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权利冲突的概念
了解概念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的研究问题，有的放矢。有学者认为“权利冲突就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同样具有法律上之依据的权利，因法律未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的界定所导致的权利边界的不确定性、模糊性，而引起的他们之间的不和谐状态、矛盾状态。”
①还有学者认为，“权利冲突，是指由同一客体依法衍生的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相互矛盾或抵触的法律模态。”②
笔者认为，权利冲突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权利主体针对同一客体，依据各自所主张的正当权利所产生的矛盾。这里的正当权利包含两层意思，合法及合理。从以上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以上两个作者均忽视了权利冲突与权利滥用概念之间的区别。笔者认为，权利滥用与权利冲突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广义的权利冲突包括权利滥用，狭义的权利冲突并不包括权利滥用。而我们研究的权利冲突应该指的是狭义的权利冲突。因为权利滥用问题涉及到一个权利的使用是否合理，是否恰当。这就涉及到一个权利使用的对错问题。我们可以划定权利的界限而解决权利滥用的问题。而我们研究权利冲突，并不是为了分清哪个权利使用的对，哪个权利使用的错。因为权利冲突里的权利使用是没有对错的。而我们是试图解决那些，都是正确使用得权利之间产生了冲突，我们如何划分出一个清晰的界限来解决这个冲突，这是我们研究权利冲突的目的。所以，我们这里研究的权利冲突应该是狭义的权利冲突。
权利冲突是否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郝铁川教授在《权利冲突—一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的文章中错误的认为权利冲突是个伪命题。他一方面错误地把权利冲突与权利滥用的概念相混淆，从而得出权利冲突问题是个伪命题的错误结论。因为权利的滥用涉及到权利的恶意使用和超出一定界限。而这种界限则是郝教授说的权利都有一个自己的界限。而权利冲突中所涉及的权利，是合法而且是合理的权利。因为这个权利的适当性，就不存在一个适当的权利还存在一定界限的问题。两个适当的权利之间会产生重叠。而这就是权利冲突。另一方面，即使按照郝教授的理论“任何权利都有特定边界，权利边界通过立法技术、司法解释、法律原则、公序良俗等是可以划定的。守望权利边界，就不会发生权利冲突；各种权利相辅相成，互不隶属，试图通过划分权利位阶来化解权利冲突，是徒劳无益之举。”反驳说任何权利之间都是有界限的，两个适当的权利之间即使重叠也会是有界限的，因为两个权利抵触，而最终都是会有一个结果的，这个结果就是权利之间的界限。我们姑且相信这个结果是正确的，但是他犯了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世上没有绝对的事物，也没有绝对的权利冲突，有的只是相对的权利冲突。而我们研究权利冲突，正是为了寻找这么一个公平，适当且正确的结果。我们并不能没有因缘，而直接把这个结果当成原因而否定权利冲突的存在。
在确定权利冲突是一个问题后，我们进一步研究权利冲突。研究权利冲突，首先要明确我们研究的权利是什么。按照罗伯特·阿列克西的分析，把权利构成分为“外部理论”
①王强，《商标权与其他相关权利的冲突与整合》，摘自《知识产权文丛》第9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②宋景，《权利冲突与合法行使权利》
与“内部理论”：
（一）“外部理论”把“权利”和“权利的限制”当作两个问题来处理。也就是说，针对某项基本权利，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权利的构成”问题，也就是确定“哪些人是该权利的主体”、“哪些行为是该项权利保障的对象”，这时候权利的保障范围是宽泛的、没有边界的、存在无限可能性的。接下来再去考虑“权利的限制”问题，也就通过衡量公共利益、他人权利、国家功能的实现等因素，从外部去确定什么样的权利主张不能得到支持。这样，权利的范围才最终确定下来。
（二）“内部理论”把“权利的构成”和“权利的限制”当作一个问题来处理。也就是认为，权利自始都是有其“固定范围”，权利的保障范围并非漫无边界的，相反的，按照权利的本质，任何权利都是有着自然而然的、固定的范围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确定了“权利是什么”的时候，就同时确定了“权利的限制是什么”。“权利的构成”和“权利的限制”是互为表里的同一个问题。内部理论在法学方法上采取对基本权利的“概念涵摄解释”，也就是首先对某项基本权利的概念进行解释，设定其保障范围，以此作为大前提去适用于个案。这种做法，人为地将某些行为排除在了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之外。而我们研究权利冲突问题就是在“内部理论”研究框架下研究。在权利被限制了大的范围情况下研究。
