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权力理论
读书笔记(4)——关于福柯的话语和权力理论
对于福柯，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法国结构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但是福柯却坚决反对别人对他如此的定位，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第五章的结束语开头，作者本人也提到了曾尽量避免“结构主义”的字眼，他遗弃了语言学描述的程序和范式展开自己对于形成实证性、知识和话语实践的概念讨论。在狭义上，我们一般对于话语的理解就是“语言的形式”，而从广义上来讲，话语则涵盖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话语这个术语被福柯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主体”。而福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突破了结构主义话语之内研究的方法，倾向于解构主义，他将断续性、差异与断裂引入现时的存在，他认为话语分析受制于却不局限于语言学的惯例，也不局限于语言学的基本单位，而只有与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等结构的相互联系中，话语分析才有意义;一个时代中，一系列不同的话语可以揭示话语的断续、断裂的形成史。而在对于话语理论的分析中，“考古学”是他前期考察和验证这种建构规则的重要方法。
所谓“知识考古学”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应用“考古学”的意识和方法来对“知识”和“观念”的构成(前提、条件、机制)与演变过程进行考察和分析的方法。在本书中，福柯明确使用“话语”一词来指称自己以前描述和分析的那些“知识”和“观念”。在此，我们需要结合福柯的理论界定话语的定义。福柯认为，话语是根据某些分析标准而被我们确认为是属于同一个系统的陈述群，而在这个陈述群中，个人的陈述或单个作者能够作出个人陈述的机会实际上不可能，每个说话机会的顶部和上方都耸立着一个规范的集体，福柯便称之为话语。福柯对于话语的定义是特别的，当然任何定义都是有自己统一的定义标准的，我们不免疑问福柯在确
认某些分散在不同时空区域内陈述能够属于同一“话语”类型或陈述群时的标准是什么,这也正是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
福柯对此有四个方面的结论。第一，我们可以根据对象方面的统一性;第二，根据表达形式和连贯类型方面的同一性;第三，根据所用概念系统的统一性;第四，根据主题方面的统一性。以上便是将某一陈述确定为同属一个话语单位的标准。但是这样的标准是存在缺陷的，因为不管是从陈述形式还是连贯类型上来讲，层次的不同、表达的相异都使得这样的行为无异于“缘木求鱼”，甚至同一主题的陈述在基本概念、分析类型和对象范围上都存在差异。为此，福柯对此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确立了新的标准，即为:对象构成规则的统一性，陈述模式构成规则的统一性，概念构成规则的统一性和主题构成规则的统一性。福柯将通过此种方式得到确认的话语单位称为“话语构成”。而这一话语构成规则恰好对应了福柯的话语建构理论:即话语的对象不是存在于话语之外或之前的纯“客观”对象，而是一定类型的陈述或话语本身建构起来的。界定一个话语构成系统就是要通过描述一种话语实践的规则来刻画一种话语或一个陈述群。在一个特定的话语实践中，它的对象、陈述模式、概念和理论策略都可以发生变化，但只要规定它们出现和转变的实践规则不变，所属的话语构成也就不变。从这些实践规则及其转换机制中去考察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各种言说与书写得以出现、保存、分布和流传的条件和过程，从而达到对这些言说和书写的一种适当理解，便是福柯在其早期著作中用“考古学”方法展开话语分析工作的主要目的和任务。
对于“考古学”的方法，福柯还做了这样的论述:考古学方法据称是揭露话语——个人的、制度的、清晰地构型高度规范化的话语——是如何控制社会和监管文化生产的。福柯认为话语构型规则存在并被遵从是因为话语更主要的目的在于操纵知识、身体政治最终是国家。
在《知识考古学》等早期著作中，福柯侧重于描述和探讨话语本身的构成规则，虽然从中可以看出与结构主义接近的方法，但是他更注重贯彻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规则，在他看来，话语不同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而是一种实践，话语实践就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有确定时空定位的规则体系，该理论一个重要关注点就是分析人们言谈时的话语、观点和立场的制度性基础，分析被这些话语、观点认可或预先设定的权力关系。
到目前为止，笔者在此提到了“权力”的概念，是因为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并非一成不变的，1968 年，福柯的思想发生了主要变化。他认为话语构型和知识谱系的分析更依据权力战术和策略，在此引用一句觉得极为生动的话语:“知识以一个压迫式的暴君转化为知识和权力的战略性联接”。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权力和知识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建构的。福柯话语分析工作的焦点也因此转向对现代社会中权力及其话语之间关系的探讨，试图获得对现代社会中权力运作和话语形成机制的一种恰当的理解。
福柯是在由“考古学”研究到“谱系学”研究中实现这一转变的，其中尼采哲学和威尔海姆?赖希命题对于福柯的权力模式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福柯一反马克思主义、法理主义的经济主义模式，认为尼采赖希的支配-压抑模式更为合理，他认为需要对权力作出非经济的解释，但是福柯对于自己的权力也没有固定的定义，只是从不同的角度作了阐释，他的这种权利阐释方式恰好符合了后现代性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视角主义”、“相对主义”态度。这种多样化、不确定性、连续性的权力解读方式恰恰是福柯对于权力的描述和他的理论立场。
福柯对于权力的认识有几个新鲜视角:第一，他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法理主义将权力看做物的观点，福柯的观点受到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影响，更注重对事物结构、关系的考察。第二，权力是一张网。个人在这张权力网上流动着，既是权力的服从者，又是使用者，他反对权力关系中统治阶级和被统
治阶级的二元对立。第三，权力是无主体的，福柯强调权力的关键不在于谁掌握权力，每个人都是权力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点，即是权力实施者，又是权力实施的对象。第四，权力是非中心化的。福柯主张反权力中心化，强调微观权力，他的理论研究对象更关注社会边缘和底层的权力关系。
综上四点，福柯的权力分析有着独特的分析视角，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现实局限性。现代社会是少数人统治的社会，福柯对于统治权的淡化实质上悬置了权力由谁控制的根本问题，实际上就掩盖了现代社会中权力实际上由少数人控制的事实。他妄图避免权力作为中介统治的观念，同时也消除了仍潜藏在现代社会中的反对力量的中心辩证法。历史中存在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也存在纯粹的权力热爱者，而这些力量是福柯所忽视的。
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有这样一个脉络:权力关系作为最高系统控制着知识和文化的生产，知识与文化业又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认知方式，而不同的认知方式产生相应的话语，这样看来，话语无疑便是社会权力关系的产物。福柯在其后期著作中也一直在表达这样的观念，强调权力对于知识和话语的建构作用，这种权力-话语分析理论事实上已经是一种彻底的“权力建构论”，而非他前期所述的“话语建构论”，这种实际意义上的“权力分析”不知是对于之前“话语分析”的颠覆还是更高层次的发展,
所以，与早期的思想非常不同，福柯后期更强调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联性，尤其是权力对于话语的优先支配地位和决定性。这是一个由“话语建构论”到“话语权力的互相建构”再到实质上的“权力建构论”的延展过程。而实际上，话语/知识并不是像福柯所描述的那样完全论为权力的产物，它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并反过来支配权力，可见，从某种程度来讲，福柯在完成从话语分析到权力分析的转变中也走向了极端。
总之，福柯曾在《知识考古学》中告诉我们，话语不是自然而就，而是某种建构的结果，福柯也自称是一个自不量力的思想史学家，所以他的“考古学”方法是对思想史提出的。他的考古学主要在于探讨话语本身，对话语方式作出差异性分析，确定话语实践的类型和规则并对特定话语对象进行系统描述。福柯更多的站在社会学立场上揭示话语，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建构支配关系，他把这种社会关系的话语建构过程称之为“话语实践”，我们通过福柯看到的是一场拥有话语权与丧失话语权之间的斗争，权力的作用在此不可抹杀。不管是他的知识考古学还是权力谱系学，福柯作为后现代思想的开路先锋，开启了一个反启蒙的传统，在权力和知识的现代性之间，企图建立一种新的认知模式，不管怎样，他的解构主义思想，他对于话语的差异性分析都对后来者有很大的启迪和影响。
关于话语的巨大力量及权威性，中国古人还有一些敏锐非凡的见识。
《淮南子》称汉字发明惊天动地，以至于天降黍米，鬼哭神号。似乎就预
见到人类获得语言圣器之后“福祸相依”的前景。《左传》谓“道之以文
辞……兵可以饵。”此处“文辞”是指外交宣传辞令。又如“州县符，如
霹雳;得沼书，但挂壁。”可见政令威重如山。“一字入公文，九牛拔不
转”，则以百姓口吻，表现出封建司法制度的森严。
《管锥编》里，钱钟书先生曾就“口戕口”的说法，作过饶有兴味的
评注。此说出于武王《机铭》:“皇皇唯敬，口生诟，口戕口。”钱注曰
:前“口”乃口舌之口，谓言语，后“口”乃丁口之口，谓生人。以口兴
戎，害人杀身，皆“口戕口”。武王《笔书》又云，“陷水可脱，陷文不
活。”《全唐文》里《口兵诫》也唱道:“我诫于口，惟心之门……可以
多食，勿以多言。”据此钱先生归结道:“诸如此类，皆以严口舌之戒而
