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
关键词: 刑事和解;恢复正义;报应正义
内容提要: 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是当今西方刑事和解理论中流行的三种解说,其中恢复正义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刑事和解制度。基于刑事和解在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方面的双重价值,应当对此制度进行合理化的借鉴。
刑事和解(Victim - Offender Medition) ,也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① 会商。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会自愿人员) 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1〕刑事和解在我国公诉案件范围内没有任何依据,因而注定了其被刑事司法系统所否定、排斥的命运。而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则是一种早已有之、正当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之一,对被害人而言是一种恢复性的刑事保护政策,对犯罪者而言则主要作为刑罚替代手段存在。迄今为止,国内法学界对此种制度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其实,刑事和解与“私了”有着本质的差异,它是当事人在社会代表主持下的依法“公了”。近年来,国内已有学者就刑事和解制度的源流进行了初步的考证,但有关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本土化问题,则无人论及。笔者拟就此两方面的问题作一探讨。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西方法学界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的解说,迄今最全面的是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计划:一个实践和理论构架的考察》一文中所提出的“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与“叙说理论”。〔2〕我国有学者在考察了上述理论之后认为,三种理论分别是从社会本位、被害人与犯罪人本位等多重视角对刑事和解进行的充分论证。个人本位、社会本位而非国家本位是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在刑事和解的法律移植过程中,上述价值冲突是让人困惑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与此同时,在社会契约论之下,包括刑罚权在内的国家权力本身就来源于人民的让渡。刑罚权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就是公共秩序,在于对刑事冲突的彻底解决;维护这一利益的路径选择可以是多样的,既然刑事冲突本身就是存在于犯罪者与被害人之间、而不是国家与犯罪者之间,那么, 刑事和解当然能够实现刑事诉讼的最终目标。〔3〕按此观点,刑事和解作为刑事诉讼范围内的刑事冲突解决机制而存在。被害人与加害人通过刑事和解这种契约形式达成相互的谅解、同情和经济赔偿,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被害人损害恢复和公共利益的保护。刑事契约是刑事和解最本质的所在。笔者认为,从个人本位与刑事契约的角度来解构刑事和解的理论本源无疑具有合理化成分,这种解释具有浓重的自然法理论色彩。从价值论的角度,对正义理论进行刑事法范围内的具体解说,或许是理解刑事和解的另一个重要入口。有鉴于此,笔者将在对“平衡理论”、“叙说理论”进行概要介绍的基础上,详细述评西方恢复正义理论的具体构架,并以笔者的理解,对刑事和解的基本价值进行解说。
(一) 平衡理论与叙说理论
平衡理论(equity theory) 以被害人在任何情况下对何为公平、何为正义的合理期待的相对朴素的观念为前提。当先天的平等和公正的游戏规则被加害人破坏时,被害人倾向于选择成本最小的策略技术来恢复过去的平衡。至于选择哪种方式来恢复平衡,决取于该种方式的功能及被害人的预期成本。从平衡与恢复二者的关系看,被害人都有一个成本收益的计算方式,有时,这种计算只是个非常短暂的瞬间。被害人通常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方式。通常,如果一种平衡———恢复的成本越
低,被害人选择这种方式的可能性越大。如果社会规范允许宗族会议、老人会议或其他和解方式,那么被害人选择这些方式的机率或许就非常之大。以上就是平衡理论的基本内容。其实,这种理论与其称为“平衡理论”,还不如称之为“成本理论”。平衡与恢复是被害人希望达到的目的,而成本计算则是其选择刑事和解的根本原因。相对于烦琐冗长、命运不定的刑事诉讼过程,刑事和解给被害人提供了一种与加害人直接会商处理冲突的机会,至少节约了时间耗费的成本;通过与加害人就犯罪行为及其影响而进行的交谈,被害人得到了传统诉讼程序中无法满足的心灵的平复,并大大降低了加害人对他们再次侵犯的可能,由此减少了心理成本;赔偿协议的达成及其较高的履行率也有效地减少了经济的成本。从被害人本位主义看,刑事和解成为一种低风险、高效率的纠纷解决机制。这种理论的缺陷在于,仅仅从被害人、而不是社会与加害人的角度来认识刑事和解,能够回答的也只能是“被害人为什么参与”的问题,其并不能全面地解构刑事和解的所有价值,因而是片面的。
叙说理论(narrative theory) 将刑事和解当作被害人叙说伤害的过程,并将被害叙说视为一种有效的心理治疗方式。叙说理论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治疗中的“自由联想”(f ree association) 。自由联想疗法是治疗师让案主在毫无拘束的情境下,尽情道出心中所想的一切———无论是痛苦的或是欢乐的,无论是荒诞的还是理性的———只要想到的,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来。台湾著名心理学家张春兴对此作了恰当的注解:“自由联想是开启案主潜意识之门的钥匙??潜意识中积存的痛苦得到释放后,自将减轻案主内心深处的紧张和压力。因此,自由联想的过程本身,即具有心理治疗效果。”〔4〕( P675)源于“自由联想”并不等于就是“自由联想”,叙说理论将联想叙说与和解情境有机地结合起来。该理论认为,被害人的被害不是一种偶然的事件,而是一个应由加害人负责的侵犯;在一个最应对此负责的人的面前重构事件的经过具有重要的意义。于是,被害叙说超越了联想叙说的单方语境,而成了一个由被害人与加害人双方的互动过程。在这种模式下加害人的作用就是通过与被害人一起分析犯罪故事的情节、人物和主题来实现对故事的共同重
构。叙说过程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故事内容本身,而在于叙说的过程、在于叙说者与受众之间的共鸣。加害人在此所扮演的也不一个单纯的故事补充者的角色,且还充当了被害情感的最佳发泄对象。这种角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由心理治疗专家真正替代。叙说理论借用了心理学的方法来解读刑事和解的理论蕴含:由于刑事和解过程的心理治疗效果,作为刑事和解最重要的价值目标之一的被害人恢复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无论从方法论本身的科学性还是刑事和解实际具有的心理效果角度,这一理论都有其积极意义。被害人保护运动之所以最终接纳了刑事和解,也与这种考虑不无关系。但是,无论是从心理学的学科视角,还是从被害人的利益本位来论证刑事和解的合理性都显得过于狭窄。刑事和解应当有刑事法理范围内的价值根据,同时,也不应像被害人保护运动那样只有单一的利益取向。唯此,刑事和解才会找到它籍以升华为刑事法律制度的根本理由。笔者认为,只有恢复正义理论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二) 恢复正义理论
约翰?R?戈姆认为,恢复正义( restorative jus2tice) 的理论特征有三个方面:首先,恢复正义理论强调犯罪不仅是对法律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犯罪人自己的伤害。其次,恢复正义理论还强调刑事司法程序应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第三,恢复正义理论反对政府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回应方面的权力独占,提倡被害人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2〕恢复正义理论建立在平衡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利益的观点之上,这一观点认为,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恢复正义的任务就是在三者之间重建这种平衡。与犯罪学国家理论将犯罪视为对国家利益的损害不同,恢复正义理论将犯罪视为对社会关系的一种侵犯。对恢复正义的深刻理解建立在与报应正义的比较的基础之上。报应正义构成传统刑罚制度的价值基础,它关注的核心是犯罪与刑罚的因果关系。它旨在解决“违反了什么法律”、“谁违反了它”、“违法者应处以何种刑罚”等问题。这些目标的实现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犯罪人被监禁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监
狱里,并被贴上标签或打上烙印,使他们得到如下的身份:罪犯、假释犯、缓刑犯、囚犯。与之不同,恢复正义重在解决“谁受到了犯罪的侵害”、“他们受到了何种损失”、“他们如何才能恢复这种损失”等问题。恢复正义理论旨在重塑一个和谐的社会。为了恢复犯罪造成的损失,必须充分关心被害人及其社会的实际需要。报应正义和恢复正义的其他一些重要分际如下表所示:(表略)〔5〕(P24 - 27)
从恢复正义与报应正义的价值内容的比较,可以追溯到二者之间基本结构要素不同。报应正义是国家—→犯罪人的单向惩罚型结构模式。而恢复正义则是由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调停人) 共同组成的三方互动的结构模式。
在恢复正义的理论模式中,加害人的期待行为包括:致歉,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承认过错并认可自己给被害人带来的不当损害;赔偿,以实际行动弥补被害人和社会的损失;重新做人,重返社会、通过自新的行为重新得到自己的社会地位。被害人的期待行为包括:参与对损失的评估,评定产生了什么损害,形成弥补损失的计划,为责任人制定治疗和弥补损失的具体方案;宽恕,接受加害人的道歉并以适当的形式表示宽恕。社会的期待行为与期待结果包括:通过社会的代表(调停人) 积极参与、协调加害人与被害人的恢复行动,在三方的努力作用下,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重建新的社会关系。恢复正义的理论模式中缺少国家权力的介入,但正是因为如此,恢复正义体现了“由个人解决冲突”的价值理念;正义的实现途径不再是刑罚与服从,而是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正义的评价标准不是有罪必罚,而是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是否得到修复。报应正义经历过等量到等价的历史发展,犯罪人应当受到何种国家处置也有了理性的结论。这是刑罚正义的当代主流。我国刑法学者邱兴隆在解读刑罚与正义的关系时认为“, 能否维护平衡感、均衡性、不偏向与给人以其所恰当的该当物,构成评价报应刑是否有正义价值的主要基准。”〔6〕(P71) 报应的均衡性、公正性和该当性引人注目,但对于平衡感的有限价值则是被害人与社会对其猛烈批判的主要因素。平衡感意味着,
