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虚构性特征漫谈
【摘要】虚构性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将就关于小说虚构性的一些话题，从现实、从历史，从正面、从侧面等多角度展开具体陈述。
【关键词】小说；虚构性
一、被人忽略的小说的“虚构性”
长期以来，在对小说这一文体的内涵界定和教学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甚至可以视为本质的特征——虚构性，却常常被我们所忽略。
例如《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就这样定义小说：“一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通过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来表现社会生活的矛盾”，如果我们化繁为简，从这个定义中抓几个关键词，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具备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的叙事性文学体裁便是小说”，乍一看，这个定义似乎很在理，但细细想来，若以此定义，诸如寓言、神话、叙事散文、名人传记、史书……岂不都要统统归于小说一类？笔者看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就是因为这样的定义遗忘了小说的本质特征——虚构性，也正是这种舍本求末的定义方法，造成了小说的定义不具有唯一性。
在中学教育有关“小说”教学过程中，小说的虚构性也常常被教师所忽略。大凡接受过中学教育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老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 非虚构文学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非虚构在文学中的合法性问题,也即“真实”在文学中的合法性问题。 就文学而言,“真实”是一个很奇怪的词语。在通行的文学标准中,真实只是最低级的文学形式。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谈到现实主义时认为,“现实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坏的美学,因为一切艺术都是创作,都是一个本身由幻觉和象征形式构成的世界”。“真实”从来都不是艺术的标准。但是,必须注意到,韦勒克所反对的“现实”和“真实”是就其最基本意义而言的,是指物理意义的现实和真实。“那儿有一朵政瑰花”,这是物理真实,但这不是文学。文学要求比物理真实更多的真实,“那儿是哪儿?庭院、原野、书桌?谁种的或谁送的?那玫花的颜色、形态、味道是什么样子?”这オ进入文学的层面,因为关于这些会是千差万别的叙述。即使是非成构写作,也只能说:我在尽最大的努力接近“真实”。在“真实”的基础上,寻找一种叙事模式,并最终结构出关于事物本身的不同意义和空间,这是虛构文学的核心。 非虚构文本并不排斥叙事性,相反,这也是它的必由之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大量的非虚构作品,“一种依靠故事的技巧和小说家的直党河察力去记录当代事件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形式”。非虚构文学融合了新闻报道的现实性与细致观察及小说的技巧与道德眼光一倾向于纪实的形式,倾向于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暴露公共问题,并且能够把现实材料转化为有意义的艺术结构,着力探索现实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 一个最基本的逻辑是,只有在你声称自己是进行非虚构写作时,你オ面临着“是否真实”的质疑,假借“真实”之名,你赢得了读者的基本信任,并因此拥有了阐释权和话语权。它使你和你的作品获得了某种道徳优势,更具介入性,影响力和批判性。同样的题材,同样的人物故事,当以虚构文学面目出现的时候,读者可能会读出趣味、人性和某种幽深的意蕴:但以非虛构面目出现的时候,这一趣味和人性叙述就更具现实感和迫近感,它打开一个内部场景,让读者从“旁观者”变为“剧中人”从“品味把玩”变为“息息相关”。 非虚构文学,作为近几年オ在国内被烦繁提起的概念,总是容易被和虚构文学对立起来谈。作家一方画被吸引,因为它在短时间内引起的关注要大于虚构性文学,并且里面似乎包合着某种朴素深远的品质:另一方面又有所疑惑,认为它于文学的本质,即虚构性一一不相符合。但我认为,通往文学的道路有多余,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够挑战既有的文学概念,从而使我们对文学本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进行新的思考和辨析。 (摘编自梁鸿《非虚构的真实》) 材料二: 从概念的严谨性来看,“非虚枸写作”无疑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它似乎涵盖了虚构之外的所有文体。但倘若就目前已发表的一些作品来看,它又呈现出某些独特的文体特征,如它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颇不相同,不追求事件记叙的完整性,不强调话语表达的公共性,也不崇尚主题意旨的宏大性,而是以非常明确的主观介入性的姿态,直接展示创作主体对事件本身的观察、分析和思考。同时,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叙事撒文,不仅拥有较长的篇幅,而且在突出其现场纪实性的过程中,多以理性的思考和析为主,少有感性的抒情和诗性的怀想。 抛开概念的学理性纠缠,依据我的阅读感受和思考,“非虚构写作”的最大魅力,在于当代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度介入。这种介入,是积极主动的,是後观化的,是现场直击式的。如李辉的《封画中国》,就是以《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物作为聚焦,通过大量的史料杭理,在一系列微观化的细节呈现中,传达作家对这些人物以及历史事件的有效思考。而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则以故乡梁庄作为考察坐标,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记录梁庄的社会变化与存在问题,也跟踪了梁庄人在全国各地谋生的艰辛与尴尬,并从中展示了作者对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独特反思。
