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在璀璨夺目的古希腊文化园圃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刻的就是那卓越的理性精神。希腊人认为，自然界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不是由鬼神支配。人不仅是感觉的存在物，而且是有理智的，不但能感觉个别的自然现象，也能理解自然规律，这就是人与各种事物之间的“理性”思想关系。古典希腊哲学在很多方面同时为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铺设了道路。早期希腊哲学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从未间断，从早期穆斯林哲学到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和现代的普通科学。
公元前6世纪，东方伊奥尼亚地方的一些哲学家开始提出世界的本原问题，他们反对过去流传的种种神话创世说，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些物质性的元素，如水、气、火等；他们最早用自然本身来解释世界的生成，是西方最早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最初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他们不满足于原始宗教和神话，根据自己的直观，以人类正常的常识为依据，用自然现象本身来说明世界；他们从无限多样的自然现象中看到它们的统一和联系，看到它们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看到它们的矛盾和对立。因此，最初的希腊哲学家都具有自发的朴素唯物主义或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最初的唯心主义哲学是在阶级偏见、宗教影响和认识的片面性中发生发展起来的。即使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他们也将世界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以后西方各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思想，都是从古希腊哲学思想中发展起来的。由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发展起来的原子论学说,不但是以后的唯物主义,而且是近代科学的先导；以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辩证法思想，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古代的系统哲学，虽然大多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包含的理性主义因素,在以后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中，起过重大的作用。
内涵深邃的古希腊哲学是理性精神的典型。表现虽然各古老文化都曾在自己最原始的文化形态中表述了深刻的哲学思想，但使哲学从神话传说和史诗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或知识体系，却是古希腊人的独特贡献。从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到赫拉克利特提出“世界本原是火”，再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这些结论尽管今天看来并不确切，但在当时却是人类认知方式的飞跃，突破了古代世界普遍的神创论。从一开始，这些自然哲学家就把对自然界的研究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到苏格拉底时代，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自然本原转向对人类自身的探讨，这一变化标志着“希腊理性”时代的真正到来。与苏格拉底一生致力于探索塑造理性的个人相比，他的学生柏拉图则力图根据理性的准则安排人们的政治生活，进而建立理性社会，《理想国》是其最高人生理想的最好体现。亚里士多德强调通过理性思维获取知识，他提出的“万事切忌极端”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极好写照。
古希腊理性精神肇基了西方理性主义。尽管启蒙运动以前，西方总体上是神学压倒人学、神性超越人性，但西方理性主义却毋庸置疑地发轫于古希腊的客观理性哲学。此外，尽管西方非理性的宗教力量蓬勃发展，乃至在社会领域形成根深蒂固的宗教理性和信仰理性，使上帝作为一种绝对的客观理性或道德理性的化身而获得了长期存在的依据，但在逻辑与自然领域，西方的逻辑理性与科学理性并没有湮没于神性光辉，而是获得了顽强的发育，并最终取得了统治地位。
古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就是彻底地反思和怀疑，上天入地地追寻事物的终极真理。以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大师，倾向于将矛盾纳入理性之中，并把理性本体化，视其为万事万物存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据和本源。这样，在古希腊哲学中对于理性的揭示和把握就成了解释和把握其他一切问题的关键，这也成了整个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古希腊人在似乎杂乱无章的世界中发现了逻各斯，“直至近代，人类从没有如希腊人那样精密而又充满热情地研究自然界。”
