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一）
如我们的标题所示，我们写作本文的意图是想对中西史学思想作一比较研究。但这里有一个双重的困难，即如何从史学史的角度，界定西方的历史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儒学思想。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在西方史学史中，找到这样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同理，我们也是否能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中，发现一个同样历史悠久的传统。在本文的写作中，我的好朋友王晴佳将主要负责中国史学思想的部分。但我们所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即能否把“西方”和“中国”加以“同质化”(es sentialize)和对立化。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但是一个源远流长、而且也是多重层面的文化传统。譬如在中国，单以儒家的传统为例，就可明显地看出古典的儒学与产生于宋代以后的理学之间的差别。在西方的史学传统里，我将着重其历史哲学的方面，以求找出一个模式来与其它史学思想传统作比较。
无论是我们把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文化传统作同质化的处理，都是同样不妥和危险的。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中国的情形。尽管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倾向于把儒学视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代表，但我们非常清楚这些大而化之的概括存在不少不足之处。如所周知，在公元前五世纪，孔子开始传授其学说思想的时候，他有不少竞争者。事实上，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被人称之为一个哲学家的时代。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我们还能找到那些学派残存的、但又清晰的痕迹。有些学派，如道家和法家，曾在某些历史时期对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另一些不太著名的学派则被融和与吸收在中国的主流文化里面。儒家地位的上升，是在公元前一世纪；汉朝的儒家董仲舒(约前179-114)获取了汉武帝（前141-87）的信任，得以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家成了官方的意识型态。儒家的著作也就成了经典。汉武帝决定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独尊儒术，主要是出于一种政治的需要，因此儒学的影响在当时也主要局限在政治的领域。这种情形到了宋代，特别是十一与十二世纪以后，才有改变。理学的兴起使得儒学开始对社会道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佛教的影响，理学所关心的问题，又与古典的儒学有所不同。这在下面还要讨论。
其次，儒学本身也决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相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它就像一个开放的、但又高度竞争的活动空间，为不同的诠释学派所使用，记录下它们的活动与声音。就在儒家被奉为经典不久的公元一世纪，汉代的学者在孔子旧居中发现了一些以不同字体记载的典籍，因此就面临了一个如何鉴定其真伪的问题。从此以后，儒家便在大致上分为两派，分别是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属于今文学派的儒家信奉汉代一般通行的版本，而古文学派的学者则相信那些新发现的版本；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古文经”是因为其采用的字体到了汉代已经不再为人所用。但是，这两派之间的真正区别并不仅仅是所用版本的不同，而是反映了他们对儒家经典诠释的不同。到了三世纪，汉代灭亡，儒家遭遇到更严重的挑战。他们不但要寻求内部的统一，同时还要对付外部的挑战者-佛教。理学在十一与十二世纪的兴起，自然可以视为儒家成功的复兴。但其实这一成功，正是以理学的折
衷主义为基础的；理学受佛教之影响，有目共睹。的确，在诠释儒家的经典上，理学家做了不少革新的尝试。他们还提供了一套新的经典，那就是“四书”。从此以后，“四书”的重要性超过了一般认为是孔子亲手编定的“五经”。理学这一诠释学的“革命”，影响十分深远。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一“革命”
对明清两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建构性的作用。在那个时期，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如何理解儒家的经典做了不少尝试。明代的王阳明
（1472-1528）及其追随者所提倡的”心学”和清代的考证学者对古籍所做的语义学的考证，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国的史学传统，源自先秦时期。在这一传统中，我们也能发现这一既活跃又多元的文化、哲学传统的清晰痕迹。譬如，虽然司马迁希望能继承孔子的治史传统，但在他的著作中，我们还是能发现不少其它学派，特别是道家的影响。如果联系到司马迁所生活的年代，正是儒家被奉为正统的时代，那么司马迁的博采各家，就更让人有所寻味了。即使在司马迁之后，儒家对中国史学编撰的影响，也还是不能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对儒家的主张，即在历史中强调道德训诲，“善善恶恶、贤贤践不肖”，史家仍然有所取舍，并没有成为一种当然的准则。唐朝在七世纪建立编史馆，自然表现了官吏与官方史家（他们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希望在历史著述中，即在编写朝代史，也就是所谓”正史”的过程中施加政治影响的企图。但是，在那个时代，这种政治影响也没有局限于儒家。到了唐朝开国的年代，佛教已经在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再者，编史馆的建立，在唐朝就有了不少批评者。刘知几（661-721）对其的尖刻批评就是一例。儒家开始比较有系统地对史书的编撰产生影响是要在宋代，也即在理学兴起以后。在这一方面，有两位历史学家特别值得我们的注意，他们分别是欧阳修（1007-1072）与司马光（1019-1086）。前者发起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重修历史的计划，以求反映儒家的理想。而后者则采用了儒家赏善罚恶的观念，编撰了煌煌巨作《资治通鉴》，对以往的统治者的道德行为做了评价，以便为宋代的统治者提供资鉴。欧阳修与司马光受到了后人的崇敬，但却没有多少人能真正重复他们的成就。在明朝（1368-1644）和清朝
（1644-1911），史家的注意力从阐发史识转移到了史学方法。对这一转移在史学史上的意义，我们将在下面再谈。总之，中国的过去存在着一个多元和多面的文化传统。这在儒家的传统和史学的传统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固然，在我们比较研究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文化时，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普遍性来作为比较的框架。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两个文化中的独特与暂时(temporal)的因素。
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二）
让我们来看一下西方。我所想强调的第一点是，并没有一个西方的历史哲学存在。相反，在西方有多重的、复数的历史哲学与史学传统。所以，
我们很难用同质化的手段来概括西方思想所有方面的共同特征。但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思想特征在西方重复出现。我们也许可以用来与中国的思想传统做些比较。
最近，彼得．伯克（PeterBurke）曾试图总结西方的史学传统，并举出了其中的十大特征。2我想对此略作重复来作为我们讨论的基础。伯克在对这些特征进行考量的时候，十分谨慎。他指出这十大特点只是“理想典型”，并不一定能照顾到西方史学思想的所有方面。他也不认为西方的这些特点是独一无二的。相反，伯克认为有不少特点也存在于非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但这些特点的组合有着一定的独特性，受到了“时间、地域、社会集团与史家个人”的影响。在伯克看来，这十个特点在西方的形成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组合成西方历史思想的一个…系统?或…理想典型?”。这十个特点根据其重要性而分成排列上的先后。伯克认为西方史学思想最重要的特点是历史一线发展和进步的观念。与其它文化中循环论的历史观念非常不同的是，西方的这一观念提出历史是累积进化的。伯克指出的西方历史思想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所谓的“西方人的历史观点”和对“历史时代之间的差异性”的认识。接着，他提出第三个特点，那就是西方人注重个人与发展的历史主义思想。与之有关的是第四个特点，那就是伯克所谓的对”集合机构”的重视。换言之，西方史学中对小于国家与民族的团体比较看重。然后是第五与第六，前者指的是对历史知识论的重视，后者则指的是用因果关系解释历史的作法。第七是对历史客观性的强调。伯克认为第八个特点，即西方史家对量化数据的重视是西方独有的。但在我看来司马迁在《平准书》中已经注意到了因果分析、社会集团甚至统计数据。最后是第九与第十，前者指西方史学中文学形式，后者指西方人对历史中时间与空间观念的重视。
虽然伯克的论述粗看起来颇有道理，但其实问题很多。我所看到的第一个问题（我在下面还要再谈）是，西方文明有没有从古到今而一以贯之，可以与更为悠久的中国文明相提并论？伯克提出的许多西方的特点，如量化史学与史家对空间的重视，事实上都产生于现代、甚至是在二十世纪。这些特点只有法国的年鉴学派、特别是在布劳岱（Fernand Braudel）的著作中才有表现，而布劳岱则吸收了Paul Vidaldela Blache人类地理学的观点。历史进步的观念始自启蒙运动，与基督教思想家、如奥古斯丁的末世说的学术传统有所区别，因为奥古斯丁并不认为历史能在尘世中有什么发展。另一位基督教的思想家，Joachimde Fiore也许有所例外。在中世纪以前，西方作为一个文化的整体并不存在。在这以前是地中海的世界，但与同时代的中国文明相比，缺少共同性。举例来说，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和希伯莱等不同的文明在那时同时并存、互相交流，但又保持了各自的特点。直到罗马帝国分成拉丁与希腊两大部分以后，西方的文明才从地中海的文明中慢慢产生出来。在从过程中，罗马天主教会对西方文明的影响不能小觑。
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三）
