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人教版《窦娥冤》全解
一、《窦娥冤》重点字词 (1)
二、《窦娥冤》重点理解 (2)
三、《窦娥冤》人物形象 (2)
四、《窦娥冤》主题 (3)
五、《窦娥冤》写作特色 (3)
六、《窦娥冤》写作特点 (4)
七、作者简介 (5)
八、元杂剧的知识 (6)
九、《窦娥冤》解析 (8)
十、窦娥“三桩誓愿” (11)
十一、窦娥艺术形象再分析 (12)
十二、《窦娥冤》的悲剧体现 (17)
十三、《窦娥冤》的结局分析 (18)
十四、《窦娥冤》课后测试 (21)
十五、《窦娥冤》强化训练题解析 (27)
十六、散文欣赏—窦娥冤魂该散了 (33)
一、《窦娥冤》重点字词
楔子（xiē）嫡亲（dí）看觑（qù）缥缃（piǎo xiāng）
蓦然（mò）孛老（bó）绣闼（tà）刬的（chàn）
捱（ái）鞍鞴（bèi）祗（zhī）桃杌（wù）
亲眷（juàn）嗟叹（jiē）杳无音信（yǎo）嘱咐（zhǔ fǔ）
尸骸（hái）负屈衔冤（xián）应验（yìng）古陌荒阡（mò）（piān）
端的有个谁问、有谁偢：究竟。
拖你到官司，把你三推六问：指多次审讯。推，推求；问，审问。
只合把清浊分辨：应该。
罪愆：罪过。
只当把你亡化的孩儿荐：祭
你道是暑气暄：暖。
亲眷：亲属。
嗟怨：叹息埋怨。
杳无音信：去向遥远，下落不明。
尸骸：尸体。
负屈衔冤：含冤承受委屈。
古陌荒阡：即荒郊野外。古代田间小路东西为“陌”，南北为“阡”。
甘霖：久旱后所下的雨。
应验：预言、预感和后来所发生的事实相符。
着做公的：叫，吩咐。
刽子磨旗：摇旗。
二、《窦娥冤》重点理解
《窦娥冤》是我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是元杂剧中悲剧的典范，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全剧共四折，开头有一个“楔子”（序幕），第一折为故事的开端，第二折是故事的发展，第三折是情节的高潮，第四折是故事的结局。本文的重点有如下几点：
１、把握贯串全文的线索──冤；
２、把握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
３、本文是如何塑造窦娥这个人物形象的？
４、把握窦娥这个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
因此，学习本文，应紧扣住情节发展的顺序，弄清作者是如何刻画窦娥这个人物形象及其性格特征的。对“滚绣球”及三桩誓愿要仔细体味，认真研究，学会辩证分析，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形象的社会意义及其人物性格中所体现出来的矛盾性，从而深刻认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法制的腐朽性。对“滚绣球”一段，直反复吟诵，力争会背会默写，并从深层涵义上去理解、把握。
三、《窦娥冤》人物形象
窦娥基本的性格特征是善良，安分守己，有主见，刚强，她的反抗精神是在外界迫害下激发出来并迅速高涨的，是人物性格合理的发展。
１、善良，安分守己：
对于自己凄苦的身世，年轻守寡的窦娥以为这是命中注定的，为了来世的幸福，她要侍养婆婆，为丈夫服孝，听婆婆使唤。从这里可以看出她的善良与安分。
在公堂上受审时，她被打得昏死多次，也不肯屈招；可是一听说要对婆婆动刑，她不忍心婆婆受苦，更担心婆婆屈打成招，于是赶紧阻拦住衙役，招认是自己药死了“公公”。
被押赴法场的路上，她央求刽子手绕过前街从后街走，因为不愿让婆婆看见了伤心。
２、有主见，刚强：
窦娥坚决抵制蔡婆含糊应允的婚事。蔡婆胆小、怕事、怯弱，她眼看难以将张驴儿父子打发走，又感念他们的救命之恩，就想干脆答应和他们成亲了事。这样窦娥的处境就比较孤立，可是她毫不退让，反复劝告蔡婆，使蔡婆不能贸然行事。张驴儿父子一时不能如愿。张驴儿的父亲被药死后，张驴儿进行要挟，她毫不畏惧，情愿和张驴儿对簿公堂。
在公堂上受审时，她被打得血肉模糊，昏死多次，也不肯屈招，仍辩白自己的冤屈。
３、反抗精神：
窦娥反抗精神之强烈，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是少见的。她誓死不放过张驴儿，被判处死刑的她唱道：“我做了个衔冤负屈没头鬼，怎肯便放了你好色荒淫漏面贼！”
前往法场受刑时，她埋怨天地、质疑天地、责骂天地。对于窦娥这样的封建社会里没有什么见识的妇女来说，“天地”包含有王法、官府、天理、公道等意思。因此表面上看，窦娥是在斥骂天地，实际上是对一整套用以维护人心、统治百姓的封建秩序的怀疑和斥骂。
临刑前，发下三桩誓愿，向世人申明自己的冤屈。
剧中其余的重要人物各有其突出的性格特征，如张驴儿的无赖、狠毒，桃杌的贪财、愚妄、凶暴，蔡婆的胆小、糊涂。
四、《窦娥冤》主题
通过窦娥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元代社会高利贷盘剥的残酷、社会的混乱、官府的黑暗。成功地塑造了悲剧女主人公窦娥的形象，使其成为元代被压迫、被剥削、被损害的妇女的代表，成为元代底层善良、坚强而走向反抗的妇女的典型。
五、《窦娥冤》写作特色
１、本文本色的戏曲语言：
历来评论家都以“本色”二字概括关汉卿戏曲语言的特色，即语言通俗自然、朴实生动，符合剧中人物的身份和个性，能为展开剧情和刻画人物性格服务。
关汉卿驾驭语言的能力是惊人的，他可以根据生活本身所提供的语言来反映现实，充分为剧情和人物性格服务。窦娥对婆婆的一段说白，出自这个封建社会小媳妇的口里是那样的贴切，表现得是那么自然、生动。
２、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
窦娥发出三愿前，依次讲出三句话：“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若是窦娥委实冤枉”，“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剧作家通过这多次的重复，重在说明：由于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败，才使得孤苦无靠的窦娥惨遭杀戮，蒙此奇冤。所以她受刑前发的三愿——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这些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才能一桩桩儿都应验，真个是，连“皇天也肯从人愿”。可见，“冤”“怨”二字是贯串始终的。剧作家这种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由于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因而观众不仅不感到荒谬怪诞，相反，倒因此更加深切同情窦娥的悲惨遭遇，深切痛恨封建法制的腐朽乖谬和好民恶吏的滔天罪行。激起观众对剧中人物事件强烈的爱和憎，正是悲剧所要达到的戏剧效果。
能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人物形象的塑造，既有坚实的现实生活基础，又有通过想像和夸张，反映出女主角主观上所表现出的而非客观上能实现的愿望，实现了人物性格，深化了作品主题，使人物和剧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使整个作品达到了“寓褒贬，别善恶，分是非，明爱憎”的目的，发挥其特有的社会功能。
