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一、20世纪汉赋研究综述
汉赋的创作从西汉初年之兴，至东汉建安时期，前后四百年，作家璨若星辰、作品绵延不绝及其达到的艺术高度，使之成为两汉文学的主流，领受了汉文学代表的殊荣。当汉赋的创作在西汉武帝时期迈入鼎盛，汉赋的研究从相传为司马相如的汉赋创作论发轫，直到20世纪末，前后约二千一百年。其中，两汉至清末的汉赋研究约二千年，20世纪一百年。为明晰起见，本文先述两汉至清末的汉赋研究，然后叙说20世纪汉赋研究状况，略于前者而详于后者。因此题为“20世纪汉赋研究综述”。
一、两汉至清末的汉赋研究
两汉至清末的汉赋研究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和元明清时期。
（一）两汉的汉赋研究
两汉的汉赋研究面相当宽泛，赋的欣赏者与创作者迎合汉赋的审美趣味，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汉赋有所思考。尤其是创作者的汉赋研究构成这一时期汉赋研究的重要特征，他们以自己的创作体验感发对汉赋的深刻认识，使汉赋一进入研究的轨道就达到具有典范意义的高度。
1、汉赋生成研究
汉人对汉赋的考察，首先体味到《诗》与楚辞对汉赋生成的影响，不过二者影响的趋向不同。《诗》的影响在于讽谕。汉代儒学的独尊导致汉人以儒学的眼光看《诗》，从《诗》中看出风化、美刺，很自然地以汉赋比附《诗》。好奇美之词的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就其《子虚赋》、《上林赋》发表意见，认为“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册，第3073页。）汉宣帝刘询则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班固：《汉书·王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 册，第2829页。），意为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与孔子论《诗》之义相近。延及东汉，对赋的发展进行梳理的班固表现出更为开阔的视野，但赋是“古诗之流”，是“雅颂之亚”，“恻隐古诗之义”的观念不变。他批评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在赋中以“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册，第1756页。），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辞赋没有讽谕，而是讽谕被华文丽藻掩饰而让人不觉。因此，汉人认为汉赋本应有《诗》一样的讽谕精神，对社会能够起到批评、帮助的作用,这在当时的经学氛围中是可以理解的。
楚辞对汉赋的影响虽不限于文辞，但汉人更多注意的是文辞。班固作《离骚序》，认为屈原之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他没有停留在一般的概述之上，而是列举了屈原之后的一些辞赋家，其中就有汉赋家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他们好而悲屈原的结果是“骋极文辞”。屈原的人格力量使汉赋作家产生情感共鸣在贾谊的《吊屈原赋》、扬雄的《反离骚》中都有表现，但更多地为他们接受的是屈原辞赋的“弘博丽雅”，以此熔铸了汉赋基本的语言特征。以后王逸说过类似的话：“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王逸：《楚辞章句序》，《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相对于班固之论，王逸所言除了强化汉赋作家接受屈原辞赋的影响在于“华藻”之外，还提到了屈赋“要妙”当是怨刺的影响。
汉人这样认识汉赋与前代诗歌、辞赋的关系，蕴含了文学发展的惯性作用，但汉赋的生成更多取决于汉赋作家的生活与性情。班固曾说，春秋之后，歌咏不行，“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册，第1756页。）。后者可以说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另一种表述方式。相类似的是桓谭的“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彩不发”（桓谭：《新论·求辅》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页。）之论，与司马迁讲述贾谊《吊屈原赋》、《服鸟赋》的成因无二。赋作家生活的坎坷成为创作的诱因，他们情感、意识与才学融合在赋里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的西汉武帝、宣帝时期，赋家创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汉赋作家抒下情所欲达到的通讽谕目的与宣上德寻求的尽忠孝的归宿，肩负着社会的责任和自我的忠孝理想，动机与效果能否统一自当别论。
汉赋生成研究还体现在司马相如论赋的创作上，他在与朋友盛览论赋时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葛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这里的“赋迹”之说，主要是赋的创作方法和表现形式，暗透出汉赋必有的铺陈缛美风格。它们作用于“赋家之心”。汉赋作家在“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沉思奋藻中，生活的体验和各种知识的储备是形象思维的基础，而他们的想象能力和运才织文的本领主要在于作家自身，使他们在汉赋生成过程中的活动更自由、更主动。
2、汉赋风格与功用研究
汉赋风格与汉赋生成不可分离，在汉赋兴盛时期尚丽尚大的社会风习之下，汉赋形成以讽谕为内在精神、以巨丽或弘丽为外在形态的基本风格，促成汉人的汉赋风格研究有此两端。虽说从枚乘开始，汉赋自具新的面貌，以致后人目为“新体赋”，但汉赋风格的确立功在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由此引发了仿效风习。人们并不排斥司马相如赋的讽谕意义，但同时看到他赋的语言华丽与赋的讽谕意义之间难以协凋，于是一则认定汉赋的讽谕，二则所见都是汉赋语言的华美。这与汉赋的功用紧密相连。
汉人在赋的创作之初，追求赋的艺术魅力超越追求赋的实际功用；在赋完成之后，重视汉赋的功用胜过重视汉赋的风格。这是一个矛盾体。司马迁说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其卒章归于节俭，因以风谏”（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册，第3002页。）；班固说扬雄随汉成帝出猎，见汉成帝“尚泰奢丽”，“故聊因《校猎赋》以风”（班固：《汉书·扬雄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册，第3541页。）。这种情形在汉赋作家中屡有发生，然而赋的“靡丽多夸”、“弘丽温雅”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扬雄正是倾心仰慕司马相如赋的“弘丽温雅”而以其赋为模式从事创作。汉赋风格对功用的侵蚀，在汉宣帝时产生过争论，批评者认为王褒、张子侨随汉宣帝巡行所写的赋“淫靡不急”，而汉宣帝认为赋中有仁义风谕，并非一味地愉悦耳目，比起倡优、博弈只在赏玩还是好多了。
汉宣帝的这种态度没有能够改变世俗对汉赋功用的认识，扬雄就是很好的一例。班固说他：“雄以为赋者，将以讽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班固：《汉书·扬雄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册，第3575页。）又说“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班固：《汉书·司马相如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册，第2609页。）扬雄对汉赋创作从讽谕的目的出发，最终达到欲讽反劝的效果的怀疑，在他的《法言》中也有明确的表示，认为赋讽而不已则不免于劝。扬雄依据司马相如赋和自己的创作实践的双重体验得出这种结论，他的《校猎赋》、《河东赋》、《甘泉赋》欲讽而都没有达到讽的目的，关键是赋华丽语言的深刻影响，就像雾縠之组丽为女工之蠹一样，赋的华丽往往导致因文害质。所以，东汉王充说：“深复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王充：《论衡·自纪》，见《诸子
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册，第285页。）
既然如此，汉赋的功用怎么能够实现呢？王充的另一番话说得更为明白：“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王充：《论衡·定贤》，见《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册，第267页。）思想原本极有锋芒的王充对汉赋功用的批评比扬雄自我的反思更加尖锐，本于他立实诚求真美而疾虚妄。在这一点上，著有《潜夫论》的王符和他是同道，也批评赋的“虚无”和“雕丽”。汉赋作家想以赋经世致用，终究不能经世致用，是因为汉赋本身的弊端，难怪扬雄在审视赋的风格与功用时感叹：“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扬雄：《扬子法言·吾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3、汉赋作家人格研究
两汉，汉赋作家因赋而受宠信、而得封赏是常有的事情。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了一句很愤激的话：“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他是就自己身为史官，掌管史籍、天文、历法而论，但这一说法有相当的普遍性。本不通经术、诙笑类倡的枚乘之子枚皋，文思敏捷，所著甚丰，曾反思作赋“曲随其事”、以调笑取悦于汉武帝的生涯，对自我的人格作出价值判断：“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班固：《汉书·枚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册，第2367页。）说赋不过是调笑品，做着郎官的他，人格如同低贱的伶工戏子，不值得为人称道，自己也很有悔意。
其后，扬雄也有作赋“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班固：《汉书·扬雄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册，第3575页。）的想法，干脆辍不复为。甚至说作赋是壮夫不为的童子雕虫篆刻。扬雄因对自我人格的检讨涉及汉赋的创作，对无用之赋实在是瞧不起了。延及东汉，蔡邕上封事，对好赋的汉灵帝直言：“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而鸿都门下的儒生以赋竞利，“其高者颇引经训讽谕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范晔：《后汉书·蔡邕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册，第1996页。）。与他持类似意见的还有杨赐，斥责鸿都门下的儒生以赋这样的“虫篆小技见宠于时”（范晔：《后汉书·杨震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册，第1780页。）。他因看不起赋，也就看不起作赋的人了。
（二）魏晋南北朝汉赋研究。
魏晋开启了文学研究的自觉时代，文学批评风气云蒸霞蔚。从魏曹丕的《典论·论文》到南朝梁代肖统的《文选序》，研究文学的人少有不涉足汉赋。尤其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表现出来的汉赋研究成就，犹如一座高耸的汉赋研究巨峰。这时候，人们对于汉赋的态度，可以比汉人说汉赋更为全面、冷峻和客观，他们沿袭汉人说汉赋的路数，但对于汉赋的理解则与汉人有了不同。
1、汉赋源流研究
这一时期，汉赋的源流仍然为人关注，班固所说赋为古诗之流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至为深刻，杨修、挚虞、颜之推都发表过类似的意见；而班固认为汉赋作家受屈原及楚辞的影响也在这一时期的文人中流行。像檀道鸾说：“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风骚，傍综百家之言。”（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文学》中华书局1984年版，上册，第143页。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沈约也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尝好异情，故意制相诡。”（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册，第1778页。）辞赋无论在汉以后发生过怎样的变异，但以《风》、《骚》为祖是一致的。
这方面，探讨最为全面的则是刘勰。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里述说赋的发展历史，从赋的本义开始梳理，到西汉成帝时的献赋之盛，“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之所以会如此，汉初词人的顺流而作自然是一个重要因素，更重要的则是最初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所谓的“诗人”是难明对象的泛称，明确的是诗人之“诗”即《诗》。他在《宗经》里说“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在《夸饰》中说，赋家应该在创作中“酌《诗》《书》之旷旨”。虽说这里的“赋”的涵义比汉赋大得多，但在刘勰这时候，赋的主体仍然是汉赋。《诗》是赋之本，或者说《诗》是赋之源，赋因诗而立，赋作家应该注意到这一点，自觉地学《诗》，“翦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夸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09页。）。
同时，刘勰认为汉赋受屈原及其楚辞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在屈原风范“衣被词人”之下，“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辩骚》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7页。）。也就是说，屈赋的丽与奇激发了汉赋作家审美情趣的共鸣而把它们引入自己的创作中，促进汉赋风格的形成。在上述这些地方，刘勰没有表现出更多新的思想，不过他在汉赋源流研究上，比汉人与同时代的人走得更远，即汉赋还受其它文学或文化形式的影响。像他在《事类》中说的，扬雄、班固等人，莫不取材于深沉的经典，浩瀚的载籍，并以贾谊的《服鸟赋》引用《鶡冠子》、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引用李斯《谏逐客书》的话为例，说明汉赋发展过程中所对其他方面知识的吸纳。
2、汉赋的体制研究