再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地区间的差异和年代上的不同，西方与拉丁基督教并没有合为一体。若把伯克所说的西方放在中世纪，则没有多少参考价值。那时的人们并不相信尘世会有什么进步，也没有多少历史的观念和对时代之间差异的认识，更没有对历史知识论产生过多少兴趣或认真考虑过客观性的问题。中国人对个人也不是熟视无赌。我在西安附近参观秦俑时，就对每个兵士各各不同的形象印象很深。这与拜占庭帝国和中世纪天主教艺术中对人物的死板刻划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在中国史学的初期，人物传记就为史家所重视，如司马迁的《史记》便是一例。事实上，中国史家比西方史家更重视人物传记。同样，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与日本的史家不知道时代之间的差别。伯克也注意到，在中国与日本的绘画与雕塑中，人物的服饰与风格便常常变化。于此相对照，从中世纪一直到十八世纪，西方艺术中对过去的描绘则很明显是非历史的。甚至那个关键的问题，即对历史知识论的重视，也非西方所独有。很明显，正如CharlesGardner
所言，在史料批判的问题上，“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相比，一点也不落后。中国人十分重视证伪、考证与理解文本，由此来获取可靠的知识”。早在司马迁的年代，中国人就在考证和批判史料的工作上获得了不少成就，而西方则要一直到文艺复兴的时候才有相似的成就。但中国人在考证史料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外证这一方面，即如何确定文本本身的真实性。在史料内证的方面，也即在探究史料内容是否真实这一方面，中国学术的成就相对少一些。但同时，我们也应承认，刘知几的《史通》是史料批判上的一部伟大的经典。在近代以前，西方无法找到同样伟大的著作。艾尔曼在他的一部近作中指出，十八世纪中国江南一带的学术圈里，已经运用了相当成熟的批判史料的方法。那些中国学者以发现和考证历史知识为治学的主要目标，与当时的西方学者十分类似，但又是在中国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伯克说对了一点，他所总结的西方史学的特点没有在其它历史文化的传统中，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是他所指出的那些特点在西方也是在现代才出现的。这里面最重要的特点是马克斯．韦伯的理性这一概念。理性包含着对权威的挑战。伍安祖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Jeffrey Stout的有名著作。在他的著作中，Stout指出，西方现代的思想是从权威中解放出来的，其根源在于，在宗教改革和接踵而来的宗教战争中，权威本身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那个时期西方所出现的对历史和学术的看法，大致上与伯克所总结的西方历史思想特点相符。但这已经到了十八世纪，而在历史研究中也只有得到了局部的反映。这一新的历史观还没有像它所号称的那样，完全从神话中解放出来。相反，它还重新制造了不少神话与权威。
在启蒙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这样一个十分关键的观念，那就是认为历史的演变是统一的和有方向的，因为历史中有一种“主叙
述”(master narrative)。对历史的描述自然是可以多种多样的，但这一观念认为，历史归根结底只有一个(dieGeschichte)，那就是人类进化的历史。在现代的西方，特别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这一观念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马克思则用辩证法将其略微作了些改造。就其形成来看，这一观念显然受到了西方犹太、基督教历史观的深刻影响。它以世俗的形式，用西方犹太
和基督教的历史目的论，描述了世界历史演化的方向。虽然马克思号称是无神论者，但他也把历史视为一个走向末世的过程。在东亚和希腊、罗马文化中，这种末世论的思想并不存在。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这一观念虽然存在，但主要用来描写来世。而在现代西方，这一观念则被视为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用来串联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与情形，勾勒历史中的一致性。伯克认为这一新的历史有文学的风格，与小说相仿，很有道理。十九世纪的经典小说也常常描写一个前后联贯的故事，其中的人物虽有个性，但又相互呼应。十九世纪的西方史家在写作历史时，在构造故事方面与当时的小说家有相同之处。但这一现象只出现在现代的西方，在以前并没有见过。于是，新的权威开始出现。十九世纪的历史家如德罗伊生(Droysen)和密芝勒(Michelet)，开始采用檔案材料来构造民族史的神话。这一主张历史的进程有其一致性的观念，也对西方以外的地区的历史观念产生了影响。艾尔曼和蒲立本(Pulleyblank)便认为，中国历史观念的进化过程虽有其独立性，但也走向了一个同样的方向，因此能有助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接受现代西方的历史观念，而不用与中国的传统完全决裂。
至此，我已经对伯克所总结的西方历史观念的理性典型作了反驳。我不同意他认为这种理性典型能用来区分西方与其它非西方地区，包括东亚文化中的历史观念。如果伯克的理性典型主要指的是现代西方，我或许能大致上同意。但即使在现代，历史编撰与历史哲学的种类仍然非常繁杂，我们在作总结概括时必须十分小心。譬如，虽然历史中有“主叙述”的观念主导了现代西方史学，但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学家如Jacob Burckhardt, Brooks Adams, Henry Adams和JanHuizinga等人对此不表赞成。而到了二十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想家如Facques-Fran Hois Lyotard, Jacques Derrida, Frank Ankersmit和Hayden White 以及后殖民主义的代表如Ashis Nandy则对此做了全面的批判。他们不仅怀疑历史行进过程中的一致性与方向性，而且也怀疑运用理性研究历史的可能性。用Hayden White的话来说，历史既可能是为历史家所“发现”(found)的，也可能是被他们所“创造”(invented)出来的。我在上面所提到的所有思想家都不是专业历史学家；他们对主导现代历史意识的观念的激烈攻击只对历史研究产生了边缘性的影响。
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四）
但毕竟，西方的历史思想在二十世纪的下半期已经经历了根本的变化，足以让我们将之称之为一个后现代的阶段。在全球化与资讯化的时代，人们生活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所有传统社会与文化中，包括古典的希腊罗马文化、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统文化和儒学与理学的文化，都带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等级制与父权制。虽然从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有强调平等的声音，但反映这些特征的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压迫形式，以及与之相应的历史观念，都是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才受到了真
正的挑战，或者被一种新的压迫形式所取代。尽管以前的思想与文化方式仍然存在，但我们已经走向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与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一直统治世界其它地区（包括中国）的现代西方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我在上面已经对伯克区别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历史观念的说法作了修正。我在下面将提出三点，来比较西方传统（包括古代和中世纪）和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历史观念的不同。
第一点是宗教观念的不同。对此我们还是要避免大而化之的概括。西方的宗教性植根于两个十分不同的传统，一个是希腊的传统，另一个是希伯莱的传统。基督教的《新约》吸收了两者，但同时也受到希腊与近东神秘宗教的影响。就希腊的传统而言，自尼采以来，我们已经非常明暸由阿波罗世界的平衡、美丽和自制所代表的古典文化，只是反映了这一传统的一个侧面。同样，中国文化也受到了儒家、佛教和道教的交互影响，而这些传统各自都有多种侧面。基督教与儒家的传统文化都强调政治和家庭行为的关键是要服从约定俗成的权威。古典的儒家很重视今世的人生。这一人生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家庭，二是由朝廷代表的国家。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体现了一种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在历史哲学上的表现就是把过去视为样板。基督教文化在实践上也体现了同样的保守主义，在很多方面有充分的表现。儒家注重今世的观念使得它能倡导一种积极的人生，用于商业发展和技术革新。因此，有人将宋代（960-1279）的商业发展和技术革新与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北意大利城市的商业世界作了比较。韦伯等人认为，自那时开始，西方产生了一个巨变，使其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和科学与技术领先的世界。但他们不解的是，为什么同样的变化没有能产生于中国？如所周知，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精神与新教的伦理有一种联系。我们在一个世纪以后重新回顾这一结论，便觉得韦伯的解释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在二十世纪的下半期，资本主义的精神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已经在东亚许多受儒家影响的国家中，大量涌现。在比较东西方之间的不同时，我们显然不能过于夸大宗教的作用。在世界的所有地区，宗教都不是一成不变或齐整划一的。犹太与基督教的历史观围绕着一个目的论的中心。这一目的论在《旧约》中指的是上帝之国在人世的降临，世界从此永世太平。而在《新约》中，则提出人世最终会走向毁灭，只有在来世中才得到重生。但在世俗化的现代，这一历史有目的进化的观念则转化成一种进步的观念，见于马克思主义和论述资本主义发展的著作中，如福山的历史终结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这一千年王国的观念也不是完全没有。因此，在一些激进的运动中，人们会如此容易地接受西方的历史目的论的观念，如太平天国之接受基督教和毛的革命之拥抱马克思主义。
