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与班固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摘要】：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历史学家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与东汉史学家班固是东西方古典史学领域的出色代表,他们不仅有杰出的代表作流传于世,并且他们的天(神)人思想,对历史运动的认识以及历史编纂的方法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时代特色进行了创新,对后世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二人的史学思想也有许多相似性,例如典型的二元史观、对历史变动的认可、循环史观以及对历史的道德示范作用的重视等等,但是在二人的相似史学思想背后却是巨大的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的差异,这种异、同的存在正是值得探讨与研究的。本文立足于李维的《建城以来史》与班固的《汉书》,着力于考察李维与班固的史学思想的异同,希冀以此为切入点,在比较二人史学思想的基础上探究古典时期中西方史学思想的异同,并分析这些异同形成的原因。本文主要分五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是总结、梳理中西比较研究的成果与脉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平台。对李维和他的《建城以来史》,班固及其《汉书》进行介绍,李维与班固都生活在一个蓬勃发展的历史时代,当时主流的学术思潮、前辈学者的学术传承以及统治阶级对历史学的重视都为二人的历史创作提供了空间,同时也为二人史学思想提供了养分,二人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分别创作了《建城以来史》与《汉书》,开创了中西方新的史书编纂体例。
第二章,对天(神)人关系的思考,李维与班固都相信天命与神意的存在,并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有论及。天命与神意在中西方先民的思想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天”不在是万能的也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因,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高,但是“天”并未彻底远离,只是作用不再那么明显,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逐渐展现出来。在对于天与神的具体认识上,中西方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在中西方传统史学中,天命与神意对于人事的干涉程度是不同的,而更为重要的不同点是,中国的“天”是作为道德标尺的形式存在的,而西方的神却不具备这种道德评判的功能；对于人的认识上,双方都受到古典时期英雄史观的影响,主要记载了历史中的帝王将相与英雄人物的事迹。李维与班固这种对于历史本原的认识既继承了中西方史学的传统又融入了时代特色,体现了中西方古典时期对于该问题的认识。总体看来,他们的史学思想呈现出一种典型的二元史观。中西方二元史观的差异主要源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政治体制,以及宗教、哲学的影响。海洋民族与大自然之间主要呈现出一种对立与抗争的形态,这种情况反映到西方的思想意识中便是神对人事的干涉以及人对于神的反抗,中国作为一个农耕民族,对天更多持一种崇敬与依恋的情感,反映到神话中就是神对人的帮助以及天人之间和谐共处；而中西方不同的国家构成方式也导致了中西方对人的历史地位认识的差异,西方在和平联盟方式下形成了国家,以法律为行为的准则,以平等为社会运行的规则,在这种社会体制中,人的历史地位被凸显出来,神被置于虚幻的位置,虽然能够干涉人事但是最终社会的发展依靠人自身的力量,因此,在西方的思想中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天人相分”是其思想的立足点；
而中国是经过部族战争的方式组建了最初的国家,血亲的观念被保存下来,专制统治催生了一神论,对家族祖先崇拜与对“天”的崇拜融合在一起,最终在中国“天人合一”成为人们对天人关系最为基本的认识。中西方的这种思想传统在哲学与历史学中也被承袭下来,在学者们的著述中都有所体现,这些传统影响了李维与班固的历史观念,并且经过二人的发展,这种天人观念对其后世学者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章,对历史动力的认识中,李维与班固都承认历史是循环变动的,二人分别使用了“年代记”与“通古今”的方式记录了历史的变化过程。但其中具有明显的差异,李维用“悲观”的视角而班固却使用了“进化”的观念诠释了历史的运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西方早期的生存方式给人们的思想打上的烙印,西方生存环境的多变再加上亡国灭种的战争,人们生活动荡,总是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衰退的时期,即使有复兴的希望,最终仍不可避免地滑向黑暗的深渊,这使得人们将历史看成是一种倒退的循环,而中国却正与此相反,虽然人们也崇尚古代的社会风尚但是在很多学者的眼中,今胜于古,历史是以一种进步的姿态不断向前推进的。此外,对于历史运动中规律性的认识,西方学者始终认为历史是变动的是无法掌握的,因此努力地寻找着历史中恒定不变的东西,认为“一切为一”,而中国学者却认为历史的变化是有其规律可循的,追寻历史变化中的“常”。此外,中国的循环史观还与正统史观还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正统观以历史的循环为依托,以五行三统为核心,将王朝的更迭与五行与天意相结合,呈现出中国历史的独特性。
第四章,中西方古典时期的史学都有着强烈的道德诉求,在李维的《罗马史》与班固的《汉书》中有很多关于道德的记载,史学家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给当代的人们树立一种道德的范例,这凸显了中西方历史学家对于历史教育的功用重视与倡导。但是在这种相似的大前提下,中西方道德史观却是又各具特点,这主要包括道德教化的对象、内容与出发点的不同,造成这种差异性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中西方政治体制的不同,导致了道德教化的对象一个主要是针对上层统治阶层的,而另一个却是针对全体公民的；社会传统、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了历史书写中道德内容的不同,中国作为一个伦理社会,其要求的道德层面是广泛的,既包含了对于君主的道德要求又包含了对于王公大臣与普通臣民的道德要求,而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由于历史眼界的限制以及由于社会现实导致的对于军事史和政治史的重视,他们对于道德要求的内容相比中国而言狭窄了许多,主要集中于对于与平民的勇敢、虔诚、忠贞等方面；再者中西方道德教化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的重视主要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而西方尤其是罗马则是为了彰显本民族的优越性,这也导致了双方对于道德教化的重点的不同,正是这些原因使得中西方的道德史观即有相似性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第五章,中西方历史的书写与编纂方面也存在着很多相似点与差异性。对于史学而言,求真是必不可少的,真实是历史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在求真的程度上,基于探寻与研究基础上的西方史学是明显高于官方意识形态
统治下的中国史学,但是在阙疑方面中国史学发展的更为出色。求真与阙疑是史学得以传世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而一部史书之所以能够流传于世还在十其优美的书写方式,在这方面中西方都有不俗的表现,尤其是李维与班固,他们的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方史学作品中的上乘之作,受到历代学者的喜爱,凝练的语句和典雅的措辞是二人的长处。从历史编纂学方面看,历史的编写方式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以及社会思潮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编纂方式,李维与班固就是结合自己自身所处时代的背景,开创了全新的史书编纂体例,并且班固所开创的断代史成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范例,被代代传承。
