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
绪论 宋代文学概说
宋王朝从公元960年到1279年，前后经历了320年。其中北宋是从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宋王朝起，至1126年金兵攻入北宋汴京城为止，共历九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南宋是从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年号建炎）起，至祥兴二年（1279年）南宋被元灭亡止，共历九帝：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恭帝—端宗—帝昺。
宋代文学有其鲜明的特色。
一、宋代文学的社会背景
（一） 政治方面
在政治上，宋代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制。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在开封东北四十里）组织兵变，代周自立，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后将近二十年间，宋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又先后用武力和外交的手段吞并了南方的几个独立王国和建都在太原的北汉。中华民族经过唐末五代长期分裂的局面，到这时才在大部分地区取得了统一。为了防止中晚唐以来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政治局面的重演，同时又结合自己通过陈桥兵变夺得帝位的经历，宋太祖赵匡胤特别警惕手下将领效法他那一套去反叛他。因此，他竭力削弱地方势力，千方百计巩固中央政权。例如在官制上，宋王朝采取官与职分离，使那些为人所景仰的重臣空有大的官号而无实权，“尊而不重”。宋以前朝廷中的宰相权力甚大，总理一切事务，但到了宋代，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北宋王朝为了防止宰相的专权，在宰相之下又设参知政事，并以枢密使、三司使分取宰相的军事大权和财政大权。在中书、枢密二府之外又有台谏，形成中书治民、三司理财、枢密主兵各不相侵的局面，而监察言路之权力非常之大。这样，不仅使行政、司法、财政、军事种种大权都集中到中央来，而且最后的裁决，多得听命于皇帝一人。赵宋帝王通过这些措施，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地方上于州郡长官之外又设通判，使彼此互相牵制。这就使当时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难行，在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时彼此争论不休，却很难制定有效的对策。“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这是后人对于他们的尖锐讽刺。
（二） 军事方面
赵宋王朝的军事制度，带有明显的对内严防和集权性质。朝廷把各州的精兵都调往京师，升为禁军，直接由中央统帅，守卫首都，地方上只剩老弱残兵，谓之厢军，不甚操练，不能与中央对抗。于是军事大权，全部归之于朝廷。但这样做，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国防力量，使得外患频仍、民族矛盾加剧。北宋初期受契
丹的欺侮，中期则受西夏的侵扰，最后金国崛起，长驱直入，直至把皇帝俘去，北宋灭亡。南宋则屈辱求和，长期偏安江南，无力收复中原，最后被蒙古族灭亡。除集中全国精兵于京师外，又立“更戍法”，把京师的驻兵轮番派遣到各地戍守，使“兵不如将，将不知兵”，采取兵将分离的办法，防止士兵和将帅之间发生深厚的关系，使那些具有很高威望的将领不能拥兵以自重。此外，还采取措施，分散禁军将官的指挥权，把京师的禁兵分给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统领，同时设置枢密使，掌调发国内军队之权。这样，“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见何坦《西畴老人常言》）。北宋王朝这些措施在防范武人跋扈方面收到了成效，然而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加以北宋历朝皇帝对武将的猜忌，在边疆有事时每派宦者监军，多方牵制；或自画阵图，遥授军机，使将帅不能因地制宜，随机应变。因此北宋王朝对外族的历次战役，几乎没有一次不是以丧师失地结束的。这就使北宋比之我国历史上的其他统一王朝表现得特别软弱。在辽、西夏和女真的军事威胁之下，北宋王朝就只有求和、送礼，甚至撤防、割地，一直挺不起腰杆来。北宋文学就是在人才最盛的从庆历到元丰（1041-1085）期间，也没有象西汉赋家或盛唐诗人所表现的开廓恢宏的气象，归根到底是这种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三） 外交方面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外交最怯弱的一个朝代。由于军队的缺乏作战能力和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北宋王朝在外交方面一贯采取屈辱忍让、纳币求和的做法，每年要向辽和西夏交纳几十万两匹的银、绢，使国内人民，主要是农民阶级，在徭役、赋税的沉重负担下，还兼受辽、夏贵族的剥削。北宋王朝认为辽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苏轼《富郑公神道碑》）。因此它不仅没有积极加强防御力量，取消或减轻岁币来缓和它和人民的矛盾，反而企图以对外的一味妥协，集中力量，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攘外必先安内，这是宋王朝在内外关系上的指导思想，也是它怯懦外交的思想根源。
（四） 经济方面
宋代的经济成就是显著的。在军阀割据的五代时期，国内局部地区，如吴越及南唐，由于战争较少，人民徭役和赋税的负担较轻，农业生产仍有所发展。北宋王朝统一全国以后，农民得到比较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劳动，全国农业生产恢复较快；朝廷也采取一些轻徭薄赋的措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加之农具的改良，优良稻种的推广，不但使当时国内荒地大量开辟，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有所提高。随着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里的商业和手工业也欣欣向荣。这样情况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就有生动、形象的反映。北宋灭亡之后，尽管在金统治下的中原地区，经济的发展曾受到了一定的破坏，但在当时仍处在汉族政权统治下的淮水以南地区和川陕一带，经济仍在继续向前发展，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都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都市的繁荣，从而形成广大的市民阶层，歌楼舞榭，盛极一时，造就大都市的发达，市民阶层的扩大。