汉人对汉赋风格和功用的批评，是以儒学诗教为参照系数的，至于汉赋究竟应该是一种怎样的体制，虽然司马相如论赋的创作时有所表露，但并没有认真地界定它。这一时期，对汉赋体制的界定仍然是包容在“赋”的观念之中。首先赋的职责是什么？从赋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方法其本义是“敷陈”或说“铺陈”出发，陆机说“赋体物而浏亮”（陆机：《陆机集·文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刘勰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诠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4页。）；而最能代表汉赋成就的京苑游猎赋，也是述行述志，“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诠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5页。）。既然如此，汉赋的求丽求大就有文体的必然规定性。虽然刘勰以文新有质，色糅有本为立赋大体，以“繁华损枝，膏腴害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诠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6页。）重弹汉赋的华彩掩饰了它的讽谕意义的老调，但他同时称道枚乘、司马相如、贾谊、王褒、班固、张衡、扬雄、王延寿等人是辞赋的英杰，所作之赋各呈异彩。
认为赋应华美不是刘勰的创见，曹丕有“诗赋欲丽”之论，曹植有羡慕枚乘《七发》、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文辞美丽之说，并不以赋的功用为目的，否定赋的丽色。在二曹之后、刘勰之前，西晋皇甫谧为左思的《三都赋》作序，其中说：“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并称道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人的赋为近代辞赋之伟。在这个过程中，汉赋的求大所用的夸饰助长了求丽的铺陈，使其丽体现为巨丽或宏丽。而在赋的以丽为美的特性和以讽谕为用的功能上，往往偏爱前者而冷落后者。
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汉赋艺术的夸张表现了不满，认为赋应以征实为特征，和王充的疾虚妄一脉相承。西晋的左思在《三都赋序》中阐述了文学的真实性，针对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赋中的“假称珍怪，以为润色”提出“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进而说自己怎样以真实为原则进行创作，主张“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赋也就能够取信于人了。他在对汉赋的批评中，认为汉赋作家的夸饰，削弱了赋的生命力。无独有偶，挚虞在论述了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的古诗之赋和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的当今之赋后，也发表了相近的意见：“夫
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文章流别论》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册，第1905页。）从而可见，汉赋之弊根本在于体制以及汉赋作家以“夸饰”表现出来的对这种体制的遵循。而征实所求的取信于人、无害于政教，还是回到儒学诗教的路上去了。
3、汉赋作家才性研究
汉代汉赋作家的才性研究，司马相如总是焦点。无论是说他赋的创作是“神化”还是“淹迟”，赞誉是基本的格调。这一时期，曹丕论文，关涉作家才性，建安七子之外，也说到司马相如有“穷侈极妙”之才。但较为详尽地研究汉赋作家才性的是刘勰。他在论述人的天赋才能有迟缓、敏捷差异时说道：“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终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神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94页。）这里，主要以汉赋作家为例阐明人禀才的迟速，并说二者应该以才学充实，才疏徒速，学浅空迟是不可取的。
刘勰在《事类》篇以“姜桂同地，辛在本性”为比方，认为作家的才能是天赋，文章的写作依靠后天的学习：“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与学不可偏废，并以扬雄为例，说有才又博闻广学，方能成为大家。其他的汉赋作家，有谁不是从典籍中吸取养份，以学富才呢？汉赋作家的才能与性情也不可分，刘勰在《体性》中作了深入论述，认为作家的才力源于个人的气质，气质充实了他们的意志，意志决定了他们文学创作的形式和风格，总归于作家性情。然后他论汉赋作家：“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作家有怎样的性情，就会有怎样的创作才能和创作风格，但社会环境、个人际遇对性情的改造无时无刻不存在，导致人的特殊性情，影响到作品风格是不言而谕的。从赋家的性情到赋的风格，赋家才能是重要媒介，才能的能动性导致赋形式和风格的波动变化，方有汉赋的缤纷异彩。
不过，汉赋在艺术表现上走了“采滥忽真”的道路，背离为情造文，而是为文造情。从这一点出发，刘勰对汉赋的淫丽风格也有许多批评。
（三）唐宋的汉赋研究
唐宋的汉赋研究在理论的自觉上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汉赋的体认，客观上遵循了汉赋研究的传统，大多零碎地发表一些关于汉赋的意见。
1、汉赋源流研究
唐宋文人的赋为古诗之流说不绝于耳，旧话重提，即古诗发展为汉赋以后变化渐生，李白、白居易、皮日休均持此论。李白说：“臣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远。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神。”（李白：《李太白全集·大猎赋序》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7页。）白居易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始创于荀、宋，渐恢张于贾、马。”（白居易：《白居易集·赋赋》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77页。）他们都肯定古诗对于赋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汉赋，导致汉赋促进了整个赋体文学的发展。不过，他们的本义是要突出赋或者说汉赋的风格，进而言说唐赋的风格。
汉赋源流，自然不能够忽略屈赋，于是说汉赋受屈赋的影响也是平常的事情。所以朱熹把《吊屈原赋》、《服鸟赋》、《长门赋》等收入《楚辞后语》。然而，无论是汉赋受古诗的影响还是受屈赋的影响，都有自身的个性，这也是人们的共识。如贾至说：“洎骚人怨靡，扬、马诡丽，班、张、崔、蔡、曹、王、潘、陆，扬波扇飙，大变风雅。宋、齐、梁、隋，荡而
不返。”（贾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36页。）独孤及说：“尝谓扬、马言大而迂，屈、宋词侈而怨，沿其流者，或文质交丧，雅郑相夺，盍为之中道乎？”（独孤及：《唐故殿中侍御史赠考功郎中肖府君文章集录序》，《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41页。）古诗的精神在汉赋中被改变了，仍是其语言瑰丽导致讽谕之义的丧失或淡化。而受屈赋影响的汉赋，也不同于屈赋，裴度作过比较：“骚人之文，发愤之文也，雅多自贤，颇有狂态。相如、子云之文，谲谏之文也，别为一家，不是正气。”（裴度：《寄李翱书》，《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461页。）所谓的司马相如、扬雄之文“别为一家，不是正气”如同说汉赋是变风变雅一样，可以称为变骚。而在汉代社会中，不同的汉赋作家受的影响也不同，引起汉赋的细微变化。梁肃曾说，汉代王道与霸道相杂，导致汉赋的流变：“贾生、马迁、刘向、班固，其文博厚，出于王风者也；枚叔、相如、扬雄、张衡，其文雄富，出于霸涂者也。”（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61页。）
2、汉赋作家及其赋风研究
这一时期，人们对于汉赋作家及其赋风的研究有两种意见。
其一是否定性批评。李白、白居易在论说辞赋源流时以司马相如、扬雄的赋为参照系数，有小视他们的赋抬高自己或唐人赋成就的倾向。实际上，这一时期人们对汉赋作家的否定性批评也较多地集中在司马相如和扬雄身上，批评的重心是他们赋的夸丽、艰涩，朱熹说：“盖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约，能谄而不能谅。其《上林》、《子虚》之作，既以夸丽而不得入于楚词；《大人》之于《远游》，其渔猎又泰甚，然亦终归于谀也。”（朱熹：《楚辞集注·楚辞后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33页。）而柳冕说扬雄知赋的淫丽之害而不能纠正，苏轼则说：“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苏轼：《苏轼文集·与谢民师推官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册，第1418页。）陈师道受他的影响也有如是之论。
其二是肯定性批评。这一时期，一些人对汉赋作家倾注了更多的热情，项安世在《项氏家说》中表示的唐宋赋的铺张宏丽不及汉赋代表了许多人的思想，令狐德棻说：在屈原、荀况之后，“贾生，洛阳才子，继清景而奋其晖。并陶铸性灵，组织风雅，词赋之作，实为其冠。自是著述滋繁，体制匪一。孝武之后，雅尚斯文，扬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马、王、扬为之杰；东京之朝，兹道愈扇，咀徽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张、蔡为之雄”（令狐德棻等：《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3册，第743页。）。此后，赋风渐衰，但已超出了汉赋的领域。卢藏用和他的意见相类似，称赞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人。这些人中，司马迁为人赞颂有《史记》的特殊因素，除了他，因赋最为人誉扬的是司马相如和扬雄，人称“扬马”。或说他们用功深而收名远（参见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答刘正夫书》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1页。）；或说“其文皆奇，其传皆远”（皇甫湜：《答李生第二书》，《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21页。）；或说“秦汉以降，古文所称工而奇者，莫若扬、马”（孙樵《与友人论文书》，见董诰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325页。）。人们这样评说，无疑是对司马相如和扬雄在辞赋领域里的典范作用的认同。
3、汉赋效果研究
汉赋的社会效果与汉赋的创作密不可分，汉赋作家创作之初的讽颂尤其是讽的动机，为后人共识。然从汉代的扬雄开始，对讽的效果的怀疑以致产生“劝百讽一”或者说是无益于劝戒的论断，这构成了汉赋功用批评的传统。
唐代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变迁，对汉赋功用的认识渗入了对朝代兴衰、民风淳诈的理解，更突出地注重对社会的有用。唐太宗从这一点出发，批评司马迁和班固不应该把浮华而无益于劝戒的汉赋载于史册。刘知几则说汉赋不仅无益于劝戒，而且有害于社会。他指责
司马相如、扬雄、班固、马融，说他们的赋“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刘知几：《史通·载文》，见《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4页.），也像唐太王宗一样，认为他们的赋入史册真是一个错误，使谬种流传，贻害后世。
这一点初唐的王勃说得更严重也更明确：“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雄。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自微言既绝，斯文不兴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足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29页。）他的思想较为激烈，虽说汉赋没有直接造成国家衰亡的后果，但汉赋的艺术风格为汉以后、唐以前的人们学习、运用之后，恶果相接，导致社会动乱，王朝覆亡。因此，汉赋的华文丽彩是不可取的。这只是一个方面的意见，好汉赋的人对汉赋及其作家仍然称赞有加，从上述可以看到。
（四）元明清汉赋研究
较之唐宋时期的汉赋研究，这一时期因辞赋研究的兴盛而使汉赋的研究也不同于往常。元代的祝尧、明代的王世贞、清代的刘熙载等人，都在汉赋研究领域有突出的成绩。尤其是清代，与诗话相傍的“赋话”蔚然成风，李调元的《赋话序》称“古有诗话、词话、四六话而无赋话”，显然以自己所作《赋话》开清代赋话先河、同时浦铣辑《历代赋话》、作《复小斋赋话》，其后王芑孙的《读赋卮言》、魏谦升的《赋品》、刘熙载的《赋概》，使赋的批评独立于诗、文批评之外了，不再是宋人洪迈的《四六丛谈》、王铚的《四六话》把诗、文、赋的批评放在一起。而清代赋集的编纂空前，陈元龙的《历代赋汇》奉康熙之旨而行，其后赵维烈的《历代赋钞》、王修玉的《历朝赋楷》、鸿宝斋主人的《赋海大观》等一批赋集或赋选集产生，清代赋学的兴盛于斯可见。这一时期的汉赋研究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汉赋源流研究
这一时期的汉赋源流研究，承袭传统的典型之论是诗、骚为汉赋之源。元代祝尧说诗变而为骚，骚变而为赋，明代徐师曾、清代程廷祚也如是说。徐师曾和程廷祚还探讨过汉赋自身的发展，徐师曾从汉赋中看到古诗之义未泯，而程廷祚则看到汉赋在两汉的兴盛和衰微。这些大体上没有什么创见。即使是程廷祚说汉赋以司马相如为首、以扬雄为羽翼，赋家能事就尽了，贴近明代郝敬说的汉赋在司马相如、扬雄之后以肥赘为糟，也与前人论汉赋唯重“扬马”没有本质的差异。
这时期的汉赋源流研究较有个性的是为汉赋作家之赋寻根，这是多方面的：
一是就具体的赋篇论，如王世贞认为司马相如的《子虚》等赋，源于《高唐赋》，《长门赋》源于骚。刘熙载说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出于《远游》，《长门赋》出自《山鬼》。
二是就一类赋论，清代何焯说赋的问答体，源于《卜居》、《渔父》，后经宋玉，至汉而盛。《子虚赋》《上林赋》《两都赋》《二京赋》就是例证。程廷祚从体事于物的角度认为《诗经》中风诗的《驷铁》、雅诗的《车攻》《吉日》是畋猎赋之始；《斯干》《灵台》是宫殿苑囿赋之始；《公刘》《绵》是京都赋之始，这些不尽合适，但他借此从题材的角度突出了汉赋的本源，也有一定的意义。
三是就汉赋的风格论，如章学诚说：“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才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章学诚：《校雠通义》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0071册第46页。）。这些意在说明汉赋作品的不同风格，是它们源头的差异造成的。
四是从汉赋作家的继承关系论，这有张惠言在《七十家赋钞序》里为南北朝的许多赋作
家的创作探源，其中说到汉赋作家，认为贾谊，源出屈平；司马相如其源出于宋玉，扬雄进一步张扬；班固其源出于司马相如。
这一时期的汉赋源流研究，因袭的痕迹很深，而为具体的汉赋作家及作品的寻根式研究，主观色彩较浓。
2、汉赋的体格研究
元代祝尧在《古赋辩体》里对汉赋的体格作了探讨，从整个辞赋之流审视，他依据扬雄的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说，把赋体分为诗人之赋、骚人之赋和词（辞）人之赋。而在把汉赋归于词人之赋上存在犹疑，一方面说不敢把汉赋归于词人之赋，另一方面又说汉赋取古诗中的“赋”为赋，又取骚赋中的富丽为辞，所写的赋就是辞赋，写赋的人即是辞人。那么，汉赋还是辞人之赋。祝尧对汉赋体格的进一步研究，是袭用朱熹批评《诗经》的赋、比、兴的手法，把汉赋的体格分为三类：比体、赋体和文体，并以贾谊、司马相如、班婕妤、扬雄、班固、祢衡为研究对象。他以赋中多用比喻为比体，如贾谊的《吊屈原赋》；赋中多用铺陈为赋体，如扬雄的《甘泉赋》；赋中多用议论说理为文体，如扬雄的《长杨赋》。祝尧把赋体之赋和文体之赋体制的确立都归于扬雄，其实按照他的理论权衡也有所偏斜，如文体之赋东方朔的《答客难》就是扬雄的前驱。