在对李维与班固的史学思想的进行比较之后,可以看出古典时期中西方史学虽然相距遥远并且没有交流,但是在两种不同的自然与社会文化背景中诞生了十分相似的史学思想。要解释这一问题,我们只有通过比较方法才能实现,这种史学思想的比较也带给我们许多启示,中西方史学家都在追求历史的真也在追求史学的美,史学最终是一种真、善、美的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史学家具有高尚的史德,历史是人书写的,如果书写历史的人缺乏这种美好的品德,那么所书写出的历史必定不能流传后世。史学是一门直指心性的学问,史学是在探求人类的真、善、美。人类文明的枢纽,操之于学术,学术的枢纽,操之于史学。史学上充满美,充满善,那人类的文明将更加进步。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七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内容提要〕司马光创作史学名著《资治通鉴》的实践为我们提了一 个典型。司马光在其著作中力求描述历史的本来面貌用“国家兴衰、生民休 ”两项纲领作为修史原则在历史编纂学上提出考异法、无修长编的修史原 。正是以这些史学思想为指导才得以完成《通鉴》这一“岁宏冒、 思精”的编年史。西方有的学者认为编年史只是假历史是空洞的叙述、 的事物。孰是孰非一留给学者们深思。 体大 无言 戚则 〔作者简介〕孙方明1915年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 研究宋史曾参与写作尚钱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 争护尹砂诊~沪~~沪、 、. 争一 \ 司马光(1019一一108G年)字君实宋朝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出身于宫僚地主 家庭父司马驰历仕宋真宗、仁宗两朝官至天章阁待制、三司副使为“一时名臣”①。 司马光二十岁时(1。38年少考中进士甲科随因服丧在籍。到庆历六年(104G年)至京师 官大理评事大理寺垂嘉砧七年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英宗时任尚书吏部郎 中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锉。神宗时摧翰林学士权御史中尽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继 因反对变法请求外任专心编写《资治通鉴》。哲宗继位之后拜门下侍郎尚书左仆射居正宰相之位。有人说他“大用于砧际奋身许国揭万代之规模张胆极言切一时利病”②。其实司马光从丰八年五月至京师初任门下侍郎旋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 下侍郎到砧年九月初一病逝在位不过一年多时间他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特别是他晚年执政期间排斥新党一意孤行。但在史学方面却有着杰出的贡献。 司马光从小爱好史学他说:“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 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③。壮而从政之后更加倍致力于史价“常欲艾去芜杂发挥精篱穷探治乱之源上助圣明之鉴”④。治平三年完成《通志分八卷上之英 宗皇帝。他说。“臣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兹忽遇皇帝陛下……留意艺文……讲求古训臣有先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他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⑤。他编
西方近代史（政治） 一﹑近代史的概念 世界近代史包括15世纪初至1900年前后大约500年的时间，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3个时期：15世纪到17世纪早期欧洲资本主义兴起时期、17至18世纪资本主义代议制度初步形成时期、19世纪以来两次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形成时期。 二﹑背景知识 ①15世纪到17世纪早期，欧洲正处在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兴起的阶段。 经济方面：农业、手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和西北欧一些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阶段——工场手工业兴起。 国际关系方面：以西班牙、葡萄牙为首的殖民主义国家开辟新航路，抢夺殖民地，开始用殖民主义的锁链，把原来彼此孤立、隔绝的大陆连接起来，世界市场的雏形开始出现。 思想文化方面：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变动引起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新兴资产阶级掀起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体现了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资本主义发展解除了封建神学的精神枷锁，推动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②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是西方资本主义代议制度初步形成的时期。 经济方面：17世纪后，荷兰、英国等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它们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积极拓展殖民地，彼此间展开了夺取殖民霸权的斗争。殖民扩张与掠夺是推动世界市场形成的主要途径。 文化方面：17、18世纪，资产阶级掀起一场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崇尚理性，抨击君主专制和神权专制，提倡天赋人权。他们勾画出未来理性社会的蓝图，也奠定了近代民主政治的基础。 政治方面：17、18世纪，英国、美国分别确立了资本主义代议制度。英国是现代议会制度的发源地，《权利法案》的颁布是议会制度真正开始的标志；美国通过1787年宪法确立了民主共和政体，它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创立了世界政治体制的一个先例。 ③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一个世纪，是两次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终形成时期。 经济方面：18世纪后期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和19世纪70年代起同时发生于欧美各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提高了生产力，资本主义逐步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起统治地位，并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政治方面：两次工业革命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增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推动了资产阶级代议制度的扩展和完善。 阶级基础：两次工业革命也壮大了工人阶级力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国际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 文化方面：19世纪，近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进化论的提出对生物学和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文学艺术领域也随着社会的动荡与变革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