在中世纪哲学中，抽象的逻各斯变成了形式主义的逻辑，努斯在信仰领域越来越与非理性的东西纠缠在一起，淡化了理性色彩。近代哲学则把这两种精神重新拉回到理性的基础上，使它们再次进入了互相渗透、融合、分化的关系之中。尽管大多数哲学家都致力于努斯与逻各斯的统一，但却沉溺、局限于知性的抽象、片面、有限之中，最终导致了理性危机。德国古典哲学代表着理性发展的崭新阶段，它深入全面地发挥出古希腊理性观念的实质内容，却不再一般地将理性看作是世界的本原和根据。从古希腊到黑格尔的2000多年中，西方哲学家们游走于理性与信仰之间，这是一段寻求二者间真正界限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有年少轻狂带来的独断，也有返身自省带来的妄自菲薄，更有老者一般睿智和沉稳带来的真理光芒。理性精神是古希腊对西方文化的重大贡献，永远积淀在西方人的内心深处。
西方哲学中有两大特点即形而上学和理性主义。尽管西方哲学中并不是每一位哲学家都是理性主义者，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对于理性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是理性主义却是西方哲学的一大传统。
在西方传统哲学的历史中，理性主义非常重要的三个时期即古希腊哲学、近代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时期。
一、古希腊时期
古希腊哲学被公认为西方哲学发展的源头，同时也开启了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作为最初的哲学形态，古希腊哲学开启了一个时代即通过对自然事物进行抽象概括来解释世界。古希腊哲学家们思考的是万物的本源问题。因此古希
腊哲学也就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和建构理性主义。
泰勒斯被认为是古希腊哲学的第一人，他第一次提出了“水是万物的始基”刘翀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是泰勒斯千百次观察分析个别事物，并对感觉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结果。这一判断扬起了希腊理性主义的第一面旗帜，哲学从此抛弃了希腊远古时期关于天地生成的那些非理性的信仰与传说，沿着追踪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发展。”[1]泰勒斯的始基虽然没有突破感性的限制，但是他却将感性具体事物看成是万物的起源，并将其上升到普遍的理性高度。毕达歌拉斯学派提出了提出了数是万物的起源，超越了具体的事物，而具有了高度的抽象性，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超越感性世界量的规定。后来的赫拉克里特认为火是万物的本源，“他以火作为万物的始基并用火来体现变的原则。火与水、气、无限相比,不再是盲目被动的可塑性,也不再需要外来的力量来给它定形,而是自己塑造或创造自身,并为自己定形。‘这个世界对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火是有定形和无定形的统一,是作为‘变的变’,是自己运动的,具有自身的分寸、规律和尺度,这个尺度就是“逻各斯”[2] 他指出，世间的一切事物运动必须遵循逻格斯，而逻格斯在赫拉克里特那里专门用来表示“说出的道理”，它可以被理解为理性，理由，规律，规则等等。逻各斯的本性不是多,而是一,是普遍的东西。“逻各斯代表着普遍的尺度、规律、语法。它要超越感性世界来对之加以规范。后人对逻各斯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万变不离其宗,即它是一种精神活动”[3]如果说这些哲学家还在感性的色彩的话，巴门尼德则最终抛弃了感性，在巴门尼德看来，存在是真理的对象，只有存在才是真实的，非存在是变化的是不真实的。存在依然是巴门尼德的世界本源的概念，但是这里的本源的意义和性质只能是由理性思辨和逻辑来把握的，而不能由感性直观来把握。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最终奠定了古希腊哲学甚至整个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传统。苏格拉底在同智者学派争论的过程中，放弃了对于自然奥秘的理性思辨，进而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口号，“苏格拉底把客观事物的真理归结到主体的思维、意识,强调人必须从他自己去找他的天职、世界的最终目的和真理,通过他自身实现自在自为而达到真理。这种以自身为目的,自我追求自己、自己实现自己,就是意识复归自己,正是在这种追求自身目的、复归的过程中,意识不断摆脱自己的特殊的主观性,而获得自在自为的普遍性,也即客观性,这并非外在的客观性,真理成了通过思维、意识而建立起来的间接性的东西”[4]。苏格拉底希望通过研究人自身，通过审视人自身的途径来研究自然。他提出“德性即知识”，强调把握普遍的善。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到了人间，扩大了哲学的视域，“苏格拉底思想的出现，使西方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这种根本性的转向指的是理性思维范围的扩大，将人类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从而使得西方开始了对人类生活进行理性规制的漫长过程。在此之前的人类生活领域中，这样的规制并不存在。”[5]苏格拉底毕生致力于寻求善的一般定义，希望揭露出善的本质，但是这种本质并不是感性所可感知的表象，而是一类事物的共相，，而这种共相只有理性可以把握，从而苏格拉底将哲学引向了理性的道路。