到了徽宗时代，这种情况更为显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云：“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大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凌，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疱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他在这里将汴京的繁华状态写得非常热闹。在这些文字里，明显地反映出当时工商业的盛况以及宫廷豪门和一般市民的游乐生活。其他如成都、扬州、河间诸大都市，也都呈现着高度的繁荣与发展。这种繁荣与发展，是宋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条件，是滋生宋代文学歌舞升平、粉饰太平等主题的温床，是宋词和话本发展的良好契机. 南渡以后，宋、金虽也时常发生战事，在外交政策上，却总是主和派占胜，每年纳银几十万两，绢几十万匹，称臣称姪，无非想图一个偏安。在这种情况下，南宋得到了百余年的喘延局面。江南一带，本来是富庶之区，加以广州、泉州几个大的国际贸易港，征收大量的关税，所以当时的财政并不窘迫。自南渡以来，中原的衣冠贵族，学士文人，以及富商巨贾都随之南下，于是南宋时期，江南一带不仅经济高度繁荣，文化也高度繁荣。
（五） 文化方面
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宋代的文化、教育自有长足的发展。随着宋代刊刻、印刷业的发达，尤其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传统的和新创的文化艺术成果不但能够保存下来，而且还能广泛传播。各种刻本书籍的大量流行，为文人学士们学习和掌握丰富文化知识，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而宋代学者所掌握的
历史文化知识比起前代的学者来要丰富得多。这时出现了几十卷、几百卷乃至上千卷的大部头著作，如《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等。它们的出现，不只反映出了印刷事业的发达，更是封建文化全面高涨的表现。陈寅恪曾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中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邓广铭也云：“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其间北宋中期的文化尤为昌盛，“隆宋”与“盛唐”同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期。
二、宋代文学的文化环境
（一）重用文官
比至武人，北宋王朝对文人的待遇优厚得多。宋朝文官有优厚的俸给，在离职时也还可以领宫观使的名义支取半俸，武官就不能这样。宋太祖赵匡胤即制定重视儒士的政策，曾说“宰相需用儒者”（王曾《王沂公笔录》），其实何止宰相，就是主兵的枢密使、理财的三司使、下至州郡长官，也几乎都是文人担任。并且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人”（陆游《避暑漫钞》），这个制度在相当长时期得到坚持。这对于提高当时文人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效忠于北宋王朝，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明清之际大思想家顾炎武评价说这是宋朝“过于前人”、“汉唐之所不及”之处（《日知录》卷一五《宋朝家法》）。
（二）学校及科考制度
北宋王朝在培养和选拔人才方面继承了前代学校、科举制度，在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培养一般官僚的侯补人材，此外还有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培养专门人材的学校。到宋仁宗时更明令全国州县都建立学校，设置学官教授，并有一连串考试提升的办法。由于官办学校还不能满足士子学习文化的要求，民间私立的书院逐渐增多。当时最有名的庐山白鹿洞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南京（宋代称河南的商邱为南京）应天府书院、潭州岳麓书院，被称为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在宋太宗时学生达到数千人，应天府书院在宋真宗时修建了一百五十间校舍，它们的规模比官办学校还要大。
北宋王朝还进一步发展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汉代取贤重在官府举荐，权贵得以操纵其间而促进门阀世族的形成，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更是门阀政治的标志。隋唐确立士人参加考试的科举制度，对门阀势力是一种打击。然而唐时仍允许名流“公荐”举子，应试举子往往向王公贵人投献诗文，
希望他们替自己宣扬，有些士子由于有王公贵人推荐，往往不待阅卷就内定了，而真正有才学有品格的文人有时反而没有被网罗，例如唐代最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就都不是进士出身。唐代科举终究未能摆脱权贵的影响，每年录取的进士人数也少，不过三十人左右。宋代实行锁院、弥封及誊录试卷等法，主考和阅卷官都集中贡院评卷，不得和外人接触，使考官“莫知举子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爱憎厚薄于其间”（见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应考者的身份限制及录取名额均大为放宽，一次录取的进士数达三四百人，比唐代超过十倍以上。虽不免于滥，而不少优秀士子也由是登上政坛与文坛。如王禹偁乃“世为农家”，范仲淹与欧阳修均出身孤寒，苏轼、苏辙兄弟为来自西蜀素不知名之士，均因竞胜于文战之场，进而领袖群英，这自然给政界与文学界带来新气象。宋太祖曾说：“昔者科举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殿试，尽革其弊矣”（见《宋史·选举志一》）。这话虽不能尽信，但仍可以看出它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势家大族对中央政权的垄断。此外宋代对科举录取的进士，还由皇帝赐诗、赐袍笏、赐宴、赐驺从游街等来加以奖励。“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尹洙曾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莫不可及也”（见《儒林公议》）。宋代的科举制度，以及配合这制度的种种措施，有效地吸引当时士子走向读书应举的道路，巩固了北宋王朝的统治，也促进了当时封建文化的发展。然而另一方面，它也使更多士子“一经皓首，十上干名”，弊精神于无用之地；而少数贫寒的士子，“一举成名，六亲不认”，更成为宋元时期小说戏曲中鞭挞的对象。