３、想象、夸张的艺术手法：
作品运用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设计了三桩誓愿的超现实情节，显示正义抗争的强大力量，寄托了作者鲜明的爱憎，反映了人民伸张正义、惩治邪恶的愿望。这是本折也是全剧刻画主人公形象最着力的一笔，是作品艺术性的集中体现，使悲剧气氛更浓烈，人物形象更突出，故事情节更生动，主题思想更深刻，既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又充满奇异的浪漫色彩，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六、《窦娥冤》写作特点
关剧的本色语言风格首先表现在人物语言的性格化上，曲白酷肖人物声口，符合人物身份。关剧本色的语言风格还表现在作者不务新巧，不事雕琢藻绘，创造了一种富于特色的通俗、流畅、生动的语言风格。像《窦娥冤》中这段普通的说白：“（正旦云）婆婆，那张驴儿把毒药放在羊肚儿汤里，实指望药死了你，要霸占我为妻。不想婆婆让与他老子吃，倒把他老子药死了。我怕连累婆婆，屈招了药死公公，今日赴法场典刑。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瀽不了的浆水饭，瀽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则是看
你死的孩儿面上。”这样朴素的说白，多么肖似窦娥这个封建社会里小媳妇的声口，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加工的痕迹，就像生活本身那样自然、贴切、生动，正是这些平凡不过的话语，鲜血淋漓地揭示了这个从小就给人做童养媳的小媳妇屈辱的地位与悲惨的命运。
关汉卿是一位熟悉舞台艺术的戏曲家，他的戏曲语言既本色又当行，具有“入耳消融”的特点，没有艰深晦涩的毛病。不像明清时期有些文人剧作，搬弄典故，爱掉书袋。关剧在曲词的安排上也恰到好处，曲白相生，自然熨帖，不愧是当时戏曲家中一位“总编修师首”的人物。
元杂剧的语言历来有“文采派”和“本色派”之分，关汉卿是本色派的代表。……言言曲尽人情，字字当行本色，这是关汉卿独特的语言风格，也是《窦娥冤》的语言特色。关汉卿杂剧的语言，是在人民大众口语基础上提炼加工的文学语言，清新质朴，通俗自然，明白如话，大量地使用方言、俗语、谚语、成语，“不工而工”，很少典故的堆砌和字句的雕琢，适合于舞台演出，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窦娥冤》的语言，说白对话多而独白少，曲词重于叙事说理，很少有景物描写，本折曲词“激厉而少蕴藉”（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作者不是间接委婉地抒发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直截了当慷慨激昂地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使人物的思想性格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这是作品内容决定的，也体现了关汉卿的独特风格。
七、作者简介
关汉卿，号己斋叟，金末元初大都（今北京市）人，元代杂剧的代表作家，与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一同被称为“元曲四大家”，并居“元曲四大家”之首。生卒年不详。他一生“不屑仕进”（［元］朱经《青楼集·序》），生活在底层人民中间。他是当时杂剧界的领袖人物，与当时许多戏曲作家、杂剧演员有着密切联系。
元末熊自得《析津志》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明代臧晋叔说他“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明初贾仲明《录鬼簿》说他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可见他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他是一位熟悉舞台艺术的戏曲家，既是编剧，又能登台演出。关汉卿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自述“通五音六律滑熟”，“我也会吟诗，会篆籀，会弹丝，会品竹。我也会唱鹧鸪，舞垂手，会打围，会蹴鞠，会围棋，会双陆”，“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可见他的才艺、生活和个性。所作杂剧六十余种，今存十八种，其中有几种是否为关汉卿所作尚有争议；所作套曲十余套，小令五十余首。
他的戏曲作品题材广泛，大多暴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表现了古代人民特别是青年
妇女的苦难遭遇和反抗斗争，人物性格鲜明，结构完整，情节生动，语言本色而精练，对元杂剧和后来戏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八、元杂剧的知识
一、折、楔子和本
杂剧剧本的体例十分精严，一般由四折一楔子构成一本，演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少数作品也有一本分为五折或六折的，还有用两个楔子的。通常一本就是一部戏，个别情节过长的戏，可写成多本，如王实甫《西厢记》共5本21折，杨景贤《西游记》6本24折，每本戏仍是４折。这很像后世的连台本戏或连续剧。一本戏限定由男主角（正末）或女主角（正旦）一人歌唱，其他配角一般都只能道白不能唱。由男角主唱的叫末本戏，女角主唱的叫旦本戏。
折，首先是剧本情节的一个自然段落，可以是一场（一个固定场景）戏，也可包含多个场次；另外又是剧曲音乐的一个单元，每折由一个有严格程式的套数构成。
楔子，只唱一二支曲子，篇幅比折短小，位置也不固定。一般放在剧本开头，对人物、故事进行简要的介绍或交待，其作用相当于引子或序幕。也有一些放在折与折之间，则是为了剧情的过渡或联络，与后来的过场戏相类。
二、角色行当
角色与行当同义，是中国戏曲根据剧中人物的性别、身份、年龄、品质与性情等因素综合概括出的各种性格类型。与此对应，演员也根据自己的应工分为不同的行当。元杂剧的角色有旦、末、净、杂四类。旦是女角，除了正旦的女主角，还有小旦、贴旦（可省作贴，一般为丫环）、搽旦（不正派的女人）等配角；末是男角，正末为男主角，外末（正末之外的男角）、冲末（开场之末）等为男配角；净类似京剧的花脸，一般为性格刚猛的人物（可扮男，也可扮女），也包括丑角的反派人物。元杂剧中原没有“丑”的行当，明刊版本中的丑是明人参照南戏增改的。杂是上述三类不能包括的杂角，例如，卜儿（老年妇女）、徕儿（小男孩）、孤（官员）、洁（和尚）、驾（皇帝）、邦老（强盗）等。
杂剧剧本通常只在人物第一次出场时写明“旦扮×××”或“末扮×××”，以后则只标角色，不注人名。这是在阅读剧本时要预先了解的。
