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判力理论作为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中最重要的基本理论之一，在民事案件日益纷繁复杂之当今中国作用日益突出。本文笔者拟就民事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和概括。
一、既判力的概念及历史沿革
民事诉讼当事人因私权发生纠纷而起诉到法院，进而展开了一系列诉讼行为，消耗金钱和大量精力，为的就是得到法院的一纸判决。法院的判决之所以对当事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除了就判决本身而言，它所具有的在其生效后对抗当事人和其他任何人对判决的随意变更以及法院后来裁判的效力外，还有判决所具有的对特定范围主体的既判力。前一种效力指的是一个判决生效以后，当事人与其他任何人、组织、法院都不得随意更改判决所确定的内容，这是一种对世的绝对的效力。而既判力指的是判决所描述的内容对一定范围内的主体所享有的拘束的效力，在这种拘束力的影响下，特定主体需按照判决内容为作为或不作为，同时判决所确定的法律关系对特定范围内的主体产生遮断效力，在这种拘束力没被依法定程序撤销之前，特定范围主体亦不得申请公权力或运用公权力对该法律关系进行变更。
作为大陆法系基础理论之一的既判力理论，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罗马法。“原告提起的案件，一旦以某个诉为根据开始法庭程序或为争点事实，将因争点事实被消耗而不允许当事人再度提起诉讼”[1] 。罗马法这种一事不再理理论应该可以看做是既判力理论的雏形。经过后来很长时间的发展和丰富，逐步演变为今日的大陆法系较为成熟的既判力理论。
我国传统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并无所谓的既判力理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实践中我国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不具备“既判力”这个法学概念所蕴含的实际效力。事实上，“尽管没有采用既判力这一术语，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存在不少实质上的既判力规范，构成了我国的既判力制度。”[2] 只不过和大陆法系较为完整严密的既判力制度比起来，我国显得比较零散和粗糙。
二、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一)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相对性。
既判力既然是一种拘束力，必须作用于一定的对象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即既判力作用在主体上的对象。同时前面也提到判决本身所具备的对世的普遍力，不过这种对世的普遍力只是判决必须依法作出这一特征在现实上的反应，它的作用主体是全社会所有人和组织，在法治社会还应包括国家和政府。而判决的既判力则是指判决的内容会对特定范围的主体形成的拘束力，因为判决内容的特定性，既判力的主观范围也应该是特定的。
一般情况下，由于判决的内容仅仅针对当事人双方发生的纠纷，所以并不能对当事人以外的其他没有参与到诉讼中的人产生既判力。学术界把这种现象称作
既判力的相对性原则。试想甲与乙因借贷纠纷而起诉到法院并得到了法院的判决，如果这个判决对与甲乙之间的借贷纠纷毫无关系的丙也有既判力，那是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的。因此，相对性原则作为既判力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首先，相对性原则的确立对程序保障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程序保障是指每一个参与诉讼程序的当事人应充分享有法律赋予他的程序性权利，使其有机会在诉讼过程中为自己的利益尽到最大的、最充分的努力，他们的辩解也应当充分的被听取。[3]按照程序保障的要求，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通过正当程序来使司法裁决的结果更加另人信服，因此，任何一个受到判决既判力约束的人都应该在诉讼过程中充分行使其每一项诉讼权利后，既判力对其的约束才是正当与合理的。
其次，相对性原则是司法权力不滥用的表现之一。法院对一个诉讼标的所做出的判决，如果豪无根据的随意扩张至第三人，就会造成司法权力的滥用，从而引起社会关系的混乱，民众对法律的权威性也会因此而产生动摇。
(二)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
1.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综述。
既判力主观范围有相对性，也有相对性的例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现代社会纠纷日益纷繁复杂，对某些案件而言如果严格的遵循相对性原则，对纠纷的解决必然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司法的权威与效能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出现了相对性原则的一些例外情况。随着后来这种例外情况越来越多，学术界关于既判力扩张的理论也越来越丰富。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既判力的相对性原则是既判力的基础性原则，既判力的扩张制度的建立并不与相对性原则相抵触，而是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相对性原则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既判力扩张制度的建立能使既判力主观范围制度更加完善，对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具体纠纷也更有力。
2.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主要情形。
(1)向请求标的物的持有人的扩张。大陆法系既判力理论认为，保管人、管理人等这些专为当事人或其继受人利益占有标的物的人，虽然相对于案件的当事人而言是第三人，但这种第三人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会产生影响，故而对案件的审理也不会产生影响。他们的作用对当事人来说与存放诉讼标的物的“仓库”没有什么区别。既判力向这些第三者扩张，不但不会损害其固有的实体利益，也不至于损害其程序保障权益;反之，如果禁止既判力向他们扩及，则可能发生败诉当事人或其继受人故意将标的物寄放在第三者处，从而妨碍判决执行，极容易导致胜诉当事人的权利得不到实现。[4]
(2)向当事人继受人的扩张。在学术界，当事人的继受又分为一般继受和特定继受。一般继受指作为当事人的法人或公民丧失主体资格，继受人概括的承继
当事人的一切权利义务。而特定继受指的是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或自己的法律行为，使权利和义务主体变更为继受人。既判力向一般继受人扩张的情形在我国法律中并没有明文规定，但司法实践中这种扩张却是普遍存在的。因为一般继受人概括地继受了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既判力的执行力扩张到其上面不符合执行判决的“严格性”,但实质上却满足了判决的有效性，符合诉讼程序的实用性。
(3)向诉讼担当的被担当人扩张。我国诉讼担当一般分为法定诉讼担当和任意诉讼担当两种。前者指第三人依照法律规定处分管理他人之权利义务并以自己名义进行诉讼，后者则指本非权利主体的第三人，以当事人地位，就该权利之纷争求为解决，而就该诉讼标的之法律关系有当事人适格。与法定诉讼担当相比，任意的诉讼担当无法律明文规定，而是以原来权利主体与诉讼担当者之间特定的关系为媒介而产生的诉讼担当形式。这种特定关系通常为原来之权利主体将管理权授与担当人。这种授予有可能是实体管理权，包括诉讼实施权的全面授予，也可能是仅仅授予诉讼实施权。破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代位权人等法定诉讼担当人所受的判决的既判力如果不及于被担当人，一旦被担当人再次就该诉讼标的提起诉讼，法院受理此案，明显与“一事不再理”这一基本司法精神相违背。同理，任意的诉讼担当中第三人因当事人的授权而获得诉讼实施权，如果判决的既判力不及于授权的当事人，无疑会浪费大量司法资源进而导致法院效率低下。不过学术界对于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既判力是否应扩张到没有登记的权利人有不同观点。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第4款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诉讼的全体权利人发生效力。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的，适用该判决、裁定。”从这条规定来看，虽然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可以另外提起诉讼，但亦规定了此诉适用前诉判决，因此实质上还是属于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
三、结语
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立法中如何处理好主观扩张的范围对司法实践的效果具有重要影响。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既判力理论在我国并不成熟，亟待完善和加强，但笔者相信在学者们的努力下，一定会收获既判力理论丰硕的果实。
《民诉法解释》第248?条的法理定位及问题?
自古罗马法时代就存在的一事不再理，在观念上近乎是一个经验性的自然正义层面的原则，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抑或是行政诉讼，甚至是其他法律程序中，一事不再理成为一项不言自明的理念。作为在民事诉讼中的一个例证，在《民诉法解释》之前，司法裁判文书中也经常出现一事不再理、重复诉讼等表述。就这个意义而言，《民诉法解释》对这种司法实务中的经验性原则予以了明文化的确认。而且，从相关条文的表述来看，规则制定者将一事不再理与禁止重复诉讼在概念上予以混同，且有关重复诉讼的条文被视为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制度层面的具体化。就《民诉法解释》第247?条与第248?条的逻辑关系而言，依据《理解与适用》的说明，前者为一事不再理原则及适用标准的一般规定，后者为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例外情形。从制度适用的视角来看，第247?条设定的是是否构成一事不再理(?重复诉讼)?的一般要件，即在逻辑上同时满足当事人相同、诉讼请求相同与诉讼标的相同三个方面，才构成所谓的一事，否则均无妨当事人再度起诉。?
