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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境的思想与伦理/（日）岩佐茂著；冯雷，李欣荣，尤维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9
（生态文明系列丛书）
ISBN 978-7-5117-0544-0
Ⅰ.①环… Ⅱ.①岩…②冯…③李…④尤… Ⅲ.①环境保护—研究 Ⅳ.①X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1555号
环境的思想与伦理
出 版 人 和龑
策划编辑 冯章
责任编辑 冯章 李媛媛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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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787毫米×960毫米 1/16
字 数 170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生态文明系列丛书》总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的国民总收入在1979年至2005年的26年间，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长，从1978年的3645.2亿元上升到2005年的183956.1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5年的1404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2005年的3254.9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343.4元提高到2005年的10493元。中国人民正在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甜蜜果实：不消说早年曾被当作“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生活”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早已习以为常，而且私人汽车、花园别墅、出国旅游这些曾经谁都不敢奢望的生活对于不少人来说也已经成为现实。
然而，好东西往往要付出代价。环境的破坏、生态的失衡、气候的变暖、资源的短缺等等，便是人类为现代化付出的沉重代价。中国人民在享受现代化建设甜蜜成果的同时，也正在饱尝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所带来的苦果。
例如，我国城市的大气和水污染问题就十分严重。酸雨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3，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2005年，工业固体废物达1.3449亿吨，城市垃圾年产量达1.5亿吨，其中大多数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2005年监测的522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的只占4.2%。我国城市空气中的颗粒物或二氧化硫含量在全世界属最高之列，每年约有20万人因室外空气污染死亡，10万人因室内空气污染死亡，约1100万次急诊是由空气污染引起的。去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和今年的太湖蓝藻事件，更使国人惊愕不已。
又如，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2005年中国环境公报》显示，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1.5万多平方公里，新增草地退化面积2万平方公里、土地“沙化”面积2460平方公里、土地“石化”面积2500平方公里。
2005年，中国全海域发生赤潮82次，和2004年相比，有毒藻类引发的赤潮次数和面积大幅增加。
再如，自然资源短缺并且开发利用不合理。水资源紧缺是我国最严重的资源危机，目前有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我国的人均耕地仅1.4亩，不到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一半。我国人均森林占有面积为1.9亩，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5；人均森林蓄积量为9.048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蓄积量的1/8。据估算，我国因各种人为因素造成破坏和废弃的土地近2亿亩，其中仅采矿破坏的土地约为9000万亩
，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变大，每年有百万亩新增的废弃地得不到及时复垦。
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使人与自然之间变得不和谐，而且也使人与人之间变得不和谐，近年来因环境污染而引发的冲突事件有增无减。所有这些都正在催醒中国人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迫使政府和民众更加重视生态保护。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天人合一”理想，经过长时期的沉寂之后，再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极大反响。近年来，诸如“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绿色GDP”、“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文明”等概念便成为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议论最多、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我自己对“生态文明”这一概念情有独钟，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大力弘扬的人类理想发展状态。
