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特色所在
柴松霞
(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天津300222)
摘 要:自从1877年 德意志帝国刑事诉讼法 制定完成以来,德国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和现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百余年来,德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呈现出几个特色:一是协商交易的出现;二是注重对被告人的保护;三是证据禁止制度的确立;四是诉讼程序趋于理性化。这些正是德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特色所在,其经验对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改革有重要的启示及借鉴意义。
关键词:德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特色
DOI编码:10.3969/;issn1674-3687.2011.01.008
中图分类号:DF0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687(2011)01 0120 08
德国刑法颁布于1871年,刑事诉讼法颁布于1877年;至2003年底为止,此两法的修正次数已分别高达187次及158次,刑事诉讼法之修正法案所牵涉到的条文数目竟达到2044个。 当德国于1871年统一时,北德联盟作为其帝国的前身不仅早已拟草一部统一的刑事法典,其立法程序甚至已完成三读,只不过新法典尚未施行而已。由于北德联盟在普鲁士的领导下,于刑法施行日期到来之前已变成德意志帝国,所以原来之区域性法典顺势变成德国全国之共同刑事法典。 虽然刑事实体法如此已获得统一之面貌,但法院组织法及刑事诉讼法仍维持其原有之地方性差异。直到1877年初为止,法院组织法及刑事诉讼法才如同实体法一样得到全国性之统一规范基础。1879年 刑事诉讼法典 和 司法制度改革法 生效,这两部法律是刑事诉讼的核心法典。[1]
纳粹时期(1933~1945年),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许多法治条款遭到了践踏,人权保护状况十分恶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分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同时,法律也被分为两种。西德的刑事诉讼法在发展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了德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传统,而东德的刑事诉讼法则体现社会主义类型刑事诉讼法的特点。1991年,随着东、西德的合并,德国再次统一了法律,西德的法律适用于整个德国。百余年来,随着实践和发展的需要,德国对刑事诉讼法不断进行修正,其特色性逐渐明朗、增强。
一、协商交易的出现
德国刑事诉讼中的协商 是上世纪70年代在德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产生的一种以终结刑事诉讼程序为目的的程序性结案方式,它又称为协议、谅解,甚至被称为交易。[2]具体来说,协商就是对于一定案件由辩护人、检察官和法官就不起诉或者撤销指控、认定犯罪以及量刑轻重所达成的协议。这种协议可以发生在所有程序阶段,不论是在侦查阶段、开庭审理阶段,还是在法律救济程序中。[3]
其实,德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广义的协商制度包括起诉协商和判决协商。起诉协商体现于德国 刑事诉讼法典 第153条第2款、第153a条第2款和第153b条第2款。 其中第153a条最重要,它是1974年德国修
收稿日期:2010-08-25
作者简介:柴松霞(1979-),女,山东青岛人,天津财经大学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诉讼法学。
德国刑事诉讼法之条文总数历年有变化,1877年版本之法典有507个条文;1924年之版本有476条;现今版本则达到698个,这包括1924年以来之增修条文。
Liszt,Fr anz vo n,Das Deutsche R eichsstr afrecht,Berlin:Guttentag1881,S.29ff.
本文讨论的德国辩诉交易,德语表述为Absprachen,字面翻译是 协商 ,在德国的讨论中,基于自白的协商通常被置于德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来讨论,一些文献直接使用Plea Bar ga ining来替代A bspr achen.比如Ber nd Schunemann Zur Entstehung des deutschen P lea Bar gaining F est schrift fur A ndreasH eldrich zum70 G eburtstag H erausg egeben von Stephan L o renz,A l
西部法学评论 2011年第1期
改 刑事诉讼法典 时增加的。该条规定:轻微犯罪案件中,在不违反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检察官可以在经过有管辖权的法院同意后决定 附条件不起诉 ,举例来说,要求被告人在一定期限内向被害人补偿损失,或者向慈善机构和国库捐赠一笔款项。检察官以附条件不起诉方式处理的案件被视为是协商制度中的起诉协商。狭义的协商制度仅指判决协商,而不包括起诉协商在内。
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过近30年的刑事诉讼审判实践,非正式的协商制度通过德国法院的若干判例形成了一系列的程序规则,为协商制度正式纳入立法规制奠定了基础。其中,联邦最高法院大刑事法庭在2005年3月3日的一个开创性的判决中确立了协商制度合法性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同时也强调指出,法官造法已经达到极限,现在该轮到立法者做些事情了。 2009年1月,德国联邦政府向联邦议院提交了联邦司法部起草的关于协商制度的立法草案。该法律草案包含对协商制度的程序、内容和结果的规定。[4]2009年7月,德国联邦参议院正式批准了该草案,并于2009年8月4日在联邦法律公报上公布,并对德国 刑事诉讼法 进行了修订,加入新的257c条的规定,弥补了德国 刑事诉讼法 中协商制度的 法律空白 。[5]根据新的修正案,判决协商主要指法院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诉讼进程和结果进行协商。从诉讼经济、保护证人和受害人的角度出发,协商制度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替代性选择。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协商最先是避开公众进行的。诉前程序的协商,不会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因为这本来就是秘密进行的。主审判程序中的协商,将在法官的办公室里,在法院的走廊上,或者通过电话进行。但是,在公开的庭审中,协商一点都不会被提及。1982年Weide律师首次对德国刑事诉讼中的辩诉交易进行了详细描述,文章发表时他甚至不敢用真名,而是使用 交易 这个假名,披露了被隐藏的辩诉交易实践。 作为曾经被认为是没有辩诉交易的德国[6],协商制度对德国刑事诉讼的传统和理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协商交易一直以来受到了激烈的抨击。为了追求诉讼的经济和方便,放弃对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是辩诉交易遭反对的最主要理由。
