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评介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是第一个全面规范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问题的普遍性国际公约，也是第一个确认国家及其财产限制豁免的普遍性国际公约。该《公约》的通过和开放签署对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公约》的起草背景和过程
国家豁免主要涉及一国法院对他国的国家行为及财产是否有权管辖，以及对外国财产是否有权强制执行问题。其对象是外国的国家行为及国家财产，其本质涉及如何协调两个国家主权和两种利益的关系这一重大而敏感问题。如何在主张豁免国的国家人格的域外效力与给予豁免国的司法主权的域内效力之间取得合理平衡，以及如何在保护国家利益与保护个人利益之间保持合理平衡，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涉及政治考量、价值判断和政策取舍等许多因素。
纵观1812年美国联邦法院在斯库诺交易号案（Schooner Exchange Case）开始确立国家司法管辖豁免这一原则以来近两个世纪的历史，国家豁免的国际法规则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前的一个半世纪，各国普遍奉行绝对豁免原则，即国家行为及财产在另一国法院享有绝对不受管辖和不得执行的特权。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半个世纪，国际实践基本上是绝对豁免与限
制豁免两种原则并存，但国际上主张限制豁免原则的呼声渐高。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认为，国家和私人当事方在商业活动中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国家在其商业性活动中不应享有特权，一国法院应对他国的商业活动有管辖权。限制豁免原则把国家行为分为统治权行为（acta jure inperii）或称主权行为、公法行为与管理权行为。（acta jure gestionis）或称非主权行为、私法行为，主张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统治权行为可以享受豁免，而国家从事商业活动等非主权行为不能享受豁免。美国、英国分别于1976年、1978年制订了有关限制豁免的国内立法，欧盟也在1972
年制订了《欧洲国家豁免公约》，限制豁免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逐渐盛行。绝对豁免与限制豁免两类规则的冲突对国际交往产生了不利影响，需要从国际法上加以规范，制定国家及财产豁免方面的统一规则就成为必然选择。《公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这个《公约》的通过来之不易，从1977年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到草案在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历时27年，跨越两个世纪。《公约》的整个起草过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前14年主要是由国际法委员会进行草拟工作。制定“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规则的建议最早是在1977年国际法委员会第28届会议上提出的。国际法委员会于1978年开始起草该款条款草案，先后历经14年的审议，终于在1991年完成了“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条款草案”，并提交联大进一步审议。
后13年主要由联大审议通过条款草案。联大六委或其下设的工作组于1993年开始审议国际法委员会提交的“条款草案”，先后进行了7次讨论，但一直难以就“条款草案”取得实质性进展。2000年第55届联大通过决议成立特设委员会，并先后举行三次会议讨论该“条款草案”。
第一次特委会于2002年2月召开。中国、法国、俄国、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与英、美等国由于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会议没有取得成果。2003年2月，特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欧盟成员国经协调形成了一致立场，经过各方努力，会议最终通过了新的“条款草案”及所附的一份名为“对条款草案某些条款的理解”的文件。这标志着各方就“条款草案”实质内容达成一致。20O4年3月，特委会举行了第三次会议，顺利拟订了公约序言和最后条款，并通过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草案人至此，长达27
年的公约起草工作基本完成。该《公约》在2004年12月2日第59届联大获得通过，2005年1月17日至2007 年1月17日向各国开放签署。
二、《公约》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公约》由序言、正文和一个附件组成。其中，正文包括六个部分33个条款，即第一部分“导言”（第1-4条），第二部分“一般原则”（第5-9条），第三部分“不得援引国家豁免的诉讼”（第10－17条），第四部分“在法院诉讼中免于强制措施的国家豁免”
（第18-21条），第五部分“杂项规定”（第 22－24条），第六部分“最后条款”（第25－33条）。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第一，原则规定了国家行为及财产在他国享有管辖豁免，包括司法管辖豁免和执行管辖豁免。
第二，明确规定了国家行为及财产在他国享有司法管辖豁免。
《公约》不但将国家的司法管辖豁免确定为国家的一项权利，使国家有权通过明示同意、主动参与诉讼或反诉三种方式放弃管辖豁免；而且明确规定法院地国给予他国司法管辖豁免是其应尽的义务。
第三，具体规定了被诉国家在以下8种诉讼程序中不享有司法管辖豁免：一是商业交易；二是雇佣合同；三是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四是财产所有、占有或使用；五是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六是参加公司或集体机构；七是国家拥有或经营的商业用途的船舶；八是仲裁协定的效果。
第四，规定了国家行为及财产在他国享有执行管辖豁免。《公约》将对国家财产的强制执行分为判决前与判决后的强制执行，分别适用绝对豁免与限制豁免原则，并规定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有关国家都可通过明示或默示同意放弃执行管辖豁免。
第五，规定了《公约》的适用范围。《公约》不适用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公约》不影响现有有关特权和豁免的安排，包括国家元首、外交代表机构、领事机构、特别使团、驻国际组织代表团、派往国际组织的机关或国际会议的代表团及其人员，以及国有或国营的航空器或空间物体所享有的特权与豁免。二是《公约》不涉及刑事诉讼豁免问题，而将此问题留给习惯国际法解决。至于不涉及的原因，部分国家认为，不同于国家在民事诉讼中只享有有限的豁免，国家在刑事诉讼中有绝对豁免，不宜适用《公约》规定的限制豁免；但也有西方国家认为，国家高级官员应对国际罪行承担刑事责任，不应享有豁免，如将该《公约》适用于刑事诉讼，可能导致这些官员逍遥法外。三是《公约》不适用于军事活动。对此尚有不同看法。联大六委主席在联大通过该《公约》时的发言中认为本《公约》不适用军事活动，并援引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条款草案”第12条评注所提出的本条款草案“不适用于涉及武装冲突的情况”加以证明，联大在有关决议中已确认“考虑到”六委主席的上述发言。但也有国家持不同意见，认为《公约》并非一概排除适用军事活动，尽管“涉及武装冲突的情况”的侵权诉讼，不属于法院地国可以管辖的侵权案件的范围，但国际法委员会在“条款草案”第2条的评注还指出，武装部队属于条款草案规定的“国家”范畴，因此是否适用要具体分析。
第六，《公约》附有一个《对公约若干规定的理解》（下称《理
解》）的附件。根据《公约》第25条规定，该附件构成《公约》的组成部分。这个附件是对《公约》部分争议条款所达成的理解。总体来，《公约》的正文部分相对集中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意见，而《理解》则以解释的方式更多地体现了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关注。
《公约》还对诉讼文书的送达、缺席判决、诉讼期间的特权和豁免等诉讼程序性问题作了规定。
三、几个主要问题的说明
（一）享有国家豁免的主体——国家
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它通过具体实体或个人实施国家行为或持有国家财产。管辖豁免不但赋予国家这样一个抽象实体，而且应给于所有代表它的实体或个人，因其实施的行为或持有的财产本质上归属于国家。
什么是为豁免目的的国家？《公约》第2条第1款第2项列举了四类：（1）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2）有权行使主权权力并以该身份行事的联邦国家的组成单位或国家政治区分单位；（3）国家机构、部门或其他实体，但须它们有权行使并且实际在行使国家的主权权力；（4）以国家代表身份行事的国家代表。只有符合上述规定的实体或个人的行为才能作为国家行为，因而可以在外国法院的诉
讼中根据公约援引管辖豁免。简言之，为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目的，“国家”一词的含义包括所有代表国家的实体或个人。大致分两类：