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生态文明既包含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如果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这一视角来观察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发展，那么可以说，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后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人类迄今最高的文明形态。
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高级形态，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颖状态，是人类文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的转型和升华。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生态的组成要素之一，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建设生态文明，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良好的自然生态，是人类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人类自身是生态文明的主体，处于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地位。建设生态文明，绝不是人类消极地向自然回归，而是人类积极地与自然实现和谐。人类既不能简单地去“主宰”或“统治”自然，也不能在自然面前消极地无所作为。换言之，“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出发点；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自身的利益，也正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归宿。
从去年开始，中共中央编译局与中共厦门市委、市政府联合设立了一个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课题，试图从理论上对厦门市建设生态文明的经验和教训做一系统的总结，并且在此基础上对生态文明的概念、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国外建设生态文明的做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中央编译出版社与课题组的同志决定联合编辑出版一套《生态文明系列丛书》，以便汇集局内外关于生态文明的若干重要研究成果。作为该课题的总负责人，我十分赞同这一设想。如果这套丛书的出版能进一步推动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并对各级政府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则幸甚。
是为序。
俞可平
2007年6月7日夜于方圆阁
中文版序言
地球患病了。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常听到人们说：“让21世纪成为环境的世纪。”虽然这个口号反映出人的良好愿望，但是，21世纪也是潜藏着继续20世纪的环境破坏、最终引发环境全面崩溃之危机的世纪。单单全球气候变暖这一个问题，就令人不得不产生这种忧虑。
在本书脱稿之后，我看了一部反映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这是一部由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主演的关于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科普电影。影片介绍了全球气候变暖的最新科学研究成果，把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现实问题用影像生动地呈现了出来。
在该片中，也介绍了本书曾谈到了的《纽约时报》的报道：布什政权的首席顾问窜改了全球气候变暖的报告。本书第三章“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现状”批评了美国和日本经济产业省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的做法。他们表示之所以对《京都议定书》
持批评立场，是因为中国和印度没参加，所以不公平。但是这是一种表面的理由。其实，因为《京都议定书》基于CO 2 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扩大到379p.p.m.的责任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这种认识，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缔结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以他们想把这样的《京都议定书》束之高阁。