恢复被害人与社会的利益,使被害人、社会与加害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得到重新的均衡。在报应正义的结果即刑罚那里,被害人与社会所能看到的只是加害人的不当利益也被剥夺的,而实际偿还给被害人与社会的则极为有限。这样,加害人、被害人与社会只在同等的利益减损的状态下获得了一种关系的平衡,这种平衡,只是一种量的平衡,而不是一种质的平衡;是事实的平衡,而不是价值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并不完美的平衡。对完美的追求从来就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天性,这迫使被害人和社会在刑罚之外寻找恢复平衡感的更为理想的替代方式。于是,恢复正义从报应正义中分离了出来,成为与报应正义相对应的全新的价值理念。与报应正义所追求的有限平衡不同,恢复正义所追求的是全面的平衡:对被害人而言,修复物质的损害、治疗受到创伤的心理,使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恢复旧有的平衡;对加害人而言,向被害人、社会承认过错并承担责任,在确保社会安全价值的前提下交出不当利益从而恢复过去的平衡;对社会而言,受到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共同修复,从而恢复了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平衡。在兼顾个人价值与公共价值的刑事司法背景下,报应正义与恢复正义都是不可缺少的价值范畴,它们构成刑事正义的正反两面。
恢复正义构成了当今西方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恢复正义是目标,刑事和解是途径。作为恢复正义最重要的司法形式,刑事和解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恢复正义的具体要求。刑事和解的意义在于,在传统的刑罚体系之外为加害人的侵害责任提供了一种新的承担方式。从效果上,大多数刑事和解计划是保安处分之外的另一类刑罚替代措施。与保安处分相比,刑事和解的特殊预防作用只是次要的、附属的价值,全面恢复正义才是它的根本目的;同时,刑事和解强调自愿与合意,不具有强制性与惩罚性。
(三) 恢复正义基本价值的解说
刑事和解体现了对被害人和加害人进行司法保护的思想,因此它的价值兼容了被害人与加害人利益的全面恢复。在报应主义理念占统治地位、且严重忽视被害人利益的刑事司法系统下,刑事和解的思想无疑是离经叛道之说。因此,在我国传统法律模式下对刑事和解的实际价值进行解说是刑事和解法律移植的理论前提。
刑事和解的首要价值在于被害恢复。在西方法律传统中,辩诉交易制度基于对国家利益及被告人利益的满足和司法成本的节约而成为一种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但是,辩诉交易中仅有国家与被告人的参与,排斥了被害人对诉讼结果的影响力。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将被害人仅仅视为控方证人,而将其置于刑事冲突的纠纷解决机制之外,其结果必然严重忽视了被害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以损害被害人的期望利益来达成国家与被告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与此相反,刑事和解以被害人利益为中心,大大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使其不仅能够参与而且能够对刑事冲突的解决发挥主导作用。刑事和解过程与普通刑事诉讼过程相比缺少了对责任归属的争执,这使得被害人能够在一个平和的环境中通过被害叙说治疗伤害。赔偿协议是一个双方合意的结果而不再是传统司法模式下的强制判决,加害人的积极履行保证了被害损失的及时修复。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在西方刑事法律系统中的共同存在使被害人、被告人与国家利益的平衡保护成为可能。可以说,由于刑事和解在被害恢复方面的基本价值,西方刑事法律制度趋向于一个相对合理的结构。
在我国刑事司法中,被害人也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仅限于对被告人的控诉职能。通过法庭上的控诉,被害人可以渲泻积压已久的愤怒情感,在得到充分的安全保障的条件下取得报应情感的短暂满足。由此,被害人的控诉职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其利益需要,于被害恢复也有一定价值。但处于法庭审判的对抗式情景中,被告人可能会否认罪行或者缩小责任、甚至向被害人推卸责任,这种抗辩会进一步地刺激被害人内心的不平衡感,也可能会加剧其受害感,对被害恢复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被害人恢复还包括经济损失的恢复和通过经济赔偿方式实现的精神损失的恢复。被告人是
否愿意赔偿损失、是否积极地履行赔偿义务是被害恢复的重要途径。但实际上,被告人面临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双重制裁,对民事责任(主要是经济赔偿) 的主动承担并不必然导致刑事责任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在我国刑法中,经济赔偿责任的承担与履行并不是起诉裁量与审判裁量的法定情节。根据有利原则,被告人在不得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下拒绝经济赔偿责任的承担就成为一种合理化的选择。简言之,现行的刑事法律机制不但没有和平地解决被害人———被告人的纠纷,反而加剧了这种冲突,使得被害恢复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作为对现行制度的一种参照物,刑事和解所体现的在平和的环境条件中、在加害人的主动配合下展开被害恢复、充分实现被害人利益的思想是值得引鉴与吸收的一种正义观念。
刑事和解的另一基本价值是加害恢复。这一价值是刑罚制度的传统价值,通常表述为重返社会、复归社会或再社会化等。美国刑事和解专家Umbreit于1994 年主持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一些州内经历过刑事和解程序的少年犯的再犯比例明显较低(18 %) ,而对照组的再犯比例则达到27 %。〔7〕由此可见刑事和解对减少不良行为的积极的抑制效果。在刑事和解的社区调停模式和转处模式下,因为刑事和解的结果而不再启动或中止对加害人的刑事追诉,加害人避免了法庭审判或定罪判刑对其造成的“标签”式影响。根据犯罪学的标签理论,摆脱了犯罪标签的不利影响,加害人可以更加自然地实现再社会化过程。而在替代模式与司法模式下,刑事和解的价值与刑罚的个别化思想有着内在的直接联系。刑罚的个别化思想是教育刑论的产物,其主张是以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为核心确定刑罚的适用。〔6〕(P94) 刑罚的个别化在于根据罪犯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确定刑罚的适用方法及具体形式,最终达到再犯预防和罪犯重返社会的目的。替代模式下的刑事和解所针对的是罪行较轻的犯罪人,以刑事和解的协议达成及履行作为对其执行刑罚的替代措施。尽管司法模式下的刑事和解并不必然带来刑罚的减轻,但其对于缓和罪犯对被害人、社会与刑事司法系统的敌对与仇视心理,软化刑罚的执行均有一定的作用。无论在哪种模式下,刑事和解过程对加害人直接的警示与教育
作用都是通过其他方式(包括所有矫治政策) 无法达到的。在此意义上,刑事和解实际是行刑社会化的一个具体方式。根据我国学者刘凌梅的考证,英、德、日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已经或准备将刑事和解引入刑法。她认为,根据我国刑法学家储槐植先生的刑罚变迁思想②,西方刑事和解是符合刑罚发展规律的。〔1〕
综上所论,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于正义的恢复,而正义恢复的途径存在于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两个基本方面。由于恢复正义理论在强调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兼顾了犯罪人的社会复归,因此对长期以来奉行报应正义的西方刑事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直接导致了刑事和解的制度化与流行。对照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现状,国家、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利益失衡尤为显著。如果恢复正义理论的合理性能够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那么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应当顺理成章。
二、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初步设想
(一) 我国是否存在制度化的“刑事和解”
我国传统刑事立法与司法上的“苏联模式”在观念上一贯强调国家主义与集体利益。近年来,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中也吸收了不少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价值成分,对个人权益的保障日渐重视。刑事和解制度以被害人的利益为中心,兼顾了加害人(犯罪人) 的利益,那么,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中是否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刑事和解? 考察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存在刑事和解制度可能的仅仅有三种程序:刑事附带民事程序、被害人参与的公诉程序及自诉案件程序。
1.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否有刑事和解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 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
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据此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范围,只能是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至于精神损害方面的赔偿,则不在诉讼之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性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适用于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包括调解与和解。但是,与普通民事诉讼不同,侵害行为是否成立、是否应当由被告人承担责任属于刑事诉讼的范围。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就只剩下经济赔偿问题。按照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解决赔偿问题应当适用调解,调解中应遵循自愿与合法的原则;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坚持不愿调解的,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调解的主要责任就是计算物质损失的大小、分析被告人的物质赔偿能力,在当事人的要价与还价之间进行平衡、劝说。“讨价还价”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由于缺乏相应的规定,被告人即使同意赔偿再多、赔偿协议的履行再积极也不能指望必然得到从轻或减轻刑罚的处理结果,因此,被告人在法庭调解中往往表现并不积极,能够与被害人达成协议的也为数不多。在此,法官调解显然不同于“刑事和解”,理由是:第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法官调解的唯一目的就是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刑事和解不仅要解决物质赔偿问题,还要解决精神赔偿问题,不仅要解决赔偿问题,还要解决被害人的恢复性治疗和加害人的过错承担问题;第二,法官调解中赔偿问题与刑事责任问题截然分开,使赔偿解决成为一个单纯的民事问题,而刑事和解的经济赔偿与责任承担在多数情况下有着内在联系,刑事和解的成功进行可以有条件地替代刑罚的执行;第三,法官并不是一个代表社会的中介调停机构。
2 被害人参与的公诉程序中是否有刑事和解