西方史学史期末简答题
1．古代希腊史学产生的原因： 2．希罗多德贡献(史学思想) 3．俢昔底德史学思想： 4．比较希罗多德和俢昔底德治史观： 5．比较希罗多德与司马迁的相似之处：6．波里比阿史学成就： 7．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 8．中世纪史学的历史地位 9．浪漫主义史学思想 10．理性主义史学（18世纪）：特点：11．客观主义史学： 12．伏尔泰的史学思想 13．历史哲学： 14．百科全书派史学贡献： 15．罗马史学的共性： 16．评述塔西佗的史学成就: 17．评述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 18．19世纪为什么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19．康德是怎样论述历史发展的，试以康德《世界公民视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译文为例加以说明。如何评价： 20．浅析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21．20世纪妇女史的研究重点有哪些？22．为何称希罗多德是“史学之父”？23．普罗科匹厄斯有什么作品传世？ 24．李维对史学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何处？25．7.P55塔西陀为何被称为是“暴露史学大师”？ 26．. 查士丁尼有什么代表作？ 27．扼要介绍康尼娜及其作品。 28．为什么说“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29．19世纪与20世纪西方史学的特征分别是什么？ 30．20世纪西方史学的特征： 31．西方现当代史学的共同趋势与特征：32．谈谈你对“历史是时代火车头”的理解。33．当今西方社会为何将历史学称为是“受人追捧的园艺学（公共史学）”？ 34．评特纳。 35．P110评马基雅维里对欧洲近代史学的贡献。 36．为什么说卡尔《历史是什么？》一书问世，成为历史学著述演变的分水岭？ 37．.请你介绍一下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
司马光论德才 ———读史札记曾敏之 读《资治通鉴》，不能不佩服古人治学治史的严谨勤奋作风。司马光穷十九年的精力，荟萃史学人才，遍阅历代旧史，旁采诸家传记，删繁去冗，举要提纲，编成《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终五季，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人事尽搜其中，向封建统治者提供“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因此，《资治通鉴》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研究的重要著作，司马光成了八百多年来享有威名的史学家、政治家。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以他的才识反映于对历史事件叙述所加的按语之中，表现了他对事物的推移变化所持一分为二的观点。例如司马光论才与德，他强调用人要讲究德才兼备。他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说法是点明两者相互的关系，但是“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这是说云梦的竹是品质优良的，如不能锻炼成材，成为强有力的坚实的箭弩，就无用了。他又指出：“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 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这是说金属之物，要经过 铸冶炼才可能成为利器，否则不能制强敌。司马光就是举这样的例子，比喻德才兼备的重要性，他的结论是“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两者兼全当然是难得的人才了。 但是司马光却不是唯德才兼备论者，他考察了历代兴衰史所反映出来的经验与教训，他进一步论证德与才的关系，很有值得深思价值。他认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既然把德才作了这样的划分，司马光用怎样的态度以取人呢？他说———凡取人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
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 在司马光看来，无才的人既愚，就是智力很差，力不能胜，要控制他是容易的，唯有“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如小人而又有才能，就如虎添翼，其为害是很大的。权衡下来，司马光指出“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一般世俗用人的眼光“多蔽于才而遗于德”。意即世人多偏才重才，而失于重德，乱臣、贼子、败家子是因德不足而形成破坏力量的，“才有而德不足，以至于颠复者多矣”。 可见，司马光是重德而宁愿略才的。 值得探讨的是德的标准是什么？在封建社会，统治者要求的德是效忠、尽职、驯服……带有奴性的德，所以取“愚人”更好供其驱使。正如“女子无才便是德”，以三从四德为女子做人的本分，实质是奴役妇女，加桎梏于妇女的教条，这样的德是封建统治者所赞美的。 时移势易，到了现代，对德的观念自与司马光所持者有所不同，当不是奴性的，也不是“愚人”的了。至于“小人”却是需要现代化的制度严加甄别、制裁、淘汰的
李维：古罗马学家。著述丰富，流传下来仅《建城以来史》并残缺不齐。创立通史体例，重视历史垂训，文笔优美。但其陷入了历史循环论，对某些史料缺乏分析批判，影响史实可靠性。但还有很高史料价值，是研究罗马早期及共和国历史的重要文献。 塔西陀：古罗马史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著有《日耳曼尼亚志》《历史》和《编年史》，强调信史实录以及道德教化作用。对罗马帝国初期的社会状况作了深刻的揭露，反对暴政，怀念歌颂共和，痛恨暴君，透露出悲观主义情绪。但其作品至今是研究古代罗马历史的权威史料，影响深远。 奥古斯丁：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代表人物。是奥斯定会的发起人。对于新教教会（加尔文主义），他的理论是宗教改革的救赎和恩典思想的源头。著有《忏悔录》、《上帝之城》，确立基督教的世界史理论，为以后中世纪史学定下基调。 吉本：十八世纪英国史学家，启蒙时代西方史家杰出代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代表了十八世纪西方历史学的最高成就，上自古罗马帝国下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共6卷71章，体大思精、卷帙浩繁。尽管吉本恪守政治?军事史的旧传统，但把古代与近代历史发展过程连接起来，具有文学价值，对后世影响极大。 维柯：近代西方历史哲学鼻祖，代表作《新科学》，详论人类历史社会历史发展，建立历史发展观点，并试图为它寻求出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提出了三阶段：神祗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马克思称赞其思想“有不少天才的闪光”。他是西方最早系统提出历史理论的人，近代历史哲学的真正奠基者。 边疆史学：特纳是美国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很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他提出了边疆学说，强调边疆和西进运动对美国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扫除了以往历史编纂学的积弊，提出了历史研究的新观念，对美国史学界的影响极为深远，该派因为适应美国扩张主义而名噪一时。 休谟：十八世纪英国史学家，经验主义哲学家，近代“不可知论”的创始人。著有《英国史》、《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理研究》、《自然宗教对话录》等，主张扩大历史记载的范围，倾向于社会史。同罗伯逊、吉本并称为18世纪英国三大史家。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寡人有疾细数中国历史上的十大病号皇帝们 导语：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莫过于皇帝了，因为他们是专制社会的最高统治人。