宋代科考内容也有一定变化，由初时专考诗赋进而改为兼试策论，或主考经义，此外还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制科考试，俾应试者探讨国家政治和社会重大实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对策有直言批评朝政相当激烈者，也有论及文学问题的。故宋代科举之作用与明清时期以八股取士之扼杀人才与思想者颇有不同。科举考试兼及策论直至后来偏重策论，不仅可以选拔有政治头脑的人才，为宋代政治的一大特色——文人执掌政权储备人才，更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风。苏轼《拟进士廷试策表》说：“昔祖宗朝崇尚词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乎熄。”宋文长于议论，就是诗歌也表现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同这种考试内容密切相关。
（三）游乐风气
宋太祖在“
杯酒释兵权”中就面告石守信等宿将功臣，要他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后来对西蜀和南方诸国的降王降将也都赐第封官，赏赐优厚，同时集中诸国归臣在馆阁里编书，厚其俸禄，使他们为王朝粉饰太平。当时宫廷里每有庆赏、宴会，皇帝常和侍从大臣唱和诗歌，而贵族官僚家里也常有文酒之会，佐以妓乐。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下，北宋初期的文学基本继承晚唐五代浮靡的作风，片面追求声律的谐协和词采的华美。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体诗文，晏殊、张先等的词，就是在这种文学风气之下产生的。伴随着国家的统一，政局的相对稳定，尤其是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级的壮大，到了仁宗朝的所谓“太平盛世”，北宋的游乐风气开始趋于鼎盛。前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自序中的那段文字，正是北宋中后期“升平气象”和“盛世香风”的生动写照。到了南宋，山河破碎，危机四伏，统治阶级非但不思恢复，反而苟且偷安，将游乐之风愈扇愈烈。教坊乐部之庞大，都市瓦肆伎乐之兴盛，四时游赏之侈丽，尤其是西湖“销金锅”之号，皆比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北宋游乐之风的兴起还可以称得上是“太平盛世”的某些真实反映的话，那么南宋游乐之风的盛行则更多地带有“偏安王朝”所辐射出的某些畸形文化特征。整个有宋一代的游乐风气刺激和推动了宋文学各种形式的发展和演进，对宋文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宋代文学的文学形式
宋代文学体裁多种多样，不但有诗、词、文，还出现了戏剧和话本小说，这里撮其大要而述之。
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没有唐诗那样突出，但它的成就却不能低估，唐诗、宋诗各有千秋，它们的风格不同。一般地说唐诗讲神韵、格调，宋诗则讲气骨、理趣；唐诗多以热烈的感情去感受现实生活，宋诗多以冷静态度去体察客观事物；唐诗气度宏大，宋诗钻研甚深。此外，宋诗好发议论，呈现出散文化的倾向。北宋初期基本沿袭晚唐五代浮靡文风，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体诗文流行一时，几乎同时，一批出身中下层地主阶级，通过科举参加政权的文人，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和在文艺上的表现必然和那些一味为北宋王朝粉饰太平的御用文人有别。北宋初期的柳开、王禹偁等作家已有意继承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的传统，企图纠正晚唐五代以来文艺上的颓风，努力把诗文引向现实主义的道路。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诸家在提倡古文的同时，诗歌上也接受了韩愈及其同派作家的影响，在内容上要求以诗歌“叙人情，状物态”，反对西昆诗人的无病呻
吟；艺术上要求以清丽平淡的风格纠正西昆诗人的浮艳作风，这才开始表现了宋诗的独特面目。此后经过王安石、苏轼到黄庭坚，他们从各自的生活道路出发，多方面向前代作家学习，通过诗歌抒发个人的生活感受，表现个人的政治态度、文艺见解，形成各自不同的诗歌风格，和欧阳修合称北宋四大家。由于宋代文人的政治地位高，容易脱离人民群众，长期的书房生活，使他们习惯于以学问相高，以议论相尚，而不大注意从现实生活吸取源泉，构成鲜明的诗歌意境来激动读者。这种作风在欧、王、苏三家中已有所表现。到了黄庭坚、陈师道，变本加厉，形成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见严羽《沧浪诗话》）的江西诗派，风靡一时，使诗歌脱离现实的倾向愈来愈严重。金兵的南下，两河的沦陷，北宋王朝的覆亡和南宋王朝的建立，这些在靖康、建炎之间（1126-1130）发生的重大事件，使当时政治形势及人民生活起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在诗歌创作中得到反映。当时江西派的重要作家如陈与义、曾几已经在诗里表现了伤时念乱的心情，到陆游更继承从屈原到杜甫的爱国主义传统，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抗敌御侮的要求，并在更大程度上纠正了江西诗派脱离现实的倾向。同时的杨万里、范成大，出入于北宋和中晚唐诸家，各以其繁富的诗篇描绘祖国的江山风物，使宋代诗歌在苏黄诸家之后重新出现了一个繁荣的时期。其后宋金对峙渐趋稳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暂时得到缓和，文学上爱国主义的呼声渐趋微弱，代之而起的四灵诗派、江湖诗人，就更多地表现了对现实的消极态度。直到南宋亡国前后，领导人民起兵抗元的文天祥，以及经历亡国惨痛的作家如谢翱、汪元量等，才重新写出了一些激动人心的爱国主义诗篇。
比之诗，词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宋词向来和唐诗、元曲并提，被尊为一代文学之胜。前人以词为宋代的代表文学，从一代文艺作品应具有自己独特的时代风格看，是有一定理由的。宋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词家。在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传统的婉约派以外，又有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词的创立。现存《全宋词》、《全宋词补辑》，录存作品二万余首（不包括残篇、附篇），有名姓可考作者一千四百三十余人，两宋词业之盛，于此可见。
宋词最初继承晚唐五代婉约绮丽的词风发展，人们习惯于用它来写艳情。所谓“娱宾遣兴”、“诗庄词媚”，很能说明词的某些特质。另一方面，由于晚唐五代词人写来写去不出于一点男女的离情别绪，却正好为宋人留下更其宽广的余地来驰聘他们的才情
