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可以怨
钱锺书
到日本来讲学，是很大胆的举动。就算一个中国学者来讲他的本国学问，他虽然不必通身是胆，也得有斗大的胆。理由很明白简单。日本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通晓日语的中国学者也满心钦佩和虚心采用你们的成果，深知道要讲一些值得向各位请教的新鲜东西，实在不是轻易的事，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研究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但是，盲目无知往往是勇气的源泉。意大利有一句嘲笑人的惯语，说“他发明了雨伞” (ha inventato I’ombrello)。据说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在路上走，忽然下起小雨来了，他凑巧拿着一根棒和一方布，人急智生，把棒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淋得象落汤鸡。他自我欣赏之余，也觉得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应该公诸于世。他风闻城里有一个“发明品注册专利局”，就兴冲冲拿棍连布，赶进城去，到那局里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局里的职员听他说明来意，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个仔细。我今天就仿佛那个上注册局去的乡下佬，孤陋寡闻，没见识过雨伞。不过，在找不到屋檐下去借躲雨点的时候，棒撑着布也还不失为自力应急的一种有效办法。
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Der Sehmerzmacht Huhner und Dichter gackern)t1]。这个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因此，我们惯见熟闻，习而相忘，没有把它当作中国文评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而提示出来。我下面也只举一些最平常的例来说明。
《论语·季氏》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只是四个作用里的一个，而且是末了一个。《诗·大序》并举“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没有侧重或倾向那一种“音”。《汉书·艺文志》申说“诗言志”，也不偏不倚：“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司马迁也许是最早不两面兼顾的人。《报任少卿书》和《史记·自序》历数古来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一句话，都是遭贫困、疾病、甚至刑罚磨折的倒霉人的产物。他把《周易》打头，《诗三百篇》收梢，总结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还补充一句：“此人皆意有所郁结。”那就是撇开了“乐”，只强调《诗》的“怨”或“哀”了；作《诗》者都是“有所郁结”的伤心不得志之士，诗歌也“大抵”是“发愤”的悲鸣或怒喊了。中国成语里似乎反映了这个情况。乐府古辞《悲歌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从此“长歌当哭”是常用的
词句；但是相应的“长歌当笑”那类说法却不经见，尽管有人冒李白的大牌子，作了《笑歌行》。“笑吟吟”的“吟”字并不等同于“新诗改罢自长吟”的“吟”字。
司马迁的意见，刘勰曾顺便提一下，还用了一个巧妙的譬喻。《文心雕龙·才略》讲到冯衍：“敬通雅好辞说，而坎#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就是说他那两篇文章是“郁结”、“发愤”的结果。刘勰淡淡带过，语气不象司马迁那样强烈，而且专说一个人，并未扩大化。“病”的苦痛或烦恼的泛指，不限于司马迁所说“左邱失明”那种肉体上的害病，也兼及“坎#”之类精神上的受罪，《楚辞·九辩》所说：“坎#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北朝有个姓刘的人也认为困苦能够激发才华，一口气用了四个比喻，其中一个恰好和南朝这个姓刘人所用的相同。刘昼《刘子·激通》：“梗柟郁蹙以成缛锦之瘤，蚌蛤结疴而衔明月之珠，鸟激则能翔青云之际，矢惊则能逾白雪之岭，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远之势。”