署 D 级核潜艇。1982年又部署了台风级巨型核潜艇，该潜艇水下排水量为 2. 5 万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型潜艇，每艘装备 20 枚射程为 8 300 公里的 SS-N－20 型潜射导弹，每枚导弹携带12 颗威力为 20吨当量的分导式多弹头。70年代末，苏联试制成功一种被北约称为“海盗旗”的新型战略轰炸机，该机在高空的时速超过 2 马赫，续航能力在 7 000公里以上。1977 起，苏联还以每周一枚的速度在东欧大量部署 SS- 20 型机动中程导弹
[1]84-85。苏联在太空武器和第三代核武器的研制上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到20 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核弹头总数已经增加到 7 000 枚。”[18]82
在这一时期，由于依然致力于限制他国发展核武器，苏联在核不扩散机制中的核出口管制领域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已经生效后的1971年 3月，核材料及设备供应国或潜在供应国聚在一起讨论并阐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出口管制方面条款的具体含义和要求。这次会议是“桑戈委员会”的起源。瑞士教授克劳德·桑戈是首任会议主席，委员会因之得此名[19]。该委员会又称“核出口国委员会”。1972年，委员会就基本谅解达成了一致。但是由于苏联方面的耽搁，委员会等了两年以后才以两份单独的备忘录的形式把谅解公诸于世。备忘录所注日期为1974年 8月14日[20]。这表明，作为核超级大国的苏联，对桑戈委员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苏联还积极参与了另一个由于下列事实的存在而建立起来的核出口管制机制: 印度1974年 5月的核试验、欧佩克抬高油价致使各国对核电的兴趣增强、法国和德国正努力向第
三世界国家出售浓缩和后处理设备[21]。上述情况的发生引起了美英和苏联等一些核出口国的担心。苏联同加拿大、法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美国等七个主要核出口国从1975年起在伦敦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加强核出口管制问题，并于
1976年制定了比桑戈委员会更为严格的核出口管制措施。它们被外界称为“伦敦俱乐部”或“核供应国集团”。桑戈委员会和核供应国集团都是非正式组织，它们所做的在核出口管制方面的决定对成员国没有法律约束力，只是对各国制定核出口政策起指导作用。
五、力求维持对美核均势时期(20 世纪 80年代初期—1991年)
1981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决心重振美国国威，加大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的力度，力争取得战略优势。由于当时美苏核力量均衡、核武库巨大，核武器的杀伤力、命中精度、机动能力和隐蔽性等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因此单纯改进海陆空“三位一体”战略核武器的质量或增加数量都难以获得比较稳定的战略优势。建立在这种高水平上的核僵持，使美苏双方在冲突中只能在核报复或投降之间选择。在这种情势下，要取得战略优势只有加强战略防御力量。1983年 3月23
日，里根提出被媒体称做“星球大战计划”的“战略防御计划”。而苏联自 20 世纪 70年代后半期以来，特别是入侵阿富汗后，对外扩张和军备竞赛的包袱越来越重。20 世纪 80年代初，美苏力量对比出现不利于苏联的态势。早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末期，苏联就表现出转攻为守的政策倾向，提出了军事缓和的倡议。1982年 3月，苏联宣布单方面停止在欧洲部署 SS-20 型导弹。由于二战中惨遭德国的突然袭击、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质量上的缺陷以及美国从未正式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等原因，苏联一直没有对外正式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在1982年 6月15日第二届联合国裁军特别会议上，苏联做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
诺[22]。苏联同时建议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签署“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协定，但遭到拒绝，因为西方国家认为在苏联的常规武装力量占有较大优势的情况下，签署这样的协议是用另一种方式保证了苏联的优势。
1985年，与里根第二任期的开始几乎同步，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面对日益恶化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戈尔巴乔夫逐渐形成了以“新思维”为理论基础的对整个国家进行全面改革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内涵集中于两大方面: 在对内政策上，批评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提出要将苏联建设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以“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为核心的外交政策新思维。以此为基础，在对待战争问题特别是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否定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主流观点，而认为战争不再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即暴力手段的继续，核大战中不可能有胜利者，防止战争是苏联军事战略的首要任务[23]。戈尔巴乔夫要求保持一支执行防御任务的“合理足够”的军队，谋求与美国保持低水平均势。戈尔巴乔夫认为真正的安全是同等安全，它不是由高水平的战略平衡来保证，而是由排除核武器和其他种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最低水平的战略平衡来保证的。
在戈尔巴乔夫“合理足够”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在核军控与核裁军政策方面改变了以往的僵硬立场，为与美国达成妥协做出较大让步。苏联核裁军的积极态度直接导致1987年12月美苏两国签署《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即《中导条约》。1990年，苏联同美国签署了《美苏关于不扩散的联合声明》，表达了苏联对其曾批评过的《导弹技术控制机制》的支持，并号召他国把握该机制的核心精神，遵守该机制的指导原则[24]。1991年 7月31日，美苏正式签署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该条约对美苏战略核武器的发展给予了某些限制，并首次对战略武器的数量削减做了规定。
苏联一方面与美国进行裁军谈判削减多余和过时的核武器，实现两国低水平核均势，从而减轻核竞赛造成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在里根政府军备竞赛的压力下，为了维护其超级大国地位，没有放慢改善其核武库质量的步伐。为保住自己与美国战略核力量的大体均势，苏联也极力推进战略攻击核力量和战略防御系统的现代化，开始进入建立攻防兼备型核力量时期。在战略核力量方面，苏联继续改进第四代洲际弹道导弹，并部署了SS- 24 和 SS- 25 型第五代洲际导弹，研发了“台风”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图-160 战略轰炸机(北约称“海盗旗”) 和远程巡航导弹。在战略防御领域，继1983年美国出台“战略防御计划”后，苏联制定了相应的军事反制计划，并为之专门拨款 40亿卢布。苏联改进了“橡皮套鞋”反洲际弹道导弹系统，使其具备了基本的初始作战能力，并于
1985年10月成立宇宙技术总局，主管研制和利用宇宙技术设备工作[18]84。
1986年 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重大事故。该事故不但在苏联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而且也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安全工作提出新的任务和挑战。该事故使一些国家的核电站建设放慢了速度或干脆终止，甚至促使一些国家拆除了已有的核电站。事故发生后苏联积极与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处理事故后果，调查事故原因。1986年 8月，来自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核权威人士召开专家会议，调查事故的原因、事故产生的过程，并讨论为加强其他核电站的安全而应采取的措施。此次会议表明苏联权威人士态度的重大转变，他们自由坦诚地讨论反应堆设计和操作程序上的缺陷，以及苏联在核安全理念上存在的严重不足。这次会议对苏联政府所提倡的“公开性”是一个突破[11]108，200。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国际社会制定了《核事故及早通报公约》和《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下援助公约》，并分别于1986年10月27日和1987年2月26日正式生效。在1988—1989年间，世界上的核电站管理者们成立了一个协会，旨在通过加强它们之间的信息联系和