弛口腹之防。”(第855页)中国古人何以这般警惕“祸从口出”,钱先生指明，大抵是因为文网语阱深密乃尔。(第972页)这后八个字，窃以为要比西
洋人的长篇话语理论讲得简明透彻。
若以西洋概念来印证钱先生这句“文网语阱”的精练断语，大概要征
引四、五位大师的名言，才能有个像样的交代。(1)海德格尔:“语言乃存在之家，人则居住在其深处。”(2)卡西尔:“人从自身的存在中编织出语言，又将自己置于语言的陷阱之中。”(3)维特根斯坦:“语言是一座遍布歧路的迷
宫。”(4)哈贝马斯:“语言交流方式受到权力的扭曲，便构成了意识形态网络。”(5)福柯:“你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 看来西洋人对于“口戕口”问题，认识稍显迟钝。他们有关“文网语阱”的觉悟，也只是在最近三、四十年才有所提高。在这方面，值得专门讲一讲福柯的话语理论。
一九六九年，即阿尔都塞完成《意萨司》论文那一年，福柯推出他的话语理论奠基作《知识考古学》。此书从两方面界定“考古学”立场。首先是突出“反史学”的维新之举，大胆质疑传统史学原则，如历史连续性、阶段进化与终极目的，代之以别出心裁的翻挖和颠倒。其次，福柯执意破除结构主义符号系统论，主张一种侧重话语分析的文化史研究，其特点是把语言的冲突、变革和凝聚过程，视为充满斗争的“事件”。而潜在的话语运动，又从微观上构成了西方史的浩瀚长卷、思想大厦、以及各种社会机制。此种切入角度，可谓是与阿尔都塞异曲同工了。
前文提及，阿氏意识形态理论，曾猛烈扭转西方思维定势，动摇了人文主义宏伟理念。如英国左派学者伊格尔顿所说:人们开始“抛弃以往那种依据观念去选择字词的思考习惯，改为针对字词来考察观念了。”(见《意识形态》，伦敦，左翼书店，一九九一)从围绕“思想观念”的宏泛争论，转向针对“字词话语”的探查分析——这一降解趋势，可以当说首先是由阿尔都塞倡导，继而由福柯扩展为一场针对西方知识,思想史的批判解构运动。应当指出，福柯态度偏激，方向多变，尤其缺乏重建愿望。然而他赖以指导考古的话语理论，却给资本主义文化批
判提供了新式武器，带动一些西方新学的崛起，譬如女权理论、新历史学派、东方主义与后殖民
主义文化批评。简评其要点如下:
1.人文理念与学术圭臬的降解:一九七三年，在西德一家电视台，福柯与美国学者乔姆斯基辩论有关人性的问题。老乔是位诚挚的人性论者，他肯定人类具有语言学习与创造天赋，而人作为理性主体，应当是能积累知识、逐步完善的。他质问对方:“人性究竟存在与否,”福柯避而不答，却提出一个难题:“人性这概念是怎样形成的,它又如何作用于我们的社会,”福柯的反诘，意在批驳“主体观念”支配下的认知传统，逐一瓦解人性、知识、真理等因袭观念，目的则是要全面质疑西方人文学术。依他考古的眼光，西方所谓科学、哲学、宗教、法律之类，都是些历史沿革下来的庞杂话语集群。它们在权力冲突支配下，经由不断剔除、混淆和积淀，才逐渐形成不同专业的话语系统。至于科学和真理，也很难说是什么纯粹干净的知识，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主观意志，留有权力干预的伤痕。考古过程中，福柯对于伪科学、前科学或意识形态浓厚的社会科学一视同仁，因为他只调查话语实践如何产生了知识，而不管它们是否会成为科学。西方学术一向沉溺于抽象思辨，并以“理性至上”为光荣旗号。在福柯看来，这种冥顽不化的知识意志使得西方人脑昏昏，盲从理念，却对话语的隐秘活动视而不见。因此，重要的任务是“批判那些貌似中立而又独立的(学术)机构的运作方式。”(见P.拉宾诺编《福柯读本》，纽约兰登书屋，一九八四) 这位西方文明的刻薄批评家，恣意挖苦那些长期被人顶礼膜拜、奉为圭臬的经典著作(oeuvre)及其作者。圣贤之书，威名赫赫，世代鼎立，容不得半点掺假伪造。他却嘲笑道:天下文章一大抄，任何名著都只是与人合写的文集，从来就没有单一作者。“一本书本身并没有截然分明的边界，它深深陷入一个与其它书
籍、其它文本、其它句子相互参照的系统之中。它是这网状系统的一个突出物……它不能被限定在小小的装订本里。仅仅
是在一个复杂话语场的基础之上，它才得以凸现并构筑自身。”(《知识考古学》英译本23页，纽约兰登书屋，一九七二)
至此，福柯已向我们提示了“人文理念降解”的基本法则:即对目标施行“历史化的语言分析”:首先查阅它赖以生成的文化档案(ar,chives) ，核实它在特定历史情境(contexte)下的变动经过;进而分析构成这种观念、理论或制度的语言陈述方式，以便判明它们由知识、权力、语言三方面因素合成的“话语形成”。可以说，考古学实际上是一门有关“人们说过哪些话、怎么说才算是知识或真理”的历史。
2.话语对象、陈述、话语形成:抛开传统思想史的“作者、作品和经典性”原则，福柯将注意力转向隐深的话语活动，并以“话语形成”代替“ 科学理论的形成规律”。我们若掌握下面三个技术环节，便可大致了解知识考古的道理。
话语对象:话语这东西，并不像一般语言符号那样，有着明确具体的涉指目标，例如Champagne指香槟酒，guillotine指断头台。人类生活中有许多难以言传、文不逮意的事物和现象，譬如生命、疾病、信仰、习俗等等。“一个人不可能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说明一切。”(45页)道不可言，道常无名。这些几句话、几本书、甚至几代人都说不清楚的道理，就是所谓“话语对象”。福柯说，话语并不等于所说的事物，而是“构成对象” 。因其无名，强为之名。知其不能尽道，反而横说竖说，极尽描摹刻划之功。因此，话语对象又是一种需要许多人“反复加以填充、不断变动的特殊空间”。(95页)
陈述(énoncé，英译statement):这是构成话语的语用学基本单位。语用学里，“叙述”是通用口语方式，它由短语和句子组成，内含指示、描述、质疑、
评价等游戏规则。与此不同，陈述仅仅涉及知识或真理的权威性指示和限定，人们一般不便对它加以评注或争辩，而是承认服从。这种陈
述不属私人所有(它“外在于主体”)，却是一种稀少、有用、令人向往和占
有的“公共资产”。人们可以对陈述进行生产、改造、重组或分解，并反复使用。因而福柯说它具有一种“重复使用的物质性”。(第105页)说穿了，“陈述”所拥有的这些奇特属性，其实也正是知识的属性。一个人学会陈述，等于掌握了知识，能像有知识的人那样说话、思考并发挥权威。话语形成:与常规句子不同，陈述不能孤立运作。只有在相关领域内，它才成为话语部分。福柯举出话语形成的三个条件，即形成区域、分界权威和专业格栅。例如在考查西方精神病学时，他先圈出产生这门知识的文化区域，即欧洲启蒙后的家庭、教区、法制等相关环境。此时出现的疯子，是否应由司法部门羁押,或交给神父教诲,或送济贫院供养,援引不同机构的权威性，人们反复争辩“疯子”的定义及处置办法，逐步认定他们是病人，而不是迷误犯法之徒，因此该让医生去管。这就明确了知识领域的分界权威。可早期医学也对付不了，需要新的专业格栅，将生理、病理、心理学知识合成一门精细学问。
世革言殊，物移名变。福柯潜心考查，未曾在历史荒野里发现事物的纯净起源，却只有杂乱无章的耦合。那些神圣理念或原则，在各自漫长的嬗变中，都不过是些“意义弥散系统”，其间充满断裂差异，又纠结互动、几乎没有稳定组合规律。一经挖掘，便露出松散凌乱、饱受历史误解的原始面目。对于这番结论，福柯本人并不满意。五月风暴冲击了他的思想，另外阿尔都塞的论文也使他看到自己的局限，即严重忽略阶级冲突。一九七?年福柯入选法兰西学院，隆重讲演《话语的秩序》。他的研究由此进入了“谱系学”阶段，目的是要大大凸现话语系统的约束功能，进而证实“话语生产总是依照一定程序受到控制、挑选、组织
和分配的” 。他着重指出，由于“权力”暗中压制，话语名为表意系统，往往却变成“强加于事物的暴力”——犹如中国话里的“强词夺理、言过其实、睁眼说瞎话”。这暴力大体表现为三种控制形式:(1)言语禁忌。譬如性和政治是忌讳话题。说话的仪式、场合和身份也构成限制，好比中国古人的非礼勿言。(2)理性原则。它排斥荒谬混乱，讲究言语逻辑。但刻意讲究也会弄巧成拙。(3)真理意志。启蒙运动鼓舞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孕育出一种“ 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矫激意志。它有别于东方智慧的浑厚圆通。中国人习惯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知而不言，无知而后知。又深谙“大智若愚，至言去言”之妙，所以安享口腹之欲，而不学西洋人巨细无遗、穷通一切的功利追求。
福柯的好处，在于他告诫族人:西洋求知意志过于狂妄，易遭天谴。据他考证，古希腊人也曾敬畏语言，相信话语力量在于“谁说话和怎样说”。长老在庄严威仪中发号施令，巫师神秘兮兮地念动咒语，听众诚惶诚恐，无不信服真理,权力的表述。上帝一死，西方人就张狂起来，蛮以为真理话语人皆可言，关键在于“说什么和对不对”——此即由陈述行为(én onciation)转向陈述内容(énoncé)。这样一来，真理就不再同权力挂钩，竟变成“平等竞争”的目标。人们通过教育和学术制度来获取知识，实则是尽可能多地掌握权力。所以福柯说:三大排斥系统中最具威力的“真理意志”，其实最怕曝光。它貌似公允，一无私心，可试图揭露真相的人无不大倒其霉。(见《知识考古学》附录)
如果说福氏话语理论像个三角形，分别由“语言、知识、权力”三级构成，那么七?年后，在他的晚期著作《监视与惩罚》和《性史》里，他的研究重心明显向着“权力”一极偏移，急欲突出“权力,机构,主体” 这三个相关命题。
1.权力,知识模式考古学成功瓦解了知识主体，却留下轻视阶级斗争的破绽。于是福柯打出“谱系学”旗号，试以一种新式冲突论，“就西方知识的历史命运作出政治性解答”。为此，他大力推崇尼采的“道德谱系
学”研究方法，赞扬此公突出了“权力”命题，又奉它为“西方哲学之纲目”。尼采的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原本近似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它指示人性深处的一种扩张本能及其对强力的渴求。经福柯篡改滥用，这概念牵扯到好几层意思:(1)象征那种上天入地、孜孜求知的“浮士德精神”;(2)泛指个人对他人、世界的了解与征服能力;(3)由此延展为政治权力问题，如他后期钻研的权威机构与统治技术。理论上讲，福柯的权力既不等同尼采思想，也不吻合于马克思的阶级与国家学说。他的权力观没有主体，又不讲整体论，因此无所谓阶级阵营、政治中心或社会变革蓝图。更关键的差异是:他拒绝人文主义进步理想，认定权力乃人类天性，是一种“控制、占有、并以自己为中心统一其它”的潜在欲望及能力。作为精神意念或生理能量，这权力无处不在，四处游动。凡有人群之处，就有权力之争。比方说原始部落里的分食、择偶和酋长夺位。再比如荒岛上鲁宾逊和星期五的主仆关系。进入现代社会，权力凭藉高科技提携，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而又细致入微的地步。
权力意志引出了知识意志(la vo1onté desavoir)。在福柯笔下，权力知识变得善恶交织，密不可分。法文里权力(pouvoir)和知识(savoir)分享词根v oir，意为“看见或知道”。它像条心理纽带，把权力知识结为一体。往好里说，知识就是力量，劳心者治人，知识越多越自由。反过来，强者亦可根据自身需要或好恶，去规划真理面目，去决定历史的取舍，去破坏生态或灭绝物种。鉴于此情，福柯又提出“权力微观物理学”之说，以裁定权力,知识的纠结并存模式。他声称，权力在冲突中经由机构产生知识。然而，权力并非主动针对知识进行激励、扭曲、或强打烙印。双方联盟也不尽是意识形态撮合而成。关键在于“没有任何知识能单独形成，它必须依赖一个交流、记录、积累和转移的系统，而这系统本身即是一种权力形式。反过来说，任何权力的行使，都离不开知识的提取、占有、分配与保留
