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文本解读
读《老王》，我们不能用简单感人的道德故事来遮蔽作者对社会责任缺失的反思与对道德现状的忧虑。老王的“不幸”究竟是个人的“不幸”，还是社会的“不幸”，值得我们深思。鲁迅先生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散文《老王》，让我们感受到作家杨绛的道德良知，这也是我们阅读这篇文章的人，应该从作者身上学习的珍贵品质。
一、“我”和老王——经济关照与心灵相隔
文章开篇就交代了“我”和老王的关系：“我”是坐车的，老王是拉车的，“坐”和“蹬”是不平等的，我们是主雇关系。一个“常”字交代了“我”照顾老王的生意，这也是老王对“我”感激不尽的原因之一。不同阶层的人认识基点存在差异，情感交流必然存在“隔”的状态，所以“我”和老王之间的交流仅限于无话找话的“说着闲话”。老王也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一种“珍惜”：“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送钱先生上医院，“坚决不肯拿钱”，“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老王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与杨绛一家的交往中，他感觉
到了一种从他人那里未曾感受到的温暖和亲近，所以这种发自内心的帮助与钱无关。尽管有些时候“拿钱”，但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也正是这样的温情，使得老王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获得一种心灵的寄托。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这里的两个“赶忙”含义不同。老王是知道杨绛“转身进屋”的动作意味着什么，这是老王不愿接受的。杨绛并没有理解老王的心情，“免得托人捎了”，则强调非给钱不可。出于一种自然反应，面对“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的老王，杨绛“害怕得糊涂”了，一心想到的只是赶紧打发老王走，而打发老王走的最好方式就是钱物两讫。老王知道自己行将就木，他之所以拖着“直僵僵”的病体，最后一次来到杨绛家，很显然有他内心的考虑，弥留之际要向“我”一家做最终的告别。然而，他的苦心最终遗憾地为杨绛所误解（或者说是拒绝），使其成为一场简单的经济交易。他与杨绛一家毕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杨绛与老王之间内心深处的隔膜显而易见，双方
对他们之间交往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二、老王和其他车夫们——同行而不同道
老王的生存面临三大困难。职业危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情感孤独——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了。身体残缺——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和同行比，同是底层的老王显得孤单无助，处境艰难：同行们有“组织”，有亲人，有健康的身体，能看透主顾趁机弄点实惠；老王只有真诚和善良以及做人的准则。
老王一只眼是“田螺眼”，瞎的。瞎眼不但让他没了乘客，而且招致了别人的诋毁——“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这句话所有的根据都来自恶意的臆测：“大约”——乱猜疑，“什么恶病”——瞎估计。老王除了要忍受独眼、独身、独户的不幸之外，还要忍受“更深的不幸”——起码的做人尊严被欺侮、被凌辱、被践踏！老王的“田螺眼”竟然成为看客嘲笑的把柄，茶余饭后的谈资，人心如此阴森！我们往往习惯地认为像老王这样的人更容易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心和帮助，我们习惯地相信好人终有好报，杨绛先生以尖利的笔尖刺破温情脉脉的生活面纱，直指生活的疼痛和人性的
黑暗，以老王身体、精神的双重不幸促人怵惕，催人反省。“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这是中国文学史上自孔子、太史公以来一直提倡并恪守的写实作风，杨绛的散文创作无疑是坚定地实践着这一文学主张：“不虚美，不隐恶”，原原本本，据实写来。因此，老王的不幸，是一个时代底层劳动者受难的缩影，是时代的悲剧。
面对老王的死，老李的口气冷漠得如同鲁迅《祝福》中短工对祥林嫂的态度。我们不难看出，与老王有隔膜的不仅仅是杨绛一个人，与老王同处一个阶层的老李与老王也有隔膜，虽然这两类隔膜的意义可能不同。老李不仅是老王的“同院”，而且还代他传话给作者，大概是关系较为亲近的了，老李对他竟然如此态度，其他同行就更可想而知。同是底层人，与鲁迅《一件小事》中的车夫对老妇人的态度大相径庭。
三、幸运者和不幸者---精神灵魂的拷问
“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以上是《老王》文末的结句，散文一般以卒章显志的笔法收束，杨绛的《老王》亦复如此。只不过，杨绛在“阴晴隐于其中”“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的语言里深沉而含蓄地透出自己的心志。显然“愧怍”
是本句乃至全文的关键词，对他的细读有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力，那么杨绛为什么“愧怍”？
她愧怍于感情付出的不对等。杨绛心中的老王与老王心中的杨绛，重量是不一样的。杨绛对老王付出的情感更多是同情，同情他的苦，同情他的残疾，同情他的贫困；而老王对杨绛是亲人般的爱，这是杨绛一家在文革劫难中得到的最为真诚和珍贵的怜悯与崇敬。
她愧怍于知识分子狭隘的“高贵”。在那样一个动乱的年代，作为知识分子的杨绛，出于所谓的本能，他们不愿纯粹地接受别人的施舍、同情和帮助，而是习惯于将这一切量化为金钱，并用金钱予以答谢。因此，在“附带送冰”可以“车费减半”时，“当然不要他减半”；送默存上医院老王“坚决不肯拿钱”而“我一定要给钱”；老王临终送来香油和鸡蛋，“我谢了好香油，谢了大鸡蛋”后“转身进屋去（拿钱）”……知识分子那种“来而不往非礼也”、“君子之交淡如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等狭隘的“高贵”，使得她曲解了老王的真情怜悯与帮助。
她愧怍于迟到的“懂得”。老王这个不幸的人，他的高贵的灵魂，最应该得到尊敬，得到赞美，可是在他生前，杨绛却没有充分理解他，没有被充分感动。
等到老王去世了，杨绛才一再追忆老王和她对答的话，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她“不安”的是自己作为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的、应有所同情、有所宽容的人，却没有理解其高贵的品性——善良、真诚、崇高、圣洁。
杨绛的愧怍，是自我解剖，更是自我批判。精神灵魂的自我拷问，需要极大的勇气，杨绛先生的“愧怍”，让人敬畏。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总是在反思解剖自己的同时也在解剖这个社会，解剖人性。
读了此文，我也要自我反思，看看自己对他人的关爱够不够，对不幸之人的尊重、平等观念深不深，从而使自己的感知更敏锐，情感更丰富，情趣更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