二、权利冲突的构成要件
构成权利冲突的要件有五个：
（一）客体的同一性，即两项或者两项以上权利根植于同一客体。由相异客体衍生的诸权利不会发生冲突，因为一个特定客体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权利衍生源，各自形成自己的独立权利体系，可能重复，但不会冲突。由同一客体衍生出来的多项权利也并不必然发生冲突。但发生冲突的权利必定指向同一客体。这里的客体指客观上的事物或行为。比如一个院内有一棵参天大树。院子是归各个住户共有的。一位房东嫌弃树枝遮挡住了阳光，侵犯了他的采光权，想要砍除。但是其它住户认为夏天树枝遮挡住烈日，使西晒的房屋更加凉爽，而且可以在树下乘凉。这时，这棵树就是权利冲突所共同指向的客体。
（二）主体的相异性，即由同一客体衍生的多项权利归属于不同的主体。若这样的多项权利归属于同一主体，也就没有了冲突。如同上一例子，如果这棵大树是在一个住户自己的院子内，即使他基于以上两个原因犹豫砍与不砍，这都是他自己的问题，他有权利自己解决，不需要听从任何人的意见，而且，他的决定也不会给邻居带来麻烦。
（三）权利的合法性，即由同一客体衍生的归属于不同主体的多项权利，都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或者合同依据，否则，彼此的关系就不是权利冲突，而是侵权行为关系。权利的合法性不仅要求权利的取得和拥有应当合法，而且权利的行使也应当合法，这也是权利合法性的题中应有之意。
（四）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的权利相互抵触，即一个权利主体行使其权利，必然构成对他人权利的限制或者损害。如若不产生这样的后果，它们就没有冲突。两项或两项以上
的权利相互抵触，其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权利都被行使于相同或基本相同的领域，否则，分处于各领域的各项权利也不会发生冲突。
（五）权利的正当性，即权利是在合理的范围内使用，并不是恶意的滥用权利而造成的权利冲突。
三、权利冲突产生的原因
（一）权利的排他性：指权利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自己总要排除外在的阻碍这样一种性质。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排除其他与自己指向同一对象而性质上对立的权利的实现，这是权利的排他性的主要含义。另一方面，权利的排他性是指排除他人违反其对自己的义务（或者因行使权利超越范围而违反其对自己的义务）而侵犯权利主体的权利，即排除妨害。
（二）权利边界的模糊性：当立法者通过对权利本身的认识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并规定为法律上的权利时，对权利的把握总是不完全的，也就不可能精确地确定权利的范围、权利的边界，所以权利的边界就会产生模糊性。我们会发现的是权利是交叉重叠的，在两个权利之间无法找到一个互不侵犯的界限，除非我们专断地认定一个界限并声称这就是互不侵犯的界限。即使作了这样的界定，也只能在字面上保持权利的互不侵犯，它没有而且不可能改变权利的相互性。在现代社会，权利相互性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法律现象。科斯所说的公害和污染的现象是这样的；而我们日常生活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由于宪法所保障的利益与价值的极端多元，基本权利的主张之间相互对立是极为正常的现象。依据各项基本权利之本质，有些基本权利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言论自由与人格尊严的冲突，游行示威自由的行使导致交通堵塞影响他人行动自由。但是，也有一些基本权利的冲突是隐含的，是要在宪法的具体实践中才会表现出来的。例如，德国基本法规定了生命权与个人的人格发展权，最初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两项权利之间会发生冲突，但是如果具体到孕妇堕胎问题上，就会出现孕妇的人格发展权（自我选择人生）与胎儿的生命权之间的冲突。此时，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在衡量是否允许堕胎、在怀孕的哪个阶段允许堕胎等问题时，就是在解决宪法层面的基本权利冲突问题。
（三）社会调控，人为的权利重置。如美国为了彻底推翻种族隔离制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美国黑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在巨大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为了补偿少数族裔和女性所受到的歧视和压迫，还开始实施“肯定性行动”。依照“肯定性行动”法案，美国各界施行了许多优先照顾黑人等“有色人种”的政策，比如在法学班中保证一定比例的有色人种，即使他的成绩不如白人。一些美国大学也因为推行这一法案而引发了许多诉讼。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一个名叫艾伦·贝基的美国人以优异的成绩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提出入学申请被拒绝，而原因仅仅是因为自己不是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而学校的理由是由于“有色人种”所处的受教育环境较之白人较差，所以优惠政策倾向于“有色人种”。这就是人为设置的权利冲突。