第二点有关社会和政治的不同。西方的现代社会，比中国的社会更为多元化，但在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大致上也是如此。这两个文化都经历了许多变化，也存在内部的差异，但同时也有一种持续不断的传统存在。中国与西方的政治结构是不同的。在西方的古代、中世纪到现代，城市向来具有较大的自治性，因此造成其政治权力与中国相比比较分散。显然，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一个明显的不同是中国拥有历史悠久的官僚结构。中国史学的主要部分是朝代史，通常在一个朝代结束之后才加以编写。虽然中
国也有私史，但撰写历史的主要工作由官方的史家所承担。在中国再度统一和唐朝建立以后，正规朝代史的编撰便不再由私人承担，而是由编史馆来集体负责。因此，中国的历史是”由官僚写给官僚看的。编写历史的目的是收集必要的资料和事例，用来训练培养官僚的统治技能”。中国的历史编撰于是就成了一种集体的事业。中国史学没有像西方史学那样多元化和具有批判性。
最后，我们或许可以像韦伯一样认为西方理性思维的逻辑性是区分西方与非西方文化的一个方面。韦伯用一种我们现在已经感到生疏的西方高人一等的笔调写道：“由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士来对科学进行理性的、系统的和专门的研究是西方所独有的”。韦伯认为，这一思维的核心是一个抽象的、系统的逻辑，产生于古希腊，但又可以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中找到。因此，西方的世界观植根于理性的思维。但也许有人会说，在描述西方的特征时，韦伯犯了与伯克一样的错误，他们所说的西方其实只是现代的西方。李约瑟在进行科学与社会的比较研究时，也将系统逻辑之有无视为划分西方与东方的标准。他因此写道：“在中国文化中，如果说历史是…科学的女王?，而不是神学或各种形而上学的研究，也不是物理学或数学，这该是一个大致上正确的说法”。因此，中国文化没能“发展出像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或中世纪神学的那种系统逻辑”。然而，中国在二十世纪不但接受了科学的态度，也接受了伯克所描绘的西方的历史观念。当然，若说这一历史观念属于现代西方，则更为合适。现代中国所普遍认同的现代性的确是来自西方的，但却又无可避免地以中国的思维方式为基础。
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中国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西方史学和社会思想，中国史家抱着愈益开放的态度，认为它们能帮助中国在帝国主义的时代里，走向富强。但中国史家究竟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西方的史学与史学思想，抑或他们只是想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接受西方思想与实践中的某些因素，都还值得探究。换言之，接受西方的影响是否就意味着与中国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文化传统决裂，抑或是仅仅对这些传统作些改造，以便与现代世界沟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后现代主义已经对现代西方历史思想的许多重要方面，包括学术客观性和历史进步等信仰，提出了强烈的疑问。我并不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新的未来，也不把它看作是与西方传统、特别是现代学术氛围的根本决裂。相反，我把它视为一个让我们重新考虑现代历史思想一些基本前提的机会；这些理论前提本来就值得我们重新思考。但是，这些疑问并无法使我们放弃从事诚实的学术研究的责任心和历史研究的理性方法，而只会使我们受益。既然当代中国和儒家思想已经受到了现代西方历史思想的影响，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毫无疑问也自然会对之产生冲击。我们对此该另文讨论。
中外管理思想比较研究 【摘要】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地球已经像西方人所说“在日益变平”的今天，我们不能忽略中西之间相互融合的作用，技术上如此，那么由文化渗透的管理领域更是如此。近几十年来，中国管理研究领域充塞着根植于西方文化基础、产生于西方经济与社会背景之下的概念和理论。 【关键词】中外；管理思想；比较研究；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3-082-01 众所周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生存压力越来愈大，面对着激烈的竞争环境，如何帮助企业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呢，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企业的管理。中外管理思想的不同，但是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外管理思想的比较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了现代化管理的魅力，它不仅满足了人的需要，而且更关注了人性。因此要想不断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我们需要进一步对中外管理思想做出分析和比较，以期指导我们的具体管理工作。
我们知道中国和西方的管理思想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形成了本民族所独有的管理理念和思想，在各自的管理领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从历史的管理思想和过程中得到借鉴，我们需要更深入的去了解中外管理思想的差异与共同点，这样，会让我们各取所需，进而有效的指导我们进行管理过程，发挥其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大的效益。 一、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治理国家、发展农桑、战争攻守、教化百姓、文化礼仪等方面的文化典籍，以及探究天理、人性等方面的哲学著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的思想。中国古代主要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而且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正如在一个企业中只有做到“和”，讲团结、讲协作，才能够使上下级之间的关系顺畅，平级之间不互相掣肘，共同努力，创造利润，实现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而对于治国来说：和谐与稳定更是一切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卫生，体育发展的基础，离开了稳定的前提，其他的一切善的行为都无从谈起。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发展需要和
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对比 中国，东方大国，悠久的历史经过岁月的沉淀，更加熠熠闪光。西方各国，每一次奋力的演变、斗争，都推动着各国走向新时代。由于国体不同，国家在施政方面，自然也不同。 我国的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这也影响了我过得政治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些制度的确定根据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社会现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最切合社会的，以中国共产党委基准点，国家有什么事发生，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解决这个问题，不至于因为国家政党太多，而不能尽快统一意见，并及时解决问题。同时，多党合作的存在，使得中国共产党做出最后定论方面，具有推动作用，可以为更好的解决问题出谋划策。根据不同的方面提取意见，使得出的定论更加全面，更具合理性。 西方各国，且不谈雅典、罗马等国家的城邦制，先从英国开始，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以单一制、君主立宪制发展，英国的政治体系直接影响了许多国家的政治体系，包括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牙买加等国。国王只是拥有象征性的地位，并无实权，拥有最高政治权利是内阁首相，英国的议会是政治中心舞台，是最高立法机关，政府从中产生，这里只是将英国作为案例来分析。法国采用双元首脑制，总统——总理，由总统任命总理，总理在任命其他官员，德国是联邦体制的国家，联邦总统为国家元首。这些可以看出，西方各国在政治制度上存在不同，但从根本上分析，他们是一样的。 西方国家多为资本主义国家，国家领导人执政以资产阶级为主，可能会伤害到社会底层人的利益。但是，值得肯定的是，执政党为了利益执政，需要有民众的支持，在大部分情况下，给与绝对的民主。中国因为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本着执政为民的方针执政，会将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更直接的民主执政。 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绝大多数人实行民主，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就大局上来说，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切合我国的社会现实的，但是，由于人口庞大，有些时候不可能真正做到绝对的民主。人民群众的想法并不能及时的反应到国家领导人那，而西方的民主思想多元化，理论众多，人民得到了真正的民主，但是，这种民主的权力似乎过于泛滥，政府做的事情有一点不合人民的意，人民就集众去游行示威，实行宪法赋予他们的种种权力来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愤怒，这些都是因为人民拥有过多的民主权力造成的。 国家的政治制度一直在不断的完善和更新，不论中西方，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各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政治制度存在不同，并不影响各国共同前进，共同创建美好未来。