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基地上，构筑了理念论的大厦。柏拉图的理念进一步确立了理性的重要作用，正如黑格尔所说：“柏拉图的学说之伟大，就在于认为内容只能为思想所填满，因为思想是有普遍性的，普遍的东西（即共相）只能为思想所产生，或为思想所把握，它只有通过思维的活动才能得到存在。柏拉图把这种有普遍性内容规定为理念。”
[6]柏拉图同时继承了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将世界划分为可感世界和可知世界，可感世界包括我们周围的一切自然事物和有事物所反射出的影像；可知世界也就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可感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是多，是不真实的，他不能够提供个我们任何有益的东西。而理念世界才是我们应当去把握的，是超感知的，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的，这个世界的把握也只能依靠理性，“在进行这种活动的时候，人的理性决不引用任何感性事物，而只引用理念，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并且归结到理念。”[7]这也就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范式。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同时也将古希腊理性主义推向了巅峰。亚里士多德同他的先辈们一样不断的探求世界的本源问题，并且经它归结为第一哲学，并且建立了自己庞大的思辨体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认为宇宙万物存在的基础不是可感知的现实世界，也不是可以通过感知所能达到的，但是他同时认为现实世界是真实的。真实的现实世界仅仅是具体的多变的，而实体是不变的，是第一因，要把握这个第一因不能通过感性，只有通过理性的概念、逻辑、范畴等等才能把握。“亚里士多德深入到了现实宇宙的整个范围和各个方面，并把它们的森罗万象隶属于概念之下；大部分哲学科学的划分和产生，都应当归功于他。当他把科学这样地分成为一定概念的一系列理智范畴的时候，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时也包含着最深刻的思辩的概念。没有人像他那样渊博而富于思辩。”[8]
古希腊哲学奠定了整个西方哲学基础，尽管每一位哲学家的表述并不相同但是他们却都以探究万物背后的本源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这些哲学家看来，万物变化多端，纷繁复杂，那么他们所探究的就是这变化后的不变，多后面的一。而这种本源的探究是不可能由感性所能把握的，因此在古希腊哲学中建立了客观理性原则。
二、中世纪和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
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者整个欧洲，但是宗教哲学本身却并不是完全否定理性的，图尔的贝尔伽尔首先将辩证法引入了经院哲学并且开启了信仰和理性的争论，他宣称“辩证法是艺术的艺术，理性的杰作；辨证适用于一切事物，
包括神圣的事物与来自神秘启事的信仰。他说‘理性应被用于一切地方，正因为人被富于理性，它才是唯一按上帝形象被造物’”[9]而作为经院哲学之父的安瑟尔谟则强调“信仰要求理性”，他认为“我们信仰所坚持的与被必然理性所证明的是同等的。”[10]中世纪经院哲学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圭那力图调和信仰和理性的矛盾，认为知识的来源有两种：一种天启真理，一种就是理性真理。把人的认识划分为感性和理性，理性是人们认识的第二个阶段。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虽然不排斥理性，但是他们更强调的是信仰，正如安瑟尔谟所说“我绝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11]阿圭那也认为由感性到理性需要天使的理智。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们眼中信仰总是第一位的，因此他们极力的强调神性而贬低人性，强调神的理性而人的理性智能依附于神的理性，但是他们虽让强调天国纯洁高尚的理性，但却摆脱不了现实的理性。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看到人的理性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并像经院哲学们所说的人的理性依靠神的天启。文艺复兴将人的主体地位展现出来，，人不再是居于神下的的主体，而是被理解为自由、平等的个体，理性也就被主体化和世俗化，从而也就将人的理性从上帝的理性领域解放出来。