德国的犯罪形势较过去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东西德统一之后,犯罪数量明显上升,据有关资料显示,德国的犯罪嫌疑人在20世纪60年代为100万人,到90年代上升至700万人;仅1997年检察官处理的案件就达800万件。德国检察官个人年工作量在1981年是承办594件案件,而到1997年,平均每人每年要承办848件。[7]对协商方式的出现,德国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是这样评价的: 如果没有这种新的结案方式,刑事司法是不可能胜任日益增长的工作负担的。 [2]412
从某种意义上说,协商交易的出现也是犯罪嫌疑人的 需求 ,甚至符合公众利益的需要。人身自由是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失去了人身自由,就意味着其他诸多自由的丧失。因此,为能够迅速从诉讼程序中解脱出来,获得自由,即使是无辜的犯罪嫌疑人也宁愿承担一定的义务,而不愿接受那漫长的又没有任何确定结果的继续侦查。另外,某些知名的犯罪嫌疑人还会出于名誉方面的考虑,宁愿接受哪怕是附加巨额的罚金去终结诉讼程序,而不愿接受公开的法庭审判。协商也可以为了这样的目的而进行:通过被告认罪,一个性犯罪的受害人不必在主审判程序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8]
况且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3条规定,如果行为人责任轻微,不存在追究责任的公众利益时,检察院可以不予追究。例如,涉及未成年犯罪,考虑到他们生理上处于发育阶段,心理上不稳定,缺乏社会经验和是非判断能力,可塑性强,比较容易接受教育改造。故要求不处以刑罚而代之以更有利于行为人重返社会的适当形式。其他诸如老年犯、过失犯、防卫过当犯等一些社会危害性小的案件,都可以采用协商方式来解决。加之,协商的一些基本原则如量刑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都不会改变。量刑仍然必须根据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来进行;协商也并不是法院做出判决的共同基础和前提,法院仍将致力于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另外,协商制度还要求最大限度的透明化,在法律救济上没有任何限制。放弃上诉的约定并不是进行协商的
起诉协商的相关内容学者论述得比较多,除论文之外,甚至还出现专著,如汉斯 约格、阿尔布莱希特、陈光中著: 中德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 ,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前提,协商后的判决仍将接受全面的审查,被告人应被充分地告知协商的相关情况。
从德国刑事司法实践看,协商与主审判程序相比,显然是一种相当迅速的结案方式,诉讼效率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了普通程序即主审判程序用来满足获得事实真相的要求,此外还针对不同的案件类型设立了快速审判程序和处罚令程序,前者适用于罪行清楚的案件,后者是适用于罪行轻微案件的书面审,以不同程度地实现对案件的迅速处理。我国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趋势,由于司法资源有限,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相比较而言,我国刑事诉讼中除了普通程序之外,就只有简易程序来应对罪行比较轻微的案件,程序繁简分流的能力有限,而德国刑事司法中的协商则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启示。鉴于刑事诉讼面临多种价值的冲突,现代刑事诉讼应当建立多元化的程序,以适应各种价值需求。
二、对被告人的保护
德国学者克劳斯 罗克辛强调:在查明真相的利益与保护被告人人格权的利益之间,每一个法治国的刑事程序法都需要作出权衡。[9]德国刑事诉讼法正是在这些相互对抗的要求之间,表现出持续不断的奋斗。在加强对被告人的保护方面,司法判决作出了主要的努力 ;与此同时,新近的立法也不允许在私人领域不断扩大干涉的范围。 以被告人的沉默权为例,在开始时,德国司法判决允许从被告人的沉默中得出其有罪的推定证据 。但如今刑诉法的修订,对被告人的沉默不再容许具有证据的价值。 任何人不需要在刑事诉讼中自证其罪,这个基本原则在 德国刑事诉讼法 第136条是这样表达的:任何人有完全的自由, 对指控发表意见或者对案件不作供述 。这个 非自控原则 就是一种沉默权,当然只有在从被告人的沉默中不允许得出对其不利的决定时,这种沉默权才能对避免自证其罪提供保护,否则,这种沉默权就正好是自证其罪的。
这样修订的结果,使公正审判的原则得以正确地贯彻。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被告人完全沉默或者仅仅否认自己的行为人身份时,而且也适用于他仅仅对警察或者仅仅在一个确定的时间之前拒绝作出陈述。[9]88虽然一名完全无罪的人在这些情形下几乎不可能保持沉默,但是,沉默也不允许看成是对他不利的证据。 德国司法判决仅仅作了一个限制:当有人虽然作了基本陈述,但仍然对具体要点或者问题保持沉默时,就可以从中得出对他不利的结论。 这仍然看不到有任何强迫自证其罪的嫌疑,因为在一个人自愿进行陈述时,他就是自愿地把自己置于对这种陈述的判断之下了。在这样一种判断中,被告人的举止行为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评价。也就是说,人们必须确定,他说了什么和他没有说什么,并且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9]88再以提起再审的理由为例。在德国,有利于被告和不利于被告的再审有三个共同的法律理由:对判决有重要影响的书证是伪造的 ;证人或鉴定人故意或过失做虚假的证词 ;参审的法官、陪审的法官犯有与案件有关的违反职责的犯罪,如枉法裁判、收受贿路。除上述理由外,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理由还包括三个:当做为刑事判决基础的民事判决己被撤消 ;当作为判决所适用的法律己被联邦宪法法院宜布为违宪 ;当对被 柴松霞 德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特色所在
关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判决的发展,尤其侧重于对被告人的保护,可参见Rox in,in:Jauernig/Roxin,40Jah re Bundesgerichtshof,1991, S.66ff.
关于这方面问题,可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 刑事诉讼法 ,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可参见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判例集 第1卷,第366页。
如果要想了解进一步的证明,可参见Roxin,w ie Fn.2, 15,Rn.24ff.
BGH S tV1988,239;1989,383;OLG D s seldorf M DR1988,796;E ngelhardt,in:Karls ruher Komm entar,4Aufl.1999, 261,Rn.39;Goll w itzer,in:L?w e/Rosen berg,24.Aufl.1987, 261,Rn.75;M eyer-Go?n er,Strafproze?ordnu ng,48.Aufl.2005, 261,Rn.16;W ess els, JuS1966,169ff.