从金庸武侠小说看儒道佛三家思想的体现 金庸，原名查良镛，华人最知名的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香港最高荣衔“大紫荆勋章”获得者，华人作家首富。金庸与古龙、梁羽生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金庸是著名的华人作家，他的武侠小说中充满了中国传统的哲理思想，而金庸本人在写武侠小说的时候也同样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宗教和哲理思维来思考人生和主人公的命运。儒道佛思想对金庸小说影响很大。这不是真正哲学意义上的儒家、道家、佛家，只是视其人生观与世界观，气质与人格与儒家道家佛家相近似。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最主要的哲理思想是儒家、道家和佛学禅宗，儒家的学说是为人处世的东西，强调的是我们做人的准则。儒家可细分为经学和理学，经学重书本，讲章句训诂；理学重心性，讲义理修养，讲礼仪、伦常。道家的主要概念是属于哲学范畴，充分反映了古人对人类世界观宇宙观的智慧结晶。金庸的宗教思想实质上由儒入道,由道入佛的。开始是采用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哲学来塑造他的梦想。在对儒家彻底失望后，金庸开始人生哲学的探索之旅。 首先，儒家思想。儒家讲求积极入世，为政治出力，再加上儒家的礼仪教化要求人谦恭有礼，做人应当做到翩翩浊世佳公子的境界，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认为是《书剑恩仇记》，故事中的主角陈家洛就是儒家的典型代表。《书剑恩仇录》亦称《书剑江山》。从名字上看充满了儒生的诗卷气,而其中的主人公陈家洛更是十足的儒生气质。首先他的父亲就是当时大儒，学问非凡，在这种熏陶下他必然会受到影响，所以金庸有意或无意的总是在其中穿插着儒家思想，他待人的行为，处事的原则，甚至是他微笑的样子，金庸都尽可能的带着“有礼”二字，再加上这部作品是金庸的处女作，我国教育中的儒家思想早已深深刻在金老的心里，他当然会尽量运用自己熟悉的思想贯穿在作品当中，主人公陈家洛无论是对待对霍青桐和香香公主的爱情，还是在对待反清的事业上面都是优柔寡断，无法取舍，以至于最后造成了爱人的枉死，事业的功败垂成。正是秀才造反,十年难成；秀才恋爱,误人误己！其中虽提到道家之“庄子”,更从庄子的《逍遥游》中领悟了高超的武功，但从陈家洛所领悟的角度来看，也仅是从儒生对庄子文章的角度欣赏其神思华美、虚灵缥缈而已,并未入门。如此十足儒生气的主人公,在其后作品中再未出现。其后的《碧血剑》、《飞狐外传》、《雪山飞狐》系列,一直到《射雕英雄传》之前,都是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阶段,不过是从小儒到大儒,从文彩飞扬的小儒生如陈家洛,到近乎文盲的朱家、郭解之流的大侠客胡一刀、苗人凤、胡斐,其间小说主题包含较多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忠义思想，尤其是陈家洛在《书剑恩仇录》里仅仅是为了汉人的江山而反清，如在第十一回“高塔入云盟九鼎，快招如电显双鹰”中陈家洛对乾隆道：“正是，做汉人的皇帝，不是满清的皇帝。”正明明白白体现了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碧血剑》中李岩对李自成的失望和尽忠义之死，尤其是在第二十回“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中李岩叫道：“大家坐下，我自有主张，万岁爷待我不薄，‘造反’二字，万万不可提起。”然后从容
现代小说的虚构性论述 作者：赵攀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一、小说对虚构的演变———从对虚构的回避到对虚构的全面认定 曹文轩在《小说门》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小说史是以虚构开始的。“小说的起源被推至神话，是一种被普遍认同的说法。如果这一说法果真成立的话，那么，小说史的第一步就是踏在虚构的苍茫大道上”［１］８６。毋庸置疑，神话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被慢慢演化为小说，作为一种虚构能力预示着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是完全可以被创造出来的。然而，在小说发展的历史中，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小说家都对虚构躲躲闪闪，努力营造一个小说等同于历史的逼真感。华莱士?马丁曾在《当代叙事学》中写道：“在最好的现实主义叙事作品中，我们为其真实感所震惊：我们也许根本想象不到我们翻开书页时会出现什么，但当它出现后，我们感到这是必然的———它抓住了我们历来所了解的，尽管也许是极其朦胧地了解的，经验的真实。”［２］６７然而，到了２０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小说家们终于对真实感到了疲惫，面对哲学上“真实观”的崩溃，小说家们也终于摒弃了真实，开始了对虚无、背离、荒诞、陌生化甚至是零度写作的追求。作者不再扮演“在场者”和“目击者”这种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形象，而是承认“上帝之死”的事实，小说家不再是上帝，小说家必须直面“说谎者”的身份。戴?赫?劳伦斯反复说：“艺术家是个说谎的该死家伙，但是他的艺术，如果确是艺术，会把他那个时代的真相告诉你。这才是
要紧的事。”［３］２２４米兰?昆德拉也说过：“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假设的。我是小说家，而小说家不喜欢太肯定的态度。”［４］６６普鲁斯特居然声称，在整本书中，“没有一件事不是虚构的”［５］３４５。在世界文坛上享有盛名的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则更胜一筹，在小说中直接讨论小说写作的虚构性。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人把他看成是英语世界里最伟大的现代作家和第一个后现代小说家。他的代表作《法国中尉的女人》（下文简称《法》）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轰动。有评论家说，福尔斯的声名大振，不仅仅因为他像托马斯?哈代那样是一个讲故事、描摹景物的高手。他的出色之处还在于：他的小说从不重复同一个内容，文体也因书而异，给人以不断推陈出新的新鲜感。有关《法》的评论从存在主义到后现代叙事策略，从自由主题到女性主义以及和某些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互文性解读数不胜数，足见其在评论界受重视的程度。笔者在此只对福尔斯在《法》中对小说创作的虚构性进行解读，以凸显虚构性在小说中起到的强大功效。 二、虚构的功效 虚构的功效之一：弥补现实或逃避。虚构就是为了弥补现实。“现实是远不尽如人意的，现实甚至是千疮百孔的，造物主的设计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对于那么多的缺憾，我们一直未能找到补救的办法。而小说的出现，却使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与哲学和诗不一样，小说擅长的就是描绘实状。这个实状完全可能是虚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当初出现，就是带了这种弥补现实的天任的。这也成了它存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个字，贯概十四部小说，构成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凡有华人处，必能见到金庸的武侠小说，此等境遇，对于武侠小说而言，可谓空前，也必将绝后。若要归结原由，正如小说的内容一般，包罗万象，见仁见智，但至少有一点，那便是文化的认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代代传承，乃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根基。