其的作用大于任何名臣良相。有明确记载以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的皇 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莫过于皇帝了，因为他们是专制社会的最高统治人。其的作用大于任何名臣良相。有明确记载以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的皇帝史，没有哪个时代没有皇帝。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起，到1911年宣统帝退位止，在2131年的时间内，共产生了230位皇帝。在这些皇帝中有很多是杰出皇帝，其中是有始有终的好皇帝，当然也会有许多差皇帝。而今天我们要来盘点的就是十大病号皇帝。 NO.10 眇目-------梁元帝萧绎 萧绎一定想不到他费尽心思得到帝王之位，又写了无数文学作品和评论，到头来名气还比不上他放荡的妻子--------随成语半老徐娘留名青史的徐昭佩;而且后人提到萧绎大多没有好话，无非是这么三件事情。 第一，见死不救，借叛贼侯景之手杀死父兄，等父亲兄弟都死完了，自己当皇帝;第二，自伤读书万卷仍不免身死国亡，就把海量藏书烧个干净，来一场文化浩劫。典型的拉不出屎怨茅坑，还把茅坑一把火烧了。最后一件就是眇目，瞎了一只眼，佛教传说他是独眼神僧转世。没有当皇帝前独眼龙萧绎是湘东王，那时他常常受人嘲笑。兄弟笑话他。六哥萧纶赋诗――湘东有一病，非哑复非聋。相思下只泪，望直有全功。 老婆笑话他。如果兄弟用的是诗歌这种传统艺术，那么，萧绎老婆徐昭佩用的就是新潮的行为艺术。萧绎去老婆房间，徐昭佩化妆就化了半面，奇酷无比，萧绎见了，知道这是取笑自己一只眼，大怒而出。 生活常识分享
近代史学1、 中国近代史学的主要特点 第1， 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注 入了救亡图强的民族危机意识。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夏燮、张穆、何秋涛、姚莹等，都写出了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历史著作。以历代皇朝治乱盛衰、得失存亡为参照系的经世致用的思想，逐步转向以世界历史为参照系的国家盛衰、民族存亡的经世致用思想。 第二，传统的历史变化观点注入了近代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想，使之成为近代改良在历史理论上的根据。王韬、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著作，都以倡言变法、改良为主旨。戊戌变法失败后，邹容、陈天华、章太炎、孙中山等进而宣扬社会革命的历史理论，成为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 第三，传统史学中的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注入了近代进化论思想，使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开始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内涵和形式。康有为的《论语注》、《大同书》等著作以“《公羊》三世说”和近代进化论相结合，为其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张目；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以及译述的《天演论》，宣传普遍进化理论，强调“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梁启超认为，这是“以史学言进化之理”。康、严都主张“循序而进”，不赞成激变，因而都带有庸俗进化论的局限。20世纪初年，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夏曾佑写出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
教科书》，是中国近代史学萌生在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和具体表述。而章太炎倡言革命论，从而突破了康、严庸俗进化论的束缚。 总之，传统史学日衰，近代史学日盛，这是中国史学分化的大趋势。 2、 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 1、《蒙古游牧记》 张穆（1805-1849）《蒙古游牧记》16卷，10年之功撰成前12卷，“末四卷尚未排比”，何秋涛10年之功补辑而成，校阅，咸丰九年（1859）刊刻行世。内外蒙古自古代迄于道光年间的地理沿革和重大史事。作者自序：“今之所述，因其部落而分纪之。首叙封爵、功勋，尊宠命也；继陈山川、城堡，志形胜也；终言会盟、贡道，贵朝宗也。详于四至、八到以及前代建置，所以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成一家之言也。”土尔扈特部“走俄罗斯，屯敖额济勒河”，顺治、康熙年间“表贡不绝”，乾隆三十六年（1771）渥巴锡“挈全部三万余户内附”的动人史实，爱国思想。 2、《朔方备乘》 何秋涛（1824-1862）《北徼汇编》6卷，咸丰八年（1858），80卷，赐名《朔方备乘》。边疆沿革、攻守形势和中俄关系的历史。“边防之事，有备无患”，“哈萨克之外，惟俄罗斯为强国，然则边防所重，盖可以知矣夫”；“西北塞防，乃国家之根本”（卷11《北徼形势
《史记》和《资治通鉴》中史学思想的 比较 作为两位不相伯仲的文史大家，我们通过文本阅读可以发现在《史记》和《资治通鉴》中，两位在运用春秋笔法、对宗教态度、史学思想方面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而言可进行如下比较，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相关，欢迎阅读。 一、司马迁和司马光思想的相同方面 1、进步的民族观 两部著作在叙述少数民族以及处理民族关系等内容来看，对少数民族反对穷兵黩武，主张民族和睦，体现出进步的民族观。《史记》中为少数民族立传。如《越王勾践列传》、《朝鲜列传》等。司马迁为夷狄民族列传开启了史书介绍周边少数民族情况的优良传统。并提出了华夏民族由夷狄而来，同是炎黄子孙的进步民族观，主张都是皇帝的子孙，对少数民族反对穷兵黩武，主张民族和睦。 《资治通鉴》在叙述一系列民族关系问题上，能够比较公正客观地叙述少数民族政权或人物的功过，提倡各民族之间应讲信用、正确对待民族战争，批评褒汉贬胡的民族偏见。在记载少数民族人物的言行时，司马光也能以客观公正的态度选择和组织材料。他对哥舒翰、姚襄、宇文泰父子等人物，都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们的能力和功过。他特别赞赏对少数民族信守盟约、互不欺枉。因而他对搞好民族关系的事情和人物竭力推崇。记载魏孝文帝下诏对“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论。”又引用孝文帝的话说“:人主患不能处心公平，推诚于物，能是二者，则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这种对少数民族的态度，是与他主张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相一致的。由此可知，司马光是深知处理好各民族间关系的重要性的。 2、歌颂建功立业的人 《史记》歌颂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人，推崇百折不挠的精神。“大禹治水”主人公大禹是英雄形象，“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亶亶穆穆，为纲为纪。”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刺客列传》中豫让的“忠臣有死名之义”正是司马迁推崇的人生信条。 《资治通鉴》由于编年体的体例所限，司马光在写人方面力求将人物写得客观真实，尽量避免主观的感情用事。司马光在不书奇节、坚持性格趋向的一致性，力求真实客观的写人原则。但另一方面，为了增强史书的可读性，司马光对于既不虚构又能避免呆板枯燥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他在细节描写中尽力展示人物风貌，在行文中增加活泼的小故事。在这一方面需要作者以个人生活经验为标准去对已有的材料进行适当的想象，并且做出相关的取舍。