三、曲词
曲词是杂剧的歌唱部分，由正末或正旦演唱，主要用以展示人物心理，抒发情感，有时也用来交待剧情，具有抒情兼叙事的双重功能。因为这种曲词采用的是曲牌体，即由一个个
固定的曲调联缀的组歌，而且在剧中占有主导的地位，所以往往以此指代元杂剧，称之为曲、北曲、元曲等等。
杂剧剧曲的编排有一定的程式，四折戏用四个套数，每个套数都有固定的宫调。元杂剧共用九个宫调，即所谓“五宫四调”：仙吕宫、南吕宫、中吕宫、黄钟宫、正宫和大石调、双调、越调、商调。每个宫调下都统帅着若干曲牌，每个曲牌都有一定的音乐旋律，与之配合的文词也有一定的格式，即格律。
曲律与诗词不同，采用中原音韵的新四声。其特征是“平分阴阳”和“入派三声”，即平声分化为阴平与阳平两个声调，入声消失，所有入声字都流入平上去三声之中。这与今日普通话的声调很相似。曲文押韵也用《中原音韵》所归纳的“东钟”“江阳”等19部，可以平仄通押。此外曲比诗词韵脚繁密，一般句句押韵，而且每套都要一韵到底，不得换韵。
曲文创作就是在一定的音乐框架中“填词”，必须遵守曲牌规定的字数、句数以及平仄格律等定式，这与宋词的写作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曲文与曲乐的配合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可以随时增添衬字、衬句，也可减字减句。因此杂剧曲文显得灵动活泼，口语性很强，实际上是一种解放了的新诗体。
四、宾白
元杂剧中的道白，称为“宾白”。对此前人有两种解释，一说“唱为主，白为宾，故曰宾白。言其明白易晓也”。（徐渭《南词叙录》）一说“两人对说曰宾，一人自说曰白”。（单宇《菊坡丛话》）前一说有字义学根据，较为正确。
杂剧道白的样式很丰富，除了对白、自白，还有“带云”（歌唱中附带的说白）、“背云”（旁白）、“内云”（后台人员或角色与台上角色的对话）等。这些都属于口语化的散文白，与此相对，还有韵文白。如上场诗、下场诗以及常见插入的通俗诗词，就都是由人物当场念诵的。可以说后世戏曲的各种道白形式，在元杂剧中已是应有尽有。
五、科范
元杂剧的表演“唱念做打”俱全。科范就是做与打的做工表演，一般简称“科”，在南戏中则称作“介”，或通称科介。徐渭《南词叙录》说：“相见、作揖、进拜、舞蹈、坐跪之类，身之所行，皆谓之科。”元剧中的科，除了徐渭所说的动作表演，还有其他两种指义。一是规定某种特殊的情感表演，如“做忖科”，即做沉思的样子；“做哭科”“做笑科”，就是要求进行哭或笑的情感表演。二是指某种特定的舞台音响效果。如《汉宫秋》中的“内做雁叫科”、《窦娥冤》中的“内做风科”，就是要求后台根据剧情制造出雁叫或刮风的音响效果。
六、题目正名
元杂剧结尾有“题目正名”，用两句或四句对偶句总结全剧内容，交待剧名。它不是情节的组成部分，其功能在于广告宣传，可能在演出结束时由演员在下场前念出和写于戏报上。一般取末句作为剧的全名，取末句中最能代表戏剧内容的几个字作为剧的简名。如关汉卿《窦娥冤》的题目为“秉鉴持衡廉访法，感天动地窦娥冤”，末句为全名，最后三字即简名。
七、元有名杂剧
元杂剧的四大悲剧及四大爱情剧：
四大悲剧：郑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纪君祥的《赵氏孤儿》
四大爱情剧：郑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郑光祖的《倩女离魂》。
九、《窦娥冤》解析
《窦娥冤》，是一本取材于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著名的悲剧。读了这本悲剧，没有人不感到同情、惋惜和愤恨的。它给人一种窒息和压抑的感觉；同时，也给人以强烈的要求改变这种压抑的启示。从窦娥一生的遭遇中，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人民共同的不幸，尤其是妇女的不幸。在她短短的一生中，遭到失母丧夫的打击，高利贷的毒害，泼皮流氓的欺压，贪官污吏的毒刑和判决。这种种不幸和灾难，一下吞噬了她的青春和生命，从而交织成了“惊天动地”悲惨无比的大悲剧。
大悲剧的造成，主要原因有二：间接原因是高利贷剥削，直接原因则是官吏贪污、狱刑黑暗和恶霸横行。其间又掺杂着虽属次要、但却是对事态发展有影响的一些原因。
高利贷是封建剥削的特征之一，而元代则达到了最高峰。元王朝在至元时由政府设立“斡脱所”，作为官营高利贷的法定机关，派回回人经营其事。帝王、后妃、贵臣、军官及寺观僧道、豪强地主，都通过这个机关进行高利贷剥削。地方上的土财主则开解典库（当铺）作为私营高利贷的处所。私人间的借贷也按照官府所订利率计算。例如本银一锭，满一年，本息共二锭；满十年，本息共一千零二十四锭。这种利息叫做“羊羔儿息”。满期，债户无力偿还，那么债户的牲畜、房屋、田地以及妻室儿女便当作抵押品被抢夺走；再不够，就连累到子孙、宗族和亲友，要他们代偿或作抵押。这类事，在宋元人公私记载里数见不鲜；元杂剧中更有着普遍的反映，“羊羔儿息”已成为最流行的话头在口头上使用着。本剧一开始就从高利贷这条线索入手，它的罪恶活动与可怕的后果，一直在支配着剧中每个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的发展。窦天章还不起蔡婆的银子，才不得不把女儿送给蔡婆做童养媳，第一步就注定
她失掉自由而堕入只能听从命运摆布的境地。接着，赛卢医也因债务的追逼，起了坏心，企图勒死蔡婆来摆脱高利贷的束缚，因而发生了犯罪行为。刚巧被泼皮张驴儿父子碰见，救了蔡婆。这样一个偶然机会，为他们向蔡婆索取报酬——勒逼成亲开了大门。同时，也是后来张驴儿威逼要买毒药而赛卢医不敢不卖，及误毒死自己的父亲的张本。剧情一步紧逼一步，趋向高潮，都是以高利贷为其有形的、无形的线索，并由此而很自然地引渡到张驴儿父子的身上。
张驴儿这类泼皮无赖，在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也是种族压迫的象征之一。他们大多数是蒙古人或色目人，以属于统治种族的游民身份，依仗着与统治者的某些关系，到处游荡，惹是生非，向北人、南人进行勒索、讹诈和侮辱。由于他们过分扰民，不利于元王朝的统治，元统治者才不得不为此召集大臣们商议对付这伙坏蛋的办法，官书中也屡有禁令，但都无多大实际效果。不难想象，这件事不简单，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是人民痛心疾首最不易对付而又经常可以遇见的一种恶势力，最高统治者对之也颇感棘手。张驴儿父子对于窦娥婆媳的威逼、家室财产的强占和淫侮人身的企图，正是上述那种泼皮无赖（实际是元统治者的社会基础）具体形象的刻画，那种社会黑暗现象的典型描绘。
等到张驴儿下毒阴谋未逞，反而误毒死自己的父亲时，又乘机威逼窦娥，仍未达到目的。闹到衙门以后，作品就转入另一条线索，以衙门的暗无天日、官吏的贪污昏聩和毒刑冤狱──阶级压迫、黑暗统治为暴露的主要对象。而这一切，正是元王朝统治下的主要特征。