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真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读本。倘若寻章摘句，按部就班，只怕能够集合成一部国学巨著，此处只是浅尝则止，窥见一斑。 先要说的是琴，也即音乐。音乐由来已久，据说皇帝命伶伦为律，听闻凤凰的鸣声而制成十二律。十二律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弹奏音乐最常用的乐器是琴。传说神农氏用桐木制造了五弦琴，能够弹奏出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调，后来周文王添了两弦，音调为少宫和少商，改良为七弦琴。在小说《倚天屠龙记》第一回中，郭襄在少室山遇见弹琴的何足道，何足道弹的便是七弦琴，书中叫做焦尾琴。原是东汉左中郎将蔡邕以烧焦的桐木制造。二人先后弹了数首曲子，其中有两首都是出自《诗经》。《考槃》出自《卫风》，是一首隐士之歌。表现的是大丈夫在山涧之间自由游荡，独来独往，无拘无束，固然寂寞无伴，形容憔悴，却又志向高洁，永不改变。《蒹葭》出自《秦风》，说的是和美人隔水分离，相思之极，想象如见。在小说《碧雪剑》中，阿九思念袁承志，弹的曲子是《子衿》，同样出自《诗经》，表达的是男女相思之情，“一日不见，如隔三月”。小说《笑傲江湖》的名字就来源于书中的一首同名曲子，据说曲谱中间的一大段，取自嵇康的“广陵散”。嵇康是三国时魏国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音乐家，为“竹林七贤”之一。他厌恶烦琐礼教对人的束缚，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不为统治者所容，慷慨负死。临终之前曾弹奏一曲，便是《广陵散》，并叹息道：“广陵散从此绝矣！”书中的曲洋挖掘了二十九座古墓，才由蔡邕的墓中觅到了曲谱。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古琴还有伏羲离徵、黄帝清角、庄子橘梧、李斯龙腮、司马相如绿绮、赵飞燕凤凰、赵孟頫震馀等。 其次要说的是棋。古代说的棋大多指围棋。通常的棋盘，横竖各十九轨，三百六十一子。古人采用坐标的方式记录棋谱，方法众多。《天龙八部》中段延庆指点虚竹下棋，采用的是《忘忧清乐集》中的法子，将棋盘分为上平去入四个区域。《笑傲江湖》中提到了两个围棋古局，一个是《烂柯谱》，一个是《呕血谱》。前者出自于南朝梁任昉的《述异记》，说的是晋人王质到石室山上伐木，看见几个童子在那里下棋，便停下来观看。后来吃了童子
` 文学想象和虚构不能脱离现实,这里的现实包括现实经验、现实逻辑和现实关怀三个方面。 现实经验不仅是某个人经历的现实,而且是一种无数人共同经历的普遍性现实,即人民 大众所体验着的更切身、更深刻的现实。事实证明,往往是那些跟普通人民息息相关的经验 和现实更能够引起社会共鸣。比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底层文学,都因为切中了人民现实 经验的敏感点而广为传播,广受好评。 文学想象服从现实逻辑是指写作必须遵循一般的生活情理、历史背景和逻辑因果。很 多历史题材作品虽下了很大功夫,但还是在背景知识上出错;有的作品的想象和虚构不顾人 … 物的性格及环境的可能性,这些都有悖于写作的现实逻辑。事实上,即使是诉诸荒诞变形的 现代主义作品,现实逻辑也是非常重要的。卡夫卡的《变形记》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是超 越现实逻辑的,但是为了让这个超现实逻辑获得读者的信赖,卡夫卡使用了细致入微的现实 逻辑。他写格里高尔成了甲虫靠壳着床,无数细小的脚即使拼命舞动也无法成为着力点帮 助他翻身,唤起了读者真切的现实感。可见,超逻辑的现代作品内在也借重于现实逻辑来获 取读者的信赖和共鸣。 文学想象并非凌空蹈虚,还必须有真正的现实关怀。现实关怀未必直接体现为现实题 材和现实手法,现实关怀是指作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思考和热 — 爱。现实关怀既印证着作家作为当代人的当代性,也创造了作品跟现实、时代产生更血肉相 连的纽带。 (选自陈培浩《想象与虚构的可能和限度》材料二: 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有“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这两个概念。“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 实”的高度提炼,是另一层次上的更高级的“真实”。 经典文学的真实性绝不是对社会生活简单的摹写和反映,而是在对生活现实高度提纯 后,对我们时代本质的深邃洞见,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是历史规律的真、生活本质的 )
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指民间文学在创作和流传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相对稳定的特殊标志。与作家文学比较，一般归纳为：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和传承性四个特征。 （一）集体性： 1、集体性的含义：民众的创作是一种集体审美意识的实现。民间文学作品，具有集体创作、集体流传、集体加工、集体保存、为集体服务的特点。它反映的是集体的愿望、集体的智慧。融会集体的艺术才能，为集体所享用的特殊文学。 2、集体性的表现： （1）集体场合中的集体创作 歌无长曲，因景因事而唱，如高山族捕到鹿后挽手合围，歌唱跳舞。再如《打夯歌》等都是集体场合的集体创作。 （2）由个人创作出作品的雏形，再由其他人添枝加叶，逐渐完善。 如《孟姜女》的传说，据《左传》记载，春秋时仅仅是齐国战将杞梁的妻子，杞梁在与莒国的战争中战死，其妻迎灵柩于郊外，齐侯要实行吊丧礼，被她拒绝。还说它“哭之哀”。西汉时说她哭倒了长城（感动了天地），唐朝时杞梁妻有了专有的名子——孟姜女，并且故事情节更加完整。这一传说故事就是先有雏形，后有他人加工完善的。 （3）个人创作集体流传 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并不排除有的作品是个人创作，个人创作的作品经认可后，很快就由集体流传开去。你传他添枝加叶，他再传他又
添枝加叶，从这个角度看，千千万万个传播者也就是作品的作者。明间文学作品流传的时间越长，受到加工修饰的机会就越多，集体意识的积淀就越厚重。正如一首民歌所唱：唱歌不是人发颤，也是前朝古人传，一人传三，三传九，河水淘沙渐渐深。因此民间文学很难找到作者。民间文学的集体性有歌谣为证： 瞎话瞎话，无根无把，一个传俩，俩个传三。 我嘴生叶，他嘴开花，传到末尾，忘了老家。 总之，民间文学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千百人的口，不断完善，它代表了群体意识，融会了大众化的生活内容，使之彰显出集体性特征。 （二）口头性 1、口头性的含义： 民间文学用口头语言进行创作，同时又通过口头语言进行传播，而且大部分作品都保存在民众口头上。如讲故事、讲笑话、唱山歌、破谜语等，无一不是“口耳相传”、“口传心授”。所以，民间文学曾被称之为“劳动人民口头创作”或“口传文学”。口头性特点，是民间文学区别于作家书面文学的本质特征。 民间文学的传承和发展主要依赖于口头语言，民间口头语言生动明快，简洁传神，形象夸张。如湖北刘德培讲的故事：（可简写）要说杜老幺嘛，一个姣姣个，刮骨脸，是哪朝哪代人可说不上来。有人说他比张果老的岁数都大，究竟活了多大岁数，谁也说不清白。只知道杜老幺帮过工，打过榨、赶过脚、背过盐，世