谈一个与此事有关的事情。莱斯特·布朗应邀访问一桥大学时，我作为评论人出席了讲演和讨论会。当时我向他提问道：虽然我赞同布朗提出的“环境革命”的视角，但是从国际环境正义的视点来看，2003年CO 2 的人均排放量，美国为19.7吨，中国是3.2吨（国别排放量的比例美国为11.8%，中国为16.4%），面对这个现实应该如何回答呢？布朗没有给出直接的回答。我这个提问还隐含着下面这重意思：美国人和日本人一边驾驶着私人汽车兜风，一边对中国人说：不要驾驶私人汽车去兜风！他们有这样说的权利吗？
关于CO 2 上升，我认为首先要明确此前的责任在于发达国家一方，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带头采取措施。虽然EU基于这种自觉采取了措施，但是日美不是这样的。布什政权对于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举措十分消极。奥巴马政府也是如此。不过，由于民主党在美国议会上下两院占了过半数，所以美国采取与以往不同的措施的可能性正在增强。民主党已经提出几个有关全球气候变暖对策的法案，通用电气等美国十家大企业的高层也向布什总统提议：把削减CO 2 排放量规定为义务。同时，联邦最高法院还作出判决，认为温室效应气体是大气污染物质，政府有加以规制的责任。但是在日本，尽管作为促成《京都议定书》的议长国本该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但政界和经济界还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的征兆。
同时，我也认为，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之下，作为CO 2 排放量急速上升的世界第二大排放国的中国和第五位的印度——虽然两者有区别，但是应该怎么担负共同的责任呢？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关于这个问题，2004年在德国召开的“可再生能源国际大会”上，中国宣布将在2010年之前把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力提高到全部电力生产的10%这一积极的目标。（日本2010年以前达到
1.35%，比其他国家相比这个目标十分低。）翌年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上，中国又宣布到2020年将使可再生能源占能源供应的比重达到15%左右。这些目标的提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如果考虑到作为环境发达国家的德国设定的目标，也不过是在2020年之前使可再生能源占到20%，就可以明白中国提出的15%的目标是多么大的数字。而且，中国如果光是积极地采用节约能源技术的话，就可以极大地削减CO 2 的排放量。对于煤会产生大量CO 2 ，目前正在积极研究开发洁净煤技术。从事实上来看，中国在防止全球气候变暖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人们关注着中国今后将在这方面采取哪些措施。实际上，在中国1997年是最高峰，此后连续三年CO 2 排放量递减（2000年比1997年减少了17%）[1]。可是，2001年以后再次转为激增。
如本书第三章指出的那样，日本政界和经济界的行动比较迟缓。国立环境研究所2006年度调查表明，认为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是“最重要的环境问题”的日本人的比例是27%，居首位（居第二位的回答是废弃物问题，为26%）。这个数字说明，由于近年异常气象的连续发生等，国民越来越关心气候变暖问题。我之所以在中国版序文中谈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也是因为有研究报告指出：格陵兰的冰川加速融化，最近10年融化量增加了2.5倍，冰川后退了15公里，并且还在加速。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地球和人类不能回避的严峻问题。当务之急是，不能再加剧气候变暖的危机，而是要在其还没有发展到不可逆的状态之前，以长远的和理性的判断采取预防性对策。
前不久，我过去的一本书《环境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韩立新、张桂权、刘荣华合译）经过修订再版了。有关我的环境思想的基本观点，两本书都是一样的，不过从论述的对象、研究的方法以及论点来看，这两本书有所不同。如果读者可以通览两本书将是我的荣幸。
岩佐荗
[1] 序言所使用的CO 2 排放量数据，均根据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2006年）提供的数据。
2010年出版序言[1]
“中文版序言”是我三年前写的。那以后，围绕气候变暖问题，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CO 2 排放量在2008年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相应地中国消减CO 2 排放量的责任也增大了。日本虽然无望达到京都议定书所约定的2008年至2012年期间实现温室气体年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6%的目标，但在雷曼金融危机引发的不景气的影响下，包括利用京都机制从别国购入的1.6%减排量交易份额，2008年度日本勉强实现了减排目标。
另外，美国和日本都发生了政权更迭，对CO 2 减排比较热心的奥巴马政权和日本民主党政权取代了原来对CO 2 减排消极的政权。其结果，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
（2009年，哥本哈根）上达成了“哥本哈根协定”——尽管会前对达成有约束力的中期减排目标的期待很高。但是，不仅美国参议院目前尚无通过涉及中期目标的全球变暖对策法案的可能，而且日本民主党政权虽然在整理具有实效性的CO 2 减排法案，却已显出倒退的势头。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确定到2020年CO 2 减排20%，并且声称如果别国制定同样水平的目标自己就有意减排25%的欧盟（EU），现在已经开始提出：如果自己不积极地朝减排25%努力的话，就将落后于环境技术的国际竞争。EU提出这种主张，并非要让CO 2 减排成为束缚经济活动的枷锁，而是包含着促进技术更新、激活经济活动的意图。