四、权利冲突的基本类型
权利冲突的类型化研究可以有诸多方法，而最基本的分类方法就是同类权利之间的冲突与不同类权利之间的冲突。在同等或者类似的权利发生冲突时，受益人必须将自己的权利放弃到同样尊重所有他人之权利而不对他方造成重大损害的程度；在不同等或者不同的权利发生冲突时，高位阶的权利优先。可见，对不同类型权利形成的冲突而言，由于类型不同，立法者意图、权利的目的、性质相差较为明显，法官者也就比较容易判断冲突中的权利何者应该优先，例如，物权优先于债权；对于同类型的权利形成的冲突，由于类型相同，立法者的意图、权利的目的、性质相差不明显，按照“同等事物同等对待”原则，法官则难以决断何种权利应优先保护。
（一）同类权利之间的冲突。同类权利冲突又可分为两类，其一为狭义的同类权利冲突，指由权利性质完全相同的两种或多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比如生命权与生命权冲突。其二为广义的同类权利冲突，除了包括权利性质完全相同外，还包括权利性质基本属于同一类别的权利之间的冲突，比如人格权之间的冲突。
首先，公权力之间的冲突。纯粹的公权力主体彼此间权限或功能之侵犯，属于权限争议，公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及解决彼此的冲突，欠缺人的直接关联，不发生权利冲突。此外，如果将宪法基本权利完全视为公权利，则宪法基本权利间也不应产生冲突，宪法基本权利与私权利之间也不可能存在冲突，因为宪法基本权利与私权利分归公法、私法两个法域调整，宪法基本权利被称为防卫权，其目的是对抗政府对基本权利的侵害，而私权利则是在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中实现的，两者分处不同层面，因逻辑上无法比较，也就不应产生冲突。
其次，同类私权利间的冲突主要包括人格权冲突、物权冲突、债权冲突、知识产权冲突等。
（二）不同类型权利之间的冲突。首先，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例如宪法基本权利与私权利的冲突，如新闻自由权与名誉权冲突；行政权力与私权利冲突。其次，就当前实务而言，不同类型的私权利冲突主要包括知识产权人格权冲突、物权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冲突、人身权与身份权冲突、形成权与继承权冲突、受遗赠权与法定继承权冲突等。
应该强调的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对于法制秩序具有整体、基础意义；其反映的社会矛盾属于结构性矛盾；体现了宪政体制的开明与弹性程度。也应该是权利冲突的研究重点。
五、权利冲突的解决
（一）解决权利冲突的原则
1、权利层面的横向比较：权利衡量，利益最大化。
（1）私权优先于公权原则
作为生理意义上的人，他的身体、心灵的状况在法的一切领域里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私权是维持身体完整、确保人格尊严的主要工具，而公权则以保障私权的实现为终极目的。
由此而言，私权优先于公权应成为法律公理。
（2）公共利益优先原则
公共利益优先除了自然（或生理）属性外，人也有社会属性的一面。如果说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格权优先于新闻自由权的原则，那么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公共利益应优先保护的原则。“正像社会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活动及其成果的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具有社会的性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人将自身的部分利益分割出去，交由国家、社会经管，并汇总成为公共利益；同时公共利益也会通过对人的利益构成限制：只有在实现普遍利益或公益所必需的时候，才能允许对个人权利予以限制——这是自有社会传统的一项重要原则。
公共利益作为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之一打破了“私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法禁忌，已为现代文明国家的立法所吸收和体现。然而，公共利益的概念及其宽泛，在不同的国家，甚至相同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它可以有不同的外延、内涵和表达，“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社会公序良俗”诸如此类的法律概念在内容上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脱离了具体的法制背景和个别案情探讨公益优先还是私利优先这一命题是毫无意义的，有意义的是判断的标准和相应的对策。