这一规定见于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判例集 第20卷,第298页。同样,如OLG Brau nsch w eig NJW1966,214;OLG H amm NJ W1974, 1880。
德国刑事诉讼法 359条第1款,362条第1款。
德国刑事诉讼法 359条第2款,362条第2款。
判刑人有利的新事实或新证据被提出时 。并且,德国刑诉法容许被判刑人和其辩护律师为共同申请人,如果被判刑人己经死亡,他的配偶、直系或旁系亲属可以代为申请再审,同时检察院也可以提起有利于或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对于有罪判决,当再审程序的提起是基于有利于被判刑人的申请,则判决的结果无论在定性和量刑方面都不得做不利于被判刑人的变更。如果结果是无罪判决,则应依法撤消原判决。如果是被判刑人己经死亡,再审请求是由其亲属进行的,依法则无需进行法庭审理程序。如果审理结果是无罪,经申请人的申请,再审的结果要在联邦公报上公布,申请人也可以向法院申请在其他报纸上公布。无论再审所做的判决是有罪判决还是无罪判决,不服判决的都可以依法继续提起上诉,即重新进行一般的法律救济程序。
申请人必须首先描述新的事实或者证据,说明他们是怎样影响了一审的结果。如果申请人所宣称的新的事实确实能够被证明,与一审法院同级的一个法院就要决定是否批准进行新的审判。 申请被批准后,一名法官被法庭指定来听取申请人提出的证据。 然后,由法庭决定证据是否证明申请人主张是真实的 ,也就是说,如果原审法院了解有关新的证据,该法庭是否可能宣告被告人无罪。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法庭就废除先前的判决,并命令就案件事实进行新的审判。重新审判遵从一般的规则,并可能导致宣告被告人无罪或者重审被告人有罪;但如果再审是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目的而提起,被告人不能被判处比以前更重的刑罚。
德国刑诉法的修订,加强了对被告人的保护力度,不仅满足了对违法者的处罚,同时还有助于犯人重新适应自由的生活,体现了德国刑事政策的罪责原则、法治国家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这一方面有助于实现犯罪人罪责的清偿,另一方面要实现刑罚对犯罪人个性的影响,把维护人的尊严居于突出的地位,较好地解决了被判刑人的再社会化问题。
三、证据禁止制度的确立
德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原则是比较系统和丰富的,与证据排除相关的原则主要有调查原则、独立评价证据原则、无罪推定原则、证人出庭作证的证据从优、证据申请原则。当然,违反这些原则的证据就要被排除,这必然会涉及到证据禁止的问题。德国的法学理论在收集证据的禁止和使用证据的禁止做出判决之间进行了区分。这一区分指的不仅仅是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而且是实际上互相独立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禁止。比如一些不得收集的证据却可以使用,一些可以被正当收集的证据却不可以在判决中使用。
简言之,德国刑事诉讼法证据禁止制度分为证据提出的禁止和证据使用的禁止。需要指明的是,证据禁止规范的对象是国家机构,即刑事追诉机关和法院的行为,而不是公民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司法机关以经验为依据而调查特定事实的行为不一定都是有效的,一些事实,即便对于刑事诉讼程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司法实践中也不允许进行调查。1966年,第46届德国司法会议在德国爱森举行,不同的学者对证据禁止制度都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2008年,第67届德国司法会议再次掀起了关于刑事诉讼程序中证据禁止问题的讨论。通说认为,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发现实质的真相。根据基本法的规定,被告人或者被起诉人的个人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践踏。更确切地说,在特殊条件下,针对案情的说明,我们要把国家的利益置后。
大致来说,证据提出的禁止包括证据主题的禁止、证据方式的禁止、证据手段的禁止和证据命令的禁止四个方面 。证据使用的禁止区分为依附性证据使用禁止和独立性的证据使用禁止。前者通常表现为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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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德国刑事诉讼法 359条第5款。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对有关新的事实和证据的认定比较复杂,比如,有新的事实和证据只证明原审不利于被判刑人的证人证言不可信,那么此事实和证据也被视为符合提起再审程序的理由。
德国刑事诉讼法 368条。
德国刑事诉讼法 369条。
德国刑事诉讼法 370条第1款。
Rogall,Klaus:Bew eiserheb ungs und Bew eisverw ertu ngsverbote im S pann ungsfeld zw is chen den Garan tien des Rechts staates und der effek tiven Bekaempfung von Krim inalitaet und T erroris mus,in:JZ17/2008,S.818.
了证据提出的禁止而导致证据不能使用,具体又可区分为法律明文规定的依附性证据使用禁止 和非法定的依附性证据使用禁止 ;后者是指证据提出禁止的规则并没有被违背,但是由于侵害了宪法规定,仍然导致证据使用的禁止。比如说警察通过私人侦探获得了一些证据材料,我们说该证据的取得从法律上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证据材料的内容侵犯了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和第1条第1款规定的公民普遍的个人权,因此该证据不能够使用。
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每个证据提出的禁止必然导致证据使用禁止。德国司法判例确定了一个普遍的原则,规定不是每一个违背了证据提出规则而获取的认知都在程序上导致禁止使用。 确切地说,如果出现这种状况,证据的禁止使用仅仅是例外。因为案件情况的探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进行,这属于刑事诉讼法中普遍承认的原则。是否涉及使用禁止,首先要衡量德国在法治国家原则下阐释的法治目标和需要之间的利益对抗。实践中,为了进行有效的刑事追诉和对抗犯罪,德国司法领域开展的大规模的侦查工作并且提起公诉的行为,充分表明了德国司法活动中宪法的优先性。 所以说,在证据使用禁止范畴,只有一小部分证据使用禁止是以法律明文规定的方式出现,其余的证据使用禁止,一部分表现为违背了证据提出的禁止而导致,属于依附性的证据使用禁止;而另一部分表现为侵害了德国基本法的规定,属于独立性的证据使用禁止。
证据禁止理论由20世纪早期著名自由主义法学家伯林教授于1902年2月 在图林根大学讲座上提出后,在20世纪6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的两个判决 中得到系统阐发。在这两个判决之前,德国法院在刑事诉讼中不会排除非法取得但具有可信度的证据。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德国刑诉法的不断修订,在关注如何在确保法治国家原则和对抗刑事犯罪和恐怖主义前提下,证据禁止制度的完善,有效解决了证据提出禁止和证据使用禁止的冲突,以宪法原则和法律规定为基础,形成一整套极为发达的证据排除规则体系。
通过对德国证据禁止制度的介绍可知,在发现事实真相的价值取向和程序公正的价值选择之中,德国的法院明显偏向于前者,从而使某些非法所得的证据被采纳。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绝非德国所独有,当今世界各国均已摒弃了那种将发现真实作为排他性目标的刑事诉讼理念,确立了各种形式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如美国刑事诉讼法就以其复杂的证据排除规则而著称。中国现行的证据制度,虽然理论上说是 实事求是 的证据制度,但总体上讲,基本都是证据基础知识的规定,能够适用到具体司法实践中的规则很少,它既没有大陆法系的证据禁止规则,也没有英美法系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排除的制度规定还很粗糙,目前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中仅规定,由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辞证据不得作为证据采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显然不符合新的时代要求,落后于先进的刑事诉讼立法。在新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之中,应该构建更加完整的证据制度,在比较与借鉴中,可以学习德国关于证据的禁止适用规则,结合我国国情、人们的司法观念、司法传统建立起更科学的证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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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第136a条第3款第2句:审讯机关如果违反相关禁令所获得的陈述,即使是被指控人同意,也不允许使用。S trafprozes sordnung,41. Au fl.M uen chen2006.
这表现为法律上并没有规定这种情况为证据禁止,但是司法实践中最后认定该证据不可以在法庭上使用,因为侦查人员在侦查程序中忽视了相关的告知义务,导致最后获得的证据不可以使用。比如第136条第1款第2句和第3句:初次讯问开始时,要告诉被指控人所被指控的行为和可能使用的处罚。接着应当告诉他,依法他有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进行陈述的权利,并且有权随时地,包括在讯问之前,与由他自己选择的辩护人进行商议。此外对他还应当告知可以申请收集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还应当在情况合适的条件下告知被指控人可以用书面陈述。Strafp roz es sordnung,41.Aufl.M u enchen2006.
BVerfG NJW2007,204ff;NS tZ2006,46f.
H aller/Conzen:Das Strafverfahren,Eine systematis chen Darstellun g mit Originalakte und Fallbeispielen,5.Aufl.H eidelberg,M uenchen, Landesberg,Berlin2008,S.256.