当前，为了建设低碳社会，有效利用自然能源，与新一代输电网基础设施建设相伴随的电力网络化，混合动力或电动汽车开发的竞争，以及生物质替代石化原料的能源转换等等，对环境·能源革命的期待日益高涨。2009年，中国的自然能源的投资额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不及如此，中国国家能源局还制定了2011年至2020年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计划10年内投资五万亿元，发展风能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电动汽车、智能电网。可以说中国也已经正式向低碳社会迈进。
21世纪要求我们以建设低碳社会为目标，实现能源和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转换。目前，各种努力已经开始了。为了缓解全球变暖，我们需要更加积极，加快步伐。
2010年9月
岩佐茂
[1]2007年岩佐茂教授写完此著，世界环境相关情况发生了变化，故而岩佐茂先生又不辞劳苦，应邀专门撰写此文介绍了环境的最新进展。特此致谢！
绪论 环境？还是经济？
1.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共存
人类为了生存和生活，经济和环境两者都是必需的。不过，环境问题是在人类进行经济活动时引起的，这也是事实。本来，环境也罢，经济也罢，皆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如果没有良好的环境，作为“自然之子”的人类就不能生存；而经济活动，则是人类为满足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生活需要所必需从事的。
因此，就环境和经济而言，环境？或者经济？这类的二者选一式的问题提出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怎样使环境保护和经济活动协调，怎样使两者共存。
不过，虽然我们主张经济活动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共存，但是不同于过去那种“调和论”。“调和论”是经济高速增长期因产业公害频发而制订的《公害对策基本法》（1967年）当中提出的一种观点，即“关于生活环境的保护，要争取与经济的健康发展相协调”（第三条第二项）。
由于这种“调和论”主张的是以不损坏经济发展的方式进行环境保护，结果这种理论却变成了只限制那些越过忍受限度的“强公害”，而对那些为了经济发展多少要发生的“弱公害”只能宽容。而且，虽然是经济发展，但是却不问其质的方面，只追求经济的量的增长。因此，从事公害反对和环境保护运动的市民方面对它评价很坏，在1970年的所谓“公害国会”上，“调和论”被删掉了 [1] 。
即使从产业公害的教训来看，像“调和论”这种首先考虑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兼顾环境保护的做法，也不能做到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共存。而在今天这个经济规模已经如此之大的时代，仅仅主张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共存，事实上根本无法实现两者的协调并存。
虽然同样主张经济活动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并存，但是是以经济活动为中心，在不影响经济增长前提下照顾环境保护；还是把环境保护放在核心地位，把对环境的关怀内化到经济活动中，把这种环境态度贯穿到经济活动中，这两种方法有着天壤之别。
重要的是，要探索出一种以环境保护为中心的、不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方式，并去实行。在这里，我把优先考虑环境保护的经济活动，称为内含环境视点的经济活动。从环境的视点出发，并不等于讨厌经济发展，问题的症结在于那种破坏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联合国提出的可维持的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1]，就是旨在环境和经济协调并存的概念。
[1] Sustainable一般翻译为“可持续的”或“持续的”，不过，从近代经济学立场研究环境保护的都留重人，刻意提出“与日本政府的正式译法不同”的“可维持的”这种译法。其理由是：“‘可持续的’一词重在主体立场，例如令人期待的经济增长的可持续。与此相对照，‘可维持的’一词包含着在承认客体作为制约条件的前提下，争取维持主体的愿望的意思。” [2] 我也采用都留的这个译
法。
2.可维持的发展
“可维持的发展”的概念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年）中提出来的。它成为了1992年地球环境高峰会议的关键词，不过在会议准备过程中，围绕这个概念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和对立。
在日本，关于这个概念的解释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经济界和政府，特别是经济产业省，基本以经济的持续发展的意义来解释（环境省倾向于以“可持续的社会”的概念取代“可持续的发展”），而在环境保护一方，也有赞同和反对这两派。围绕“可维持的发展”的概念之所以发生意见和思想体系的对立，是由于这个概念的含义比较暧昧，给各方留下了随意解释的余地。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是我认为，“可维持的发展”作为把永久的环境维持和以此为前提展开经济活动作为目标的理念，是有意义的概念。为了使经济活动持之久远，必须保证作为其基础的环境的保护能够维持下去。因为正像都留重人指出的那样，“主体一方的愿望需求”（即经济活动）只有以“客体的规定条件”（即环境保护）作为前提才能维持。