（1）国家本身或当然代表国家的政府的各种机关。如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中央政府及其各部门、代表国家的使团和使节。政府的各种机关不限于行政机关。此类主要依有关实体或个人的名称作为判断的标准。
（2）有权行使并实际行使国家的主权权力的实体或个人，包括联邦国家的组成单位或国家政治区分单位，国家机构、部门或其他实体。行使主权权力的民间实体也享有豁免。此类主要依有关实体或个人行使主权权力的职能作为判断的标准。
（二）司法管辖豁免的例外之一——商业交易
《公约》第10条第1款规定，国家与外国人间的商业合同所引起的诉讼，不得援引管辖豁免。何谓“商业交易”，《公约》第2
条第1款第3项先列举了三类具体商业交易，第2条第2款进一步规定了认定上述三类商业交易的标准。
是否是商业交易，《公约》采用了性质加目的的双重标准：主要考虑合同的性质标准，并在两种情况下兼采合同的目的标准（即判
断国家参与商业交易是以营利为目的还是为公共利益为目的）：一是合同当事方同意，二是法院地国的实践要求。这两个标准是相互补充的。以性质标准为主，并辅之以目的标准。西方国家一般认为在判断商业行为方面应当根据有关活动的性质，而非行为的目的。它们认为，由于国家的行为多多少少涉及国家的公共利益，如果以目的确定国家行为的性质，将导致国家就其所有私法行为享有国家管辖豁免的结果，回到传统的国家绝对豁免主义立场，不利于保护对方的私人当事人的利益。该条被认为是英美国家的性质说与发展中国家的目的说妥协的产物。将“目的”标准写入公约，也被认为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争取到的一个成果。
但要看到，目的标准的适用是有条件的。根据该规定，在交易双方没有就“商业交易”判断标准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是否考虑“交易目的”取决于法院地国的立场。部分西方国家法院实践一般不支持“交易目的”的做法，因此，这些国家法院没有义务考虑“交易目的”。而主张考虑“交易目的”的一些国家，则有义务给予西方国家更加宽松的豁免待遇。这一规定的效果仍需进一步研究。
对于国企参与商业交易引起的责任是否影响国家问题，《公约》对此作了规定。在实践中，国企与国家的责任经常引起争议，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国企作为法人在商业交易中应独立承担责任，国家不承担连带责任。但在英、美等一些西方国家
看来，这种制度可能成为国家利用国有企业承担有限责任宋逃避国家应承担责任的借口，要求国家承担责任。
为解决各方关切，《公约》最后做了妥协。一方面，《公约》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豁免不因那些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国企涉诉而受影响。该款意在避免国企被诉时，国家被连带受诉。另一方面，《公约》又规定了例外，附件《理解》规定，涉及国家实体故意虚报其财务状况，或继而减少其资产以避免清偿索赔等情况，国家可能因国企的行为而被诉，即适用“掀开公司面纱”原则（liftingthe veil)或“否认公司法人人格”。该项例外照顾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关切。
（三）司法管辖豁免的例外之二——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
《公约》确认了外国的有关侵权行为不享有司法管辖豁免。《公约》第12条规定，一国的侵权作为或不作为，对自然人造成人身伤害，或对有形财产造成损害，并且该国侵权作为或不作为全部或部分发生在法院地国领土内，行为人在侵权行为发生时处于法院地国领土内，该国不享有管辖豁免。
根据上述规定，不享有司法管辖豁免的国家侵权行为限于在法院地国发生的人身和财产损害案件，包括侵权行为全部或部分发生在法
院地国领土内，并且行为人也处于该国领土内，不适用于国家域外或跨国侵权的行为。
上述规定也没有区分国家侵权行为的性质，因此，无论是主权行为还是非主权行为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在外国法院都不享有管辖豁免。这不同于1976 年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的规定，将不享有管辖豁免的范围限于非主权行为造成的损害。该规定也没有对侵权作为或不作为的含义作出规定，原则上所有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的侵权行为形式或种类似应包括在内，如故意侵权、过失侵权和严格责任侵权等侵权行为等形式。此外，该规定也没有明确人身伤害是否包括精神损害。
（四）司法管辖豁免的例外之三——雇佣合同
《公约》确认外国一般不能对涉及雇佣合同的争议主张司法管辖豁免。根据《公约》第11条第1款，一国与个人之间在他国领土内发生涉及的雇佣合同诉讼，该国不享有豁免。
同时，该条第2款规定了不享有豁免的六项例外，确定涉及以下人员或事项的雇佣合同适用豁免原则。一是行使特定的政府权力职能的雇员，不受法院地国法院司法管辖；二是外交代表、常驻国际组织、特别使团外交人员或获招聘代表一国出席国际会议的人员、领
事官员及其他享有外交豁免的人员，不受法院地国法院司法管辖；三是诉讼事由是个人的招聘、雇佣或复职，不受法院地国法院司法管辖；四是该雇员在提起诉讼时是雇佣国国民，且不在法院地国长期居住，不受法院地国法院司法管辖；五是诉讼事由是雇佣的解除和终止，且雇佣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长认定诉讼有碍雇佣国安全利益时，不受法院地国法院司法管辖。该项例外限于有关诉讼妨碍国家安全利益的情形。关于安全利益的含义，按照《理解》，主要是针对国家安全事项和外交使团和领事馆的安全而言；而且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下称“维约”）和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有个人都有义务遵守东道国的法律规章，包括遵守东道国的劳工法。接受国也有义务在行使管辖权时，不对使团或领馆开展工作造成不当妨碍。
此外，第2款还确定了更为广泛蹬第六项例外，规定该雇员与雇佣国订立书面协议也可免除法院地国的司法管辖，但由于公共政策的考虑，因该诉讼的事由内容赋予法院地国专属管辖权除外。
（五）司法管辖豁免的例外之四——财产权益
根据《公约》第13条，一国对涉及“确定”其位于法院地国的不动产的所有、占有或使用产生的争议，对动产或不动产由于继承、赠予或无人继承而产生的任何权利或利益，对托管、破产者财产或公
司解散前清理之财产的管理的任何权利或利益，不享有司法管辖豁免。
对于使馆财产是否在不享有豁免的财产范围，《公约》的规定不够明确。根据《公约》第3条，本条规定不妨碍国家外交代表机构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包括使馆馆舍享有《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但维约第22条只规定，使馆馆舍不可侵犯，使馆馆舍及设备，以及馆舍内其他财产与使馆交通工具免受搜查、征用、扣押或强制执行。也就是说，使馆馆舍所享有的特权与豁免主要涉及执行管辖豁免。一些西方国家认为，维约没有规定接受国不可以管辖关于使馆所涉不动产本身的诉讼，认为使馆馆舍不享有司法管辖豁免。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公约》第14条规定，一国对涉及“确定”在法院地国保护其专利、工业设计、商业名称或企业名称、商标、版权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或工业产权的任何权利，或侵犯法院地国受保护的上述权利的争议，不享有司法管辖豁免。
上述两条规定中的“确定”一词，有其特定含义。根据《理解》，不仅指查明或核查是否有受保护的权利，而且也指评价或评估此类权利的实质，包括其内容、范围和程度。
（六）司法管辖豁免的例外之五——参加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构
根据《公约》第15条第1款，一国对其参加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构的诉讼，不享有司法管辖豁免。该款并规定，适用上述无豁免原则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机构的参加者不限于国家或国际组织，二是该公司或机构是按照法院地国法律注册或组成，或其所在地或主营业地位于法院地国。
但该条第2款规定进一步规定，争端各当事方有商定不按第1款确立的无豁免规则行事的自由，即如有关国家同意、争端当事方书面协议，或建议或管理有关机构的文书规定管辖豁免，也可享有司法管辖豁免。
（七）司法管辖豁免的例外之六——国家拥有或经营的船舶
该条主要针对船舶的司法管辖豁免问题，而不涉及飞机和空间物体的豁免问题。《公约》第16条第1款首先确认了涉及商业目的的国有或国营船舶的诉讼不享有司法管辖豁免的一般规则。但第2款规定，军用或辅助舰艇、或国有或国营专门用于政府非商业活动的其他船舶，仍享有司法管辖豁免。
关于涉及船舶所载货物的诉讼，第3款规定涉及国有或国营船舶
所载货物运输的诉讼，如在诉讼事由产生时该船舶用于商业目的，不享有司法管辖豁免。但第4款规定，对于第2款所指船舶所载的任何货物，以及专门用于政府非商业性用途的任何货物，仍享有司法管辖豁免。
关于对从事商业服务的国有或国营船舶及货物的程序保障问题，第5款承认国家可利用适用于私人船舶、货物及其所有人有关程序规则，包括抗辩措施、时效和责任限制。第6款还确认外交代表或其他主管当局就有关船舶和货物性质所签署的文件具有最终证据力。该款规定，由船舶或货物所属国委派的外交代表或其他主管当局签署并送交法院的证明，应作为该船舶或货物性质的证明。
与《公约》第2条和第10条规定的主要以交易性质作为判断商业交易的标准相比，本条以商业目的作为判断国有或国营船舶的标准，显然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更为有利。