?而第248?条则设定了例外情形，即便后诉同时满足第247?条规定的三个要件，但若当事人基于前诉基准时后的新事实提起的相同争议，仍不妨碍当事人起诉，法院也可以受理。如果法院忽略这个问题错误受理了，一旦在审理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可以以驳回诉的方式终结诉讼。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司法实务界对于重复诉讼的一般理解，属于一事不再理理念在司法实践中形成的朴素性观念。同样是基于对一事不再理的朴素性理解，以及制度缺失导致的理论认识模糊，在我国，以禁止当事人对同一事项进行反复争议为主旨的既判力理论与相关制度，也被简单地与一事不再理原则形成对接，并在概念上形成重复诉讼与触犯前诉既判力的混同。在大陆法系国家，重复起诉具有特定之含义，是指在原告针对被告提起的诉讼尚处于诉讼系属中，相同原告又针对相同被告向其他的法院提起的相同诉求，而不涉及前诉已经确定并产生既判力后再提起后诉的问题。从第247?条的规定来看，我国语境下的重复诉讼(?一事不再理)?，既涉及诉讼系属中(?在诉讼过程中再次起诉)?的重复诉讼(?二重起诉)?问题，也涉及部分既判力作用范围(?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
此处的一事不再理不仅作为是否违反前诉既判力的标准(?即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而且也构成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中的禁止重复起诉或二重起诉的制度依据。显然一事不再理在我国语境下产生了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一般理解的独特含义。最高人民法院对于第247?条与第248?条规定的理解，无疑将重复诉讼与既判力作用范围(?其中第247?条涉及既判力主观范围与既判力客观范围，第248?条涉及既判力时间范围)?予以了简单的混同。依据既判力作用范围的一般法理，这种理解无疑是错误的。在主要大陆法系国家，一事不再理只是民事诉讼中的一个基本理念，而无直接制度化的端绪。例如，在日本学界，在论及既判力本质论这一问题时，一事不再理理念曾被作为新诉讼法说的理论基础(?代表学者为三月章教授)?。而且，依据既判力理论的通说，一事不再理理念并不能直接归结为既判力的理论基础。相反，作为既判力的作用形态而言，包含着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具有既判力之判断应当成为后诉审判之基础，因而后诉必须以该判断为前提对当事人的主张(?包括主张与证据申请)?展开审理;?后者是指不允许当事人提出旨在对已经产生既判力之判断进行再争议(?与既判力相矛盾)?的主张与证据申请，法院也不能受理该主张及证据申请(?不进入有关其妥当与否之审理)?。而且，作为既判力的作用场景，并不仅仅限于前诉既判力对于后诉的排斥(?消极作用的场景之一)?，还包括前诉具有既判力的判断(?判决主文)?在后诉中作为后诉的其中一个事项时，作为主张或证据申请被排斥(?消极作用的另一个场景)?，作为前提事项成为法官作出后诉判断的一个依据(?积极作用的典型场景)?。
反观《民诉法解释》第247?条与第248?条规定，为了使二重起诉与既判力在一事不再理原则上实现概念的混同，既判力的作用范围明显被限缩，具体表现在:?其一，仅仅强调既判力消极作用，而忽略积极作用方面;?其二，前诉既判力
对后诉产生作用只限于前后诉相同或相矛盾的领域，也即仅仅关注前后诉诉讼标的层面，而忽略前诉作为后诉诉讼标的层面外的一个前提事项之情形。综上，从《民诉法解释》有关一事不再理的制度设计来看，我国的重复诉讼(?一事不再理)?涵盖了大陆法系国家二重起诉?(?或重复诉讼)?制度与既判力的部分制度。而其中针对既判力部分，基于《适用与理解》的解释，一方面将第248?条规定作为标准时制度的基础规定，另一方面将其作为第247?条的例外规定，即将适用范围限定在前后诉相同的情形，而且，只是强调既判力作用的消极方面，而忽略前诉具有判决既判力之事项作为后诉前提事项等场景，显然将标准时制度作了限缩性解释。另一方面，由于是全新创设的制度，规定中只是泛泛地规定新事实，实务中也存在着不少模糊之处，甚至将第248?条的适用与部分请求等问题混淆起来，由此增加了制度解释混乱，无谓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也给当事人滥用权利留下空间。?
一、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既判力的范围?
既判力观点源于罗马法时期，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德国、日本、法国等国的民事诉讼都采用了这一概念。在大陆法系中，既判力又称为实质意义上的确定力，是指确定的终局判决所裁判的诉讼标的对当事人和法院都具有强制性的作用力。在英美法系国家，既判力(res?judicata)是指”已判决的事项或案件，其效力规则是由完全事物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终局判决对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具有决定作用，同时该判决绝对地阻止他们就同一请求和诉因再行起诉”。?
既判力的范围包括客观范围和主观范围。客观范围是指终局判决或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及于哪些事项，对哪些事项产生效力;而主观范围是指判决及于什么人，对哪些人产生效力。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有严格的界限，仅限于判决正文中对诉讼标的的判断，而不包括诉讼理由。而原则上，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只及于判决上写明的对立的双方当事人，但是在有例外的存在。?(二)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情形?
由于民事判决是为解决围绕当事人之间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形成的纠纷而作出的，故受终局判决的既判力约束的也应仅限于当事人和法院。然而，当案外第三人在特定条件下与本案的诉讼标的有了利害关系，显然需要既判力来加以调整的，而此时法律也规定在适当的情形下可以扩大既判力的适用范围。因此，既判力既可及于终局判决所确定的当事人，又可及于其继受人、诉讼请求标的物持有人、一般第三人。这其实就是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在我国现有的诉讼类型中，存在以下三种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情形：?1、当事人的承继人?
当事人的承继人，指承继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自然人或法人。这可因自然人继承或法人的合并、分立、撤销等发生，也可因为当事人买卖、赠与等法律行为或国家的强制力的行使而发生。此类情况，基于责任财产所有权转移的事实，承继人应受既判力的约束，并不得以其与另一方当事人之间的其他权利义务关系予以抗辩。?2、标的物被他人占有支配?
在给付之诉中，?请求给付的标的物可能被当事人或其承继人以外的人占有支配，?比如财产保管人、资产管理人。在这种情况下，既判力应该及于这些人，因为他们是专为当事人或其承继人占有该物的，既判力扩张于其，既不会损害其固有的实体利益，又不会侵害其程序保障权。?
3、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对于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如果相关权利人未登记为当事人，今后若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先前的判决和裁定对其有效。也就是说，人民法院不必再对案件进行全面审理，先前判决和裁定的既判力扩张于其。这种既判力的扩张，考虑到了多数当事人难于在时间和空间上完全同步的现实情况。?
二、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
?(一)执行力的范围?
既判力理论的研究源远流长早在年的《奥地利普通法院法》就使用了”?既判力”?这一概念，19世纪中叶的”?潘得克顿”法学家又提出了有关既判力本质的实体法说，?后来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学说与之交相辉映。相比之下，?有关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理论研究却是近几年的事，但不可否认其发展的潜力。所谓执行力，?就是通过强制执行来实现确定判决所确定的内容的效力。而执行依据的作用力所涉及的范围，就是执行力的范围，它包括时间效力、地域效力、对人的效力和对物的效力。
?(二)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情形?
执行依据对人效力，也称为执行力的主观范围，是指执行依据效力所及之人的范围。?这里所指的”人”是法律上广义的人，不仅指自然人，还包括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等法律拟制人。执行力的主观范围，原则上是以执行依据所载明的当事人为准。但是，执行依据确定后，当事人丧失了权利能力或者发生了其他事故而有变动时，执行力也是可以及于承受该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人。这也就是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它的具体情形包括：
?1、当事人的继受人?
所谓继受人，是指继受当事人地位的人，也是判决生效后继受为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的关系人。当事人的继受人又分为一般继受人和特定继受人。?