与笔力。由于北宋封建文化的高涨和文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在范仲淹、欧阳修等部分作品中，即景抒怀，气象已自不同。到苏轼更矫首高歌，时见奇怀逸气，在婉约词家之外别立豪放一宗，开南宋张孝祥、辛弃疾等爱国词家的先河。尤其是辛弃疾的作品，悲歌慷慨，志气昂扬，足以激顽起懦，激励人心，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两宋词家的最高水平。
苏词在北宋的影响还并不显著，他门下的秦观和同时的贺铸主要还是继承五代词家和柳永的词风发展。柳永多作慢词，多从都市生活吸取素材，在当时市民阶层中传唱最盛。到北宋后期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更以典雅工丽之词为这没落王朝点缀升平，把宋词引向了脱离现实的道路。南宋中叶以后的词家如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虽面目各有不同，主要是继承周邦彦的词风继续发展的。
由于宋代封建文化的高涨，妇女知书能文的渐多，词的传统风格又有利于抒写“闺情”，因此宋代还出现了一些女词人。南渡前后的李清照，其才不让须眉，在两宋词家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宋代散文的繁荣开始于宋初的诗文革新运动。仁宗庆历时期，一方面由于北宋王朝将近百年的统治，为封建文化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内外危机的加深，促进文人对于现实的关心，诗文革新运动就在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领导之下，取代西昆派的地位，成为北宋文学的主流。宋代散文家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成就突出。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就占了六位——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和苏辙。欧、苏等大家是韩柳古文运动的最好继承者。韩柳文大部分文从字顺，成为后来文人学习的典范；但他们本身也还没有完全摆脱汉魏以来辞赋家的习气，部分篇章过分追求字句的雄奇精炼，甚至近于生涩。欧阳修主持礼部试时曾打击了文坛上追求险怪的作风，王安石、苏轼更批判了“力去陈言夸未俗”和“以艰深文其浅陋”的辞章家习气。他们自己的作品也大都晓畅明白，平易近人。这就引导当时的散文创作向健康的道路发展，其影响远及明清的许多古文家。宋代散文在思想内容上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和现实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不少散文名作与政治斗争直接相关，甚至就是激烈政治斗争的产物，如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朋党论》和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等。宋代散文比之唐代散文更宜于说理、叙事和抒情，因此更适合于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也就很自然地成了后代散文家仿效的一种模式。
宋代文学，除在诗、词、散文创作上取得了卓越成绩外，在戏剧和小说方面也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北宋的城市经济较唐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唐代的长安、洛阳，住宅区的坊巷和市区分开，黄昏后坊门锁闭，禁止夜行，市区交易也只能在白天进行。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早就有繁盛的夜市，坊和市的界限也被突破了。当时洛阳、扬州和南宋的杭州、成都等大城市，情况也相类似。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和娱乐的需要，在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杭州等大都市里出现了一些群众游艺场性质的“瓦肆”或“瓦子”，经常演出说话、说唱、杂剧、院本等艺术，使两宋时期的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和戏曲，取得重要成就。据现存有关资料记载，宋杂剧、金院本和南宋戏文，在当时都很活跃，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但遗憾的是它们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具体作品。至于话本小说的成就则更为巨大，它确立了白话小说这一崭新的文学体裁，开辟了我国长短篇白话小说兴盛繁荣的新时代，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宋诗
第一章 宋诗概说
第一节 宋诗发展线索钩沉
宋诗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仅据清人厉鹗的《宋诗纪事》一书所录诗人即达三千八百余家，较之清康熙年间敕编的《全唐诗》所录唐代诗人二千三百余家，多出一千五百余家。宋代诗人的创作数量更是多得惊人，动辄数千，甚至上万，如果汇集起来，无疑数倍于《全唐诗》的四万余首。这一数量的本身，也就决定了诗在宋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固然，宋代是诗、词、文俱盛的时代，但与文、词相比，文人作诗不仅更为普遍、数量更多，而且以“无意不可入”的态度，形成诗的更为丰富的内容。
作为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诗歌自然凝积着宋文化的全部特质，并由此形成传统诗歌史上的一段独特的存在。这一独特存在，最显著地与唐代诗歌形成对比与参照。无论是宋代诗人的创作实践，还是后世论家的批评标准，实际上都是以唐诗为一个最重要的参照系的。这样，站在唐、宋的不同立场，也就形成完全不同的观点，如欧阳修志在建构独具风貌的“宋调”，即自负“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严羽论诗“以盛唐为法”，因谓以苏、黄及江西派为代表的宋诗人为“奇特解会”，“非古人之诗也”，“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其后，“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叶燮《原诗》内篇上），尊宋诗者则谓‘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吴之振
《宋诗钞序》）。唐、宋诗之争，自宋迄清，历时千年，聚讼不休，遂成为文学批评史上至今未能解决的一大公案。