。在此水平上，并不存在知识同社会的对垒……只有一种知识,权力焊接的根本形式。”(见一九七一——七二年度《法兰西学院年鉴》) 2.现代监狱和全景监控福柯一九七五年出版《监视与惩罚》(英译本，纽约兰登书屋，一九七七)，专题研究监狱制度及其监控技术。出于对阿氏“国家无处不在论”的欣赏，福柯强调:西方社会并非仅由国家机器维持，而是得到一张权力,知识巨网的保障。这套隐形的“文网语阱”渗透到西方社会各个层面，而它得以建立的秘密逻辑，居然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得到了实证。
法国封建刑罚相当野蛮，长期以酷刑恫吓民众，炫耀王权，结果是不断加剧反叛。原因是，旧法律代表君主意志，违者必须重罚:先用肉刑逼供，继以公开处决昭示真理。行刑时让民众围观，目击暴力(正义象征)在犯人身上施行，以确保统治合法性。问题是犯人临死没了顾忌，往往谩骂嘲弄，弄出狂欢局面。“权威被嘲弄，罪犯却成了英雄。”(第60页)大革命怒而爆发，先将国王砍了头，继而血腥内战，滥用肉刑。待到资产阶级一统天下，不得不改良刑罚。此时工商经济发展，增加了伪造、欺诈、怠工、破坏机器等经济犯罪。因此实际上是经济理性，而非人道考虑，支配了刑罚改良。福柯说，改良不仅是资产阶级寻求有效统治的策略，更是一种为行使权力而亟需改进的“技术”。
新刑罚一改肉刑弊端，代之以监禁和驯化罪犯。它突出漫长的审判，伴以新闻报导，向社会证明合法性。惩罚本身倒成了隐秘部分:犯人被关进高墙，各以单间囚房羁押。囚房编号，分层纳入一个巨大的环形建筑。院子中央设有了望塔，卫兵通过监视孔，可对所有囚犯一览无遗。这种“ 理想构筑”由英国法律和道德大师J边沁发明，学名Panopticon(即中央监控式全景监狱)。其特点是利用先进监视技术和系统分隔法，大大提高控管效率。全景监控模式确立后，迅速得到各学科知识(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
、工程设计、通讯联络、运筹决策等)的协同配合。在此基础上逐步产生了科层组织、监督检验标准，流水作业与集约调度，最终形成中央调控系统。仿照监狱的有效管理模式，军队、工厂、学校、医院等现代机构也纷纷建立，不断改进，像一台台机器那样自动运转，并联网扩展为严整的西方社会制度。福柯发问:这些个现代机构竟然与监狱如此相像，还相互借鉴，技术共享，“岂不令人大大地吃惊,”(第227页)
3.现代人的主体化阿尔都塞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文明的两重性，即不但依靠“利萨司”实现强力压制，还经由“意萨司”施行文化与道德指导，以“软硬”两手求得均衡统治。他还表明，西方人所谓的主体，不过是意识形态赋予他们以一种“自我中心”的幻觉。大写主体(Pubject)的主观意识，反过来恰恰是它被意识形态主宰的现实，即小写subject，意为“受支配或被征服者”。阿氏的批判无疑感染了福柯。为此他点明话语理论的关键——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命题，对西方新学影响深远。阿氏原义很抽象。福柯加以实例演示，生动多了。他指出刑罚改良的一个重大方向转折 :即“淡化肉刑暴力”，代之以“控制和驯服心灵”的缜密温柔型权力技术。此种“心灵”，绝非是基督徒的原罪灵魂，而是各种先进监控技术合力压造成型的主体。所谓“现代人的主体化”过程，须以微观物理学的透析手段说明如下:
纪律约束。现代刑罚不喜欢暴力象征符号，如森严法场、高大绞架，肢解的尸身等。相反，它热衷于“静寂的囚禁”。现代都市里，监狱成为最具普及性的惩罚象征，显著特点是纪律约束和精神驯化。纪律包括反复操练、按时作息、定量配给、反省、报到、礼貌等等细则。采取这套强制技术，不单是要维护社会契约，而且“企图塑造一种驯服主体，即一个个惯于服从规则和命令的温顺的人，他们长期接受权威的影响，以至获释后也能自动运行，发挥功能。”(129页)
社会规范。监狱纪律系统既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又反转升格为西方社会理性统治的楷模。从权力,知识角度看，它的应用性极为广泛，可简约成四条原则:(1)条块分隔。除犯人外，各种社会成员如士兵、病人、工人或学生，皆可按年龄、性别、能力编组，建立档案和等级制。(2)程序管理。以时间表和操作规范指导一切活动，控制生产、学习、操练的时间、强度和节奏，以至于每件事的姿势动作都有标准可循。(3)训练考核。以考试和评估强化梯次训练，保证学生、工人或士兵在规定时间内变成熟练工具。(4)统筹规划。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普遍联网，形成集中调控系统。这系统无所不管，囊括个人的时间、言行、求偶和职业选择。一句话，这套原则确立了标准的社会规范。
教育功能。社会规范不仅阻止犯人侵扰社会，还规定了对所有人进行教育和鉴别的合法性。犯人依法去监狱。孩子依法要上学。学习合格者将受到社会的接纳与褒奖。社会接纳仪式是毕业典礼，它由袍帽、证书、喜庆场景和庄重言辞组成，象征着权力授予和真理确认，是“权力知识交织所能达到的光辉顶点。”(第185页)青年人因获得“成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而大感满足，福柯却在一旁讪笑说:他们已完成“个人作为权力施行对象”的被驯化过程。“愚蠢的封建主用铁链捆绑奴仆，资产阶级政客却用民众的思想紧紧束缚他们。……正是在人们柔弱的脑神经之上，奠定了至善大帝国不可摇撼的根基。”(第103页)
人的解剖与组装。西方经济发达，科学进步，处处标榜民主、自由和人权。福柯却大拆烂污，偏要把好端端的洋人说成是“政治解剖与组装” 的结果。他列举说:从笛卡尔的人性论、人体解剖到精神分析术，从惩罚监控、规范管理到教育培训——这一系列针对“人性”的权力知识运作，使得西方人有幸能像机器那样，从里到外地被分解、化验、组装、调试、并充分利用。这套学问含有众多的程序、图表与数据。“就是从这些细微
琐碎的知识中，诞生了人文主义概念下的个人……及其心理、主体、个性、意识等，还有人道的要求。”(第142页)
在书尾，福柯叹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由聚集资本开始，它的政治起飞则始于“人的积累”。两大进程交相促动，都有光明与黑暗的话语档案。道德家们何必偏执一端，只说人的进步和自由呢,他的尖刻冷酷，令西方学究颇多不安或不悦，却又难以反驳。鉴于此案基本上是洋人家务，外人不便多嘴，我浅浅作个介绍便罢。若要问我的批评意见，眼下只得一句:福柯先生的知识意志殊强，以言去言的功夫很深，话说得精细而孤绝，以致我感觉他仍然是个地道的西方人，尚未挣脱他自己那套文网语阱。另外他的勇气可嘉，大胆“戟指千夫”，评鹿评马，所以寿命不长。敢情他一直不晓得“口戕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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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权力理论之概述 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一文中，福柯说了这样一段话，“毕竟，直到19世纪，人们才认清剥削。但人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权力是什么。可能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还不足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神秘的、被称作权力的、被到处授与人的东西。它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既是显现的，又是隐蔽的。”这段关于权力的论述多少带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这也是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所在。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权力（pouvoir）一语在福柯的著作中占据了中心地位，福柯在权力领域所作的探究，被认为堪与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领域的建树相匹，甚至福柯本人，也因而被称为“权力思想家”。但即便是这样，这段话却更像是福柯发自内心的最真实的声音，或许在他看来，其实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大概永远不会弄清楚“权力”是什么。 但是，福柯仍然尽量对权力作了最大程度上的体认，这里的“权力”我觉得更倾向于现代意义上的。他指出，权力的隐蔽性的一处重要表现就是：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我个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一方面权力的行使无不具有一系列目标和目的，另一方面这又不意味权力产生于某一个人的选择和决定。任何个人或国家机器，都不可能指挥在一个社会中产生作用的整个权力网。这也是福柯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中所谈到的，他说，“实际上人们很不了解：谁在行使权力？在哪儿行使权力？人们几乎已了解到：谁在剥削？利益去哪儿了？然而，权力……很清楚，并不是统治者拥有权力。”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指在现代社会中，并不仅仅是统治者拥有权力。因为福柯多次批评过传统的权力观念，即视权力为确保奴役一个国家国民的一组机构和机制，或者说，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实施统治的总体系统。他一再强调权力不是一样“东西”，而是一种关系，是各种势力关系的复合体，是这些势力关系通过持续不断的相互抗争，改变、增强或颠覆它们的过程。在《性史》第一卷中，福柯写道，“权力不是一种机制，不是一种机构，它不是赋予某人的一种力量；它是外借得来的一个名称，用于一个特定社会中某种策略情景。”我觉得，这段话和《知识分子与权力》中的一段话对照来看似乎更明白些，“毫无疑问，关于国家的理论和国家机器的传统分析无法穷尽权力运行和实施的领域。……凡是有权力的地方，人们都行使权力。确切地说，没有人是权力的拥有者，然而，总是一方面的一些人和另一方面的另一些人在一定的方向下共同行使权力。人们不知道谁是掌权者，但是知道谁没有权力。”权力不是一样“东西”，所以没有人是权力的拥有者。权力不是固定的存在，也不是流动的存在，而是无形的存在，是一种关系，是一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更多期刊：点此访问>>> 2007年第5期 从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 作者：金敬红张艳新 字体：【大中小】 摘要:福柯权力话语理论阐述了权力、知识和话语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知识是权力的象征,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控制知识权力话语的文化力量能够实 现其文化控制地位。