祝尧在《古赋辩体》里推崇汉代的赋体之赋，因为“以赋为赋，则自然有情有辞有理”，而他又是明确主张赋的情、辞、理三位一体的。汉赋的三体中存在着不则程度的交叉现象，即汉赋作家在一篇赋中不专用一法，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首尾是文，中间乃赋”；他的《长门赋》则“以赋体杂出于风比兴之义”。祝尧此说影响于后，清代何焯曾引用过他的“首尾是文，中间乃赋”一说，说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而专于词，流为齐、梁、唐初的俳体；首尾之文以议论为便而专于理，流为唐宋的文赋。
3、汉赋的创作研究
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一里“语赋”，引述了司马相如论赋的“心迹”之说，认为赋的写作方法，已经被司马相如说尽了。而王世贞从司马相如的论赋中申发出“赋家不患无意，患在无蓄；不患无蓄，患在无以运之”的思想，并以之为尺度审视汉赋作家的创作，说道：“《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长沙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张、潘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处。”（王世贞：《艺苑卮言》，《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 年版，中册，第982页。）王世贞指出了汉赋创作中意、材、笔的三位一体，表明学赋者既需要广博的才学，又需要驾驭才学的能力，方能达到司马相如赋的成就。
才学自然是创作赋的基础，早于王世贞的谢榛就说过：“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谢榛：《四溟诗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册，第1175页。）汉赋所达到的艺术成就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清代，程廷祚在《骚赋论》中说司马相如的“心迹之论，赋家之准绳”。有才学还要善想象，刘熙载也称赞司马相如以丰富的想象力“架虚行危”，由此而创造了他的赋“巨丽”的特征。同时，他从刘勰的赋“丽辞雅义”推导出“赋，辞欲丽，迹也；义欲雅，心也”（刘熙载：《艺概·赋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8页。）。而他的“赋兼叙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横义也；叙者，一先一后，竖义也”也是从司马相如论赋的创作时说的“一经一纬”中演化来的。
4、汉赋比较研究
这一时期的汉赋的比较研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汉赋与骚赋的比较。明代胡应麟说：“骚与赋句语无甚相远，体裁则大不同：骚复杂无伦，赋整蔚有序；骚含蓄深婉为尚，赋以夸张宏巨为工。”（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第96页。）清代程廷祚认为骚出于诗，赋出于骚，“骚之于诗远而近，赋之于骚近而远，骚主于幽深，赋宜于浏亮”（程廷祚：《骚赋论》上，《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册，第145
页。）。虽然他们这里说的是“赋”与骚，而不是指称汉赋，汉赋自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刘熙载就直接把二者进行比较，他曾认为骚赋是汉赋之祖，汉赋以骚赋的模式为模式的同时，就二者的风格论：“《楚辞》风骨高，西汉赋气息厚”；“《楚辞》尚神理，汉赋尚事实”（刘熙载：《艺概·赋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3页。）。
这里的风骨、神理与气息是两种很有差异的艺术趋向。刘勰最初在《文心雕龙》里提出风骨和神理时，以风为气韵，骨为遒劲的笔力，神理则是所谓神明的道理。这时，刘熙载以“风骨”称骚赋仍然保持了风骨的原义，神理则指赋的情志。汉赋有气息即气韵却没有骚赋的骨力，这和它们重事实、实际上是虚浮的事实相吻合。艺术趋向不同，表现方式自然有差异。骚赋重比兴、汉赋重离辞连类，于是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欣赏效果：“《楚辞》，赋之乐；汉赋，赋之礼”；“《楚辞》按之而逾深，汉赋恢之而弥广。”（刘熙载：《艺概·赋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5页。）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或内心体验以求味，或类比联想以求广，这是为各自的特性决定的。二是汉赋作家之间的比较。汉赋作家的比较研究，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以司马相如为赋的魁首，称言汉代其他赋家不能及或难及，元代以前就是如此。
这一时期情形依然，明代张溥说：“《子虚》、《上林》非徒极博，实发于天材；扬子云锐精揣炼，仅能合辙，犹《汉书》于《史记》也。……他人之赋，赋才也；长卿之赋，赋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张溥：《司马文园集题辞》，见《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页。）清代孙梅说的司马相如的赋牢笼天地，苞括宇宙，所以扬雄、班固苦精竭思而不能及，都可为说明。刘熙载则较汉赋作家的短长，如“相如之渊雅，邹阳、枚乘不及；然邹、枚雄奇之气，相如亦当避谢”；“贾生之赋志胜才，相如之赋才胜赋”（刘熙载：《艺概·赋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2页。），使汉赋的比较研究中有了一些生气。
汉赋研究的两千年历程，从不同的方面张扬了汉赋的光彩，凸现出作家的优劣。但这些研究的感悟特质和点评方式都偏于粗略，稍系统些的汉赋研究却又是与其他文学形式的研究相间，特别是与汉代前后的辞赋合而论之，而不是单独的汉赋研究，致使人们难以分辨，这在实际上影响了汉赋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时，汉赋研究在汉赋作家那里产生的诸多观念，为后来漫长的汉赋研究历史证明具有典范意义，使人们在相关的方面难以超越。但时代与研究者毕竟不同，所以，汉赋研究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风貌，共同构成汉赋研究的波澜起伏，为20世纪的汉赋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二、20世纪汉赋研究
（一）20世纪汉赋研究的发展阶段
20世纪一百年，汉赋研究的进程可以根据汉赋研究的时代和自身特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以前的汉赋研究。第二阶段，1949至1980年的汉赋研究。第三阶段，1981年至今的汉赋研究。
1、第一阶段，1949年以前的汉赋研究。
这一阶段，虽然经历了漫长的近50 年岁月，但最初汉赋的研究显然没有激起学者的普遍兴趣，1905年前后，渐兴“中国文学史”的编撰之风，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许多人对汉赋的关注是出自文学史体例的需要，而不是真正的研究兴趣，以致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学史研究兴盛而汉赋研究并不兴盛，对汉赋研究的广泛与深刻程度都是很有限的。
从可知的材料来看，这一阶段的汉赋研究在20年代以后渐有改观，曹聚仁的《赋到底是什么？是诗还是散文》、郭绍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文对赋的讨论，客观上促成人们对汉赋的注意，突出的是陈去病1927年由国光书局出版的著作《辞赋学纲要》以汉赋作家作品为内容主体，使之成为汉赋研究的重镇。同时，一些汉赋批评观念如汉赋源于《诗
经》、源于楚辞说，都没有超越传统的批评。不过作为汉赋研究的初兴，明显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世纪初的清王朝覆亡也导致了对传统学术研究方式的冲击，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学东渐，语言表达方式的革命同时也是研究方式的革命，乾嘉学风衰微。汉赋研究多用白话论理，使之在语言风格上绝然不同于前一个世纪，30年代以后，汉赋研究升温，学界对汉赋的讨论显得有点热闹，贺凯的《汉赋的新解》、沛清的《论汉代的辞赋》、朱杰勤的《汉赋研究》、吴烈的《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王气钟《汉赋篇》，汉赋研究的专门著作如金秬香的《汉代词赋之发达》、陶秋英的《汉赋之史的研究》也在这时候问世。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赋史大要》对汉赋也用力甚勤。汉赋研究倒真有了一点气象。这种情形延续到40年代，学坛除了汉赋研究论文仍在产生之外，汉赋入史以后也有了变化，最突出的是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六章专论汉赋，影响深远。
2、第二阶段，1949至1980年的汉赋研究。
汉赋“劝百讽一”的传统批评的影响在第一阶段就有较多的显现，形成对汉赋艺术成就贬抑的态势，如贺凯说汉赋是适应新兴地主经济的发展产生的，汉赋作家是装饰、维持封建国家这座金字塔的词匠，他们创造的铺张雕饰的形式美投合了贵族奢靡的生活（参见贺凯：《汉赋的新解》，文学杂志第1卷第3、4期，1933年7月），这一现象在本阶段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异常地凸现，先有朱偰、曾文斌、罗根泽、徐应佩、周明等人在《光明日报》、《新华日报》上撰文对继承诗词歌赋传统问题的论争，继而有关于汉赋的论争。如郑孟彤《汉赋的思想与艺术》、童丹《与郑孟彤先生商榷汉赋的评价问题》、钟培贤、张宗宙《汉赋是反现实主义文学──驳斥右派分子吴重翰评价汉赋的修正主义观点》、陈介白《谈汉赋》、李嘉言《关于汉赋》等。争论的焦点为：汉赋是现实主义文学还是反现实主义文学，有社会价值还是无社会价值。由于庸俗社会批评占了主导地位，对汉赋的批判使汉赋研究在40年代渐入佳境以后跌于低谷。汉赋研究中社会政治色彩的渗入，严重打击了研究者的热情，汉赋研究的冷落是自然的。相应地汉赋作家作品的研究，主要探究了枚乘及其《七发》、司马相如、扬雄的赋，如史文哲《谈谈〈七发〉》、易振《〈七发〉读后的联想》、刘开扬《司马相如及其作品：纪念司马相如诞生2140周年》、李嘉言《关于扬雄》等。
汉赋研究的专门著作则是一片空白。中国文学史中论及汉赋除了旧作重版的外，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而这一时期汉赋研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汉赋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汉赋能够古为今用与不能古为今用的论争。这一时期，海外的汉赋研究则有台湾简宗梧的博士论文《司马相如扬雄及其赋之研究》、日本中岛千秋的《赋之成立与展开》的第五章“汉赋的展开”、美国康达维的《扬雄赋研究》、法国吴德明的《汉代的宫廷诗人司马相如》、英国许士《中国两诗人》（班固、张衡）等。
3、第三阶段，1980年至今的汉赋研究。
这一阶段社会改革开放和思想的解放带来的进步使汉赋研究的僵化局面不复存在，汉赋研究因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热点之一而有了空前的发展，研究者纷涌，源流论、作家论、作品论，历史性的纵向通观和社会性的横向审视，文化论、思想论、艺术论不胜枚举。而汉赋研究的专门著作也如雨后春笋一般，龚克昌《汉赋研究》首举旗帜，接踵而至的有姜书阁《汉赋通义》、刘斯翰《汉赋：唯美文学之潮》、万光治《汉赋通论》、康金声《汉赋纵横》、章沧授《汉赋美学》、阮忠《汉赋艺术论》、曲德来《汉赋综论》、程章灿《汉赋揽胜》。而非专门的著作除各种文学史、文学通史、散文史、文化史自然兼论汉赋作家及汉赋之外，还有辞赋史、辞赋批评史论一类的著作都不可避免地把汉赋视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高光复《赋史述略》、《汉魏六朝四十家赋述论》、马积高《赋史》、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毕庶春《辞赋新探》、袁济喜《赋》等。同时，赋论史中的汉代赋论也是重要的章节，如叶幼明《辞赋通论》、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等。
这一时期，汉赋没有作品总集的问题得到解决，北京大学出版了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的《全汉赋》。纯粹的汉赋选集则有贺新辉的《汉赋精粹》。而何新文在《二十世纪赋文献的辑录与整理》里作的梳理表明，如瞿蜕园《汉魏六朝赋选》、裴晋南《汉魏六朝赋选注》、刘祯祥等《历代辞赋选》、黄瑞云《历代抒情小赋选》、毕万忱等的《中国历代赋选》等十几种辞赋选本都无可避免地选录了汉赋。霍松林、徐宗文主编的《辞赋大辞典》等中的汉赋作家及作品都是重要内容。从这些可以看出汉赋研究的兴盛程度。
海外的汉赋研究也较前一个时期有了发展，汉赋研究论文且不说，汉赋研究的专门论著就有台湾张清钟《汉赋研究》、简宗梧《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汉赋史论》、曹淑娟《汉赋之写物言志传统》。非专门著作有香港何沛雄的《汉魏六朝赋家论略》、《汉魏六朝赋论集》，台湾张正体、张婷婷《赋学》、李曰刚《辞赋流变史》、郑良树《辞赋论集》、朱晓海《习赋椎轮记》等。何沛雄的《读赋零拾》多论汉赋。
此外对汉赋研究用力甚多的学者还有长春毕万忱、南京徐宗文、许结等人。
这一时期，辞赋学术研究活动中，汉赋研究是重要内容。1987年、1989年的全国第一届、第二届赋学研讨会分别在湖南衡阳、四川江油召开。1990年、1992年、1996年、1998年国际赋学会分别在济南、香港、台湾、南京召开，汉赋研究在其中展开。而海外学者如香港方面的何沛雄、陈绍棠、黄耀堃、郑良树，台湾方面陈姿蓉、颜昆阳、傅锡壬、廖国栋等提供给大会的汉赋论文在第二届、第三届国际赋学研讨会上尤为突出。美国学者康达维、日本学者谷口洋也有关于汉赋的论文提交大会。从这些可见海外汉赋研究之一斑。
（二）汉赋研究各阶段异同说
从上述三个阶段审视，虽说研究者都以汉赋作家和汉赋为中心展开工作，但三者有所不同。
首先是在研究的规模上，第一阶段汉赋研究的专门著作只有两部，而且规模都很小，汉赋研究的论文虽说屡见于报刊，但声势并不很大。学人对汉赋的关注更集中地体现在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中。从1905年前后黄人编纂的《中国文学史》算起，到1948年葛存悆的《中国文学史略》，这些通史就达120部之多。还不算断代文学史和分类文学史。尽管有的文学史对汉赋忽略不论，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认为汉赋是庙堂文学，是走的模仿、沿袭、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一路，故论两汉诗文不及汉赋，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论辞赋只及所谓的北赋即荀赋、南赋即屈、宋赋，论汉代文学只论诗而不论赋，以示对这种文体和汉赋作家的轻视。但大量的文学史言及汉赋或有专章，或有专节，对汉赋有相当的关注，只是对汉赋的探讨不够深入。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论汉“词赋派”，只称西汉的司马相如、严助、朱买臣、终军、严葱奇五人，主要是介绍情况，罗列材料，很少作具体论断。这种情形并不少见，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欧阳溥存的《中国文学史纲》都是如此。第二时期没有汉赋研究专著出现，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在经历了第一个时期的高潮之后，趋于冷落。借文学史论汉赋相对少了许多。而零星的汉赋论文终究不能成气候。第三个时期中国文学史的编纂重入高潮且不说，汉赋专著的纷涌叠出和辞赋研究活动中汉赋研究的频繁开展，是前二者不可比拟的。到这时候，汉赋研究不仅是独立于诗歌、非辞赋的散文之外，而且也独立于其他时期的辞赋研究之外了。