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异同 根据我们的所学知识可以发现，中国和西方的早期管理实践中大国的形成都是管理思想萌芽的开始，例如在秦国和古罗马帝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就给我们留下了有关管理国家、巩固政权、统帅军队、组织战争、治理经济、发展生产等方面极其丰富的经验和理论。 但由于文化背景和历史具体发展的不同，中西管理思想在管理价值观和管理哲学及其由此所决定的管理方法论和手段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 具体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与文化，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也同样是博大精深的，其中也包括许多宝贵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综观中国古代诸家的管理思想及理论不外乎是儒、墨、法、农、道之说的反映和体现。中国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农业密不可分，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畜牧业、手工业等社会分工之后，中国早期的管理活动和行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古代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其中，老子、孔子、商鞅、孟子、孙子、管子的管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主要侧重于顺道、重人、人和、守信、利器、求实、对策、节俭和法治。这些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经过五千年的积累与提炼，至今仍在国家和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在封建的农业社会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它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一是缺乏与近代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有机联系，二是缺乏与市场经济的紧密联系。同时，它自身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形态。 相比较之下，西方管理思想则是与近代大工业生产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历了科学管理运动之后所产生的各种管理理
论，更是直接为现代市场经济服务的，因而形成了它自身的优点。这主要是：善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在试验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严格的控制和严密的管理，注意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整个管理活动的效率，不断根据管理实践的结果来变革管理模式和创新管理理论，重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专长，充分利用法律和契约在管理中的作用等。当然西方的管理思想也是有一定弊端的。 中西管理思想各具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而且优劣共生、利弊相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长处和短处，在中西管理思想中往往具有对应和互补的关系。因此，中西管理思想的交流、移植和融合，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改造和重建，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3213083975.html, 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浅析 作者：周娜黄泽晔 来源：《神州》2012年第35期 摘要：中西方当前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名称形式与实质、理论基础、价值取向、教育途径、目标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别，比较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状况，可以有助于加深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借鉴与吸收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推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中国西方思想政治教育比较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现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相当重要地位，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动态范畴。在此，我们比较分析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下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状况，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教育规律的认识，有助于借鉴与吸收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推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从而寻找一条适应时代变化的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之路。 一、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比较 （一）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名称形式与实质的比较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项重要的实践活动，客观地存在于每一个国家乃至不同时期。西方虽然没有思想政治教育之名，却进行着“无名有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其涉及到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发展到今天，其内容、方式都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发展，通过这些活动并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美国精神”。而与之相反，我们中国则有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名称和特设机构，并且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名义进行了大量的实质性工作。 （二）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比较 西方以美国为例。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之上的，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相适应。其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近代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也就是天赋人权论与社会契约论、分权制衡论与代议制政府论和自由主义思想。 而我国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因此，所有思想政治教育乃至文化教育都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与发展服务的。 （三）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价值取向比较 上文已经提到，西方以美国为例，其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核心，其价值取向是狭隘的个人主义。因此，“个人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整个意识形态最集中的表
《中西方管理思想对比研究》 在人类社会中，管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管理思想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管理思想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管理思想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管理活动的思考所形成的观点﹑想法和见解的总称，也是人们对管理实践中种种社会关系及其矛盾活动自觉的和系统的反映。管理思想是在管理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从思想萌芽﹑思想形成到不断系统与深化的发展过程。 在古代社会的长期历史进程中，人们对管理实践的思考处在不自觉的状态中，对管理的具体问题与具体环节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很多见解，记录下许多成功的管理经验和方法，从而形成了丰富的古代管理思想遗产管理学的产生，使管理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管理思想史是以不同社会阶段管理思想的演进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索其发展规律。管理思想史是研究和揭示人类管理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管理是人类为了实现一定目的而进行的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管理活动的历史，同人类本身的存在一样长远。人从动物中分化出来，以捕捉别的动物作为谋生手段的时候，就出现了一定的组织和管理活动。然而，对于管理活动的自觉、管理经验的总结、管理思想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后才形成了。 一．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包括管理实践，管理思想、管理理论，以及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的辩正关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管理思想演变的相互关系等。管理思想史不但对各个行业的管理者都有意义，同时也是我们吸收国外管理科学成果的有效途径，学习管理思想史更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全面素质。管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人类的管理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的。 管理思想是人们对客观的管理实践活动特点及其规律的系统总结和概括。科学的管理思想可以有效地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管理思想的提出，都离不开对于人类本质的认识。