交流促进核电站的安全运行。该协会的名称为《世界核工作者协会》，其总部设在伦敦，首次会议于1989年 5月在莫斯科召开。
六、结语
从苏联的核政策和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发展历程来看，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而且在这种相关性中，苏联的核政策起主导作用。之所以起主导作用，是因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演变决定于两组矛盾: 美苏矛盾以及美苏同其他国家的矛盾。而在这两组矛盾中，苏联或者独立作为矛盾的一方，或者作为矛盾一方的两个要素之一。总之，苏联的核政策反映了这两组矛盾的矛盾状况，因而主导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发展。冷战时期，国际机制特别是国际安全机制是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背景下美苏之间角逐的产物。正如美国学者指出的: “不管在联合国组织的框架内谈判出什么样的国际协议，实质上都将是美苏之间达成的，因有其他国家参与而得以加强的协议。”[25]
那么上述两组矛盾是何以产生的呢? 上文的分析表明，是美苏的对抗。一方面是美国霸权主义的结果。美国为了建立世界霸权首先制造并使用了核武器，为了巩固其霸权地位，美国非但没有彻底销毁核武器而且还设法维护其核垄断地位。另一方面，苏联为了消弭来自美国的安全威胁很快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而这又让美国感到不安全。这样“安全困境”产生了，美苏开始了愈演愈烈的核军备竞赛。美苏的霸权主义又使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产生了连锁反应: 美苏霸权主义下的核军备竞赛→中法发展了核武器→印度甚至联邦德国试图发展核武器→巴基斯坦试图发展核武器。同时，不少中小国家反对核武的声浪高涨。
冷战结束后，美苏矛盾消失了，但是美国霸权主义却更加大行其道。为追求绝对安全，美国一意孤行地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与此相应，公开宣称紧急情况下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这加剧了国际核扩散的态势。因此，冷战结束后国际核
不扩散机制面临严峻挑战，世界依然不太平。有鉴于此，各国应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严格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与他国的关系，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为指导，努力摆脱安全困境，为建立“和谐世界”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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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苏联霸权主义的根源 刘克明 二十几年来，国际形势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苏联发展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超级大国。它凭借自己的强国地位和军事实力，干涉、控制、欺负、威胁别的国家，甚至公然出兵侵略别国。它还在世界范围内加紧全球战略部署，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这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愈演愈烈，成为世界不安宁和动乱的主要根源。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今天世界人民最重要的任务”。因此，研究苏联霸权主义政策的根源，探讨主要有哪些因素推动和影响这个国家的领导奉行霸权主义政策，在当前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的和现实的意义。 如果从十月革命后苏联对外政策发展的历史来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到，苏联对外政策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而最后形成为今天苏联的全球霸权主义政策，是有其历史的、思想理论的、以及社会、经济的根源。本文试图就这三个方面作一些粗浅的分析，供大家讨论。 一、历史根源 苏联霸权主义政策有它深远的历史根源。这就是沙皇俄国的扩张主义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历史传统影响。 在历史上，历代沙皇在三百多年时间中，不断向外扩张，进行侵略战争，蚕食周围邻国的国土，使俄国成为地跨欧亚两洲的以大俄罗斯民族占统治地位的多民族的大帝国。非俄罗斯民族处于被压迫地位，沙皇俄国变成“各民族的监狱”。这种状况，使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扩张主义不但在俄国社会上有深刻影响，而且也不可免地影响到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影响到苏共党的某些领导人。沙俄历史传统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而关键问题是共产党人能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同这些旧的历史传统影响彻底决裂。 伟大列宁是同沙俄反动的历史传统彻底决裂的典范。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立即实行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宣布废除沙俄同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他要求特别坚决地反对俄罗斯共产党人的大俄罗斯帝国主义思想和沙文主义思想(有时是不自觉的)的残余”1；并宣布要“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2。他清醒地看到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在党内的深刻影响，并不断同党内的这种错误倾向和表现进行斗争。但是，列宁去世过早，他的民族平等和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思想和政策没有得到很好贯彻。 到了斯大林时期，苏联为了对付资本主义包围和战争的威胁，从三十年代起，强调对苏联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无疑是有必要的。可是，由于斯大林为首的一些苏联领导人没有能够自觉地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思想影响彻底决
立场文件 代表：王景行丁悦 学校：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国家：巴西 委员会：裁军及国际安全委员会 议题：核不扩散 核武器是破坏力最大的杀伤性武器，无疑是对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虽然已签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国际公约限制核武器，但当今核问题仍层出不穷，部分国家为了自身国家军事外交地位，不惜发展核武器，并进行核试验，严重威胁了核不扩散的形势和当今世界局势的稳定。 巴西作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之一，积极参与国际核不扩散的各项行动，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致力于不扩散核武器和核裁军事业。我国于1996年签署、1998年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同年还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条约的参与国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国，我国积极帮助消除核威胁，削减核武器数量，参与斡旋伊朗核问题，主张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现有核问题。 我国一贯主张不扩散核武器，遵守和不扩散条约，和平利用核能，愿意与其他国家共同监督和防止核不扩散，履行应尽的义务。 我国政府在此做出承诺并提出建议： 1.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其他批准生效的关于核不扩散和核裁军的条 约与协议，倡导各国相互监督。 2.积极磋商，加快《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条约的批准生效和签订，进一步限制 和严格和不扩散的监管，推进国际无核化进程。 3.维护本国和平使用核能的权利，发展民用核电站技术，同时加强本国自身核领域 的监管，努力做到公开化、透明化。 4.主动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其他组织的监督与检查，并参与完善监察机制，实时 有效地进行监控各国核的利用。 5.对于潜在的核武器拥有国和发展国，联合国应加大监察力度，增加检查次数，并 加强有关惩罚措施，包括经济制裁等措施。 6.有核国家应积极谈判，尽快达成削减核武器数量、进行核裁军、建立沟通对话与 监管机制方面的一致。 7.有核国家不应在地区问题、国际问题中过度使用核威慑，对于无核国家应给予尊 重，以国际利益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为重，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8.各国应积极开展合作，在民用核能领域相互扶持，互利共赢，有核国家应给予资 金、技术、设备等方面的援助，帮助无核国家发展核电站、核能科学研究等民用核能计划。 我国政府将坚持以上承诺，参与核不扩散的相关工作，承担本国责任。在此号召世界各国积极投入核不扩散的进程中，为世界无核化做出应有的贡献，携手合作，解决现有的核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消除潜在威胁，为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而努力。