金庸小说与文学的乌托邦精神 作者：谢有顺 到中国目前为止，金庸依然是读得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同时也是一位争议很大的作家。金庸的小说创造了一个“成人的童话”，也呼应了一种文学的乌托邦精神。首先，他写出了一种超越现实的可能性，使他笔下的“江湖”，成了现代人的精神避难所，也使那些在单一的现实中生活的读者，多经历了一种快意、忘我的纸上人生。其次，他召唤了一种英雄哲学，尤其是那些孤独的英雄，往往以个人之力化解江湖、民族乃至国家之间的干戈。这种英雄气概，正是乌托邦精神。 从金庸的小说看文学与精神乌托邦的关系，我们就知道，文学也是一门学问——人生的学问、生命的学问。金庸把这种人生的学问充分通俗化，由此创造了一个后人难以超越的文学奇迹。 如何评价金庸小说 曾有学者指出，判断一个作家的作品有没有大众影响力，有没有持久的生命力，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看他所创造的人物、语言有没有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我们说一个人像林黛玉，意思就是指她多愁善感，而不需特别注释说林黛玉是《红楼梦》中的人物。 据说，金庸的《笑傲江湖》在许多东南亚国家连载时，甚至当时一些东南亚国家议会竞选，议员争辩时直接就说你这个人是岳不群，或者是左冷禅。不少人平时也说，你这人像韦小宝，或者某某人和某某人“华山论剑”，说这话时，既不需要解释韦小宝、岳不群是谁，也不用解释“华山论剑”是什么意思，这表明金庸小说所创造的人物和语言，已经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金庸小说还称得上在另外一种路径上创造了中国文学某种不凡的高度和影响力。比较金庸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你就会发现，金庸在当时的武侠小说中所显露出来的自由主义精神，是多么难得。 金庸的小说创作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比如《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为欧阳锋的蛤蟆功所伤，在牛家村的暗室里面呆了七天七夜，每时每刻都惊心动魄。金庸说，这种写法是受到了西方戏剧的影响。戏剧的特点就是在非常有限的舞台上，要把人生的各种冲突、各样的人安排上来，这种叙事方法，是中国传统小说所匮乏的。 同时，金庸还传承了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金庸小说在语言上颇具古白话小说的神韵。他不仅长于讲故事，在构造情节、塑造人物，并追索生命的价值方面，他都是具有较高文学修养的。不能因为他的小说通俗，就否认他写作中把通俗小说雅化的努力。金庸的雅俗共赏不该成为他的弱点，他是真正走通了一条创造性与大众性相融合的写作路子。 金庸小说的雅与俗 金庸小说里面，有很多俗文学的因子。我和金庸有过几次接触，也曾当面问过他，他本人从不讳言说自己的小说是通俗小说，也不讳言他写小说是为了娱乐大众。但凡是俗文学，几乎都有类型化的特征，金庸小说也不例外。我简单列举几个类型化的故事模式，大约就可
浅析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内涵 魏中龑 摘要：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是可以从多方面来审视的，本文仅从文化意蕴来进行一些分析。金庸武侠文坛的地位是因其作品的实际价值而确定的，他的作品既超越了前辈、也超越了同辈武侠作家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实际突破了“武侠”的园囿，儒家的强烈社会责任感，道家的游心于自然，佛家的明世旷达都在其中有深刻的体现。本文旨在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进行透视，从而探究金庸的武侠人物所包涵的厚重的传统文化之美、尤其是儒家文化之美。并且，本文还将就传统文化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存在形态稍作分析。 关键词：金庸，隐士，郭靖，传统文化，西方文学 引言：金庸，原名查良镛，当代著名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被普遍誉为武侠小说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代宗师”和“泰山北斗”，更有金迷们尊称其为“金大侠”或“查大侠”。[1] 金庸博学多才。就武侠小说方面，金庸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文思敏捷，眼光独到。他继承古典武侠小说之精华，开创了形式独特、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侠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先河。凡历史均有篡改，在政治、古代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电影等都有研究，作品中琴棋书画、诗词典章、天文历算、阴阳五行、奇门遁甲、儒道佛学均有涉猎。本文便是从其中国传统文化入手，对金庸小说蕴涵的文化内涵做简要分析。 一、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一）传统文化 任何文学艺术都是某种特定民族文化的载体，演绎着特定民族的思想和情感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学艺术样式里，就浸透着以儒、道、佛为代表和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从传统武侠小说到现代新派武侠小说，其间虽有武侠与义侠、庙堂与江湖、历史与玄幻、神魔与侠客等方面的差异与演变，但其精神内蕴，始终都脱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思想。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是武侠小说发展史上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里程碑，它浓厚迷人的文化意味，是完全可以当作文化小说来阅读的。不论是引人人胜的棋理、酒道、花艺、画趣、书法、琴技，还是奥妙无尽的易理禅宗，甚至是妙趣横生的野史传奇，无不令人在茶余酒后消闲解闷之中受益良多。那充满睿智的幽默更是令人绝倒，显示了金庸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高超技法。 具体来看，金庸时常会将小说中的武功描写与中华民族的文艺和传统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琴棋书画、九宫八卦、医道、用毒皆可为传世神功，形成了“雅化”的武功。如《天龙八部》中，段誉在山谷中习得的逍遥派神功凌波微步，便是由伏羲八卦演化而来，只是段誉每每将其当做逃命的本领，却令人忍俊不禁。又如《飞狐外传》中毒手药王，就曾凭用毒之道，与天下第一高手苗人凤相斗相惜，之后其幼徒程灵素也很好的发扬了其师的毒技与仁心。而最最能体现武功描写与传统文化融合的，则当数朱子柳与霍都的那场打斗，一阳指与书法的完美契合！朱子柳出手即是一帖《房玄龄碑》，笔势圆劲流丽，出招外柔内刚。每次看到此处都会想即使是褚遂良再世，只怕也写不出朱夫子此时的心境。遥想当年房玄龄辅佐李世民削平群雄，定社稷之功；而此日朱子柳之战，关乎国家命运，民族气节。他以此帖开笔，意仿贤相之能，既合乎其大理宰相的身份，又挥洒出一战定鼎的决心。其后笔锋更胜，草书之轻狂，篆鼓之古朴，铁钩银划，杀得霍都狼狈不堪，令人拍案叫绝！而最后以春秋古篆石鼓文收笔，于霍都扇上题下“尔乃蛮夷”四个大字，更是酣畅淋漓，让人胸怀为之一舒！