而人类不同时代对于自身的认识，则标志着那一时代管理活动的着重点。 二.中外管理思想对比研究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 中外管理思想比较就是将中国传统和现代的管理思想与国外传统及现代的管理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管理思想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渊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它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演变为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管理理论，从２０世纪初泰勒开始已发展成为科学化的理论体系，对现代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种是渊源于中华文化传统的中国管理思想，它具有鲜明的东方文化色彩。中外管理思想的比较研究应结合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基本特点，以及时代所赋予的使命进行观照。同时，还应对管理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进行总结。此外，中外管理思想对比研究应致力于管理思想的本土化和中国化的工作，进一步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现代化，使中国管理思想逐步走向世界。可以这样说，对于人类本质的认识，是我们划分一定管理时代的依据。而人是复杂多变的，从现实来看，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历史地看，是文化的产物，是由特定的文化环境所造成的。由于地理、气候、资源、环境的差异，造成了迥然不同的各民族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人们的所思所想。
徐大同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 2014-09-13 16:00:01作者：徐大同来源：爱思想点击：592评论：0大中小 分享到： 0 内容摘要：政治思想具有阶级性与社会性、时代性与继承性、民族性与交汇性等特征。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思维形态不同，侧重点不同，发展轨迹不同，我们应当正确认识中国政治思想传统，准确认识西方政治思想成果。 关键词：思维形态；政治思想；民族性 一、什么是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political thought，也称为：政治思潮political trend of thought，或称为：政治学说、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等。无论如何称呼，内容大体相似。一般国外学者通常都称为政治学说、政治哲学，如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莫基切夫的《政治学说史》，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等。我们这里按照我国学者的惯例称作政治思想。 按照一般的说法，人类的社会活动可以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各个领域反映社会的不同侧面，包含各自的内容。关于政治领域的内容，恩格斯的一段话很能说明。他说："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
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4页、第35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只有掌握统治权，才能按照本阶级或集团利益的要求整合社会，协调矛盾，稳定秩序，促进发展，实现本阶级或集团的目的。因此，如何夺取统治权，建立什么样的统治权，如何维持统治权，对现有统治权的态度等就成为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思想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各阶级或集团实现上述目的"出谋献策"。这种"谋"或"策"，可因民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也可因阶级、集团的不同而相异，甚至每个人由于其所处的背景不同也有差异。由于各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也可能表现为不同形式，如理性的、科学的；抽象的、实践的，等等。我们审视古今中外各个时代、各民族和国家的各种政治思想，不论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有何不同，研究方向、具体内容有何差异，也不论各种思想表现的形式、当时的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如何，其性质无不是反映社会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政治理想、政治要求，或设计一套政治方案、或为实现其政治统治出谋献策，总之是为其夺取、维护和发展对社会的政治统治服务的。 因此，政治思想就是适应一定时代需要，反映一定社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政治思想、政治态度和政治要求，为其设计夺取、建立和维护政治统治的方案和为实现其统治出谋献策。
中西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之比较 ---以孔子与苏格拉底为例 摘要：东西方的两位思想家孔子和苏格拉底，对于人事、道德、思想教育等方面问题诸多有相似之处，然而，由于中西方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孔子的守成态度与苏格拉底的批判精神也反映出两位鼻祖各自的思想倾向对比。由此比较中西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它们主要表现为注重整体价值取向与个体价值取向。强调德治与强调法治、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等方面的区别。 关健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孔子；苏格拉底；比较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思想政治教育自古有之，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以伦理道德教化为中心，政治要求寓于伦理道德的教化之中，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把伦理教化和政治教化融为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模式。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大多体现在个人经验和直觉感悟，具有一定的感性色彩；而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大多注重科学研究和逻辑分析，理性色彩浓重，并具有强烈的反思和批判精神。 说起中西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鼻祖，人们不禁会想起中国的孔子和西方的苏格拉底，两位圣贤在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历史地位大致相当，难分伯仲，他们都是用“述而不作”这种方式表达思想——格言式的孔氏“论语”是孔门弟子整理而成的，论辩式的苏氏“论语”则是柏拉图、色诺芬等人记载下来的。不过，两位圣贤之间存在很多差异：孔子怀有强烈的入世之心，为了重返仕途，曾多年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各国；苏格拉底始终安心做一个职业的雕刻技师，喜欢利用业余时间漫步雅典街市，自由闲适地找人谈天。此外，孔子晚年的基本身份是教师，招收的学生比较多，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的说法，相比之下，苏格拉底的朋友比较多，在交往的过程中，平等的争辩随处可见。由于这两位思想家的思想在中西方薪火相传,影响深远,将他们的部分思想作一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性与个性。 一．苏格拉底和孔子的异同 首先，苏格拉底和孔子都很关心人事。自从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利斯提出“什么世界的本原？”问题后，以后的哲学家或智者都在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苦苦探索，并相继提出了水本源说、无定说、气本源说、火本源说、数本源说、种子说、原子论等观点，但始终跳不出“本原是变与不变，一与多”这种即定的思维模式，而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的人，他认为，哲学家如果只关心天上的事而不重视人事问就是不务正业，人首先要认识自己，认识人的心灵，通过这种方法来认识世界，因为人的心灵内部已经包含了世界上一切的自然规律，人天生就拥有知识但常人却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而只有通过接受教育，才能把心中既有的知识显现出来。人的心灵就像是一块被灰尘覆盖的石头，一旦接受教育，就像把蒙蔽在石头上的灰尘拂去，从而显露出应有的光芒。苏
中考复习专题五：中外历史上的民主与法制 一、世界古代史民主法制的进程 《汉谟拉比法典》是现存古代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国） 古代雅典（古希腊）开创了民主政治的先河（伯利克里）； 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法制的进程 （一）理论思想基础 1．文艺复兴。推动了欧洲文化思想领域的繁荣，为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2．启蒙运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由开明的君主执政，强调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批判天主教会的黑暗和腐朽，为即将进行的法国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取代封建贵族提供了有利的支援；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促进了欧洲的社会进步；启蒙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也被介绍到中国、日本，促进了这些国家、地区的思想解放。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法制进程 1．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主义诞生，从此，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1871年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3．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1936年，苏联颁布新宪法宣布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