苏联解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摘要：作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成立与成长一度让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追捧和瞩目。然而，这样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强大国家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一夜之间宣布解体。苏联的解体无疑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这种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强大国家自我解体的现象，非常值得人们去探讨。苏联解体的内在原因到底是什么?美国对苏联进行战略遏制、经济封锁是苏联解体的外部原因，而苏联执政党内部矛盾的凸显进而加剧苏联国内经济困难并引发一系列问题，是苏联解体的内部原因。本文着重从经济的角度对苏联解体进行思考，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路径，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以期获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苏联解体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启示 一、苏联解体的历史原因探究 1.基于政治角度的思考 苏联解体原因历来有很多争论，比如存在“经济没有搞好说”、“民族矛盾决定说”、“军备竞赛拖垮说”、“外部因素决定说”等，而当前比较盛行的是把其归结为“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说”。1 “斯大林模式”，即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相当部分的学者认为，这种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以及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斯大林模式在战时取得快速建设国家基础设施和重工业的伟大成绩,并抵抗且击败了法西斯德国。但是，这种僵化的模式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就显现出了极度僵化的缺陷，并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再加上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教条主义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不认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急躁冒进、急于求成。最后,叶利钦利用这些矛盾蛊惑人心,号召群众,拉拢帮派,大造声势,终于达到了搞垮苏共的目的,使苏联亡党亡国。 2.基于经济角度的思考 政治的失败，很多时候有其经济根源。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苏联工业化时期形成的。当时苏联所处的军事、政治异常严峻的历史环境使得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隐藏着许多矛盾。 首先，国家通过强制性手段建立了国家所有制, 又人为地加速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转化。用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作为管理和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排斥市场竞争，忽略商品价值和货币关系, 而把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产量任务作为企业生产的经营活动的根本目标和衡量其工作结果的尺度。计划一经制定, 就成为 1参见李慎明《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科学社会主义2011 第4期
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 学院： 姓名 学号：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发展，需要有领导的正确引领，也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曾经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突然之间瞬间崩溃。苏联的迅速解体轰动了全世界，给大部分国家敲醒了警钟，苏联的解体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时间积累形成的。苏联解体是当代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史的一个重大事件，苏联解体的原因和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进行深刻的研究和学习。 苏联解体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联解体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有外因，也有内因。对苏联解体的思考，要综合各种原因，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对我国乃至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苏联解体的原因 1.主观原因 （1）苏共的高度集权 一直以来，苏共在国家的日常管理工作上投入过多，以此形成了党政不分的一种情况，苏共将国家和社会事务纳入自己的权力之内，以党代政。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国家的政治领导能力下降。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尤其是在国家的政治领导方面，共产党必须对其履行职责，因为党是代表全国人民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管理，用手中的政权去进行政治统治。像苏联共产党内这样个人专断的统治行为，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法治，使之与群众逐渐脱离，除此之外，他们也使党内的机关和组织变成了自己的组织，完全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2）僵化的理论思想 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完善其体制，但凡发现错误的迹象及时修正，那么苏联的悲剧也不会发生了。思想理论是作为意识形态在国家内部进行传播，而意识形态决定了国家发展的趋势，但是苏共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理论思想以及对其理论的教条看法，严重的影响了国家内部的发展。在列宁去世以后，苏共的领导人员把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这个过程简单化，从本本主义出发，将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实现过程的阶段教条化，这种形而上学的做法完全摈弃了现在的生活。同时，斯大林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他只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就得出资本主义已经陷入“总的和根本的危机”，危机必然以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告终的“总危机”理论。 （3）党内民主的缺乏