相对于正史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 目录：史学史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史的含义，史学，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周公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先秦历史观念的丰富和史学的兴起，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天人关系和古今变化的理论，马迁的史学思想，班固的皇朝意识和正宗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思想的特点：辨兴亡，论神灭，评人物。 隋唐五代：史通的史学批评意识及理论，杜佑的经邦致用史学思想之成熟以及历史进化思想，通典的史论特色，这一时期历史思想的发展：治国论的丰富，君主论的发展，封建论及国家起源和历史进程等思想，民族论和历史进化思想，史家主体意识增强：直书，信念，良史及价值观念，史学批评的理论价值。 宋辽金元时期：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通鉴的思想价值和史学价值，通鉴纲目，通志的史学思想与史学价值，宋代史学批评的繁荣：册府元龟国史部序和新唐书纠谬序的理论贡献，曾巩和洪迈的史学批评，叶适的史法之议和朱熹的读史之论，目录之书与史学批评。通鉴学的发展和胡注，文献通考的历史思想。 明代：史学的通俗形式和历史教育，王世贞的史学批评理论，李贽的历史评论的批判精神。 清代：黄宗羲历史批判精神，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的史学价值，王夫之史论的历史价值，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圆神和方智定史学两大宗门，史德与心术，史意与别识心裁），龚自珍历史思想特点，梁启超新史学，章太炎历史思想特点。 附录：近百年史学发展的趋势，传统史学在近百年的命运，史学与社会）（李炳泉，邸富生亦有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中间论到史学思想者：孔子，诸子，司马迁，班固，范晔，刘知几，杜佑，欧阳修，司马光，朱熹，郑樵，李贽的史论，胡应麟，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章学诚的史学理论，龚自珍的史学理论和史学观点，魏源的历史观，郑观应，康有为的历史观，梁启超的历史观和新史学，夏曾佑，章太炎，傅斯年的史学观念，陈寅恪的史学观念，李大钊，郭沫若，毛泽东，） 宋衍申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目录中：春秋在史学史上的地位，诸子历史观的内容，刘知几的史学思想，欧阳修的史学思想，司马光的史学思想，郑樵的史学思想，王世贞的史学，李贽的史论，顾黄王的史学，经世致用史学，章学诚史学思想，清后期重开经世致用史学，龚自珍，魏源，梁启超对封建史学的批判，章太炎的史学思想，
中西古典史学比较 同：1中西古典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 中西古典史学从产生之始,就已经把历史与宗教和神话分开,记载和研究“人事”而不是“天命”。在中国由孔子,在西方由希罗多德奠定了古典史学中的这一人本主义思想传统;这种观念在中国古典史学中由司马迁发扬光大而最终确立,在西方则由修昔底德臻致完善。另一方面,中西古典史家们并没有完全摆脱“神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或多或少地徜徉在由“人事”与“天神”两种相互对立的史学观点交织融汇的精神氛围中。孔子、司马迁、班固是这样,希罗多德、李维、塔西陀等人也是这样。 2中西古典史学中的历史循环论思想 在中西古典史学家们中,大都持一种倒退式的历史循环论。虽然他们都亲身体验到历史的矛盾运动,但却认为人类社会处于周期性循环变迁之中,前一轮的退化衰竭导致了新一轮社会的蜕变复始。不过,相比较而言,“将历史变化视为循环往复的观念曾在古希腊和罗马占有统治地位”,而“传统的中国历史学用王朝轮回来表达这种循环”。应该说这是中国古典时代以后的事。因此,对于历史循环论思想,古典西方史学中的这种观点更加系统和强烈。中国古典史学中的这种思想只能说是不自觉地具有这种意识,但还没有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 3史学理论。古典史学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史学目的论和史学方法论。史学目的论上,中国古典史学从惩恶扬善、鉴诫资治到经世,与西方古典史学的垂训目的相同;史学方法论上,中西古典史学理论都提倡
求真与批判精神,为后世史学树立了优良传统。虽然中西史学发展的路子不一样,但在古典时期的史学理论却塞本上是相一致的。 不同点 1史官地位。古代中国,史学本身就具有辅助政治的作用,这也使古典史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机制和社会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史学这种与国家政权息息相关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中国古代史官的地位。中国古代史官因其职责的重要,所记皆系官方大事,故多为统治阶层所重视，中国古代史官在社会上所享有的地位非同一般。在古希腊,早期的史官虽也颇受尊重,但是他们在国家政权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只是一些较高级的艺人而已,根本无法与中国古代史官在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相匹比。另一方面,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然后才是一个历史学家,既不是中国古典时期如司马迁那个时代为太史令的史官,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纯学术性的学者。 2史学批评思想。中国古典史学理论中的史学批评思想,由于史官与修史制度的长期沿续和完美,史籍的丰富,史学学术地位的重要性等诸多方面原因,在古典时代就已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并日趋成熟。反观西方古典史学批评理论,严格意义上来说,还只有波里比阿一人具备了初步的史学批评思想,因此谈不上系统的史学批评体系,无法与中国古典史学批评思想相比。
简析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司马光(1019 年11 月17 日-1086 年)，字君实，号迂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其生平著作甚多，主要的史学巨著有《资治通鉴》、《温国司马文正集》、《稽古录》等，他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探讨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史学思想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要研究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应该先从他治史的目的着手。在《进资治通鉴表》里，司马光叙述了他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足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伏望陛下……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哀，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同时，他还把历代君主分为创业之君、守成之主、陵夷昏君、中兴明主、乱亡国君五类。从上面所叙述的材料来看，我们可以很清晰
的看到司马光编写史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君主提供“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吸取借鉴，要求君主懂得知人、立政之要，为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通过对司马光治史的目的的研究，我们可以对司马光的史学思想进行总结，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1.以史学为封建政治统治服务的思想 司马光通过直书实录，对封建统治中的各种暴行进行揭露和谴责，同时，还把借鉴前世“国家盛衰、生民休戚”作为“考当今得失”的主要标准，要求君主应该长备戒惧之心，以更好的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 南朝有很多的荒淫残暴的昏君，但是很多史书都多加讳饰，而司马光则把这些昏君暴主揭露得淋漓尽致。同时，他还对历史上那些有名的明君，也是毫不留情的揭露其暴虐的一面。在《资治通鉴》卷一八八里，记载了唐太宗(当时还是秦王)“屠夏县”，唐将罗士信屠洛阳外围的千金堡;同时，又在这一卷中大书：“窦建德在洺州，劝课农桑，境内无盗，商旅野宿”。其对比是何其的鲜明，他希望通过揭露这些君主的残暴行为，使统治者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杜绝这些残暴的行为，以巩固其统治。