其次在汉赋研究的观念上三者有所不同。汉赋的研究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汉赋研究观念。在第一、第二阶段，对于汉赋存在两种绝然不同的意见，或认为汉赋有用于社会，或认为汉赋无用于社会，人们对汉赋的审视较多地处在扬雄赋论的影响之下，轻文学而重社会功用，而汉赋的颂扬和讽谕的不协调，又促使人较多地看到颂扬的负面作用，严重轻视汉赋。这是人们在不能不涉及赋的时候，少说或者缄口不言的本质所在。而在第三个时期，虽然从社会学的眼光批评汉赋的情形依然存在，但更多的人从汉赋的文体特征和审美特征出发，肯定汉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汉赋的文学本性，研究汉赋的面貌也就与前二者有很大
的差异。所以，在第一时期与第二时期的汉赋研究中，赋的社会功用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在第三时期，人们多研究汉赋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使汉赋研究回到了正常的文学轨道。
其三在汉赋研究的方法上，第一阶段的汉赋研究有两种趋向，一是往往好作总体的探究，文学史上的微观考察并不细腻；二是受实证方法的影响，微观考察重材料的客观说明。而在第二个阶段，汉赋研究的薄弱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第一阶段的沿袭，没有进展。第三阶段才出现飞跃。第三阶段的研究方法除仍有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之外，心理学的、文化学的、文艺学的、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普遍渗入汉赋研究。而且第一、二阶段主要就汉赋论汉赋的方法在第三阶段得以延续的同时，作为文学的汉赋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也在进行，如汉赋与史学、汉赋与哲学流派、汉赋与社会文化等，其深度和广度是前两个阶段的不可比拟的。
其四是第三个阶段，不同于前二者的还有对汉人汉赋批评理论的全面总结而不像前二者偶尔兼及汉赋的批评理论。汉代对汉赋作理论批评的主要有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徐志啸在《历代赋论述要》论两汉赋论，言及司马相如的“赋迹”“赋心”的创作论、司马迁的司马相如赋出于讽谏说、扬雄的辞人之赋丽以淫、“劝百讽一”论以及班固对扬雄赋论的批评。叶幼明在《辞赋通论》里认为汉代赋论主要探讨了：赋的本质与源流，赋在语言形式上的特点是“丽”，赋的社会功能是美与刺，或称讽与颂。阮忠在《汉赋批评论》中提出，汉人的汉赋批评表现为汉赋生成、作家人格、丽则丽淫的风格、讽谏颂誉的社会功用四个方面。何新文认为，“唯美与尚用，是汉人最重要的两个文学观念，也是汉代赋家评论的焦点”（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唯美而有汉赋作家以大为美的审美理想和大赋巨丽华美的特征，尚用则是注重赋的讽谏作用。在这些总结中，人们尤为关注的是扬雄与班固两种不同的汉赋功用观，即汉赋之丽没其讽谕之义和汉赋的讽颂是“雅颂之亚”。除此之外，人们还对其他历史时期的汉赋批评理论予以了关注。
（三）20世纪汉赋研究的主要特点。
1、研究者全面地审视汉赋的历史
研究者全面地审视汉赋的历史在三个不同的阶段，大体上都有把汉赋纳入中国文学史的共性，它包括审视汉赋之源和汉赋发展之流。所以，人们往往瞩目于汉赋产生的文体因素，探讨汉赋与先秦诗歌、楚辞、荀赋、诸子散文的关系，从中发现汉赋产生的文体必然性（当然，对汉赋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探讨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尽管研究者的意见纷纭，主张汉赋源于诗歌、源于楚辞、源于先秦诸多文体的影响等等，至今没有一致的观点，但为汉赋溯源，寻求其本根的意愿则是共同的。对于汉赋发展之流的研究，人们通常把汉赋的发展分成不同的时期或者阶段，以此显示汉赋发展的流动过程，摸索出其中的规律。虽然说人们共同认为汉赋经历了初兴、兴盛、衰微的历史，但在汉赋发展的具体阶段的划分上也存在不同的意见。由于对汉赋的认识在不同的研究时期和不同的研究者身上有所不同，对汉赋的全面审视落实到汉赋作家上，研究并不全面。人们往往重有影响的汉赋作家，尤其是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甚至有的研究者出于对汉赋的轻视，只论司马相如，使对汉赋的研究有些偏颇。这种情形直到进入研究的第三时期才有了很大的改观。
2、从传统感悟式、点评式的研究进入逻辑思维性的系统研究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虽然也存在逻辑推理式的研究方式，但大多是感悟、点评式批评，20世纪以后，这种状况逐渐得到改变，人们比较普遍进入逻辑思维性的系统研究。这表现为对汉赋的考辩、分析和推断，所求的是逻辑的结论，而不是以片言只语式的断言。研究者不再是冒一点思想火花，而是以周密的整体研究或者是局部研究体现自己的深入、系统的思考，因为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个人情趣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风格。其中，感性的体验往往与理性的论析相融，从前者进入后者，以后者表现出研究的理性精神。在这里，微观研究的精神继续得到发扬，而宏观研究成为许多研究者的自觉，尤其是在第三阶段，倡导文学史的宏
观研究之风对汉赋研究的影响是深刻的，况且还有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介入，对传统研究方法的调合与改造，促进了汉赋逻辑思维性的系统研究在探寻汉赋发生、发展的外部与内部规律上下的功夫。
3、从汉赋作家作品研究、汉赋功用研究进入多方位的整体研究
20世纪的汉赋研究，在初期的汉赋之史的研究风潮中，大多所重的是汉赋的作家作品，以一个或几个作家及其作品代表汉赋历史的情形屡见不鲜。陶秋英在《汉赋之史的研究》通过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显示出来的作家艺术风貌，大体上可以代表那一个时期汉赋作家作品研究的风格，而汉赋的功用问题萦绕着许多人，很少有人能够从社会学的理解中走出来。这种情形在第二个时期没有得到改善，直到第三个时期，汉赋研究对象的广泛深入，研究的多元化局面得以形成，单一的作家作品研究以及汉赋特性研究仍在进行；同时一部分人在研究中通观两汉时代、汉赋作家及其赋作，涉猎汉赋诸多方面的问题，使汉赋研究呈现为整体研究的态势。
（四）20世纪汉赋研究的基本方法
1、编纂法
编纂法可以分为四种：
一是以论述带编纂。陶秋英的《汉赋之史的研究》、陈去病《辞赋学纲要》第6至第12章、铃木虎雄的《赋史大要·辞赋时代》所论汉赋作家及汉赋都采用这种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对于汉赋作家作品、汉赋批评资料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陈述情况，介绍作品和前人论述。虽然也常有简明的结论性的意见，但所重的是用材料说明问题，立论简要明快。
二是汉赋作品集的编纂。20世纪辞赋作品集或选集如上所述有十几种之多，显现出以编纂方法研究辞赋的另一种方向。汉赋方面最有成绩的是费振刚等人辑校的《全汉赋》。它收录了汉赋83家，293篇（其中完整或基本完整的约100篇，存目24篇，余为残篇），在汉赋篇目的辩析、校勘上有很大的贡献。
三是汉赋篇目、大事记的编纂，万光治《汉赋今存篇目叙录》（见《汉赋通论·附录》），刘斯翰《汉赋大事年表》（见《汉赋：唯美文学之潮》），以此展示汉赋的面貌。
四是辞典编纂中的汉赋编纂。如现在国内出版的《历代赋辞典》、《历代辞赋鉴赏辞典》、《辞赋大辞典》，涉及汉赋作家、名篇、理论、词语、研究著作等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编纂研究法中最为完备的。
2、考辨法
考辨法可以分为四种：
一是作家生平考辨，如周清泉《扬雄世系考辩》。
二是作品存佚真伪考辨，如姜书阁《汉赋通义》中的“现存汉人辞赋篇目考辩”，全面地考辩汉赋作品的存佚与真伪；西汉“梁园宾客赋”的考辩、司马相如赋迹、赋心论的考辩。
三是汉赋创作活动的考辩。这方面很引人注目的是康金声的《汉赋年表》，“此年表收汉赋作家生卒年、大事年、辞赋作品作年、汉赋创作思想及汉人对辞赋的评论材料，汉赋歌咏涉及的史实以及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背景等”（康金声：《汉赋纵横》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272页。）。
四是汉赋语言考辨，如简宗梧在《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里对“汉赋玮字源流”的考辩。考辩的方法本身具有浓厚的传统意味，但仍然是汉赋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它既给后学指示了门径，便利了研究，又通过考辩，深化了对汉赋的研究。
3、论析法
论析法运用得最为广泛，通行的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这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一是汉赋史的论析，全面地梳理汉赋的发展源流、作家作品、风格流别、影响等众多方面。这在汉赋研究专著中常常可见。
二是作家作品论析，其一是单一的作家作品论，如毕万忱《试论枚乘的〈七发〉》、许结《论扬雄与东汉文学思潮》、曹道衡《略论〈两都赋〉和〈二京赋〉》等数以百计的论文。而较为集中的作家作品论则有龚克昌《汉赋研究》中对贾谊、枚乘、庄忌、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赵壹等人及其作品的论析。高光复的《汉魏六朝四十家赋述论》论及的汉赋作家也有16人之多。其二是汉赋综论，如万光治《汉赋通论》、刘斯翰《汉赋：唯美文学之潮》、曲德来《汉赋综论》等都是从总体对汉赋进行论析的。其三是汉赋作家作品的比较论析，如简宗梧在《司马相如扬雄及其赋之研究》里的“马扬辞赋之综合比较”，涉及谋篇、修辞、内质、外象四个大的方面，是比较方法运用中的细腻之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研究方法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灵活性，它往往不偏爱传统而对新的研究方法有积极的接纳，于是在这里，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宏观与微观的结合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示。
三是诸种论析方法的交叉融合。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不纯粹，文化学的、心理学的、美学的研究方法，都在有意或者无意地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使论析更加透彻、深入。
三、20世纪汉赋研究讨论的主要问题
20世纪的汉赋研究涉及的作家相当多，从汉初的贾谊、枚乘到东汉末年的建安赋作家，少有未入赋家的视野；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汉赋的起源、发展的因素和阶段、文体的特征和风格、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汉赋的影响等等，难以尽述。这里，重在汉赋研究百年中较有争议的问题，以体现汉赋研究的基本面貌。
（一）汉赋的源流。
1、单源说。
（1）源于古诗说。这有两种趋向，一为源于《诗经》说。刘大杰认为，汉赋的发展轨迹是从《诗经》到楚辞，然后从楚辞到汉赋（参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新1版，第128页。）。姜书阁认为“赋自诗出”诗即指《诗三百》（姜书阁：《汉赋通义》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6页。）。徐宗文在《试论古诗之流──赋》表示了相同的意见。二为源于先秦南方诗歌说。陶秋英说“南方的诗歌，更是赋的远祖”（陶秋英：《汉赋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吴炜华认为赋自诗出，这诗是楚国的民歌（参见吴炜华：《中国秦汉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2）源于楚辞说。汉赋是楚辞的发展，“汉文化是楚辞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楚辞对于融合南北文化建立华夏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汉初承袭楚文化，‘楚风’成为主流，……辞赋写作也以骚赋为主。……赋本由辞衍化，经武帝的提倡，汉赋包容楚辞的浪漫精神便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1996年版，第102页。）。“在楚辞的影响下，汉代文人从事新的创作。这里既有模拟楚辞传统风格和体式的，也有从楚辞中脱胎而出成长起来的新文体。对于楚辞和汉代新兴的辞赋，当时人都称为‘赋’或‘辞赋’，并不加以严格的区别”（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
（3）源于宋玉赋说。徐北文认为，宋玉是宫廷文学的始祖，他的辞赋正是汉魏辞赋的直接来源（参见徐北文：《先秦文学史》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223页。）。姜书阁说：“宋玉是词人之赋体的创始人，而《高唐》、《神女》则为汉人赋体之祖。”（姜书阁：《先秦辞赋原论》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55页。）
（4）源于荀赋说。李伯敬认为“赋体起源于荀子《赋篇》，而并非《诗经》的六义之赋”（《赋体源流辨》，载《学术月刊》1982年第3期。），荀赋开了汉大赋风气之先。方旭东也认为汉赋唯源于荀赋（参见《也谈赋体的源流》，载《安庆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徐声扬则对汉赋源于《诗经》、楚辞提出异议，认为“汉赋应源于荀赋”（《论汉赋起源发展和
在文学史上的作用》，载《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3期。）。
（5）源于民间隐语说。朱光潜说：“隐语为描写诗的雏形，描写诗以赋的规模为最大，赋即源于隐。”（朱光潜：《诗论·诗与谐隐》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0页。）刘斯翰说赋“是从民间游戏隐语（即谜语）发展而来的”（刘斯翰：《汉赋：唯美文学之潮》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6）源于铺述的表现方法说。冯俊杰在《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1-4 期连续发表文章，总题为“赋体四论”，认为赋并非源于古诗之流，也不是《诗经》“直陈其事”的表达方式，而“拓宇于楚辞”和“出入战国诸子”说都有局限。他从赋的文体特征考察，说“铺陈实际上是赋体唯一的基本特征”，是赋的生命要素，赋“以铺陈的言而求详、言而求尽和言而求美的作用为中介，将那些受可然律支配的赋体外层次构造因素凝聚起来，形成赋体。”而赋家不铺陈就写不成赋，所以，“赋体的艺术本质不是多源的，它的渊源只有一个，这就是铺陈的表现方法。”