苏联建国初期经济迅速发展原因初探 李心华 2012-1-7 10:51:20 来源：《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4期苏联建国初期(自十月革命胜利至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在列宁、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物质条件，为后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拟就苏联建国初期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一、一旦条件与时机成熟，就立即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抓住这个孟点不放松。 在共产主义政党领导人民群众夺得了国家政权以后，在什么条件与时机下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前途的重要问题。列宁的理论及苏联建国初期的实践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就提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1917年12月，在列宁建议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法令，在人民委员会下面设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便对国民经济实行有计划的管理，调节生产和产品分配及工业拨款，组织好社会主义生产。各大区、县也设立了相应的经济委员会，逐步把经济管理权集中到苏维埃政权手里，为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1918年3月初，经过列宁的努力和斗争，苏维埃政府终于接受了德国提出的苛刻条件，与其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了战争，东得了一个宝贵的喘息时机，来着手恢复国民经济，加速建立红军，加强工农联盟，以巩固苏维埃政权。3月下旬，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中指出：无产阶级一经获得夺取政权的胜利，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管理国家。而此
欧盟农产品进出口政策解读 文章来源：中国县域经济报 编者按：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持续增长，2005年农产品出口达到272亿美元，居世界第五位。但是国际农产品市场瞬息万变，多边农业贸易规则和各国农产品贸易政策不断调整，进口检验检疫要求和技术性贸易壁垒持续增加。 目前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近1.8万家，其中年出口金额1000万美元以上的不足500家，而年出口低于100万美元的中小企业超过1万家，占全部出口企业总数的70%以上。这些企业特别是县域中小企业进入农产品出口市场时间短、经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信息渠道不畅，特别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农产品出口政策、市场方面的信息。 为帮助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及时迅速准确掌握国际农产品市场信息,帮助企业开拓农产品出口市场,从本期起我们陆续刊登国外农产品进出口政策和信息。 农业生产情况 欧盟土地资源丰富，食品的生产可以自给自足。2005年，欧盟农业和渔业的产值只占其GDP的2.5%，但欧盟仍然是一个主要的食品出口地区，也是世界最大的食品进口地区。 25国食品及农产品进口占所有商品进口的比例为6.4%，食品及农产品出口占所有商品出口的比例为6.5%，进出口大致相当。但欧盟25国进口额总体上大于出口额，2003年的贸易逆差为21.59亿欧元。 欧盟农业生产具有多样性的特点，生产的主要农产品包括家畜、谷物和奶制品，这三类产品的产值占到欧盟农业产出的近一半。另外，其他重要的农产品有葡萄酒(是世界上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地区)、新鲜蔬菜和水果、蛋和禽等。大田作物的种植在欧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包含的范围很广阔，主要指一些重要的一年生作物，包括小麦、大麦、玉米、黑麦、菜籽、向日葵、豌豆等。大田作物的种植占了欧盟耕种面积的40%。1992年以来，大田作物被列入欧盟基于面积的支持体系，也适用于对退耕土地的“休耕”措施，对大田作物的支持是欧盟预算中最多的一项，因此，也是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中影响最大的。欧盟谷物产品的内部价格高于世界价格，导致了欧盟对谷物产品提供大量的出口补贴。 近年来，欧盟有机农业发展非常迅速。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消费者对健康和营养的日益关注及其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欧盟的有机食品市场开始发展起来。当前，欧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有机食品消费市场。 农村发展政策 农村发展问题是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一个大的部分。欧盟预算增加的部分也主要用于农村的发展。欧盟扩大后，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而农村地区覆盖了欧盟90%的区域，这使得农村发展成为欧盟基础性的重要政策。当前欧盟的农业政策已经从支持农业生产转向对生产者的直接支付，面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致力于食品安全、食品品质、产品多样性、动物福利、良好的环境、保持自然和乡村景观。 欧盟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 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是通过共同市场组织、产品共同价格制度、欧洲农业指导和保证基金EAGGF得以实施的。具体来说，就是对内统一农产品市场和价格、建立共同农业基金、对农产品出口予以补贴；对外则设置随市场供求变化而调整的差价税、配额等贸易壁垒，使欧盟农业免遭外部廉价农产品的竞争。这些机制一方面为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提供了
代表：XX 学校：XX 国家：德国 委员会：联合国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 议题：核不扩散 主席团及各国代表好，我们是德国代表。我国是无核国，并且坚持认为核武器不应该继续研发，核能源的使用也应当加大控制，在无核问题方面我国做了很好的表率。3月日本核泄漏事故令全球陷入核问题的危机之中，核能源使用疏忽也会给人类文明带来许多破坏。我国共有17座核电站我国能源供应中有25%来自核能，对于我国来说无核着实是一个挑战。但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依从人民意愿，我国总理默克尔今年5月30日正式宣布，德国将在2022年前关闭所有核电站，从而成为世界首个彻底放弃核电的发达工业国。不过，为了防止新能源开发不能及时跟上、出现能源短缺，所以其中3座核电站可以延期使用一年。作为环保中的积极分子，我国也是最坚决执行《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在减排方面起着模范作用。关闭清洁的核电站，对环保也是一个挑战。我国目前除了在提高传统能源的利用效率方面下工夫，还大力发展太阳能和风能，积极应对废弃核电与节能减排之间的矛盾，从各个方面为全面无核做准备。我国对于无核问题表示支持，并已付诸行动，全力配合。 核不扩散全方面的达成需要长期的持续以及各国的支持，并分步骤循序渐进。根据国际形势，我国提出以下几点初步的努力方向及要求： 1.坚持《核不扩散条约》以及其他已通过的各项决定和条约。限制已签约《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随意退约，并且对违反规定的国家实行惩罚性制裁，在多次警告无效后，一周内进行外交孤立，经济封锁。 2.我国会依从人民意愿，坚持民主，反对核武器，尽力减少核能源的利用并努力开发更多清洁新能源。 3.要求有核国家削减核武器数量并禁止有核国家以核武器威胁无核国家；有意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停止发展核武器，有核电站的国家削减核电站的数量。 4.防止核武器和核材料的非法贩运，反核国家联盟建立一个多边监督机构，加强国际核不扩散系统。 5.要求有核电站的国家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监督以及检查并完善和的开发与利用。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应制定相应的条款规定拥已有核武器国家的核上限，对有意向的国家进行条例上的限制。 6.对于焦点国家朝鲜进行督促，使其放弃核计划，并相对给予能源、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7.建议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进行交流加强合作，为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 我国呼吁对核问题的严肃处理。作为有核国家应考虑到一场核战争将使全人类遭受浩劫，因而需要竭尽全力避免发生这种战争的危险并采取措施以保障各国人民的安全，制止核武器的扩散；作为无核国家需要合理运用核能源，减少甚至消除核能源对人类的危害。望各国能遵守核不扩散条约，达成一致，加强各国间交流合作，向着无核世界迈进。阻止核扩散并最终销毁核武器，应该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任务。 以上是我国立场，谢谢。