（八）司法管辖豁免的例外之七——仲裁协定的效果
《公约》第17条确认了一国法院对外国仲裁协定的监督管辖权，该外国对此不得主张豁免。如一国已将有关商业交易的争议提交仲裁，则该国不得就仲裁协定的有效性问题援引司法管辖豁免。
该规定反映了一项普遍接受的原则，即一国接受商业仲裁意味着在接受该国法院对仲裁协定的监督管辖。根据上述规定，限制豁免所适用的仲裁协定主要限于涉及商业交易争议的仲裁。
（十）外国财产能否被强制执行
执行管辖豁免是国家豁免问题的核心。执行管辖豁免是指一国法院不得对他国财产采取扣押、查封、扣留和执行等强制措施。执行管辖豁免不同于司法管辖豁免，执行豁免的对象仅限于国家财产，而不包括外国国家的行为。
限制豁免理论不仅适用于司法管辖豁免，也适用于执行管辖豁免。《公约》第18条和第19条分别对判决前的外国财产的强制执行与判决后的外国财产的强制执行作了规定。两者的共同之处是，国家都可基于明示同意或默示同意（即拨出或指定财产用于清偿）放弃执行管辖豁免。
不同在于，《公约》第18条给予判决前的外国财产以绝对执行豁免；而《公约》第19条对判决后的外国财产的执行，采取了有限豁免原则。根据该条，当该财产为国家商业性财产（即具体用于或意图用于政府非商业性用途以外目的的财产），且处于法院地国领土内，并与被诉实体有联系时，不享有执行管辖豁免，该财产可被法
院强制执行。也就是说，对判决后的外国财产的强制执行的条件有三：一是该国家财产是用于或意图用于商业目的；二是该财产与“与被诉实体有联系”，不包括与诉讼标的有关；三是该财产须位于法院地国领土内。
第一，《公约》没有正面规定何谓商业目的的国家财产，只在第21条排除了五类国家财产不属于商业目的的国家财产，不能被强制执行：（1）该国外交代表机构、领事机构、特别使团、驻国际组织代表团、派往国际组织的机关或国际会议的代表团履行公务所用或意图所用的财产，包括任何银行账户款项；（2）属于军事性质或用于或意图用于军事目的的财产；（3）该国中央银行或其他货币当局的财产；（4）构成该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或该国档案的一部分，且非供出售或意图出售的财产；（5）构成具有科学、文化或历史价值的物品展览的一部分，且非供出售或意图出售的财产。
第二，如何解释“与被诉实体有联系”及其“财产”的含义？按照《理解》规定，“实体”是指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家以及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联邦国家组成部分、国家政治区分单位、国家机构或部门或其他实体。与被诉实体有联系的“财产”应解释为具有比“所有”或“占有” 更广泛的含义，就是说并不限于对财产的“所有”或“占有”。
此外，为照顾西方国家的关切，《理解》规定第19条并不预断“掀开公司面纱”问题，但如涉及国家实体如国企故意虚报其财务状况，或继而减少其资产以避免清偿索贿等情况，可能适用“掀开公司面纱”原则，国家也可能涉诉。
四、对《公约》的基本评价
《公约》第一次以普遍国际公约的方式确立了限制豁免原则，规定国家在8种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管辖豁免，并允许法院地国在一定条件下对被诉外国判决后的财产采取强制措施。这些规定反映了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公约》的通过和开放签署，标志着限制豁免原则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限制豁免原则将成为国家豁免立法的发展趋势。《公约》将有利于统一各国的实践，增强该领域国际法的确定性和预见性。
《公约》的通过，对遏制有关国家限制豁免主义的进一步扩大也有重要意义。《公约》将国家不享有豁免的范围限于8种诉讼行为，没有完全采纳西方国家广泛的例外，特别是没有吸纳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的几项豁免例外，如外国就其在美国以外违反国际法取得财产，支持恐怖主义，或侵犯基本人权等行为，在美法院不享有管辖豁免。
《公约》规定的限制豁免条款，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被诉国家
的利益，也反映了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如在一定条件下参考交易“目的”来判断“商业交易”行为；在诉讼阶段区分国家与国企，有利于避免我国政府因我国企在外国被诉而涉诉；在执行措施阶段，规定可予强制执行的财产应与“被诉实体有关”这一条件，对减少外国法院以我国企财产均为国家所有为由滥扣我未涉诉国企的财产，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公约》规定不得在判决前对外国国家财产采取强制措施，并对判决后可采取的强制措施的条件加以规限，同时确认包括中央银行财产、文化遗产和档案在内的五类国家财产在强制措施方面享有绝对豁免。此外，《公约》不妨碍国家元首、外交、领事等机构及其人员的特权与豁免。这些规定基本上在保护有关行为或财产的所属国的国家权益与保护法院地国的个人利益之间取得了相对适当的平衡。
但《公约》也存在一些问题，国家限制豁免立法的规范化问题仍任重而道远。总的看，有关8种不享有豁免的诉讼行为的规定多数比较原则，许多概念不够明确，有待进一步厘定。如何解释和适用这些例外规定，还缺少统一的标准，各国法院可能按照本国法进行认定。如何解决适用上的矛盾与冲突，有可能成为未来国家豁免立法关注的焦点。因此，《公约》绝不是国家限制豁免规则统一化的终结，而是国家限制豁免规则进一步规范化的开始。
【作者介绍】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处长。
错误记忆的应用研究综述 胡 娟Ξ1 刘成刚2 (1华东理工大学工商经济学院,上海,200237)(2唐山师范学院教育系,唐山,063000) 摘 要 本文着重从被压抑的早期记忆、目击者记忆两个角度论述了错误记忆的应用研究。本文还从增加有益的错误记忆、区别真实和错误记忆,以及错误记忆实验室研究的生态学效度三个方面,对错误记忆的应用研究做出了思考和展望。关键词:错误记忆 应用研究 被压抑记忆 目击者记忆 1 引言 记忆是珍贵无价的,它虽来自过去,但它保证了人们时 刻认识当下的自我,以及想象、计划未来。从常识的观点看来,记忆是对过往所经历事件的重现,回忆的过程就是一种再体验的过程。但是自Bartlett 以来[1],大量心理学研究表明,记忆是一种建构性(reconstructive )过程[2,3],回忆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大量的歪曲、虚构。其实,记忆的建构过程不足为奇,试想:人脑若是能够精确记录每一刻的感受、经历,它也必将不堪重负,因为其容量毕竟有限。 错误记忆,作为人类记忆建构性特征的最独特之处,一直吸引着众多记忆研究者。一般认为,当一个人声称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发生了,或是声称看见了从未学习过的新词,都可以称为发生了错误记忆。心理学史上,一个经典的错误记忆例子来自于发展心理学家J.Piaget 。据称,他曾清晰记得自己在两岁时被诱拐过,甚至还可以回忆出警察追捕拐卖者的情节。但后来,他的保姆在多年后承认到,是她设计了整个故事。尽管充满着丰富的细节,但Piaget 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他的这份清晰记忆只不过是从来都未发生的事而已[4]。 以往的研究者,一般较多地注重错误记忆的现象和理论解释,而较少关心错误记忆研究的应用价值。本文就将另辟蹊径,从实际应用出发,重点探讨被压抑记忆(repressed mem 2ory )和目击者记忆(eyewitness memory )中的错误记忆,并对错误记忆的应用研究取向做出思考与展望。 2 被压抑的早期记忆 压抑(repression )是S.Freud 精神分析体系中的重要概念。Freud 认为,任何容易引发威胁或焦虑的事物均常常不能进入意识层面。Freud 关于压抑的观点源自他的临床经验,他发现,压抑多出现在那些经受灾难性打击的病人身上[5]。Bower 认为,压抑是精神分析治疗的基础。按照这种理论,一些事件由于发生得过于令人震惊,故而心灵抓住记忆并把它们放在意识不可进入的角度。这些记忆将在余下的若干年、几十年,甚至永远与其他的精神生活隔绝[6]。2.1 被恢复的早期记忆可靠吗 然而,对于那些一直未曾被回忆出,但经过心理咨询师的催眠或是其他暗示,从而恢复出的早期关于性或身体虐待 方面的记忆真实与否,研究者之间存有不同的看法。 在Williams 的一项研究中[7],她访谈了129名至少在17年以前遭遇过创伤性经历的妇女,这些妇女在遭受侵犯时均不超过12岁。研究发现,有38%的人已经回忆不起她们的遭遇了。这似乎表明,童年的创伤性经历确实能够被压抑。Williams 也曾推断到:“如果对性虐待经验缺乏记忆是普遍现象的话,那么后来一些妇女恢复出来的对这些童年期遭遇的记忆,也不应该是令人惊讶的。” 由于创伤性事件多发生在数十年之前,其真实性通常不可考证,那些支持被恢复记忆是虚假记忆的研究者,往往难以找出直接的证据。因而,这些研究者往往通过实验来轻易诱发人们的错误记忆,以此来证明其观点。 Ceci 等热人的实验就是一例。研究者采取反复提问的方式,诱发出了儿童来源错误记忆。实验者要求儿童从一堆卡片中抽出一张,接着由一位成人向儿童读出卡片上所注明的可能发生的事情。例如,“努力回忆,告诉我这件事是否曾经发生在你身上。你能记起手指上夹着捕鼠器去过医院吗?”每周都由同一位成年人反复要求儿童想象一些真实的和虚构的事件。经过10周的反复询问,再由另一位成年人来问他们相同的问题。结果表明,58%的学前儿童编造出了虚假的故事,这些故事所涉及的内容是一件或更多件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事情,而且往往非常生动。例如,一个儿童曾回忆到:“我哥哥科林要从我这里拿走战斗玩具布洛托奇先生,我不让他拿走,结果他把我推进了木柴堆里。那儿有捕鼠器,进去后我的手指就被夹住了。接着我们去了医院,是妈妈、爸爸和科林把我带到那儿的,是坐我们家的敞篷车去的,因为路太远了。到医院后,医生用绷带包扎了我的手指。”面对如此生动的讲述,听众很难有效地分辨真实和虚假记忆。甚至孩子们自己也不能,孩子的父母多次告诉他捕鼠器事件是他想象出来的,但他却抗议说:“确实发生过,我记得![8]”2.2 错误记忆的来源 Loftus 在1993年曾总结了诱发虚假回忆的两大重要来源[4]:2.2.1 流行作品(popular writings ) 一些对被虐待者提供指引的自助书籍被认为是错误记忆的来源。Loftus 认为,这些书籍对真实的被虐待者确实存有疗效,但是对那些并没有类似经历的人却没有任何帮助。Loftus 援引了The Courage to Heal 一书中的内容:“如果你无 Ξ通讯作者:胡娟。E 2mail :joannahjuan @https://www.doczj.com/doc/397512433.html, 心理科学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7,30(3):643-646643