西方史学史复习知识点 筑波千鸟整理 前言：本复习知识点，根据《西方史学史》（张广智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3版），分类整理。 名词解释 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年）古代希腊历史学家，生于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一个富有的家庭。他西方史学的创立者，其传世之作《历史》西方史学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首先创立了西方历史编撰学上一种正宗的体裁，开始运用历史批评的方法撰述历史，并且重视历史垂训的功用，在西方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后世誉为“史学之父”。 《高卢战记》：约著于公元前52年，共8卷，前7卷出于恺撒之手，最后一卷是他战友所续写的，本书采用第三人称的形式，力图保持客观冷静的叙述，从体裁上来看《高卢战记》是一本关于高卢地区战事的历史回忆录。它以对高卢和日耳曼各地区的人氏族社会逐渐解体到萌芽状态国家出现这段时间的政治、社会、风俗和宗教的记述，《高卢战记》成为我们研究原始社会和民族学的重要依据。 荷马史诗：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塞》两部分，各有24卷，均以特洛依战争为背景。《伊利亚特》写战争本身，描写阿喀琉斯的愤怒及战争最后51天内发生的事件；《奥德塞》写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战争结束后回返家乡的经历。荷马史诗的主题是歌颂希腊全民族的光荣史迹，赞美勇敢、正义、无私、勤劳等善良品德，讴歌克服一切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肯定人与生活的价值。荷马史诗充满了浓厚的宿命论思想，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成为神与神之间斗争的缩影。荷马史诗塑造了一系列的英雄人物，结构巧妙，布局完整，比喻丰富。它不仅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优秀作品，也是研究希腊早期社会的重要文献。 《法兰克人史》：是六世纪法兰克国家历史的主要著作，作者格雷戈里是中世纪法国著名史学家。全书始自《圣经》所宣扬的“创世”，止于公元591 年，共10卷，详近而略古，内容十分丰富，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由于历史上关于法兰克早期历史记载甚少，此书也就显得弥足珍贵，格雷戈里被誉为“蛮族王国的希罗多德”。 心理史学：心理史学又称“心理历史学”，西方“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史学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的嫁接而产生的一门新学科，它借助与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索人类过去的种种行为，进而更全面与更深刻地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它于20世纪前期由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所开创。 哥丁根学派：形成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伽特勒、施洛塞尔、斯毕特勒、赫伦等。把古典史学提倡的史学批判方法，以及由博学家开辟的专业化史料考据方法与历史学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历史学专业化，使史学逐步走向近代科学性质，哥丁根学派重视原始资料的收集与辨析，为十九世纪兰克史学奠定了基础。《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这是一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独具创见。作者在书中努力要表述这样一个有意义的主题：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已逐步摆脱了偏见、迷信和卢奴役，尽管他们遇到无数次的错误和失败，但总是向着理性、公正，向着物质和精神不断改善的方向前进的。 “百科全书派”：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在编纂《百科全书》（全称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分类字典》）的过程中形成的派别。《百科全书》主编是 D.狄德罗。百科全书派的核心是以狄德罗为首的唯物论者，他们反对封建特权制度和天主教会，向往合理的社会，认为迷信、成见、愚昧无知是人类的大敌。主张一切制度和观念要在理性的审判庭上受到批判和衡量。他们推崇机械工艺，孕育了资产阶级务实谋利的精神。
西方国家关于中国的一些论调 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自两汉以来，中国就与西方世界有了初步的交往，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联络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国的关系，东汉甘英最远抵达波斯湾，虽然从地理上相对来说也是中国的西方，但还不是我们今天通常意义上的西方。直到公元166年，大秦（古罗马帝国）安敦王朝派遣使者来到东汉首都洛阳，中国与西方才算有了直接的接触。此后，中国历代王朝与西方世界也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联系，尤其是唐宋、元明清时期。但这些时期内，由于古代世界生产力与交通的制约而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加上中国古代后期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西交往的广度与深度均大大受限，双方对于各自的印象基本上处于一种想象，尤其是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更是由于时代转型的需要而充满了美好的想象。因此，在前近代，中西双方，尤其是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处于一种虚幻的状况，直到19世纪通过武力打开中国国门。 19世纪是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已经确立了对东方世界的优势地位，技术的发达和实力的强大使得西方得以直接有力深入东方世界，作近距离以至零距离的观察，从而改变了之前对于中国的美好想象，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虽不无感性也更为理性的更为真切的印象。这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定型的关键时期。 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一书中，人们可知，在18世纪，“欧洲对中国的崇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受耶稣会士报告影响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宽容推崇备至，还特别赞美中国的手工制品，尤其是陶瓷。这些主要体现在18世纪的法国，而同时期的英国虽然也出现了类似推崇中国的现象，但热烈程度稍低，甚至还出现了与此对立的声音。这与英国在中国贸易中受到的挫折有关。此后，由于工业革命的开展，英国更加迫切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的闭关锁国状态严重阻碍了英国意愿的达成，尤其是18世纪最后几年马戛尔尼访华目的的落空之后，西方对中国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充满梦幻的盲目推崇，而是多了批判的眼光，尽管这种批判是基于个人在中国的体验。 19世纪中西交往的标志性事件——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初步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近距离观察得出的印象。这样的初次中西正式直接的接触即反映了不同文化的差异的影响，例如乾隆皇帝赏赐给马戛尔尼的玉如意在中国文化中是极具尊贵意义的，但对他来说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价值。巴罗的游记就直接指出中国人总的特征是“傲慢和自私的，伪装的严肃和真实的轻薄以及优雅的礼仪和粗俗的言行的牢固结合”。 而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观察主要局限于在当时的通商口岸，诸如广州、汉口、宁波、福州等地。《泰晤士报》特约记者柯克发现广州的房子并不十分高大，