被害人参与公诉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设计的价值基础在于回应被害人的合法报应愿望。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有权参加法庭调查,在法庭上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向被告人发问,向证人发问和质证,就物证等其他证据质证和表达意见;被害人还有权参加法庭辩论,对证据和案件发表意见,并与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相互辩论。在被害人参与的公诉程序中,被害
人就犯罪事实进行陈述和罪责问题与被告人进行辩论等,从表面上看与刑事和解的被害叙说及事件讨论极为相似,但二者的价值目标、程序前提及结果处理完全不同。刑事和解的价值目标是正义的恢复,而被害人的公诉陈述则以报应犯罪为存在根据;刑事和解的程序前提是加害人认罪并愿意承担责任,和解的过程则转向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关系的修复与治疗,被害人的公诉陈说通常以被告人否认犯罪或缩小责任为前提,其作用无疑于对犯罪行为的指控;刑事和解的结果是忏悔与宽恕,以及赔偿协议的达成,而被害人的公诉陈说则增加了不愿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的责任承担的可能。概言之,被害人参与公诉程序是强化国家公诉权的内在需要,是报应犯罪的价值形式,它与刑事和解只能是隔山之物。
3 自诉案件程序中是否有刑事和解
自诉是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直接向法院提起的刑事诉讼。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我国刑诉法规定的自诉程序中,有一套类似于“刑事和解”的调解、和解程序。这一程序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判决宣告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对于已经审理的自诉案件,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应当记录在案;调解应当在自愿、合法,不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利益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达成协议的,法院应当制作刑事案件调解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由此可见,自诉案件中的“调解”是法官审判权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调解的目的是什么、如何具体实施调解则缺乏具体统一的规定。从司法实践的情形看,被害人自诉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此法官调解的焦点也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案件的实体处理,即对是否必须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进行调和;二是如果不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那么被告人应当承担何种具体的民事责任。尽管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性质不同,但法官调解中往往把二者联系起来作为平衡当事人利益请求的重要手段,通过当事人的和解来解决案件纠纷的占据此类案件的绝大部分。至于当事人的自行和解则纯
属当事人的私人事务,法官对和解的结果只有确认权而无介入、控制权。自行和解当如何进行,更是缺乏法律的规制。但和解的结果与调解结果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自诉案件的法官调解具有三方角色,且法官作为调停人旨在促成当事人争议解决,且允许当事人自行和解。从这些特点来看,自诉案件的法官调解与自行和解具有了刑事和解的雏形,与西方国家最初的刑事和解模式也极为相似。在本质上,它是一种刑事和解。但与成熟的刑事和解制度相比,自诉案件中的法官调解和自行和解缺乏专门的中介调解机构的参与,也即社会的参与,法官虽以调停人的角色出现,但如果调解不能成功还要扮演仲裁者的角色,法官的职业角色对调停人角色甚至当事人心理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调解或和解的直接目的是是否追究被告人的责任问题,而不是被害人与加害人的恢复性问题,其诉讼的功利性是刑事和解所不具备的;诉讼效率是自诉案件选择调解与认可和解的主要因素,这使得自诉的调解缺少充分的调解前准备,而调解的过程也是能简则简,一般不可能考虑到被害人心理的治疗及加害人承担责任的诚意,与之相反,刑事和解则旨在实现正义的恢复,和解过程则谈不上效率。据此,我国自诉案件的法官调解与自行和解还是一种不尽成熟的和解形式,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
(二) 刑事和解制度移植的条件分析
刑事和解无疑是一种先进的刑事制度,这一制度的引入会彻底改变我国刑事司法传统中缺少被害人保护的不利局面,同时,也能够为行刑社会化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但是,刑事和解的制度移植必须具备适合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法制条件与文化条件。笔者认为,最根本的条件是刑事和解的价值理念是否得到普遍的认可。由于刑事和解最核心的价值理念是被害人保护思想,因此,对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中被害人保护的立法倾向及其昭示的社会普遍观念进行一个简要考察是必不可少的。被害人学的引进与发展是近十年来的事情,国内被害人学的研究实
际在重复西方国家在二战以来的思路,即从被害人的角度分析犯罪—被害的原因,进而提出犯罪预防之对策。近年来,随着被害人保护思想的国际发展与交流,我国刑事立法中开始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倾向。典型的范例就是1996 年刑诉法的修改,增加了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参与诉讼的权利,体现了对被害人利益的前所未有的关注。与此同时,理论界也提出了其他的一些被害人保护思想,最具立法倾向的是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该制度的基本构架是,对于因犯罪而受损害之人,包括直接被害人及一定范围之间接被害人,得请求国家补偿其全部或一部、财产或非财产上之损失;国家应基于国家责任和人道福利的保障而通过特别基金等方式提供补偿。〔8〕( P332 - 337) 就此而论,被害人保护思想在我国的发展并没有脱离它的国际化趋势。应当说,在法治化背景下如何充分保护被害人利益、犯罪人利益及公共利益并最大限度地实现它们之间的平衡是当前刑事法治观念的一个基本倾向。刑事和解制度的引进,即是顺应了这一思想潮流。
在刑事和解制度的移植过程中会面临两大难题,如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妨碍刑事和解的目标实现。第一大难题是刑事和解的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与现行刑事法的国家本位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刑事和解模式将国家—个人(犯罪人) 的线型犯罪分析视角调整为以社会为顶点,以被害人和加害人为两端的三角分析视角。在线型视角中,犯罪被视为犯罪者个人对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而不是社会关系的冲突。在这种范式中,犯罪者尽管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但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受动地位并没有任何改变,接受国家的追诉与刑罚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它所体现的是国家本位的价值观。在三角分析模式中,犯罪被看作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个人关系冲突,被害人的地位得到承认,国家将纠纷解决权力交由加害人与被害人自己,并委托一定的社会中介机构协调冲突的解决,对解决的方案国家予以直接的认可。这种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在我国现有的刑事法观念中找不到它的摹本。对国家利益、集体主义的强调使我国刑事法律观念文化刻写上国家本位的深刻印记。西方国家刑事和解产生之初也曾经历了多年的冷遇,根本的原因也是刑事和解的个人本位的价值标准与司
法传统的国家主义之间的矛盾。但西方国家多元化的价值模式最终为刑事和解提供了发展并得以勃兴的社会思想条件。由传统文化所决定的一元化刑事法价值观注定了刑事和解制度的引进必然会引发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价值观的严重对立与冲突。解决这种冲突的根本途径不能是掏出内核、保留外壳,而用传统的国家本位价值观去填充。否则,刑事和解就不可能实现恢复正义的价值标准。价值观念的移植甚至超越了制度移植本身的重要意义,这一过程会十分艰难但必须进行。第二大难题是刑事和解中被害人的人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司法保护问题。即使在现行的封闭式的纠纷解决机制中,犯罪人一方通过威胁、引诱、说情等方式谋求被害人撤回控诉或伪证的现象仍然不在少数。这种对被害人的不尊重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关系网络有着悠远的联系。一旦进入一个开放式的纠纷解决机制,被害人拥有了决定加害人命运去向的巨大权力,加害人及其社会关系网络对被害人的潜在危险也会随之增大。在西方刑事和解中表现得并不突出的被害人和社会利益的司法保护问题也许将成为刑事和解实践面临的最大难题。现有的刑事司法体制与司法资源是否能够为被害人的尊重价值的保护起到应有的作用? 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因为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是以犯罪者为中心设计的,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是诉讼的效率,有限的司法资源也完全耗费在对犯罪者的追诉活动中。改革现有的司法体制,增强对被害人和社会群体利益的保护,将是我国刑事和解实践未来发展的基本条件。
(三) 刑事和解的中国模式
根据以上分析,并结合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特点和刑事司法实践的现状,构建刑事和解的中国模式应在刑事立法和配套措施改革上考虑以下几点:
1 取消被害人的公诉参与权,确立以刑事赔偿为中心的刑事和解制度。鉴于被害人参与公诉会加剧刑事冲突的对抗程度,并影响到当事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恢复,因此,在刑事诉讼法中应取消被害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出庭参与控诉、质证和辩论的权利。指控犯罪的权力应完整地交还给公诉人,被
害人只参与和刑事赔偿有关的诉讼过程(刑事和解) 。在此,公诉人的角色是“报应”,而被害人的角色是“恢复”,两种相反角色的职能发挥才能充分保证刑事正义的全面实现。这一设计并不是否定或削弱被害人独立诉讼当事人的地位,相反,可以保证被害人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与被害恢复有关的必要程序。同时,诉讼立法应改变过去那种将刑事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传统模式,将解决赔偿争议作为与定罪、量刑同等重要的诉讼目的。于是,刑事和解在性质上不再是依附于刑事诉讼的民事程序,而本身就是一种刑事诉讼。