概括地看，宋诗的兴盛及其特征的形成，与宋的时代状况及其文化素质密切相关，构成时代精神与社会环境的最富活力的表现。但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审美系统的诗歌史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又并不完全同步，其往往在处于社会环境和时代意识的深刻影响的同时，又显示出独特的运行轨迹和规律。因此，宋代的时代的开始就并不意味着具有独特风貌的“宋调”的出现。由于诗歌史自身发展的惯性以及唐诗的强大影响，在北宋初期的六十年诗坛，即全然体现了唐代诗风尤其是晚唐诗风的延续。这期间相继出现的有白体、西昆体、晚唐体三派诗人，白体诗人主要有王禹偁、徐铉等，西昆体诗人主要有杨亿、杨筠、钱惟演等，晚唐体诗人主要有林逋、魏野、寇准等，他们分别以中晚唐诗人白居易、李商隐、贾岛等人为师法对象，特别是“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名者，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蔡宽夫诗话》），流行于晚唐五代仍以贾岛、姚合为代表的一路诗风与宋初晚唐体的接续，更划出宋初诗史的一条最明显的线索。可见，宋初诗坛虽未形成独具特色的“宋调”，但其对晚唐诗风的大规模承袭，却实在地成为宋代诗史的起点。这种在宋初结束残唐五代割剧纷乱而形成大一统局面的新时代气象中对残唐五代委琐诗风的原般承继的不适时性，也就为下一阶段诗史的变革提供了客观的依据与实在的对象。此外，在宋初诗坛范围内，白体诗人的杰出代表王禹偁“拆浮伪，去陈言”，“力振斯文”的努力（苏颂《小畜外集序》），晚唐体与西昆体诗人基于文人审美趣味的高层化要求以及艺术经验的探索的需要，而对于精巧典丽的构思与形式的追求，本身也蕴蓄了一定的趋变因素，因此，宋初虽以承袭晚唐为起点，但其深层实已生成了整个宋诗史最显著的特征——变革精神的基因。
具有独特风貌的“宋调”，形成于北宋前期的后一阶段。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为代表的诗歌复古运动作为这一时期诗坛的主流，依倚着儒学复兴的文化土壤以及政治文化走向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一方面表现出儒家政教诗学的浓厚色彩和正统观念，另一方面又造成政治社会意识的空前强化，在“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梅尧臣《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梅尧臣《答裴送序意》）的认识的前提下，在对宋初晚唐诗风的批判与变革之中，宋诗也同时完成了议论化、理性化的
特征建构，走上了价值取向与艺术风格的转换进程。这其间，以集文人、学者、重臣于一身的欧阳修的作用尤为显要，作为群伦之领袖，欧阳修有意识地聚集众多诗人成为一个志合道合的诗人群，形成诗歌复古运动的浩大声势以及“宋调”初建的大规模的实践；同时，欧阳修通过知贡举选录天下英才，直接培养和提拔了王安石、苏轼，更为下一阶段宋诗艺术高峰的出现启开端倪。欧阳修作为重臣与学者，其诗歌的政治取向与哲理内蕴的两翼又联结着名臣诗人群与理学诗派，这两个创作群体在各自领域的单向发展与极度推广，在整体上恰恰成为诗歌复古运动的辅翼，显示了与“宋调”形成同步的宋文化的全般推进的内涵与质素。
宋诗艺术高峰出现于北宋后期。这时期北宋盛世已走向衰颓，各种内外矛盾逐渐加剧，党争空前激烈，但是这种政治上的新旧对抗与矛盾交织引发的激烈辩论与思想交锋，恰恰成为诗人创作个性极度发挥的思想基础。宋诗艺术自身的积聚与展开，通过这种时代因素的深层刺激与推助，自然迅速达到其峰巅状态。这是宋诗史上大家最多的时代，代表诗人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所谓“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陈师道《后山诗话》），共同构成宋诗艺术的最高程度的体现。但由于诗人创作个性的发展，他们不仅各自显示出截然不同的主导风格，而且每一具体作家也都具题材风格的丰富多样的特点，这在苏轼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苏轼基于丰富的人生经历与思想渊源的创作个性的发展，在诗中最终形成以超然物外与热情滂霈为主要表现的主体的高扬与心灵的涵盖，将宋诗的本质精神推扩到辉煌的境地。同时，苏轼的博大襟怀造成一个成员众多的苏门诗人群，几乎占尽了整个盛宋诗坛，其中最杰出者是黄庭坚与陈师道。黄、陈皆自苏轼的主体精神出发，一个侧重诗律的规范，一个着意内心的体验，而这种规范的诗律与内省的方式的合流，也就构成了江西诗派创作的最根本的要素与起点。
北南宋之际，宋代进入腐朽其内、动乱其外的时期，伴随着北宋灭亡与南宋偏安局面形成的过程，是社会空前激烈的动荡。与这种政治史的衰微一样，这时期的诗史也进入明显的低谷，但与社会的动荡相反，这时期诗坛又显示了创作风格的一致与凝定。前期大家苏、黄等人相继辞世，但黄、陈诗中形成的规范法式，却为这一时期众多中小诗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从而以大体相同的创作态度与艺术趣味凝聚成一个阵容庞大的江西诗派。这一诗派不仅主宰了北南之际的六十年诗坛，而且影响深远直达清末，究其
原因正是在于对黄、陈诗风及创作规范的细密与完善，以一种模式化的面貌，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典型的宋诗的基本特征。然而，这一创作规范在宗派意识的支配下长期的延续、推扩与发展，同时也就形成了固定、凝定与僵化，所谓江西末流之弊就在于诗人眼界日益狭小，诗境日趋枯寂，诗人们在强大的群体意识之中，创作个性消融几尽。因此，江西末流对黄、陈句律的承继，恰恰忽视了黄、陈诗中与其艺术外壳相符称的高扬的主体精神和丰富的心灵世界。有鉴于此，江西派后期重要作家吕本中提出“活法”，试图打破僵化的模式与封闭的心灵，其创作实践也就由生新艰涩走向轻快圆话，同时诗人曾几进一步将这种诗风推向清新活泼，以这一转变为契机，社会动荡与民族危亡的时代气息也一定程度地在吕、曾诗中透现出来，这在稍后陈与义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与发展。从江西派内部的趋变中表现出来的清新活泼的诗风与关注时代的精神这两种倾向看，实际上已经为宋诗史下一阶段的又一艺术高峰的出现拉开了序幕。
紧接江西诗派末流衰弊及其内部趋变之际，南宋前期的后一阶段诗坛出现了中兴局面，以陆游、范成大、杨万里三大家为代表的诗坛，犹如漫缓颓波中的中流砥柱，振起宋诗史上第二座艺术高峰。当然，由于江西诗风的强大影响，陆、范、杨三家都体现了出自江西的艺术渊源，但他们创作的最终成就与实质精神，无论是慷慨激昂的爱国情怀，还是清丽自然的田园山水，都以走向外界现实的共同特性显示了与江西派主调的根本差异。陆、范、杨在走向现实的自觉意识的共同确立中，又有各自不同的侧重面，陆游的慷慨激昂是南渡以来压抑于士人胸中的抗敌愿望与爱国精神的迸发的最高程度的体现，范成大基于丰富阅历的纪录而对诗境的着意开拓，则成为现实意识的最大规模的实践，杨万里神会于自然景物之中，既追求情景交融又力倡晚唐诗风，更体现了南宋诗风变异的一个最显著标志。其时，理学家朱熹及词家姜夔等人皆擅诗，而其平白明畅的艺术表现亦皆体现了相似的审美趣味。
杨万里初倡“晚唐异味”的范围本来尚较广泛，然而经由叶适到永嘉四灵，则形成独尊贾岛、姚合的诗风，由四灵推扩为一个拥有众多诗人的江湖诗派，也就构成南宋后期诗坛的主流。这一持定内涵的晚唐诗风的复现，极为明晰地显示出向宋初晚唐诗风的回归，然而，由于整个宋诗史的变革意识的长期积淀与渗融，宋末与宋初同宗晚唐的现象又有本质的差异，宋初的晚唐诗风是前代影响的自然延续，宋末的晚唐诗风则是对以江西派为代表
的“宋调”的变革，因此，宋末的回复晚唐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宋诗变革精神的体现。此外，这一时期诗坛还衍出两大线索，一是远离政治的江湖诗人创作中的平民意识与趣味的不断增强，为元明诗风启开端倪，二是宋亡之际的遗民诗人创作中的爱国激情与黍离哀思的集中迸发，接续着宋代文人普遍的政治社会意识而形成民族精神的大力张扬与久远回响。