Advances in Psychology心理学进展, 2011, 1, 77-82 doi:10.4236/ap.2011.12012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11 (https://www.doczj.com/doc/397512433.html,/journal/ap/) Modality Effect in False Memory in DRM Paradigm Linsong Wang1, Weibin Mao2* 1Shandong Police College, Jinan 2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Email: wb_mao@https://www.doczj.com/doc/397512433.html, Received: Feb. 20th, 2011; revised: Apr. 26th, 2011; accepted: May 4th, 2011. Abstract: The researches on modality effect in false memory stemmed from studying on mechanism of false memory. In 1998, Smith and Hunt firstly reported and defined the modality effect on false memory, namely there is a lower false recognition to critical lures following visual presentation than following auditory pres-entation, which was followed by a number of experimental studies. The researchers introduce and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modality effect in false memory from the view of encoding phase and retrieval phase, and analyses roles of some factors, such as age, loudly reading, and divided attention, on modality effect in false memory. In the end, the researchers put forward that modality effect in false memory could be further studied by using other experiment paradigms and using ERP or brain imaging technology. Keywords: False Memory; DRM; Modality Effect; Visual Modality; Auditory Modality DRM范式错误记忆的通道效应 王林松1，毛伟宾2* 1山东警察学院，济南 2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济南 Email: wb_mao@https://www.doczj.com/doc/397512433.html, 收稿日期：2011年2月20日；修回日期：2011年4月26日；录用日期：2011年5月4日摘要：Deese-Roediger-McDermott(DRM)范式错误记忆通道效应的研究发轫于对错误记忆产生机制的研究。1998年，Smith和Hunt首次研究并提出了DRM范式的错误记忆通道效应问题，即在视觉测验条件下，听觉学习转为视觉学习后会导致更低的错误再认或错误回忆，从此引发了一系列关于错误记忆通道效应的实证研究。研究者从编码与提取两个角度阐释了DRM范式错误记忆通道效应的产生机制，并分析了年龄、编码方式和注意水平等因素在错误记忆通道效应中的作用。最后指出未来研究可以从其他研究范式以及脑生理机制的角度去进一步探讨错误记忆的通道效应。 关键词：错误记忆；DRM范式；通道效应；视觉通道；听觉通道 1. DRM范式错误记忆通道效应研究 1995年，Roediger和McDermott扩展了Deese(1959)的研究范式去研究关联词语的错误记忆现象，他们所使用的研究范式被称为Deese-Roediger-McDermott(DRM)范式。在DRM范式研究错误记忆的初期，许多研究者都采用Roediger和McDermott(1995)的实验程序，即学习阶段用听觉呈现的方式让被试学习一些关联词表，然后在测验阶段以视觉呈现的方式进行新旧测验。后来也有几个研究开始使用视觉呈现来对错误记忆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却是混合的，当然这些研究都没有把呈现通道之间的比较作为研究的主题。1998年，Smith和Hunt 首次采用被试间设计对DRM范式中的视觉呈现与听觉呈现进行了直接比较，他们进行了3个实验，结果发现当视觉呈现学习词表时，可以有效地降低对关键诱词的错误回忆和错误再认，而对学习项目的正确回忆及正确再认则没有影响，其中错误回忆对呈现通道更加敏感。他们将这一在视觉再认测验或者书面回忆中，被试在视觉学习通道的错误记忆明显低于听觉学习通道的现象称之为错误记忆的通道效应(modality effect in false memory)，从此引发了关于DRM范式错误记忆通道效应的一系列实证研究。 Maylor和Mo(1999)则得出相反的研究结果，发现
批评性话语分析评述 常丽娟 摘 要：批评性话语分析是最近20年来兴起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它主要揭示语篇所传达的意识形态。本文从批评性话语分析起源、理论发展、研究的原则、内容及所取得的成就和新动态等方面加以概括, 预示了批评性话语分析发展的新动态。 关键词: 批评性话语分析；语言学；概述 一、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含义 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 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是一门旨在研究和解释社会问题的跨学科语言研究。其所涉及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管理学、教育学等等，具有极强的实践导向作用。批评语言学不同于传统语言学的语篇分析，传统语言学忽略了语篇的社会属性，而批评语言学则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是社会过程的介入力量。语言不单反映社会，它还直接参与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的构成。它不仅研究语言是什么，而且研究语言为什么是这样；不仅对语篇本身的意义感兴趣，而且对语篇如何产生这种意义的过程感兴趣。在国外，批判性话语分析正在迅速发展，研究和实践的队伍日益壮大，有关专著增多，国际性的刊物和地区性的合作项目出现。相比较而言,国内批判性话语分析起步较晚，但已开始引起语言学界的重视。近年来批评语言学引起 了国内外语言学界的重视，研究人员逐渐增多，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了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批评语言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研究前景,从而更好地进行针对性研究,本文拟对批评性话语分析进行评述。 二、批评性话语分析综述 批评性话语分析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学思潮,其源头为批评性语言学。代表人物主要有英国、法国、德国的几位反主流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家,如 M.Fourcault, N.Fairchlugh, G.Kress, R. Fowler 等等。它形成的主要动因是“对西方主流语言学和早期社会语言学的批判”(田海龙,2003:40)。它是一种以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主要理论根据的社会指向的语篇分析方法(辛斌,1996)。批评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和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的社会批评理论。他们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所有