Rogall,Klaus:Bew eis verbote im Sys tem des deutschen und des amerikanischen Strafverfahrensrechts,in:Wolter(Hrs g.),Zur T heorie und S ystem atik des Strafprozes srechts(1995),S.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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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诉讼程序的理性化
德国刑事诉讼阶段的划分具有独特性。大多数国家是以侦查、起诉和审判作为诉讼阶段划分的基本标准,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把有关侦查行为的规定放在通则里面,没有规定专门的侦查阶段,通则之后,紧接着就是审判程序,公诉位于审判程序篇下的一章。这一体例反映了这样的立法精神: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审判是核心,此前的所有工作都是为审判做准备,称为准备程序,即侦查程序。于是,德国将刑事诉讼阶段分为:前程序、中间程序和主程序。 前程序 是指,从侦查到提起公诉的诉讼过程。换言之,侦查程序与起诉程序规定在一个诉讼阶段中。 中间程序 是指,从检察官将案件移送到法院起至庭前审法院作出开庭审理决定时的阶段。 主程序 是指,从开庭审理起至宣判时止。因此,要考查德国刑事诉讼制度时,需要明确其诉讼阶段的特色之处。下面以 前程序 为例来说明一下德国诉讼程序的理性化。
根据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 第160条、161条的规定,侦查是从检察院了解到有犯罪行为嫌疑时,对事实情况进行审查开始的,为此目的,检察院要么自行、要么通过警察机构部门及官员进行任何种类的侦查。警察机构部门及官员负有接受检察院的请求、委托的义务。由此可见,检察官是侦查程序的指挥者,由其实施所有对事实之侦查及实现国家刑罚权之必要措施。侦查中实行警检一体化,预审法官专司裁决权。但实践中警察仍有独立的侦查权,如在侦查过程中,检察官领导和指挥警察的侦查行为,警察只实施具体的侦查工作,不能作出任何决定,在侦查中扮演检察官助手的角色。[2]其实,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与法律上的规定有一定的距离。在侦查实践中,警察表现为主动侦查的一面。中等严重程度以下的刑事案件,均由警察独立进行侦查,待案情基本确定之后,才移交给检察官。根据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 163条,警察机构及其官员只能作出不允许延迟的决定,并且应当不延迟地将案件材料、证据送交检察院或地方法院。由此可得知,警察的权力是有限的,作为检察院的辅助机关,受到检察院的限制,是在检察院的命令和指挥下展开侦查活动的。除此以外,刑诉法还规定: 检察院认为有必要进行系属法官职权范围的调查行为时,应向要在其辖区进行这些行为的地方法院提出申请。 尽管法律赋予检察院指挥侦查的权利,但有些措施,一些对权利影响极深、极强的措施,如证据保全、对证人及鉴定人进行宣誓讯问等,只有法官才有权力命令为之,因此法律上规定了侦查法官的设置。
侦查法官又称预审法官,隶属于地方法院,其办公室一般都设在警察局或拘留所,以便能够及时在侦查程序中作出决定。在德国的刑事侦查程序中,许多侦查措施或决定都必须由预审法官来决定。预审法官的职权包括:根据检察官的请求接受证人和鉴定人的宣誓;发布逮捕、拘留令;暂时扣押驾驶执照;决定进行扣押、搜查、没收、身体检查等侦查行为。预审法官也可以在情况紧急时,不经检察官请求依照职权直接采取强制措施,但应随后将案件移交检察官。
在侦查过程中,警察与检察官是合作关系,在其他的日常工作中,各自分属不同机构,独立行使职权,没有合作关系。在侦查工作中的合作关系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检察官可以把自己接收的案件直接交给警察进行具体的侦查活动,警察发现案件后,也应先将案件报送检察官,在接到检察官的命令后再进行侦查。另一方面是侦查活动终结时,当警察将案件移交给检察官之后,检察官认为某些证据不够确凿,检察官可以要求警察补充调查某一证据,对于侦查终结的案件检察官有权作出法律决定。
总之,德国刑事诉讼审前程序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它是一个由警察、检察官、侦查法官共同参与的程序,三方在侦查中发挥不同的作用。检察官主持侦查,命令为暂时逮捕、扣押、搜查、设置管制站等缉捕措施;警察在检察官的指挥下展开工作;一些影响极强的措施,需要侦查法官的介入。警察能够进行干预侵犯的权力极其有限,在紧急情况下才有一些例外。侦查阶段的权力空间被警察、检察官、侦查法官三方分享了,避免了一方的独断专行,国家权力的行使被赋予 谨慎 的特征,相对应的公民个人权利得到了 温和 的对待。
在侦查阶段赋予预审法官这种裁决权的法律意义在于:第一,通过预审法官审查、签发各种带有裁决性的决定,可以实现法官对侦查过程的法律监督权。第二,对于预审法官作出的决定,裁决对象可以通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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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程序上诉,从而进一步保障被裁决人的合法权益。第三,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预审法官审查后,执行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所取得的证据,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才具有证据效力。这可以进一步对侦查活动中收集证据的手段、方法进行法律监督,以提高证据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但是,无论从法律规定上看,还是从诉讼实践的运行中看,德国预审法官的权限比法国预审法官的权限要窄,预审法官的自行决定权很有限。笔者认为,德国的这种设计模式较为科学。它既发挥了法官中立性和专业素质高的作用,同时又注意到侦查行为的特殊性。既不赋予预审法官过多的侦查权力,又让法官在侦查活动中有限度的介入,行使必要的监督和干预权力,因此,比较合理。中国和德国刑事诉讼都注重对事实真相的追求,但德国法律多了一些理性和节制。德国刑事诉讼法从第94条到111条对扣押、监视电话通讯、扫描侦查、使用技术手段、派遣秘密侦查员、搜查都作了详细规定。权利、义务明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10],并且把逮捕详细分为一般逮捕和暂时逮捕,分别规定有不同的执行条件。
相比之下,中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措施的规定较为简单、粗线条化。在上述的侦查措施中,中国刑事诉讼法仅仅对搜查和扣押有所规定,其他的侦查措施没有涉及。中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侦查手段的种类少、现有的侦查手段的规范又简单化,这样就导致警察在进行侦查行为时缺乏应有的规范,一部分必要的侦查行为无法可依,有法可依的那部分因缺乏操作性而不能对侦查行为起到应有的规范作用。在这样的法律环境下,侦查权的行使极易招致指责。
在中国刑事诉讼中,侦查、提起公诉、审判是三个独立的诉讼阶段,是三个渐进的过程。侦查是整个诉讼的开端和基础,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侦查阶段是整个诉讼的重头戏,侦查结果是审判的基础,它在某种程度上主宰了最终的判决。这就使得中国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侦查权得到强化。在侦查阶段,警察几乎独占权力空间,享有几乎没有约束的权威,独立完成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仅仅在逮捕的时候需要获得检察院的批准,作为中立、公正象征的司法权完全没有介入,警察在这一阶段几乎不受任何监控地行使侦查权。
同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公安机关俨然是和检察院、法院并列的机关,警察没有理由听从检察官的指挥,实践中公安机关与检察院之间争端的发生就不足为奇。侦查在两种不同的立法体例中占据不同的地位,决定了侦查主体和侦查权在两国刑事诉讼中不同的风貌。德国警察行使侦查权是抑制的,中国警察行使侦查权是张扬的,其中原因大概是中国刑事诉讼的目的受历史传统的影响,更侧重于惩罚犯罪、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借鉴外国完备的法律制度,结合中国的司法实践,完善中国刑事诉讼立法,是中国刑事诉讼将要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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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建军)
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 第七十五条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七十三条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 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八十一条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罪认罚等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 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第七十九条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 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第一百零八条本法下列用语的含意是： (一)“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于刑事案件，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二)“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三)“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 (四)“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第一百零六条本法下列用语的含意是： (一)“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 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二)“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三)“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 (四)“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
公司诉讼 理由 是什么?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需要处理的几个关系 汪建成刑事诉讼法的再修订在即,新一轮的修订应当如何进行?这的确是一个仁者见人,智者见智的问题。笔者拟从宏观角度谈谈刑事诉讼法再修订过程中,应当正确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一、尊重宪法体制与大力推进司法改革之间的关系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刑事诉讼法的母法;刑事诉讼法是宪法的适用法,二者之间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是建立在现行宪法体制的基础之上。因此尊重宪法体制无疑是刑事诉讼法制订和实施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大前提。但目前在学术界似乎流行着这样一种认识,认为我国现行的宪法体制存在着制度上的重大缺陷,如果严格遵照宪法的规定就会阻碍刑事司法改革的进程,而要推动司法改革,就要打破宪法体制的束缚。因此,如何处理尊重宪法体制与大力推进司法改革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修订刑事诉讼法必须首先正视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法再修订的过程中,尊重宪法是一个勿庸置疑的原则,不能因为现行宪法体制的不完善就否定其根本法的权威。如果为了修订刑事诉讼法而公然违背现行的宪法体制,则无疑是本末倒置。但是对宪法的尊重也应当本着灵活的原则,不能将尊重宪法体制机械化地理解为对宪法条文的遵守,完全拘泥于宪法的文字表述而置宪法精神于不顾。因此笔者主张,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行宪法中所做出的明确规定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严格地拘束力。这是尊重宪法体制的基本表现。例如:我国宪法第126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依照