17、18世纪被称为理性的时代，近代哲学的理性具有了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近代哲学虽然也研究本体，但是却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知识的基础和确定性上。对于知识的基础和确定性的研究是哲学家们把理性提到了首位，并且理性与人性开始结合。近代理性开始将几何学应用于自然，重视经验与观察，科学理性被扩展到了整个自然界。“古希腊的理性是与宇宙的心灵相通的思辨，中世纪的理性是神学和信仰的助手，近代的理性则是时代的精神，这就是自然科学精神。”[12]近代哲学中的两个杰出的代表就是笛卡尔和培根，他们分别代表了天赋理性和经验理性。
笛卡尔开创了近代唯理论哲学，他认为哲学的方法首先是分析出确定建构知识的原则，然后再运用综合方法，从第一原则推导出确定的结论。现在的知识都是不可靠的，都是值得怀疑的，因此笛卡尔从普遍怀疑出发寻求知识的确定性。他的怀疑方法是普遍的，凡是不能够通过怀疑的，都应当排除在知识的基础之外。因此在笛卡尔看来一切周围的世界都是我们感知的对象，而这些感知的对象是经不起怀疑的。经过普遍的怀疑最后笛卡尔找到了“我思，故我在。”这样一个不可怀疑的第一原则。这样一切知识的基础是不能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之上的，只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理性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尺度。由“我思，故我在。”推知上帝存在，而上帝存在的这种天赋观念只有运用理性才可以达到，因此我们关于上帝的一切知识都是有理性推衍出来的。自此以后的唯理论者继承了笛卡尔的理性原则，“唯理论者认为感觉经验所提供的知识是个别的，只具有或然性，感觉经验无法提供普遍必然的知识，无法确保知识的逻辑确定性，因此感性知识不能称为科学知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不能在感性中寻求，只能在理性中寻求。”[13]
而与笛卡尔相反，培根所探讨知识的确定性是从经验出发的。培根认为只是确定性的追求来自于方法，而这种方法就是实验的方法，因此培根强调经验感觉的观察。但是同时培根认为“感觉包含意志和情感的主观因素，不能符合科学的客观要求，没有理性的指导，感觉本身是迟钝、无力的，有时甚至产生出有欺骗性的表象，被伪科学所利用”
[14]因此，培根认为实验的方法是感觉和理性的结合。虽然经验主义强调经验，那也仅仅是在知识的确定性上，但他们并不否认理性的作用，因为从复杂、多变的世界寻求出规律，他们就不得不求助于理性，包括培根的归纳法，最终还是要寻求一般。而经验主义者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强调经验，主要是为了限制理性，培根说“要谨慎的是用理性，‘毋宁给它挂上重物’，不让它直接由个别经验飞跃到最高原则。”[15]
由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到近代哲学，理性开始复兴，不管是经验理性还是天赋理性他们都强调，在人类认识范围内审视一切权威和标准是人的理性，并且相信人的理性是可以认识世界的，得到关于世界的普遍知识。
三、德国古典哲学时期
德国古典哲学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推向了顶峰。德国古典哲学继承了17、18世纪哲学的理性主义，并且将理性继续推向了内在化、本体化。并且认为理性的正确运用是批判，它的目标是自由。
康德可以说是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一传统，并且通过对理性的批判考察，给了理性哲学以决定性的转折。康德的理性哲学对他同时代的以及后世的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康德理性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重建形而上学，而要重建形而上学就要对理性进行批判。康德在他的先验哲学里明确区分了感性、知性和理性。莱布尼兹曾经认为，感性直觉仅仅提供个别事实的真理，它是偶然的，靠不住的，而真理则是先天的概念，原则演绎出来的，真理不能来自感性归纳，只能来自理性演绎。而康德继承了莱布尼兹在形而上学方面先验论，将世界划分为现象界和物自体。现象界的事物只能是经验对象，物自体是先验对象。我们的认识依赖于经验，，但是感性直观不能超越自己的界限而接触知性的领域，知性也能超出自己的界限去接触理性领域，必须为认识划定界限。康德认为我们的认识首先要将感性材料纳入到时间空间的先天形式，这样我们就形成了感性认识，然后将感性认识与先天范畴中形成知性，但是知性是科学知识的保障，却不能够认识物自体，也就是说感性经验是不能够认识物自体的。而物自体是不能够被认识的，只能够理性把握。康德的所谓的理性，就是追求无限，把握绝对的，无条件的知识，即把握物自体的能力。
由此康德的先验哲学也就造成了现象同本体的对立，知性同理性的对立。