“过去总结报告文学的特点，就是真实性、现实性、文学性。其实还应该加上一个思想性。杨黎光的报告文学创作就注重思想性，追求独特的感觉认识和独特的发现、深刻的见解。”1月8日，中国作家杂志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杨黎光报告文学《大国商帮：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在发言中如是说。 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肖风华介绍，《大国商帮》以粤商为蓝本，以国际国内商业发展史为背景，以商人、商业和国家命运为思辨维度，追寻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轨迹。作品以一地之商帮来探讨宏大的主题，见出作者的抱负和“野心”。 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说，杨黎光以往的报告文学创作，选材往往是一个人物或者是一个事件，都比较小巧，可以说都是用脚走出来的。但后来，“画风”大变，从内容到选材越来越沉重，时空的跨度越来越大，不仅是用脚走出来的，而且有着大量的阅读和深入的思考。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认为，传统的报告文学就是写人记事，而杨黎光的创作实践对这个传统构成了“冒犯”，因为“他写商帮的历史，融入了个人的思想发现和大量的观点阐发”。“薄薄的一张信纸，寥寥27个字。”这是杨黎光报告文学代表作《没有家园的灵魂》的开篇。到了《大国商帮》，正文第一句是：“今天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了海洋的力量。”中国作协创研部原主任胡平表示，这多少表明，杨黎光开始致力于去模式化写作，是一个新的开辟。杨黎光表示，这部《大国商帮》和他之前完成的《中山路》《横琴》，构成他长篇思辨体报告文学三部曲，创作的初衷是“追寻中国的现代化脚印”。 在李炳银看来，杨黎光的报告文学创作，有自己的风格，他本人在作品中是一个强大的存在，是作品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的写作追求思想的强度和深入的程度，不是就事论事，不是“在商言商”，而是有着思想的“核”，具有史志品格。 在他看来，传统报告文学观念过度强调文学性，要有精彩饱满的故事，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报告文学光有文学性，而缺乏思想性，那可能就产生不了灵魂的震撼力。好的报告文学作家，都要经历一番人生风雨和社会沉浮，落笔才有思想洞察力，才有社会见识。这也是为何一般来说年轻人写不好报告文学的重要原因。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认为，现在不少报告文学作家也注重思想性。但往往只是停留在表面，对材料进行简单的拼贴式组合，看上去洋洋洒洒，很有气势，对思想的阐释也就那么一点点。而杨黎光的写作，善于抓住一个观察对象，力求有所认识、有所发现。在这个基础上，他以思想为“钻头”，对所书写的对象不断地钻探，不断地挖掘材料所蕴含的思想价值，“他的这部《大国商帮》，就是一种‘钻探式写作’，是总结中国经验的一部有创见、有分量的文学作品”。 《大国商帮》跨越了史学、传播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个领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这是部文学作品，也是一本关于中国商业文化的书，彰显了中国传统商业精神，不能仅仅用文学价值来衡量，也值得向企业家推荐。 “读这本书，让我想起刘禹锡的一句话，‘山积而高，泽积而长’。作品的‘高’和‘长’，不仅依赖作家的思想积累，也依赖长时间的心血和汗水的积淀，反映出一个人的人生使命和文学使命。”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舫说。 在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看来，杨黎光的创作，让自己意识到，“作家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力求对所处的时代产生教化和推动作用”。
谈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在金庸笔下融为一炉。儒释道墨法，皆为中国先秦诸子思想文化的最高结晶，让我们通过《天龙八部》，一览其悠久绵长的魅力。 “天龙八部”之名出自佛经，包括了八种神道怪物，这也注定了天龙八部成为一部佛教思想宣传片。天龙八部通过萧峰命运的转折变化，传达了佛家众生平等，普度众生的思想。萧峰是生于辽国长于大宋的契丹人。从佛家的思想来看，中原群雄的行为就是属于过分执着于对世俗的追求，拘泥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盲目排斥外族，简单认为本民族绝对是正义的，而少数民族一定是凶残嗜杀的。这注定了萧峰一生的悲剧性。当萧峰是契丹人的身份被揭穿时，江湖群雄马上把各种恶行都归到这本是大仁大义的英雄身上，并以最快的速度纠集起来对他进行追杀，原因无他，只因他是契丹人。这正是儒家正统观念“夷人性恶”，“尊夏贬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表现。萧峰为了民族大义，自杀身亡。这些形象，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观，正是儒家思想的光辉所在。 《天龙八部》里，武功最高的，大约要算那扫地僧了吧，须臾间制服两大不世高手，令慕容博萧远山死而后复生终于将其点化，却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称得上是金庸小说里一等一的高人，其胸怀之博大，早已经看破名利生死。诚然，金大侠是无法给这位高僧取任何名字的，庄子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实在是真正的美只能由人感受，却不好描述。扫地僧隐居於少林藏经阁，日常功课是扫地。清静无为，反对斗争，这不就是道家思想的最高体现吗？ 虚竹无心争斗，不想成为武林高手，反而最后能够天下无敌。虚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少林和尚，他对武艺看的很淡，只是把武艺看成强身健体的运动，而从来没有想过要提升武艺，成为绝顶高手。他对一切采取的都是淡然的态度，最后却得到了一切别人挖空心思、拼上老命都得不到的福报。他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虚竹没有威仪，不会处理政务，但他德性厚重。灵鹫宫九宫部署都愿意为他而死，对他心悦诚服——这是天山童姥做不到的。最后，所有人都联合起来，造了她的犯。虚竹的德性就像大地一样，所以能够无言而教、不令而行。这不是德行德性的力量。虚竹因为一念救人，所以胡乱解开珍龙棋局；又因为一念救人，所以救走了天山童姥，学会了天山折梅手和天山六阳掌；又因为没有分别心，坚决救人，又从李秋水那里学会了小无相功。并因吸取了二人的内力，成为天下内力最强的高手。 