本剧并未正面写官吏受贿，但从侧面透露了一点消息。负责审理这件人命官司的楚州太守桃杌上场就念：“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当告状人向他跪下，他也赶忙跪下，并解释说：“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这些说法，虽是元杂剧里常用的滑稽打诨的套语，如：“我做官人只爱钞，再不问他原被告；上司若还刷卷来，厅上打的狗也叫”（见《救孝子贤母不认尸》）；“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事可了”（见《灰栏记》）；“官人清似水，外郎白如面；水面打一和，糊涂成一片”（见《魔合罗》）；但我们不应该把它们当作通常的插科打诨来看待。实际上，应该看作是作者鉴于当时环境和禁令，有不能明白直写的苦衷，故意用些与剧情似有关似无关的闲笔，逗乐取笑的陈套，使人看了不露痕迹，以旁敲侧击的巧妙手法来揭露、讽刺官吏的贪污腐化。最后，让窦娥鬼魂明确地说出“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的话，与“要金银”“衣食父母”的说法前后呼应。可见那些看似闲笔的打诨的话，实寓有深意，是正面的话，而不可等闲看过。
全剧布局重点是放在衙门的黑暗和受害者的坚决反抗上的。这就不难窥见作者创作意图
之所在了。像这样一桩人命公案，负责审案的官吏并未详细审问，研究案情，弄清真相；而只是一顿毒打，屈打成招，草草了事，视人命如儿戏。所谓“人是贱虫，不打不招”，成了官吏逼供的普遍用语和最方便的方式。窦娥当然也逃不了这样的毒刑，她被打得──“恰消停，才苏醒，又昏迷。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这类毒刑打拷，在元剧里也有着极普遍的详细的描绘和反映。甚至比较开明一点的官吏对之也发出无限感叹，作了一个真切的比喻：“……俺这衙门如锅灶一般：囚人如锅内之水，祗候人比着柴薪，令史比着锅盖。怎当他柴薪爨炙；锅中水被这盖定，滚滚沸沸，不能出气，蒸成珠儿，在那锅盖上滴下，就与那囚人衔着冤枉滴泪一般。”──这个比喻很形象，的确道出了衙门的残酷、黑暗和囚人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痛苦、冤屈和绝望。不正是这样吗？窦娥这场冤狱的造成，酷刑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它对坚贞不屈的窦娥本身不起作用，但要用之对付蔡婆以威胁窦娥的时候，善良的窦娥，却不得不以自己的死来代替婆婆的受刑了。看来，贪污、酷刑、冤狱三者结成不解之缘；可以说：贪污是造成冤狱的必然原因，冤狱是贪污的必然结果，而酷刑则是联系着两者的锁链。多少个善良的窦娥屈死在这条锁链之下呵！“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是对当时统治者血腥罪行的控告，是被压迫人民忿怒的呼声！
窦娥，这个至死不屈服的反抗形象，具有既十分柔顺善良，自我牺牲，又十分倔强坚定，生死不渝其志的性格。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性格的优良传统。她虽年轻守寡，但对婆婆非常孝顺，决定侍养婆婆到老。当官吏要对蔡婆用刑时，她用自己的生命来解救婆婆的危难，这是超乎寻常人所谓“善良”的范围的。临刑之前，还央告公人们往后街走，怕在前街遇见婆婆，引起老人的伤心和气愤。──她为婆婆想得太周到了！然而对婆婆的要求却仅仅是死后过年过节时，“有瀽不了的浆水饭，瀽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则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说得多么委婉可怜，多么令人同情！甚至她做了鬼魂，案情大白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嘱告自己的父亲收养蔡婆。──这是她性格的一方面。
她对蔡婆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但并不是毫无条件地顺从；反之，她认为不合理的事情，仍然据理力争，甚至严辞责备。当蔡婆引狼入室的时候，她极力劝阻蔡婆不应对张驴儿父子抱任何幻想。甚至用“怪不的女大不中留”等一连串的俏皮话，讽刺这个六十多岁还准备嫁人的老太婆。老太婆之所以终于没有招张驴儿的父亲做“接脚”，当然是受了媳妇的影响。窦娥自己呢，不用说，不听张驴儿的花言巧语，不受他的调戏侮辱，更不受他的威胁逼诱，一句话，她是个硬骨头，不屈服于任何恶势力之下。她敢于痛骂：“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而要“将滥官污吏杀坏”。她敢于痛骂代表至高无上权力的天地鬼神：“有
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惊心动魄，痛快淋漓的质问，直问得“天地”也哑口无言。她，以及广大的人民，被压抑在深心的反抗怒火，终于会像火山一样迸裂出万丈火焰，照亮一切黑暗，烧毁一切不平。伟大的剧作者深深知道这一点，以他浪漫主义的巨笔，大胆地发下三大坚定的誓愿，大胆地使它──实现，表现了窦娥、表现了广大人民、也表现了剧作者自己战斗的信心，胜利的信心。──这是窦娥的性格的另一个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
窦娥，是善良的，同时又是战斗的、反抗的。她的善良，用在对待自己的亲人、受迫害者；她的反抗，用在对付作恶的坏人、压迫者。关汉卿塑造的这个伟大形象，给予了当时和后代以巨大的鼓舞和启示。
十、窦娥“三桩誓愿”
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堪称“世界性大悲剧”，它通过对窦娥的悲剧的描写，塑造了恪守孝道妇道，坚强不屈的窦娥形象，具有巨大的艺术震撼力。
但是这本“千古名戏”似乎出现了一个问题，剧中窦娥临死前发了三桩誓愿，后来一一应验，证明了她的冤情。这本没什么问题，可这“三桩誓愿”似乎“狠毒”了些，有研究者提出窦娥在发愿前是否考虑过“三桩誓愿”的后果问题，原本善良的窦娥似乎变得狠心起来。这与愚公移山是否破坏生态环境一样，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窦娥的“三桩誓愿”分别为血飞白练、六月降雪、亢旱三年。血飞白练没问题，问题关键出在后二誓上。六月降雪，六月乃大暑天，突降大雪，老百姓将手足无措，要是不在室内就很可能会被冻死，善良的窦娥忍心看着家乡父老被冻死吗？亢旱三年就更严重，三年大旱，庄稼将会颗粒无收，朝廷又要征收赋税，社会将会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恐怕连窦娥的婆婆蔡婆也很难幸免。这样，窦娥的一片孝心岂不是白费了？可见窦娥的“三桩誓愿”（尤其是后二桩）的设计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其实在《窦娥冤》之前已产生了一些类似的作品，其中也出现了“亢旱三年”的情况，最典型的是“东海孝妇”的故事，作为艺术构思，关汉卿显然吸收了这个民间流传的古老故事。“东海孝妇”是讲一个孝妇在婆婆死后被小姑冤枉害死婆婆而被斩的故事，孝妇被屈杀，郡中大旱三年，后太守在孝妇坟前祭拜认错，天才下雨。可见民有冤情，天降大旱并非子虚乌有，亦非关汉卿杜撰，而是有所本的。窦娥本来不想和现实生活作对，是黑暗的现实逼得
