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外资对宁波产业结构的作用分析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迅速发展，外资企业投资结构逐步优化，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尤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我国加入 WTO 以后，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同时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也有很大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但由于种种原因，外商直接投资也加剧了我国加剧产业结构的结构性偏差和产业内部发展不均衡。
宁波是我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城市，是我国沿海重要港口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经济中心城市。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宁波经济总量的增长，同时对宁波的产业结构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引进外资在促进宁波产业结构优化、改善产业技术有机构成的同时，也提高了各个产业的素质。但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还加大了三大产业的结构性偏差和产业内部发展的不均衡，这将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
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宁波的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更好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宁波的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化、高效化，增强宁波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产业结构之间的理论联系，有必要对不同学派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作用分析作一回顾。
2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2.1国外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的研究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农维农（Raymond Vernon,1966）创立了国际直接投资的产品周期理论(International Product Life Cycle Theory)。弗农根据产品在市场上的生命存在由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规律，把产品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并根据这一规律把三个阶段和美国企业的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分析了影响国际产品生产比较优势的区位因素。结果表明，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产品决策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将具有一定相对梯度、产品的技术密集程度和价值构成的产品转移到东道国。
日本学者小岛清教授（Kiyoshi Kojima ，1978）运用比较优势原理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教授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运用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原理，推论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的理论模型，即“边际产业扩张论”。他认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产生的原因，要从宏观经济因素，尤其是国际分工的角度来进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在制造业，是建立在“逆贸易型”结构基础上，对外投资产业是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这些企业到国外投资大量生产，结果使美国丧失了应该通过出口而得到的巨额贸易顺差，引起国际收支不平衡，贸易条件恶化，这不符合国际分工的原则。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资源开发型投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则属“顺贸易型”，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没有取代出口，反而带动与此产品相关联产品的出口，从而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有机结合起来。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符合国际分工的原则，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因此是成功的。
邓宁（J.H.Dunning，1981）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五种类型资源开发型、生产或加工专业化型、贸易和销售型、服务型和其他。每一种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由不同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组合决定的。如果一国企业在这三方面都处于优势，则有可能对外直接投资如果企业在三方面都处于劣势时，则有可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
美国学者刘易斯威尔斯（Wells L.T.，1983）对发展中国家FDI现象进行研究，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应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该类产业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相对竞争优势：小规模制造、当地采购和特殊产品优势、低价产品营销策略。
艾特肯和哈里森（1999）选取了在1976年至1989年之间，超过4000家的委内瑞拉企业进行研究,发现这些工厂受益于外国投资的生产优势。结果表明，FDI对东道国企业的正面效应略大于对企业的负面效应。FDI是有好处的，但这种好处似乎是合资企业内部化的。外商独资的企业生产力提高，对同行业的其他国内企业有负面的影响。跨国公司倾向于投资集聚的产业和生产率更高的行业。
2.2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的理论研究
江小涓（1999）指出，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够弥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缺口和外汇缺口，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引资国产业质量的改善。第一，通过外资企业对东道国企业的兼并和收购，可以提高资产存量的质量。第二，通过外资新建企业，可以形成高质量的新增资产。第三，FDI还可以提升东道国关联产业存量资本和新形成资本的质量以及关联产业的技术水平。此外，跨国投资可以促进发展中东道国贸易结构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改善。而且利用外资可以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及产业组织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不仅仅体现在制造业内部，还体现在高质量服务业的发展上。服务业水平的提升，对于本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和吸引更多掌握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前来投资，都有重要意义。另外，外商投资项目还会提高发展中东道国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度。
曹均伟（2002）把邓宁的外商直接投资周期理论与钱纳里、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变化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利用外资和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性。自改革开放以来,尤中国产业结构处于一个大的转换时期。中国的农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也反映了中国对物质产品的需求仍大于对服务的需求,导致第二产业明显大于第三产业的局面。从工业结构来看,轻重工业的比重不协调。特别是轻纺工业大力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设备的支持,不仅总体规模扩大,具有跟随消费需求快速扩张的能力,而且多数消费工业品供过于求。中国引进外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偏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资本偏低，这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但这又是中国必然过渡的阶段。
杨俊龙等（2004）认为，FDI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同时却加剧了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性偏差，扩大了三次产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差距。