宋诗发展脉络图：
北宋初 北宋中期 北宋后期 南北宋之交 南宋中期 南宋后期
白体 欧阳修 王安石 江西诗派诗人群 陆游 四灵
西昆体 梅尧臣 苏轼 （吕本中 范成大 江湖诗派
晚唐体 苏舜钦 陈师道 陈与义） 杨万里 遗民诗人
北宋前后期以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为界（1068年）
南宋前后期以宋宁宗开禧北伐为界（1206），（隆兴和议发生于1164年）
第二节 宋诗整体特征
通过以上对宋诗史的概略描述，我们发现，宋诗从整体上呈现出如下较显著的特征：
第一、 丰富性。
体现为：a.诗人数量多。b.诗作数量多。c.诗派林立。d.内容繁富。
宋代不仅诗人众多、创作丰盛，而且诗派空前繁富，形成诸多体格，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举其大者，从时代特征着眼以“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为代表，从作家风格着眼以“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为代表。每一种诗体实际上都聚集着一个趣味相投的诗人群，构成创作风格相似的诗歌流派。除此而外，宋初的白体、西昆体、晚唐体，其后的诗歌复古运动、苏门诗人群、江西诗派、中兴四大家、理学诗派，直至宋末的永嘉四灵、江湖派、遗民诗人，各种诗派贯穿着整个宋代诗史，从这一角度看，一部宋诗史几乎就是各种诗派的发生、衍变、消亡史。尽管在宋以前，诗坛已多有流派，如“建安体”、“太康体”、“大历体”之类，但自觉的宗派意识的形成可以说是肇端于宋初，因而宋诗史上不仅诗派空前繁密，而且诗人皆以自立门庭相号召，所谓“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沿及宋人，始争疆垒”（王夫之《姜斋诗话》），正是宗派意识自觉与强化的体现。同时，宋代诗人创作个性的普遍的充分发挥，又构成诗派内部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这种由诗人创作个性的充分发挥与众多诗派的争相自立相融合的群体意识与创作个性的互为体现，包容、联结，也就进一步促使宋诗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宋诗疆域的不断推扩。明人袁宏道《雪涛阁集序》云：“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
正见宋诗由诗人的自立精神而形成的广博容量。清人袁枚于《随园诗话》卷七云：“三唐之诗，金、银也，不搀合铜、锡……宋元以后之诗文，则金、银、铜、锡无所不搀。”将唐、宋诗做比较，亦可见其以“无所不搀”而有别于唐诗处。
第二、 变革性。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宋代诗派凡数变，西昆伤于雕琢，一变而为元祐之朴雅，元祐伤于平易，一变而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后，江西宗派盛极而衰，江湖诸人欲变之，而力不胜，于是仄径旁行，相率而为琐屑寒陋，宋诗于是扫地矣。”全祖望在《宋诗纪事序》中说：“宋诗之始也，杨、刘诸公最著，所谓西昆体者也。……庆历以后，欧、苏、梅、王数公出，而宋诗一变。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练，并起有声。而涪翁以崛奇之调，力追草堂，所谓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诗又一变。建炎以后，东夫（萧德藻）之瘦硬，诚斋（杨万里）之生涩，放翁（陆游）之轻圆，石湖（范成大）之精致，四壁并开。乃永嘉徐、赵诸公（徐照、徐玑、赵师秀），以清虚便利之调行之，见赏于水心，则四灵派也，而宋诗又一变。嘉定以俊，江湖小集盛行，多四灵之徒也。及宋亡，而方、谢之徒（方凤、谢翱），相率为急迫危苦之音，而宋诗又一变。”这两段话不仅描划了诗史各个阶段的特点与实况，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宋诗史上诸多流派互为递嬗之因由与轨迹。也就是说，整个宋诗发展过程中的众多诗派的出现，其所表现出的自立门庭的精神与努力，根本的内驱力乃在于对前人的变革与改造。从整个诗史的总体看，宋诗是对唐诗的变革与改造，从宋诗史的本身看，宋诗也是一个不断的变革与改造的过程，不仅各派各体之间，即在具体的作家之间，也往往表现为有着具体针对性的因变关系。吴乔《国炉诗话》云：“诗道不出乎变复”，“汉魏诗甚高，变三百篇之四言为五言，而能复其淳正，盛唐诗亦甚高，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宋人惟变不复，唐人之诗意尽也”。可见，对传统诗歌中的变革精神的极度发展，正是宋诗的重要特色之一，也就是说，在整个诗史的嬗递流程中，宋诗的变革程度是最高的。
概言之，与前代诗史相比较，宋诗史以丰富性见长；从宋诗发展阶段着眼，宋诗史则以变革性为特色，正是它的丰富内涵与追求自立的变革精神构成了宋诗自身的显著特色，推动了唐代以后诗史的继续前行与发展。
第二章 北宋前期诗坛第一节 北宋前期诗坛概述
北宋一百六十余年，可以神宗登位变法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由开
国（960年）到英宗末叶（1067年）约百余年，是政治上大体稳定、经济上向上发展的时期。由太祖、太宗到真宗，历朝垦田数不断递增，手工业、商业和海内外贸易都有相当发展。随着中原统一局面的形成和社会经济的繁荣，统治者歌舞升平、宴会享乐之风广泛蔓延。然而承平稳定的社会表象，毕竟掩盖不了内外矛盾的迅速增长。宋朝对辽、夏的转攻为守，特别是真宗景德元年（1004）、仁宗庆历四年（1044）两次轻易地允诺向对方纳币求和，加重了宋朝外部的经济和政治威胁；官冗、兵冗、财乏、军弱等新弊端的逐渐形成，豪门富商兼并聚敛的日益加剧，又促成了社会内部机制的动荡不安。内外矛盾的纷至沓来，使敏感的士大夫知识层产生了忧患感、危机感，意识到不能再一循旧章地苟安下去。因而从真宗嗣位以来，朝内就出现了各种挽救危机的议论。如真宗咸平初，王禹偁就指出“兵威不振，国用转急”的现状，柳开也提出了“若守旧规，斯未尽善，能立新法，乃显神机”（《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 ）的见解。仁宗时，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都主张革新政治，富弼在奏章中认为“朝廷自守弊法，不肯更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必将有严重后患。北宋前期是社会生活由相对稳定到多重矛盾日趋显露的时代，也是地主阶级中有识之士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
北宋前期文学同这种社会潮流相呼应，其发展主线大体上经过了由承传前代馀风，到呼唤革新和完成蜕变的漫长过程。而各体文学的演进，又是不能不受着它们自身的前行发展状况所影响和制约的。