四．中国的民主法制进程.中国民主法制的进程 （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制进程 1．1898年的维新变法运动，主张用改良的方式改封建制度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2．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它启发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法制推进历程 1．中共二大制定了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以革命的方式实现民主。 2．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七大召开。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3．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庆谈判。目的是为争取和平民主，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经过共产党的努力，签订了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 4.民主建国时期 （1）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 （2）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也是我国有史以来真正反映人民利益的宪法。 5.曲折发展 1966年，毛泽东错误的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使我国的民主法制遭到严重践踏。 6.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民主法制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经过文化大革命，人们认识到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全国人大加紧全面立法工作。1982年颁布了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新时期我国一部比较完善的宪法。此后，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反映了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不断提高，依法办事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国逐步向依法治国的道路迈进。 五、民主法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建设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础；民主法制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障 六、对民主法制建设的认识：任何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都是一个渐进过程，法律制度和民主实现程度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提高的，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资本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我国应该不断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维护人民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练习题： 1、活动主题：感受“民主与法制” 步骤一：回顾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确立 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民主代替专制、以法治代替人治、以法律为标志的国家权利代替以以君主为代表的贵族特权。 （1）1689年，英国颁布了，确立了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走上了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2）在美国，（历史人物）开创了民主政治的先河。 （3）法国大革命彻底摧毁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著名的（历史文献），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后来，颁布的，第一次确认了资产阶级民法的基本原则。步骤二：反思中国民主与法制的探索历程 （4）近代化就是在经济上实现工业化，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化。哪个事件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5）什么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开创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主革命？
中国法律思想史论文:中正慎罚观念的高扬——包拯法律思想述评之壹 绝对君主集权的封建司法制度至有宋壹代已臻于完备，然具讽刺意味的是，千年的封建帝国到这时已是积贫积弱，盛况难再。生于其时的包拯负命于纷乱危艰之世，于司法实践中哀矜庶戮之不辜，拯冤民于缧绁；愤诉恶贵之恣行，申中正于皇天，其迹昭然。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观包拯诸多奏议，我们深感包拯对传统的‘中正慎罚”观念的尊奉和发展，甚而能够说，对“中正慎罚”观念的高扬是包拯法律思想最显明的特征。以下就对此试加评述。 壹 中国法律思想史论文:“中正慎罚”观念的提出始自作于西周穆王时期的《吕刑》。《吕刑》的制定者认为，判断刑罚的祥、虐，完全视其于司法实践中“中正”和否，“中正”则祥，偏颇则虐；“慎刑”、“慎罚”，刑当其罪、罚当其幸是“祥刑”的关键。“中正慎罚”观念的影响及于后来中华法系的形成，为儒家“为国以礼”的封建统治理论提供了历史依据。 通过科举踏入仕途的包拯久受儒家“礼治”思想的熏陶，深知“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请罢天下科率》)①的道理。他从绝对维护封建皇权统治的立场出发，企望通过对“中正慎罚”观念的高扬来调和且 消弭统治者和平民之间的矛盾，以消除导致社会纷乱的不安定因素。为此，包拯根据时代的特点和现实的需求，对传统的“中正慎罚”观念作了较多的阐发，且 于实践中身体力行，使这壹理论得以丰富的发展。 慎行法令、法存划壹的立法观，是包拯高扬“中正慎罚”观念的第壹体现。如众所知，中国封建司法制度的重要特点之壹便是君权至上，君主独揽立法、行政、司法大权这种情况于绝对君主集权已发展到完备形态的宋代更是趋于极端，“敕律且 行”乃至“以敕代律”的现象便是这时代的产儿。于立法上，宋初虽然因袭唐五代的律、令、格、式，却已开始以敕作为随时损益的手段。自宋太祖时窦仪等人编《建隆新编敕》和《宋刑统》且 行天下，其后编敕不断增多，敕逐渐取得律的地位。编敕的盛行固然有助于强化君主集权，防止割据势力的复辟，但“口衔天定”、“言出法随”的主观随意使各级司法官吏援引不及，无所适从，使百姓不明法禁所于，动辄获罪。这种情况于仁宗时期已很严重，作为亲历司法实践的包拯目睹许多案件处置不当常常怀有深憾，痛心不已。他深知执法要合乎“中正”就必须首先从立法着手，只有颁布的法令合乎“中正”，顺乎情理，执法的“中正”才成为可能。为此，他屡次上书，祈请仁宗慎行法令，救补时弊。 首先，包拯认为法令是固国之本，颁行法律务必要慎重。庆历七年，旱魔肆虐，山泽之间而多有乱起。时包氏自京奉转运使移任陕西转运使，沿途所见，令其骇然，他深感亢旱之灾不足惧，足惧者乃“人知法令之不足信”(《上殿札子》)。于他见来，“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不可不慎”(同上)。只有慎行法令，取信于民，则祸乱易平，天下易治，如其所云：“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于陛下力行而已”(同上)。相反，如果立法轻率，法令无常，致使官无法纪，民无规矩，就会造成“狡吏得以为奸，无所畏惧”(《论内降》)，猾民得以作恶，无以震慑。如此，则污吏难绝，盗贼难平，天下难治。为此，他屡次陈情要求殿上“今后朝廷凡处置事宜，申明制度，不可不慎重。或臣僚上言利害，且
中外政治思想史课程论文题目浅谈洛克的分权理论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年级 姓名 指导教师 成绩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3年月日
浅谈洛克的分权理论 摘要：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启蒙运动中得到发展，洛克的思想便是其中之一，他的 思想对启蒙运动中其他人的思想也有着很大影响。洛克的分权思想对后世有着很大借鉴 意义，后来的孟德斯鸠继承和发展了其分权理论，形成资本主义的立法、行政、司法三 权分立的制度。洛克的分权思想是在英国革命中发展起来的，迎合了当时资产阶级的需要，得到了发展；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分权思想并不完全，有着与封建相妥协的一面。 洛克分权思想的不完美，同样当代西方“民主国家”思想分权思想也不完美，我们应该从 中找出优点如权力制衡加以借鉴，缺点加以改进以完善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 关键词：洛克；分权理论；民主；启蒙运动 洛克深入探讨了公民社会各种权利之间的相互制衡，来达到保护人民财 产和自由的目的。洛克把政治上的各种权力归结为三类，并有高低之分，权 利相互制约，以达到平衡的目的。洛克把三种权力分别划分为立法权、执行 权和外交权，认为立法和执行必须彻底分开，一旦集中在一起，容易造成腐败。 1 洛克三种权力的划分，为了有效的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财产。实现法治原则洛克提出了此分权学说，将国家权力分为了以下三种： 1.1 立法权。同现代社会几乎一样，立法权是指制定和发布法律的权力，是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保障这个社会和社会成员的权力和自由。洛克认为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而其他权力则处于从属地位。立法权不仅处于最高地位，而且一旦将它交出去，便是不可侵犯的。立法权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制定法律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力、自由和财产，因此它的制定必须审慎。在《政府论》中，洛克认为根据权力的归属可以将国家划分为三种政体，而这种权力便是立法权。洛