2 适用范围上应以自诉案件为突破口,逐渐扩展到公诉案件中的轻微刑事案件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待各方面条件完全成熟时,才能扩展到严重暴力性犯罪案件。自诉案件的法官调解已具有了刑事和解的雏形,将其改造为刑事和解程序的难度相对较小。相关的程序设计大致有以下方面:法官在受理自诉案件之后,应将其转交和解中介机构处理,如果和解达成协议,则法官以调解书的形式确认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如果双方不愿接受调解,则由法官审理后迳行判决。公诉案件中的轻微刑事案件包括轻伤害、交通肇事、邻里关系中的盗窃、数额不大的诈骗、抢夺等,以及未成人犯罪的各类案件至少应当在侦查终结之后由检察官或法官提出刑事和解。在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模式下,侦查过程缺乏法官的控制、检察院的侦查监督也形同虚设,如果将刑事和解置于侦查程序中,则侦查机关将会拥有事实上的审判权,其滥用的可能性极大。鉴于传统的社会舆论和被害人及其家庭对严重暴力性犯罪的极度痛恨,以及正当程序下司法认定的难度增大,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将刑事和解适用此类案件的必备条件。
3 将被害人是否谅解、犯罪人是否赔偿或是否致力于赔偿作为对其进行实体处理的法定情节。在起诉阶段,可作不诉处理;在庭审阶段,可以作为从轻、减轻或判处缓刑的依据;在行刑阶段,可作假释或减刑的条件之一。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和解,应以被害人与加害人是否达成谅解协议为依据;对轻微公诉案件,既要看被害人是否谅解,也要看当事人是否达成赔偿协议及是否履行。经检
浅析我国刑事和解之制度因素 发表时间：2009-11-18T09:16:13.293Z 来源：《中外企业家》2009年第5期下供稿作者：张文雯[导读] 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尝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张文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北京 100088)摘要：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尝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各界对“赔钱减刑”的质疑众说纷纭。详细界定了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探讨刑事和解的制度因素，包括参与主体、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责任形式四个因素。 关键词：刑事和解;基本内涵;制度因素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09)10-0166-02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刑事和解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2003年7月以来，北京市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大兴、昌平七个区的检察院公诉部门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27 427件，其中轻伤害案件共4 607件。在轻伤害案件中，检察机关适用和解结案的共667件，和解适用 率为14.5%[1]。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媒体冠以“赔钱减刑”进行了报道后引发了社会各届的质疑：“赔钱减刑”导致有钱人“花钱买命”或有钱人受到的处罚较轻的局面，容易滋生“暗箱操作”及“权钱交易”，导致司法腐败。事实上，“赔钱减刑”的说法容易产生一种字面上的暗示，公众理解的减刑是简单的用减刑作为等价物，或者看到交钱后犯罪人的刑期得到从轻处罚时就会认为钱和刑已经挂钩了。因此，笔者认为应将“赔钱减刑”的司法实践统一称为“刑事和解”来讨论，以避免公众的误解，并形成严谨的学术用语。 一、基本内涵的界定 刑事和解在西方国家是一种早已有之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在我国，刑事和解尚不是一种被法律所确认的刑事法律制度，但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尝试都将其定位为一种制度来对待。迄今为止，国内法学界对刑事和解的概念表述几乎都采用“一句话”交待的方式，即要么直接一句“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面对商谈、解决刑事纠纷”[2]，或直接释义为“刑事和解又称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3]”。大多数作者在作此类简单交待之后，随即笔锋一转叙述刑事和解各项内容，然而“刑事和解”这个概念并非如此简单，应对其基本内涵进行详细界定。 刑事和解是一个刑事法律术语，它与传统的国家强制对抗性刑事诉讼模式相对。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不能限定于字面解释，应从刑事和解的对象、主体和方式这三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 首先，刑事和解的对象是犯罪纠纷。一旦产生犯罪纠纷，就有解决纠纷的需求，双方通互相妥协与让步和平是解决方式之一。 其次，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犯罪人与国家、犯罪人与一定的社会组织。由于犯罪纠纷是由犯罪所引发的，实施了特定危害行为的犯罪人和犯罪的受害者当然都是犯罪纠纷的一方主体。但受害者不仅包括一般情况下的犯罪被害人，在特殊情况下也包括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目前国内学者对刑事和解的界定中仅提到“犯罪人与受害者”，大多数学者对“受害者”并未作任何的解释，使读者难以理解“受害者”是限定于一般的犯罪被害人之内，还是也包括特殊的犯罪被害人，这种模糊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因此，刑事和解应该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和解。 最后，刑事和解的方式为“和解”的方式，强调自主性和自愿性。“和解”的自主性和自愿性指，犯罪纠纷是否进行和解由双方自主决定、自主选择，并且在和解中双方所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意思。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由特定人（第三方）调解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会影响到调解的可行性。因为在我国现有法制状况下，确立相应的调解机构或调解人、设置相应的调解程序及规则是难以实现的；调解可能因被害人或犯罪人不同意或不接受而难以实现。因此，双方当事人的自主与自愿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刑事和解指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与犯罪受害方，包括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自主自愿地进行沟通、协商并达成互利性合意以解决犯罪纠纷的机制。 二、刑事和解之制度因素 (一)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 刑事和解旨在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犯罪纠纷，犯罪行为必然由加害人对被害人实施，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是刑事和解的必要参与主体。在犯罪发生后，只要犯罪符合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只要被害人愿意与某些加害人达成和解，就应当准许适用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也涉及国家公权力机关一方，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他们参与到和解中时国家追诉权不再是其唯一目的，其重要作用是给家害人和被害人提供对等的信息和沟通平台，从帮助被害人的角度考虑，对于如何更好地解决纠纷提供法律上的咨询和帮助。 此外，律师在实际工作中也成为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之一。律师是专门的法律服务人员，地位比较中立，他们熟悉各种法律规定，对诉讼中的利益和风险的认识深入而客观，一般能够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当然，律师促成的和解也要经过法庭的严格审查，以免出现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情形。 (二)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 目前我国学界对于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从案件轻重来划分；另一种主张从案件种类来划分。 1.案件轻重范围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还局限于轻罪，但也有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已经突破了轻罪的范围，将刑事和解运用于严重犯罪中。笔者认为，依照罪行轻重来划分有其不足，因为轻罪和重罪的范围各国有不同的理解，其标准在世界范围内是难以统一的。在一国范围内，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究竟是应当局限于轻罪，还是可以扩展到包括重罪的所有案件中，并不完全取决于制度设置，也与一国的文化、民族心理和国民观念密切相关，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因案件的千差万别而异常复杂。在广东东莞抢劫案中，虽然该抢劫案属于重罪，但被告人表示痛改前非，被害人又能因此获得经济上的补偿，以不判处死刑的方式达成和解不失为一种对国家、社会和当事人都有利的选择。因此，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不能依据案件罪行轻重来决定，还应当根据案件种类和具体情节综合考量。 2.案件种类范围
2020司法考试《刑事诉讼法》复习笔记：刑事和解的 适用条件 2020司法考试《刑事诉讼法》复习笔记：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77条的规定，适用刑事和解的公诉案件理应 满足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 当前，刑罚的目的已经从报应性惩罚转变为教育改造为主。刑事 和解虽然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终获得宽缓处理为结果，但其并非 简单的“以钱买刑”，其同样注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教育、改 造从而协助其顺利回归社会。所以，刑事和解必然要以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真诚悔罪为必要条件。所谓真诚悔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已经充分理解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等相关人员和组织带来 的损害，并且通过积极赔偿、赔礼道歉等方式所表现出来。 2.获得被害人谅解。 被害人凉解是达成刑事和解的决定性条件。刑事和解以当事人双方，特别是被害人的和解意愿为前提，而被害人谅解是被害人表达和 解意愿的行为方式。 如果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表示悔罪，而被害人没有表达对其 谅解，那么刑事和解也无从达成。 3.被害人自愿和解。 被害人自愿和解是指，被害人做出谅解并且达成和解协议是出于 其自由意志做出的，而非因受到外来压力的影响而做出。自愿性是刑 ‘事和解的应有之义，是保证刑事和解正当性的必要条件。办案机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被害人违背自己的意愿 做出同意和解决定。为了保证被害人和解的自愿性，刑事诉讼法第278