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规定确立了我国的审判独立方式是法院的整体独立,而不是法官的个人独立,人民 法院也并不独立于立法机关,这些规定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体制之下的司法独立有本质上的差别。对于这样的差别,在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就要严格遵照宪法的规定,尊重宪法所确立的我国特有的审判独立方式。再如,宪法第129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者的地位。虽然这一点在学术界争论颇多,但在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却是不可逾越的原则。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恪守宪法,刑事司法改革就无所作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改革的宪法空间:首先,保障人权的条款已经入宪,这就为在刑诉法中增加人权保障的内容提供的充分的宪政基础。其次,现行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内容,完全可以大胆改革。例如,在我国现行宪法中,既没有关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也没有提及到“有罪推定”的内容,那么,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无罪推定”的原则并不会同宪法直接冲突。相反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发展了宪法。最后,即使是现行宪法中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也并不是说就毫无改革的余地。以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为例,在有关审判独立的方式问题上,虽然不能主张法官个人独立,但是适当扩大合议庭独立办案的范围,将审判委员会的议案的范围控制在最小的真正属于重大、疑难的案件范围内并不违背宪法的精神。再如,虽然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是检察机关如何行使这个监督权,则是完全可以进行研究的,检察院是监督机关并不一定必然要让公诉人同时承担监督职责,如果让检察院起诉部分专司起诉职能,监督职能交给检察机关内部专门的法律监督部门去做,这也是不违背宪法规定的精神的。 二、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诉讼模式之间的关系 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是当今世界 上最典型的两种诉讼模式。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强调控辩双方当事人诉讼程序的主导作用,强调通过司法竞技来加强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是由裁判者行使职权来掌握和推动诉讼程序。从诉讼效率、程序的正当性等多方面考量,
解读新《刑事诉讼法》主要修改内容（一） 一、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二、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二、修改完善了律师会见阅卷程序。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获得人大通过。这部施行了16年的刑诉法，完成了第二次“大修”， 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改内容很多，主要有以 下九个方面： ▲一、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制度。新刑事诉讼法重点完善了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规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在侦 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 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同时增加一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这样修改，进一步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律师的作用。 ▲二、修改完善了律师会见阅卷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修充分吸收了《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完善了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加强了对律师依法履行职责的保障。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在侦查阶段，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和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均需经侦查机关批准。修订后的《律师法》作了不同的规定，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新刑事诉讼法吸收律师法的有关内容，并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这就解决了刑诉法与律师法的衔接问题，保证了法律和司法的统一，同时，也解决了侦查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
新《刑事诉讼法》主要修改内容解读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获得人大通过。这部施行了16年的刑诉法，完成了第二次“大修”，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指导思想方面把握了以下几点:一是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二是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三是坚持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与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本次刑诉法修改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适应新形势下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需要，着力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际，有很多亮点和创新之处，是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发展和健全完善。 这次修改内容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 本次刑诉法修改一个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刑事诉讼法总则，并在多项具体规定和制度完善中加以贯彻和体现。这是宪法有规定以来，我国部门法第一次有了人权规定。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刑事诉讼活动是国家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活动，其诉讼过程与诉讼结果均与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等基本权利息息相关。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既要有利于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又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公民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为此，本次刑诉法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总则第2条，既有利于彰显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宪法原则。 本次刑诉法修改在很多具体诉讼制度和程序规定中都注意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例如，在完善证据制度中，明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完善强制措施制度中，完善了逮捕条件和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强调检察机关在批准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在完善辩护制度中，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完善辩护律师会见和阅卷的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在完善侦查程序中，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在完善审判程序中，明确第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规范发回重审制度;在完善执行程序中，增加社区矫正的规定;在增设的特别程序中，设置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等。
贯彻执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贯彻执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xxxx年10月至11月，xxxx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专题视察组，对全州贯彻执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情况开展了专题视察调研。通过视察调研发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自颁布实施以来，全州各级法院、检察、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机关和xxxx监狱（以下简称各单位）高度重视修改后刑诉法的贯彻执行工作，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成绩。各单位特别注重修改后刑诉法的学习培训工作，加强对执法办案人员的教育培训力度；注重转变观念，不断提升执法办案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加强贯彻执行修改后刑诉法的各项配套机制建设和人财物等保障工作，使修改后刑诉法在全州得以顺利贯彻实施。但同时，全州在贯彻执行修改后刑诉法的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和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本文旨在对这些问题予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各单位之间在实施刑诉法过程中的协调还不够主动、配合还不够顺畅。视察组发现，各单位在贯彻执行刑诉法过程中，在运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上，存在不足之处。在四个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一是非监禁刑、暂予监外执行的裁判与执行方面相关单位思路不一致；二是职务犯罪案件判处非监禁刑方面存在分歧
意见，个别案件存在超审限现象；三是社区矫正的审前调查评估、被矫正对象交接工作衔接不顺畅；四是律师执业的权利保障以及阅卷、会见的工作条件尚未全面改善。除此之外，还存在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两法衔接”上，落实法律和政策规定工作不主动、配合不给力的问题。 （二）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工作急待加强。修改后刑诉法对公安机关开展刑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确立了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律师在侦查期间便可介入等等，加大了刑侦工作难度。另外，近年来州内刑事案件数量居高不下，计算机网络犯罪、电信诈骗犯罪等新型犯罪日益增多，侦办难度较大。公安机关刑侦部门除承担命案、涉黑恶案件等重大复杂案件的侦办任务外，还担负着维稳处突等工作，任务异常繁重。而全州现有刑警数量200人，仅占总警力数的7.8%，离公安部规定刑警占总警力数20%的要求相差甚远。特别是刑事技术侦查队伍职级待遇低，人才流失多，力量严重不足，刑侦信息化水平落后，刑侦技术专业门类建制不齐，制约了刑侦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社区矫正工作急待强化。社区矫正工作以前由公安机关负责，刑诉法修改后明确由司法行政机关履行该项工作职责，但司法行政机关并没有增加人员编制。我州目前在册社区矫正罪犯2941人，但全州88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基层司法工作人员总共只有162人，还有32个一人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严重不足。因一人调查取证有悖法律规定，一人所根本无法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全州社区矫