暗示条件下的错误记忆研究概述 王红椿Ξ 刘 鸣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广州,510631) 摘 要 心理学家通过采用事后提供误导信息的方法以及临床治疗中的催眠、想象等暗示性程序发现的记忆歪曲和记忆移植现象,说明记忆的改变并不局限于对经历的或记得的情节的某方面的修改,它还能创造虚假的自传性事件记忆。关键词:暗示 错误记忆 记忆歪曲 记忆移植 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Bartlett 的开创性研究后,心理学 家开始意识到记忆并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原本复制,而是一个重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容易发生错误和歪曲,此后的一系列系统研究表明,如果当前的情境或测验项目在概念上或知觉上与先前的相似,那么就容易出现错误记忆,但这种错误记忆也可能是人在回忆时对暗示所做出的反应。由于暗示条件下的错误记忆研究对现实生活中儿童的受暗示性、证人证词的准确性以及心理治疗中记忆恢复的准确性等争议性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并且对它的研究比以往对单词的错误记忆研究更接近生活,具有较高的生态效度,因而引发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 记忆的暗示性是指把那些由他人所提供的信息,如误导性提问整合到回忆中去的现象。暗示对记忆的影响的系统研究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研究缘于一个简单的问题:人们经历了如一次犯罪或一场事故等事件后又接触到与事件不一致的或错误的信息时会发生什么事情?结果表明,人们在接受了误导性的信息后,新信息会被整合到回忆中干扰对原始记忆痕迹的提取,从而产生记忆歪曲。并且,这种影响可能是内在的,目击者通常无法觉察到它的影响。此后,研究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考察暗示对记忆的影响,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记忆歪曲和记忆移植。 1 暗示条件下的记忆歪曲 对暗示性的记忆歪曲的系统的实验室研究是由Loftus 及她的同事们所进行的,他们通过采用误导提问和提供事后信息的方法,对语词和视觉记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验研究。一般的程序是,先让被试观看关于某事件的录像带或幻灯片,然后向其提供含有误导信息的关于该事件的描述文章或进行误导性提问,在一段时间后,要求被试根据记忆回答问题,最后对回答的准确性和自信水平分析。如Loftus 等(1978)考察了词语的误导信息对视觉信息的影响,被试观看一个交通事故录像,事件中关键的细节是停车信号,随后的车祸描述中被试阅读到的却是让车信号,结果在再认测验中,误导信息组被试更多的错误声称所看到的录像中出现的是让车信号,事后误导信息影响了被试的正确再认。此后,研究者使用不同的实验材料都发现在暗示这种特殊的外部干扰条件下记忆发生了预期性改变,如Loftus 等(1974)研究中被试回忆出了不存在的碎玻璃,McCloskey 和Zaragoza (1985)[1]的研究中被试把铁锤回忆成了螺丝刀等。 但目击者是否真的相信自己看过那些暗示细节呢?Lindsay (1990)[2]发现即使告诉被试某些信息是虚假,被试仍然报告了事后误导信息。Zaragoza 和Lane (1994)[3]在来源监控测验中,要求判断所考察的项目是来自于原始事件还是事后的描述,结果许多被试判断为来自于原始事件。Zaragoza 等(1996)[4]采用“知道/记得”判断方法发现,被试通常对那些暗示过的项目判断为“记得”而不是“知道”,被试似乎难以区分原始事件中的真实项目与事后暗示过的项目。对事后误导效应解释,一种是Loftus (1980)提出的记忆损伤说,该解释认为误导信息通过阻止或抑制对原始信息的提取而损伤了对该事件的记忆。但原始事件与事后事件究竟是如何储存的?Loftus 和Hoffman (1989)[5]认为相关事件并不是独立的存储,一些单个事件通常会建构一个代表了该情节的要旨或总意义的综合的记忆痕迹。这个建构的记忆必定包含干扰,这使原始事件无法与潜在的记忆表征中的错误干扰相区分。而Estes (1997)[6]认为,原始和干预事件的记忆痕迹是平行的、独立的储存在记忆中,所以存在把原始事件与不正确的暗示相区分的可能。目前这两种观点的争论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另一种观点是McCloskey 等(1985)[1]的反应偏向说。他们认为被试的错误记忆是由于使用的再认测验的具体形式导致的。如Loftus (1978)研究中的再认测验中只有两个选项,事件的项目和暗示的项目,在误导组中,不记得事件的被试有50%的可能会选择暗示过的项目,而控制组中则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故错误记忆可能是基于偏向(接受暗示的信息,这是唯一记得的信息)而不是干扰(不能提取原始事件)。他们通过在再认测验中排除暗示过的项目,并且包含两个没有暗示过的错误项目来阻止反应偏向。如果暗示项目会阻止对原来事件记忆的提取,那么误导组的成绩要差于控制组的成绩,结果两组没有差异,支持了反应偏向说。第三种是Zaragoza 等(1994)[3]来源的错误归因说。根据来源监控的假设,对不同来源的材料的记忆在特征上是不同的,如对知觉加工结果的记忆有更多的知觉细节,而其它心理活动的产物(如心理表象)则包含更多的认知操作的信息。对不同的特征的评估能够被用来判断记忆来源,还可以区分不同来源的记忆。由误导信息程序产生的错误记忆是由于原始事件中所看到的项目与随后会谈或故事阅读中的项目产生了混 Ξ通讯作者:王红椿。E 2mail :wanda200309@1631com 心理科学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6,29(4):905-908905
2011年第4期 山东社会科学 N o.4 总第188期 S HANDO NG SOCI AL SC I ENCES GeneralNo.188 试论批评话语分析 张 艺 高 云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 批评话语分析旨在从社会结构高度讨论话语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或权利关系。它不但研究语言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研究语言为什么是这样。本文主要回顾了批评话语 分析的发展历程,探讨它的哲学渊源,并列举了批评话语的主要分析方法,最后指出了它的发 展动态。 [关键词] 批评话语分析;哲学理论基础;分析方法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1]04-0124 04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话语分析开始关注语言在建构社会权利关系中的作用。而当时语言研究的热点仍是语言的形式,即Cho m s ky所倡导的形式语言学,形式语言学强调语言的共性,认为语言独立于任何语境。虽然语用学研究语言与语境的关系,但侧重点却是语言使用者的语用能力,把句子或句子成分当做基本单位。而社会语言学则旨在描写和解释语言变异以及交际事件的结构,并不涉及社会等级制度和权利。在这种背景下,对话语、话语的生成、阐释及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标志着新的研究兴趣 批评话语分析的产生。 每个与批评相关的研究领域都会涉及诸如责任、利益和意识形态等问题。它们不只是关注纯粹的学术或理论问题,而且是从当前最流行的社会问题入手,批评性地分析谁握有权利、谁有责任并可以解决问题。所以批评话语分析主张 语言就是社会实践 ,认为语言使用的语境至关重要,尤其关注语言与权利之间的关系。批评话语分析由批评语言学发展而来,批评话语分析发起人之一W odak 指出批评语言学(C ritical L i ngu istics)(简称CL)与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 l D 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可以互用,但目前更倾向于用批评话语分析来代替之前的批评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出版的两本书Lan guage and C ontrol和lan guage as I d e ology奠定了批评语言学的基础,90年代批评话语分析进入成熟期。其主要代表人物Van D ijk、F a irclough以及W odak先后在撰写或主编的一系列著作如H an dbook of D iscourse A nalysis、Language and P o w er、Language、P o w er and I deology中解释阐明了批评话语分析的假设、原则和研究步骤。批评性话语分析从诞生之日起,就在语言学界得到迅速发展,并得益于哲学、社会学、认知科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传媒学、计算机等学科的发展成果,形成了其综合性、跨学科的特点。 