一般继受人即裁判或者执行证书确定后，因当事人死亡或法人资格消灭而继受其权利义务的人，如债权人或债务人的继承人，公司合并或分立后承受起权利义务的人等。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的，以其遗产偿还债务，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由其权利义务承
受人履行义务。”可以看出，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执行力及于一般继受人是毋庸质疑的。?
难题和争议的问题是出在特定继受人上面。特定继受人是指裁判或者执行证书确定后，继受为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的人。这种特定继受的原因，可以是基于法院的执行行为，如拍卖、转付命令等强制处分，也可以是依法律上当然的效力，如代位清偿，或者是取得一般的管理处分权，如破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等。然而，争议的焦点在于：负有实体义务的当事人即受实体法保护的特定继受人(如善意第三人)，执行力是否一概向其扩张
我国台湾学者骆永家认为，自负有实体义务的当事人成为受让单纯债务的特定继受人，因债务根本上附着于债务人的行为，执行力应当扩张及于债务的特定继受人，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也是大陆法系的通说观点。但是，若第三人从负有实体义务的当事人那里受让了争议的标的物，该特定继受人(即新占有人)?是否又为执行力所及?这里有旧说和新说之分，但无论是旧说抑或新说，关于从负有实体义务的当事人处受让争议标的物时，该新占有人是否为执行力所及的问题，其实质观点是一致的：在诉讼标的是单纯物权请求权或者是物权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执行力应当向新占有人扩张;在诉讼标的为单纯债权情形下，执行力不应当向新占有人扩张。两种观点的差异仅在于得出结论的理论方法不同以及新说的解释更加圆满而已。?
2、为当事人或其继受人占有执行标的物的人?
各国法律一般都规定，裁判或执行证书确定后，为当事人或当事人的继受人占有执行标的物的人，应当受执行依据的约束。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401条规定：”确定判决，除当事人外，对于诉讼系属后为当事人之继受人者，及为当事人或其继受人占有请求之标的物者，亦有效力。”这就将判决的效力从判决当事人及其继受人处，扩张到为其占有执行标的物的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有关单位持有该项财物或者票证的，应当根据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转交，并由被交付人签收”;第三款规定：”有关公民持有该项财物或者票证的，人民法院通知其交出，拒不交出的，强制执行。”从法条本义看，这里的”有关单位”和”有关公民”就是为当事人及其继受人的利益而占有标的物的第三人。可见，我国法律同样确认：为当事人及其继受人的利益而占有标的物的第三人为生效判决的执行力所及。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防止当事人或其继受人在诉讼系属后，让他人占有争议的财产，给执行造成妨碍。因此，在裁判或执行证书确定前占有执行标的物，或者在裁判或执行证书确定后为自己的利益而占有执行标的物的，占有人不受执行力的约束，此时，债权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权益必须重新取得执行依据请求执行。?3、为他人利益而进行诉讼的这个人?
为了他人的权益而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所受确定判决的执行力，除了对当事人有效外，还及于该权益的真正主体及其继受人、执行标的物占有人。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一般对此都有明确规定。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1条第2
款规定：”对于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担当原告或被告人的确定判决，对于该他人也
有效力。”《日本民事执行法》第23条第1款规定，根据执行证书以外的债务名义进行强制执行，债务名义所表示的当事人为他人作当事人时，其本人为执行当事人，为之或对之执行。《德国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遗嘱执行的既判力，其第327条规定，在遗嘱执行人与第三人之间，关于对遗嘱执行人管理的权利所为的判决、关于对遗产提出的请求的判决而遗嘱执行人有权进行诉讼时，不论对继承人有利或不利，均对继承人发生效力。?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将当事人为他人利益而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的情形，又称为诉讼担当。诉讼担当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同样存在。关于法定诉讼担当，《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给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权……”该规定确立了代位诉讼制度，这里的代位起诉人即为诉讼担当人。我国继承法规定了遗嘱执行人制度，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清算组(相对于国外破产管理人)?制度，尽管没有明确遗嘱执行人、清算组可以作为诉讼担当人，诉讼法学理论界几乎一致认为遗嘱执行人、清算组可以在必要时担当诉讼。关于任意的诉讼担当，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代表人诉讼接近于国外的选定当事人制度，代表人就是诉讼担当人。
?三、既判力与执行力在主观范围的关系：承接关系?
既判力为终局判决划定了效力约束的范围，包括对人的范围和对事的范围。判决生效后，?当事人不能再起诉，法院也不能再审判，因此这一范围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变的。既然相关主体不变，相关事项不变，因此当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时，国家强制力必然要按照既判力已经指定的主体和事项的范围来强制执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既判力的范围发生了变动，执行力的范围也必然要发生变动。否则，如果执行力的范围不随既判力范围的变动而变动，悖论就产生了，即具有既判力的事项得不到执行，而得到执行的事项却无既判力。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全国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执行依据主观范围的扩张与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在理论上是一脉相承的，可以用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理论来解释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问题。”?(二)不一致性?
虽然，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与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在理论上是一脉相承的，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用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理论来解释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问题。但是，执行力的主观范围与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并不是完全一致，如在以公证债权文书作为执行名义时，其仅仅具有执行力而没有既判力，当然也谈不上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问题。?
1、既判力扩张与执行力扩张的制度旨趣不同?
既判力系于前诉与后诉的关系上，在后诉维持前诉确定判决的公权判断，以确保法的安定性。执行力扩张则系于前诉与强制执行关系上，强制实现判决所命给付之内容，具有省略直接对被扩张人的权利义务提起新诉的作用。?
2、?既判力扩张与执行力扩张的内容不同?