因此，可维持的发展所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经济方式能够维持长久的环境保护和经济活动。如果不考虑经济方式，那么经济持续发展的主张就不过是在追求现存这种经济增长型的发展。
3.与生态圈协调的经济活动
从重视经济增长的经济活动向以环境保护为前提的经济活动转换，是一场“‘经济与地球’关系的哥白尼式革命”，可以称为“环境革命”。提倡“环境革命”的莱斯特·布朗指出：“究竟环境是经济的一部分，还是经济是环境的一部分”？“经济学家把环境看作经济的从属物”，但是重要的是应该把经济看作“地球生态系”的“子系统”，使之“协调”于地球生态系统。他将把经济看作地球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的“新的经济的设计”，命名为“生态·经济”，指出：“生态·经济就是尊重生态学的法则的经济学”。 [3]
莱斯特·布朗提出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地球生态圈是以太阳能源为基础，土壤、气候、海与河川、动植物互相影响，产生物质循环，并保持着微妙的动态平衡。而当今地球环境问题的真相，就是经济活动搅乱了这种物质循环，破坏了生态系的动态平衡。当然，自然界对于轻微的物质循环的搅乱，以及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具有强大的恢复能力。
但是，像现在全球气候变暖这样严重的环境问题，正在不断地超越地球的净化能力和复原能力。环境学者和田武认为，今天的地球环境的危机正在从地球自然物质、能源、生态系统的平衡遭到破坏的第二阶段，向“地球平衡的不可逆性破坏”的第三阶段之临近状态迫近。 [4] 地球规模的环境破坏不是将来的问题，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经济学家玉野井芳郎在1970年代就提出，要重视自然的物质、能源以及生态系统的平衡，建立植根于自然的物质循环、以及人与自然的物质循环基础之上的经济。他指出，应该把“从生态圈独立出来的、与自立的生态系失去协调的”“人类的工业世界”，“与自然界和生态系建立起关联，从而作为广义的物质代谢过程去重新把握”，将其“转换为与自然界和生态系相适应的形态”。他称之为生命系的经济学[1] [6] 。玉野井的理论重视作为“有机生产”的农业，主要是以农业为核心展开的，不过在主张把经济方式置于“向适合于自然界以及生态系的形态转换”这一点上，是与莱斯特·布朗的环境革命、生态经济的思想是共通的。
事实上，在近代工业化引起严重的环境破坏的同时，依赖于化学肥料和农药的、被工业化了的近代农业本身扰乱了自然的物质循环，以及人类与自然的物质循环。因此，仅仅把解决问题的出路从工业转向农业，是不能控制住环境破坏的。不论农业还是工业，现在都必须实现环境革命和生态经济。
[1] 玉野井所用的“物质代谢”（中文一般翻译为“物质变换”——译者注）一词是马克思的用语，大致与本书使用着的“物质循环”同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了“自然界的物质代谢”、“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代谢”及其被“扰乱”，把环境破坏看作人类与自然的物质循环的扰乱。 [5] 可以说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提供了分析今天的环境问题的方法论。
4.迈向“环境的世纪”
那么，为了完成环境革命和生态经济，将21世纪变成“环境的世纪”，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我认为，为了实现这个转换，下面三个基本的视点很重要。
第一，节制那些扰乱和破坏自然界物质循环，扰乱和破坏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循环的经济活动，在确定向与生态系相协调的经济活动转型的目标的基础上，展开经济活动和技术开发，制定环境政策。不仅要尽可能采取那些减轻环境负荷的经济活动（不用说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事），而且要明确基本方向，这在今天来说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即使尽量去降低环境负荷，但是只要生产还持续扩大，那么整体上来说环境负荷还是持续增加的。虽然现在已经开始放弃生产、消费、废弃模式，向生产、消费、再利用的循环型社会转换，但是还必须明确不能采取扰乱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以及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循环的循环经济模式，能源也要向利用可持续的（renewable）[1]自然能源的方向转换。
第二，要贯彻执行到目前为止各国采取的先进的、行之有效的环境政策，做好保证环境保护的实效性的制度建设。德国、丹麦、瑞典之所以被看作环境优良国家，就是制定了有效的环境政策。
日本一方面积极、及时地导入欧洲先进的环境政策，但是另一方面，就像在扩大生产者责任和循环型社会的具体提案（见第4章）过程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些环境政策的导入，往往迎合经济界的愿望
，将核心的部分做偷梁换柱的改造，从环境的视点来看，形成的多是不彻底的制度。由于环境政策与过去的经济活动相矛盾，所以往往不得不与经济界形成对立，但是因此妥协总是不好吧。
为了实现“环境的世纪”，要防止只追求经济利益的短视的考虑，着眼于长期性。在市场条件下，经济活动受着追求利润的逻辑的支配，而环境保护的课题是基于人类生存的理智选择和伦理。通过坚定地实行明确的环境政策，不是令经济活动日趋衰退，而是使在环境政策之下重组和激活的先进的经济活动在市场当中占据领先地位。
第三，在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活动当中，要始终贯穿环境的视点。生产和消费是通过市场运行的。企业为了在市场竞赛中获胜，其经济活动特别重视经济效益，现在重要的是要把这种经济活动转变为“在使对环境的影响最小化的同时，使价值最大化”的、重视环境效率的经济活动。环境效率是世界企业永续发展协会（WBCSD）提出的，应该成为绿色经营管理的基本理念。它并不与经济效率相抵触，而是把环境和经济效率这两个视点都纳入经济活动中。