条规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对和解自愿性实行审查。 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5年以内未曾故意犯罪。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达成和解协议之后，能够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做出从宽处罚，甚至在检察环节就能够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对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宽缓处理不但要以其真诚悔罪为前提，同时还 要考虑到其主观恶性以及由此所反映出的社会危险水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在5年以内有过故意犯罪，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大。所以， 非但不应对其宽缓处理，而且还有可能成为从重处理的理由。在这样 的状况下，无从适用刑事和解。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5年以内未曾 故意犯罪既包括已经被追究的故意犯罪，也包括未被追究的故意犯罪。
刑事和解制度研究(3) 第二，更多地考虑了被害人的需求。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中，被害人的利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被害人所能获得的正义往往只有“同态复仇”的心理慰藉，而被害人所受的利益损失和心理创伤则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和救治。与之相比。刑事和解制度将被害人的物质和精神利益的恢复也纳进了“正义”的范畴，体现了对被害人利益更为全面、细致的保护。在角色设定上，被害人也从被动的客体转变为主动的主体。具体来说，就是从一个被动等待正义降临的客体转变为一个通过自身行为主动追求正义结果的主体。这种角色的转变使受害人能够积极主动地往寻求一种符合自身利益的“正义”。而不是强加的正义、迟来的正义。 第三。对社会而言，刑事和解制度为其寻求一种更为有益的“正义”。国家追诉主义诞生以来，社会在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就沦为旁观者的角色。国家追诉的实现。在彰显“正义”的同时，往往也给社会带来了其他形式的伤害。与之相比，恢复正义理论则要求社会在“恢复正义”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使社会对正义的理解和追求得以体现。在“正义”的结果题目上，刑事和解制度要求修复犯罪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创伤。对同样被犯罪行为所伤害的社会而言，这种“恢复正义”更符合社会的利益需求。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以为，刑事和解所追求的是这样一种正
义，它要求实现一种“无害的正义”：使犯罪人真心悔罪。回回社会：使受害人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和精神伤害得到弥补，并通过与犯罪人的和解，实现一种有别于“同态复仇”的心理平衡：对社会而言，被犯罪行为破坏的那一部分社会关系因和解行为而得到恢复，也防止了犯罪人对向自身施加痛苦的社会的敌视和受害人因自身利益被忽视而产生的不满。与传统刑事司法意义上的“正义”相比，在犯罪人、受害人和社会三者的利益关系上，这种新的“正义”不会产生传统“正义”所带来的利益共损的局面，也更有利于社会的***。“当规范使得各种社会生活利益的冲突要求有一恰当的平衡时，这些制度就是正义的”。这是一种从“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转变。三、刑事和解制度模式及公道性分析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模式设计 西方各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一般没有纳进到正式的诉讼程序之中，而是作为一种由中立调解人主持的非诉讼程序而存在。但是，刑事和解过程中达成的刑事和解协议。各国刑事立法均普遍予以认可，且作为刑事裁量的重要依据被广泛运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诉讼阶段，同时也成为稍微犯罪发生之后、刑事程序启动前的由社区负责的纠纷解决机制。 基于不同的法律制度体系和社会状况，各国在司法实践中采用了不同的刑事和解模式。回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社区调停模式(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被逮捕以前由社区进行调解)；转处模式(在罪犯被逮捕后起诉前由和解中介机构进行调解)：替换模式(由司法职员在量刑和执行中适用，替换监禁刑)：司法模式(适用于一切罪犯，进步了犯罪人的责任)。前三种模式主要的区
刑事和解制度在藏区适用的构建 [摘要]藏族刑事习惯法在当前藏区的适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与国家的刑法适用有着严重的冲突，是藏区刑事法律适用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刑事和解的提出和构建使得刑事习惯法与刑法有一个良好的融合，有利于藏区的法治现代化和整个国家法制的统一。 [关键词]刑事和解；刑事习惯法；适用 法治化道路是我国当前和未来的必然走向。对此葛洪义先生认为有关法治建设：“制度是法律实施的基础。法治建设必须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只有通过一个个具体制度的完善，才能形成国家的法治。”因此，刑事和解制度在法制不完善的藏区构建正切合此意。 一、调解主体 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特别是适合民族地区的刑事和解制度，必须要符合我国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即刑事和解中的刑事犯罪发生后，必须在专门的司法人员主持、审议和监督下由被害方与被告方直接协商，已达成谅解，协商的结果直接影响刑事处分措施。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藏族地区有关刑事的和解一般都由乡政府司法人员、寺管会代表、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者三方组成调解小组，组织当事人双方进行调解、斡旋，最后达成双方谅解。但是从中发现和解的组织主体显得混乱，出现多头管理，调解人员法律素养不高，以致容易使案件处理流于形式，有损法制尊严，所以必须在充分考虑到藏区特有的情况下予以司法规范。 具体操作上笔者认为，可以尝试类似于听证的方式，由专门司法人员主持、审议和监督，犯罪嫌疑人及其代理人、监护人和亲属，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或监护人、亲属，犯罪嫌疑人生活村社或就读学校人员以及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人员参与，通过听取被害人陈述和犯罪嫌疑人认错与道歉以及侦查部门的相关意见，然后进行协商，并制作和解协议书，其内容可以包括：1.向被害人道歉及立悔过书； 2.向被害人支付相当数额的财产或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3.可以向村社提供一定的义务劳动以表明其行为； 4.照顾被害人及家属的生活，保护被害人及家属的安全义务等等。最后，相应的专门司法人员同时对和解协议的内容予以审议，并对和解协议的执行进一步跟进监督，和解协议的执行情况可以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的依据，这样以做到充分保证刑事和解在统一的司法规范下运行。 二、适用范围 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要有一个很好的界定和把握，否则非但会流于形式，而且会给法治社会的建设带来负面效应。因此，刑事和解的范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体来说，范围过宽，有可能瓦解社会对犯罪的认识评价体系，牺牲法治的权威，影响国家刑罚权的有效实现；范围过窄，则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不利于发挥刑事和解的价值功能。大多数学者对这方面的认识是，刑事和解的范围应以轻微刑事案件为主，将未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作为刑事和解的重点，这也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体现。但必须予以注意的是，如果单单是以未成年人犯罪举例说明是恰当的，而仅以轻微刑事案件为主就显得未免宽泛了。在这里我们必须考虑到藏区这么一个特殊情况。 具体言之，在藏族地区就重刑犯罪的刑事和解适用来看，应该消除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误解，没有侵犯公众利益、国家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一般没有社会危害性的刑事案件，因为这类案件只体现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纷争，多由民间、邻
从何某故意伤害案论刑事和解的适用 摘要 刑事和解是一种新型的刑事纠纷处理机制，它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 本文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为案情介绍，本文对一个较为典型的刑事和解案例----何某故意伤害案作了简要介绍，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本案中的几个焦点问题：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冲突、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条件、检察机关能否主持刑事和解、刑事和解能否以撤案方式结案等问题。 第二部分以我国刑事法律为理论指导，通过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深入分析，紧密结合何某故意伤害案，进一步讨论了本案所反映出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笔者的观点。 第三部分以刑事和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期求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有所裨益。 关键词：刑事和解，检察机关，被害人
