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有感
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本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社会的家族、婚姻、阶级、巫术宗教以及儒家和法家思想。作者通过这几个方面的介绍来分析并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并讨论中国古代法律自汉至清有无重大变化。在此我将简要地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家族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法律。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法律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夏、商、周时代，从奴隶时代的《禹刑》、《汤刑》、《法经》到封建社会的《唐律》、《大明律》等封建法典辗转相承延绵不断，形成了悠久的特色鲜明的法律传统自成一体系，傲然屹立于世界法律历史之林。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法律产生于社会并为社会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的结构和状况决定了其法律状况。在中国古代社会家庭可谓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细胞，也可以说是基本的社会组织。中国古代的家庭以父权为核心，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父权夫权为核心的封建家庭，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重要基础，是社会等级关系的重要标志，也是古代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马克思曾指出：“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等等”。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生产方式必然是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的狭小的个体形式，矗立其上的统治形式也必然是父权家长制，这就决定了父祖成为家族的统治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包括经济权、法律权、宗教权等等，连子女的婚姻权也在其掌握之中。在《昏
义》中说“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可见婚姻丝毫不考虑个人的幸福而完全以家族为中心。
中国古代自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了社会的统治思想，法律也已被儒家化，而儒家思想以伦常为中心所讲在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这在中国的家族中恰恰得到了良好的体现。家族主义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因而也便成为封建法律所着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家长的统治权力不仅被社会所认可，而且也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社会和法律都承认家长和族长的这种权力，家族实际上也就成为了社会政治和法律的基本单位，以家长或族长为每一单位之主权对国家负责，家族也就成了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族团体以内的纠纷及冲突应先由族长仲裁，若不能解决再交国家司法机构。这不仅减轻了国家司法机关的负担也更好地维持了社会秩序，因而得到了法律的认同。由于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等一系列制度便不能不跟这种家族本位的社会状况相联系。中国的政教以伦常为本，所以政治法律与家族的关系无比密切，为政者常以政治的力量来提倡伦常奖励孝节，反之通过对伦常的提倡来加强统治。家族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有条不紊地运行所依靠的正是伦常礼教宗法的维持。宗法制度在中国古代的作用和影响扩展和渗透到社会关系的各个领域，从而使封建宗法原则成为中华法系的一大特征。作为中华法系杰出代表的唐律“依伦常而重其刑”，从头到尾贯穿着宗法原则。亲族以服制区分亲疏，亲属相犯以五服制刑，宗法关系对刑法的适用至关重要，服制不确定就无法定罪量刑，有时
必须由礼部大臣议定服制后刑部才能断案。在《五服图解》中龚瑞曾说“欲正刑名，先明服纪，服纪正，则刑正，服纪不正则刑罚不正矣”，因此至明清为了“亲族有犯视服等差定性轻重”丧服图正式列入了刑法典。
中国的古代法律都体现出封建家族伦常的这种精神，在家庭关系上强调对家长的孝。对于家族内亲属之间的相互侵犯从罪名到刑罚的使用也都注重体现“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主义，完全以宗法服制上尊卑亲疏之序为依据，重处卑幼侵犯尊长的行为，如在《唐律》中把家族内卑幼侵犯尊长的所谓严重败坏纲常伦理的行为列为“十恶”重加惩处会赦不原；轻处尊长侵犯卑幼的行为，并根据尊卑亲疏关系的差别来决定刑罚差别的轻重。同时法律上还规定同居有罪相为容隐，官吏府号官称不得犯父祖名，父母年老、笃疾不得赴官，父母丧必须去官居丧等等。这些规定无不是家族主义的伦常礼法的体现。在中国古代这样一个伦常礼教色彩浓厚的社会中，礼必然深深地渗透于法，礼在社会中具有强大的力量。明朝万历皇帝不想立长子为太子却因违反伦常礼教而受到了强大的阻力，最终未能如愿，中国古代社会等级观念在人的思想中是如何的根深蒂固可略见一斑。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特征，至我国封建法律杰出代表的《唐律》，礼法结合臻于成熟和定型，一整套体现封建家族宗法等级思想与制度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致“一准乎礼”成为了对唐律的评价。《唐律疏议·名例》中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可印证礼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灵魂。从以上的阐述我们可
以看出，在中国古代社会礼始终指导着法律的起源制定，且有些礼典、礼文直接入律，法律的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亲属之间亲疏有别、长幼有序处罚不同。可见在中国古代，法与礼互补，共同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的古代法律在某种意义上说一方面它的内容是对礼的确认，另一方面调整礼所未调整和调整不了的领域，也就是说一种社会关系先按照伦常礼法加以调整，失败后再上升到法律层面由法律进行调整。《礼记》中“由士以上必以礼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以及《大戴礼记》中“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古代法律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家族本位下礼的一种确认、延伸和补充，协助礼来调整社会的运行。
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状况和等级分明的阶级状况决定了中国的法律必然具有浓厚的家族主义特征和强烈的阶级色彩。由于中国古代的家族结构从汉至近代一直未发生大的变化，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也未得到改变，等级分明的阶级状况也未得到调整，所以从汉至近代虽然各朝的法律有所不同，但那只是形式上的琐碎的差异，其法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是无本质变化的。
瞿同祖先生把中国古代法律放到古代社会这个大背景中去分析和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了解进而深化对中国法律的认识具有积极的意义和较深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