她爆发出反抗的火光。人间的不公使她怀疑天理的存在。她骂天骂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然后发下三桩誓愿，并声明：“不是我窦娥发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在古人心目中天永远是最公正的，因此窦娥要苍天证实她的清白，要借异常的天象向人间发出强有力的警示。所以，三桩誓愿中必须要有从未出现过的异常天象，而且这些天象一定要让老百姓有深切的感受。“东海孝妇”的故事为关汉卿做出了优秀的榜样，于是关汉卿就在剧中安排了六月降雪和亢旱三年，这两个异常天象尽管“狠毒”了些，但它们足以让每个老百姓都难以忘怀，这就达到了作品的悲剧效果。六月降雪和亢旱三年这两个“狠毒”的誓愿比起那些对百姓生活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的异常天象来更有艺术震撼力，对作品主题的揭示也更深刻，对社会的批判力也更大。因此，窦娥的“三桩誓愿”对于作品主题的揭示和社会批判作用是有利的，从这个方面说，“三桩誓愿”的设计也是合理的。
但从另一方面说，“三桩誓愿”的设计与主人公窦娥的性格产生了一点冲突，这两桩誓愿是窦娥冤情的体现，是对世道不公的报复，但窦娥想要老天帮她惩罚的官府那些“梼杌”太守们，而在作者对“三桩誓愿”的设计下，老天把官府和百姓一起惩罚了，百姓是无辜的，窦娥的两桩誓愿让这么多无辜百姓为她陪葬，那那些百姓岂不是比窦娥还冤？窦娥为保护婆婆而死，如此孝妇，诚为可嘉，但当这两桩誓愿应验时，蔡婆恐怕很难幸免，这时窦娥又何颜以对“孝妇”之名呢？
所以，从人物塑造上说，“三桩誓愿”的设计与窦娥的善良性格产生了矛盾，“三桩誓愿”的设计是关汉卿的失误，关汉卿的本意是想通过窦娥的“三桩誓愿”来对元代黑暗社会进行猛烈的抨击，却产生了一些反面效果，这恐怕也是他始料未及的，否则，他就不会这样安排了。
窦娥本善良，请读者们千万不要因关汉卿的失误而冤枉窦娥！窦娥已经不能再被冤枉啦！
十一、窦娥艺术形象再分析
关汉卿是我国戏剧史上最早也是最伟大的戏剧作家。他的很多杂剧作品都反映了社会底层劳动妇女的命运，表达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劳动妇女的深切同情。《窦娥冤》是中国古典四大悲剧之一，关汉卿在剧中塑造了窦娥这一平民妇女的典型形象。
窦娥善良、温硕、守礼节、懂孝道、明事理、善克制，就是这样一个人人皆怜爱赞扬，对世道毫无触犯的女性，却被大千世界所不容，遭受了人世间的诸多不幸，直到最终被残暴的恶势所吞唑。究其原因，当然有社会的原因，封建统治者的草菅人命，地痞无赖的凌逼迫
害，甚至高利贷的高利盘剥都是社会的原因，但这是造成其悲剧的外在因素，造成窦娥悲剧还有内在因素，即窦娥自身的原因，这是最基本的因素，一切恶势力之所以能够得逞，正是利用了窦娥这个“内在因素”。柯列根说过：“悲剧并非只是描写死亡，死亡是生活中的一件事实，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死亡是我们的伴侣，悲剧表现由于我们不能始终保持浑然一体，因而我们所希望的一切无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根源并非由于外力，而是在于心中，我们如果要打开悲剧艺术之门，真正的钥匙就是必须承认一切悲剧在于人类的冲突，而是从人性的基本分裂中产生出来的。……悲剧最重要的特征──区别悲剧与其它戏剧形式尤其是闹剧的主要特征，就是一切有意义的‘收场事件’，并非由于外在力量，而由于主人公的内在分裂。”
①柯列根的观点虽然有点偏激，他忽略了悲剧产生的社会原因，历史必然性，但他看到了悲剧性格对产生悲剧的作用，造成窦娥悲剧的自身原因实际上就是她的性格的二重性。
首先我们来阐释一下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关于性格的本质，至今仍然有许多种说法，如果较朴素的表述，所谓性格，就是人的个性心理特征的重要方面。恩格斯说：“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②这就是说，性格表现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行为的现实，一是行为的动机与方式，人的行为方式千变万化，心理特征也千差万别，因此，人的性格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刘再复说：“每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构造独特的世界，都自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形成这个系统的各种元素都有自己的排列方式和组合方式。但是，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的。性格两极的排列组合就性格的二重组合。或者说是、性格世界中正反两大脉络对立统一的联系，但是性格的这二重内容并不是抽象的，它是由具体的，活生生的各种元素构成的。这些性格元素又分别形成一组一组对立统一的联系，即形成各种不同比重，不同形式的二重组合结构。人物性格的二重结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既不是单一结构，凝固结构，也不是分裂结构。”③我们用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来分析一下窦娥的性格，在窦娥的性格世界有两对立统一的脉络，即自觉高尚的伦理精神和刚烈不屈的斗争精神。这两大脉络不是抽象的，它里面包含有具体的、活生生的性格元素，这些性格元素又分别组成小的二重组合结构。
自觉的伦理精神是窦娥性格系统里的一大脉络。悲剧作为善恶两种社会力量的斗争，与伦理学的关系极为密切，中国封建社会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古典悲剧总是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打动人心的力量首先来精神道德的优美，人的伦理的理性本质体现得越鲜明越自觉，他就越成为崇高的对象，悲剧通过悲剧主人公的被毁灭来展示他的优良品德，给人以深刻的伦理感动，使人受到精神道德的熏陶，悲剧人物虽被毁灭，但却表现了坏分子所自觉遵循的伦理精神的不可征服，人们由感性的痛苦而得到理性的快感，从而得到伦理精神上的提高。
关汉卿在塑造窦娥这一个人物形象时，则以凝重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履行道德的强烈义务感为性格特征，总是努力地表现其伦理精神。关汉卿笔下的窦娥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殉道者的色彩，她为了履行某种伦理义务，自觉地做出牺牲。王国维评及《窦娥冤》时说：“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乃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④如果是在承认悲剧的社会根源的前提之下，那么他对窦娥悲剧性格的看法还是很有见地的。