人教版选修四《中外历史人物评说》复习资料 武汉开发区一中张书林 一、说明。 48题是选修四《中外历史人物评说》在高考试题中的位置。中外历史人物，无论是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封建帝王，或是西方和中国历史上睿智的思想家，或是顺应时代发展，引领社会革命的政治家，或是孜孜以求地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科学家，他们都对中国或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概说中外历史人物，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和理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更清晰地理顺历史发展脉络。
二、高考例题。 例一：钱玄同与中国政治思想近代化 （2011年新课标卷文综）48.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一一九O六年秋天，我到日本去留学……我以为保存国粹的目的，不但要光复旧物；光复之功告成以后，当将满清的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不仅复于明，且将复于汉唐；不仅复于汉唐，且将复于三代。总而言之，一切文物制度，凡非汉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汉族的都是好的，非与政权同时恢复不可；而同是汉族的之中，则愈古愈好。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材料二我将此文看了一遍，更恍然于共和与孔经是绝对不能并存的东西，如其要保全中华民国，惟有将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历史、文字，“弃如土苴”。如果要保全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历史、文字，惟有请爱新觉罗?溥仪复辟或请袁世凯……称帝。 ——钱玄同：《姚叔节之孔经谈》（1919年2月12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钱玄同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 （2）钱玄同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变化在清末民初颇具代表性，简要说明这种变化的历史背景。 参考答案：（1）评价：辛亥革命前，为推翻清王朝需要借用传统文化资源，全面肯定传统文化，对辛亥革命起了积极作用，但忽略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后来全面否定传统文
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区别 中西方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的差异： 1、对事物的评价方面，中国偏重社会，以人为本，从人出发，将自然对象人格化、人际化、伦理化、社会化，注重于强调“天人合一”表现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兴盛。西方偏重自然，将人物化，早期西方核心的管理思想是以管物的方式管人，将人际关系自然化，强调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表现为自然科学的发达。 2、对效用的评价方面，中国重整体、群众意识，政治伦理表现为集权至上，个人的忍让、服从和牺牲，自我意识淡薄。西方重个人，强调自我，伦理上表现为自私、竞争、进取心和强烈的自我意识。 3、在对利益的态度方面，中国重视轻功，整体的伦理标准代替了利益欲望，祖宗与宗族的教训礼法，比任何实际利益都重要。西方则把欲望看做是人的自然本质与合理要求，把它看作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从而将功利作为评价历史的标准。 4、在认识论的理解方面，中国重直觉，重内省，重先验理性。西方重实验，重事实，重逻辑理性。 管理是文化的结晶，特定的管理思想是寓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中，并受特定的文化传统支配和影响，从而带有特定文化传统的特征和烙印。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可以看出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区别。 （一）对管理核心的认识上 xx： 重视人的力量，认为人是管理的核心。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民本思想一直占据着主导和核心地位。如管子“民本”的管理理念、儒家的“民本论”等。 西方： 重视技术化的管理，把管理的重点放在物质资料的改进和提高上。如泰罗的规范管理理论和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等。
（二）在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上 由于东西方在管理核心问题上的分歧，必然导致在管理方式、方法、手段及其重点上的差别。 xx： 在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的指导下，起管理方式与手段体现如下特点： ①十分重视“人”的作用并强调要“知人善任”。如管子的“民本”管理思想与“德能兼备”的用人标准；儒家“民本论”和“任而能信”的思想；墨家用人“唯贤”的思想和“个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的选才方法等。②强调“士气”的重要性。如《孙子兵法》中“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复徙合军，务在治兵利气；临境近敌，务在厉气；战日有期，务在断气；今日将战，务在延气”的五种激励士气的方法对于现代组织管理有很大的裨益。③讲究激励的艺术。如法家提出的“法”“势”“术”三者并重、儒家提出的“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的思想。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重视管理手段的艺术化、柔性化。 西方： 西方把管理的核心放在对“物”的管理上，同时把人也视为物化的管理对象，所以在管理方式、方法和手段上重视采用标准化的机械管理方式。如泰罗的规范管理理论提出： 达到最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是用规范的管理方法代替以往的经验管理、规范操作方法、制定科学的工艺规程，用文件的形式固定加以推广。法约尔的等级链、韦伯的职务等级原则都体现了其核心。 （三）在管理目标上 xx： 强调协调各种组织、群体间的关系，强调整体协同，并且这种协同不仅是在人与人之间，还包括人与自然之间，最终建立“大同”世界。如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儒家的“和谐”思想。
中西方管理思想比较 一、在哲学上： 西方管理哲学重视逻辑推理，依靠科学试验，推崇实践方法。在现代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中，从古典管理理论开始，便首先表现为方法意识上的突破。这就是泰勒“科学管理”思想的萌动。当然，这种哲学思想不仅仅表现在管理上，而且也广泛渗透到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 而中国传统管理完全有别于西方管理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方式。中国的管理中经常出现“大概”、“差不多”、“还行”等词，缺乏精细化的标准，导致执行不彻底，形成了粗放型的管理观念。所以，中国的传统管理才不得不强调管理者榜样“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召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根本原因还在于哲学层次的思考方式不同。 所以，如果说西方管理哲学是一种理性化的，操作化的，明确的，定量化的科学式管理，而中国管理哲学则是一种整体性的，模糊性的，不确定和非优化的混沌式管理。 二、在文化上：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虽然学派众多，从根本上看，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提出一套治国安邦的万全之策。从两汉开
始一直以儒家为主干，儒道释交融，博采各家之长，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统一的基本构架和模式。这种构架和模式的基本点是管理的人本观、整体观、中庸观。 中国传统管理力求避免极端的管理方式。形成了力求稳定、少走极端和反对冒险的中庸精神。表现在管理行为上则力求使事物不致处于过分偏离稳态的“过”或“不及”的状态，而能保持中和、适度、协调、平衡。 三、在组织上：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始终保持了一种封建的宗法制度，宗法血缘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并积淀成为一种极为强固的文化结构、心理力量和组织形式。 西方的管理法律条文重于道德教化，实际利益重于心理情感，职责分解重于整体效应。这种管理思想在20世纪则发展成为以企业为中心，以明确的计划、组织、控制为内容，以经济效益为标准的西方各种管理理论和学派。 在封建农业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缺乏与近代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以及市场经济的有机联系；过分强调人在管理的中心位置，却不重视个人的价值和独立的人格，一味强调个人服从集体；强调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自觉约束，却忽略了法制、契