后世象苏轼《答李端叔书》：“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无非讲“仍瘁以成明文”，虽不把“蚌蛤衔珠”来比，而“木有瘿”正是“梗柟成瘤”[2]。西洋人谈起文学创作，取譬巧合得很。格里巴尔泽(Franz Grillparzer)说诗好比害病不作声的贝壳动物所产生的珠子(die Perle，das Erzeugnis deskranken stillen Muscheltieres)；福楼拜以为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la perle est une ma ladie de I’hui tre)，作者的文笔(le style)却是更深沉的痛苦的流露(1’écou-lement d’une douleur plus profonde)[3]。海涅发问：诗之于人，是否象珠子之于可怜的牡蛎，是使它苦痛的病料(wie die Perle，die Krankheitsstoff，woran das arme Austertier leidet)[4]。豪斯门(A.E.Housman)说诗是一种分泌(a secretion)，不管是自然的(natural)分泌，象松杉的树脂(like the turpentine in the fir)，还是病态的(morbid)分泌，象牡蛎的珠子(likethe pearl in the oyster)[5]。看来这个比喻很通行。大家不约而同地采用它，正因为它非常贴切“诗可以怨”、“发愤所为作”。可是，《文心雕龙》里那句话似乎历来没有博得应得的欣赏。司马迁举了一系列“发愤”的著作，有的说理，有的记事，最后把《诗三百篇》笼统都归于“怨”，作为其中一个例子。钟嵘单就诗歌而论，对这个意思加以具体发挥。《诗品·序》里有一节话，我们一向没有好好留心。“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日：‘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说也奇怪，这一节差不多是钟嵘同时人江淹那两篇名文——《别赋》和《恨赋》——的提纲。钟嵘不讲“兴”和“观”，虽讲起“群”，而所举压倒多数的事例是“怨”，只有“嘉会”和“入宠”两者无可争辩地属于愉快或欢乐的范围。也许“无可争辩”四个字用得过分了。“扬蛾入宠”很可能有苦恼或“怨”的一面，譬如《全晋文》卷一三九左九嫔《离思赋》就怨恨自己“入紫庐”以后，“骨肉至亲，永
长辞兮!”因而“欷欺涕流”；《红楼梦》第一八回里的贾妃不也感叹“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么?同时，按照当代名剧《王昭君》的主题思想，“汉妾辞宫”绝不是“怨”，少说也算得是“群”，简直就是良缘“嘉会”，欢欢喜喜到胡人那里去“扬蛾入宠”了。但是，看《诗品》里这几句平常话时，似乎用不着那样深刻的眼光，正象在日常社交生活里，看人看物都无须荧光检查式的透视。《序》结尾又举了一连串的范作，除掉失传的篇章和泛指的题材，过半数都可以说是“怨”诗。至于《上品》里对李陵的评语：“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更明白指出了后来所谓“诗必穷而后工” [6]。还有一点不容忽略。同一件东西，司马迁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钟嵘却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只说“舒愤”而著书作诗，目的是避免“姓名磨灭”、“文彩不表于后世”，着眼于作品在作者身后起的功用，能使他死而不朽。钟嵘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强调了作品在作者生时起的功用，能使他和艰辛孤寂的生涯妥协相安，换句话说，一个人失意不遇，全靠“诗可以怨”，获得了排遣、慰藉或补偿。大家都熟知弗洛伊德的有名理论：在实际生活里不能满足欲望的人，死了心作退一步想，创造出文艺来，起一种替代品的功用(Ersatz für den Tri-ebverzicht)，借幻想来过瘾(Phantas iebefriedigungen)[7]。假如说，弗洛伊德这个理论早在钟嵘的三句话里稍露端倪，那也许不是牵强拉拢，而只是请大家注意他们似曾相识罢了。
在某一点上，钟嵘和弗洛伊德可以对话，而有时候韩愈跟司马迁也会说不到一处去。《送孟东野序》是收入旧日古文选本里给学僮们读熟读烂的文章。韩愈一开头就宣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历举庄周、屈原、司马迁、相如等大作家作为“善鸣”的例子，然后隆重地请出主角：“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一般人认为“不平则鸣”和“发愤所为作”涵义相同；事实上，韩愈和司马迁讲的是两码事。司马迁的“愤” 就是“坎#不平”或通常所谓“牢骚”；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先秦以来的心理学一贯主张：人“性”的原始状态是平静，“情”是平静遭到了骚扰，性“不得其平”而为情。