Study on the applying of the 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 by analyzing the case of He Mayhem Abstract The 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 is a new system that deals with the criminal disputes. It’s a legal system that in process of the lawsuit, the offenders will plead guilty, compensate, or apologize, etc. in order to meet the agreements with the victims. In that case, the government will not proceed a trial or will give less punishment. This thesis includes three main parts: introduction, body and conclusion. There are three chapters in body of content to support the writer’s view in detail. Section 1:Analyze one typical case of the 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 ---- the He Mayhem. Base on this, point out some main problem: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penal law,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the victim-offend er reconciliation’s applying, whether a procuratorial organ can use the 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 the kinds of result, etc. Section 2: based on the first part, do a further analyze to point out some main legal relationship,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later analyze. Section 3: Finally,proposed in this foundation to 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legislation to state opinion, seeks has a benefit to our country’s legal science theory and the judicial practice. Key words: Victim-offender mediation，a procuratorial organ, the victim, the convict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 关键词: 刑事和解;恢复正义;报应正义 内容提要: 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是当今西方刑事和解理论中流行的三种解说,其中恢复正义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刑事和解制度。基于刑事和解在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方面的双重价值,应当对此制度进行合理化的借鉴。 刑事和解(Victim - Offender Medition) ,也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① 会商。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会自愿人员) 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1〕刑事和解在我国公诉案件范围内没有任何依据,因而注定了其被刑事司法系统所否定、排斥的命运。而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则是一种早已有之、正当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之一,对被害人而言是一种恢复性的刑事保护政策,对犯罪者而言则主要作为刑罚替代手段存在。迄今为止,国内法学界对此种制度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其实,刑事和解与“私了”有着本质的差异,它是当事人在社会代表主持下的依法“公了”。近年来,国内已有学者就刑事和解制度的源流进行了初步的考证,但有关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本土化问题,则无人论及。笔者拟就此两方面的问题作一探讨。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西方法学界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的解说,迄今最全面的是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计划:一个实践和理论构架的考察》一文中所提出的“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与“叙说理论”。〔2〕我国有学者在考察了上述理论之后认为,三种理论分别是从社会本位、被害人与犯罪人本位等多重视角对刑事和解进行的充分论证。个人本位、社会本位而非国家本位是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在刑事和解的法律移植过程中,上述价值冲突是让人困惑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与此同时,在社会契约论之下,包括刑罚权在内的国家权力本身就来源于人民的让渡。刑罚权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就是公共秩序,在于对刑事冲突的彻底解决;维护这一利益的路径选择可以是多样的,既然刑事冲突本身就是存在于犯罪者与被害人之间、而不是国家与犯罪者之间,那么, 刑事和解当然能够实现刑事诉讼的最终目标。〔3〕按此观点,刑事和解作为刑事诉讼范围内的刑事冲突解决机制而存在。被害人与加害人通过刑事和解这种契约形式达成相互的谅解、同情和经济赔偿,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被害人损害恢复和公共利益的保护。刑事契约是刑事和解最本质的所在。笔者认为,从个人本位与刑事契约的角度来解构刑事和解的理论本源无疑具有合理化成分,这种解释具有浓重的自然法理论色彩。从价值论的角度,对正义理论进行刑事法范围内的具体解说,或许是理解刑事和解的另一个重要入口。有鉴于此,笔者将在对“平衡理论”、“叙说理论”进行概要介绍的基础上,详细述评西方恢复正义理论的具体构架,并以笔者的理解,对刑事和解的基本价值进行解说。 (一) 平衡理论与叙说理论 平衡理论(equity theory) 以被害人在任何情况下对何为公平、何为正义的合理期待的相对朴素的观念为前提。当先天的平等和公正的游戏规则被加害人破坏时,被害人倾向于选择成本最小的策略技术来恢复过去的平衡。至于选择哪种方式来恢复平衡,决取于该种方式的功能及被害人的预期成本。从平衡与恢复二者的关系看,被害人都有一个成本收益的计算方式,有时,这种计算只是个非常短暂的瞬间。被害人通常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方式。通常,如果一种平衡———恢复的成本越
浅谈刑事和解制度论文 刑罚权历来被视为公权力而被国家所垄断，在严厉的惩罚，司法系统和监狱负担沉重、再犯率又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制度给了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新的启示，下面是浅谈刑事和解制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出于对传统诉讼模式忽视被害人缺陷的反思，被害人和刑事被告人直面会商为中心的刑事和解程序成为西方犯罪学界研究的主体，以刑事和解方案为主要操作模式的恢复性司法方案成为热点。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也都纷纷掀起了刑事和解的研究狂潮。各地的探索性实践也颇见成效。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也已经有了刑事和解的雏形，但都只限于自诉案件。虽然刑事和解是为了更好的保障被害人的合法利益，使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尽快而设立的，但在实践中会因多方利益的角逐而偏离预先设想的初衷，甚至会危及其根基，这是构建刑事和解制度面临的重大挑战。如有时会因被害人、加害人之间财力悬殊、取证困难、诉讼费高昂而使被害人违心和解，这样刑事和解成了有钱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同样，加害人可能以赔偿为条件提出减轻刑罚等不合理的要求，这会从本质上动摇刑事和解的正当性根基，然而许多被害人及其家属却往往由于现实原因接受不合理的要求，从而使法官面临是保证被害人获得赔偿还是让被告人得到应有的惩罚的两难的窘境。而刑事和解则演变成了只
要赔偿就可以按加害人要求量刑的真正交易。 刑事和解的含义及其特征 刑事和解的概念 和解作为诉讼法中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通过自愿达成协议的方式来解决纠纷的行为和结果。按照纠纷或诉讼性质的不同，和解可以分为民事和解、行政和解和刑事和解。刑事和解即刑事和解制度，一般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在调停人的主持下，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对话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刑事和解的主体是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而非检察机构，这一点就是刑事和解制度与控辩双方的协商制度的区别，后者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与检察官之间的协商。刑事和解必须在调停人的主持下进行，调停人作为中立的中间人判断刑事案件和解的可行性和和解协议的合法性等问题。这点也是刑事和解制度与刑事案件私了的本质区别。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双方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的自主意愿在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和解的结果中起着积极的决定性的作用，而调停只是扮演一个消极的，中立的角色。这也就体现了和解与调解的区别。调解更加强调了调解人在其中起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调解人起着积极促成双方当事人协议的达成的作用。刑事和解是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的。刑事和解中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和解双方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方是处于优势地位或劣势地位才能确保和解双方根据自己自主意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
在办案过程中，我们经常会被问及诸如刑事案件能否和解、和解是否意味着不被追究刑事责任等问题。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和解制度”虽已被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但却并不被大众所了解。因此，武汉律师认为有必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刑事和解制度的相关规定。刑事和解适用案件的范围有哪些？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77条的规定，仅在以下两类可以适用刑事和解案件中： 1.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首先，该类刑事案件起因子民间纠纷。所谓民间纠纷，是指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关于民间纠纷的范围，法律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从反面的角度列举了不属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犯罪案件的范围。 这些不属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犯罪案件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雇凶伤害他人的； （2）涉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 （3）涉及寻衅滋事的； （4）涉及聚众斗殴的； （5）多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6）其他不宜和解的。 其次，涉嫌案由必须是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以及刑法分则第四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的犯罪。最后，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是指宣告刑而非法定刑，也就是说，即便法定刑在3年有期徒刑以上的，只