强势文化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文化交流中获取说 话的权力,并对弱势文化进行操控。翻译作为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 势必会受到这种文化霸权的影响,这体现在译者对翻译题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中。翻译已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工具,而是一种在不同的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对 话与交流。弱势文化通过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介绍自己本民族的优质文化,有利于 抵制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 关键词:权力话语;强势文化;弱势文化;异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H 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758(2007)05-0451-05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强调了翻译与目标语体系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这使得研究者们越来越深刻地 体会到翻译已不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话语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 识形态中的改写、变形或再创造。与此同时,异化翻译也逐渐成为当今翻译理论 的热门话题之一。作为文化转向的产物,异化翻译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文学乃至 政治的内涵。在此背景下,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异化翻译进行了客观的 解释。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宏观视角,将社会之维、历史之维 引入翻译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权力话语理论深刻揭示 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背后的操控因素和它在文化建构中的重大作用。因此,采 用权力话语理论的视角,将异化翻译置于广阔的国际政治文化框架内进行审视,注重探讨异化翻译的真正含义及其在文化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权力话语理论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被公认为是西方结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受 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以及尼采关于真理、知识和权力关系观念的影响,福柯在对文学和哲学领域、精神分析领域、政治经济领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 出了著名的权力话语理论。权力、知识和话语是这个理论的核心概念,而且权力 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1 权力和知识的关系 在权力话语理论中,福柯认为权力是社会理论的重要课题。权力是指一切控 制力和支配力。这其中有有形的,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也有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与习俗的影响。这些都可以视为权力,它们是一种对人 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
“性征”分析中的权力运作———福柯颠覆传统权力理论的尝试 文 兵 (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 北京 102249) 摘要:福柯对传统的权力理论进行了批判,坚持认为权力首先并不是压制性的,而是生产性的;同时,知识也是与权力相联的,所谓纯粹的、客观的知识是没有的。福柯选择了“性”作为自己颠倒传统权力理论的重要 场所。福柯翻转传统的权力理论,是与他的消解主体地位的理论主旨是一致的,从积极意义上来说,是为了对 个体涉入的具体的制度、场所和机制进行批判性的考察。 关键词:福柯;权力;性征 中图分类号:B5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3)08-0016-05 1968年的五月风暴使福柯的思考重心转向了权力问题。福柯最初在权力问题上,把权力视为禁止、压制、排斥,也就是从否定方面来理解权力问题,这主要体现于他在1970年12月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说《话语的秩序》。但在1971-1972年间,通过对监狱的体验,感受到权力可以不从法律方面来思考,而是可以从技术方面、从策略和战略方面来思考。他在《规训与惩罚》中努力做的,而后又在《性征史》卷一《求真意志》中加以运用的,就是用这种权力的技术和战略的维度来代替权力的法律和否定的维度。福柯曾坦言:如果没有重新思考权力的需要,单凭对性征进行写作的乐趣是不足以鼓励自己去写六卷本的著作的〔1〕。“性征”的问题成了福柯思考权力问题的一个场所。性的问题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性”比起其它东西似乎更是人们禁止的对象(如乱伦、淫乱等)。因此,在性的问题上翻转权力关系就尤为重要。 权力的运作:压制与煽动的游戏 福柯在《认知意志》中,首先对“性压抑说”提出了质疑。这种假说认为,进入19世纪,性完全被视为繁衍后代的严肃的事情,人们对于性一般都要保持缄默。权力对于性,就是禁止、拒绝、否定。他认为,“性压抑说”的提出,有它的来自历史和政治的郑重保证:一是这种假说是与资本主义的秩序联为一体,是为了配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它不能容忍劳动阶层仅仅为了性的快感而浪费精力,因为这种耗费是与资产阶级榨取劳动的要求不相符合。但福柯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统治阶级首先是把对快感进行限制的原则运用于自身,它首要关心的不是被剥削阶级的性压抑,而是统治阶级的肉体、活力、长寿、生殖和繁衍。在后来,资产阶级的这种性征机制才逐渐地渗透到下层人民之中。二是这种假说是与某些人的利益相关的,因为承认了性受到压制,那么反抗现实、颠覆秩序、承诺自由、召唤未来,就很自然地进入到某种话语之中。性压抑说是潜藏着一定的战略意图的。 福柯要追问的是:性的压抑是否是一种历史事实?禁止、审查和否定是否就是权力运作的基本形式?权力要压制性,首先就要把“性”从我们的言谈
对福柯权力理论的分析 【内容提要】权力是政治的核心，对于权力的定义域理解，古来便是见仁见智。福柯提出了权力-知识的概念，明确表示否定传统的阶级分析和阶级理论。权力不仅来自上面的结构对个人的排它性活动，而且也和知识与话语密切相关。权力和知识是共生体，权力可以产生知识：权力不仅在话语内创造知识对象，而且创造作为现实客体的知识对象。人文科学的主体，并不是由意识形态引起的幻想，而是某种权力关系现实存在的结果。新的人文科学的产生和新的权力结构的建立总是同时出现的。 【关键词】知识、权力、国家 福柯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历史学家，后现代理论主要代表之一。其思想以反中心、反权威、反常规而著称，分析方法独特，研究主题多变，涉及历史、文学、哲学、政治、社会、文化等众多领域。福柯的权力理论强调文本与历史的关系，把权力当成具有心理意志力的普遍欲望。认为权力是档案负面的社会、政治现实，是一种永远存在、无法摆脱的社会罪恶。知识和权力是密不可分的“共生体”。知识是表象，权力是实质。每一种话语实践都有一套规则，以潜在的权力形式支配着特定领域的知识、思考和写作。历史写作的话语是在权力斗争中产生的，权力是人们对于事物所实施的暴力。不存在纯粹客观的话语，只有体现或大或小权力的话语。在艺术领域，一如政治、历史中，通过掌握话语而获得权力。福柯认为，权力不是获得的，也不是分享的，而是通过各种关系的一种转换无定的游戏，这些关系涉及经济、政治、知识、情感、性等各个领域。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即便是权力促生了反抗力量，但它也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错综复杂的游戏网之中。 自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人们就对权力进行着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权力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崭新的话题，从古希腊的先哲们到现当代的思想家们都在孜孜求索。然而，权力却是一个在本质上具有争议的概念，又具有多张面孔，学者们见仁见智，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权力问题既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又是一个法学的基本问题，虽然权力问题由来已久，但是关于权力的问题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而且在这些权力问题的论述中最为关注的是统治权问题，即统治权的合法性问题，谁掌握统治权的问题，统治权问题一直是西方权力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权力是政治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研究就是关于权力分配方式和运行机制的研究，政治学也就是关于权力的学问。 福柯对于权力的定义独树一帜，福柯认为权力是档案社会的政治侧面，是一种无所不在、无法摆脱的社会事物。