二、话语分析和批评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虽然最早出现在Z elli g H arris1952年在language杂志上发表的题为D isc ourse Anal y sis的论文中,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到了70年代,由于理论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计算机语言学的兴起,特别是语言哲学家Aust i n、Searls与G rice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义理论以及H alli day影响的日益扩大,人们 收稿日期:2010-12-17 作者简介:张艺(1968 ),女,吉林省长春市人,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高云(1970 ),女,山东省临沂市人,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N or m an Fai rcl ough and Ru t h W odak, C riti cal D i scou rse An al sysis ,i n T.van D ij k(ed.),Discourse S tud ies:A M u lti d isci pli nary In troduc ti on,Vol um e2,London:Sage,1997,pp.258-284. Ruth W odak, W hatCDA is ab out–a summ ary of it s history,i m port ant concepts and its devel opm en ts i n R.W odak and M.M eyer(ed.) ,M e t hod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 y sis,London:Sage Pub licati ons,2001,pp.1-13. 124
收稿日期：2008-10-08 作者简介：姜丽娜，（1981-），女，汉，浙江金华人，中国政法大学证据法学专业司法心理学方向博士生； 罗大华，（1936-），男，汉，福建武平人，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应柳华，（1981-），男，汉，浙江衢州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社会心理学方向硕士生。 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综述* 姜丽娜1，罗大华1，应柳华2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100088）（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北京100088） 证人证言是最常见的证据之一。证人证言对于法官和陪审团辨别真伪，了解案情是十分重要的。然而，证人证言并非总是万无一失的。即使对一个自愿陈述案情，并力求真实反映案情的证人来说，也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使感知、记忆和陈述案情发生错误，而提供与案件事实和情节不符的证言。因此，证人错误记忆的问题成了心理学工作者与法律工作者研究的热点。本文对证人错误记忆研究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包括以下内容：证人错误记忆研究的发展历史、研究范式、理论假说及最新研究与发展趋势。 一、研究的发展历史 对于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中期，直到20世纪中期才渐趋成熟。早在1841年，德国的司法官布拉维尔在他的论文《直接证人证言的不可信》中认为，由于知觉、回忆和陈述时判断的错误，以幻想补充知觉、推理与知觉的混同，再认时判断的错误，调查记录的无意识伪造等，使证人证言不可信[1]（6页）。Cattell 1895年的实验也涉及到了证人的错误记忆问题，在实验中，他故意给大学生提出误导性的问题，并让他们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指出自己到底有多大把握[2]（3-23页）。1900年法国的A ·Binet 提出了自我暗示与外在暗示的概念，对出于真实的记忆改变的错误 内容摘要：证人证言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证人错误记忆的发生却是一个普遍的现 象。文章回顾了证人错误记忆研究的历史，主要探讨了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基础，并讨论 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与发展趋势。 关键词：证人；错误记忆；研究范式；理论假说 中图分类号：D F7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12(2009)03－0001－08 2009年6月第21卷第3期四川警察学院学报Journal of Sichuan Police College Jun ．,2009Vol．21No．3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项目名称：证据科学的理论体系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06JZB0011 *此项目得到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科研创新团队资助，此文系子课题“证人证言可信性的实验研究”的部分成果。
第9卷第2期 2012年2月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Feb.2012Vol.9No.2 一、引言 随着中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的提高，国际社会也需要更多的关注与了解中国，因此，很多政治语篇如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等都需要译成外文。在政治语篇特别是官方政治文件的翻译中，忠实于原文往往是对译者的首要要求，但是政治语篇的翻译过程也不仅仅是语言文本的单纯转换，也会有很多其它因素左右着翻译的过程和结果。因此本文将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角度对政治语篇的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 二、批评话语分析理论 批评话语分析这一话语研究方法最早由R.Fowler 等人 在Language and Control （Fowler et al ，1979）一书中提出，是国外近年来兴起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与主流话语分析（mainstream discourse analysis ）不同，批评话语分析主要研究语言形式与权力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它不仅研究语言是什么，而且研究语言为什么是这样；不仅对话语的意义感兴趣，而且对话语如何产生这种意义感兴趣。（丁建新、廖益清，2001：305）批评话语分析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露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两者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势关系，又是如何为之服务的。（ibid ）Fairclough （1995）认为任何话语都可以同时视为一种三维的概念:1．语篇（text ），口语或书面语；2.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 ），包括语篇的生成与解释；3.社会文化实践。话语的这一性质要求话语分析也必须是三维的，一般应包括：1.对语篇的语言学描述；2.对语篇与话语过程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3.对话语过程与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 批评话语分析的这些基本观点要求把语言看作是一个多功能的系统。而韩礼德（1978）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言结构提出了纯粹功能性解释，认为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所选择的语言形式是由其要实现的社会功能决定的，并提出语言的三大功能为：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 ）、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 ）和篇章功能（textual function ），在具体的语言形式中这三大功能分别可以通过及物（transitivity ）系统、语气（mood ）系统和主述位（theme ）系统来实现。因此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自然成了其主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来源，为语篇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具体分析方法。（辛斌，2005：55-57）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可以通过对语篇的分类系统，及物系统，情态 系统和转换系统进行分析，从而对整个语篇的意识形态作出有意义的概括。 三、政治语篇翻译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非文学领域。一个是大众语篇和官方话语，包括政府、行政管理人员、司法官员、商业组织、新闻机构等的话语。另一个是个人话语，即个人间发生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交谈。