浅谈我国三大诉讼法的建立完善及其意义 日期：2008年6月17日| 来源：不详| 纠错补充| 建议投诉| 书签收藏 【摘要】 三大诉讼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缺少的法治平台。用程序法导入实体法来治理现代国家，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三大诉讼法在我国的建立与完善，对我国的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其意义无疑是巨大而且深远的。 诉讼，从文字意义上讲，“诉，告也”，“讼，争也”。即：“诉”是告知，是倾诉、控诉、控告的意思。“讼”是言词争论、争辩的意思。“诉讼”，是诉的行为和讼的现象的结合。在诉与讼的活动中，诉是形式，讼是内容。诉讼的构成必须同时具备控方（原告）、承控方（被告）、听讼方（审理）三方条件，根据诉与讼的含义和诉讼的构成要件，诉讼的一般定义应为：诉讼是讼争的一方或双方将致讼的原因、内容、主张及理由告知、倾诉于听讼之人，以求讼的息解的活动。按照现代关于诉讼的解释：诉讼是国家司法机关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解决讼争的活动。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我国的诉讼是指在国家司法机关的主持下，在当事人和其它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解决讼争的全部活动。 据专家考证，我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有关民事诉讼的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古代长期刑事与民事不分，实体与程序不分。直到上个世纪的清朝末年民国初期，我国才有了历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民事诉讼法典——《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这部诉讼法草案因清政府的灭亡而未能实施，但对后来我国制定民事诉讼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的意义在于，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诸法合律”的格局，开始制定单独的诉讼法。下面分别谈一下三大诉讼法的建立、完善及其意义。 一、刑事诉讼法的建立与完善 刑事诉讼法是国家的基本部门法之一。它是关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即有关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诉讼的方式、内容及其效力的各项规定的总称。 刑事诉讼法属于程序法。根据程序法的特征，要求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具有应用性、实用性的特点。作为主持刑事诉讼的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其调整对象是刑事诉讼活动。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行为主体，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在诉讼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享有的诉讼权利是什么，法定的诉讼义务是什么？等等。以上形成了一系列比较复杂的刑事诉讼法律关系。还有刑事诉讼法所包含的内容等，因篇幅所限，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1、我国古代和近代的刑事诉讼制度 谈刑事诉讼法的建立完善，自然离不开历史。据史料记载，周朝的诉讼即有了刑事与民事之分。一般称刑事诉讼为“狱”，称民事诉讼为“讼”。我国古代刑事诉讼制度在其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基本特征，简单概括为： ①、司法与行政不分，行政机关兼理司法事务。在我国古代，司法权从 属于行政权，不具有独立的地位。从地方到中央，司法权均由各级行政机关行使。 ②、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差异不大。因为我国古代的律令没有程序法与实体法之分，有关诉讼程序的规范一般都与实体法律规范同时规定在法律之中。同时，实体法大都以刑为主、刑民结合，即以定罪、判刑等刑事手段来调整绝大多数社会关系。 ③、裁判与追诉责任不分，诉讼采取“纠问”形式。这一形式是与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行政、司法不分的司法体制相适应的。 ④、广泛采取刑讯逼供手段。在我国古代，刑讯一度被用作获得口供和其它证据的重要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修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在此背景下，2004年全国诉讼法年会在广州举行，与会代表重点讨论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问题。代表们对刑事诉讼法改还是不改、大改还是中改、小改，以及改革的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刑事程序问题，基本理论问题以及证据问题进行深入、广泛、热烈的讨论。 司法实务部门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出如下建议： （一）人民法院的与会代表建议： 世界各国都把完善诉讼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96年刑事诉讼法制定，在我国司法制度上有重要义意，目前刑事诉讼法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修改的基本原则上应坚持1、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2、公正与效率兼顾。公正与效率有时相互影响，要正确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3、立足中国国情，同时借鉴各国成功的经验。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有助于我国法制发展和完善。 在审判的具体措施上，首先是重视简易程序的作用，简易程序对提高诉讼效率有一定意义，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建议扩大简易程序的受案范围。目前简易程序只适用三年以下案件，建议对三年以上也可以适用简易。对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也可以适用简易程。 要对证人出庭作出明确的规定，证人没有出庭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同时要加强对证人保护，国家应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对证人的补助；对证人出庭作证应规定宣誓制度。实行庭前证据展示制度，这样做一是对被告方保护，二是防止证据突袭。 在强制措施方面和审理案件期限方面：对超期羁押要进行整顿；建立保释为主，羁押为的强制措施制度；建议办案期限与羁押期限相分离。目前对法院办案期限规定不具有合理性，侦察期限是算在审限中的，应根据案件具体案件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国外对法院的审限是不作规定的。在案件的受理方面要设定合理的诉讼程序程序，使符合条件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 死刑核准程序应该加以完善，不应简单规定为法律审和程序审。改革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的问题，对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应该规定条件。 （二）人民检察院的与会代表建议： 正确客观评价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是进行刑事法修改的前题。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十分必要：诉讼理论有重大发展；在司法实践中制定了相当一部分规定，这些规定经过检验，已经成熟，可上升为法律；目前我们的法律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制定新的规定去完善它；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修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有利于促进司法机关转变观念。 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坚持的原则：1、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目前我们打击犯罪任务还是很重的，在一定地区人们还没有安全感，要重视对犯罪的打击，在打击犯罪中也重视对人权的保护。2、立足国情和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相结合。国情的内容很复杂，
谈谈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有关的几个问题 摘要：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作出了新修订。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所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给检察工作和检察制度带来了深刻影响，对检察机关规范执法提出了更高要求。全体检察干警要以贯彻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为契机，强化法律监督、强化自身监督、强化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检察工作水平。笔者作为基层检察干警，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提出了几个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相关的概念（或表述），并谈了笔者的几点想法，希望能与各位司法同仁切磋，以期更好适应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要求。 关键词：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挑战；人权保障 1948年12月10日，世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17号决议 （a/res/217）是一份旨在维护人类基本权利的文献——《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旨在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 遵行。此后，人权被认为是当代国际社会获得普遍承认的价值和政治道德观念，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或华而不实的标题，而是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民主法治、政治文明、社会和谐的标杆。我国也先后签署了一系列人权公约，比较重要的有：《儿童权利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示公约》、《禁止酷刑和
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尤其是我国宪法2004年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使得尊重和保障便成为我国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 2012年3月14日，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是继宪法中载入“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后，第一部部门法以刑事诉讼法重要任务的形式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将对整部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基本价值和具体程序起着标杆作用。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关于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和探讨广度越来越宽、深度越来越深，各种观点和学说百家齐鸣，这对于繁荣刑事诉讼法学尤其是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研究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笔者通过学习专家学者、检察同仁的调研文章、相关报道，对几个基本概念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如有不周之处，请斧正： 一、（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与新刑事诉讼法。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将于2013 年1月1日开始实施 程序正义重在有法必依 记者杨维汉、陈菲 ? 2012-12-31 05:40:52 来源：《人民日报》（ 2012年12月31日 11 版）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两大程序法将于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公正是任何诉讼程序的首要价值。公正的诉讼程序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障。法律条文要因时而变，而法的精神和法要维护的公平正义不变。执法、司法和守法层面的新考验，也将随着新法的实施而开始。 此次刑诉法修改覆盖了所有诉讼流程：从立案到侦查，再到起诉、辩护、审判、执行，外加证据制度。民诉法修改也涵盖了七大领域，公益诉讼首次入法，小额诉讼制度得以确立，以及审判管辖的细化、财产保全的法定化、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的优化等等，无一不是重大的进步。 两大诉讼法的修改虽在具体内容上根据各自特点而不同，但在对人权保障的追求上却是共通的。新刑诉法直接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民诉法也将人权思想贯彻于法条中。 司法机关有法必依、严格执法，让诉讼法展现强大生命力，是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更大期许。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指出，法院审理案件要充分认识正当程序的独立价值，不仅要保护好“强者”、有理者的程序权利，也要保护好“弱者”“无理者”的程序权利。即使被告人有违法犯罪，如果能公平地对待他们，充分保障其