比如，某甲以某乙为对方当事人主张债权，在甲胜诉的情况下，此时，如果认可判决的既判力扩张于乙的继受人丙的话，该判决意味着，无论对乙还是对丙，一旦判断甲在甲、乙间的诉讼的口头辩论终结并对乙拥有的债权确定时，不能就此判断再行争执。而当执行力扩张至丙时，判决意味着，甲可以依据此判决，申请直接对丙强制执行。所以，在既判力扩张的情形，判决效力的客观范围并没有扩张，而执行力扩张的情形，可以说其客观范围也被扩张了。
论民事判决的既判力 李龙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关键词:民事判决/既判力/确定判决/客观范围/主观范围 内容提要:民事判决的既判力是指确定判决对当事人和法院的实质上的拘束力。既判力具有实体法和诉讼法双重性质，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是以在确定判决中经裁判的诉讼标的为限，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就是诉讼标的所涉及的主体的范围。 民事判决作出以后，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不得任意撤销或者变更，当事人不得 再就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或者在其他诉讼中提出与确定判决 [1]相反的主张；就法 院方面而言，一个确定判决作出以后，后来的任何裁判都不得与该确定判决内容相抵触。 这种对于确定判决所赋予的拘束力，就称为既判力或者判决的实质上的确定力 [2]。 我国台湾学者和日本学者均采用了“既判力”的概念，德文用语为Die materielle Rechtsktaft。对于既判力的含义的论述，日本有学者认为：“诉讼是根据国家审判权作出的公权性的法律判断，是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为目的的，而终局判决正是这种判断。因此，一旦终局判决使之在诉讼程序中失去以不服声明方法被撤销的可能性而被确定。就称为最终解决纠纷的判断。它不但拘束双方当事人服从该判断的内容，使之不得重复提出同一争执，同时作为国家机关的法院当然也必须尊重国家自己所作出的判决，即使是把同一事项再次作为问题在诉讼中提出时，也应以该判断为基础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确定判决表示的判断不论对当事人还是对法院都有强制性通用力，不得进行违反它的主张或者判断的效果就是既判力。” [3] 在我国大陆民事诉讼法学界，尚无既判力的概念，对既判力理论与诉讼标的理论 [4]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典中也有不系统的关于“一事不再理”和“既判力”的内容，在民事诉讼法学界，对既判力和“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也是认同的，在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也基于维护法的安定性和法律和平性的考虑，承认确定判决的效力和排斥当事人的重诉。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5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申诉处理……”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规定的“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当事人在诉讼中无须证明，法院也不予怀疑，而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理论，并不是抛弃了诉讼标的理论和既判力理论的独特的大陆法系理论体系；我国的民事诉讼
论身份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扩张 判决效力（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即有关判决的效力 对谁发 生作用的问题。”一般而言 , 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应限定在诉讼双方当事人 , 原则上不应将既判力的范围扩张至没有参加诉 讼的案 外人。既判力的对象是基于原告的主张所确定的诉讼标的 , 在受 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支配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获得充分的诉讼权利进行诉讼活动 , 应对其提供的诉讼材料所形成的判决结果负责。换言之 , 既判力原则上只能在对立的双方当事人 之间产 生,对没有得到程序保障的案外第三人不产生效力, 这就是既判力的相对性。可是如果将判决的相对性原理适用于有关人的身份判决,判决结果就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 未参加诉讼 的第三人对判决可以进行异议之诉。但是 , 对具有绝对效力 的身份关系之诉进行异议之诉实无太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 身份关系诉讼因对方的不同而全然不同 ; 第三, 第三人就身份 关系可以提起既判力相对性的妨诉抗辩。这就使身份关系处 于一种未知或待定的状态, 显然不利于公益和社会的稳定 ,因此将身份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向第三人扩张就尤为必要。 1身份判决向第三人扩张的依据 身份判决为何会发生判决效力扩张呢 ?根据何在 ?这是我们探讨此问题的“瓶颈”。要解答这一问题 , 只能从身份诉 讼中所施行的特别诉讼法则和价值目标中去寻找答案。首先 , 身份关系
诉讼是以身份法律关系为诉讼标的 , 与以财产关系为诉讼标的的 般民事诉讼在适用诉讼法理和审判模式上均存有较大不同。 于诉讼当事人对身份关系不能进行自由处分 , 因此辩论主义和处 分主义受到严格限制。其次, 为了追求实体真实 ,广泛地适用职权 探知主义。在身份关系诉讼中,法官不完全受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所约束 , 可以斟酌当事人未提出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再次仅仅靠职权探知主义 , 还不能够完全实现实体真实的价值目标因而一些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的部分国家规定 , 准许检察官参与身份关系诉讼。检察官参与 , 既可以以当事人的身份参与诉讼也可以以诉讼参与人的身份列席诉讼裁判 , 并陈述意见以及提出相关事实主张和证据方法。最后 , 正因为是以人身关系为诉讼标的, 为了保持身份关系的高度稳定 ,需要将判决效力扩张于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 , 以维持社会关系的正常运行。基于上述特别诉讼法则的适用和检察官参与等措施的施行 , 为身份关系诉讼判决效力的扩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同时也是既判力扩张根据之所在。尽管在我国的身份关系诉讼中 , 没有检察官参与的规定 ,但是对于事关人身关系的案 件 ,职权主义探知的色彩较浓 , 而且规定了法定调解的程序等一系列诉讼法则 , 也是为了避免未参加诉讼程序的第三人利益遭受侵害。 2身份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具体规定 如上述, 虽然民事判决既判力具有很强的相对性 , 而在特定 条件下 , 由于案外人与本案诉讼标的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若这 种关系不加以确定 , 对权利的稳定无疑是有害的。所以法律应规定在适当的情况下扩大既判力的约束范围。在特定情况下
民事判决作出以后，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不得任意撤销或者变更，当事人不得再就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或者在其他诉讼中提出与确定判决[1]相反的主张；就法院方面而言，一个确定判决作出以后，后来的任何裁判都不得与该确定判决内容相抵触。这种对于确定判决所赋予的拘束力，就称为既判力或者判决的实质上的确定力[2]。我国台湾学者和日本学者均采用了“既判力”的概念，德文用语为Die materielle Rechtsktaft。对于既判力的含义的论述，日本有学者认为：“诉讼是根据国家审判权作出的公权性的法律判断，是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为目的的，而终局判决正是这种判断。因此，一旦终局判决使之在诉讼程序中失去以不服声明方法被撤销的可能性而被确定。就称为最终解决纠纷的判断。它不但拘束双方当事人服从该判断的内容，使之不得重复提出同一争执，同时作为国家机关的法院当然也必须尊重国家自己所作出的判决，即使是把同一事项再次作为问题在诉讼中提出时，也应以该判断为基础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确定判决表示的判断不论对当事人还是对法院都有强制性通用力，不得进行违反它的主张或者判断的效果就是既判力。”[3] 在我国大陆民事诉讼法学界，尚无既判力的概念，对既判力理论与诉讼标的理论[4]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典中也有不系统的关于“一事不再理”和“既判力”的内容，在民事诉讼法学界，对既判力和“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也是认同的，在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也基于维护法的安定性和法律和平性的考虑，承认确定判决的效力和排斥当事人的重诉。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5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申诉处理……”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规定的“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当事人在诉讼中无须证明，法院也不予怀疑，而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理论，并不是抛弃了诉讼标的理论和既判力理论的独特的大陆法系理论体系；我国的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也并不是可以离开诉讼标的理论和既判力理论就能够良好运作的。 一、既判力的本质 民事诉讼法承认既判力的理由，是为了避免同一诉讼标的发生相互抵触的判决，使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因此，既判力要求，法院的判决确定以后，无论该判决是否存在误判，在未被其他法院依法变更或者撤销以前，当事人和法院都要受判决的拘束，不得就该判决的内容进行任何意义上的争执。确定判决为什么有这种拘束力？确定判决拘束当事人和法院的基本依据何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就构成既判力的本质问题。关于既判力的本质在德、日学术界存在较大的理论分歧。例如：德国学者罗森贝克（Rosenberg ）主张既判力的本质是根据确定判决的法的效果，“排除新的审理和裁判”；伯特赦尔（Bottieher）主张既判力的本质应该求之于“一次性的原则”，关于同一事项，不得再次重复前诉。日本学者三个月章教授主张既判力的本质应该从一事不再理的角度理解，它实际上是私权纠纷用公权强制解决一次性的内在要求的体现；斋腾秀夫主张既判力的本质是从一次性原则解决纠纷的基础上发生的诉讼法上的效力，其根据是诉讼制度本身的要求；小山升教授认为既判力的本质是禁止作出矛盾的判决，不是一事不再理[5]。现介绍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学说： （一）实体法学说