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我们应该如何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 1991年12月25日，苏联，一个拥有着2241万平方公里领土面积，一个拥有2.8亿人口，一个拥有两千万共产党员的百年大党，一个曾经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苏联解体之后这20余年来，作为与之意识形态类似、国情社会构架相近的中共也以各种视角解读这场重大的政治变动。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一个当时世界第二强国忽然间就土崩瓦解了呢？从苏联解体中我们到了怎样的教训？我们应该如何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 通过课堂老师的讲解和在网上的查阅学习，我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是有多重因素的，但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窥探一二。 一、苏联东欧国家历史上长期积累的问题是深层次的原因，为解体留下隐患 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大量提拔亲信，苏联政坛形成了以勃列日涅夫为核心的特权阶层。贪污、盗窃和将国家财产据为己有的现象非常普遍，行贿成风，生产效率低下。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后半部分，被称为苏联的“停滞期”和“僵化期”。贪污腐败的盛行不仅给国家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对苏共党风以及社会风气也产生了极大影响。此时，苏联已经积重难返。 二、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直接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他试图扭转这种停滞僵化的局面，进行了非常激烈 的革。为了缓解经济困难，他首先进行经济改革。但是这些改革措施，缺少宏观决 策和相应的配套措施；加上戈尔巴乔夫仍没有放弃苏联的传统做法，继续优先发展 重工业，致使经济不断滑坡。在经济改革没有迅速取得预期成果的情况下，1988 年起，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领域，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人
苏联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和后果 王金存 2012-1-6 14:34:11 来源：《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3期从1957年赫鲁晓夫发动“工业建筑业管理改组”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推行企业的“三自一全”，苏联的经济改革历时30余载，其间提出过不少改革方案，但无不以失败而告终。这失败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改革长期推不动，陈腐的经济体制始终难以破除，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种种矛盾越积越深，乃致激化，酿成严重的经济危机；二是为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使改革越出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轨道，变成了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荃础。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择其要做一初步分析。 一、对旧体制的基本矛盾缺乏深刻的总体认识，改革没有明确的目标模式 苏联的旧经济体制基本上是在30年代工业化时期形成的，产品经济观是其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由于理论和实践多方面的原因，从苏维埃经济创建之始，俄共(布)就把商品货币关系、市场与社会主义经济对立起来，认为商品、货币、市场、贸易等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与社会主义经济不相容，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必须随之将其铲除。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明确规定：要“准备消灭货币”，“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朴贸易”[1]。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理论家们则纷纷论证消除商品货币关系，建立产品经济或自然经济的必要性。例如，1919年波格丹诺夫写道：“社会主义的墓础不是交换，而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与消费之间没有买卖市场，只有有意识的系统的、有组织的分配”。瓦尔加指出：“应当以生产价值的量度单位来代替陈腐的完全无效的货币核算”。布哈林在其著名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中也说，“经济过程的理论面临着过渡到自然经济思维的必然性”。
代表：杨智超、宋业平 国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学校：青岛理工大学 委员会：联合国第一委员会 议题：核威胁与核不扩散 经过多年的努力，国际社会在防止核扩散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建立了防核扩散的全球机制(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多边机制(如核供应国集团、桑戈委员会)、双边机制(如《战略武器限制条约》《战略武器削减条约》)，实现了一些有意义的战略核武器削减，推动了核不扩散国际共识的形成。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在于各国认识到了核扩散的重大危害，相信军控与不扩散制度建设有效并且有益，而且威胁来源单一并且相对可控。 伊朗一贯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若干规定。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约国，伊朗承诺对此条约的义务，并始终贯彻执行。但根据对该条约，缔约国也有权按照条约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规定，不受歧视地为和平目的进行核能的研究、生产和利用。同时，伊朗希望国际社会对伊朗核计划专属和平性质的信任进行恢复，使伊朗核计划将受到与《不扩散条约》无核武器签约国相同的待遇。 在伊朗看来，美国对以色列实际拥有核武器的支持，以及美印之间关于核合作的条约，都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对“民主国家”和盟友，完全可以罔顾以色列和印度不是《核不扩散条约》签字国的事实，对其发展核工业乃至核武器开绿灯，不惜一再破例；但对伊朗这样身为条约签字国的国家，仅因为其同美国不和，就可以被剥夺利用核能的权利。在西方世界的双重标准下，自主开发核能乃至最终造出核武器成为伊朗维护国家民族尊严和安全的虚实双重保证。 回顾联合国2006年12月23日的第1737号决议，2007年3月24日的第1747号决议，以及2008年3月3日的第1803号决议，国际社会对伊朗进行了无数的 在2010年6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6335次会议上通过的1929号决议中，伊朗被严重损害了自身的贸易自由权利以及公民人身自由权利，一些西方国家以伊朗研制核武器和拒不配合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为借口，对伊朗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严厉的制裁。伊朗对此表示深感遗憾，与此同时我们也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在此我们重申，在《联合国宪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框架下，任何国家或组织，都无权干涉我国独立自主的进行用于和平目的的核开发和研究活动。 在国际社会将目光集中在中东地区的时候，伊朗也注意到美国单方面停止销毁核武器的行动，再此伊朗也提醒以美国为首的有核国家，切实落实核武器国家在2000年审议大会的《最后文件》中明确承诺彻底消除其核武库，最终实现核裁军，这是所有条约缔约国在《条约》第六条下作出的承诺。 