程序权利，也能唤起他们的良知。 修法也促使执法机关的理念发生显著变化。公安部法制局局长孙茂利说，全面贯彻落实修改后的刑诉法，将使公安机关坚持以收集证据作为侦查活动的中心，实现由“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的目标转变。 修改后的两大程序法即将实施，其彰显的程序正义价值获得广泛认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实践中，个别领导对案件出于各种目的发话、打招呼，瞬间冲毁程序法设置的“堤坝”，破坏司法公正的实现。“个别领导一句话”值得警惕。如何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应是下一步司法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 新刑事诉讼法看点 死刑复核更慎重 落实“少杀、慎杀”原则 为落实“少杀、慎杀”的刑事司法原则，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使得死刑复核更加慎重。 新刑诉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刑事诉讼法同步练习册参考答案（新） 第一章绪论 一、选择填空 1—5：BCABC 二、简答 1、刑事诉讼，是指在国家专门机关的主持下，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程序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全部活动。 刑事诉讼法，是指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进行刑事诉讼所必须依据的有关法律规范的总和。 第二章刑事诉讼法的宗旨和任务 一、单选 1—5：DABD无 二、论述 1、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根据这一规定，刑事诉讼法有三项任务。 (1)保证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是刑事诉讼法的首要任务 现在，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际上还存在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在我国社会中，仍然有危害国家安全以及贪污盗窃、抢劫强奸的刑事犯罪分子。因此，人民政权的专政职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放弃。 司法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在打击敌人，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方面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在我国，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只能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来进行。刑事诉讼法是从诉讼程序方面来保证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惩罚犯罪的。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是惩罚犯罪分子，正确处理案件的一个基本要求。所谓准确，就是整个案件事实清
2018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权威”与“人情味” 2018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通过。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主要为了保障与2018年3月制定的《监察法》两部法律的连续性。由于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我们需要对检察院和监察委的职能进行重新划分，所以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的看点就是职权划分，其次，随着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增加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最后，新增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其中既体现了诉讼法来保障实体法的严格权威，又体现了保障诉讼主体权利的“人情味”。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三个亮点内容： 一、检察院立案管辖权新变化 2018年版《刑事诉讼法》的十九条，与2012年版《刑事诉讼法》十八条对比，我们可以知道，《监察法》的立法中确立，贪污贿赂类犯罪已经由监察委员会立案侦查，为了适应《监察法》，对《刑事诉讼法》作出了进一步完善修改。第一，检察院的立案权删除了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这保障了监察委员会与检察院立案的分工，不会出现推诿，衔接不明确的情况。第二，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这其中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修改为“司法工作人员”，新的立案权体现了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保障了检察院对法律的监督。监督更为精确性。第三，保留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虽然是公安机关管辖，但是经由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依然可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 二、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一个章节作为第三章缺席审判程序。这个制度丰富了我国诉讼的程序，以往，贪污贿赂案件、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恐怖活动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了规避法律，逃往境外，按照以往的刑事诉讼法，只有在对被告人缉拿回国才能进行审判。此次增加缺席审判制度，大大提升了我国司法的威慑力。 在增加缺席审判制度的同时，新《刑事诉讼法》还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比如，第一，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法律援助律师为其辩护。第二，如果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不服缺席判决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确有错误的，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第三，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理。罪犯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理。 针对此部分的修改，在备考中应该注意的是细节考查，比如这样一道例题： 2018年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缺席判决制度，对于缺席判决制度表述错误的是： A. 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B. 被告人的近亲属不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面临五大热点与难点问题 根据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为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必须以加强诉讼民主、强化人权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而在具体修改议题即改革热点的关注上，则要秉持一定的“问题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重解决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 根据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为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必须以加强诉讼民主、强化人权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而在具体修改议题即改革热点的关注上，则要秉持一定的“问题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重解决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具体来谈，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要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并贯彻其理念。无罪推定是现代各国刑事司法通行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国际公约确认和维护的一项基本人权，也是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制定和推行的正当程序最低限度标准之一。虽然人们认为，我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作了借鉴，如在基本原则部分增加第十二条，即“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首次从立法上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作区分，取消免于起诉，规定证据不足不起诉、证据不足应当宣告无罪等。但由于法律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相反课以其如实回答讯问的义务，现实中侦查仍存在以获取被告人口供为中心的倾向，以刑讯或其他非法方法逼取口供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加之立法没有明确否定非法证据的效力，疑罪从无的规定贯彻也很不到位。为此，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中首先要贯彻《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在立法上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同时予以相关配套措施。 其次，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该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原则的指导下，着力解决犯罪数量增长、案件堆积如山与诉讼资源有限、司法效率低下的矛盾。应当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并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赋予并扩大司法人员裁量权，在诉讼的不同阶段进行合理的程序分流设计。例如扩大相对不起诉、免于刑事处罚的适用，探索建立诉辩协商制度、附条件不起诉或暂缓起诉制度、当事人和解制度等。 第三，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要下大的气力解决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问题。刑讯逼供好非法取证，即严重侵犯相关人的基本人权，又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解决此问题，应当着力改造侦查程序特别是讯问程序，构建能够有效制约侦查人员的外部监督机制，而不能过分依赖侦查人员的主观自觉。为此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或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免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自愿供述的义务；二是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立法上明确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其他使用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合法利益，或者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也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三是建立和推行讯问时同步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四是建立和推行侦查讯问时辩护律师在场制度；五是建立侦押分离制度，将羁押机构中立化，明确羁押机构的职责，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不受侦查机关的非法侵犯。 第四，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当进一步完善辩护制度，强化律师作用。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修正以来