1972年他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一文中说：那东西如此神秘，可见有不可见，在场又不在场，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这东西就叫做权力。对福柯而言，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权力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的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即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并引进了“话语”的概念。这里的“知识”有更广泛的含义，即人们对整个世界认知。福柯认为人们只有精通某一领域的知识才具备了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同时，这一领域的知识只有被普遍承认，才能转变成“权力。 福柯悬置了权力的本体论以及权力的合法与非法这一问题，可以得出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法治的着点被悬置了。在传统自由主义看来法律是用来确定权力获得的合法性问题，以及限制权力的滥用的，这些法律的合法性同样也来自更深刻的合法性，在福柯这里传统自由主义的主张变地没有说服力了，甚至是变地不现实了。福柯批判了理性的霸权地位，同样否认法律的全能性与完备性，那种在权力面前无可置疑的法律在福柯看来是不存在的。与启蒙时期的法学家不同，福柯不认同那种对法律进行的客观分析，试图探讨法律的真实处境，运用历史-政治话语来分析法律的起源问题，法律之所以为法律的标准问题，以及法律的中立性问题。
话语与权力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行了媒介化社会转型，媒介文化影响人们的生活、塑造人们的价值观。本文探讨媒介文化的意义生产机制，从话语学的理论出发，对大众媒介的意义呈现方式予以分析。 关键词：话语学权力商人话语 一、福柯与话语学理论 米歇尔·福柯，法国哲学家，作为一位影响深远的学者，福柯对文学理论、哲学、历史学、医学史、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都有很大的影响。福柯提出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对研究传播问题很有启示，他的理论观点其实也深受索绪尔影响。福柯认为话语的实践不同于传统的语言实践，话语分析必须放置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结构的相互联系之中，也就是说，意义分析必须结合具体的语境。各个时代提供的关于知识的“真理”的话语，其实受制于人类社会深处隐藏的权力关系，关注知识与权力、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成为福柯话语学的理论基础。“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我们受权力对真理的生产的支配，如果不是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就不能实施权力。”1福柯的观点启示人们思考话语与权力的关系问题。 福柯认为，所谓“话语”，实际上是“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谈论或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2“话语涉及的是语言对知识的生产。”3在福柯看来，话语界定生产了各种知识对象和言谈方式，话语采纳了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谈论一个话题，同时也就限制、排除了其他的言谈方式，换句话说，话语是各种机构通过一种界定和排斥过程运用其权力的手段。特定的话语就某一个话题所能说的内容进行界定，这个界定机制由一系列未成文的规则体系构成，它企图对某个特定领域内可以写、可以想并付诸行动的东西进行规范。对福柯来说，重要的问题与其说是人们叙说了什么，不如说是人们为什么这么叙说，什么制约着他们的叙说。换言之，谁说和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机制如何决定了“说”。 话语实践是如何被悄然完成的呢？福柯认为，权力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之中，权力的行使温和而隐秘，它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完成对个体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规训，使个体服从整合到社会秩序之中，这种规训与惩罚其实是一种微观权力的实施与运作。这个思想在福柯著作《规训与惩罚》中得到细致阐述。从知识的形成机制背后发现权力机制，这就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贯彻的系谱学的方法。福柯意义上的知识型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力机制，是通过规训的一种权力表达，规训塑造了个体，是权力的特殊手段。规训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分析监狱制度时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规训代替酷刑是古典时期转向现代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知识型的产生，一种新的控制和塑造人的权力机制的产生。规训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形式。公开的惩罚转化成规训，实际上是权力的行使策略从公开转为隐蔽、从宏观转向微观的一种形式，最终表现为新的知识型的产生。福柯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换言之，话语权作为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更多程度上体现为一种社会 1[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8页 2[法]米歇尔·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99页 3同上书
傅柯的“话语理论”简述 1、话语权概述 “话语权”成为当代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在国内被人们频繁使用，在许多研究领域都运用傅柯的“话语权理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上至学者，下至普通百姓，大家似乎都对“话语”和“话语权”的含义甚是了然。不同的学者在他们不同的学术领域中都多次提到对相关“话语”和“话语权”的理解，有人论述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的“话语权”，有人论述亚裔文学在国外的“话语权”，有人论述中国农民的“话语权”，有人论述民间文学的“话语权”，也有人研究建筑设计中的“话语权”，还有很多学者运用“话语权”这一较为复杂的概念来进行文本细读和分析，比如利用话语权来阐述某些特殊翻译现象等等。 话语作为人认识世界的工具，作为人与人相互交流和沟通的工具，作为与思想直接对应的关系，其存在初期仿佛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为人们所重视，但随后对话语的认识与研究却越来越丰富和深入，事物各式各样的存在激起人们的思考，而思考又需要一个中介来“想”和“表述”，思考的结果也需要一个承载体来表达和外化。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话语是极其重要的中介，人类所知所晓的一切，人类所建构起来的所有文明，都是通过话语这个中介作为传递手段并最终完成的。独特的话语由个体的出生、家庭背景、文化环境、时代风貌等诸多因素综合而成，正是有了独特的话语，才由话语建构起了独特的个体。 国内外学界对于话语是有一番深入分析和研究的。语言学界对话语做的界定是：“‘话语’通常有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是与篇章相对，指口头说出来的一句句话；广义的理解指言语交际行为体现出来的由词句构成的言语表达形式，它既可以是口语体，也可以是书面体。”这种广义的理解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言语”概念较为接近。 2、傅柯的话语权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傅柯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后现代哲学家，学术研究广泛且深刻，出版过多部学术著作，其影响渗入到社会学、政治学、精神病学、医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但修辞学只研究其著作中以话语为中心的观点。话语以及话语权是傅柯在研究中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傅柯的“权力理论”一直受到学界关注。 由于独特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历，傅柯对精神病学、心理学和性错乱等问题感兴趣，他