（7）源于诵读之“赋”说。骆玉明认为，“赋从诵读方式演变为文体之名”（《论“不歌而诵谓之赋”》，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陈敬夫说，赋是“春秋赋诗言志之变”（《赋体探源》，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3期。）。
（8）源于游戏说。冯沅君在《汉赋与古优》里提出汉赋是“优语”的支流，又用扬雄的赋家“颇似俳优”之说，进一步认定赋出于俳优之词，即倡优滑稽调笑的游戏言辞。曹明纲对此作了进一步论证，断言：“赋在战国末期由俳词演变而成，是文学创作由口头形式向书面形式转化的结果。”（曹明纲：《赋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和这种说法相近，简宗梧从梁园宾客的盛况、言语侍从的由来、汉赋繁盛于宫廷三个方面论断，汉赋源于游戏（参见简宗梧：《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第4-11页。）。
2、多源说。
（1）综合说。沛青认为，汉赋主要源于楚辞、荀赋、战国时的策问和《诗经》的雅颂（参见沛青：《国闻周报》1934年第11卷第8期。）。和他这种认识相仿佛的大有人在，如李嘉言说汉赋“承袭了《诗经·颂》的歌功颂德，《楚辞》的抒情，荀赋的抒物说理，《楚辞》、《国策》的对偶与四方铺陈，先秦诸子的寓言隐语等等”（李嘉言：《关于汉赋》，光明日报1960年4月17日）。汉赋的渊源，谭丕谟认为有四点：“汉赋是从楚辞的母胎里妊育下来的。”“汉赋的外形，特别显得壮阔；夸张的气味也显得十分浓厚，这当然是受了纵横家的影响。”“汉赋是从《雅》《颂》发展而来的。”“汉赋是从李斯有刻石文发展而来的。”但汉赋与它们都有差异（参见谭丕谟：《中国文学史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3-95页。）。龚克昌认为，汉赋受《诗经》、楚辞、倡优和纵横家的影响（参见龚克昌：《汉赋研究·汉赋探源》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宋效永说，汉赋的源流在创作形式上，直接脱胎于屈骚为主的楚辞，使汉大赋有了铺陈排比、长篇叙事的基本特色；在创作指导思想上，直接脱胎于儒家诗教的讽谏纲领，形成讽谏的创作基调（参见宋效永：《从汉赋的创作实践看“言志”与“缘情”的抗争》，徐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3期。）。孙尧年在批评李伯敬的赋不是古诗之流时，认为赋有多源（参见孙尧年《〈赋体源流辨〉驳议──与李伯敬同志商榷》，学术月刊1983年第10期。）。程章灿在《魏晋南北朝赋史》、曲德民在《汉赋综论》里说到赋的渊源，也有多源的主张。
（2）分类说。刘师培在1905年分载于《国粹学报》的《论文杂记》中认为，“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骋辞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刘师培：《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6页。）。金秬香说，汉赋的问答形势之谈，源于纵横家言；丽词散行之制，出于屈、宋；观物约义之作则本于荀卿（参见金秬香：《汉代词赋之发达》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马积高认为，骚体赋由楚歌演变而来，文赋
（如《子虚赋》《上林赋》）由诸子问答体和游士的说辞演变而来，诗体赋如扬雄的《酒赋》、《逐贫赋》由《诗》三百篇演变而来（参见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万光治则在《汉赋通论·汉赋分类史述略》里把汉赋分为四言赋、骚体赋和散体赋，认为四言赋源于荀赋，骚体赋源于楚辞，散体赋则受先秦各文体的综合影响。
（二）汉赋的发展阶段
1、三阶段说
（1）胡毓寰认为汉赋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汉初，贾谊、枚乘师法屈宋为汉赋的先锋；汉武帝时，司马相如等人竞为长篇，汉赋的体制大成；到班固、张衡作京都赋，敷陈繁冗，大变屈宋体气。并说两汉辞赋的发达，“惟三代抒情、叙事的韵文，至是已变为‘敷陈典物’之韵文矣”（胡毓寰：《中国文学源流》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73页。）。
（2）詹安泰等则较上述细腻，即“自汉初至武帝约七八十年间为初期，是汉赋的形成时期。……自武帝至和帝、安帝之世约二百余年间为中期，是汉赋的全盛时期。……自顺帝而后以至汉末约一百年间为晚期，是汉赋的转变时期”（詹安泰：《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211页。）。郑孟彤在《汉赋的思想与艺术》、陈玉刚在《中国文学通史》、曹大中在《数量·过程·枝派：谈汉赋的一些基本情况》里大体也持此说。郭维森、许结在《中国辞赋发展史》里有相近的意见，只是让东汉末年包括了建安时期。
（3）姜书阁也认为汉赋四百余年的发展演变应为三期，即汉初到武帝刘彻初约80年为“丽则骚赋时期”；武帝中至西汉末约160余年为“淫丽大赋时期”；东汉初至汉末建安约180年为“抒情小赋时期”，分期中同时包含了对汉赋风格的评价。
2、四阶段说
（1）刘大杰认为汉赋的发展为汉初赋，作家有贾谊、枚乘；全盛期，作家有司马相如、东方朔等；模拟期，作家有扬雄、班固等；转变期，作家有张衡、赵壹、蔡邕等。张清钟在《汉赋研究》、李曰刚在《辞赋流变史》、黄保真的《说赋》、叶幼明的《辞赋通论》都采用这种分法。
（2）叶幼明在把汉赋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时还专门作了说明，即从两汉的社会和天子对辞赋家及辞赋的态度、学术思想的发展与辞赋的关系、辞赋本身在发展中体制与风格的变化、辞赋作品的数量和质量这四个方面考察，把汉赋的发展分成四个阶段最为合适，他比刘大杰的划分更为明晰：西汉初年，汉高祖元年至汉武帝建元六年共70年是汉赋的准备时期；武宣元成之际，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到汉成帝绥和元年共120 年是汉赋的鼎盛时期；汉哀帝建平元年至汉和帝永元16年共110年是汉赋的模拟时期；东汉安帝至建安前约80多年是汉赋的转变时期。
3、五阶段说。
（1）张正体、张婷婷在《赋学》里把汉赋的发展分为：东周末年到汉初是汉赋的孕育时期，汉高祖至汉武帝初年是汉赋的形成时期，汉武帝初年至汉元帝是汉赋的鼎盛时期，西汉成帝至东汉章帝是汉赋的模仿时期，东汉和帝至汉献帝是汉赋的转变时期。
（2）刘斯翰在《汉赋：唯美文学之潮》里认为战国时期是汉赋的酝酿阶段、汉初是汉赋的成熟阶段、汉成帝至汉元帝是汉赋的鼎盛阶段、汉成帝至汉章帝是汉赋的蜕变阶段、东汉章帝以后至汉亡是汉赋的衰亡阶段。
（3）阮忠在《汉赋艺术论》里根据汉赋自身发展流变的规律，把汉赋的发展分为：西汉武帝以前是汉赋的初兴阶段，西汉武帝、宣帝之际是汉赋的确立和全盛阶段，西汉成帝、哀帝之际是汉赋的模拟、渐衰阶段，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之际是汉赋的中兴阶段，东汉安帝、顺帝至灵帝是汉赋风格转变的阶段。
（三）汉赋的文体属性与文体特征
1、文体属性：
（1）诗歌说。朱光潜认为，“中国大规模的描写诗是赋”（朱光潜：《诗论·诗与谐隐》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0页。）。姜建群在《试论赋的名称来源及其属性》里详细论述了汉赋的文体属性应该是诗歌而不是其他。他从赋的名称产生的背景认定，赋是在《诗三百》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出现的文体名称；从赋的名称来源认为“赋”名源于“赋诗言志”之义，与《诗》的“六义”无关，与“不歌而诵”也不相干；从汉魏南北朝的赋来看，这一时期的抒情赋与楚辞一样属于诗歌，汉散体大赋有主体是韵文，更接近诗歌，应列为诗歌的研究对象（参见姜建群：《试论赋的名称来源及其属性》，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2）韵文说。陈柱把汉赋称为韵文而不入散文之列。但也不是诗歌，因为他把韵文分为诗赋词曲四类（参见陈柱：《中国散文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王力主张把汉语文学体经裁分成三类，即散文、韵文、诗歌，认为赋是真正的韵文，并说“韵文指的就是赋，有人把赋归于散文，那是错误的”（王力：《略论语言形式美》光明日报1962年10月10日）。范羽翔有类似的看法：“我们觉得不能把辞赋归入散文一类，而应另辟蹊径，称其为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并列的韵文。”（范羽翔：《从散文史角度谈辞赋的归类问题》，北方论丛1983年第4期。）
（3）散文说。游国恩说，汉赋由楚辞演化来以后，由于形式上改变了楚辞句中多用虚词、句末多用语气词的句式，使它散体化，“成为一种专事铺叙的用韵散文”（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册第120页。）。郭预衡认为：“秦汉之赋，就作用说，不近于诗，而近于文。虽然命名为赋，其实也是文章，可以统名为赋体之文。”（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页。）谭景椿在批评了汉赋文体为诗、亦诗亦文说之后，提出汉赋（大赋）是一种富有文采的特殊散文（参见谭景椿：《略论汉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吉林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康金声说汉赋“在本质上是散文而不是诗，是叙事性作品而不是抒情性作品”（康金声：《汉赋纵横》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4）亦诗亦文说。胡云翼认为，赋是诗中赋的表现方法的变体，然后取骚中的丽辞中的辞为辞，使赋成为一种介于诗与文中间的文体（参见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北新书局1948年版，第30页。）。谭丕谟认为，汉赋的内容特征，歌颂帝王功德，点缀宫廷生活；体制上规模壮阔，描写辉煌，把许多零碎的材料加以组织排列，体制宏伟；散韵结合，叙事则用散文，描写则用韵文（参见谭丕谟：《中国文学史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1-92页。）。张正体、张婷婷认为：“汉赋的体裁，外表看是非诗非文，而其构篇形式，则系散文章法，没有诗的成份，但其中或又叶之以韵，故可说是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混合体裁。”（张正体、张婷婷：《赋学》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36页。）简宗梧认为，汉赋是诗的别枝，是偏向叙事描写的诗，但有散文的形式、散文的流畅、散文家的知性（参见简宗梧：《汉赋史论·汉赋为诗为文之考辩》东大图书1993年版。）。韩兆琦、吕伯涛的《汉代散文史稿》也因辞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而不涉及汉赋（参见韩兆琦、吕伯涛：《汉代散文史稿·绪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文体特征：
20世纪对汉赋文体特征的探讨，往往集中在散体大赋上，虽说它们为人公认为汉赋的代表，但也体现了一定的狭隘性。这和骚体的文体特征鲜明、抒情小赋的文体特征具有多样的不定性有关系。
（1）题材。散体大赋在题材上，主要表现帝王游猎和京都生活，或说表现宫廷园囿。如王气钟认为，汉赋的题材上大抵以天子的宫廷苑囿为对象（参见王气钟：《汉赋篇》，学风1935年第5卷第8期。）。林庚说：“汉赋的主要内容，是以夸耀宫廷生活、供帝王欣赏为主的”（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费振刚说：“汉代赋家写赋，正是用铺张扬厉的文字歌颂贵族君主的生活环境和他们的享乐，又以其富庶繁盛来
衬托汉家天子的威严”（费振刚：《汉赋的形成和发展》，文史知识1981年第2期）。胡念贻在《论汉代的“京殿苑猎”赋》（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里也持类似的意见。
（2）结构。就其结构形式来说，人们普遍认为汉散体赋是以主客问答、卒章显志为基本的结构形式，姜书阁说：“汉赋的结构布局几乎都是以客主问答或虚构两人以至三、四人的对话，引起全篇的文章。”（姜书阁：《汉赋通义》齐鲁书社1989 年版，第307页。）陈庆元对这种结构形式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说汉赋作家由于采用了以类相从的铺叙方法，“大赋的结构，一般是由若干大小不等的板块组成的，一段与一段之间，往往使用一些惯用的连词，例如‘于是’、‘若乃’、‘且夫’等；一小节与小节之间，则有‘其’、‘则’、‘则有’隔开，好像建筑物上石块与石块之间、板块与板块之间留下明显的泥痕”（陈庆元：《汉大赋美学品格的得与失》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而朱立新则从时空的角度作了论述，认为汉赋的结构表现为时间的单向、线型和空间的无限、开放在转换中对衬平衡，如描写时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前后、春夏秋冬、朝暮阴晴对称出现（参见朱立新：《汉大赋新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所有这些是从汉赋的表面上看，而从汉赋的特性上看，肖华荣认为，汉赋“讽谏、铺厉两个基本要素及其相互联系、组合、作用的三种方式──‘劝百风一’、‘曲终奏雅’以及思想与形象、内容和形式的脱节与对立，便形成汉大赋的结构”（肖华荣：《也说汉大赋的消亡》，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他同时认为正是汉大赋的这种结构形式导致了自身的消亡。郜积意认为汉大赋的结构有双重性，表层是叙述者和修辞、他者和表达相对应，修辞和表达、叙述者和他者相对立；深层是游戏与审美、讽谏与功利相对应，游戏与讽谏、审美与功利相对立（参见郜积意：《论汉赋的结构》福建论坛1997年第4期。）。
（3）语言。汉赋创作上“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式的铺采摛文，导致了它们在语言上闳衍缛丽的风格。这种闳衍缛丽的风格，香港饶宗颐在《选堂赋话》里说出自庄子的卮言和寓言，实际上既与汉赋作家炫博邀宠有关，又是他们表现大一统的强盛帝国的需要。在汉赋作家自觉地表现中，搜奇罗异、雕琢藻饰是常规，并成为对汉赋语言表现的基本要求。简宗梧则说，汉赋的语言丽色是体物写志所致，作家只有细腻描写、铺排文采，才能够宣泄在繁盛的社会生活环境中的澎湃情怀，读者也只有对这种语言的阅读才能够得到精神的满足。再则是为了物无隐貌，铺张扬厉，于是排类成艳也成为汉赋的语言特色（参见简宗梧：《汉赋史论·汉赋语言艺术的历史考察》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版。）。人们通常用“丽”、“巨丽”评价汉赋的语言，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但它同时引起人们的批评和赞扬，吴功正就说：汉赋“巨丽体现了美多、美大、美的纷纭、美的错综。它是幕天匝地、整幅满填，文字的密度难透隙风，意象的排列不能行针走线，它把汉语言文字的结构主义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这种为后代文人所诟病的堆砌，恰恰是汉代艺术的一种厚重美，为汉后美学所无可替代。它体现了汉人磅礴的才气。”（吴功正：《美的巨丽形态──汉赋美学》求是学刊1992年第2期。）与他的意见相一致的不乏其人，如冷成金也说，汉赋语言上的堆砌罗列今天读来毫无美感，但在当时是历史的需要，表现了大汉气概（参见冷成金：《试论汉赋之美的本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而康金声说汉赋最大的语言特色就是“丽”，它促进了文学语言的华丽典雅，发展了文学语言的修辞技艺，奠定了美文学和近代诗的语言基础，丰富了文学语言的修饰性词语（康金声：《论汉赋的语言成就》，山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这在一般人所认为的汉赋华丽的语言有用于当时而无用于后世上前进了一步.