《乐记》里两句话：“人生而静，感于物而动”，具有代表性，道家和佛家经典都把水因风而起浪作为比喻[8]。这个比喻后来被儒家借为己有。《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句下，孔颖达《正义》引梁五经博士贺瑒说：“性之与情，犹波之与水，静时是水，动则是波，静时是性，动则是情。”韩门弟子李翱《复性书》上篇就说：“情者，性之动。水汩于沙，而清者浑，性动于情，而善者恶”；甚至深怕和佛老沾边的宋儒程颐《伊川语》(《河南二程遗书》卷一八)也不避嫌疑：“湛然平静如镜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势不平，便有湍激，或风行其上，便为波涛汹涌，此岂水之性也哉!……然无水安得波浪，无性安得情也?”我们也许该把韩愈那句话安置在这个“语言天地”里，才能理解它的意义。按照古代心理学，不论什么情感都表示“性”暂时失去了本来的平静，不但愤郁是“性”的骚动，欢乐也一样好比水的“湍激”或“汹涌”。所以，韩愈《送高闲上人序》里一节应
当这样句读：“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有动”和“不平”就是同一事态的正负两种说法，重言申明，概括“喜怒”、“悲愉”等情感。只要看《送孟东野序》的结尾：“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很清楚，得志而“鸣国家之盛”和失意而“自鸣不幸”，两者都是“不得其平则鸣”。韩愈在这里是两面兼顾的，正象《汉书·艺文志》讲“歌咏”时，并举“哀乐”，而不象司马迁那样的偏主“发愤”。有些评论家对韩愈的话加以指摘[9]，看来由于他们对“不得其平”理解得太狭窄了，和“发愤”混淆起来。黄庭坚有一联诗：“与世浮沉唯酒可，随时忧乐以诗鸣”(《山谷内集》卷一三《再次韵兼简履中南玉》之一)；下句的来历正是《送孟东野序》。
他很可以写“失时穷饿以诗鸣”或“违时佑侘以诗鸣”等等，却用“忧乐”二字来申说“不平”，也算是懂事的好读者。
韩愈确曾比前人更明确地规定了“诗可以怨”的观念，那是在他的《荆潭唱和诗序》里。这篇文章是恭维两位写诗的大官僚的，恭维——请注意!——恭维他们的诗居然比得上穷书生的诗，“王公贵人”能“与韦布里闾憔悴之士较其毫厘分寸”。言外之意就是把“憔悴之士”的诗作为检验的标准，因为有一个大前提：“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全宋文》卷一九王微《与从弟僧绰书》：“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淡无味”，正是说“和平之音淡薄”。所以，穷书生的诗才是诗的权衡。推崇“王公贵人”也正是抬高“憔悴之士”；恭维而没有一味拍捧，世故而不是十足势利，应酬大官僚的文章很难这样有分寸。司马迁、钟嵘只说穷愁使人作诗、作好诗，王微只说文词不怨就不会好；韩愈把反面的话添上去了，说快乐虽也使人作诗，但作出的不会是很好或最好的诗。有了这个补笔，就题无剩义了。韩愈的大前提有它的一些事实基础。我们不妨说，虽然“穷苦之言”的诗在质量上未必就比“欢愉之词”的诗来得好，但是“穷苦之言”的好诗在数量上的确比“欢愉之词”的好诗来得多。因为“穷苦之言”的好诗比较多，从而断言只有“穷苦之言”才构成好诗，这在推理上有问题，韩愈犯了一点儿逻辑错误。不过，他的错误不很严重，他也找得着有名的同犯，例如十九世纪西洋的几位浪漫诗人。我们在学生时代念的通常选本里，就读到下面这类名句：“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our sweetest songs are those that tell of sadd estthoughts)；“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und es kommt das echte
Lied/Einzig aus dem Menschenherzen，/Das ein tiefes Leid durchgluht)；“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Les plus
déséspérés sont les chants les plus beaux，/Et j’en sais d’immortels qui sont de purs sanglots)[10]。上文提到尼采和弗洛伊德。称赏尼采而不赞成弗洛伊德的克罗采也承认诗是“不如意事”的产物(La poesia，come e stato ben detto，nasce dal“desiderio insoddisfatto”)[11]；佩服弗洛伊德的文笔的瑞士博学者墨希格(WalterMuschg)甚至写了一大本《悲剧观的文学史》，证
明诗常是隐蔽着的苦恼(fast immer，wenn auch oftverhüllt，eine Formdes Leidens)[12]，可惜他没有听到中国古人的意见。