段誉出身大理皇室，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加之宋朝时期，推崇儒家文化，官方哲学以理学和心学为主，因此，作为大理世子的段誉，一直以来就受到很多儒家思想的影响。从个人来说，他又对一些儒家经典，比如《周易》有着浓厚的兴趣。其次，大理国本身崇尚佛学，还有万佛之国之称，历史上，又有很多代皇帝放弃帝位出家为僧。而段誉从小就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他本人也十分崇尚佛学。这样一来，就造成他性格中软弱迂腐的一面，就比如他想以和平之理规劝神农帮，反被胁迫服下断肠散。同时，也使他产生了儒家的仁人之心，佛家的戒杀戒嗔，慈悲为怀。 反观慕容复，被上一代的因果缠身，最后因复国屡屡受挫而发疯。他一心一意以祖传训诫为重，欲兴复大燕的国家大业，为人心机颇重、城府极深，为了达成目的不择手段。继承家传绝招“斗转星移”，是以此招而立下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威名。逆势而为的结果只能是最后众叛亲离，千方百计条条不成，以至于精神失常。老子说：道法自然。他妄想以一人之力实现一国之复兴，忙碌半生，目标仍是镜花水月遥不可及，有一痴情表妹却又难以相爱，可以说是事业爱情两头空。 金庸小说深受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这些传统文化共同在金庸小说中营构出了一种睿智而和谐的人生。
“《外国小说欣赏》第八单元：虚构”教学设计一、课堂导入：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外国小说欣赏》的最后一个单元，话题是（板书）：虚构 通常我们说什么是虚构的时候，大家可能脑子里都有一个结论：虚构就是编瞎话。在现实生活里面没有的东西，我们把它造出来，就叫虚构。但是，在文艺创作中，虚构却是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虚构不是单纯的编造和想象，虚构要符合生活逻辑，给人真实的感觉，正如劳伦斯所说的那样：“艺术家是个说谎的家伙，但是他的艺术，如果确是艺术，会把那个时代的真相告诉你……” 提问1：上课前先请同学们欣赏几张艺术作品，图片中的人物是谁？展示PPT图片成龙1、成龙2，能否找到作品中暗藏着生活中的某种真实的特征。 明确：成龙；发型、夸张的大鼻子，神似。虽然五官略作夸张变形，但是同学们仍然能够辨认出来，因为作品抓住了人物的主要特征，能够给我们艺术真实感。艺术真实不等同于生活中的事实。 如果说这幅作品抓住了人物特征，那么这两幅作品呢？展示PPT,请同学们欣赏《时局图》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在虚构的文艺作品中能否感受到生活中的某种真实？ 明确《时局图》：《时局图》是中国近代时事漫画的杰作。它把19世纪末中国面临的 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及时地、深刻地、形象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起到了警世钟的作用。给人以“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图中一个是熊，占东三省地方，象征沙皇俄国；一个是虎，占长江一带地方，象征英国；一个是蛤蟆，占广东、广西、云南地方，象征法国；一个是太阳，他的光线到福建，象征日本；一个是鹰，飞来分食，象征美国。《时局图》，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这种真实让我们觉得艺术家并没有“说谎”。 《格尔尼卡》是毕加索代表作中最突出的壁画。这幅画是他为抗议德国法西斯野蛮轰炸西班牙小城格尔尼卡的暴行，怀着无比激愤的心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废寝忘食地完成的艺术作品。
浅谈文学的形象特征 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甲 李津09523017 一、形象性： 文学的形象性是文学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生动具体、宛在眼前的特征，文学形象是根据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创造出来的具有一定美学蕴涵的艺术画面，这一艺术画面由人物、情节、场面、环境、景物等构成，但一般是以人物形象为中心，其他形象都从属于人物形象，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而文学形象的美学蕴涵由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情感意蕴灌注而成，同时又与作家对于社会人生的体验、认识、思考和态度相连。可见文学的形象性具有特殊的规定性和丰富的内涵。 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它的直观性、形象性。但是文学在形象性上，是其他艺术载体当中最弱的。一幅画，在视觉上是真正直观的，画一棵杨树就是杨树、一个美女就是美女、一个风景就是风景，画耶稣就是耶稣，画圣母就是圣母，是非常直观的，甚至光线、色彩、轮廓、情调，哪怕是比较抽象的，所表达的那种对比、衬托都是直观的。戏剧在舞台演出的时候也给你极真切的感觉，音乐虽然没有可视的形象，但你在听觉上可以感受到，对你的听觉器官发生作用，也是最直接的。 但是文学形象不是一种精确的、定型的形象，它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文学形象的模糊性是由语言的双重功能（符号语言与情感语
言）、概括性、间接性以及文学接受过程中的主观差异性造成的。它使文学形象丰满多值，使文学意境富有飘逸美，并以此调动读者的审美创造力，是文学艺术具有无穷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文学形象的模糊性是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应该把握的一个亮点。 形象所使用的语言，作为一种情感语言，它最忌直露，清晰明白，使人一览无余。它必须留下许多未定点，以使读者拥有充分的想像空间，也就是要言有尽而意无穷，使文学形象具有象外之境和味外之旨。同时形象的创造完全是作家的一种个人化的言语过程，作家虽然也得使用语言系统即必须以公共语义为基础，但作家在使用的过程中已对其进行了主观的改造，即对公共语义进行了灌注生气的情感化的处理，从而使语言发生了扭转和偏离，不单是形象而且使整个文本的结构都形成了深浅两个层次。 但是如果作者把文学形象的不确定性作为自身创造文学形象的追求之一，作为激发读者再创造的手段或者说把它放到大不必要的位置，实际上是误解了文学形象不确定性产生的原理，并“有可能”被“形而上”的诗歌创作方法论，认识论提供其存在的理由，是那些形式主义一再肯定诗歌创作就是话语创作的其中一个“始作痈”，笔者在此篇有志于通过文学理论堵死他们的出路。 文学形象不确定性重要，但这不是人为利用它的理由，它只是语言功能局限的客观产物，也不是诗歌蕴藉可以广泛使用的手段。蕴藉的动力在于作者物化情感审美的个性使然，蕴藉是作者艺术修养的综合体现，蕴藉和语言陌生化和阻抗性本质上，牛头不对马嘴。文学形