（4）艺术精神。汉赋铺采摛文与体物写志相融为一，从而体现的汉赋艺术精神，一般认为是讽颂。沛清认为：“汉代辞赋，最重要的是颂扬的和讽谕的。讴歌种种享用和礼仪，以宣扬威德，这是颂扬。对于繁奢的享用和逸乐而不中礼的生活，给以箴规谏诤，使之合于法度，免得渎亵了权威者的尊严，这是讽谕。总之，不论是颂扬或讽谕，都是藉文学的表现来礼赞专制主义，并以帮助专制者权威的树立的。”（沛清：《论汉代的辞赋》国闻周报第11
卷第8期1934年版）朱一清认为对汉赋的歌颂要作细致的分析，如是歌颂统治者的腐化生活就应舍弃，如歌颂汉帝国的统一、强大和物质文化的强盛就不能一概否定，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符合人民的社会理想（参见朱一清：《略论汉赋的思想内容》安徽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就讽与颂而言，是讽为主导还是颂为主导有不同的意见，康金声说，“汉赋的讽谕集中体现了创作宗旨，因而是它的思想命脉。”不仅如此，“讽谕还是把大赋的丽辞和尚用统一起来的纽带”（康金声：《也谈汉赋的讽谕》光明日报1983年9月6日。）。与他的思想相似，朱晓海从赋的渊源上探讨，认为“讽”是荀赋、宋玉赋的根苗，作为赋的基因遗传给了汉赋，在汉赋中或隐或显，所以，讽谏并不像有人认为的是在儒门诗教下，为宫廷的文学游戏讲了几句门面话（参见朱晓海：《赋源平章只隅》清华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高光复认为，“颂扬，可以说是汉赋的宗旨和基本精神”；“汉赋虽然是讽、颂并存，但却是以颂为主的”（高光复：《赋史述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刘慧晏认为，汉大赋继承《诗经》的雅颂精神，又适应时代昌盛欢快的要求而改变楚辞的离怨悲苦入愉悦歌颂之境，通过文字的图象的琳琅满目五色缤纷形象的展示，讴歌时代，表现人对物质世界和自然对象的征服（参见刘慧晏：《汉赋渊源论》东方论坛1998年第1期。）。对于汉赋作家的重颂而轻讽，龚克昌认为是他们把创作的重心放在赋的艺术形式上，追求赋的艺术发展更符合艺术规律（参见龚克昌：《汉赋研究·总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在讽颂二者中，人们对讽的批评较多，认为它不过是粉饰现实，曹道衡在《试论汉赋和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一文中就持这种观点。徐宗文、康金声在论汉赋的讽谕时也有类似的看法。同时，也有其他的观点，曲德民在《两汉大文学史》里就说：汉赋的“艺术精神主要是那种充满进取和创造意识的少壮精神”。
（四）汉赋的美学特征
1、以大为美说。闻一多曾以《子虚赋》《上林赋》《二京赋》等为例，说明汉赋作家在当时懂得“大是美点”（郑临川：《闻一多先生论楚辞》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2期。）。冯俊杰认为，汉赋的艺术本质不是讽、劝，而是以大为美，并对汉赋的以大为美作了具体的论述（参见冯俊杰：《大赋的艺术本质》山西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其后，何新文也认为，汉赋的以大为美表现为受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赋文体特点的局限，对汉赋宏大体制的追求；表现宇宙间一切大的东西，如辽阔的土地、丰饶的物产、壮观的歌舞，展示了汉帝国巨大、强大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当时汉民族自信、自豪的阔大胸怀和浩然气概；并以艺术的手法展示了一个更为阔大的无积、无限的想象境界（参见何新文：《赋家之心苞括宇宙──论汉赋的以“大”为美》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吴功正认为汉赋以大为美，篇制长、大就是它以大为美的表层美学风貌和特征，深层的大美是意象群体和结构的庞大。他同时又认为汉赋以巨丽为美的形态（参见吴功正：《美的巨丽形态──汉赋美学》求是学刊1992年第2期。）。曲德民则说，汉赋的以大为美是用夸张、比喻的手法、极至的语言刻画表现出对那些高峻、阔大、壮大的事物完整性的追求（参见曲德民：《两汉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217-221页）。
2、以巨丽为美说。刘斯翰在《汉赋：唯美文学之潮》里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汉赋的“巨丽之美”。他认为，汉代封建专制的大一统政治的成功，是汉赋巨丽之美的现实基础和深刻内涵，巨丽之美表现为规模之巨和感观之美，这二者是汉赋尤其是汉大赋的审美特征。立足于这一点，他对汉赋的表现内容和艺术表现方法作了深入、细致的阐述，以见汉赋的巨丽之美之所在。陈庆元认为汉大赋以巨丽为美，这表现在体制宏大、表现内容和描述的对象弘大而广泛（参见陈庆元：《汉大赋美学品格的得与失》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与此说相近，高光复认为汉赋是以“宏丽”为美（参见高光复：《以颂扬为宗，以宏丽为美──论汉赋的特质》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6期。）。
3、客体美说。邓乔彬说，汉赋的美学特征表现为“将诗骚的重在内心情志的感发，变
为对外部世界的赞美；将关注社会求‘善’，变为关注自然以求‘美’，亦即将以人为中心和本位的审美观转变为主体向客体的辐射，表现出对客体美的追求”（邓乔彬：《汉赋的美学特征》文史知识1989年第4期。）。
4、诸美并存说。康金声在《汉赋纵横》论汉赋的审美价值，认为汉赋以大为美，表现了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以侈丽为美，是中国文学自觉追求审美价值的开端；汉赋的特殊审美风尚是朴拙而奇谲；以儒家的善政德教为美，使美善统一、情理统一。最为全面地讨论汉赋美学特征的著作是章沧授的《汉赋美学》，不过这里的“美学”是泛义的，所以他在这本书中阐述了汉赋的思想美、讽谏艺术美、创作艺术美、语言风格美、山水自然美、文化艺术美等等。他讨论了汉赋美学的一些分枝，就汉赋总体的美学特征而言，表现为崇尚自然的独美、赞颂人格的纯美、提倡社会的至德美、追求艺术的大全美。在艺术的大全美中，具体又体现在以大全为美、以奇想为美、以丽辞为美。正是在这些方面，昭示文学开始进入自觉的时代。阮忠在《汉赋艺术论》中认为汉赋的审美特征有四大趋向，即以自然为美，通过对自然物的客观表现和渗透了作者主观喜爱之情的描写，表现了艺术化的、斑斓缤纷的自然；以缛丽为美，以华辞丽藻表现自然的奇丽和社会生活的富丽；以大为美，表现物大、场面大、气势大。这三者构成汉赋审美特征的表象，其实质是以儒化的道德为美，崇尚人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无形中对前三者有所批判。
（五）汉赋的价值
1、汉赋无价值论。施慎之认为汉赋之弊是承屈宋的末流，缺乏情感和个性的表现，堆砌词藻故实太过，虽然壮伟古雅，但失掉了文学的真价值。并说司马相如的赋“只是供帝王贵族的娱乐，毫无个性的表现和情感的发抒，这正是汉赋的通病”。扬雄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模仿司马相如，“成功一派娱乐帝王贵族的文学”（施慎之：《中国文学史讲话》世界书局1937年版，第18页。）。这样一来，东汉的赋承西汉的余流，以堆砌为能事，更无特色。汉赋无价值，所以汉赋（主要指汉大赋）会灭亡。胡云翼认为，汉赋是文人作政治企图的工具。司马相如的赋是“堆砌浮艳词藻的文字，并没有表现自己个性的作品”（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北新书局1948年版，第33页。）；“他的《子虚》《上林》等赋都是迎合帝王的心理而作，有华丽的词藻而无任何价值。汉赋作家“他们都是些皇帝的清客，御用的文人；他们都是靠着作赋的一点技艺讨官做，讨钱用；他们所作的赋多是应制的，多是讴歌盛世，颂扬盛德的，献给皇帝作‘娱悦耳目’的娱乐品，被视为‘倡优博弈’一流的玩意儿。于是赋在文学里面的意义便死了，汉代的辞赋便和明清文人所作的八股文同样的全无价值了。”（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北新书局1948年版，第37页。）茅盾说：“汉赋主要是描写帝王和贵族的奢侈豪华生活、夸张奇方异物，专供帝王和贵族消遣的极端形式主义的宫廷文学。”（茅盾：《夜读偶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9 页。）并因此而称汉赋为反现实主义文学。陈介白在《谈汉赋》一文里也发表了相同的意见，并探寻其根源，认为是汉赋作家无志可写而又喜欢追求富丽典雅、丰辞缛藻所致。华仲麟说：“汉赋是一种缺乏艺术动机、一味铺采摛文而无感情的死文字。”（华仲麟：《中国文学史论》台湾开明书店1965年版，第96页。）王缵叔就汉散体大赋说，“远离人民生活，一味取悦帝王”；“缺乏真情，有形无神，唯求文辞之华艳丽靡”；“因袭模仿，千篇一律”，所以尽管它曾盛行一时，但终将为人民所抛弃，为历史所淘汰，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文艺发展规律（参见王缵叔：《略论汉大赋的泯灭》文艺研究1981年第2期。）。
2、汉赋思想上无价值，艺术上有价值论。顾实认为汉赋盛于汉武帝之时，“盖贵族文学之标榜，而当时社会人心淫佚放纵之反映也”（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39页。）。对于汉赋作家作品，他只论司马相如一人，且说“彼之赋，但敷衍目前之事而陈述之，理想则绝无有也。故以内容而论，殊甚乏味，至其笔力，堪称古今独步”（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40页。）。相形之下，其他赋家既乏思
2020年外出考察工作总结精品范文 很难的学校这次组织外出考察，主要目的是要我们更了解民族文化，对我们的艺术修养和艺术的认识有所提高。对我们的毕业创做有很大的帮助。主要考察了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和儒教文化。无论是那种文化，都有很艺术价值，无论从绘画，书法，历史和人文等等，都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就像有人问永乐宫壁画和清明上河图有什么区别。我个人认为其实很简单，永乐宫壁画绘画艺术高，因为它的造型，和色彩和人物的神态都达到了及至，而清明上河图它的历史价值高，因为它反映的是真实社会生活，不像永乐宫的壁画反映的只是神话不是显示。由此麦积山石窟与龙门石窟也是如此，不过有不同与永乐宫的壁画和清明上河图。它门有着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是佛教文化的留传，但在表现方式上却不相同，一个是泥塑艺术，一个是石雕艺术。中国古代文化灿烂辉煌，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石窟艺术是古代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分布广泛，反映了我国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佛教艺术。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天水城东南45公里处，秦岭山脉西端，因其外观“如民间积麦之状”而得名。石窟开凿于十六国时期的后秦(公元384——420xx年)，以后南北朝时期的北魏、西魏、北周和隋、唐、宋、元乃至明、清等十几个朝代，都在这里进行了营建。麦积山现存大小窟龛194个，54个位于南崖，140个分布
在西崖，除少数窟龛内已空外，共保存了从公元四世纪末到十九世纪约1520xx年间的泥塑、石雕7200多件，壁画1300多平方米。麦积山石窟与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的“四大石窟”。 洞窟窟内的艺术内容，及其所反映的思想主题并社会历史背景之后，作为一点补充，也是合理的逻辑推理：麦积山第127窟作为当时在特殊情形下为乙弗后所建的洞窟，特殊的题材与来源，还有特殊的画工成份等，这些必将对麦积山同时代及其后的石窟艺术产生深刻之影响，也就是说与乙弗后有关的社会历史在麦积山的活动，无疑会对麦积山石窟艺术活动带来一些新的现象和因素，也是学者们所较为共同一致的认识，而这些新内容的源头又是与中原洛阳长安等地密不可分，特别是对这些地区的现存石窟等佛教造像艺术的全面考察，以及相关文献画史资料等的记载，和对于一些当时著名画家的考察，联系到麦积山西魏及其以后石窟艺术的发展特征，或许为我们研究麦积山石窟的发展变化及其在佛教石窟艺术研究中的地位等相关课题意义重大。 无论从那个角度去欣赏，都有他伟大文化，就雕塑而言也是有很高的价值，造型和色彩的结合，比例与形体结合，都代表着不同时期人们欣赏观念。同时也留漏出古人内心对神的美化。 其次我们也知道，佛教艺术，特别是佛教壁画或绘画艺术，发展到西魏时期，仍处在初期阶段，并没有完全成熟。特别是在表现大型经变画方面，基本上仍停留在探索偿试阶段。如在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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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开题报告（因组异而不同）............................(页码) 活动记录...................................................(页码) 研究报告（因人异而不同）..................(页码) 成绩评价.............................................(页码) 附录： 芒市中学研究性学习活动开题报告 芒市中学研究性学习活动记录表 芒市中学研究性学习课题小组成绩评价表 芒市中学研究性学习个人成绩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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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学习心得体会1500范文与党的亲密接触，能够参加党课培训，需要大家做好相关的党课学习心得体会。下面是为大家带来党课学习心得体会1500，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党课学习心得体会1500篇1 从上周开始，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党员先进分子培训会。在会上，学校老师和党委领导针对《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并结合我们中医药大学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医前景对我们进行了分析和讲解，告诉我们如何端正自己的思想，并让我们认清自身的差距。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以及最近对党章的研读，现在我想谈谈自己的学习感受。 以前我曾一度片面的认为，只要不断的努力学习，积极参加社会各项活动，，关心社会，就能加入共产党，就能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合格的共产党员。但是经过这次认真学习党章知识后，我才知道，我的想法与共产党的一贯要求是不相符的，离合格党员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我有很大局限性，需要不断学习来完善自我。所以我会更加努力学习知识，充实自己，以图有能力为社会做贡献。 通过学习，我认识到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每一个有志于革命和建设
的同志，都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了解党的性质和宗旨，这是申请入党的必修课，是端正入党动机的前提条件，是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必须前提，努力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就从这里开始。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党章提到的四项基本要求中的第三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这一条看似容易做到，其实却是真正的考验我们对党的觉悟。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时刻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一切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党除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共产党员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表现。因此每个党员在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过程中，都要在思想上想着人民，在政治上代表人民，在行动上为了人民，真正做人民的忠实公仆;在日常工作和学习、生活中，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忘我工作，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在对敌斗争中，在战胜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在面临困难和危险的时候，要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奋不顾身，挺身而出，甚至牺牲个人的生命;在物质利益面前，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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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课的学习心得总结范文 这次上党课的学习有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从而坚定政治信念，明确努力方向。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上党课的学习心得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 上党课的学习心得总结范文篇1 在建党XX周年之际，街道计划从今年5月份开始，用6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街道、社区范围内开展以“创先争优”为主要内容的系列教育活动。今天，街道党工委首次组织四个社区的书记为我们广大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建知识课，使我受益匪浅。下面，结合工作，谈些体会： 自己现在从事财经发展这项工作。目前，我们的工作大体有：财政税收、招商引资、固定资产投资、工业经济、项目建设、资产经营、会计核算、安全生产、统计调查、商务、工商联、科技宣传等，对应区局十几个部门，可谓千头万绪。在工作中虽然自己能任劳任怨，踏实苦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相比，还是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差距。自参加工作以来，特别是调入我们街道财经发展科工作，在组织培养和同