为了使优先考虑经济效益的资本主义市场按照环境效率原则运转，一方面要激发企业的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地提高环境效率，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环境效率的社会评价系统，而那些在消费过程中具有环境意识的聪明的绿色消费者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消费行为受到消费者的经济条件的制约，但是也受着消费者的价值观和嗜好的影响，并非完全按照经济效率原则运行。因此，作为聪明的绿色消费者，积极导入环境意识是很重要的。
以上三点或许可以说是把21世纪建成“环境的世纪”的所必需的、基本的要求。第一点，设计了使环境保护和经济活动协调共存的平台。第二点，叙述了对环境政策相关问题的基本立场。第三点，叙述了主体在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中的基本立场。这三点也是贯穿本书始终的视点。
注释
[1]关于当时围绕“调和论”的争论，请参考拙著《环境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45—47页。
[2]参见都留重人：《转向“可维持的发展”》，《为了一个健康的地球》一书的“前言”。サマイル出版社1994年，第4页。
[3]莱斯特·布朗：《生态经济》，福冈克也监译，家之光协会2002年，第4～5页，28页，104页。
[4]《地球环境问题和技术的发展》，岩佐茂，刘大椿主编《环境思想的研究》，创风社1998年，第252页。
[5]关于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思想，请参考椎名重明《农学的思想》，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吉田文和《环境与技术的经济学》，青木书店1980年；岩佐茂《环境的思想》，创风社1994年；韩立新《生态学与马克思》，时潮社2001年；J·B·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こぶし书房2004年；高田纯《劳动过程的物质代谢与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唯物论》第49号，札幌唯物论研究会编，2004年10月。
[6]玉野井芳郎：《生态学与经济——走向广义经济学之路》みすず书房，1978年，第51页
，55～56页。
[1]renewable，一般翻译为“可再生的”，自然能源是可再生能源。但是，虽然物质资源是可以再生利用的，自然能源却是不能再生利用的，所以re-newable译为“可再生的”并不恰当。就自然能源是可以每天重新获得这样的意义来说，它是可持续的能源，renewable也是这个意思。
第一章 环境和环境破坏
1.什么是环境破坏
《寂静的春天》
在我年幼时期，学校为了防治虱蚤，在每个学生身上都涂抹了白色粉末，这种白色粉末就是DDT。类似的经历，我们这一代人几乎人人都有。DDT不光用来对付虱蚤，在遏制农作物病虫害扩散方面也取得过广泛应用。作为一种农药，效用极佳。然而，蕾切尔·露伊丝·卡逊在她的报告中为我们揭示了另外一个事实。她在《寂静的春天》（1962年）一书中描述到DDT、BHC等农药和杀虫剂在驱逐病虫害的同时也污染了河流、湖泊和土壤，甚至包括森林还有“绿色地表”也受到污染，这一污染通过动植物的“生物浓缩”链条，引发“中毒和死亡的连锁反应”，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命健康 [1] 。
《寂静的春天》一上架就卖掉了四万册，该书被看作是“改变了美国”的书，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也为规范杀虫剂使用的相关法律出台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日本早在1969年就禁止使用DDT，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在使用。
卡逊为我们揭示了那些被称为“化学药品”的有毒化学物质所造成的污染问题。其中一些化学物质，即使毒性不大，由于它的难分解性，日积月累，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对生态系造成了破坏。像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氟里昂等气体的大量释放同样也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
另外，化学物质通过相互之间产生的化学反应，构成复合型污染，再度对环境产生破坏作用，危害到人类的身体健康。有吉佐和子在《复合污染》（1974～1975年）[1] 一书中指出：“通常，通过鼻子和嘴巴进入我们身体的化学物质的数量，光食品添加剂一项每天就有80种。（再加上农药和大气污染，这一数量会达到数百种）” [2] 。作者用一种类似于“小说的手法”不仅仅对农药和化学肥料
，还对包括合成洗涤剂以及家畜饲料、食品添加剂等在内的化学物质所引起的复合型污染所造成的危害进行了描述。
[1] 有吉佐和子的《复合污染》一书被《朝日新闻》朝刊连载后，立刻就有7名作者联合出版了《小说“复合污染”的反证》一书。其中，一篇叫做《小说“复合污染”的虚构》（遊佐雄彦）的论文甚至只突出强调了一点，即“要想通过实证证明复合污染中所提到的关于毒性物质的相乘作用这一新知识，至少还需要五十年的时间” [3] 。全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在于对农药、化学肥料、合成洗涤剂和食品添加剂的大力推崇上。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这所谓的“反证”，即便不去认真揣度它的出版用意，至少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人的目光是多么短浅了。
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有害化学物质以及由此带来的污染可以直接造成环境破坏。然而并非只有化学物质才能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大规模的无序性开发同样会破坏生态圈，废弃物也不例外。