判断公共利益是否优先的标准有三：一是该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比较是否为较大的利益。公共利益是为实现社会全体或一个社群生存和发展所追求的利益，私人利益是个人为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追求的利益。公共利益不是许多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公共利益的受惠主体是不特定的。受益主体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公共措施或行为的受益者，相反，私人利益受惠主体是特定化和受局限的，尽管权利人也有可能是特定的多数。二是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是否是必须的。公共利益的实现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和方式，如果采取其他可供替代的方法仍然可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就不应当采取对私人利益造成损失或造成更大损失的方法。三是对利益受损人是否给予了相应的合理补偿。
在现代法治社会，公权利和私权利的冲突在本质上反映了道德和法律、公益和私利内在的差异和对立。缺乏具体的语境，我们无法判断公权利和私权利何者具有更高的价值或更应受到法律的保障。但可以肯定的是，此种冲突不是不可调和无法解决的，法律往往只能做出原则性的指导：私权利的行使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公权利的行使也不应使私人利益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无论是在私权利的行使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时候还是公权利的行使有可能损害到私人利益的时候，行使权利的一方都应本着互利互让、诚信协作的基础上自觉约束其自身权利行使的边界；权利受限的当事方因此应当获得公平、合理的补偿；在损害实际发生后受损的一方均有权要求侵害方给予相应的赔偿。
2、权利层面的纵向比较：权利阶位，权利等级。
如果我们承认权利类型之间的平等，那么权利冲突的解决就可能遇到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或者无法在个案中实现正义。
苏力在《〈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一文中认为“法学家也许无法仅仅以法律效力的等级性等法理原则来支持这种或那种观点，而必须深入分析这种权
利的冲突”，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甚至指出该原则不仅仅指“王子与庶民同罪”，“它至少还指法律对各种权利的同等保护，而不是指在个案中给弱者以特别的保护”。苏力以科斯的“权利的相互性”理论来理解权利冲突的实质，承认权利通约和配置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以社会功利原则，即“避免更大的伤害，或产生更大的总体社会效益”作为权利配置的基本原则。其权利配置是指“制度化的权利配置”，“这种权利配置以宪法或成文法的规则形式将权利规定下来，或通过司法先例而确立为原则，并通过法学家的理论阐释来限定和解释”。苏力就是在制度化权利配置的背景下思考上述两案的，其最终的结论是倾向于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即认为言论自由相对于肖像权和名誉权具有优先性。任何权利都是有一定范围，而且任何权利从自身来讲都区别于其它权利。权利的不同就产生了权利本质之间的区别。两个不同的权利之间就会产生一个比较，而这个比较正式由于他们的差异性决定的。两个同类，但又有区别的事物自然会产生一个阶位上的差异，权利也不例外，也有自己的阶位体系。只是，这个体系并不像两个物体，如金、银之间的差别那么固定。它是会随着周围语境，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但是一些基本的位阶大体是不会改变的。比如生命权的位阶高于人格权，人格权的位阶高于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位阶高于营业自由。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初步看到，权利位阶是存在的，但并没有形成可认识的确定性的位阶秩序整体，为此，要解决现实中广泛存在的权利冲突，不得不需要就个案进行具体的价值衡量。这其实也印证了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观点，即：返回“法的形而下”，形成“具观实证”的实践品格，处理权利冲突问题。