（辛斌，2005：57-58）因此一些官方发言和文件便成为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热点，同样，这些政治性语篇翻译的过程，也是语言和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过程。虽然原文和译文都代表了本国政府的立场，但是相同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语言形式中也会有不同的体现。本文以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为例，对其中英文本进行分类、转换、情态方面的对比分析，进而说明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中语言形式和功能上的差异与意识形态的体现之间的关系。（一）分类 分类是指用语言赋予外部世界以秩序。（Fowler et al ，1979：210）语篇的分类系统指语篇对人物和事件的命名和描述，主要通过词汇的选择来实现。（辛斌，2005：65）分类系统往往最能反映发话人的世界观，因而也最具有意识形态意义。认真考察语篇中对核心过程和人物的描述会帮助我们清楚了解发话人的态度和立场。（辛斌，1996：23）对同一事物选择不同的词来描述，就能反应出说话者的不同态度和倾向性。 通过对《政府工作报告》中英文版本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文中有些地方选择了不同的词对同一事物进行描述，并不完全是字对字的直译。比如，文中有一句“全面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应的译文是“completed a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for non-working urban residents ”，其中的“城镇居民”被译为“non-working urban residents ”，即“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这样的译文向目的语读者传达的潜在意义为我国有工作的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已经建立，现在要进一步完善的是那些没有工作的居民的医疗保险，表明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并不是刚刚建立而是在之前的基础上更加完善、涵盖的范围更加全面了，这样翻译意在维护我国“以人为本”的国家形象，避免了不必要的误读。又如，原文中大部分的“我国”在译文中都翻译为“China ”，“我国”是第一人称的口吻，而“China ”则是第三人称，这种变化体现出了说话者与读者之间关系的远近。 批评话语分析与政治语篇翻译 ———以《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为例 汪 颖 （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摘 要：本文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视角对政治语篇翻译过程中词语选择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加以探讨，以2011 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为例，主要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方法，对其中英文本进行分类、转换、情态方面的对比分析，进而说明意识形态与政治语篇翻译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批评话语分析；政治语篇；翻译；意识形态 125··
电影《金陵十三钗》中话语制衡的批评话语分析 汤红娟 (乐山师范学院，乐山614000) 提要：话语制衡在话语交际中有惠人利己的语用功能。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来看，话语制衡是话语交际者在社会权力、社会阶层、年龄、认知能力等语境因素的制约下，为保全面子和均衡面子采用的话语策略。本文以电影《金陵十三钗》中的话语制衡为例，通过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及语境因素的分析，探讨话语制衡的语用功能和语用原则；阐明话语制衡在发挥惠人利己语用功能的前提下，有利于促进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交流机制。 关键词：批评话语分析；话语制衡；语用原则；电影《金陵十三钗》 中图分类号：H0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100（2013）02－0036－5 On Discourse Checks and Balances in the Flowers of War fro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erspective Tang Hong-juan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Leshan614000，China） Discourse checks and balances have both self-favored and other-interested pragmatic functions in discourse communication．Fro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erspective，discourse checks and balances purport to be the corresponding discourse strategies the interlocutors apply in order to save face and balance face under the restrictions of contextual elements like social power，class，age，and cognitive abilitie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its contextual elements and delves into the pragmatic functions and principles．Based on the exemplification of discourse checks and balances in the movie，the Flowers of War，this paper elaborates how discourse checks and balances help to construct harmonious human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on the condition of executing both self-favored and other-interested pragmatic functions．Key words：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discourse checks and balances；pragmatic principle；the Flowers of War 1批评话语分析和语境因素 批评话语分析是1979年由R．Fowler等人在《语言与控制》一书中提出的话语分析方法，是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社会分析。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社会现实中的权力失衡现象在话语中的反映，主要探讨话语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揭示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两者与社会结构和权力建构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效能（Fairclough2003，Gee1999，Mar-tin2000，Wodak2001，廖益清1999，刘立华2008）。批评话语不仅反映社会，它还直接参与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的构成，因而批评话语分析关注语言的社会实践性、话语呈现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 批评话语分析有3种研究方法。第一，批评话语分析运用历史研究方法，从微观角度分析和解释语言的变化，特别是那些由于受到社会权力的影响而发生的言语变化。第二，批评话语分析以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为本，话语与社会的关系通过话语和语境媒介发生间接联系，这种联系是批评话语分析所描述和解释的对象。第三，批评话语分析是解释性的，对不同的受众来说，由于情感态度、阶级地位、种族、性别、年龄、认知能力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尤其是由于涉及的语境因素的不同，相同话语可以有不同的诠释（王占斌苑春鸣2007）。 语境因素是指话语或言语行为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语言上下文或非语言的主客观环境因素（武瑷华2006）。van Dijk曾说，“我们可以将语境分为全局语境（global context）和局 2013年第2期总第171期 外语学刊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2013，No．2 Serial No．171