窦娥性格系统中的另一大脉络便是刚烈不屈的斗争精神。窦娥性格中既有温柔贤慧的一面，又有刚烈坚毅的一面。贤慧媳妇的苦难令人回肠荡气，悲从中来；刚烈性格的抗争，叫人义愤填膺，怒火中烧。同一性格的这两个侧面，相辅相成，共同造成“悲而不伤、悲中有壮”的悲剧效果。当然，对于软弱平庸的性格，遭到毁灭是完全被动的，毁灭对于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窦娥的刚烈性格决定了她同黑暗势力的斗争是无法调和的，这就决定了戏剧冲突只能是悲剧性的。正是窦娥宁折不弯的斗争意志推动着悲剧冲突不可抑止地向前发展，直至她自身的灭亡，这是构成悲剧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悲剧能够容纳最强烈的戏剧冲突，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戏剧冲突，窦娥的刚烈性格满足了悲剧在这方面的要求，从而使《窦娥冤》的悲剧冲突具有不可调和的尖锐性。
窦娥性格的这二重内容是由具体的性格元素构成，这些性格元素又分别组成一组组对立统一的联系。比如，接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和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就是一组对立统一的联系。窦娥出身于书香门第，接受儒家的思想和教育，她的父亲窦天章把“三从四德”当作教条来约束窦娥，把窦家“五世无再婚之女”当作美德来教育窦娥，所以窦娥把“好马不备双鞍，烈女不更二夫”当作信条来遵守，把孟姜女器长城、浣纱女投江水、贞妇化为望夫石这些典故作为典范来膜拜窦娥丈夫列后，她只有“侍婆守孝”，是个言词应口的孝顺媳妇。但她不是一个任人捏合，逆来顺受的弱女子。她身上充满一种“力”，充满一股对正义追求的“力”，当张驴儿闯进她家并拉她堂结亲时，她断然拒绝，推张驴儿一跤，在张驴儿你子面前，窦娥像一位凛然不可侵犯的女神，所以“连美妇人见过万个的地痞无赖张驴儿对她也毫无办法。这都是受到了封建礼教的影响。当蔡婆婆不得不已要招婿张你时，窦娥对她予以了正言规劝，说婆婆已经一大把年纪，再嫁有辱自己的贞节，“枉教人笑破口”并且还表示了对婆婆的强烈不满，说“你岂不知羞”，窦娥对蔡婆婆与张父的暖昧关系十分生气，甚至有些愤怒至极了，“可悲，可耻，妇人家直恁的无仁义”，窦娥认为，再婚“不是咱没丈夫妇女的下扬头”，进而“劝普天下前婚后嫁的婆娘们”都吸收他们的教训，这无疑是对封建礼教的宣传和对他人的说教。
从小悲苦的窦娥七岁被卖给蔡婆婆做童养媳，当然不懂得什么爱情，长大后别无选择地
同丈夫成亲，勉强地生活，可她的丈夫“又拔着个短筹”，这有什么幸福可言！窦娥还是个年轻的少妇，她不可避免地有着少妇的思想感情，她渴望着美好的爱情，丈夫死后也希望有个圆满的家庭，对于自己现在的境遇是十分不满和渴望摆脱的。春天来了，万物勃发生机，“锦烂漫花技横绣阁”催窦娥泪下，她仍然孑然一身，独守空房，多么凄凉，当“剔团圆月色挂妆楼”时，更是令窦娥断肠，当然是恨月圆人不圆了，窦娥不是不想再婚，只是张驴儿是个泼皮无赖，不能让窦娥如愿以偿，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则被你坑杀人燕侣莺俦”，更没有幸福可言，但窦娥毕竟还是向往“燕侣莺俦”的，这种日子何时到来，当然渺渺茫茫，然而窦娥的忍受是有限的，“须知人心不似水长流”那样一成不变，窦娥“按不住意中焦”，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命运，一方面接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另一方面又要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造就了窦娥这一特定的人物形象。
在窦娥的性格世界里，甘受命运的摆布和对命运的抗争也是一组对立统一的性格元素。窦娥的命运如此悲苦，她遭受了丧母、离父、亡夫的一系列不幸，但她没有任何怨言，认为这都是自己“没时没运”，说自己是“八字载着一世忧”，自己的厄运是因“前世烧香不到头”，今生甘愿受苦罹难，劝自己，也劝别人“早将来世修”，当张父喝药而死时，窦娥认为“寿数非平今世”，是她寿数已到，还认为“人生死，是轮回”，这显然是宿命论的观点。但是窦娥的思想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不甘于命运的摆布，即对多舛命运的抗争，当张驴儿父子闯进窦娥家时，她表示了对他们和婆婆的不满，即使婆婆已经允诺了，既使在别人看来已是既成事实了，但窦娥并不甘心受这种命运的摆布，对蔡婆婆进行了大胆地批判，对张驴儿予以了强烈的怒斥。在桃杌审案时，窦娥遭受了严刑拷打，毫不畏惧，她从绝望中进一步看清了“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的残酷现实。她通过对世界的主宰者：天和地，发出了埋怨和呵骂，实际上也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控诉。在这里窦娥的反抗性格已经升华到顶峰：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更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与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这是震动人心的怒吼，它充分写出了窦娥无辜受害，含冤难诉的心情，它对封建社会世俗观念中最公正无私的事物──天地日月都彻底地加以否定，因此，它既是窦娥以及和窦娥同样命运的人们愤怒情绪的猛烈迸发，也是觉醒了的妇女的呼喊，窦娥绝不甘心不明不白地死去。她坚信正义是属于自己的，她更想信，总有一天真理之光会照临人间，她的冤屈总会昭雪的，因此，她在临刑时发下三桩誓愿：一要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飞溅悬挂在旗枪上的丈二白练上；二要在三伏天，降下三尺瑞雪，以证其冤；三要楚州亢旱三年，窦娥死后，三誓皆验，千方
百计寻父申冤等等这些情节都反映了窦娥对命运的抗争。在窦娥身上，既有封建思想的烙印，又有反抗性格的影子，这种既任命又不任命的矛盾性格，才使窦娥这个人物形象更真实可信。
窦娥的靠天与骂天也是一组对立统一的联系，窦娥对封建官吏，对封建的最高统治者，对于天是信仰甚至膜拜的，她见到太守桃杌，就希望这“明如镜，清如水”的官员“高台明镜”，替民作主，她同太守辩争，是因为她相信官府会主持公道，正义一定会取得胜利，一个想念官府的无辜女子却遭到官府的残害，她临刑前立誓愿时，还希望“皇天也肯从人愿”；希望自己的“冤枉事天地知”。这是她在人间碰壁以后，寄希望于“湛湛青天”，祈求上苍替她申冤，谁料上苍也是怕硬欺软，人间无处诉。天公不可期，最后只好靠自己的阴魂来为自己报仇雪冤，伸张正义，在她父亲为她平了冤时，她唱道要“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这样方显得湛湛青天，“方显得王家法不侠民思。”窦娥想念“人之意志应通天”，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思想，但是窦娥思想还是另外一方面，那就是对于昏官，衙门，最高统治都乃至上天，予以了大胆地揭露和怒骂，她大骂桃杌的昏庸，大骂官府的黑暗，骂世道是“复盆不照太阳晖”；彻底否定了封建官府，甚至骂到了代表天地意志的最高统治者，这正是窦娥反抗性格的集中体现。总之，窦娥在思想上既有靠天的一面，又有骂天的一面。
