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藏书考》
《天一阁藏书考》(2011-09-10 08: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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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图书收藏、藏书楼（家）、书院
原文地址：《天一阁藏书考》作者：上林游子
《天一阁藏书考》
天一阁，是我等爱书人的圣地；天一阁的藏书，更是中国藏书史上的一个奇迹，一种无庸置疑的宝藏，它的兴衰聚散，是中国私家藏书文化的荣耀，也是中国文人心头的一处伤痛。四百四十多年来，围绕着天一阁的是是非非，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悲喜剧，真可谓饱经忧患，历尽沧桑。
余生也晚，对于天一阁至今仍以仰视的姿态，不敢对她有一丝的非份之念，惟恐一不小心无意中对她产生一丁点的亵渎，那是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的。每次走进这个国保单位，总是那么战战兢兢，生怕自己的俗尘，玷污了这块圣地。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著名版本学家路工先生的引领下，第一次跨进这个“南国书城”的石阶，一种神秘而庄重，幽雅而浩大的气场几乎把我窒息，我的心几乎要蹦出胸膛，双腿发软，差点就跪拜下来。
路工先生见状，惊诧万分，问清了原委，竟然哑然失笑。翌年，待他从北京返回故乡慈溪时，说是送我一件礼物，打开一看，直让我双目放光，双手发抖，竟然是我梦寐以求的《天一阁藏书考》。
这是研究天一阁藏书史的开山之作，1932年9月由南京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线装一册，是“南京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种）之一。作者陈登原（1900—1975），今慈溪市周巷镇人。他写这部书时，任金陵大学讲师兼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5年任教授）。
而他写此书的起因，则是1930年他在宁波市立女子中学任教时与友人的一次寻访天一阁的经历。当然，他那时已开始对中国历代藏书史发生兴趣，并着手搜集相关史料——1932年写成《古今典籍聚散考》，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第一部史论结合的中国藏书史专著。此是后话，从略。
陈登原先生在《天一阁藏书考》自序中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当时天一阁的破败状况，他在本书第一句话就是：“阁在今鄞县湖西仓地，地势卑湿，四旁杂居劳动者，故家乔木之感，盖云亡矣。”接着，他就写了访阁之所见所闻：“一日，久雨新霁，道路泥泞不可行，余偕友二三人，为天一之游。……鸟歌泥滑，相向道苦；卒后虽见垣墙，顾不得其门而入。问人亦无知者。当年画栋横朱楼，今日尘埃在荆棘；抚今视昔，亦可哀矣。久之，始从墙丛中得一小门。鸟道纡回，屈折而入，始得见所谓天一阁者。其前则怒草杂生，青藓缘壁；其下则小燕呢喃，见人飞窜。所得见者，惟榜旁犹悬一木牌，镌藏书公约；中楹有全谢山手书楹联而已。所藏书，尽在阁上；置梯处平日去梯，盖以防人之私登。其处甚昏黑，几无以辨人。想当年梨洲登阁，当亦由此梯。前修可念，为之默尔。”
陈登原先生写作此书，得到当时掌管天一阁的慈溪人冯孟颛先生的帮助。陈先生称冯先生“雅爱蓄书，邺架之珍甚多”“先生朴学深求，丹铅不废，挺然卓拔”，给予很高的评价。全书约十一万字，分九篇，以次为：三百年前浙东藏书之盛；天一阁主人；天一阁收藏之来原；天一阁之组织及管理，天一阁与四库全书；天一阁书目及其内容；菁华小记；天一阁之散佚；天一阁之善后问题；附录四篇，其中的《重修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录》，记录当时清点的书仅为962
种（这其中完整的只有310种），7990册，碑帖一无所有。而清嘉庆间阮元主持的《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有藏书4094种，53799卷，碑帖764种。陈先生在书中深为感叹：“范氏藏书，自有明嘉靖以来，已历四百年。今虽空虚寥落，非复昔比，然私人藏书，安处久而不散？范氏所弆，积岁如斯；尧卿侍郎复何憾耶？但子孙式微，不克绳其祖武，则今日之残卷，殊难授与保存之责也。范氏子孙，自懋柱以来，无读书种子久矣。家贫者以书为奇货，而有串同盗窃之嫌；家富者忙于赎书，亦多牵累之虞。是则书为范氏祸，明矣！……范氏子孙，于四百年来珍秘之效，当了了于胸；其所以善体先人之志，而谋残卷之收藏久远者，非翻弦更张不可也。”可谓一语中的，有远见卓识。根据天一阁的现状和社会需求，他主张把天一阁藏书的管理权收归公有，化私为公，如此，“于己无损，于人有益，于藏书更有益也”。他的这一主张，推动了天一阁管理委员会和天一阁重修委员会的相继迅速
成立，从此，天一阁及其藏书开始获得较大改观。
《天一阁藏书考》写于1930年7月，出版于1932年9月。在交付商务印书馆排印不久，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继而轰炸并烧毁商务印书馆大楼及其所属的东方图书馆，企图摧毁中国的文化事业。商务印书馆在遭受这次大劫难之后，被迫停业，但半年之后又浴火重生，在民族危难之际凸显了民族文化的顽强生命力。这部书稿自然也在这场战
火中被毁。陈先生花了半年时间重写，商务印书馆复业后得以出版。在书的最后，作者特地写了一段附记，可作为本书一掌故，文不长，兹录于下：“兹稿成于二十年春，即付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工事未竟，沪变忽兴，覆瓿之物，亦遭国难。伤哉！嗣后追事补缀，半载始成。哀邦家之艰难，痛典籍之飘零。抚物感时，又岂仅一人一书之厄而已哉。”
本书版权页处还粘有一名片大小的纸片，是一份抗战胜利后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启事，全文如下：
本所刊物为敌所占时悉遭加盖伪“中央大学”或伪“中央大学图书馆”戳记特此声明作废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启
本所地址：南京天津路四号金大图书馆三楼
原来，汪精卫叛国投敌后，曾在南京金陵大学旧址设立伪“中央大学”，所以该校原有图书刊物都被盖上伪“中央大学”或伪“中央大学图书馆”戳记。细视路工先生赠我的这本《天一阁藏书考》，在封面上方果真有一枚圆印，字迹
模糊（可想当时盖章之草率），依稀可辨“国立中央大学”几字。
陈登原先生曾任杭州之江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解放后长期任西安西北大学教授，是我国杰出的历史学家，一生出版史学著作18部，近千万字，代表作有《国史旧闻》。他终生治学，不求闻达，显得孤介不群，以至长时间落寞无闻，甚至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国目录学家辞典》、《中国读书大辞典》、《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等专业书籍也无奈地写上一句“生平事迹不详”。而后出的工具书也有不少错误，如《中国人名大辞典·当代人物卷》和《中华当代文化名人辞典》都将陈先生的卒年误成1974年。
现任天一阁博物馆馆长虞浩旭先生也是慈溪人，他对陈登原的这部著作推崇备至。在其专著《历代名人与天一阁》中，称“《天一阁藏书考》根据作者实地考察、调查访问和文献研究而撰成的全面研究天一阁藏书史的第一部著作”，并具有“体例完备，论述全面”、“资料富赡，论之有据”、“津逮后学，影响深远”三个特点。
《天一阁藏书考》已经绝版七十余年，作者陈登原先生也已归道山三十多年，就连赠我此书的路工先生离世亦逾十载，人世茫茫，逝不可追，惟有书香，仍在延续，缕缕不绝。掩卷深思，不胜感慨系之。谨以此文，告祭乡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