论述2018《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 修改内容 此次刑诉法修改，加大对贪污腐败等犯罪的打击力度，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监察制度改革做岀了历史性贡献。解决了刑事诉讼体制结构中长期存在的人民检察院关于职务犯罪案件的自立、自侦、自诉的基本问题，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了贡献。刑诉法修改决定专章规定缺席审判制度，对严厉打击惩处贪腐、恐怖主义等犯罪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一）调整检察职能，为改革和完善国家监察体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刑诉法修改决定中，删去原《刑事诉讼法》第18条规定的由人民检察院管辖的“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转隶为国家监察委管辖。与此同时，为保障案件管辖的转隶，对刑事诉讼法与国家监察法的衔接问题，刑诉法修改决定也作了详细的规定。包括： 1.基本原则的衔接。《监察法》第4条规定了监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笔者认为，监察委在调查案件过程中，与审判机关、检察机 关、执法部门处于相互配合、制约的关系，监察法、刑事诉讼法应当遵守刑事基本原则。 2.管辖衔接。《监察法》第11条规定监察委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犯罪进行监督、调查。 为了与《监察法》的内容相衔接，刑诉法修改决定第二项将原《刑事诉讼法》第18条修改为第19条，删去由人民检察院管辖的“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转隶为国家监察委管辖。这两类犯罪涉及刑法规定的六大类案件：（1）贪污贿赂犯罪；（2）滥用职权犯罪；（3）玩忽职守犯罪；（4）徇私舞弊犯罪；（5）重大责任事故犯罪；（6）公职人员的其他犯罪。 3.强制措施的衔接。强制措施的衔接主要涉及监察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中已经采取 留置措施的案件。刑诉法修改决定第十二项规定：“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已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根据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中国人大网 https://www.doczj.com/doc/3e3115358.html, 目录 第一编总则 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 第二章管辖 第三章回避 第四章辩护与代理 第五章证据 第六章强制措施 第七章附带民事诉讼 第八章期间、送达 第九章其他规定 第二编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 第一章立案
第二章侦查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节讯问犯罪嫌疑人 第三节询问证人 第四节勘验、检查 第五节搜查 第六节查封、扣押物证、书证 第七节鉴定 第八节技术侦查措施 第九节通缉 第十节侦查终结 第十一节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第三章提起公诉 第三编审判 第一章审判组织 第二章第一审程序 第一节公诉案件 第二节自诉案件
第三节简易程序 第三章第二审程序 第四章死刑复核程序 第五章审判监督程序 第四编执行 第五编特别程序 第一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第二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第三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四章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附则 第一编总则 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 第一条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
程序法定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摘要：由于刑事诉讼涉及公民一系列重要权利，程序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对刑事诉讼程序提出要求，这不仅是诉讼公正理念的体现，也是诉讼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外国有关程序法定原则的立法及适用情况相比，我国在程序法定原则的贯彻、实施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 关键词：程序法定原则立法司法刑事诉讼法修改 由于刑事诉讼涉及公民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等重要权利，基于人类对于在暴政、专制社会下失去自由、尊严与权利保障的痛苦经历的反思，所以，要求刑事诉讼法必须由国家立法机构制定，这称为刑事程序法定原则。在贯彻刑事程序法定原则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尚存在许多有待完善之处。本文不揣冒昧，拟就该原则的含义、基本要求及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相关问题作一探讨。 一、程序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与理念基础 （一）程序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刑事程序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中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重要原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立法方面的要求，即刑事诉讼程序应当由法律事先明确规定；二是司法方面的要求，即刑事诉讼活动应当依据国家法律规定的刑事程序来进行。刑事程序法定，是由刑事诉讼涉及利益的重大性决定的。刑事诉讼的过程，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过程，而刑罚权包含着国家以强制力剥夺公民的财产权、自由权乃至生命权等最重要的人权。因此，程序的确定性、公平性尤为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程序（法）即无实体（法）”。这一法律格言，在刑事领域体现得最为彻底。为此，由国家立法机关以法律事先明确规定刑事诉讼程序，规范刑事诉讼活动，保证刑事诉讼的有序性和公正性，就显得尤其必要。 根据刑事程序法定原则，关于刑事诉讼的程序，应当由国家的法律规定。这里的“法律”，是指狭义的法律，即由反映民意的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意味着国家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不得制定剥夺或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程序性规范，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刑事程序只能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预先规定，否则，可能导致国家行政权或者司法权的恣意与专断。此其一；其二，刑事程序应当由法律预先作出规定。这意味着不得针对特定案件或者特定人员事后设
新旧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的变化及其意义[摘要]文章就新刑事诉讼法制定的背景、新旧刑事诉讼法变化以及实施 新刑事诉讼法对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重大意义进行了解析。此次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把充分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作为修改重点之一，进一步强化了对被害人的法律保护。是我国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诉讼制度走上成熟和规范的标志。这些变化对于消除司法不公，加强司法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惩罚犯罪都起到了积极意义。 [关键词]新旧刑事诉讼法；被害人合法权益；变化；意义 一、新刑事诉讼法制定的背景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1996年第一次修订，这是第二次修改。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幅度很大。增加了新的编、章、节，修改内容达100多处，修改比例超过总条文的50%，修正后的条文总数已达290条。新《刑事诉讼法》颁布，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步入民主化、科学化的轨道。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是中国刑事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一）政治背景 近年来，民主化与法治化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党的十五大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依法治国”确定为重要的治国方略，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新刑事诉讼法中体现对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强化了被害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功能。为了适当矫正执法机关的不当行为，新刑事诉讼法强化了被害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法律效果，开辟了一条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道路。 （二）经济背景 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之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纵深发展。立法者一方面要正视由市场经济所激发的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在谋求社会安定的同时，不得不对个体权利、竞争意识和平等要求给予必要的关注。另一方面，改革的成果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而经济体制改革本身所必然引起的社会震荡、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可能诱发的道德危机，这些也都有赖于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功能的正确发挥甚至强化。 （三）国际背景 近些年来，少数西方国家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以人权状况为由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如果不通过修订刑事诉讼法加以纠正或改变，那么它们就很可能继续成为少数国家攻击我国人权状况的“借口”或“凭证”。因此，在这种国际大气候中进行刑事诉讼制度变革，不仅符合刑事诉讼客观规律的要求，而且适应了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趋势。 二、新旧刑诉法变化比较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指导思想方面把握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坚持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与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着力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际。 （一）法条数量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