2001年第3期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 o.32001 (总第147期) JOURNA L OF XI AME N UNI VERSITY(Arts&S ocial Sciences) G eneral N o.147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与方法Ξ 纪玉华 (厦门大学英文系,福建厦门361005) 摘 要:批评性话语分析已有30年的发展历史。其基本理论渊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宗旨是揭露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其主要方法有:系统功能语法分析、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和话语历史背景 分析。这三种方法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它们使批评性话语分析成为传统的社会和文化分析的重 要补充,使其变为一种社会行动,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原则;方法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1)03-0149-07 一、引 言 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Hall等人[1]于1980年出版了《文化、媒体与语言》,该书收集的所有论文都是1972-1979年间撰写的,其中有不少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文章。Fairclough在《批评性话语分析》中说,该书收集的所有论文都是他在1983-1992年间写的。[2](P1)有些学者认为,Fairclough于1989年出版的专著《语言与权力》才是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奠基石,[3]这样似乎把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诞生时间推迟了许多年,但我们认为70年代是它的雏形期,而80-90年代则是它的成熟期。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在我国常被译为“批评性语篇分析”(如陈中竺[4]、辛斌[5]和萧莉、徐立新[6]等)或“批判性语篇分析”(如戴炜华[7]等)。王宗炎先生倾向于将text译为“语篇”,而将discourse译为“话语”。[8]国外虽然有人把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限于对口语的研究,而用篇章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来指对书面语的研究,但也常把对书面语和口语的研究都归入话语分析。Fairclough和W odak给discourse的定义是:“口头和书面形式的语言运用。”(language use in speech and writing)[9](P258)但如果将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译为“批评性语言运用分析”,则欠简洁,所以笔者认为将其译为“批评性话语分析”更合适。 Fairclough[2][10][11]提出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三大论点:(1)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s ocial practice),它是社会秩序的一种永恒的介入力量,从各个角度反映现实,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作、影响社会过程。[4](P22)(2)在社会文化环境中,语言与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权力关系之 Ξ收稿日期:2001-01-18 作者简介:纪玉华(1959-),男,山东青岛人,厦门大学英文系副教授。
错误记忆的研究综述 【学号:H20814014 姓名:张政】 摘要 在记忆研究的历史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就是，人们会错误地回忆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件或者回忆出来的事件与其经历过的真实情况完全不同。大量研究的结果表明，人类的记忆并非想象中那样可靠，不仅容易逝去，还很容易受到外界干扰信息的误导，甚至更会自发地发生改变，记忆中的错误无时无处不在，它提醒我们记忆并非是对经历过的事件的精确复制。 关键词：记忆错误记忆记忆扭曲 DRM范式 绪论 人们会错误地回忆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件或者回忆出来的事件与其经历过的真实情况完全不同。任何经历过的事件都不是完全按照其最初的面貌进入人们头脑的,而是与个人的知觉、思想、态度、行为甚至想象等混合在一起。我们无法将过去经历过的事件像录像机一样完整而毫无偏差的记录在头脑中，而只能根据个人的标准来保持着对事件的编码。可以说，记忆与经历过的事实有关，却又不是它的孪生物。这一方面标明了记忆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预示了记忆研究的独特魅力。为何我们无法对经历过的事实进行正确的复制？这是一个需要经过长期无数的实证研究的验证才能解答的问题，也正是记忆研究最吸引人的方面。 正文 一．错误记忆的早期研究 追溯错误记忆研究的历史，最早对错误记忆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的那个人就非Bartlett莫属了。F.C.Bartlett(1932)通过其系列实验研究的考察指出，记忆并不仅仅是痕迹的重新兴奋过程，而是可想象的重构或建构。这样，他第一次强调了记忆过程中的主动性作用，使得人们对记忆中存在的基本错误类型的认识从单纯的遗忘扩展到另一种—替代性错误，而替代性错误的表现即是，人们会错误地记住没有发生过的事件，或者对它们的记忆与真实情况不同。继Bartlett之后，Loftus等(1974)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干扰性信息所导致的记忆重构。 Bartlett(1932)的系列研究中最著名的是“幽灵的战争”实验。在实验中，他向被试阅读一个印第安民间故事—“幽灵的战争”，然后让被试在不同时间间
一则新闻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a News Report 【摘要】批评性话语分析主要是通过分析大众语篇，来揭示语篇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其方法论主要建立在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基础上。本文旨在讨论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概念、方法及其理论框架，并运用该理论框架,即从分类、转换、情态和消息来源四个方面分析了一则关于以色列对哈马斯袭击事件的新闻报导,揭示了英语大众语篇中某些形式和结构可能具有的意识形态意义。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意识形态 Abstrac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s based on the 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 It aims to uncover the ideology hidden in the mass media discourse on the basis of Halliday’s 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is paper takes a report from New York Tim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ideology by employing transitivity, modality and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 Ideology. 一、引言 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此概念首先由英国语言学家Roger Fowler和Gunther Kress提出，至今已有20年的发展历程了。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以下简称CDA)被认为是批评语言学最有影响的一个分析,它通过分析大众语篇揭示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影响和语篇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1] CDA坚持以语言学为主体,利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把语言看做是社会符号的观点,集中分析语篇中语言是如何反映权力关系,分析语篇是如何被人为地用来产生和维持社会不平等关系,揭示语篇中隐藏的意识形态,增强人们“批评语言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