没有人愿意饱尝愁苦的滋味——假如他能够避免；没有人不愿意作出美好的诗篇——即使他缺乏才情；没有人不愿意取巧省事——何况他不至于损害旁人。既然“穷苦之言易好”，那末，要写好诗就要说“穷苦之言”。不幸的是，“憔悴之士” 才能说“穷苦之言”。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作出好诗，得经历卑屈、乱离等愁事恨事，这代价可不算低，不是每个作诗的人所乐意付出的。于是长期存在一个情况：诗人企图不出代价或希望减价而能写出好诗。小伙子作诗“叹老”，大阔佬作诗“嗟穷”，好端端过着闲适日子的人作诗“伤春”、“悲秋”。例如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评论寇准的诗：“然富贵之时，所作皆凄楚愁怨。……余尝谓深于诗者，尽欲慕骚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这原不足为奇；语言文字有这种社会功能，我们常常把说话来代替行动，捏造事实，乔装改扮思想和情感。值得注意的是：在诗词里，这种无中生有(fabulation)的功能往往偏向一方面。它经常报忧而不报喜，多数表现为“愁思之声”而非“和平之音”，仿佛鳄鱼的眼泪，而不是《爱丽斯梦游奇境记》里那条鳄鱼的“温和地微笑嘻开的上下颚”(gently smiling jaws)。我想起刘禹锡《三阁词》描写美人的句子：“不应有恨事，娇甚却成愁”；传统里的诗人并无“恨事”而“愁”，表示自己才高，正象传统里的美人并无“恨事”而“愁”，表示自己“娇多”[13]。李贽读了司马迁“发愤所为作”那句话，感慨说：“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也。虽作何观乎!”(《焚书》卷三《〈忠义水浒传〉序》)“古代”是召唤不回来的，成“贤”成“圣”也不是一般诗人能够和愿意的，“不病而呻”已成为文学生活里不能忽视的现象。也就是刘勰早指出来的：“心非郁陶，……此为文而造情也”(《文心雕龙·情采》)，或范成大所嘲讽的：“诗人多事惹闲情，闭门自造愁如许”(《石湖诗集》卷一七《陆务观作〈春愁曲〉，悲甚，作此反之》)[14]。南北朝二刘不是说什么“蚌病成珠”、“蚌蛤结疴而衔珠” 么?诗人“不病而呻”，和孩子生“逃学病”，要人生“政治病”，同样是装病、假病。不病而呻包含一个希望：有那样便宜或侥幸的事，假病会产生真珠。假病能不能装得象真，假珠子能不能造得乱真，这也许要看本领或艺术。诗曾经和形而上学、政治并列为“三种哄人的玩意儿”(die drei Tauschungen)[15]，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当然，作诗者也在哄自己。
我只想举三个例。第一例是一位名诗人批评另一位名诗人。张耒取笑秦观说：“世之文章多出于穷人，故后之为文者喜为穷人之辞。秦子无忧而为忧者之辞，殆出于此耶?”(《张右史文集》卷五一《送秦观从苏杭州为学序》)。第二例是一位名诗人的自白。辛弃疾《丑奴儿》词承认：“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上半阕说“不病而呻”、“不愤而作”，下半阕说出了人生和写作里
另一个事实，缄默——不论是说不出来，还是不说出来——往往意味和暗示着极端(“尽”)厉害的“病”痛、极端深切的悲“愤”。第三例是有关一个姓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的故事。有个名叫李廷彦的人，写了一首百韵排律，呈给他的上司请教，上司读到里面一联：“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非常感动，深表同情说：“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此!”李廷彦忙站起来恭恭敬敬回答：“实无此事，但图属对亲切耳。”这事传开了，成为笑谈，有人还续了两句：“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丧”(陶宗仪《说郛》卷三二范正敏《遁斋闲览》、孔齐《至正直记》卷四)。显然，姓李的人根据“穷苦之言易好”的原理写诗，而且很懂诗要写得具体，心情该在实际事态里体现出来。假如那位上司没有当场询问，我们这些后世的研究者受了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影响，未必想到姓李的在那里“无忧而为忧者之辞”。倒是一些普通人看腻了这种风气或习气的作品。南宋一个“蜀妓”写给她情人一首《鹊桥仙》词：“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底?”(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一)；“脱空”就是虚诳、撒谎[16]。海涅的一首情诗里有两句话，恰恰可以参考：“世上人不相信什么爱情的火焰，只认为是诗里的词藻。”(Diese welt glaubt nicht an Flammen，/und sie nimmt’s für Poesie)[17]“春愁”、“情焰”之类也许是作者“姑妄言之”，读者往往只消“姑妄听之”。