试论中西政治制度的异同 政治制度是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出现而产生的，是人类出于维护共同体的安全和利益，维持一定的公共秩序和分配方式的目的，对各种政治关系所做的一系列规定，是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如奴隶制、封建制、社会主义制、资本主义制等。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国的各种政治体制在迥然不同的思想文化环境中不断发展，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历史作用，本文从比较的角度，主要分析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异同。 一、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 中国政治制度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大陆实行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政府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法律、体制、规则和惯例。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浴血奋战，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进而基本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上奠定的，主要包括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作为我国政党制度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以及实现和维护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60多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国家和社会主人的身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探索，已经使中国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以来的贫穷落后面貌，成为举世公认正在迅速崛起、日益繁荣富强的国家。这一基本事实证明，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符合我国不断发展和进步的需要，符合我国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团结奋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经受住了国内外各种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但是，任何一种新生的社会事物都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成熟和完善的。由于我国生产力、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历史起点落后，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以及其他主客观原因，我们在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也发生过一些失误和挫折。这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建成完全合格的社会主义，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不断创造和积累条件，不断对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具体制度、体制和机制进行兴利除弊的改革，不断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世界近现代史与中国史重要史实对比 西方： 十四，十五世纪，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意大利尼德兰。 十五世纪晚期~十六世纪，新航路的开辟。 十四~十七世纪，文艺复兴。 1640~168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1689，《权利法案》的颁布。 十七世纪中叶~十八世纪前期，法.俄.普.奥的革（未改变社会性质的改革，但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使知识融会贯通，需了解）十七，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1775.4~1781.10，美国独立战争 1776.7.4，《独立宣言》的颁布，美宣布独立1783，美国得到英国承认。 1787，美国宪法的制定（资本主义第一部成文宪法）。 1789，美国成立第一届联邦政府。 1789.7.14~1794.7.27，法国大革命。 1791，《人权宣言》颁布（注意与之前英，美《权利法案》和《独立宣言》做比较）。1795，热月党人成立都政府。 1799.11~1804.12，拿破仑建立执政府。1804.12~1814.3，拿破仑帝国（法兰西第一帝国） 1804，法国殖民地海地独立（拉美第一个独立1804，《民法典》的颁布。 1765~1840，英国工业革命。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三大工人运动。1848.2，《共产党宣言》发表，马克思主义诞生1861，俄国废除农奴制（资产阶级性质改革）1861~1865，美国内战（资产阶级性质改革）。1862，《宅地法》，《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颁布1862~1871，德国统一（资产阶级革命）。1852~1872，意大利统一（资产阶级革命）。1864，第一国际成立。 1871，巴黎公社中国： 1368，明朝建立。 1421，靖难之役。 1405~1433，郑和七下西洋（比新航路早半个多 世纪，但性质不同，注意比较）。 1553~1565，戚继光抗倭（新航路开辟影响之一）1553，葡萄牙人登陆澳门。 十六世纪，资本主义萌芽产生。 1636，清朝建立，并实行闭关政策（新航路影响之1661~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 十七世纪，早期启蒙思想潜滋暗长。 十六世纪后期~十八世纪初，西学东渐（新航路开影响之一）。 1839，林则徐虎门硝烟。 中国近代史开端： 1840~1842.8，鸦片战争，后签定《南京条约》。鸦片战争后，新思想的萌发。 1844，《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的签定。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无产阶级产生。 1856~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定《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 1851~1864，太平天国运动（其中重要文献有《资新篇》.《天朝田亩制度》）。
中外管理思想的差异和启示 每一种管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根植于本国、本地区地域文化上产生的管理方式、方法。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从这种角度上来看，中西方管理思想也存在很大差异。今天我们来对比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从中找出其中的差异所在，以厘清我们的观点。 通过比较中西方管理思想，我们可以注意到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差异, 其关键原因是因为中西方民族所处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皆有不同。尽管受到文化大背景的影响和制约, 但是无论哪种管理理论和方法, 只要能够充分地吸取文化中的精华, 有效地剔除糟粕, 开拓创新, 就能够取得丰硕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比较中西方管理思想对我们有许多启示意义。 下面我们开始比较中外管理思想的差异。 中外管理思想比较就是将中国传统和现代的管理思想与国外传统及现代的管理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对东方管理思想，华商管理思想的比较研究，从中找到可资我们今天借鉴的积极有益的思想资源。通过相同点、差异点以及同异比较，从中把握人类管理思想的精髓。 一、中西方管理思想侧重点不同。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侧重于对国家、政府、社会和人的管理，并且大多数的管理思想是由并没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思想家们提出的，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到晚清的思想家戴震、龚自珍、魏源等。相对而言，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在企业经营管理思想方面比较匮乏。而西方的管理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化和希伯莱文化。希腊文化中管理者强劲霸道，凭个人的胆识能力对各种管理进行随意的干预。总是在激烈的抗争较量中实施各项管理行为的特点，由古希腊神话中可见一斑。这些特点与希伯莱文化讲究理性、重视规范的特点，在西方管理哲学和思想中都得到反映。西方在培养管理者特别注重培养其才干能力，要求他在智力体力各方面超过常人，选拔管理者同样注意才干，往往越级提拔那些卓越者而不计较其道德品性，并由此形成的相应各种管理制度、组织形式、管理方法，无不适应于这种管理文化。就总体而言，西方管理思想一般比较重视工商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管理在整个西方管理思想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可以说, 企业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是由西方的企业家们创造的。尤其是近100 年来, 西方的很多重要的管理思想都是围绕企业管理来展开的。许多管理思想, 如“科学管理”、行为管理等, 都是先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加以设计和实践, 然后再推广、运用于社会其他部门。 二、管理理论产生的方式不同。中国的管理思想基本上是一种经验性的产物, 它的创立者是一些本身没有管理实践经验的哲学家、思想家, 而且管理思想只是作为一种副产品, 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附带提出。因此这种理论缺乏系统性, 没有形成具有规律性的理。管理作为一种解决现实世界中各种矛盾、问题的方式、方法, 深刻地反映着社会所赖以生存的文化渊源。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集中在伦理规范和国家管理两个方面。从管理者本人自我修养的角度出发, 首先通过观察和认识事物, 来获取广泛的知识, 同时注重精神的锻炼和提高自身素质, 使得管理者本人无论在道德修养、行为规范等方面都达到较高的境界, 实现自我管理的目标, 然后由家扩大到国,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在儒家看来, 国是家的扩大, 家和国在管理上只是空间范围和人口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 在管理方法上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家庭家族的管理方法同样可以用来管理国家。这样, 就导致中国以管理家庭家族为出发点而产生的传统的管理思想, 与以管理工厂、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