北宋诗的嬗变历史与文相通。古文运动的前驱王禹偁诗文俱工，他提出“韩柳文章李杜诗”的口号，最早主张诗尊李、杜。当时李、杜诗并不为人所重。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约六十年间，诗歌主要承袭中晚唐。方回说：“宋划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送罗寿可诗序》）白体学白居易，诗风平易晓畅，作者有李昉、徐铉、王禹偁等，以王禹偁成就为最大；晚唐体学贾岛、姚合，以清逸幽隐为归，作者有九僧、林逋、魏野、潘阆等，九僧和林逋可为代表；昆体学李商隐，辞采密丽精工，杨亿、刘筠是这一派的领袖。大致白体诗流行最早，作者不少为由五代入宋的诗人，今存最早的白体唱和诗集《禁林宴会集》，系太宗淳化二年（991）苏易简、毕士安、梁周翰、李昉、张齐贤等于翰苑观赏飞白御书而作。晚唐体的流行差不多与白体同时，九僧年辈略与王禹偁相近，魏野、林逋的生年也早于杨亿、刘筠。西昆体的兴起在真宗景德年间，其酬唱诗结集于
大中祥符元年（1008），由于主要作者身为文学侍臣，供职翰院，为一代风雅所系，加之他们以富赡的辞采咏唱华贵的帝都生活，恰与开国不久宴乐升平的气氛相契合，遂使昆体耸动天下，风靡一时，在宋初诗派中兴起最晚而影响最大 。西昆体的过热流行及其末流的偏弊日甚，必然会引发诗界内部反对声浪的涌起，加之仁宗时代政治改革浪潮日益高扬，这就促进了诗歌的矫弊和创新。
仁宗、英宗两朝四十馀年，是诗坛上针对西昆的偏弊而创新诗风的时代。这时从舆论上痛诋西昆而造成广泛影响的是石介，以创作实绩而显示出宋诗独立面目的，是苏舜钦、梅尧臣和欧阳修。苏舜钦在《石曼卿诗集序》中说：“国家祥符中，民风豫而泰，操笔之士，率以藻丽为胜。”这显然是针对西昆而发的。他于景祐年间校辑杜甫别集，感叹杜诗“不为近世所尚”（《题杜子美别集后》）。他写诗发扬杜诗关注重大时事的传统，而摒弃了一味追求藻丽的风尚。梅尧臣于天圣九年（1031）调任河南县主簿，他同任职于西京留守钱惟演幕府的欧阳修、谢绛等人结为诗友，相互酬唱，一时间使洛阳成了诗歌创作的一个中心。他们这时虽未提出矫正昆体的口号，但已经开始了改革诗风的创作实践。以后随着政治改革斗争的激化，他们以诗歌干预现实的意念更加自觉。梅尧臣于庆历年间所作的几篇有名的诗文，鲜明地揭橥了革新派诗人的创作旨趣。苏诗激情坌涌，梅诗覃思清切，各擅其长，齐名一时，深受欧阳修推重。欧阳修诗坦易疏畅有似李白，而议论英发处则于韩愈为近。北宋诗到梅、苏、欧三家，已洗尽了浮艳积习，完成了诗风改革。叶燮《原诗》云：“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发挥铺写，曲折层深以赴之，竭尽乃尔。”叶梦得《石林诗话》说：“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可见变尽昆体而显示出宋诗独立面目者，始于梅、苏、欧三家。
北宋前期诗歌的革新历程，与古文运动相似，它随着政治改革的深入而发展，革新派诗人的创作观念也与故家波澜莫二。革新的派诗人大多是主张文风复古的古文家，如王禹偁、苏舜钦、欧阳修等人都是诗文兼擅的。以此，他们对创作大抵强调发扬风雅美刺等观照现实的诗歌传统，以诗歌作为“正始雅音”来参预政治改革的意识也比较自觉。不过诗歌风格的演变与古文着重发展韩、柳文从字顺的一面而走上坦易明畅的路子有所不同，它以杜、韩为主要师法对象而走向了深窈奇崛一途，在承传变化唐音的基础上创造了与唐
诗韵味迥异的宋调。
北宋前期诗坛拟可分为两段而观之。第一阶段是指在太祖、太宗、真宗三朝（960-1022）六十余年的整个北宋初期，诗坛表现为对晚唐诗风的延续，可称为“唐风笼罩”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指仁宗、英宗两朝（1023-1067）的四十余年，宋诗逐渐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风调，可称为“宋调初成”的时期。
第二节 “唐风笼罩”的北宋初期诗坛
宋朝的建立，一方面结束了残唐五代的割据纷争，形成“一轮倾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赵匡胤《咏初日》）的一统局面，另一方面采取了发展生产的有力措施，使社会经济和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兵乱田荒的局面逐渐变为“稻穗登场谷满车，家家鸡犬更桑麻”（滕白《观稻》的繁荣景象。但是宋诗并未能与宋初社会发展产生同步性，因此，宋代的时代的开始并不意味着具有独特风貌的宋诗开始。在太祖、太宗、真宗三朝（960-1022）六十余年的整个北宋初期，从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看，实可视为唐代诗风尤其是晚唐诗风的延续，半个世纪的宋初诗坛处处体现出唐风笼罩的特点，活跃着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三个主要作家群。以时代先后而论，则白体为先导，风行于太祖、太宗朝（960-997）；自太宗后期至真宗时，出现了晚唐派；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西昆体开始兴起，其声势达于仁宗期。这三派的创作内容及风气是一脉相承的，大都是唱和酬答之作。
一、白体诗及王禹偁诗
（一）宋初的唱和诗风与白体诗
宋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重文轻武。宋初的最高统治者为了安定封建秩序，加强中央集权制，在政治上采取了偃武修文的策略，并使之形成普遍的社会风气。《宋史·文苑传序》云：“艺祖（赵匡胤）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尹，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为了颂扬圣明和粉饰太平，赵宋王朝有意提倡应酬赠答的诗赋。特别是太宗，常常舞文弄墨，附庸风雅，每逢庆赏、宴会，便宣示御制诗篇，令大臣们唱和。所以宋初文坛盛行的是唱和诗。于是白居易的元和体便成了时流学习的榜样。众所周知，白居易一生的诗友前半期是元稹，后半期是刘禹锡。他们曾写过许多唱和诗，次韵相酬，编篡成集。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说：“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遣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
仿效，竟作新词，自谓为元和体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元和体诗可分为二类：“其一为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其二为杯酒光景间之小碎篇章”（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论[丁]元和体诗）。两者互相渗透影响，就形成了宋初以小碎篇章互相唱和的白体诗风。
据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所列举，白体诗人主要有：李文正（昉）、徐常侍昆仲（徐铉、徐锴）、王元之（禹偁）、王汉谋（奇）等五人。其中徐锴、王奇二人诗集已失传，李昉有文集五十卷，亦已不传，唯其与李至酬唱合集《二李唱和集》尚存。五人中，只有徐铉、王禹偁有完整诗集传世。
（二）王禹偁