伊朗呼吁各国通过政治与外交途径，打破现在的谈判僵局。我国曾停止过铀浓缩活动和西方国家进行核燃料交换，但在个别国家武力威胁和经济制裁的压力下，伊朗被迫重启核研究，走自给自足的发展道路。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苏联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种模式，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苏联的迅速崛起并成为世界强国，但总的来说，它其实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1991年12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年之久的红旗落地了，苏共亡党丧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自行解体。苏联解体近20年了，那么苏联的解体对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什么启示呢？ 一、斯大林模式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和扭曲 在长期激烈残酷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分别战胜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新反对派后，发动了高速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和大清洗三大运动，完全改变了列宁开创的新经济政策道路，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1）纵观苏联发展的历史，斯大林模式为苏联的迅速崛起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为苏联的最终解体埋下了永久的祸根，成为葬送苏联社会主义的终极原因。我们可以从斯大林模式的几个特征和弊病来看： 1. 政治上过度集权，缺少民主与法治。突出表现为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同时还包括消灭异己、监控干群、官僚特权、一党专制、以党代政、控制选举、干部任命。具体表现在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软弱低效的监督体制、地位特殊的国家安全机关。（2）这种政治体制实质上是一种专制，完全背离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也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很大的区别。这种政治体制之下，必然造成最高决策层独断专行、权力滥用、践踏民主法治。因此，这种带有高压甚至恐怖色彩的政治体制，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人民当家作主的背离，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扭曲——对敌人的专政变成了清除异己的工具。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专制统治都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而反动的体制是必然灭亡的，只是时间问题。 2. 经济上管得过死，经济成分过于单一，缺乏效率与效益。主要表现在过度集中的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高度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过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过分强调行政手段的经济管理方法，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结构。（3）这种带有严重的官有制色彩的济体制最终的结果是必然违背经济规律，压抑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导致效率和效益低下，也就是发展缓慢或者停滞不前，也必然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 3. 思想文化上管得过严，缺少独立与自由。主要表现在文化团体国家化、领袖言论神圣化、公共舆论一律化。（4）大搞个人崇拜，钳制自由思想，破坏人民通信自由，文化团体和工作者变成了准国家机关和国家代言人，难以独立思考和自由创作。这种文化体制严重扼杀学术自由，阻碍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其实这种文化体制是严重背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也表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已经扭曲了马列主义。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曾经说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被压抑的思想总有一天会像火山爆发一样，不可阻挡。这种单一的思想文化体质必然阻碍理论创新，而一个更缺乏创新的政党，必然会被抛在时代的后面。历史一再证明，没有生动活泼、独立自由思想的社会，很难找到前进的方向和进步的动力。 另外，苏联在对外关系上大党大国主义盛行，对外盛行大国沙文主义和输出革命，而且国内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形式上高高在上，脱离人民群众，不了解人民所思、所想、所欲，本质上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解决人民群众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绝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构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扭曲和变形，正是由于这种僵化的体制存在着自身和无法克服的弊端，再加上它的执行者不愿意也没能力对它进行革新，因此苏联的解体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苏联解体尽管原因复杂，但不能
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的经验和教训 苏联解体已近十五年了，但是关于“苏联解体经验教训”这个问题的讨论仍不失现实意义，特别是苏联解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哪些经验教训和借鉴意义。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只有找到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才能真正汲取其教训。 1989年至1990年，东欧局势发生了激烈的动荡，急转直下的政局变化，令全世界为之瞠目。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波兰、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纷纷易手。执政40多年的共产党、工人党纷纷下野。伴随着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东欧国家的剧变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各国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一，历史原因。二战后，东欧八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了对抗美国的冷战攻势，苏联强使东欧国家在内外政策上同它保持一致。在政治上，苏联要求东欧各国的执政党按照它的旨意部署行动计划；在经济上，苏联的经济体制成为可奉行的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二，改革失败。经济改革没有突破旧模式的框架，成效不大，东欧各国的党和政府最终脱离了群众，这是东欧各国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第三，关于外部原因。首先是苏联方面的因素。二战后，苏联对东欧国家的高压控制。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对苏联的衰落进行战略收缩，苏联对东欧的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戈尔巴乔夫为了缓和同美国与西欧的关系，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和平演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基本战略。80年代初，西方国家加紧了这一战略的实施。在东欧剧变过程中，西方国家进一步协调行动，采取了利用各种传媒，宣扬西方价值观念，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苏联和西方的因素，是东欧剧变的重要原因。 