我国既判力主观范围制度的立法构建初探 【摘要】在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中，既判力被视为构架现代民事诉讼的重要支柱。然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却缺乏明确规定。作为成文法国家，立法上的不完善，将给实践带来不便。本文着眼于既判力主观范围，参照德、日两国的理论与立法，对我国的立法构建进行探究。 【关键词】既判力主观范围；德国；日本；理论；立法 一、引言 民事判决确定后，不仅会产生形式效力，还会产生包括既判力在内的实质效力。①所谓既判力，就是当后诉出现时，确定判决所产生的拘束力。 既判力对禁止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次提起争议具有强制效力。因此，必须对其范围作出合理限定。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即“既判力及于什么人”，是制度性效力与自我责任的最集中体现。 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立法付之阙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下文拟从对德、日两国相关理论与立法的阐述入手，联系我国立法现状，以期为我国的立法构建提供一些思路。 二、德、日两国的理论与立法 （一）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相对性 民事诉讼立足于解决私权纠纷，现代民事诉讼多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价值基础。既判力原则上只及于双方当事人，此外的第三人不受判决的约束。即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相对性原则。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事关系日趋复杂，同一纠纷往往会牵涉到多方主体。为实现纠纷的彻底解决，故应允许既判力主观范围以案件当事人为核心向外适当扩张，在一定情形下，承认判决的既判力及于有关第三人。 但鉴于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是对私法自治价值的背离，德、日两国均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 （二）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绝对扩张 既判力主观范围绝对扩张是指，判决除对当事人有效外，还及于一般第三人，产生对世效力。这种对世性判决一般局限在身份关系诉讼和有关公司关系的诉讼中。②
谈对既判力论的理解和感想 法学院1201班杨柔情（2003120126） 既判力是西欧法律文化传统中历史中形成的一种观念,它起源于罗马法“诉权消耗”理论和制度。一般认为，既判力是判决实质上的确定力，是指确定判决对诉讼标的之判断对法院和当事人产生的约束力。同时又指生效判决在实体上对当事人和法院的强制性通力,既:当事人不得在以后的诉讼中主张主张与该判决相反的内容,法院也不得在以后的诉讼中作出与该判决冲突的判断。判决在确定之时即产生既判力(法院判决处于不能够利用上诉取消或变更的状态，叫做判决的确定)。 既判力是生效判决实质效力中的一种确定力，是一种“禁止后诉”的效力，它并不是生效判决在形式上的确定力。既判力禁止后诉的效力体现在当事人不得在后诉中提出与前诉中有既判力的判决相反的判决的主张(这就是既判力的“禁止反覆”的作用，为既判力的消极效果)和后诉法院的判决必须以前诉法院生效判决的内容作为前提(这是既判力的“禁止矛盾”的作用,为既判力的积极作用)。对于既判力的消极效果（或作用），则强调一事不再理的理念和意义，而对于既判力的积极效果（或作用），则强调判决具有拘束后诉判决的积极作用。 关于既判力和一事不再理原则，其中又存在区别于联系。同一说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属于既判力的概念范围，既判力当属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特殊表现。区别说认为，既判力重视的是禁止法院就同一事件为前后矛盾的判决，并非一事不再理，而一事不再理是指判决一经确定，法院不得就同一事件再为审理。但一般主张赞同交叉说,该学说认为在既判力的消极效果方面，既判力和一事不再理有着一致的内容，然而既判力的积极效果则是一事不再理所不具有的，而一事不再理中的诉讼系属效力则不为既判力所包含。从以上学说中可看出，既判力与一事不再理原则有一定差别，不可单纯的将二者等同，在学习既判力理论时，还须深入了解二者的区别，但与此同时，我们可借助对一事不再理原则更加深入的探讨对既判力的理解。 既判力理论在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诉权论是关于诉讼出发点的理论，那么既判力论可以说是诉讼终结点的理论”。关于既判力的概念、作用、本质或根据、范围以及既判力与诉讼价值、目的、诉权、诉讼标的之间关系等问题的认识，构成了既判力理论。它不仅对一国的审级制度有构建作用，而且可以保证民事纠纷的及时解决，提高诉讼的效率，摆脱了诉讼的恶性循环。同时，既判力也体现了国家法律、法院和司法权的权威。在当今的法治时代，既判力的确定更加的有必要，但在我国的诉讼历史上，却从来未产生过既判力的概念，也没有具体制度，这一切都与我国的历史传统“有错必纠”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在大陆法系中，再审制度对此也有一定的影响，同时我国的法制也不是十分健全，这些问题都是阻碍既判力在我国发展的重要因素。既判力理论在我国的不健全，表明其未来的发展前景，也在一定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法制还有许多不足，毕竟既判力在法制较强的国家更易发展和得以运用。 赋予判决以既判力,在我国将成为一种必要，它体现的是法律和诉讼的权威性和安定性，是我国法院判决若要能够被外国法院的承认或执行的必经之路。由此也可考虑，再审制度的一再运用，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法律的公正性，但由此带来的损失和耗费却也值得思考。法律和诉讼的权威性和安定性不应绝对排除个案正义，在符合严格的法定要件下，可以排除判决的既判力，比如可以通过严格的再审程序对既判事项再次审判。 关于既判力的学说有诉权消耗说（一事不再理说），继一事不再理说而起的是（旧）实体法说，继后产生了（旧、新）诉讼法说、（新）实体法说、权利实在说和实体法诉讼法二
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 作者：张磊论文整理：胜法网 论文摘要:既判力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范畴,主要是以其客观范围为核心.既判力客观范围是以确定判决中所裁判的诉讼标的为限的,它涉及诉讼标的、判决理由、诉权等多项诉讼法学理论,是研究既判力理论必须经过的桥.在诉讼标的和诉权理论不断发展,判决理由进一步充实化的今天,对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深入研究也势在必行. 论文关键词:既判力,客观范围,诉讼标的,判决理由,抵销抗辩 既判力理论是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范畴,与诉权论和诉讼标的理论共同成为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三大抽象而又重要的基本理论.正如日本法学家兼子一、竹下守夫所言"如果诉权论是关于诉讼的出发点的话,那么既判力可以说是关于诉讼终结点的理论."这个论断确切地道出了既判力在大陆法学民事诉讼理论中的地位. 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判决一旦确定,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对于当事人而言,双方都要受到判决的拘束,不得再就该判决的内容另行诉讼;对于法院而言,其也必须尊重自己的判断,不得随意改动或撤消判决,更不能做出与前诉确定判决相互矛盾的判断.这种前诉确定判决对后诉实质上的拘束力,就称之为判决的既判力.一般认为,既判力是指确定判决对诉讼标的之判断对法院和当事人产生的拘束力.其中既判力对当事人及法院所具有的拘束力即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既判力客观范围就是关于对那些法律关系或实体请求权有拘束力的问题.换言之,既判力客观范围就是要研究在判决以后当事人诉讼行为受到哪些法律关系或实体请求权的拘束,法院审判活动又受到哪些制约. 一、既判力客观范围与诉讼标的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原则上限于判决主文中所作的判断,以确定的终局判决中经裁判的诉讼标的为限.由于诉讼标的有传统理论与新理论的区别,既判力客观范围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采纳的诉讼标的理论不同,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亦会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一般说来,采纳旧诉讼标的理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较小;采纳新诉讼标的理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则较大. 传统诉讼标的理论认为诉讼标的是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特定的,具体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原告在起诉时,必须在诉讼上具体表明其主张的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即诉讼标的的识别.以原告所享有的实体法上的所规定的实体请求权为标准,实体上有多少个请求权就存在多少个诉讼标的,又称旧实体诉讼标的说.旧实体法说的既判力客观范围明确,不容易产生争执,而且对于法院和当事人来讲都是非常容易理解和掌握的.例如,如果原告基于租赁关系请求返还出租房屋,经法院判决败诉后,仍然可以根据所有权法律关系请求返还房屋,不受既判力的约束.按照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前诉判决的诉讼标的为租赁物返还请求权,而后诉判决的诉讼标的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体现为不同的实体权利,两诉的诉讼标的不同,因而前诉判决的既判力不及于后诉.