于春燕 我国学校场域权力关系运作及其后果分析 ———基于福柯微观权力理论的视角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26） 【摘要】以福柯的视角，学校可以被看成一个各种权力关系运作的场域，而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又是各种 权力关系运作的载体。通过对身体和空间的操纵、层级检查、规范化裁决、考试等手段，规训性权力渗透到学校场域的各个角落，体现在师生的日常互动当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移植了现代社会工业化的管理模式，是现代工具理性的一种体现，造成教育与人关系的异化。 【关键词】权力；规训；学校场域 【中图分类号】G4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3］01-0094-03 基金项目:大连市社科院课题项目“大连市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与对策研究”（2011DLSK06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于春燕（1976-），女(汉)，烟台人，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传播社会学、管理学。 ■ 福柯认为，现代权力的存在形态表现为一种复杂的“场力结 构”，归根结底是一种“关系性权力”，弥散于社会的各个角落，无论人们身处何时何地，都处于一个由现实规则所构成的权力系统之中，成为权力的产物。由于国家权力的介入和干预，以及各种利益关系和力量对比关系的存在，学校中形成了一个各种权力关系运作的权力场域。福柯关于微观权力的剖析为我们讨论学校教育中的权力运作开辟了崭新的空间和视角。 一、学校场域的基本权力关系状况 学校场域中的教育活动与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一样，包含着三个基本要素：主体、客体、联结主客体的中介。在学校场域中，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教师和学生属于教育活动的主体，而教学内容是认识的客体。教师和学生在认识和掌握教学内容时，总是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手段来完成，比如：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来开展教育活动，用什么样的规范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等等，这是学校所要做的工作。如果把观察学校教育活动的视角拓展到学校之外的系统，并对系统各层次之间的关系进行归纳，就会发现学校教育活动的关系网络，即国家与学校的关系、国家与教师的关系、国家与学生的关系、国家与教育内容的关系、学校与教师的关系、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学校与教育内容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师与教育内容的关系、学生与教育内容的关系。可以说，学校的所有教育活动都是在以上关系的综合作用下进行的。 在国家、学校、教师和学生四方利益主体中，国家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因为国家不仅拥有制定教育教学目标和学生入学、教师教学资格标准的权力，也是学校资格和物资来源的重 要保障。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都会为本国的教育制定尽可能全面的发展规划和相关的法规政策，这些对学校一系列的教学活动具有极强的约束力，可以说，教育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我们常说教育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同样也说政治、经济、文化也是社会的子系统，这种日常说法掩盖了教育与这些子系统之间关系的真相。［1］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等级式的精英主义的教育制度，对学生进行分类、优胜劣汰，有所区别地分配教育机会和资源，培养和选拔的是政治和经济技术精英，这样标准化的统一考试就成为分类甄选学生、分配位置和身份、分配教育利益的技术和手段,成为一种请君入瓮式的规训形式。 与此同时，国家将相应的教育的监督权、执行权等有所保留地委托给各级政府和学校。“在学校，不仅有国家权力的延伸，还有社会各个方面权力对学校的渗透和介入。作为国家制度的延伸，学校要承担国家未来人才培养的重任，首先要凸现国家的意志，要以国家的意识形态为依托，构建以官方话语为中轴的学校生活轨迹。官方话语顺理成章就成为各种力量和关系介入和渗透学校场域的‘敲门砖’，围绕着官方话语合法性获得的权力争斗自然成为学校权力网络的核心。”［2］学校在行使国家授予的权力时，其权力关系分解为两个向度：一是指向学生，二是指向教师。前者表现为学校制定一系列具体的规章制度直接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后者表现为通过对教师的管理间接实施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 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上述各种权力关系运作的底盘。它不仅承载着教师与学生的权力关系，而且承载着国家与学校、国家与教师、国家与学生、学校与教师、学校与学生的权力关系。国家及学校以一种整体性的制度力量与教育主体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又通过教师和学生的教学关系而起作用。师生交往不仅 改革与发展 REFORM AND DEVELOPMENT 94··
福柯权力理论 读书笔记(4)——关于福柯的话语和权力理论 对于福柯，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法国结构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但是福柯却坚决反对别人对他如此的定位，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第五章的结束语开头，作者本人也提到了曾尽量避免“结构主义”的字眼，他遗弃了语言学描述的程序和范式展开自己对于形成实证性、知识和话语实践的概念讨论。在狭义上，我们一般对于话语的理解就是“语言的形式”，而从广义上来讲，话语则涵盖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话语这个术语被福柯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主体”。而福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突破了结构主义话语之内研究的方法，倾向于解构主义，他将断续性、差异与断裂引入现时的存在，他认为话语分析受制于却不局限于语言学的惯例，也不局限于语言学的基本单位，而只有与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等结构的相互联系中，话语分析才有意义;一个时代中，一系列不同的话语可以揭示话语的断续、断裂的形成史。而在对于话语理论的分析中，“考古学”是他前期考察和验证这种建构规则的重要方法。 所谓“知识考古学”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应用“考古学”的意识和方法来对“知识”和“观念”的构成(前提、条件、机制)与演变过程进行考察和分析的方法。在本书中，福柯明确使用“话语”一词来指称自己以前描述和分析的那些“知识”和“观念”。在此，我们需要结合福柯的理论界定话语的定义。福柯认为，话语是根据某些分析标准而被我们确认为是属于同一个系统的陈述群，而在这个陈述群中，个人的陈述或单个作者能够作出个人陈述的机会实际上不可能，每个说话机会的顶部和上方都耸立着一个规范的集体，福柯便称之为话语。福柯对于话语的定义是特别的，当然任何定义都是有自己统一的定义标准的，我们不免疑问福柯在确
浅谈权力与规训 —读福柯《规训与惩罚》 课程名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 班级：2015级民族学硕 姓名：夏守信 学号：s150511 完成时间：2016年1月13日 指导老师：苏发祥 摘要：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对权力的精彩阐释让我们看到了身边的时时刻刻都存在的规训力，在不同的规训手段下，权力具有不同的特征。权力与规则紧密联系，形成了现代社会全面覆盖的规训网络。 关键词：福柯权力规训 作为西方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米歇尔.福柯的代表作《规训与惩罚》在近代的社会、政治及教育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规训与惩罚》的核心问题是讨论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福柯在书中以监狱的诞生过程为依托，详尽而深刻地论述了作为权力表现形式的刑罚是如何从一种“表象的、戏剧性的、能指的、公开的、集体的方式”转变为一种“弥散的、细致的、微观的、无微不至的方式。”按照福柯的理论，惩罚方式的这种从公开到隐蔽，从直接毁灭肉体到间接控制灵魂的转变，事实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是权力微观化的直接表现，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新的知识型的产生。在福柯的理论体系中，权力和知识是一体的，权力制造知识，“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产生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一种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因此，惩罚方式的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权力从一种强硬、直观的震慑模式向一种以渗透、间接的掌控模式过渡，同时社会对人的控制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手段就是“规训”。 一、书本内容架构及分析 福柯所考察的惩罚权力的历史包括三个阶段：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作为王权武器的酷刑；18世纪末，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期人道主义的“再现”式惩罚；19世纪开始
权力与规训—福柯《规训与惩罚》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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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权力与规训 —读福柯《规训与惩罚》 课程名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 班级：2015级民族学硕 姓名：夏守信 学号：s150511 完成时间：2016年1月13日 指导老师：苏发祥