1．生平及著述白体诗人的杰出代表是王禹偁。王禹偁（1054-1001），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山东钜野）人，家世务农，父亲以磨制面粉为生。艰苦贫寒的农村生活，砥砺了他的志向，为他后来认识社会，理解生活，走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打下了基础。他自幼奋发求学，五岁能诗，九岁能文。相传济州从事毕士安有一次在筵席上出了一句诗：“鹦鹉能言难似凤”，座客皆不能对。碰巧王禹偁替他父亲给公府送面，来到阶下，竟不假思索地对了一句：“蜘蛛虽巧不如蚕”。毕士安听后大为赞赏，连声夸他是“经纶之才”，爱重地呼为“小友”（见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七。唐李泌幼时聪敏，宰相张九龄颇加爱重，称为小友，见《新唐书·李泌传》。毕士安在这里是以王禹偁比李泌）。
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王禹偁三十岁时进士及第。初授成武县主簿，次年改知长洲县。太宗端拱元年（988），他被召赴京，任右拾遗、直史馆。次年正月，太宗诏文武群臣各陈备边之策，他献《御戒十策》，三月，太宗亲试贡士，召他作歌，他写了《皇帝亲试贡士歌》，得到太宗的赞赏，被任命为左司谏、知制诰。这是他仕途上最得意的时期。然而他没有利用谏官的职位阿谀奉承，以求自己青云直上，而是以国事为重，对朝纲弊端不遗余力地抨击批评，因此得罪了皇帝，触怒了权贵，以致“八年三黜”。第一次被黜是在淳化二年（991）。妖尼道安诬告徐铉（事见《东都事略》卷三十八），王禹偁上书为徐铉辩护雪诬，触怒皇帝，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后召还京师，为翰林学士。第二次是太宗至道元年，因“谤讪”罪被贬，出知滁州。真宗即位，召还，预修《太祖实录》。因秉笔直书，被宰相张齐贤加以“议论轻重其间”（《宋史》本传）的罪名，在咸平元年（998）遭到第三次罢黜，出知黄州，故后世称他为王黄州。连遭罢黜而不改初衷，曾作
《三黜赋》，表示“屈于身分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他卒于真宗咸平四年（1001），仅四十八岁，一生创作的诗歌和散文甚多，可惜大部分已散佚，现存《小畜集》三十卷，自序说：“因阅平生所为文，散失焚弃之外，类而第之，得三十卷，将名其集，以《周易》筮之。遇小畜卦，所以叫《小畜集》。后来他的曾孙王汾收集其逸文遗篇，又编为《小畜外集》十三卷（现残），两集共存诗五百多首，文二百余篇。
2．诗歌创作情况
王禹偁自幼喜读白居易诗，他的诗歌创作道路，就是从对白居易的闲适诗、唱酬诗的学习与模仿开始的。其在三十岁中进士前，与毕士安为唱和之友，多有唱和之作。及第之后，刚到成武县主簿位上，即与鱼台主簿傅翱唱和。次年移官长洲知县，又与吴县知县罗处约相唱和。被贬到商州后，他又跟商州知州冯伉酬唱，一年时间作唱和诗近百篇。这一时期他有意识地摹仿白居易的唱和之作，大量创作酬唱诗篇，一方面作为在官场中应酬、交际的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也是其仕途顺利的境遇的产物和优游闲适的心态的体现。作为杰出诗人，即使是官场中的应酬之作，王禹偁有时也能写出较好的诗篇，如《除夜寄罗评事同年》其一：“岁暮洞庭山，知君思浩然。年侵晓色尽，人枕夜涛眠。移棹灯摇浪，开窗雪满天。无因一乘兴，同醉太湖船。”全诗属对工切，语音清雅，颈联尤见精警，首联之“洞庭山”、“思浩然”与尾联之“一乘兴”、“太湖船”遥相契照，思绪完然缜密，且一气舒卷，实已由白体上窥盛唐，略具孟浩然之风。清人贺裳评其诗云：“王禹偁秀韵天成……虽学白乐天，得其清而不得其俗”（贺裳《载酒园诗话》）。可见，王禹偁创作的大量浅易平俗的唱和诗，既有与其他白体诗人的共同之处，又同时显示出超越流俗、高人一筹之处。当然，从总体上看，王禹偁的早期唱和诗，毕竟多为流连光景、应酬客套之作，且多为律诗，艺术形式上虽然对偶工切，但却语近意浅，内蕴贫狭。他晚年自编《小畜集》时，对早期唱和诗收录很少，表明他对早期诗风的否定及对元和体态度的改变。
还须指出的是，王禹偁早期学习白诗而不囿于元和体，他关心人民疾苦和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使他突破了元和体的范围，进而学习白居易任谏官时写讽谕诗的诗风。早在三十五岁任左司谏时，他作有讽谕诗《对雪》，一方面反映人民的徭役之苦，一方面又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诗中有句云：“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不耕一亩田，不持一只矢，惭无富人术，且乏安边议，空
作对雪吟，勤勤谢知己。”这种反躬自责的进步思想，正是他的文学事业能取得成就的基本原因。
王禹偁诗风的转变，是在淳化二年（991）至淳化四年（993）谪居商州期间。这一时期，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挫折，但同时也是他的诗歌创作发生重大变化，创作力空前旺盛，成就最高的时期。初到商州时，由于仕途失意之感，王禹偁借吟诗酬唱以作排遣，创作了数量更多的唱和诗。只是这时的唱和诗已不再是用作互相娱乐，图谋进身的需要，而是相互慰藉与自我排遣的情感抒发了。可以说，贬官商州、滁州后，王禹偁本人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真切感受到了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形，诗歌风格随之而变，他自觉地学习白居易新乐府的精神，大量创作了反映现实、爱国爱民的作品，如《畲田词》、《谪居感事》、《金吾》、《秋霖二首》、《感流亡》等，比较深刻地反映和揭露了北宋初期的社会矛盾，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在艺术形式上，他也沿着白居易讽谕诗大都采用古体的传统，通过朴实无华的语言，将自己的感情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诗风平易自然，作为宋诗在艺术上的显著特征之一的散文化手法，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也就是说，到北宋中期形成的具有独特风貌的宋诗，在王禹偁的部分作品中已经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伏笔。
与白居易前后期诗风的变化一样，王禹偁前后期诗风的变化，也是由创作心态的改变所造成。白居易后期唱和诗，是其“知足保和”的心理所造成，前期讽谕诗，则是其“唯歌生民病”（白居易《寄重生》）的精神的产物；王禹偁前期唱和诗，是其仕途顺达的心理体现，而其后期讽谕诗，也正是其幽恍怨愤的情感流溢。所不同者，白居易前后诗风的改变，呈现一种逐渐浅俗化的趋向，而王禹偁前后诗风的改变，则构成一个逐渐深刻化的过程。因此，王禹偁后期诗歌虽然仍多以白诗为范式，但其发展趋向是尤足重视的，而这也正是其最终得以超越白诗，进而上攀杜甫的重要原因。
王禹偁不仅由以诗为应酬手段进而效法白居易的讽谕诗，而且更由白体进而向杜甫集中寻求诗歌艺术的新境界，他在《送丁谓序》中说：“诗效杜子美”，在《日长简仲咸》中又盛赞“子美集开诗世界”。他有诗句云“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前一句是学习白居易的总结，后一句则是学杜的自勉。这表明了他对杜甫的尊敬，及向其学习的决心。王禹偁学杜注意从造语入手，又重视意境的创新，如他的绝句《杏花》之一，律诗《村行》等，无论在风格的沉郁方面，抑或字句的锤炼方面，都不是那些应酬唱和之作所可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