既判力范围理论在审判中的适用 【内容提要】本文结合审判实务中涉及既判力范围的相关案件，从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及既判力的时间界限三个方面介绍了既判力范围理论的相关内容和在案件审理中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民事诉讼既判力既判力范围 既判力是诉讼要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由于既判力理论在我国民诉法上的规定非常简单，且现有这方面的理论也不够完善，法院在适用既判力理论审理案件时往往出现执法不统一，尤其是在如何确定既判力的界限方面争议较大。因此，本文结合审判实践中遇到的相关案例和即判力范围理论，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能对此类案件的统一执法有所裨益。 一、既判力范围概述 确定判决之判断被赋予的共有性或拘束力就是既判力。终局判决一旦获得确定，该判决针对的请求所作出的判断就成为规制双方当事人今后法律关系的规范，当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项再度发生争执时，就不允许当事人提出与此相矛盾的主张，而且当事人不能对该判断进行争议，法院也不能做出与之相矛盾或抵触的判断。简而言之，不允许对该判断再起争执的效力就是既判力。而对既判力所涵盖范围进行的限定，就是既判力的范围。 既判力的范围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1）从当事人争议的对象来看，判决的既判力作为解决及终结纠纷的作用范围，是指前诉中纠纷解决事实确定的具体范围，即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或者称为客观界限。（2）从诉讼主体的角度来看，前一诉讼与后一诉讼的当事人是否一致是判断前后两诉是否属于同一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或者称为主观界限。（3）从时空关系来看，虽然既判力是针对特定诉讼案件中已经作出的确定裁判，但是，作为判决基础的纠纷事实以及程序本身都只能限定在一定时间内的某一点上。在现实生活中，同一当事人的同一纠纷在判决确定后，有可能又出现新的情况或者发生新的变化，确定判决不能对这些新情况或者新变化具有拘束力。判决形成的具体时间就是既判力的时间范围，又称为既判力的时间界限或者既判力的基准时间。[1] 以下就结合审判实务中遇到的关于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主观范围及时间范围的三个相关案例对既判力的以上三个界限进行逐一讨论。 二、既判力的客观范围 案例：王某以加工承揽合同欠款纠纷为由起诉丁某，要求丁某支付加工款，丁某对欠款的金额不持异议，但是表示由于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欠款，后经法院主持，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王某对欠款金额作出一定让步，丁某一次性偿付所有欠款，调解书的最后一款为“双方其他无争议”。经双方签字后调解书生效，此后丁某也按照调解书的内容履行了付款义务。丁某随后又以王某交付的定作物存在质量瑕疵为由起诉王某，要求王某进行赔偿，该案在处理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双方加工承揽合同达成的调解协议的范围应仅限于加工款，调解协议约定的“双方其他无争议”针对的也是加工款，而不涉及其他纠纷，故现在丁某以加工物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起诉，不属于重复起诉，应当受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调解书中的“双方其他无争议”的范围应该涵盖了截至签收调解书时双方加工承揽合同中发生的全部争议，故理应包含加工物的质量问题，现丁某在调解书已经生效且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就同一事实再次起诉，显然属于重复起诉，故应裁定驳回起诉。 本案涉及既判力的客观范围。现有的通说一般认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原则上只及于判决书的主文部分，理由部分除了关于债务相抵的判断之外并不具有既判力。而对于判决主文的判断即为对诉讼标的之判断，由于现有诉讼标的理论有新旧之分，而适用不同的理论对既判力客观范围的认定也会完全不同，因此，在确定既判力客观范围时适用何种诉讼标的理论至关重要。 我国民事诉讼中关于诉讼标的识别采用的是旧实体法说，也就是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即诉讼标的是指原告在诉讼中主张的具体而特定的实体法权利或法律关系。这一理论的优点在于使法院易于确定审理范围，使当事人易于进行攻击和防御，使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易于确定；缺点是无法解决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一个事件将可能经过数次审判，产生数个判决的问题。因此，也就产生了新的诉讼标的理论。新的诉讼标的理论则主张给付诉讼应超越实体法规定的请求权
既判力理论作为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中最重要的基本理论之一，在民事案件日益纷繁复杂之当今中国作用日益突出。本文笔者拟就民事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和概括。 一、既判力的概念及历史沿革 民事诉讼当事人因私权发生纠纷而起诉到法院，进而展开了一系列诉讼行为，消耗金钱和大量精力，为的就是得到法院的一纸判决。法院的判决之所以对当事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除了就判决本身而言，它所具有的在其生效后对抗当事人和其他任何人对判决的随意变更以及法院后来裁判的效力外，还有判决所具有的对特定范围主体的既判力。前一种效力指的是一个判决生效以后，当事人与其他任何人、组织、法院都不得随意更改判决所确定的内容，这是一种对世的绝对的效力。而既判力指的是判决所描述的内容对一定范围内的主体所享有的拘束的效力，在这种拘束力的影响下，特定主体需按照判决内容为作为或不作为，同时判决所确定的法律关系对特定范围内的主体产生遮断效力，在这种拘束力没被依法定程序撤销之前，特定范围主体亦不得申请公权力或运用公权力对该法律关系进行变更。 作为大陆法系基础理论之一的既判力理论，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罗马法。“原告提起的案件，一旦以某个诉为根据开始法庭程序或为争点事实，将因争点事实被消耗而不允许当事人再度提起诉讼”[1] 。罗马法这种一事不再理理论应该可以看做是既判力理论的雏形。经过后来很长时间的发展和丰富，逐步演变为今日的大陆法系较为成熟的既判力理论。 我国传统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并无所谓的既判力理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实践中我国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不具备“既判力”这个法学概念所蕴含的实际效力。事实上，“尽管没有采用既判力这一术语，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存在不少实质上的既判力规范，构成了我国的既判力制度。”[2] 只不过和大陆法系较为完整严密的既判力制度比起来，我国显得比较零散和粗糙。 二、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一)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相对性。 既判力既然是一种拘束力，必须作用于一定的对象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即既判力作用在主体上的对象。同时前面也提到判决本身所具备的对世的普遍力，不过这种对世的普遍力只是判决必须依法作出这一特征在现实上的反应，它的作用主体是全社会所有人和组织，在法治社会还应包括国家和政府。而判决的既判力则是指判决的内容会对特定范围的主体形成的拘束力，因为判决内容的特定性，既判力的主观范围也应该是特定的。 一般情况下，由于判决的内容仅仅针对当事人双方发生的纠纷，所以并不能对当事人以外的其他没有参与到诉讼中的人产生既判力。学术界把这种现象称作
论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 执行力及其主观范围的扩张，是执行领域的基础课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研究执行当事人的变更追加等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本文以执行力主观范围及其扩张的正当性基础为研究核心，提出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两个基本正当要素，即程序正当要素及实体正当要素，并将其分解为四个具体要素，即一次性解决纠纷与实体法秩序维护、程序权保障及司法审查。这四个要素，是确定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关键所在。 在此基础上，笔者以四要素为钥匙，分析了应当为执行力所及的主体范围，并根据程序保障的差异性原理，提出了完善有关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程序的立法建议。全文正文部分约十三万字。除绪论外，本文的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五章：第二章，执行力及其主观范围的一般理论。本章主要分析了执行力的概念、执行力的效力内容、执行力产生的正当性基础、执行力主观范围及其扩张的含义，阐述了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与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关系，为后文深入论述构建理论框架。 第三章，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展的界限。本章在分析、检讨我国目前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法律规定、现实形态基础上，提出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两个基本标准，即实体性标准和程序性标准，并总结了执行力扩张及于第三人的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单纯的基于权利义务的继受（承受）而出现的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第二种类型，则是出于维护责任财产价值的目的而出现的扩张。在执行程序中确定执行力扩张的主观范围,关键的实体性标准就是看该扩张是否有利于确保满足受给权的财产的充实性，并确保对案外第三人执行时与实体法秩序一致。第四章，执行力向实际的权利义务主体扩张。 本章分析了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第一种类型，即基于执行名义确定的权利义务的继受（承受）而出现的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使执行力扩张及于执行当时实际的权利义务主体。这一类型的扩张主要包括向继受人扩张、向诉讼担当中的被担当人扩张、向连带权利义务主体扩张、向执行担保人扩张。第五章，为责任财产充实而扩张执行力主观范围。本章分析了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第二种类型，即出于维护责任财产价值的目的而扩张。 笔者分析了三种具体情况：执行力扩张及于为执行当事人及其继受人利益占