1991年8月14日，苏联公布了《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条约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这一条约的签订，不仅意味着苏联国家体制将面临重大变化，而且意味着对民族分离活动的让步和认可、苏联瓦解的开始。苏联的解体，既有其长期的历史原因，也有其复杂的现实原因。第一，关于历史原因：苏联“体制上的弊端和政策上的错误”，长期存在的不适应商品经济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积重难返的突击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不健全；民族政策中的错误；对外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和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政策。第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造成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纠正体制上的弊端和政策上的失误，其宗旨应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路线和政策之所以造成混乱和苏联的最终解体，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改革的指导思想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第三，关于外部原因。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应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和平演变”战略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掉以轻心的。其二，西方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所凭借的，归根结底是其所拥有的经济实力。 只有从苏联解体中汲取教训，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借鉴意义，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此，我认为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和借鉴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2021届高考历史二轮复习经济史选择题专练 专题六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真题回顾】 1.1920年,莫斯科最大的集市被取缔,随后全国各地的集市买卖都被查禁。供应城市的粮食约有一半是由“背口袋的人”从农村背进城里的,“背口袋的人”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 A.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B.新经济政策的出台 C.农业集体化运动全面推行 D.斯大林模式的确立 2.1921至1922年苏俄农民要上缴的实物税有18种。1921年苏俄约有79个省级行政单位，完税后能实现自由交换和买卖粮食、饲料的省份，约占总数的一半多，而能够自由交换和买卖马铃薯、干草的省份各只有16个。这反映出，新经济政策实施初期（） A.余粮收集效果良好 B.数省保持经济独立地位 C.农民税收负担较重 D.农民无权支配税后粮食 3.下表为1928年和1932年苏联在农业春播中使用不同播种方式的情况。这反映出苏联() A.新经济政策对农业影响有限 B.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 C.农业集体化基础相对薄弱 D.工业化发展阻力较大 4.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讨论通过了七年经济计划，规定7年内工业生产总值提高80%，其中发电量、钢铁产量都要求成倍增长。这反映出七年经济计划() A.未能摆脱斯大林模式 B.是应对马歇尔计划的举措 C.是新经济政策的延续 D.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 5.下表是苏联1970年计划完成情况(单位:吨)。由表可以说明当时苏联()
A.经济发展的问题积重难返 B.经济政策保持了连续性 C.经济改革的重点转向农业 D.社会生活需求发生变化 【提升训练】 1.俄国学者米格拉尼扬说,在确定新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间,占优势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俄国应当走一条不同于欧洲的现代化道路,以便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一个强盛的世界大国后解决肩负的救世任务。”由此可以推知,当时俄国() A.全面的工业国有化即将实施 B.广大农奴获得自由和土地 C.粮食税逐步取代余粮征集制 D.筹划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 读上表可知,有关苏联新经济政策废止原因的不同认识() A.说明新经济政策弊端远大于意义 B.影响了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 C.反映了列宁晚年复杂矛盾的心情 D.判明了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 3.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宜称无法再容忍任何“退却”。1924年到1925年间,苏联政府出台了若干措施对小业主加以限制,并于1927年提出了旨在限制富农的政策。这些现象反映出新经济政策() A.不符合苏联的社会实际 B.在实际推行中出现波折 C.动摇了苏联的社会根基 D.是一种暂时性过渡政策 4.1927年苏联爆发粮食收购危机,政府收购的粮食总量只有491万吨,远低于国家需要的820
* 本文为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欧盟外贸法 (欧共体共同商 业政策及其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国家留学基金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结题成果之一。 早在 1993年结束的与奥地利、瑞典、芬兰和挪威的入盟谈判 中 , 农业就被证明是一个尤其困难的方面 , 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给予农业相当普遍的支持。在最近的欧盟东扩中 , 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的农业落后 , 其情况虽与上述国家不同 , 但问题更多 , 主要问题是其庞大的农业人口 , 10个新成员国将会使农业人口增加 2倍多 , 农业面积将扩大 40%多。此时重要的是怎样将农业补贴调低到相对较低的支持水平 , 从而不至于使负担更为加重。参见肖海峰 : 欧盟东扩对欧盟农业的影响 , 载世界农业 , 200112期。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 对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 * 陈彬 摘要 :本文分析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各个阶段改革对环境保护的不同规定 , 以及WT O 新一 轮农业谈判中欧盟有关环境保护的提案 , 并进一步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环境因素的关注进行思考 , 最后总结欧盟在此领域的改革和实践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 ; 农业协定 ; 环境保护作者简介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 430072中图分类号 :F350. 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871(2008 02-0041-06 引言
农业政策一直是国际贸易规则难以进入的禁区。虽然乌拉圭回合达成了趋向自由贸易的农业协定 , 对各国国内支持也形成了一定的约束 , 但国内支持政策的庞杂、利益集团的立场分歧等诸多因素使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依然命运堪忧。 在主要发达国家 (国家集团和农业出口大国 (国家集团中 , 欧盟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前列 , 在全球农产品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而欧盟关于农产品对外贸易的规则主要是在其共同农业政策 (Comm on Ag ricultural Po licy, CAP 框架内决定的 , 受该政策的支配。 毫无疑问 , 欧盟农业取得今天的发展 , 其共同农业政策功不可没。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是欧洲一体化得以起步并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以政府干预的有力手段 , 长期维持着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均衡。 , 在的弊端以及在实践当中所带来的问题。首先 , 共同农业政策在其存续期间遭受的最大的批评在于该政策的实施导致欧共体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欧盟东扩也给共同农业政策带来了极大的 压力。 欧共体与 WTO 进行的促进农产品自由贸 易的谈判也对共同农业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 , 在欧共体内部的一些领域也存在着现实的危险性 , 有可能加剧粮食和农业失衡 , 如消费者对食物质量和安全产生了不信任感等。最后 , 保护关税限 41 德国研究 2008年第 2期第 23卷总第 86期 D eutschland-Studien 制了美国农产品的大量进口 , 从而加深了欧共体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些问题实际上导致共同农业政策今后的重大改革。