以上论述的是窦娥性格的二重性，可见在窦娥的思想性格中有许多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方面，由于这些矛盾方面的发展和激化，便推动了事物的发展的激化。同时，正是因为性格带有二重性，才使窦娥这一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丰满和有血有肉。人物性格的二重结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一方面要求作家应当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另一方面又要求性格的整体性，即在性格的二重结构中保持一种统治的定性，一种决定性格运动方面的主导因素，更细致地说，在空间角度上，性格运动一方面表现出异向性，但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定向性。在时间角度上，性格运动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发生前后性格的二重组合，显示出历史差异性，但是，在这种变动中又保存着某种稳定的东西，因此，性格运动又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性和一贯性，就是性格的一元化。我们所说的性格的二重组合，是一元化的二重组合。文学中的人物性格，只有当它是一元二重流动结构时，才是一种丰富而且完整的有机生命体。性格的一元化，就是性格美的和谐。可见，性格美的和谐，不是性格的单一化，而是性格的变化、差异、丰富性、复杂性的对立统一，它不是单一的无序的平衡态，也不是复杂的无序平衡态，而是复杂的处于运动中的非平衡态。窦娥的性格之所以具有美学价值，就是因为窦娥性格是变化的，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复杂的处于运动中的非平衡态，我们在欣赏窦娥这一人物形象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人，而不是多种性格元素机械相加的人。
窦娥的悲剧结局就在于她的性格的双重性。她一方面接受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一方面又要挣脱这一束缚，一方面甘受命运的摆布，另一方面又要对命运进行抗争，一方面靠天，一方面又要骂天，她的反抗性是不坚决的，不彻底的，她始终让自己的命运操纵在别人手中，总是把自己依附在别人身上，即使是对于张驴儿的反抗也是为了维护封建伦理而作的反抗。她不懂得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丈夫在时为丈夫而活，丈夫死后，为照顾婆婆而活，受了冤屈，上公堂审判时，她把自己的命运托附给青天大老爷桃杌，希望他来为自己雪冤。想一想，如果窦娥不招，也存在案件难理，上报官吏复勘，窦娥免于被斩的可能。但窦娥为了尽孝道，为了不让婆婆受刑，指望暂且虚招，盼望“官吏们还复勘”，但既已招供画押，还有什么复勘可言，与其说窦娥幼稚糊涂，不如说是因为遵从了封建礼教而断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也可以这样说，窦娥冤就冤在她的受封建礼教的毒害太深，冤在节孝观念太强。她对于天和他们的怒骂是在临刑前才做出的行动，她直到死才真正的觉醒正是封建礼教把她送上了断头台。封建的礼教，旧的传统思想就像鸦片一样麻痹了窦娥的头脑，让她在麻痹中得到“享受”，在享受中死亡。她没有同传统观念衽最彻底的决裂，因此她的命运必然是以悲剧告终。
十二、《窦娥冤》的悲剧体现
窦娥是一个善良女子──具有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人物所要求的那种善良性格。她有封建社会下层少女可能遭遇的命运：做童养媳。我们一开始就看见她和父亲生别──也就是永别。父亲哭道：“儿呵，我这一去了呵，几时再得相见也？”直逼第四出。我们在对话中，还知道这个用来抵债的小女孩三岁就死了母亲。剧作者不给这不懂事的七岁小女孩语言，她不开口，更收可哀的效果。只在父亲辞出时，她才哭闹，也就够了。这里不需要成年演员扮演，那样一来，意味就不真纯了。
这是基础。情形已经够惨了。紧跟着是十年后，我们再见她时，不是新婚后的少妇，而是开始由成年演员扮演的年轻寡妇。原来她已经和丈夫死离了，──死离太惨，不宜明写。而且不足以成为悲剧。剧作者也不写那悠长的十年的童养媳生活。不重要吗？形式有限制，他放弃可能在生活上比较幸福的十年。她和未婚夫很可能就有青梅竹马的感情。蔡婆婆也不算坏人。这说明她为丈夫守节，不一定完全由于封建观点，还可能由于有较深的感情。这样一想，你会帮自己在开始就建立一种真纯的悲剧感情：这女孩子实在命运多舛。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这些苦难经历，由于女主人公只是消极承受，不能形成震撼人心的悲剧作用。但是有过这一连串的苦难经历，我们明白，她的性格将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性格。我们将发现她对命运之神永不低头。她可能迷信，还可能头脑封建：这是封建社会一般
的妇女的精神生活。她的性格中真正属于她自己的那一部分，却是刚直。她认为对的时候，一定说到做到。她劝说婆婆。她大骂张驴儿。她说话不会拐弯儿，做事不会拐弯儿。她是那种坚强的性格。这是性格的一面。剧作者鞭辟入里，写她的烈性，又写她的孝心。她怕婆婆受刑，招成死罪；怕婆婆看见她赴法场就刑，哀求刽子手绕道后街。直到做了鬼，她还一再要父亲照管孤苦无依的婆婆。
忠厚还表现在她不知道怎样对付那一对地痞父子。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对老实的婆媳的尴尬处境。悲剧为她们结束了这种可耻的生活。张驴儿的父亲错吃羊肚汤，毒发身死。嫁张驴儿？还是上公堂？她相信自己清白。她对统治机构存着幻想。她以为封建社会和它的统治机构是上天为她这种苦命人设立并服务的。
说明剧作者的反抗思想的，就是这里并不出现什么传奇。他把一个信任官府的善良少妇如实写成官府把她活活儿屈死。不信任统治机构的反叛者，被统治机构处死，有动人心处，但决不如信任者被处死的控诉力量那样“感天动地”。
从三大愿起，关汉卿采用浪漫主义手法。它的可能性包含在他赋予少妇的斗争到底的灵魂中。没有人为她昭雪，她为自己昭雪。她为自己昭雪，岂不加强人间暗无天日的暗示？
最后父亲以廉访使的身份为女儿昭雪，岂不加强人间暗无天日的暗示？
换一个清官为窦娥雪冤又怎么样？可以。但是悲剧意味淡薄了。十三年前说“几时再得相见也”的父亲，富贵荣华及身，多年寻访女儿不见，而今只有梦中相会，她不仅是死鬼，而且还是屈死鬼。他迈进统治机构，发现它屈杀了他的独养女，怎么能不失声痛哭：“白头亲苦痛哀哉，屈杀了青春幼女孩儿也！”清官没有这种凄厉的哭声。他雪冤，然而他救不活他屈死的女儿的性命。观众面对着伤心的老人，又流下了眼泪。
《窦娥冤》的悲剧性，单纯有力，像钉子一样，越敲越深，又像阶梯一样，越升越高。
十三、《窦娥冤》的结局分析