摘要：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对权力的精彩阐释让我们看到了身边的时时刻刻都存在的规训力，在不同的规训手段下，权力具有不同的特征。权力与规则紧密联系，形成了现代社会全面覆盖的规训网络。 关键词：福柯权力规训 作为西方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米歇尔.福柯的代表作《规训与惩罚》在近代的社会、政治及教育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规训与惩罚》的核心问题是讨论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福柯在书中以监狱的诞生过程为依托，详尽而深刻地论述了作为权力表现形式的刑罚是如何从一种“表象的、戏剧性的、能指的、公开的、集体的方式”转变为一种“弥散的、细致的、微观的、无微不至的方式。”按照福柯的理论，惩罚方式的这种从公开到隐蔽，从直接毁灭肉体到间接控制灵魂的转变，事实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是权力微观化的直接表现，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新的知识型的产生。在福柯的理论体系中，权力和知识是一体的，权力制造知识，“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产生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一种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因此，惩罚方式的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权力从一种强硬、直观的震慑模式向一种以渗透、间接的掌控模式过渡，同时社会对人的控制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手段就是“规训”。 一、书本内容架构及分析 福柯所考察的惩罚权力的历史包括三个阶段：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作为王权武器的酷刑；18世纪末，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期人道主义的“再现”式惩罚；19世纪开始的、使用现代规训技术的监狱和普遍化的监视。自权力诞生之日起，权力的拥有者就试图将权力意志纳入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试图对组成这个社会有机体的每一个个体施加权力的影响，使他们臣服于权力，使他们成为权力关系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具体对象。因此，权力的发展、运作史，就是一个个个体客体化的历史，也是世间万物被客体化的历史。 第一部分是“酷刑”。该部分向我们展示了法国在18世纪及之前所拥有的残酷的刑罚制度，其典型代表是公开处决犯人的断头台。这是一种极富视觉冲击效果的公开表演，它想要彰显的是君主的绝对权威。但是这种做法却越来越显示出
福柯：话语的秩序 一 我希望我本可以悄然滑入今天，以及将来许多岁月里，我在此地所必须说的话语中。我宁愿被言语包裹而远离所有可能的开端，亦不愿成为始作涌者。我更愿意意识到在我之前早已有一无名的声音在诉说着，如此我便只需加入，接过其已开的话头，置身于其裂隙间而不为人所知，就好像是它短暂停顿以召唤我。如此则不会有任何开端，而我也不是话语的缔造者，相反却听命于其偶然的开绽，一个微小的空隙，话语可能消失的那一点。 我企望在我身后有一早已开始言说的声音，预先复制我将言说的一切，此声音将会说：“你得继续，我不能继续，你得继续，我将继续，你得念念有词，只要还有词可念，直到他们发现我，直到他们说到我，异样的痛楚，异样的罪，你得继续，也许这已完成，也许他们已谈论过我，也许他们已把我带近我故事的门槛，在开启我故事的门之前。如果它真的开启，我将倍感惊奇。” 我想很多人都有类似规避开端的欲望，以求从最初即在话语的另一边，这样便无需从外部考虑话语的奇特、可怖和邪恶之处。体制之于这一常有愿望的答复却是讽刺性的，因为它将开端神圣化，用关注和静默将其围绕，并强加仪式化的形式于其上，似乎是为了使其在远处亦能更为容易地辨认。 欲望的表白：“我不善被迫进入这危险的话语界；亦不喜卷入它的专横决断里；而愿话语如同一平静、深缈的透明体，索绕我四周，无限地开放，其间别人亦会迎合我的期望，真理将——一从中呈现，我惟一可为的是随波而行，在其中或在其旁，如同一快乐的残骸。”体制的回复：“你不应该恐惧开端；我们在此即为向你表明话语属于规则范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监视它的出现；已经为它准备好一予其荣誉却也缴其械的处所；话语也许某些时候具备些许威力，却也是从我们这儿，也只能从我们这儿获得。” 但也许这一制度与这一欲望只是针对同一种焦虑的两种相反的回答：关于话语作为言说或书写之物，其物质性实在是什么的焦虑；关于此一诚然注定会被抹去，但其发展的时间之维又不归我们所有的短暂性存在的焦虑；当感到在这一话语活动（虽然它单调、苍白）之下存有难以想像的权力和危险时的焦虑；当怀疑到这许多言词虽经长期使用而失去棱角，但正是通过它们进行过斗争，取得过胜利，造成过伤害，行使过控制和奴役时的焦虑。 人们言说，其话语可无限扩散，那么在这一事实中，到底存在什么危险呢？而危险又在哪里？ 二 这是我今晚为了确定我的工作领域——或是一临时舞台——而提出的假设：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排斥（exclusion）的程序是为人所熟知的。最明显和熟悉的便是禁律（prohibition）。我们明知我们没有谈论一切的权利，一些话题在某些场合是不能谈及的，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随便谈论个什么。在言语对象的禁忌，言语环境的仪规以及言语主体的特权或独享的权利上，我们看到三种禁律的运作，它们相互交叉、加强或互补，构成一不断变化的复杂网络。此刻我仅指出这张网织得最严密，亦即黑色方块最多之处，就是性和政治的领域；好像话语远非一透明或中性的环境，性在其中可被绥靖而政治亦得安抚，相反，
本科生课程论文（设计） 论文（设计）题目： 论福柯的政治权力思想 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 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学号：200610300042 姓名：杨奕聪 指导老师姓名及职称：汤志华副教授
论福柯的政治权力思想 专业：思想政治教育学号：200610300042 学生姓名：杨奕聪 指导老师姓名：汤志华 内容摘要：福柯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通过对权力的分析，批判了传统权力观在政治领域内的单向控制。他所认为的权力无所不在，且没有具体、确定的形态，只是一种关系网络，是匿名的、无中心的、生产性；并且，权力与反抗和知识有着密切的关联。 关键词：政治权力；反抗；知识 福柯是后现代主义群体中的领军人物。他的思想怪异、与众不同，却博大精深、影响广泛。其思想影响最大的是那独特的权力理论。传统模式的权力观是将权力看成是一个阶级、阶层、集团或个人对另一个阶级、阶层、集团或个人的控制、压制或影响力。也就是说，它们都将权力理解成是一种否定性的力量。而福柯一反传统，认为权力恰恰不是否定性的，而是积极、主动、生产性的，权力锻造和铸就了它的对象。“我们不应再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如把它说成是‘排斥’、‘压制’、‘审查’、‘分离’、‘掩饰’、‘隐瞒’的，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1] 一、权力的特征 在福柯看来，权力并不是一个可被个人或团体掌握的东西。相反，权力既是一个复杂的流动体，又是不同团体和社会领域间的一系列关系，这些关系随着环境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福柯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类的身体，在微观层次上寻找权力施加的影响。福柯想要“砍下国王的脑袋”，这样我们就不会把权力视为某些有势力者(如国王、总体、将军和会计师)的财产，而是将它视为一组确立了人们的地位和行为方式，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力量。[2]这就是福柯的“微观权力论”。具体来讲，福柯的微观权力观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权力是一种关系网络。福柯认为权力不是任何人的所有物，不能掌握在任何个人、集团或阶级的手中，它只是一种关系，只是社会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的对比结果，只是广泛地散布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力量网络，甚至包括个人的日常生活活动网络，每个人都处于相互交错的权力网中，在权力的网络中运
权力话语与文化理论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科（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理论充满挑战性。福科著作和思想的考古学方法，对当代人文科学有重要启示作用。而他在时代、文化和思潮中展开的理论关键，即"知识型"、"人之死"、"话语权力"、"谱系学"等重要问题，需要进行清晰而深刻的阐释。福科一生著述颇丰，其著作大多译成英语，主要有：《疯狂与文明》（1961），《词与物》英译书名为《事物的秩序》（1966），《知识考古学》（1969），《监禁与惩罚》（1975）以及《性史》（1976-1984）等。 这些著作试图分析疯狂、性、犯罪如何变成某种真理的游戏，而在这些人类的行为实践中，主体自身又是如何通过真理的游戏获得改变。他不仅从人类科学的考古学角度，而且从监禁、惩罚和性的权力禁忌压抑的角度，揭示主体的存在及其现代问题。在对疯狂、性、文明、权力、压抑等关键问题的探讨中，福科要去发现在现实的权力机构和权力压抑网络中被确认和隔离的一系列问题，关注人类文明中那些异端和边缘的东西，注重研究现代权力机构复杂系统包容的知识和经过调整的日常实践活动的话语。 福科问题的核心是，弄清一种知识通过什么方式得以在文明中产生转换和发展，同时又为科学理论提出新的观察领域，提出未曾涉及的问题和尚未发现的对象，因此，权力、真理、话语和考古学的方法，成为他挖掘那些被掩盖被压抑的问题和"知识型"的方法。
一权力与话语的理论向度 福科对当代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对"权力"的分析，尤其是对微观的处于边缘话语权力的分析。于是围绕权力与知识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权力与真理、权力与知识分子、权力与政治、权力与性、权力与后现代后殖民问题的当代分析，成为福科的主要工作。 就权力与知识而言，"权力"问题是福科研究疯狂、监狱、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诸如：权力是如何实施的，权力是以一种怎样的形态在社会中运行，又受到怎样的制约等。福科一反过去所谓的权力就是禁止或阻止人们做某种事情的力量的说法，而将权力看作是一种网络关系，追问权力在社会中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研究权力的策略、网络和机制，并发现权力赖以实施并促使其得到实施的手段。权力无所不在，除了硬性权力以外，软性权力同样值得研究。 权力的策略产生了知识，权力与知识之间有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努力划定一条不可超越的界限，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割开来。然而，人文科学是伴随权力机制而产生的，知识的作用就是保护个体的生存，并对外部世界加以理解，知识通过理解活动构成现代人生存的手段。知识与权力融和在一起并禀有一层现代面具，使统治的结构获得某种合法性，而这种统治总是具有压迫、监禁和权力的分割等特征。知识与权力具有一种微妙关系，所以，监狱、精神病院、医院、学校甚至大众传媒等都与权力有着紧密的关系，可以说是与不同形式的知识连接在一起的，在