“我们也应该承认，尽管权利体系中存在一定的权利位阶，但是，权利位阶并不具有整体的确定性，不可能形成像“化学元素表”那样先在的图谱。”③所以，从整体上说，权利与权利之间是存在位差的。但是具体哪个权利阶位最高，还是需要具体语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3.解决权利冲突原则的意义。“一个命令的适切性取决于命令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一个观点对于任何人的适切性取决于对该观点所基于的基本价值的接受程度”④而这里的基本价值，就是解决问题的原则。原则是高于规则的抽象概念，它是法理学上宏观面上的思考。原则往往给人们指明了方向，具体的路径，则是由规则指引的。也可以说，原则是处理问题的根本。原则通常反映出立法者以法的形式所选择确定的思想理论和基本立场，突出地体现着执法者或立法者的某些重要意志。所以，原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二）解决权利冲突的依据
1、法律，法规或依托公权力做出的行政指导意见。这是解决权利冲突的主要依据。首先，通过立法尽量避免权利冲突，使权利更为明晰。实际上，一部分权利冲突就是因为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考虑不周而造成的。对于这部分权利冲突，在理性思维的现有的认识限度内，我们是可以通过审慎思考、谨慎立法避免的。因此通过立法途径解决权利冲突就
③林来梵，张卓明，《论权利冲突中的权利位阶——规范法学视角下的透析》，《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六期
④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第10页
包括这种事前预防性质的方式。如何在立法过程中做到审慎，将理性所能够认识到的情况考虑进去，避免因立法不周而引起的权利冲突，这就受制于立法者的立法水平，包括立法者的思维对权利事态的把握能力、概括能力、总结能力和审慎的程度。其次，研究法律冲突问题，通过立法重新划分权利的界限。因为无论如何人的理性思维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即使在可能的认识范围内也不可能做出完全没有漏洞的关于权利的规定，同时对于人类的思维不能完全把握的情况，理性更是无能为力，只有当在权利冲突发生之后，我们才能认识到它。因此对于权利冲突的解决，在立法途径中，更经常采用的是通过事后对法律进行修改或者制定新法的方式来对权利的边界进行重新界定，消除权利边界的模糊性，重新划定人的行为的边界。再次，通过立法降低权利冲突的交易成本。正如科斯定理所说，交易成本为零时即使权利最初分配不合理，也会因权利的自由交换得到矫正。
2、非正式规范。许多情况下，法律都并非保持社会秩序的核心。确实，人们经常情愿有意不理睬法律的缘由之一是，他们经常有实现秩序的一些更为便捷的手段。这便是一些存在于人们生活中的一些习惯或习俗。解决权利冲突的目的就是使整个群体的利益最大化。而一个关系紧密之群体的成员为了把他们的日常互动管起来，他们一般会开发出一些非正式的规范，其内容是为了使该群体成员之客观福利得以最大化。人们经常选择非正式习惯而不选择法律，并不仅仅因为习惯一般说来管理费用更低，而且因为这些习惯规则的实体内容更可能是福利最大化的。“规范，而不是法律规则，才是权利的根本来源。”⑤（三）解决权利冲突的途径
1、司法程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权利冲突即是指在司法过程中，由法官对发生冲突的权利的边界进行重新划定，以此来消除权利边界的模糊性，最后解决权利之间的冲突。司法途径相对于立法途径来说有很大的优点，就是可以解决由于法律具有稳定性和法律不溯及既往，而引起的对已经发生的权利冲突案件无能为力这个问题，同时可以减少因立法与权利冲突发生之间的间隔而带来的成本。因为司法和法律实践的联系远比立法紧密，因此可以比较快的解决已经发生的权利冲突。
2、非正式程序，协商。权利冲突的实质是利益冲突，权利冲突中隐含着利益的冲突，也正是因为利益冲突的存在才使权利冲突得以发生。因此，解决权利冲突、重新确定和明晰权利边界的过程就是一个对冲突着的利益进行衡量和取舍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选择保护不同的利益其中就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体现了选择者不同的价值观念。“对各种利益的承认或拒绝承认以及划定那些得到承认的利益的界限，最终都是按照一个确定的价值尺度来进行的”⑥。而利益的重新划分最能打动自己的便是自己的决定。所以，最为行之有效的结果是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勒内.达维德指出，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面前。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是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是和睦相处。
⑤罗伯特?C?埃里格森，《无需法律的秩序》，苏力译，第63页
⑥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