我们在文学研究中，似乎恢复了小孩子时代的天真老实，把白纸上的黑字认真坐实，有时碰见“脱空经”，也看作纪实录。当然，“脱空经”的花样不一，不仅是许多抒情诗词，譬如有些忏悔录、回忆录、游记甚至于历史，也可以归入这个范畴。我开头说，“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主张。在信口开河的过程里，我牵上了西洋近代。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会不知不觉地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渗透，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智力和生命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尽管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诗可以怨”也牵涉到更大的问题。古代评论诗歌，重视“穷苦之言”，而古代欣赏音乐，也“以悲哀为主”[18]；这两个类似的传统有没有共同的心理基础?悲剧已遭现代新批评家鄙弃为要不得的东西了[19]，然而历史上占优势的理论认为这个剧种比喜剧伟大[20]；那种传统看法和压低“欢愉之词”是否也有共同的心理基础?一个谨严安分的文学研究者尽可以不理会这些问题，但不妨认识到它们的存在。
（本文为作者1980年11月20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座谈会上讲稿）
自注
[1]《扎拉图斯脱拉如是说》(Also sprachZarathustra)第四部，许来许太(K．Schlechta)编《尼采集》(1955)第2册527页。
[2]参看赵翼《瓯北诗钞》七言律三《闻心余京邸病风却寄》之二：“木有文章原是病，石能言语果为灾”；龚自珍《破戒草》卷下《释言》：“木有刘彰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
[3]墨希格(Walter Muschg)《悲剧观的文学史》(Trag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第3版(1957)415页引了这两个例。
[4]《论浪漫派》(Die Romantische Schvul)2卷4节，《海涅诗文书信合集》(东柏林，1961)5册98页。
[5]《诗的名称和性质》(The Name and Natureof Poetry)，卡特(J．Carter)编《豪斯门散文选》 (1961)194页。豪斯门紧接说自己的诗都是“健康欠
佳”(out of health)时写的；他所谓“自然的”就等于“健康的，非病态的”。加尔杜齐(Giosuè Carducci)痛骂浪漫派把诗说成情感上“自然的分
泌”(secrezione naturale)，见布赛托(N． Busetto)《乔稣埃·加尔杜齐》(1958)492页引；他所谓“自然的”等于“信手写成的，不经艺术琢磨的”。前一意义上“不自然的(病态的)分泌”也可能是在后一意义上“自然的(不加工的)分泌”。
[6]参看《管锥编》935—937页。
[7]弗洛伊德《全集》(伦敦，1950)第14册355又433页。[8]参看《管锥编》1211—1212页。
[9]参看沈作喆《寓简》卷四，洪迈《容斋随笔》卷四，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六《李南涧诗序》，谢章铤《藤阴客赘》。
[10]雪莱《致云雀》(To a Skylark)；凯尔纳(Justinus Kerner)《诗》(Poesie)；缪塞(Musset)《五月之夜》(La NuitdeMai)。
[11]《诗论》(LaPoesia)第5版(1953)158页。
[12]《悲剧观的文学史》16页。
[13]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六王辅道《浣溪沙》：“娇多无事做凄凉”，就是刘禹锡的语意。
[14]范成大诗说：“多事”，王辅道词说“无事”，字面相反，意蕴相合。单字单词的意义构成了整句整篇的意义而又被它支配；部分和全体之间是循环往反的关系。参看《管锥编》169—172页；又斯比泽(L．Spitzer)《语言学与文学史》(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自注6，弗理门(D．Freeman)编《语言学与文风论文集》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Style)(1970)36—38页。[15]让·保尔(Jean Paul)《美学导论》(Vorschule der Aesthetik)第52节引托里尔特(Thomas Thorild)的话，《让·保尔全集》(1965)第5册193页。[16] 与“梢空”同意。“经”是佛所，有“经”必有佛；《宣和遗事》卷上宋徽宗封李师师就说：“岂有浪语天子脱空佛?”