2.3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的实证研究
王洛林、江小涓、卢圣亮（2000）在对全球500强在华投资项目的研究后指出，大型外资公司的投资有助于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虽然有一些500 强投资企业与国内产业关联度较高，但总体上看，与国内产业的联系程度不够紧密。由于技术先进的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前来我国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带动作用。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不仅能促进一些技术、资金密集行业的发展，而且推动着这些行业内部产品结构的升级。
郭克莎(2000)利用1979—1998年的数据，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结
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外商对第一产业的直接投资还很小，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也偏低，外商投资重点一直集中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倾斜的特征更突出。外商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加大了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并且扩大了我国三次产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差别。
江锦凡（2002）用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变化，构建了关于外国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的因果关系模型，利用我国1978—1999 年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参数估计，进一步验证外国直接投资是否存在产业结构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是引起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存在产业结构效应。
宋京（2005）选取了1985年和 1996年的内资和外资企业在不同贸易统计项目下的数据进行比较。从对外贸易的视角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提升的影响作用。从FDI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地位的变化来看，FDI对我国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贸易途径实现的。总体而言，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水平提升的积极推动作用应该予以肯定。
傅强、周克红（2005）对我国利用外资和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了相关分析及实证检验。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外资利用与产业构调整相关关系的分析，剖析FDI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所产生的正、负效应评价，提出了进一步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政策措施。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引进外资有很强的相关性，外资引进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改善产业技术有机构成的同时，也提高了各个产业的素质。
李雪(2005)根据我国1983—2003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Granger 检验和Engle-Granger协整关系检验，指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存在产业结构效应，但两者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效应的进一步分析，以不同行业合同利用外资额作为解释变量，以各产业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从而一各产业利用外资对其增加值的贡献近似地反映实际利用外资对不同行业增加值的贡献，据此来计量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效应。结果表明，在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变动的贡献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的贡献最大，对第一和第三产业的贡献次之。
赵红、张茜（2006）选取1983—2004年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采用Johansen的协整检验，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运用Granger 因果检验进一步分析了两者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从一个全新角度阐述FDI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根据计量分析可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的优化，对产业结构变动存在较显著效应升级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外商直接投资与产
业结构变动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加大了三大产业的结构偏离。
陈继勇、盛杨怿（2009）利用1984—2007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外国直接投资，通过资本供给和知识溢出两种渠道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进行了实证研究。文章认为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能通过资本供给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并通过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来考察各变量对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变化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同关系，引进 FDI 所带来的资本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对于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高效化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由于我国外国直接投资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不均，即FDI 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出口加工部门，导致我国工业过度扩张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加大了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发展。当前 FDI 引致的国际知识溢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但整体效果不明显，因此，要继续提高引资质量并积极改善自身条件，充分利用 FDI 带来的国际知识资本的溢出效应。
3 结论
国内外学者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全国范围内 FDI 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展开的，对于区域内FDI 与产业结构二者之间的关系，没有给出很好的衡量标准与评价体系。主要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通过构建计量模型，以及回归分析、因果分析、检验等方法来验证文章的论点与假说。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非常巨大，不仅为中国带来了所需的资金和部分技术，而且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产业的国际化及高级化。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及产业内部结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中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引进外资有很强的相关性，外资引进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改善产业技术有机构成的同时，也提高了各个产业的素质。但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变动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加大了三大产业的结构偏离。此外，中国引进外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偏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资本偏低，这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
因此，我们应结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使外商投资结构的变动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一致，进一步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产业结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