要综合全案证据判断其有可能被处以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也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规定。 2.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7年有期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首先，前已述及刑事和解的适用需要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一般认为过多犯罪之于故意犯罪而言其主观恶性较小，虽然这类犯罪造成了相对严重的犯罪后果，但是考虑到其并非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故意而为，其较容易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为了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有利于对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改造，应当允许此类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其次，之所以将渎职犯罪排除在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之外，主要是由其较为特殊的犯罪客体所决定的。渎职罪的犯罪客体主要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其侵害的直接对象是国家利益而非公民个人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以及财产权利，仅“获得被害人谅解”这一条件就无法满足，因此刑事和解无从适用。 以上就是关于刑事和解适用案件的解读。湖北良朋律师事务所是湖北省一家大型综合性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中铁十一局大厦，本所秉持“良心服务，朋盈天下”的理念，致力于将本所打造成一家诉讼与非诉领域优势结合的新型律师事务所。通过专业化服务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
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 [摘要]刑事和解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对被害人和加害人进行司法保护的思想，因此它的价值兼容了被害人与加害人利益的全面恢复。刑事和解制度，利于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关键词]刑事和解；法律价值；社会价值 一、刑事和解制度概述 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或加害人与被害人的调解，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能积极主动地向被害人认罪、道歉，并愿意对被害人给予经济赔偿，在取得被害人谅解后，在国家专门机关或者专业法律人员主持下，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国家专门机关不再对加害人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是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其在适用方面需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加害人真诚悔罪。刑事和解通过宽缓的处理方式对那些可以感化和值得宽恕的人，给予其悔过的机会，促使其回归社会。二是被害人真心谅解。被害人真心谅解是刑事和解的重要条件，只有双方矛盾真正化解才能实现刑事和解的积极效果，若被害人内心未能得到充分的抚慰而仅仅是为了得到赔偿，则双方的和解只能是一种表面上的暂时缓和，矛盾的根源没有得到解决，所以随时都有再次激化的可能。三是加害人不再具有社会危险性。刑事和解既着眼于修复犯罪行为引起的社会危害，也致力于消除加害人再犯罪的可能。 刑事和解理论基础有三个方面：首先强调犯罪不仅是对法律的违反，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的伤害；强调刑事司法程序应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提倡被害人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其目的是弥补被害人受到的伤害、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并使加害人悔过自新、重返社会。这种诉讼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减少社会矛盾，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在司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个诉讼阶段均可以适用，和解过程也相应的由公检法等机关主持进行。这一制度的落实同时也是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最好体现。 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刑事和解制度应用较成熟的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到，刑事和解体现了新的刑事观念，如刑事诉讼的经济性、刑罚的谦抑性、行刑的社会化等等，是一种符合国际刑事法治的新的司法模式。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部门尝试在公诉案件中通过当事人和解的方式解决刑事案件，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刑事和解制度之探析 [摘要]近年来，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许多地方的公检法机关开始探索在公诉案件中鼓励当事人和解的办案方式即“刑事和解”，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正是考虑到刑事和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新《刑事诉讼法》将其纳入并作为一种特别程序予以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对实践探索及其价值的认可，并希望通过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对其具体操作予以规范。然而，如何使之在实践中更加完善是值得深入思考、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刑事和解；和谐社会；瑕疵；补救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及价值理念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协议之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或诉讼制度。[1]刑事和解起源于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以恢复性司法原则为理论基础，其目的就是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和解制度作为罪犯与被害人沟通的桥梁，其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背后的价值理念是什么呢？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John R·Gehm）在其《刑事和解方案，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一文中提出了三个理论基础，即“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2]其中“恢复正义理论”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恢复正义理论建立在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强调犯罪不仅是对法律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被害人自己的伤害；二是刑事司法程序应该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三是反对政府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回应方面的权力独占，提倡被害人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3]因此，基于这一根本的价值理念，刑事和解的应有之义有三：一是被害人精神的抚慰和物质的补偿；二是加害人重罪减轻，轻罪免于监禁的实际得利；三是司法资源的节约。 然而，刑事和解也并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法律制度。在它积极价值的对应一面，客观存在着由其性质所决定的一些负面作用。德国学者伯恩特·许乃曼认为，刑事和解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刑事和解可能会削弱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行为人事前即可知悉犯罪后果，而在权衡之后定是否采取行动。如果当行为人预计可以通过赔偿来逃避刑罚，则可能更积极主动地实施犯罪。（2）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平等原则。相对于属于社会底层的行为人因为经济能力的缺乏而无力履行经济赔偿，刑事和解为白领犯罪人提供了逃避刑事审判法网的可能性。[4]的确，“赔钱减刑”会削弱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力度，导致有钱人犯罪受到的处罚比没钱人轻的现象，会助长一些人“有恃无恐”的骄纵心态，从而蔑视法律，使法律失去应有的权威性。但仅仅根据刑事和解的上述消极作用来否定其积极价值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总体上，刑事和解在司法体
和解之后是双赢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及范围 X公司位于北京市郊，主要生产油性复胶膜，属于化学制品企业。X公司从2021年开始生产水性透明胶，其产品得到了广大用户好评，销路一直很好。 2021年6月，上海某区公安分局(下称区分局)接到晓华公司的举报称北京X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区分局立案后，委托上海鉴定中心对晓华公司的水性透明胶生产技术是否属于非公知技术进行鉴定。不久，上海鉴定中心出具技术鉴定报告，认为晓华公司的水性透明胶配方设计中特殊的组分，特殊的配对、特殊的用量等属于非公知技术。2021年3月，上海鉴定中心委托中科院上海某研究所对五个聚合物乳液样品中的聚合物成分进行分析。随后，上海鉴定中心出具同比鉴定报告，认可中科院某所的分析结论，并以此认定：×公司生产的U 产品与晓华公司生产的V产品的组分和含量相同。2021年9月初，上海鉴定中心再次出具鉴定报告，认为：从蜀安等人处调取的透明胶工艺流程内容与晓华公司技术档案中查实的透明胶工艺流程内容相同，二者是相同的透明胶工艺流程。 2021年9月13日，区分局将X公司法人青松从北京带到上海。警方察看了X公司的厂房，拍了照，并带走了财务。几天后，上海某会计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认为：从2021年1月至2021年8月，X 公司生产并销售水性透明胶160吨，销售收入1800万元，获利700余万元。9月27日，上海某区检察院(下称区检)签发了逮捕令。 2021年12月初，该案进入审查起诉阶段。青松对起诉意见书表示异议，说自己并未指使蜀安、梦宝到晓华公司偷取技术；同时还指出鉴定报告有瑕疵，审计报告有水分。他委托北京四海知识产权鉴定中心(下称四海中心)重新鉴定，鉴定结论与上海鉴定的结论不一样。该鉴定报告交给区检后，区检经过慎重考虑，认为警方证据不足，将此案退回警方补充侦查。2021年1月，青松的家人再次委托四海中