《窦娥冤》深刻反映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当权者昏庸腐败、草菅人命的丑恶，对善良勇敢的劳动人民给予了深刻同情，展示了当时社会的生活画卷。关汉卿的情节安排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人们欣赏作品时，一方面肯定关汉卿出色的写作才华，另一方面也对他情节安排产生了种种不同的理解和争论，尤其是结尾窦娥鬼魂显灵、清官平反的情节安排，更是人们长久争论的焦点。
我则认为，关汉卿的结局安排是一种妥协——一种巧妙的妥协。
众所周知，中国人信奉中庸之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追求团圆，追求圆满，
追求真、善、美，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正义终究战胜邪恶”，中国人无法理解西方戏剧中所谓的“残缺的美感”，更不能接受黑白不辨、是非颠倒。因此，中国绝大多数的古典文学作品无论其情节多么复杂，人物命运多么坎坷，最后总会云开雾霁，柳暗花明，皆大欢喜，就像安徒生的童话一样，最后总是会来上一句：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是百姓的审美情趣，也是作家们普遍的创作倾向。
其实，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也有“离经叛道”之作，比如唐代元稹的《会真记》。它描写了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但是结局却是张生抛弃了莺莺，仕途顺利，另结新欢。不过它的传播并不广泛。董解元在《西厢记诸宫调》中把它改成了张生与崔莺莺“永远生活在一起”的美满结局，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直到王实甫在此美满结局基础上创作出《西厢记》后，张生、崔莺莺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才更为人所称道。暂且抛开创作年代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我们不能否认，大众追求完满的审美情趣阻碍了《会真记》的流行和传播。
唐传奇等书面语形式的文学作品尚且遵循民众的审美情趣，更何况元杂剧这样面对市井街头的演出形式呢？窦娥善良、坚强、孝顺、勇敢，是符合当时社会价值标准、道德完善的人，这样一个完美的人如果就这样蒙冤死去，绝对是对民众情感的打击。然而，关汉卿毕竟是一个思想深刻的斗士，他创作《窦娥冤》，目的就是想通过窦娥的遭遇来控诉当时那个是非不分的黑暗社会，窦娥冤情的形成是一个社会悲剧，窦娥这样完美的女性尚且遭受厄运，更加强了作品对现实社会和政治的批判性。但是，考虑到民众的审美情趣，关汉卿必须创作一个沉冤得雪的圆满结局，去削弱它的悲剧性，所以他无奈地妥协了。
但是，在结尾鬼魂出场、清官平反这看似圆满的安排中，有一些细节问题却引起了我的思考，从而让我得出关汉卿即使妥协，也是一种巧妙的妥协的结论。
首先是鬼魂问题。冤案昭雪的方式有很多种，吸引人注意到这是冤案的方式也有很多种。窦娥赴刑时发的三桩誓言一一应验，在民间一定会激起很大反响，流传甚广，从民间的传说中得知冤情就是一种很合理的方式。为什么一定要借助鬼魂呢？为什么一定要蒙冤的人自己为自己申冤呢？
这是关汉卿巧妙的一方面。
人一旦陷入极端无助的境地，往往哭天抢地，寄希望于天地鬼神，这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的记述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善良无辜的百姓，没有能力去抗争、去改变，一旦出现灾难，就求仙拜神，等着青天开眼，惩恶扬善。每当我们看到这些情景，我们总是会心生同情，同情百姓的悲惨遭遇，同情百姓的无助孤苦。但是，民众的力量是伟大的，为什么受压迫的民众不团结起来去抗争呢？为什么要寄希望于虚无缥缈之处却不相信自己双手的力量呢？
关汉卿在其他作品如《救风尘》中的赵盼儿，《望江亭》中的谭记儿等塑造的都是不满于自己或她人被压迫的命运而奋力抗争并最终赢得自由的形象。这些作品中人物的遭遇远不如窦娥悲惨，为什么她们明白“最有效抵抗厄运的办法是自己人救自己人”，窦娥等人就不明白？蔡婆婆出去讨债，窦娥独自在家想起自己悲惨身世时说“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受冤屈打时喊的是“天哪！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阳晖！”在刑场上也只是“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虽最后对天地公平产生怀疑喊出了“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的时代强音，却仍旧是“哎，只落得两泪涟涟”。而明知事情真相的蔡婆婆也只在窦娥临死前喊出一句“天哪，兀的不痛杀我也”罢了。最后窦娥的鬼魂出场，引起了窦天章的注意，冤案才得以昭雪。如果窦天章没有注意到呢？是不是窦娥最后的无力抗争也以失败收场？窦娥在抗争，但她的抗争在旁人的冷漠和软弱面前是那么苍白无力，形单影只，落地无声。
关汉卿在这里表现的不仅是民众寄希望于神灵的愚昧，也揭露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软弱。我国受封建统治数千年，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即使是元代这样重商抑农的社会，小农思想仍旧占主导地位。“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别人有冤屈，我又能怎么样呢？大家都在受苦，能凑合就凑合吧，好死不如赖活着呢。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在关汉卿的《窦娥冤》中也可见一二。
关汉卿表面上制造了一个完美结局，看似满足了民众的审美要求，实际上却从细节上向纵向延伸，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命运共同抗争，深化了戏剧的主题。
其次是窦天章“清官”形象的塑造。
窦天章自述“老夫自到京师，一举及第，官拜参知政事。只因老夫廉能清正，节操坚刚，谢圣恩可怜，加老夫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之职，随处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容老夫先斩后奏。”表明他清正廉洁，是来查看有无冤案、贪官污吏的。但他在察看文案时：“一起犯人窦娥，将毒药致死公公。我才看头一宗文卷，就与老夫同姓，这药死公公的罪名，犯在十恶不赦，俺同姓之人，也有不畏法度的。这是问结了的文书，不看他罢。我将这文卷压在底下，别看一宗咱。”
因为是“问结了的文书”，就弃置一旁，那么如果真有冤情，岂不永无昭雪之日？他“随处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的职责岂不如一句空话？如果这样就可以称之为“清正廉洁”，那当时政治之黑暗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