从“知识—权力”解析福柯的主体理论 【摘要】：主体研究应该与人本身息息相关,被人们认为在现代哲学中是对人的本性的抽象。在大多数情况下,主体几乎都可以与人的使用互换,即使在哲学中也经常被人们这样使用。因此,在研究主体问题时必然会涉及人的问题,而且是从认识和实践的双重角度进行的审视。当然,对主体进行反思不但是对当代主体哲学进行的根本反思,更应该是对当代实践论和伦理学的根本反思。在福柯那里,主体的否定被发挥到极致,是一种全面的否定,和历史上其他主体反对者相比,其主体思想颇具特色,而且理论意义影响深远。本文从知识、权力的角度对福柯的主体理论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第一部分论述了福柯对传统主体哲学思想和观念的批评。近现代西方哲学思想的主流是主体,它同时还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和基础,对人们研究哲学有着强烈的影响。福柯的哲学思想不同于大多数人,他在研究自己的思想理论时将主体理性排除在外,从边缘性文化着手,对例如监狱、疯癫、医学和性的历史进行分析,在西方传统哲学所忽略的思想领域进行哲学批判和反思,论述了自己关于主体的观点和主张,对笛卡尔、康德进行解构,同时对人之死的内涵进行解释；第二部分写了福柯的知识主体理论,在介绍知识的定义时,《知识考古学》中是这样说的：“由某种言语行为按它所独有的规则构成的,被认为是某门科学建立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们并不是一定会产生科学,但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之为知识。”‘①福柯否定了主体创造知识的传统观念,认为是知识创造了主体,从
“知识”的角度对主体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第三部分论述了福柯作为现代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权力的研究是他思想理论的重点内容。福柯将自己的权力观同主体理论联系在一起,通过对权力的分析和研究构建一种权力主体理论,从微观权力学出发,将权力非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第四部分对福柯的主体理论进行了评价,从理论和现实意义角度,从它的局限性进行分析论述,为人们研究福柯的主体理论提供借鉴。【关键词】：福柯主体理论知识权力 【学位授予单位】：山西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3 【分类号】：B565.59 【目录】：中文摘要8-9ABSTRACT9-11引言11-12第一章福柯对传统主体哲学的批判12-201.1福柯进行主体解构的原因分析12-141.1.1主体哲学对主体的迷信12-131.1.2现代实践观对主体的迷信131.1.3现代文化对主体的迷信13-141.2对笛卡尔、康德人类学主体主义的批判14-171.2.1对笛卡尔“我思”的批判14-151.2.2对康德主体哲学的批判15-171.3“人之死”17-201.3.1“人之死”的来源17-181.3.2“人之死”的内涵18-20第二章福柯的知识主体理论20-282.1解构主体的认识论基础——知识考古学20-232.1.1话语分析理论20-212.1.2反主体认识论
浅谈《追风筝的人》中的权力话语理论 摘要：《追风筝的人》是勒德·胡赛尼的第一部小说。本文将运用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对该小说进行解读，分析其中的三组权力关系及其之间的话语，从而更深刻的体会小说主题，并使文学理论更好的与文学作品相衔接。 关键词：《追风筝的人》；米歇尔·福柯；权力话语；沉默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1-0077-01 《追风筝的人》，作者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是他的第一本小说。小说由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一个身在美国的阿富汗移民童年的往事和他成人后对儿时过错的心灵救赎过程。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法国后现代思潮的前卫人物、结构主义哲学家，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人们的视线转向在西方哲学以及思想的研究历史中向来被忽视的一些方面，例如：疯癫，医学史，规训及其制度，性欲。 福柯所说的权力是“支配人体的政治技术”。权力一方面借助话语实现自身的价值，一方面又是影响和控制话语最根本的因素。但是真正的权力又通过话语来实现，就是这样一种权力话语，它有着巨大的力量和权威性。福柯的话语理论的基本观念是“人是受话语支配的”。所谓话语是：思想的物质表现，不仅决定思想，而且影响人的身体。 一、《追风筝的人》中体现的权力关系篇二：话语与权力 话语与权力 * 戏剧《人民公敌》的情节概括起来说的就是：科学家兼医生斯多克芒发现本城镇的浴场矿泉里含有多种非常危险的传染病菌，因而他坚持全部工程必须进行改造；而他的哥哥彼得作为市长兼浴场委员会主席则坚决反对这一改造计划，其理由是改造浴场需要二三十万克罗纳，且要停止经营两年，这既损害了资本筹集者的利益，也不符合城镇市民的利益。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看作两个不同的阶级围绕各自不同利益而展开的一场冲突与斗争。也可以在这基础上，把斯多克芒医生最后的失败原因，一方面归咎于他个人缺乏斗争经验和群众觉悟的有待提高两个因素，另一方面可以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官僚势力和资产阶级势力的勾结及其狡猾的本性。 但有趣的是，这场关涉不同阶级利益的冲突与斗争，完全没有以暴力或革命的形式出现，也避开了经济利益分配的焦点问题；而是转移到一系列诸如民主、真理、责任、义务、自由和正义等问题的论战。一场斗争冲突更像是一场话语的争夺与阐释，更像是一次从不同角度展开的修辞活动。最终斯多克芒以失败告终，被审判为“人民的公敌”。这样我们要问的是，“人民公敌”这一显然不合情理的宣判为什么能以合乎情理的方式展开？的确，易卜生笔下的彼得市长确实与被脸谱化的反面人物大有不同之处：他对斯多克芒医生可谓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一方面他并没有完全拒绝弟弟的发现，而是认为对存在的问题“可以用适应委员会的财力的办法来补救”，为了照顾地方利益，可以想出私下解决的办法；另一方面他教导其弟弟要懂得人情世故，并警告他如果执意坚持改造计划，他就会遭到解聘，最终一无所有。相反斯多克芒的缺点暴露无遗，显得极为“固 执”、“冲动”和“鲁莽”，他直接冲撞市长，甚至夺过他的官帽和手杖，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这显然还不是不合情理的宣判之所以能够以合情合理的形式演绎、发生的关键所在。那么，究竟谁是“人民公敌”？谁赋予这一宣判的权利？看来文本中所展开的这场冲突和斗争比我们想像的要来得复杂，其方式更为隐蔽。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将为我们揭示外在的对立与斗争背后，一场隐蔽的话语争夺和“微观权力”较量在这里是如何进行的，我们也能从中找出那个不合乎事理的宣判之所以能以合理的形式进行的支撑点。 话语原来是属于语言学范畴，用来指构成一个具有相对完整的单位。而在福柯的谱系学理论中，话语显然是一个赋有文化、社会和历史内涵的概念。“能指”（signifier）和“所指”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科(MichelFoucault，1926-1984)的理论充满挑战性。福科著作和思想的考古学方法，对当代人文科学有重要启示作用。而他在时代、文化和思潮中展开的理论关键，即"知识型"、"人之死"、"话语权力"、"谱系学"等重要问题，需要进行清晰而深刻的阐释。福科一生著述颇丰，其著作大多译成英语，主要有：《疯狂与文明》(1961)，《词与物》英译书名为《事物的秩序》(1966)，《知识考古学》(1969)，《监禁与惩罚》(1975)以及《性史》(1976-1984)等。 这些著作试图分析疯狂、性、犯罪如何变成某种真理的游戏，而在这些人类的行为实践中，主体自身又是如何通过真理的游戏获得改变。他不仅从人类科学的考古学角度，而且从监禁、惩罚和性的权力禁忌压抑的角度，揭示主体的存在及其现代问题。在对疯狂、性、文明、权力、压抑等关键问题的探讨中，福科要去发现在现实的权力机构和权力压抑网络中被确认和隔离的一系列问题，关注人类文明中那些异端和边缘的东西，注重研究现代权力机构复杂系统包容的知识和经过调整的日常实践活动的话语。 福科问题的核心是，弄清一种知识通过什么方式得以在文明中产生转换和发展，同时又为科学理论提出新的观察领域，提出未曾涉及的问题和尚未发现的对象，因此，权力、真理、话语和考古学的方法，成为他挖掘那些被掩盖被压抑的问题和"知识型"的方法。 一权力与话语的理论向度 福科对当代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对"权力"的分析，尤其是对微观的处于边缘话语权力的分析。于是围绕权力与知识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权力与真理、权力与知识分子、权力与政治、权力与性、权力与后现代后殖民问题的当代分析，成为福科的主要工作。 就权力与知识而言，"权力"问题是福科研究疯狂、监狱、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诸如：权力是如何实施的，权力是以一种怎样的形态在社会中运行，又受到怎样的制约等。福科一反过去所谓的权力就是禁止或阻止人们做某种事情的力量的说法，而将权力看作是一种网络关系，追问权力在社会中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研究权力的策略、网络和机制，并发现权力赖以实施并促使其得到实施的手段。权力无所不在，除了硬性权力以外，软性权力同样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