作者简介： 裴振宇，男，1985年生，法学硕士。本科就读南开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就读山东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2010年8月进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工作，现任审判监督庭助理审判员。 史军锋，男，1984年生，法学硕士。本科与研究生就读吉林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2011年7月进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工作，现任审判监督庭助理审判员。 论民事生效裁判已确认事实的预决效力 论文提要： 根据《民诉法解释》第93条的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对于已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除非后诉中的当事人提出相反证据并达到“足以推翻”的程度，否则法院将对已确认事实直接予以认定。对此规定，学界认为其即为已确认事实的预决效力条款。 首先，关于预决效力条款的性质，其并非既判力的直接规定，应将其理解为与既判力相联系却又在此概念之外，是一个重要的有关生效裁判对于后诉可能发挥若干不同影响或作用的程序规范。这些影响或作用包含单纯的证据法上的证明效力但又不限于此，对其内容也不宜因难以依据既判力说明就简单地予以否定，而有必要做类型化的具体分析。 其次，《民诉法解释》第93条无论在理论还是在操作上都存在缺陷。其一，将已确认事实列入免证事实范围，在诉讼法理上并不能自足。其二时，该条款规定的过于简单，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 最后，法官对民事生效裁判已确认事实的预决效力的适用应该是审
慎的，且需要较为缜密的适用规则予以规制。其一，作为预决效力客观范围的已确认事实应符合程序保障原则、且必须是构成前诉判决的主要事实，同时与后诉中出现的事实必须统一。其二，关于预决效力的主观范围，除了前后诉当事人一致外，如果后诉涉及前诉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主体，且前后诉之间在案件的客体方面或客观范围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或者牵连性，也赋予已确认事实具有预决效力。其三，《民诉法解释》第93条中的“生效裁判”也应包括裁定和依特别程序所作的判决，但并非所有上诉裁判确认的事实都有预决效力，应依情况具体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法院生效裁判依照内容的差异可以划分为判决主文和判决理由两个部分, 大陆法系传统理论认为判决主文发生既判力作用, 至于判决理由,一般具有判决的预决效力, 在后诉的事实认定中具有类似于证据的作用, 对法官的自由心证产生影响, 但对当事人和法院并没有如同判决主文上既判力般强势的拘束力, 不会妨碍或阻断当事人和法院对判决理由再次争执的权利和自由。然而, 判决理由没有既判力, 证明效力又过于弱势, 生效裁判中篇幅巨大的理由部分只能在增强说理、提供正当化依据方面发挥效用, 颇显浪费, 还可能导致前后诉法院关于同一争点的判断不相一致, 使前诉法院的判决有可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矛盾判决也会对司法权威产生负面影响, 使得包括当事人在内的社会公众无所适从, 无法预期类似情况将究竟产生何种法律后果。尤其是现代诉讼进人案件激增时代, 赋予判决理由一定的拘束力可以充分利用前诉法院和当事人的诉讼成果, 增强后诉审理的效率, 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1因此, 赋予判决理由法律拘束力应无疑义, 有必要思索的是究竟应当赋予判决理 1
浅议既判力的本质问题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司法实践 所谓既判力，指确定终局判决的内容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约束力。按照既判力原理，在民事诉讼中，法院的判决确定之后，无论该判决有无误判，当事人均受判决的拘束，不得就该判决的内容再进行争执。同时作为享有国家审判权的法院当然也必须尊重自己以国家名义所作出的判断，即使是把同一事项再次作为问题在诉讼中提出时，亦应以该判断为基础斟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确定判决为什么具有此种拘束力呢？其所以能拘束当事人及法院不得再行争执的依据何在？这些问题涉及到对既判力本质的认识。所谓既判力的本质问题，是指在理论上如何说明既判力的效果，这一效果来自何方，以及作为什么现象来看待。如果说诉权理论是关于诉讼的出发点的话，那么既判力本质论可以说是关于诉讼终结点的理论。 一、既判力的本质 民事诉讼是以国家公权力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正式机制，其中蕴涵着维护国家社会公益和保护当事人私益的因素。这是我们理解和阐释既判力根据的基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民事诉讼是以国家公权力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机制，其最终结论（确定终局判决）体现了国家法律、法院和司法权的权威。这就要求确定判决应当具有既判力，法院和当事人等不得随意地排除判决的既判力或协议变更既判力的范围。 （二）就程序保障下的自我责任而言，诉讼中，既然从实质上保障当事人适时适式提出资料、陈述意见或进行辩论的机会，并且在未被赋予此机会的情况下所收集的事实及证据不得成为判决的基础，那么在充分程序保障之下所得到的判决结果理应由当事人承担，当事人理应遵从判决的既判力。 （三）从诉讼效率或纠纷的一次性解决的角度来看，既然法院依
浅谈既判力的基准时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一、既判力基准时的概念及既判力基准时的确定 既判力的基准时，是指确定终局判决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事实状态和权利状态产生既判效果的特定时间点。既判力的基准时对于既判力效力范围的界定至关重要，它决定着前诉判决从何时起对后诉判决产生约束力。大陆法系的通说认为：“发生既判力的判决只确认特定时刻的权利状态，而不是确认所有未来的权利状态……涉及实质既判力的时刻与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进行中能提起新的事实主张的截止时刻相同。”据此，既判力的基准时应当界定在“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从民事诉讼理论的角度看，民事实体法律关系会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和新事实的发生而不断发生变动，生效裁判只能是对特定时间点上的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的判断。因此，若要确定既判力的效力界限，首先必须确定既判力效力开始产生的时间。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法院经常遭遇当事人双重起诉的问题，需要运用“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处理问题，在判断后诉中的“事”与前诉中的“事”是否为“一事”时，仅
从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和主观范围的静态标准来判断是不够的，考虑到民事法律关系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必须参考既判力的基准时。 二、既判力基准时的法理分析 近年来，尽管我国学者开始重视既判力理论问题，但主要局限于抽象的概念和宏观的制度介绍，缺乏细致的理论研究。对于既判力的效果，学者们通常将其简单概括为：“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关于诉讼标的的判断所具有的通用力或确定力。”既判力究竟包含哪些效果? 我国理论界鲜有细致论述。笔者认为，以既判力的基准时为视角，确定的终局判决的既判力包含以下三种具体效果。 (一)对当事人在基准时前已提出的主张，既判力表现为“确定力”。生效终局判决所具有的既判力首先表现为确定力，即对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即实体法律关系状态)加以确定的效力。确定力是生效终局判决产生的最直接的法律效果。生效终局判决对诉讼标的的确定力，对后诉发挥着消极和积极作用两个方面的影响。日本学者高桥宏志认为：“既判力的时间范围对后诉发生作用表现为如下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与法院在标准时上作出的‘诉讼标的存在或者不存在’之判断发生抵触的当事人主张
既判力的时间界限 一、既判力的基准时点 既判力的基准时点，是指在该时点，争论的权利义务关系经过确定，并不是说于此时就产生既判力。在大陆法系认为，由于在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后, 情形之变迁没有反映于判决内容的可能，所以, 既判力的基准时点应为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但是，在我国则有所不同，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庭辩论后, 当事人有最后发言的权利, 法院此时还可以进行调解。所以, 在我国既判力的基准时点为法庭审理终结时。具体言之, 在我国由于实行两审终审制, 第二审既是事实审, 也是法律审, 既判力的基准时点为: 1 、诉讼依第一审判决而确定的, 包括因撤回上诉而第一审判决获得确定在内, 为第一审法庭审理终结时。 2 、在第二审经实体审理作出判决的, 因第二审也是法律审, 即使上诉因无理由被判决驳回, 且不管在第二审实际上是否提出新的攻击防御方法, 都是第二审法庭审理结束时。但是, 上诉因不符合形式要件或超过期间由第二审法院以裁定驳回的, 即使第二审法院实际上曾经进行了法庭审理, 既判力基准时点仍然是第一审法庭审理终结时。 二、既判力的发生 判决确定时，判决发生既判力。所谓判决确定, 我国通常称作判决生效, 指该判决在该诉讼中已没有被废弃或变更的可能, 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要件而发生法律效力, 具体如下: 1 、可以上诉的判决, 主要指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由第一审判决和依照第一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的判决: 第一，当事人双方在上诉期间内均未提起上诉的, 于上诉届满时发生。 第二，一方当事人未提起上诉, 他方当事人虽然提起上诉, 但是又撤回上诉的, 于撤回时判决对该方当事人而言已确定, 但对他方当事人仍须待上诉期间届满对未上诉一方当事人发生既判力; 若在上诉期间届满后才撤回的, 视同未上诉, 溯及于上诉期间届满时发生。 第三，如果两方当事人都提起上诉的,须两方当事人都撤回判决才确定;如仅有一方当事人撤回的,判决不确定。既判力发生时间可参照前述第二项确定。 第四，上诉不符合程序要件,由法院以裁定驳回的,于该裁定生效时发生。 第五，当事人双方如果在上诉期间内都明确表示放弃上诉权的,应于放弃在后之时为判决确定时,发生既判力。 2、依第二审程序作出的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第一审判决,由于它们是终局判决,因此判决宣告时即为既判力发生时。