金庸小说中的文化积淀 摘要：金庸小说是指金庸先生创作的武侠小说，将每一部小说的第一个字提出组成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样一副对联，再加上一部短篇小说《越女剑》一共15部。在每一部小说中都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容和弥散着浓重的传统文化气息，正如严家炎先生所说，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不只是外在的装饰，而是内在的浸润，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浸润着的；它弥漫在整个作品，充溢在字里行间[1]。小说中的几乎到处都可以找出传统文化，或人物命名，或引用典故，或借助史实，或以儒、释、道等哲学的精义作为创作的格调。这不仅给作品提升了文化的层次，也让读者在领略江湖侠客情时浸润在博大深远的传统文化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关键词：金庸小说传统文化江湖侠客
（一）小说中的人物命名 小说中人物的命名对整个作品有着很大的影响，名字虽然只是个代号，但它 却可能寄托着作者对该人物的一种期望或有所暗示。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命名便 深深地展现出这种特征，并且小说中的人物命名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程灵素，《飞狐外传》中的人物。名字由《灵枢》、《素问》两本医学经 典而来。金庸先生用两本医经的名字来给这样一个人物命名，不仅暗示了她医 术（毒术）高明，而且“灵素”二字也有灵巧、善良之意。 苗人凤，《雪山飞狐》中的人物。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人送外号金面佛。从书中他与胡一刀之间肝胆相照的相惜之情和坦坦荡荡的豪情便足以看出他的 卓然不群，人中龙凤当之无愧。 花铁干，《连城诀》中的人物。平时以侠义自居，确有“铁干”之风范， 但却偏偏姓“花”，很明显的暗示了此人只具有“花架子”，外强中干。果然，在雪谷中面对血刀老祖的威逼利诱时，露出了其贪生忘义，卑鄙无耻的本性。[2]
虚构的“真实”——浅析历史与文学之关系有人说，历史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有客观性、连续性；但也有人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历史是一堆“素材”，经过历史哲学家们主观化的阐释后成为了诗意化的历史，是偶然的、零散的，而所谓的“真实”也是虚构的“真实”。历史究竟是怎样的？是简单地、机械地客观重现和还原还是想象的主观阐释和编织呢？ 传统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实地反映着自然和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而自从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文学”和“历史”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唯物史观创始人马克思曾经说过：“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黑格尔则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传统历史观把历史看做是对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故旧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就把文学文本看作是对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是对业已发生的事实的连续而线性地描述。于是旧历史主义把正史、大历史事件和伟大人物的事迹等作为分析对象，历史的记录者以趋近客观事实为标准。由此，传统上认为历史是“记时”，而文学是“叙述”，历史的真实性远远大于文学的虚构性。文学和历史的关系也被看作是简单地、机械地反映被反映关系。这种传统的观念在《新科学》出版后开始受到置疑和挑战。 真正对“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分析透彻的是一批新历史主义者。新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以及他的学术伙伴们。历史学家并不是由始至终地记录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用虚构的比喻语言编码“真实”，所以说，一定程度上文学大于历史，文学早已注入了历史的生命之中。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另一个推动者路易斯·蒙特洛斯，作为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最佳实践者，就历史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两个互相交错、依存的概念。所谓“文本的历史性”即文学总是表现出社会与物质的某种矛盾现象，虽是源于个人体验，却总是彰显着特殊的历史性。而与之对应的“历史的文本性”则指历史主体的阐释性，历史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需要阐释的空白点，人们只是审美的、道德的选择自己认同的被阐释过的“历史”，虚构性大于真实性。 新历史主义者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锁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由特定文本构成。他们打破了历史的“真实”假象，提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作为文本存在的历史，带有一般文本的特征，想象和虚构因此而成为历史文本无法摆脱的特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 非虚构文学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非虚构在文学中的合法性问题。也即“真实”在文学中的合法性问题。 就文学而言，“真实”是一个很奇怪的词语。在通行的文学标准中，“真实”只是最低级的文学形式。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谈到现实主义时认为，“现实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坏的美学，因为一切艺术都是“创作”，都是一个本身由幻觉和象征形式构成的世界”。“真实”从来都不是艺术的标准。但是，必须注意到，韦勒克所反对的“现实”和“真实”是就其最基本意义而言的，是指物理意义的现实和真实。“那儿有一朵玫瑰花”，这是物理真实，但这还不是文学。文学要求比物理真实更多的真实，“那儿是哪儿？庭院、原野、书桌？谁种的，或谁送的？那致瑰花的颜色，形态，味道是什么样子？”这才进入文学的层面，因为关于这些会是干差万别的叙述。即使是非虚构写作，也只能说：我在尽最大努力接近“真实”。在“真实”的基础上，寻找一种故事模式，并最终结构出关于事物本身的不同意义和空间，这是非虚构文学的核心。 非虚构文本并不排斥叙事性，相反，这也是它的必由之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大量的非虚构作品，“一种依靠故事的技巧和小说家的直觉洞察力去记最当代事件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形式”。