康德之后，黑格尔将理性精神发展到了顶峰。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的最后目的和兴趣就在于使思想，概念与现实得到和解”[16]“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以及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17]而黑格尔哲学就是以绝对理念来实现这一目标的。绝对理念在黑格尔那里首先是逻辑先在的，在黑格尔看来个别事物总是易变的，生灭无常的；而事物的共性、一般是稳定的，而且只有靠思维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就是我们所思维的那个样子。因此黑格尔认为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而且同时又是事物自身，事物的本质。因此绝对理念也就决定了事物的本质，自然世界就是绝对理念外化的，每一个自然事物都具有了绝对理念才成为实在，因此当绝对理念外化的时候，理性也同样成为了潜在的。“胎儿自在地是人，但并非自为的是人；只有那作为有教养的理性，它才是自为的人，而有教养的理性是自己成为自己自在地是的东西。这才是理性的现实”[18]
在黑格尔德哲学中，从意识达到自我意识时再到理性的发展阶段构成了个体意识发展的全部结构，“自我意识既然就是理性，那末它以相对于他物的否定态度就转化为肯定态度……它现在确知它自己即是实在，或者说，它确知一切实在不是别的，正就是它自己；它的思维自身直接就是实在；因而它对待实在的态度就是唯心主义对待实在的态度。当它采取这种态度以后，仿佛世界现在才第一次成了对于它的一个世界；在此之前，它完全不了解这个世界；它对世界，有所欲求，有所作为，然后总是退出世界，撤回自身，而为自己取消世界……它的兴趣只在于世界的消失……理性就是意识确知它自己即是一切是在这个确定性；唯心主义正是这样表述理性的概念的。”[19]在黑格尔那里理性分为三个阶段，即观察理性，实践理性，自在地和自为地实在个体性。观察理性是理性的初级阶段。它还只是“发现它自己就是存在着的对象，就是在现实的、感性现在的方式下存在着的对象”[20]；实践理性阶段，“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其自身的活动而实现”，也就是理性转化为客体，在客体中实现自己；自在地和自为地实在个体性，个体得到了实现，个体性与普遍性得到了统一，主体与客体得到了统一。并且在黑格尔那里用理性将本体论，逻辑学和认识论结合起来。理性由此也发展到了顶峰。黑格尔哲学对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作了总结。
四、总结
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传统，在西方哲学史上很多大师都建立了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而传统的形而上学又是有理性和逻辑组成的。由此理性也就成为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
自哲学在西方开始，每一位哲学家在探讨问题是都希望通过一种普遍的方式来了解世界，进而改变世界，但同时他们也认为人们眼前的现实世界分发复杂的，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人们不是要认识这些变化的东西，真理是那种不变的，稳定的一。而要达到认识世界的目的，感性认识是不行的，只有依靠理性来完成。因此理性也就具有了这样的特点:
首先，感性是我们认识的基础，也是我们认识的开端，我们感性直观首先接触的就是现实的世界，是现实的存在，但是感性所坚持的现实存在是复杂多变的，有时又是相互矛盾的，因此理性首先从感性而来就要对此进行批判的接受，同时还要有正当的推理。所以，理性应当有批判性，不断的确证自己的真实性。
其次，理性认识是认识普遍的绝对的。现实是可知的，现实本身就是多，变化的，而理性追求是规律性的，普遍性的，无限性的。而现实本身就有潜在的理性，因此通过我们的理性是可以理解世界的结构的。
再次，理性具有主体性，在传统西方哲学当中理性是人的一种本性，是认识事物的追求，人们可以利用理性去认识这个世界，进而可以改造世界。因此理性具有主体性，同时理性还要自我认识。
最后，理性的指导实践的合理性。感性认识是从现实当中而来的，但是感性认识是不具有合理性，因为感性认识是有限的，本身不具有相对的确定性。感性认识又是对于现实的直观，带有过多的偶或性，不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规律性认识。而理性对事物的认识中具有批判性，确定性，因此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具有合理性。
理性的这些特点使得很多传统哲学家都在哲学的探讨中不断的探求理性在人的认识中的作用，最终使得理性不断的扩张，进而使理性代替了中世纪的上帝而成为了制约人本性的工具。“近代西方哲学在取得光辉夺目的进步时，即已包含了严重的缺陷和矛盾，由此孕育着深刻的危机。这首先表现为：对理性的倡导由于走向极端而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理性万能取代上帝万能导致了理性的独断；用理性主义精神构建的哲学体系往往变成凌驾于一切科学和现实生活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其次表现为，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的转向虽然以反省思维克服古代哲学的朴素性和直观性，然而它之以主客，心物等分离为前提又往往使人忽视了两者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以至于陷入了不同程度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最终必然导致与理性精神相悖的独断论和怀疑论。”[21]因此，很多哲学家后来都反对理性主义。由此也引出了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等等现代哲学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