我国刑事和解范围扩大的必要性分析 近年来，国际范围内刑事和解之风盛行，顺应刑事政策的需要，我国许多地方根据当地的需求均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本土化的探索，从2002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制定《轻伤害案件处理程序实施规则（试行）》到2006年湖南省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论证，我国于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写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使之成为四个特别程序之一，这无疑在非诉讼手段解决刑事案件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作用。至此，刑事和解已不仅仅是一个刑事理论上的学术名词，同时变为能够广泛运用于刑事司法实务中的制度。有关刑事和解制度运用于自诉案件是被社会民众广泛接受的，然而何种公诉案件才能纳入刑事和解制度却是备受争议，笔者现在所说的扩大刑事和解适用范围主要是针对公诉案件的。 一、我国公诉案件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现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中将“当事人和解的诉讼案件程序”单列一章，并且第二百七十七条明文规定了能够适用和解程序的案件范围，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
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5年以内曾故意犯罪的案件不得适用当事人和解程序。 （二）存在的问题 1.能够适用刑事和解的公诉案件类型有限 通过对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能够适用刑事和解层序的公诉案件范围的划定，可以明确得出：能够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仅是部分侵犯人身、财产安全案件以及过失案件。 2.限制公诉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条件苛刻 通过对刑事和解程序适用范围需要满足的条件的分析来看，如果行为人的某个行为构成犯罪，其想通过刑事和解程序来减轻刑罚或免予刑事处罚，则必须满足下列条件：首先，行为人是在真诚悔罪、向被害人赔偿损失后，基于被害人同意的基础上才能启动刑事和解程序。其次，得区分犯罪行为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如果行为人是过失犯罪，要同时排除渎职犯罪和可能判处7年以上刑罚两个条件才有适用该制度的可能。如果行为人是故意犯罪，不但要排除其五年内未曾故意犯罪，还得具体分析该犯罪是否是由于民间纠纷引起的轻微刑事案件。 二、适度扩大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必要性 从立法上来讲，刑事和解的意义在于，在传统的刑罚体系之外为加害人的侵害责任提供了一种新的承担方式。2从其作用来看，这一
浅议刑事和解制度 本文分析了刑事和解制度的含义、意义及存在的问题，在积极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在我国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保障和恢复当事人的权益，提高办案效率，构建和谐社会。 标签：刑事和解意义缺点构想 1 刑事和解制度的含义 刑事和解，也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是指犯罪发生后，经过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交谈，达成和解协议，司法机关根据和解协议对加害人进行刑事处分。刑事和解的目的是恢复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失，恢复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刑事和解是一种新型的司法关系，是一种新的刑事理念。 2 刑事和解的意义 2.1 刑事和解能够使被害人的权利得到重视，提高当事人双方的满意度。刑事和解制度是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交流的机会，使被害人的权利得到重视，被害人可以在一个相对平和的环境中对加害人阐述加害人对自己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伤害和损失，加害人可以通过被害人的陈述了解自己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有利于其从内心反思悔悟自己的行为。所以说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使被害人的权利得到重视，提高了被害人的地位和当事人双方的满意度，体现了公平正义原则。 2.2 刑事和解能够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修复和补偿。刑事和解的结果有两种：一是主要适用于对被害人造成实质性损害的案件中物质意义上的和解，包括损害恢复、赔偿等；二是适用于对被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案件的象征意义上的和解，如因侮辱、毁损名誉等而赔礼道歉、真诚的谢罪、悔悟等。刑事和解是以加害人的主动认罪为前提，这样使得双方交谈协商的环境相对平和，被害人就自己受到的伤害提出赔偿请求，加害人为了弥补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减轻自己的罪责，积极地在物质上给予被害人赔偿。在双方的交流中，被害人接受加害人真诚的道歉和悔悟，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仇恨，使被害人的心灵创伤得以安慰，有利于被害人在心理上得到恢复。同时，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是加害人和被害人自愿达成的，加害人的积极履行使得被害人的損失得到及时赔偿。所以说刑事和解能够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修复和补偿，体现了对被害人利益的全面保护。 2.3 刑事和解有利于加害人实现再社会化。加害人在监狱中断绝与社会的接触和联系，相互之间容易交叉感染，刑事和解制度提倡的非监禁刑，避免加害人之间的交叉感染，有利于加害人早日回归社会，实现再社会化。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加害人倾听被害人的阐述，使加害人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对国家、社
法学杂志 2009年第6期青 年 法 苑 作者简介:赵 丹(1979-),女,汉族,吉林四平人,国家检察官学院讲师。 杨修庚(1972-),男,汉族,河南淮阳人,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检察院干部。 参见陈瑞华: 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 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 ,载 中国法学 2006年第5期。 转引自何帆: 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基本思路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刑事和解制度的历史解读 H istori c Analysis About Syste m O f Crm i i n al Co mpositi on 赵 丹 杨修庚 (国家检察官学院 北京 102206;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检察院 山东胶州 266000) 内容提要:刑事和解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 群众基础 。在大规模移植借鉴西方法的过程中,无论国家法是否认可,它都在乡土中国存在着。纵观法律制度的成长史,刑事和解的精神价值突破了刑民的严格界分,并有可能发展为一种新型的诉讼模式。同时,作为革命法制中的实践,刑事和解构成人民司法的直接渊源之 一。 关键词:刑事和解 历史 革命法制 回归 一、礼法的摒弃与西方法移植中的刑事和解 回顾百余年中国法制的 大历史 ,极为重要的转向即是传统礼法的摒弃与西方法的移植。 在西方法移植到中国的进程中,法律概念、术语和体系等可以较快地移植过来,但西方法律所具有的 宗教性 却实难移植。在这个 大历史 中,刑事诉讼理论建立在国家追诉主义基础之上,强调国家对犯罪的有效治罪和刑罚权的统一行使,将国家公诉机构与被告人置于完全对立的地位,要求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在控辩双方 之间维持公正的审判和公平的游戏。 刑事和解在法制 现代化 的进程中,在对抗性司法的结构中,逐渐被边缘化,和解已基本无立身之地(至少在法理上),代之而起的是检察官代表国家和社会公益而提起公诉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于是乎,在从国外移植而来的以精英化、专业化、程序化为主要特点,以代表国家整体利益身份(检察官)出现,并被人民寄以厚望的新型司法制度中,刑事和解处于被否定和抑制的状态。可以说,对于具有长期调解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来说,被害者不得自为和解的规定,无疑是一个 舶来品 。这一 先进 司法制度移植到中国后,就开始了 中国化 的历程。在严禁 自为和解 的时候,主流刑事诉讼程序( 公了 )之外的 私了 则悄悄地生 长蔓延,尤其是在农村或者是所谓的 熟人社会 。 二、刑民界分中的刑事和解随着社会进步,主观、客观界限明显,刑法的范围逐步缩小,民法的范围则逐渐扩大。至19世纪时,民法、刑法才实现分立。而刑民严格界分之后带来的后果就是刑事和解的 缺位 ,取而代之的是把刑罚与损害赔偿衔接起来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而在当下中国语境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效果很不理想,有相当比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等同于 空判 。多数判决流于形式,很难弥补被害人的损失。时至今日,西方学者也有对刑民分立的进一步反思。如德国学者罗克辛提出:刑法与民法在概念上的明确区分,是19世纪法学的重大成就。但在今日,我们认为此项严格区别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刑 法与民法的再接近实有必要。 这并不是要把刑民再次合一,而是强调在研究刑法、民法理论问题时,或者在处理刑事、民事交叉案件时,不能过于固守部门法的本位,而应当综合民、刑两大部门法的共性、差异,权衡各类利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这其中也包括发挥民事上的赔偿机制,作为刑法上的 第三条道路 ,重建被犯罪破坏的法秩序。罗克辛还认为,赔偿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民法问题,因为它在本质上有利于实现刑罚目的,具有重新社会化的功能。它强制行为人在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进行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