非虚构文学融合了新闻报道的现实性与细致观察及小说的技巧与道德眼光——倾向于纪实的形式，倾向于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暴露公共问题。并且能够把现实材料转化为有意又的艺术结构，着力探索现实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 一个最基本的逻辑是，只有在你声称自己是进行非虚构写作时，你才面临着“是否真实”的质疑。假借“真实”之名，你赢得了读者的基本信任，并因此拥有了解释权和话语权。它使你和你的作品获得了某种道德优势，更具介入性、影响力和批判性。同样的题材，同样的人物故事，当以虚构文学面目出现的时候，读者可能会读出趣味、人性和某种幽深的意蕴：但当双非虚构面目出现的时候。这一趣味和人性叙述就更其现实感和迫近感，它打开一个内部场景，让读者从“旁观者”变为“剧中人”。从“品味把玩”变为“息息相关”。 非虚构文学，作为近几年才在国内被频繁提起的概念。总是容易被和虚构文学对立起来谈。作家一方面被吸引，因为它在短时间内引起的关注要大于虚构性文学，并且里面似乎包会着某种朴素且深的远品质：另一方面又有所疑感，认为它与文学的本质，即虚构性——不相符合。但我认为，通往文学的道路有多条。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够挑战既有的文学概念，从而使我们对文学本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进行新的思考和辨析。 （摘编自梁鸿《非虚构的真实》）材料二： 从概念的严谨性来看。“非虚构写作”无疑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它似手涵盖了虚构之外的所有文体。但倘若就目前已发表的一些作品来看，它又呈现出某些独特的文体特征。譬如，它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颇不相同，不追求事件记叙的完整性，不强调话语表达的公共性，也不崇尚主题意旨的宏大性，而是以要常明确的主观介入性的姿态，直接展示制作主体对事件本身的观察、分析和思考。同时。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叙事散文，不仅拥有较长的篇幅，而且在突出其现场纪实性的过程中，多以理性的思考和辨析为主，少有感性的抒情和诗性的怀想。 抛开概念的学理性纠缠，依据我的阅读感受和思考，“非虚构写作”的最大魅力，在于当代作家对历变和现实的深度介入。这种介入，是积极主动的，是微观化的，是现场直击式的。譬加李辉的《封面中国》，就是以《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物作为聚焦，通过大量的史料梳理，在一系列微观化的细节呈现中。传达作家对这些人物以及历史事件的有效思考。而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附以故乡梁庄作为考察坐标，通过田野调查的
金庸小说与儒释文化 ——侠之大者 看了这个题目，也许有人会反对：“金庸的小说再好也是武侠小说，思想境界低，属于下里巴人的俗文学，跟文化扯得上啥关系？” 我用《天龙八部》中包不同的口头禅回答：“非也！非也！”——金庸的小说是充满了中国的文化精神的。李陀就说过：“不读金庸的人，就是不懂文学！”此语当然有偏激之处，但也从某种层次上说明了金庸的小说是蕴涵着文化的。孔庆东也曾说：“如果我们把中国人，分成喜欢金庸作品的和不喜欢金庸作品的两个群体，以我的了解，就整体而言，前者的审美能力、文学水平大大超越后者。” 好，言归正卷。 金庸是擅长“北冥神功”的，不过他的北冥神功不是吸别人的内力，而是广泛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小说广泛地涉及到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国文化思想，可谓之“驰骋儒释道，驾驭文史哲”。 金庸小说涉及儒家文化的地方非常多，也非常精彩。最能体现期小说的儒家文化的当然是儒侠郭靖。此君木讷本分、纯朴少知，无孔明之智慧、武穆之胆略，然豪爽豁达、义薄云天，他既有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豪言，又有为保卫襄阳而牺牲的壮举，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精神褒扬到了极致。还有《射雕英雄传》中黄蓉给“九指神丐”洪七公做的两道菜，一道名为“好逑汤”，取自儒家经典《诗经》中的名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另一道名为“二十四桥明月夜”，取自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去教吹箫”（《寄扬州韩绰判官》），这里面蕴含的儒家文化，是不言而喻的。又如《射雕英雄传》中有一场黄蓉和一灯大师的“渔樵耕读”四大弟子斗智的情节，别人出“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面”，黄蓉就对“魑魅魍魉，四小鬼各自肚肠”，对得可谓妙矣，今天的大学生也不一定能对出这么好的联语。四大弟子确实拿她没辙时，只好用孟子说的“男女授受不亲，礼也”来羞辱她，孰料黄蓉反唇相讥道：“孟夫子最爱胡说八道。”一下子颠覆了儒家的圣人。她可不是一时的气愤之言，且看她怎么说：“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此诗句句针对孟夫子的。《孟子》中有篇寓言名为《齐人有一妻一妾》，说一个乞丐居然有一妻一妾，黄蓉说，既然是穷乞丐，怎么可能有两个妻子呢？《孟子》中另有一篇寓言，说的是某人天天到邻居家去偷鸡，黄蓉说邻居家哪来这么多鸡给你偷？见解是非常独到的。当时孟子曾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黄蓉就说，当时周天子尚在，你孟子却去各诸侯国游说，岂不是想谋反？这里面的文化内涵可以给大学生好好上一课了！还有，黄蓉通过“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得出孔门弟子的贤者有三十人是成年人，四十二人是少年人，也是非常精辟的见解，给“学而不思则罔”的我们以很大启迪……此外，金庸小说中还有很多地方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思想，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金庸的作品越到后来，佛家思想便渗透得越厉害。北大教授陈平原在其著作《千古文人侠客梦》中有一句名言：“倘若有人想借助文学作品初步了解佛道，不妨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天龙八部》可谓集金庸理解的佛家思想之大成。《天龙八部》这个名字就是从佛学中来的，是佛家所谓的芸芸众生之意。陈世骧先生说这部书是“无人不冤，有情皆孽”，实在是不错的。而最能体现佛家精神的当然是乔峰。乔峰的身上有佛家的原罪思想，他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大豪杰，然而他的悲剧命运是老天爷降下的，是他不能主宰的。最后为了换取天下苍生的和平，他用气壮山河的一死奏响了武侠精神的最强音，也最生动地诠释了佛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而段誉连连爱上几个女孩子，结果发现都是自己的妹妹，这多惨，其实这里面包含着佛家冤孽的思想，这是一种冤孽。幸好最后发现这些人都不是他妹妹，不然这天下第一情痴要是不能和他的神仙姐姐长线相厮守，只怕是活不下去的。虚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