规范说服与精英弃核决策评核不扩散规范国家 为何选择核克制精编 Document number：WTT-LKK-GBB-08921-EIGG-22986
规范说服与精英弃核决策 ——评《核不扩散规范：国家为何选择核克制》 颜琳 摘要冷战结束后，核武器为何没有像现实主义所预测那样快速地扩散。在分析和总结现实主 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对核不扩散问题研 究成果与不足的基础上，鲁布利在《核不扩散规 范：国家为何选择核克制》一书中提出的问题是： 为什么有核能力和核意愿的国家会选择核克制，放 弃发展核武器作者的核心假设是：由规范和观念构 成的国际社会环境有效地说服了国家精英的弃核决 策，并进一步说明了规范影响精英决策的过程、机 制与条件。尽管作者的研究具有理论创新与政策意 义，但是仍然需要认识到规范说服只是精英弃核决 策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充分条件，同时还需要 注意规范兴起与传播的历史背景。 关键词规范说服精英弃核决策核不扩散
目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简称《条约》）是世界 上最普遍的裁军条约，拥有187个成员国，但印度、巴基 斯坦、以色列、朝鲜（朝鲜于1985年12月12日加入《条约》，于2003年1月10日宣布退出）仍然游离在外。以《条约》为核心，核不扩散机制①不断发展壮大，这既是国际社会认同的结果，也使得核不扩散规范的国际法律效力 大大增强。冷战结束后，核不扩散条约及其核不扩散机制 遭受了来自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气候变化等因素的 挑战。②但是绝大多数的国家还是较好地遵守了《条约》及其规范，有些国家甚至在拥有核武器之后又自动地放弃和 销毁已有的核武器及相关技术设备。③ 然而，绝大数国家遵守《条约》这一事实并没有得到 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玛利亚·罗斯特·鲁布利(Maria Rost Rublee)重点研究95%的国家遵守《条约》和 弃核决策的原因。鲁布利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有核能力 * 颜琳，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2009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37）。 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1970年生效，并在许多发展中国出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考虑和力推下，于1995无限期延长。核不扩散机制主要包括：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为核心，及其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支持的、由多边和双边协议、结构和关系相互连结的网络；其他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桑戈联盟（Zangger Coalition）与核供应集团（Nuclear Suppliers Group）所组成的两个非正式、自愿联盟核供应控制机制、6个无核区。参见：Rodney W. Jones and Mark G. McDonough, Tracking Nuclear Prolifer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pp. 14-17; Roger K. Smith, “Explaining the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Anomalies for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2, Spring 1987, . ② William Walker, “Nuclear Enlightenment and Counter-Enlighten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3, No. 3, May 2007, pp. 431-453; Milagros álvarez-Verdugo, “Will Climate Change Alter the NPT Political Balance New Challenges for the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2010, pp. 205-219. ③如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南非。
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对我们的启示 数学科学学院应用数学专业杨龙20104207045 引言： 东欧剧变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波兰。1989年至1990年，东欧局势发生了激烈的动荡，急转直下的政局变化，令全世界为之瞠目。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波兰、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纷纷易手。执政40多年的共产党、工人党纷纷下野。伴随着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东欧剧变之后，又一个超级大国倒下了。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夜，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演说，宣布辞职。苏联从地图上消失了。 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严重挫折，东欧与苏联到底怎么会落到亡党亡国的命运？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苏共的失败？苏共的失败对我们有什么有意义的启示？ 原因： 东欧剧变的原因总结 （一）东欧剧变的内因。 1．历史原因 二战后，苏联对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一直以老子党自居。在苏联大国主义的控制下，东欧各国实际上没有取得独立自主的权利。为了对抗美国的冷战攻势，苏联着意巩固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强使东欧国家在内政外交上同它保持一致。在政治上，苏联要求东欧各国的执政党按照它的旨意部署行动计划、处理各自的内部事务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在经济上，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为东欧各国惟一可奉行的社会主义模式。东欧各国完全背离了各自的具体国情，成了美苏冷战的牺牲品。 2．经济原因 照搬苏联模式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促使东欧各国不同程度上摆脱苏联模式束缚的要求，50～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出现了高潮。但这些改革除了南斯拉夫外，都未涉及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弊端，因而没有对旧体制进行根本改革。以致改革成效不大，经济发展日趋缓慢，甚至出现滑坡。 3．政治原因 由于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官僚主义的滋生膨胀，进而导致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特权和腐败现象出现。经济、政治上的失误和偏差，使各国党和政府的威信低落，其结果是使反对派能够获取相当数量的群众的支持并最终以大选的形式获取政权。 （二）东欧剧变的外因： 1．苏联因素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对苏联的衰落进行战略收缩。据估计，从1972年到1981年，苏联对东欧的贸易补贴总额为1019亿美元。为了甩掉东欧这个经济包袱，苏联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同时，戈尔巴乔夫的东欧政策“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