志们的帮助下，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提高了业务水平，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得到部分群众的认可。但通过学习比较，认真剖析自己，对照周边的同志，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在思想上产生了骄傲自满之习。人的工作能力是和不断学习和锻炼成正比的。我之所以在心中有自满之习，主要是自己放松了学习，忽视了发展，满足于现状。社会在前进，各项事业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财经工作也是如此。现在和今后，面对一个全新的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需要有各方面高素质的人才加盟，身为党员应该有紧迫感，只有通过不断努力学习，及时更新知识，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才能跟上发展的需要，才能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才能胜任自己的职业岗位，才能使我们的事业有所发展。 针对思想上的差距，工作的不足，本人要切实加强党的理论的学习，加强业务技能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提升自己的综合业务能力。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不同阶段的学习中争先创优。在工作中要以自己身边的模范党员为榜样，克服自满之习，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实事求是，善于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开拓视野，创新工作方法，使自己的分管的财经工作激流勇进。同时，保持积极向上的工作激情，惟有激情，才能“狭路相逢，勇者胜”!从而为千头万绪的财经工作铺垫道路。同时要虚心接受组织和同志们的批评教育，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使自己的灵魂更加纯洁，使自己的党性更加坚
党课学习心得体会1500字（一） 我很高兴在20**年能被推荐去上党课。经过党课的培训，我在思想上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比较全面系统地认识，并在内心树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同时，我也意识到入党条件之多，要求之高，发现自己身上尚有许多缺点和不足，距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有一定差距，但我相信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提高自身修养，能给自己创造良好的入党条件的。 这次党课培训活动主要由以下内容组成：党课理论知识、党课实践活动、党课专题片、党课小组讨论和自主学习课程。党课理论课有：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党的纪律、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和党员条件以及发展党员的基本要求、原则、程序及入党动机。党课实践活动有两次，一次是在我们专业课老师带领下参观我们专业楼—焊接楼中的一些先进的焊接装备并帮助整理打扫了一些房间，另一次是在组长的带领下将学校的一些停车处的车辆整理整齐。党课专题片主要有复兴之路（中国近现代历史）、介绍建国后我党的一些历史、科学发展观、新农村建设等。党课小组讨论主要围绕着三个话题讨论，即入党动机问题、科学发展观和十八大精神。党课自主学习中，我们主要学习了党课培训时发放的入党培训教材。 在党课理论课期间，老师们主要围绕党的性质来阐述。了解党的性质和宗旨，是端正入党动机的前提条件，是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必须前提。我们应当努力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对党的认识，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宗旨的确立和贯彻，关系到党的纲领，路线的制定和坚持，关系到党的建设方向。党的性质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它的阶级性，一是它的先进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要持续不断的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做到忠实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中老师还讲述了作为新时期的大学生，我们要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努力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在最后一节课上，老师着重给我们讲述了入党的条件、入党的程序和如何端正入党动机。老师并没有刻板地将课本上的知识灌输给我们，而是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给我们听，使我们很容易便接受了在我们认为是条条框框的死板的东西。在实践活动中，我们从一开始的放不下大学生所谓的面子到最后积极投身到为人民服务的活动中去。虽然我们做的只是微不足道的摆放自行车和打扫房间之类的劳动活动，但是从中我们学到了不少书本上或者是党课理论课上学不到的东西，也亲身体会到了劳动的伟大意义以及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党课小组讨论中，在组长充分调动我们的积极性的情况下，我们党课学习小组每个成员都充分发挥了各自的党课理论知识水平，讨论现场气氛煞是热烈。在一旁的负责人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用相机拍下了一张张同学在讲台上发言时的照片，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 此次党课培训，让我明白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成长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它意味着党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希望。如果有朝一日我在组织上入党后，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加强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在思想上真正入党。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在组织上入党一生可能只有一次，但要真正在思想上入党却是一生一世的事。作为学生党员，首先应该是普通党员，应该用自己的言行表明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是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今天的学生党员，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学生党员，应该具有时代的使命感，从而激发我们努力学习，全面发展，肩负起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但是我也认识到，在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道路上，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也许将面临着
教师外出考察心得体会 教师外出考察心得体会怎么写，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教师外出考察心得体会9月底，我有幸随学校学生德育管理教师团队赴深圳、惠州、广州等一些职业院校进行了培训考察。我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严格守纪，虚心学习，勤于思考，充分利用参观学校、开会交流等时间与对方老师们交流，带着问题去考察，和同事们沟通探讨，相互学习。通过几天的学习考察活动，使我开拓了视野，发现了差距，增长了知识，受益非浅。现将主要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总体感受 此次培训考察分为开会研讨交流和实地考察两个阶段，时间紧、任务重。但我感觉整个培训考察行程安排科学、内容设置丰富、理论结合实际、针对性较强，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收获颇丰。这些南方一线城市先进可行的发展理念、整洁优美的学校环境、各具风格特点的管理理念和方式、活力无限的教师与学生，都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二、主要收获和体会 先进可行的发展理念。在深圳职业技术学校的交流中,副校长介绍了学校的优质资源和特色，提到了“校企合作”是伴随学校与专业发展而自然产生与发展的，学校的优势不但在于有政府的投资力量，更有素质高、能力强的一只师资
队伍，他向我们介绍了新入职教师要接受的一系列入职培训计划和模式。学校也非常重视国家精品课程建设，每3年就会有1个课程建设指导文件出台。在学校文化建设主要通过五个方面：1是人才培养方面;2是文化传承与建设;3是送文化进社区;4是校园文化;5是校园环境的建设等，学校还大力在加强学校的管理体系，强调职业人的素养，突出以德树人，结合学校、学生和城市特点，充分发挥共青团的力量，专门成立“文化育人研究中心”等专业的思政课教育系统。我们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参观了各实训基地与教室，整个实训环境呈现出环境、文化、经济和谐发展，展现出了一座融于生活、引领生活、创新生活，让学生更好地学习与发展的面貌。 “六民教育”。在惠州商校，我们有幸见到并聆听了全国职教专家邓庆宁向我们介绍他们学校的办学育人特点和模式。惠州商校为学生打造了“阳光1000”成长计划——中职学生成长规划的教育模式，是塑造学生“职业人格”的主要方向。以塑造“职业人格”为主线，接受到六个维度的教育和实践，“十德”养成教育、职业生涯教育、学长启导自我教育、师生主体团队教育、社团活动实践教育、工学结合四环一体教育等。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和人文精神，使学生实现由自然人格向职业人格的上升，由学校人逐步向职业人、社会人的转变。惠州商校创造性地实施“职业人格”教育模
篇一 九月十日，街道党工委书记带头示范，组织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形成了书记带头讲党课，党员踊跃抓学习的良好氛围。书记们从如何正确理解党的和党员的先进性的深刻涵义以及正确认识开展先进性教育的重大意义;如何抓学习，提高党员素质;如何正确把握党员先进性推动各项工作等几个方面来阐述。我学习后有以下几方面的心得体会： 一、理解内涵，认识意义 我想要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深刻变化、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从推动荷叶地新一轮发展的重要保证来理解和加深认识。这样才能从思想和行动上保持先进性，才能和领导步调一致，从而推动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认真学习，提高素质 学习能力是现代社会人的一项基本能力，也是一个党员的基础能力，才能获得与社会变革、发展相适应的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形成持久的发展动力。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创始人彼德圣吉说过：未来在激烈的竞争中的惟一优势是比别人学得更快一些，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组织是这样，一个也是这样。机关工作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对党员干部知识更新的要求更广泛、更迫切。对于机关工作人员来说，学习能力在自身诸种能力中居于基础和核心地位，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个人的业务水平和执行能力。因此，能否更快更好地进行知识更新，不仅是个人进步的问题，而且是能否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责任的问题。作为党员要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人生境界来认识;在学习中当先锋、做模范，做学习型的党员，使自己永立时代潮头，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只有用先进的理论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有先进的行动。通过增强学习的紧迫感和自觉性，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持久学习，做学习型干部，坚决克服学习上的畏难情绪，多一些钻研，只有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理解和把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深刻内涵，才能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增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才能登高望远、洞幽察微，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学到深时气自平、腹中有物气自华，阅历丰富了，人格便能完善，志向便能高远，看问题就不一样。所以要与时俱进的学习意识，把学习当作一种责任、一种素质、一种觉悟、一种修养。坚持学中干、干中学。一是向书本学习。注重把学习书本理论知识与总结经验结合起来，通过学习新的理论、新的规则、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形成复合型的知识结构，成为精通本职业务的行家里手。党员干
最新外出考察心得体会xx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下面是小编搜集的最新外出考察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最新外出考察心得体会(1) 临行前，我对这次考察学习充满了期待，步履轻快飞扬;考察学习后，我多了一份思考，脚步成熟而坚定。就如考察的目的而言，此次考察学习的目的在于观摩先进，寻找差距，弥补不足。为此我镇领导为我们安排了景点参观、小康建设示范点参观学习、民族文化品牌示范点参观学习等项目，让我们在身心上和视野上都感受了新的洗礼，使我们在考察学习中进一步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更认识了这一角色的重要性和发展的必要性，之所以这种收获不仅让我感受到压力，更让我感受到这是一种动力，这种动力是一种使命，是一种值得投资、值得倾注心血的人生价值提升方式。 在这次考察学习中，不管是景点参观还是建设示范点参观学习，给我的感受和反思都很多，下面我就简要谈谈我的体会。 一、感受和谐打造和谐 6月24日，我镇第二批参观学习团开始启程，沿着蜿蜒盘旋的巴边江一直南下，途经景东、镇远、宁洱、普洱，ZUI后到达景洪市。在这几百公里的行程中，虽然晕车一直侵袭着我，但沿途如画般的风景与崎岖狭窄的山道深深吸引着我，我尽量控制我的眼睑不让它合上，不能错过呀，不能错过大自然给我的恩赐和崎岖山道的行车法则教育。 我作为无量山镇安全生产办公室成员，山道交通管理是我必备的经验，这正是我现场观摩学习的机会呀。 山道非常狭窄，行车特别的多，但是又那么的井然有序，再看看沿途的交通安全文化不禁使我愧然，他们的文化渲染是那么的浓烈，是那么的到位，使每个经过山道的驾驶员都有一种守护安全的责任感，沿途的一个个显眼的安全警示标语就像一个个安全守护卫士在提醒着、监督着每个驾驶员是否珍爱生