既判力编辑既判力是指生效民事判决裁判的诉讼标的对双方当事人和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 确定判决之判断被赋予的共有性或拘束力就是既判力。 终局判决一旦获得确定，该判决针对请求所作出的判断就成为规制双方当事人今后法律关系的规范，当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项再度发生争执时，就不允许当事人提出与此相矛盾的主张，而且当事人不能对该判断进行争议，法院也不能作出与之相矛盾或抵触的判断。简而言之，不允许对该判断再起争执的效力就是既判力。 既判力概念 一般认为，既判力是判决实质上的确定力，是指确定判决对诉讼标的之判断对法院和当事人产生的约束力。判决中对诉讼标的之判断部分，实际上是对诉讼标的中实体内容（即原告获得的实体法上的具体法律地位或具体法律效果）所做出的判断，构成判决的主文。 法院判决处于不能够利用上诉取消或变更的状态，叫做判决的确定。判决在确定之时即产生既判力。确定判决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的概念，在我国通常称为生效判决，判决确定的时间即我国所谓的判决生效的时间。 既判力观念渊源于罗马法，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都采用了这个概念。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既判力”观念最相近的是“Res judicata”。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是指“已判决的事项或案件。其效力规则是有完全事物管辖权的法院做出的终局判决对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具有决定作用，同时该判决绝对地阻止他们就同一请求和诉因再行起诉”。因此，有人将Res judicata直译为既判力。判决既判力是各国民事诉讼法所必须遵守的一个原则，在美国则被称为既决判决规则。 既然对案件中的实体法事项做出确定判决，并且判决是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和法院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既判力要求当事人和后诉法院对确定判决内容必须予以遵守。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对于既判的案件不得再为争执（即提出相异的诉讼主张），在制度上则体现为禁止当事人再行起诉（包括反诉），如再行起诉则应予驳回。这就是既判力的“禁止反覆”的作用，为既判力的消极效果（或作用）。从法院的角度来说，既判力的积极效果（或作用）要求法院在处理后诉时应受确定判决的拘束，即法院应以确定判决中对诉讼标的之判断为基础来处理后诉，不得做出相异的判决。这是既判力的“禁止矛盾”的作用。对于既判力的消极效果（或作用），则强调一事不再理的理念和意义，而对于既判力的积极效果（或作用），则强调判决具有拘束后诉判决的积极作用。 什么样的判决才具有既判力？通常情况下，具有既判力的判决须为确定的终局判决。终局判决是指能够终结其审级程序效力的判决，终局判决一做出即意味着该审级程序结束。比如，一审的终局判决一做出，一审程序就终结。终局判决可分为一审判决、上诉审判决；全部终局判决、一部终局判决等。确定判决，包括可以上诉但上诉期间届满的终局判决和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确定的终局判决要能够对后诉产生既判力，要求前诉与后诉是同一之诉，即前诉与后诉的当事人、诉讼标的和案件事实相同。然而在特定情况下，也不要求前诉与后诉的当事人相同（参见下文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具有既判力的法律文书有哪些呢？首先是我国法院做出的确定的终局判决、我国承认或执行的外国法院确定的终局判决。原先，既判力制度和理论主要处理法院判决的效力问题，但是，如今既判力出现了扩大化现象，比如人们认为，法律赋予其强制执行力的生效的调解书（包括法院制作和非法院制作）、确定的支付令、放弃和承认诉讼请求及裁判上和解的法庭笔录、破产程序中记载确定破产债权的债权表、（我国和国外的）仲裁裁决（在我国劳动仲裁裁决除外）等等，也具有既判力。其主要理由是，既然对民事纠纷的实体问题已经做出了终局解决，并且这种解决获得国家正式制度上的承认，就不该对此案件由民事诉讼再次解决，这种做法不仅符合既判力的精神，而且也是在民事诉讼制度上对其他解决纠纷方式的尊重和
论述民事判决的既判力 既判力，是指生效民事判决裁判的诉讼标的对双方当事人和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即终局判决一旦获得确定，该判决针对请求所作出的判断就成为规制双方当事人今后法律关系的规范，当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项再度发生争执时，就不允许当事人提出与此相矛盾的主张，而且当事人不能对该判断进行争议，法院也不能作出与之相矛盾或抵触的判断。简而言之，不允许对该判断再起争执的效力就是既判力。 既判力的作用包括：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 1）积极作用。既判力的积极作用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终局地确定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二是禁止就确定判决的既判事项为相异主张或矛盾判决。前者是既判力实体方面的积极作用，后者是既判力程序方面的积极作用。 2）消极作用。既判力的消极作用是指在诉讼标的同一的情形，前诉判决对后诉判决的程序上的拘束力。具体体现为，“当后诉的诉讼标的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时，则在后诉中，应以抵触既判力为理由，认定该诉不合法而驳回诉讼，无需进行实体审理。”既判力的消极作用是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一个方面，两者都以禁止重复诉讼和重复审判为目的。 既判力的范围包括：主体范围、客观范围、时间范围。
1）主体范围：又称为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即受到既判力的约束的主体。其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既判力主体范围的相对性原则和既判力主体范围的扩张。 2）客观范围：又称为既判力的客体界限，是指确定判决中哪些判断事项具有既判力。既判力的客观范围直接决定了产生既判力的权利义务关系，也确定了判决执行力的范围，居于既判力范围的核心地位。3）时间范围：又称为既判力的基准点，是指判决确定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状态的基准时点，意味着既判力以此时间点确认的权利义务状态对后诉发生作用。
【诉讼法学案例分析】既判力 案情： 1999年开始，香港艺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凤公司”)与中国丝绸物资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中丝公司’’)和广东陶瓷研究所(以下简称“广陶所”)分别签订了多份纺织助剂《订购合同》；由中丝公司和广陶所作为外贸代理商将所购得的货物销售给北京德中玉龙商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玉龙中心”)。 由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艺凤公司一直与国内的最终用户结算，而中丝公司及广陶所没有支付进口货物项下的货款，玉龙中心与艺凤公司于2002年10月31日达成了一份付款《协议》。《协议》称：“甲方：北京德中玉龙商业发展中心；乙方：香港艺凤有限公司。在1999年9月至2002年3月间，乙方通过某些中国外贸公司向甲方售出附于本协议的发票影印件所述的产品，外贸代理目前尚末支付乙方的产品货款为US$335 257．27，甲方愿意替外贸代理向乙方支付未付款。甲方应当于2003年4月30日前向乙方支付总计人民币157万元”，在协议的见证人一栏下有中丝公司和陶研所两位业务员的签名。此后，玉龙中心在支付了30万元货款后，一直没有向艺凤公司支付余款。 2003年6月香港艺凤有限公司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北京德中玉龙商业发展中心、中丝公司、广东陶瓷研究所偿还欠款127万元人民币，各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年12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经初字第161号判决，确认了北京德中玉龙商业发展中心对艺凤公司的还款义务，判令北京德中玉龙商业发展中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艺凤有限公司欠款127万元；认定了原告的中丝公司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责任之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驳回了艺凤公司主张中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艺风公司未提起上诉，初审判决生效。 2004年，艺凤公司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中丝公司。诉称：第161号判决排除了中丝公司在《协议》中确定的债务履行责任，进而又确认了艺风公司对中丝公司行使追偿权应在《协议》之外进行。因此，中丝公司应当向艺凤公司支付货款US$62 894。北京市二中院认为艺凤公司的行为属重复诉讼，裁定驳回了艺凤公司的起诉。艺凤公司不服，又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协议》是对《订购合同》履行情况的结算，也是《订购合同》债务人变更的约定，《订购合同》和《协议》已经成为同一法律事实的不同证据，而并非不同的法律关系。从161号判决对审理查明事实部分的表述也可以看出此判决也是依上述观点对案件事实进行了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