西方史学史知识点 第一章知识点 一、填空题 二、名词解释 1.希罗多德 2.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3. 修昔底德 三、简答题 1.西方史学史分期、四个发展阶段 2.西方史学史主线索：五次转折 3.希罗多德的史学贡献。 4.《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特点。 5．色诺芬在古希腊史学上的地位 四、论述题 1.评价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2.评价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第二章知识点 一、填空题 1. 古罗马史学双擘是（）和（）。 二、名词解释： 1.古典史学 三、简答题： 1. 《高卢战记》的史学成就 2. 塔西陀的史学思想 3. 评价波里比阿 4. 阿庇安《罗马史》史学价值 四、论述题 1. 评价古罗马史学家李维及其史著 2. 论述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 第三章知识点 一、填空题 1. 比昂多在《罗马帝国衰落以后的历史：472—1440年》中首次提出了中世纪的概念。 2. 教会史学中第一位重要的编年史家是（阿非利加那）。著有（《编年史》） 3. （攸西比乌斯）（约263――339）是基督教史学的奠基人，故有（教会史学之父）的美誉。他的《编年史》、《教会史》完善了线性时间观，将他所知的“历史”分为“神圣的历史”（包括犹太人、基督教的历史）和“世俗的历史”（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的历史），按统一的编年结构分别加以记载，由此开创了基督教写史的传统。 4. 法国第一位典型的历史学家是图尔主教格雷戈里（539-594）——“蛮族王国的希罗多
德”。《历史》（即《法兰克人史》） 5. 法兰克史家尼特哈德（795-844？）唯一不是教士的史学家，著作《历史》记载了加洛林王朝解体的历史。 6. 英国历史之父——比德（672-735）著作《英吉利教会史》 “主的生年”（Anno Domini，简写为A.D.） 以B.C.表示公元前（ Before Christ 的缩写） 7. “中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鄂图（1114－1158？）。 所著《编年史》又称《双城史》世界历史的眼光。 8. 中世纪意大利出现了“世界第一奇书”——《马可·波罗游记》又称《东方见闻录》。 9. 拜占庭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普洛科匹厄斯。 10. 中世纪拜占庭还出现了一位女史家——康尼娜。《亚历西亚德皇帝传》 二、名词解释： 1.圣奥古斯丁 2．《上帝之城》 三、简答题： 1.简答圣奥古斯丁的史学贡献（影响）。 2．拜占廷史学的特点及评价。 四、论述题 1.论述圣奥古斯丁史学影响。 第四章知识点 一、填空题 1.比昂多的《著名的罗马》《复兴的罗马》《胜利的罗马》是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奠基之作。《罗马帝国衰落以后的历史，472-1440年》该书是近代史学的一个里程碑，第一次提出了“中世纪”的概念，是基于历史连续性原则提出的。 2.波丹（1530－1596）是近代早期最杰出的史学思想家。被誉为“16世纪的孟德斯鸠”《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是近代以来第一部真正的史学理论著作。 3.“英国散文之父”——托马斯·莫尔著有闻名世界的《乌托邦》 著作《国王理查三世的历史》是英国第一部真正的人文主历史著作。 4.马比昂《古文书学》的出版为古文书学和古文字学创立奠定了基础。 5.蒙福孔《希腊古文字学》 二、名词解释 1. 《史学易解》 2.博学时代 3.圣摩尔派 三、简答题 1.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史学特征。 2.洛伦左·瓦拉的史学。 3.波丹的史学思想。 四、论述题 0
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史(0350)自学考试大纲 Ⅰ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的要求 政治思想史，顾名思义是研究政治思想发生和发展历史的科学。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则是研究近现代西欧、北美一些主要国家的各种政治思想发生和发展历史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所研究的是人类发展到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进行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它是反映了不同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根本利益的政治要求和政治见解，集中表现为各种政治观点、政治理论和学说。其内容具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继承和发展相统一等特点。在学习这门课程时，应注意这一课程的性质和内容特点。 “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作为湖北省高等自学考试政治学专业（本科）的必考课程，是为培养和检验自学考生的政治理论知识水平而设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设置本课程的具体要求是：使考生能够较为全面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基本脉胳，弄清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主要政治思想家的理论渊源及其发展的逻辑联系，领会和理解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上重要政治范畴，从而提高考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更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Ⅱ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与人文思想的主要内容；理解马基雅维利、不丹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并能了解其政治思想的地位和作用。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概况 （一）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思想 文艺复兴是新兴资产阶级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观点与倾向。 （二）宗教改革与宗教改革思想 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的改革思想；加尔文的改革思想；闵采尔的思想。 第二节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 –1–