初中生入团申请书参考样本 初中生入团申请书参考样本 尊敬的学校团支部： “六一”儿童节又快到了，虽然现在的我已经不再是儿童了，可是我也未成年，属于青少年。我们学校是从小学到初中的学校，所以我们也跟着小学生快乐一回。但是快乐归快乐，我还要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我要争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虽然我没有上过团课，但对共青团还是了解一些的：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先锋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还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大学校。团员要积极上进，热心为大家服务，先人后己，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共青团委是中学最主要的组织成分。这次我总结了自己过去一直入不了共青团的原因有： 1，对班级体事物表现得不是很积极或逃避、不理会。这样我就好像封闭在一个盒子里，使别人不能了解我。 2，来到重点班后，心理压力增大，一时适应不了。知道了原因，我当然就会改正。譬如在上学期的联欢会上，我不但担任我们组话剧的'大部分编剧，还自告奋勇地做旁白，结果话剧获得了同学的好评。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鼓舞了我，使我增添了信心。这似乎也是同学的功劳他们的活力感染了我。后来，我积极参加班里的活动。 在学习方面，我虽然做得还不够好，不够刻苦，但我会尽自己最
大的努力。在入团后，我一定遵守团章，按团的旨意办事，不做违反团章的事。因此我希望校团委能接受我的入团申请书，使我成为团的一分子。 我知道我的我还存在很多的缺点，但是我有信心改正我的缺点，我一直在不断的进步中，虽然进步不是那么的明显，可是我想，既然我已经进步了，我就应该积极的申请加入到中国共青团之中来，那样我的进步还会更明显。 我希望我能够在初中毕业的时候能够入团，那样我才会不带着遗憾进入高中，我希望团组织能够看到我不断的进步，直到我实现我的梦想，我一直在努力！ 请团组织不断的督促我，教导我！ 此致 敬礼 申请人：xxx
三一文库（https://www.doczj.com/doc/312121778.html,）/入党申请书 个人党课学习心得体会范文3篇 20XX个人党课学习心得体会范文一 我很荣幸参加了党课培训课程，这段时间的学习，不仅增加了我对党的进一步认识，更重要的是，使我的思想修养都受到了一次彻底的洗礼。通过近一段时期党校培训和自己有意识地学习科学发展观，使自己在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深刻认识到了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思想认识升到了新层次、责任意识得到了新增强。 我想想讲讲自己对本次党课的一些感想与心得体会。也许我的想法会很幼稚、有偏激，但我很愿意同大家分享，并希望大家多多指正。党的性质和宗旨是申请入党的每个学生必须刻骨铭心的，它是端正入党动机的前提条件，努力做名合格中国共产党员就从这里开始。党的性质反映了党的特征，党性是一个立场问题。这就要求共产党员的立场要鲜明，要始终坚信共产主义，始终相信共产党是正确的。从1921年到现在的80多年时光里，我们党走了多少的弯路，品尝了多少辛酸，经历了多少的失败，但是她成功地走过来了，她不断地摒弃自身的缺陷，不断地适应这个经济化的世界，不断地接受新的事物，不断地融入先进的理念与文化。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也需要跟
上时代的步伐，因此我选择党。中国共产党号召德才兼备，全面发展，汇集了一批批热血青年，同时经过几十年的壮大，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拥有一套先进的理念。加入这个优秀的团队，不是一种虚荣，而是，在这种气氛的熏陶下，我们确实可以找到自我的价值与方向。同时，通过大家的互相帮助，互相指导，互相监督，我相信我们会走得更好。 党课对于深深爱着中国共产党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原来我以为我很了解我们挚爱的党，可是我错了，第一堂党课就让我看到了我的误点，以前的我只是了解皮毛。通过党课学习，我才知道，一方面我们从现在起要更加努力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进入社会后能将自己的所学应用到工作中，创造的效益。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应在日后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团结友爱同学，并且尽可能去向需要帮助的同学伸出一支援助之手，急同学之所急，想同学之所想，先大家之忧而忧，后大家之乐而乐。同时也要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以党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为可以成为优秀的党员做好准备，即使没有机会成为党员，至少我们自身的修养与品行可以得到很好的提高。 虽然我开始好好学习党的知识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也许很短暂，但是这期间收获却是巨大的。我相信一起学习关于党的知识的每个人包括我在内，经过这三次的党课培训都相当有感触，我们成长了许多，更成熟了许多，更关心国家大事，更关心关系
关于大学生党课学习心得体会【四篇】 【篇一】 我有幸参加了经济管理学院第九期的党课学习，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聆听老师门的教诲。通过历时一个多月的学习，是我对组织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更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通过认真听经验和知识丰富的老师们的生动而深刻的讲课(尤其是第一堂段豫川老师的教育课)，通过和一起上党课的其他学员们的讨论交流，我有自己的学习心得。 我曾经申请过入党，因为自己的觉悟还不过高条件不符合而没有通过。我深深地反思，知道以前自己的思想还不过成熟，还不能完成党组织的伟大任务。学习党课以前，我对党的认识很肤浅，仅仅从高中的思想政治课本上和电视中了解到党的思想，党的活动，党的方针政策。但是我也知道，党其时离我们很近，时时刻刻在为人民服务。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看到一些社会的黑暗面，贫穷、不公、腐败等问题屡屡不断，我开始质疑党的执政能力。还好，组织给了我这次学习的机会，虽然不能那么全面的其了解党，学习的也只是冰山一角，却让我惭愧不已。认识到自己只看问题的表象，而没有对其深层进行了解，这样
不看实质的弊端，是错误的。各位老师精彩细致的讲解使我对党的性质、宗旨及指导思想等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也是我的理想。 我们的党在其成长过程中，已形成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和领导体系。它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我们的民族事业难以复兴，国家难以发展，人民的生活难以富裕起来。我们的党，是一个优秀的党。因此我立志要为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不断努力。现在考察一下我的思想觉悟吧; 首先，在政治上，要坚定信仰共产主义。要知道人无忠信，不可立世。把共产主义放在社会发展规律上去看，它的实现是必然的;把共产主义放在运动的过程上去看，我们每一个奋斗都是实现它的实际步骤;把共产主义放在发展目标上去看，是每一代共产党员毕生的使命。有了信仰，并坚定我们的信仰，在理论
研究性学习论文 研究课题：浅论中国神话史 研究小组成员：张文睿、高寒新、李明昊、翟羽佳、李卓、 李炎、马钰吉、孙杨 作者班级：高2013级18班 作者姓名：李明昊 指导老师：_______
近几年的神话故事的再度兴起，让我们开始对神秘而拥有悠久历史的神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我们的小组成员开始一起探究神话发展的历程，得出我们自己对于神话发展的见解。经过查阅资料和初步分析，得出了我们的结论。神话的发展历程与宗族的关系尤为密切，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宗族观念促进了神话的诞生。再者就是皇权与神权的复杂的关系，既矛盾又彼此相依存。 然后就是社会的压抑束缚和人们思想的发展与变化对与神话发展产生的影响，神话可以充分反映当时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的发展状况。最后发现了神话的地域性特色，神话的特色与它所存在和诞生的地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最后得出结论：对总结出的宗族、社会、人类思想的出现对于神话的影响做了大体概述，对神话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初步分类。还就时代特色选取了明清时期神话的发展特点，进行了粗略的分析。最后针对地域性，做出总结。完成此论文。 关键词：宗族、社会、人类思想发展、地域性、神话发展历程、时代特色
第1章引言 (3) 1.1概述 (3) 1.2中国神话发展历程 (4) 第2章细化说明 (5) 2.1 神话发展历程中皇权与神权的交织 (5) 2.2 明清时期神话与社会背景的关系 (6) 2.3 神话的地域性特色 (7) 第3章总结与概括 (8)
第1章引言 1.1 概述 从小我们就开始接触各种各样的神话故事，其中中国神话占大多数，也最富有乐趣与内涵。这些神话伴随着我们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也慢慢勾起了我们的疑问。这些神话的起源是什么，是谁记录下来的？或是谁编纂的？它们的发展历程又是什么对于这些神话故事的起源，社会上也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所以身为当代高中生的我们，怀着对于神话起源与发展历程的好奇，开始自己的探寻，希望能得出自己的答案。 经查阅资料我们知道关于中国神话的最初文字记载可以在《山海经》、《水经注》、《尚书》、《史记》、《礼记》、《楚辞》、《吕氏春秋》、《国语》、《左传》、《淮南子》等古老典籍中发现（摘自维基百科）。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神话大也确实都来自于此，但我们只能知道神话的内容，却往往不能明确的知晓其反映的社会意义和文学内涵，这就引起了我们对于神话的作用与思考。 其实在我们原本的认知中，神话是用来寄托一种感情的，或是对于统治者的崇拜或是对于伟人的纪念而将这些人物赋予神的特性。将这些身边的东西变成神话，在古代那个神权与皇权交织的岁月里，或许更容易流传开来，也更容易为人们所认同。这或许也是大部分人的想法。但如果去深挖时代背景，就会发现神话与当时的思想和文化形态是密不可分的。 实际上，中国国古代神话中可以说是比较明确的反映了宗族体系的观念，形成了不同的以自己的宗族为中心的“神话圈”。后来周人对殷人的神话体
初中生入团申请书范文 初中入团申请书【1】 敬爱的团支部：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为我知道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 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我是一名即将小学毕业的六年级学生，在小学这最后一段时间内，我有机会能够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骄傲。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行动指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全国各族青年，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而奋斗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带领青年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充分调动和发挥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组织青年参加改革开 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 申请人:XXX XXXX年X月X日 初中入团申请书【2】 尊敬的校团委： 我是一名初_______班的学生，在此我写下入团申请书，志愿加 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从小学开始，我就主动地向组织靠拢，在二年级就以第一批的资格加入了少先队，并且最终担任了大队长一职一直到小学毕业。现 在看来，我与小学时的自己相比，不仅仅是身高和体重方面的变化，还有思想方面的成长和更新，不再局限于小学少先队时期的思想观
念，而是能够从共青团的角度来思考和观察事物，对自己一些事物 也有了自己的观点。同时另外一个大的变化是，我能够较为密切地 关注国家大事和一些方针政策，并且对这些新闻提出自己的一些看 法和认识，我觉得这是作为一名能够独立思考并有着明辨是非的共 青团员必不可少的一个品质。通过政治课上的学习和课外的了解我 也对共青团有了一定的了解，共青团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 青年组织，时刻代表着这个时代的青年先驱的思想和动向，是每一 个中国有理想和抱负的青年都希望加入并为之奋斗的组织。 在进入中学的学习生活中，我时常对自己严格要求，无论是学习上还是思想上。在学习上能够勤奋地阅读以及解决各科的疑点难点，不在学习上留死角。积极主动地通过老师的悉心教导来提升自己的 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现在我能够将成绩稳定在班级的前五名，同 时在数学等理科科目上能够有一定出色的发挥。在在工作方面，我 从初一起就担任本班的班长，在团结同学，联系老师方面都有着较 好的能力，在班级的各项活动当中我能够发挥带头作用，鼓励同学 们积极配合和参与学校和班级的活动，在活动中能够融洽同学感情，解决矛盾，在学生之中赢得了比较良好的口碑。同时我还经常阅读 共青团的相关刊物，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和个人觉悟，争取在 思想上入团，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预备团员 初中入团申请书【3】 敬爱的学校团支部： 通过对团章的学习，我认识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 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在此本人希望团组织能批准我入团，但如果我这次不能入团，我一定不会灰心，并且会以团员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在以后继续努力，争取进步，早日加入共青团。无论我能否被批准，我都会客观的看 待的。 此致 敬礼!
《思政党课学习心得体会》 在党课上，我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深刻理解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即两个先锋队，一个核心，和三个代表，全面和深刻的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定位。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对为何入党这个问题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第一，入党是一种心灵的净化。我认识到，入党的过程实质就是认识党、热爱党、发展党和捍卫党的过程，不能存有任何私心杂念，更不能带有功利欲和虚伪心。同时，对于个人来说，形式上的入党一生只有一次，而思想上的入党则是一辈子的事。 第二，入党是一种觉悟的提高。我认为作为一名党员，在思想和言行上必须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通过实际工作和生活，团结、影响和带动身边的同志。如果说党员有什么超越常人的地方，我觉得那就是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觉悟。后，入党是一种特殊的奉献。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的宗旨就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是抗洪救灾，还是抗震救灾，事实证明，在每一个重要时期、特殊时刻，党员总是冲锋在前。 第三，重新思考了入党干什么。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重新思考了入党干什么这个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我想，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学员入党干什么所要着重思考、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我们要保持先进性，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在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下功夫。为此，作为新时期的学员，更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课的学习使我清楚的认识到，我们应该在实践与日常生活中体现自己作为党员发展对象所具有的先进性。 内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