环境破坏包括两个层面。（1）由大气、水、土壤污染以及噪声等地域生活环境的破坏带来的公害问题。（2）地球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损、热带雨林的消失、沙漠化、酸雨以及海洋污染等全球环境问题。
公害问题也好，全球环境问题也罢，在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破坏这一点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公害是指地域环境遭到破坏，全球环境问题则是指全球规模的环境破坏问题。全球环境问题指环境污染和破坏超越了地域超越了国家扩展到全球范围，引起环境破坏的原因也更趋复杂化、复合化。比如说，沙漠化是由土壤劣化造成的，同时还涉及到气象条件、过度放牧以及森林破坏等许多复杂原因。全球变暖的原因在于CO 2 、沼气、一氧化二氮、氟里昂等温室效应气体的大量排出，其中占60%的CO 2 就来自于人类的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动物的生命活动。
显然，环境破坏的要因越来越趋向于复杂化和复合化。因此，我们在阻止环境破坏时，必须要将其各个击破。否则，环境保护就难以实现。
自然生态圈的破坏
只要有人类活动存在，不论以何种方式，要么是将原生自然做分解，要么是对其进行加工，总会以某种方式使自然发生或大或小的改变，或者对自然产生破坏，或令生物物种遭到淘汰。还有，火山爆发也会破坏人类生存的环境。但是，这些都只是自然灾害，通常不会被看成是环境破坏。
环境破坏问题通常是指通过人类活动改变了自然，并对生态圈造成破坏，这一破坏同时也为生态圈的一个构成部分的人类生命健康带来影响。这些破坏由人类一手造成，被破坏掉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
然环境。这才是我们所说的环境破坏。
自然生态圈中的土壤、河流、气象以及生存于其中的动植物相互影响，在它们中间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自然生态系的破坏正是指这一平衡被打破。
自然生态圈经历了漫长的46亿年的发展历史。自然生态圈里的土壤、河流、气象以及生存于其中的动植物，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并形成了地域生态圈。洛夫洛克
（Lovelock,J.E.）提出了“盖娅假说”，认为地球是一个包含了生命圈、大气圈、海洋以及土壤在内的复合体 [4] ，这一观点完全是把地球当做一个生态圈来看待。
自然生态圈的生成及维持过程既关系到动植物，也涉及到人类自身。人类也是生态圈的一员[1]。不与人类发生关系的生态圈在地球上已是少而又少。正因为如此，被列入世界遗产并受到保护的白神山地山毛榉原生林、屋久岛的原生林和美国国家公园，作为原生自然（wildness）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绝大多数情况下，自然生态圈与人类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人类自身活动可以改变自然，但是关键一点在于人类应当把自身活动限定在自然可以修复的范围之内，只有这样生态圈的平衡才不至于被打破。
是保护原生自然还是保护人类参与其中的那部分自然，有时我们会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其实这类选择本身就很片面。地球上的原生自然正在不断减少，保护它们义不容辞。另外，人类作为生态圈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自然的孩子”，保护自然，使其生态平衡免遭破坏，这同样也是十分必要的。
[1] 日本律师联合会在第13次人权大会（1970年）上提出了“环境权”概念，认为人类有权利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在第29次人权大会（1986年）上进一步提出了“自然享有权”概念，强调了这一权利也可以被看成是充当生态系一员的人类所具有的生存权 [5] 。
自然界物质循环的扰乱
生态圈遭破坏同时也就意味着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不能正常进行。自然界的物质循环林林总总，形色各异。既包括碳、氮等化学元素的循环，也包括水循环、海洋循环以及大气循环，还包括通过食物链构成的物质循环。然而，从长期来看，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自然界通过物质循环不断发展变化。特别是伴随着地球生物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断进化，自然界的物质循环更趋于复杂化。
充当生物物种的人与外部自然界所发生的物质循环[1]也是自然界物质循环的一个重要环节。人从外部自然摄取食物、水分和氧气供给体内，并排出汗水、粪便以及碳酸气体，这就是人与外部自然的物质循环。人为了生存，必须要与外部自然界保持正常的物质循环关系。然而，人类一旦排出有害物质，动植物、大气以及水就会遭受污染，正常的外部自然物质循环就会被打乱，最终也会殃及人类自身。
即便自然界的物质循环被打乱，也并不就意味着物质循环本身的消失。湖水遭受污染，鱼类灭绝，蚊虫泛滥，“赤潮”现象发生，这些同样都是自然界的物质循环，是一种自然变化。自然界里还会出现新的物质循环。但是，由于人与外部自然之间存在的正常的物质循环被打乱，人类自身的健康与生命就会受到威胁。这才是问题之所在。
[1]人与外部自然的物质循环在《资本论》中被称为“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自然环境遭破坏即可视为“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被打破。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对我们考察环境问题意义极为重大。
环境的物理性破坏和化学性破坏