李维与班固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摘要】：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历史学家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与东汉史学家班固是东西方古典史学领域的出色代表,他们不仅有杰出的代表作流传于世,并且他们的天(神)人思想,对历史运动的认识以及历史编纂的方法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时代特色进行了创新,对后世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二人的史学思想也有许多相似性,例如典型的二元史观、对历史变动的认可、循环史观以及对历史的道德示范作用的重视等等,但是在二人的相似史学思想背后却是巨大的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的差异,这种异、同的存在正是值得探讨与研究的。本文立足于李维的《建城以来史》与班固的《汉书》,着力于考察李维与班固的史学思想的异同,希冀以此为切入点,在比较二人史学思想的基础上探究古典时期中西方史学思想的异同,并分析这些异同形成的原因。本文主要分五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是总结、梳理中西比较研究的成果与脉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平台。对李维和他的《建城以来史》,班固及其《汉书》进行介绍,李维与班固都生活在一个蓬勃发展的历史时代,当时主流的学术思潮、前辈学者的学术传承以及统治阶级对历史学的重视都为二人的历史创作提供了空间,同时也为二人史学思想提供了养分,二人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分别创作了《建城以来史》与《汉书》,开创了中西方新的史书编纂体例。
第二章,对天(神)人关系的思考,李维与班固都相信天命与神意的存在,并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有论及。天命与神意在中西方先民的思想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天”不在是万能的也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因,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高,但是“天”并未彻底远离,只是作用不再那么明显,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逐渐展现出来。在对于天与神的具体认识上,中西方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在中西方传统史学中,天命与神意对于人事的干涉程度是不同的,而更为重要的不同点是,中国的“天”是作为道德标尺的形式存在的,而西方的神却不具备这种道德评判的功能；对于人的认识上,双方都受到古典时期英雄史观的影响,主要记载了历史中的帝王将相与英雄人物的事迹。李维与班固这种对于历史本原的认识既继承了中西方史学的传统又融入了时代特色,体现了中西方古典时期对于该问题的认识。总体看来,他们的史学思想呈现出一种典型的二元史观。中西方二元史观的差异主要源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政治体制,以及宗教、哲学的影响。海洋民族与大自然之间主要呈现出一种对立与抗争的形态,这种情况反映到西方的思想意识中便是神对人事的干涉以及人对于神的反抗,中国作为一个农耕民族,对天更多持一种崇敬与依恋的情感,反映到神话中就是神对人的帮助以及天人之间和谐共处；而中西方不同的国家构成方式也导致了中西方对人的历史地位认识的差异,西方在和平联盟方式下形成了国家,以法律为行为的准则,以平等为社会运行的规则,在这种社会体制中,人的历史地位被凸显出来,神被置于虚幻的位置,虽然能够干涉人事但是最终社会的发展依靠人自身的力量,因此,在西方的思想中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天人相分”是其思想的立足点；
司马光人才思想简论 谢继忠 司马光，字君实，陕西夏县（今陕西夏县）人。他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又是北宋中叶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目前学术界对司马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思想、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等方面，而对其人才思想却有所忽视，偶有所论，也很简略。①我们认为，司马光对历史兴衰治乱历史的研究，并结合自己长期的做官实践活动和体验，提出了独到精辟的人才的参考思想。在今天仍具有一定意义。 司马光的人才思想主要贯穿在《资治通鉴》及大量的上疏和对应之辞中。本文以拟缘着上述两条线索对司马光的人才思想作以初步探讨。 治国之道，在于用人 北宋时期，冗官充斥朝廷，冗兵为患，封建官僚集团腐败不堪，国势益贫益弱，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司马光深知国家危机深重，在洞悉历代兴衰治乱和用人得失的基础上，面对现实，大声疾呼选用贤才，这对北宋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声警钟。在多次上疏中指出：“为政得人则治。”“为政之要，在于用人，赏罚善恶而已。”③从三个方面提出最高统治者“人君”的职责，首要的一点就是“量才而授官。”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向英宗上疏，提出宜“选用英俊，循名择实，赏功罚罪”，若能“虚心从善”，④行以至诚。就能达到治国的目的。治平思念，上疏提出治国的三要决，即“得人”，“信赏”，“必罚”。而且不无感叹的提出：“臣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以。”⑤由此可见，作为一代人主，能否使国家达到至治，关键在于选用贤才，这是治国的根本。 在《资治通鉴》及其附论中，司马光特别强调选用贤才对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并把历史发展源泉和封建王朝成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能否用人。同时指出，不但要善于任用本国人才，而且要善于任用敌国人才，并举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的例子，来说明“彼敌国之才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⑥的道理。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大写特写刘邦君臣议论秦朝覆灭，项羽败亡和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讨论如何治国，如何用人的生动故事，通过汉、唐这两个“治世”典型的剖析，来进一步述评用人对朝代兴衰的直接影响，以表达、论证自己的观点和用人主张。在《资治通鉴》卷239又着意引用了柳宗元的《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来警喻宰相和郡守、县令在用人与处理政务时，都必须遵守自然的法则，不能随心所欲。且说：“此其文之有理者也。”胡三省进一步阐明其引用录的根本原因，即“以其有资于治道也。”总之，通过历代用人经验的总结，为北宋统治者提供“史鉴”，这是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根本目的。诚如他自己所说“辰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是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⑦ 在《资治通鉴》附论中，同样贯彻了上述基本思想。司马光在评述汉武帝时指出：“天下信未尝无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知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辙应之，诚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兴商、周之治，其无三代之臣乎！”⑧这说明只要君主爱好并善于招揽人才，就会出现人才云集的局面，君主才能充分施展其包负。着也正是君主开明与昏暗的区别所在。在评论汉光武帝时指出，光武帝即位之初，群雄竟逐，四海鼎沸，而光武帝仍能扫平宇内，重建一统，就在于“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菜之中，置诸群公之首”，“所知先后而得其本源”。⑨认为把用人放在第一位，这是光武帝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评论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