环境遭受破坏，其原因尽管复杂多样，但归根结底都是由于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忽视了自然条件所造成的。具体讲包括以下两点。（1）大规模、无序开发造成的环境破坏；（2）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破坏。前者指环境的物理性破坏，后者指环境的化学性破坏。
大规模开发是依靠机械设备来完成的。随着机械设备在技术水平上的不断提高，大规模开发也就愈演愈烈。即便我们事先做过环境评估，由于人类的认识水平有限，“往后和再往后”或“无法预测”的事态[1]依然会不断发生。因此，对于大规模的开发我们必须做到慎而又慎。然而，尽管我们明明知道开发会给自然生态系带来破坏，会使我们失去自然，却依然一意孤行。这一事实不容否认。
谈到环境污染造成环境破坏的原因，其中不乏包括有害物质疏于管理造成的泄漏、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事故以及农药散布等，但更多原因还在于废弃物的排放。工厂将未经过任何处理的煤烟、废水排放出来，造成大气、土壤和河流的污染，诱发了产业公害。汽车尾气排放造成的大气污染也可以归到废弃
物问题里来[2]。另外，生活垃圾、工业垃圾不但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诸如有害人工化学物质和含有重金属的“适当处理困难物质”，在处理这类物质时会释放出二恶英等有毒气体，污染环境。另外，非法丢弃也进一步造成了环境的恶化。
[1] 自然开发可以引起“往后和再往后”乃至“无法预测”的事态发生，这是恩格斯的原话。关于这一点他做过如下论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布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 [6] 。
[2]工厂排出的烟尘、污水以及汽车尾气，按照法律规定，原则上与放射性废弃物一样，都不属于废弃物的范畴，不受废弃物法律的制约，但是在同是经过生产和消费过程排放出来这一点上，它们与其他废弃物并无区别。
2.什么是我们应该保护的环境
环境的定义
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定义环境破坏问题中的“环境”概念。实际上，在什么才是我们必须要保护的环境这一点上存在意见分歧。
环境可以定义为围绕主体存在的周围世界。主体既可以指人类也可以指每一个生物。在这类认识上不存在分歧。日语中的“环”以及德语中的Umwelt（环境）一词的前缀um都包含“围绕”的意思，英语中的environment（环境）这一名词也来自于动词environ（围绕）。
将人类以及生物置于其中的周边环境，对于生物来说正是延续他们生命的基础所在。这就意味着生物的生存条件是由环境创造的。维系人类生存的基础（环境）就是指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生活环境，里边也包含了历史意义上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生活环境的构成并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环境，它是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文化环境融汇而成的。
因此，理解环境权意义上的环境概念时，我们不应当只局限于对自然环境的认识，还应包括对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在内的生活环境的理解。我们在考虑人类的生活环境遭受破坏时，不应当只考虑自然环境，还应当把对社会和文化环境的破坏也考虑进去。比如说，战争引起的对生活环境的破坏，既包括对自然环境也包括对社会和文化环境的破坏。自然环境遭受破坏，势必会影响到农业，影响到人们的衣食住行，这样一来就破坏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
但是环境问题中的环境破坏问题多数情况下只考虑到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自然环境指的是人类置身于其中的客观自然，这一客观自然在与生物及人类不断发生关系的历史过程中其面貌逐步被改变。因此，为人改变、为人重新塑造过的自然我们称之为“人化自然”或者“第二自然”。
一般来说，自然环境是指我们周围的自然生态圈，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地球对人类来说就是自然环境。尽管地球是封闭的，其能量和空间是有限的，但是它可以不间断地接收来自太阳的能源，并不断释放出热量，其体系通常处于开放状态。因此我们在考虑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时，必须同时把蓝天和星空在内的天体空间也包括进来。
地球还有另外一种称谓，即“宇宙飞船地球号”。这一表现手法最初来自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A·斯蒂芬森1965年在联合国所做的演讲报告。“宇宙飞船地球号”意味着地球是有限的，人类作为宇宙飞船的乘客与船体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一比喻尽管形象生动浅显易懂，然而至多只不过是一个比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地球的容量尽管有限，却并非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它总是处在一种开放的状态下。
环境的意义
环境是指围绕主体存在的周边世界，针对如何界定周边世界这一概念也存在意见上的分歧。大体上有两种。（1）环境是指主体周边的客观世界。（2）环境只指对主体有利用价值的那一部分周边世界。上世纪50年代，涩谷澄夫与沼田真在生态学领域里就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争论 [7] 。涩谷赞同观点（1），而沼田真主张观点（2）。沼田在其论著《自然保护思想》（1994年）一书中指出“环境并不是指单纯的外界”，这一外界在对生物主体的“生活产生实际意义时才始称其为环境 [8] ”，并坚信这一观点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