[17]海涅《新诗集》(Neue Gedichts)第35首，《诗文书信合集》第1册230页。
[18]参看《管锥编》946—949页。
[19]例如罗勃-格理叶(Alain Robbe-Grillet)《为新派小说辩护》(Pour un nouveau Roman)(1963)55页引巴尔脱(Roland Barthes)的话，参看66—67页。
[20]黑格尔也许是重要的例外，他把喜剧估价得比悲剧高；参看普罗阿(S．S．Prawer)《马克思与世界文学》(Karl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1976)270页自注99提示的那两节。
关于淡泊的高考作文素材_作文素材 关于淡泊的高考作文素材 摘要：淡泊于名利，是做人的崇高境界。没有包容宇宙的胸襟，没有洞穿世俗的眼力，是万难做到的。淡泊于名利，方能成大器，方能攀上高峰!在物欲、名利横流的当今，有志者更应守住淡泊，向自自己既定的目标前进! (1)引言 淡泊于名利，是做人的崇高境界。没有包容宇宙的胸襟，没有洞穿世俗的眼力，是万难做到的。 淡泊于名利，方能成大器，方能攀上高峰!在物欲、名利横流的当今，有志者更应守住淡泊，向自自己既定的目标前进! (2)事实论据 关麟征辞官隐居 关麟征是黄博军校一斯期生，曾在******军队中历任要职。他经过长期征战和宦海沉浮，逐渐看透自己前半生争名夺利的官场生活，于1949年秋辞去陆军总司令职务、退出******军界，拒绝接受随蒋介石飞往台湾的命令，借故在香港隐居下来。从此，他不参加任何政治性的集会和社会活动，不接见任何记者采访，断绝一切与党政军故旧的联系，整日以读书、写字为乐。其间蒋介石、蒋经国你子曾数度邀请他去台湾任职，并许以高官厚禄，他都婉言谢绝。从44岁至85岁逝世，他一直过着淡泊的隐居生活。 钱钟书终生淡泊名利 当代大学者钱钟书，终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他谢绝所有新闻媒体的采访，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的记者，曾千方百计想冲破钱钟书的防线，最后还是不无遗憾地对全国观众宣告：钱钟书先生坚决不接受采访，我们只能尊重他的意见。 80年代，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特邀钱钟书去讲学，每周只需钱钟书讲40分钟课，一共只讲12次，酬金16万美元。食宿全包，可带夫人同往。待遇如此丰厚，可是钱钟书却拒绝了。 他的著名小说《围城》发表以后，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在国外反响也很大。新闻和文学界有很多人想见见他，一睹他的风采，都遭他的婉拒。有一位布什国女士打电话，说她读了《围城》探测切想见他。钱钟书再三婉拒，她仍然执意要见。钱钟书幽默地对她说：“如果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一定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1991年报11月钱钟书法家80华诞的前夕，家中电话不断，亲朋好友、学者名人、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中国社会科学院要为他开祝寿会、学术讨论会，钱钟书一概坚辞。 居里夫妇视名利如浮云 居里夫妇都是世界上知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是世界上唯一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但他们生活俭朴，不求名利。各种勋章、奖章是荣誉的象征，或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宝物，可居里夫妇视之如废物。1902年，居里先生收到了法兰西共和国大学理学院的通知，说是将向部里提出申请，颁发给他荣誉勋章，以表彰他在科学上的贡献。务请他不要拒绝接受。 居里和夫人商量以后，写了一封覆信：“请代向部长先生，表示我的谢意。并请转告，我对勋章没有丝毫兴趣，我只亟需一个实验室。” 居里夫人的一位朋友应邀到她家做客，进屋后看见居里夫人的小女儿正在玩弄英国皇家协会刚刚授予居里夫人的一枚金质奖章，惊讶地说：“这枚体现极高荣誉的金质奖章，能得到它是极不容易的，怎么能够让孩子玩呢?”居里夫人却说：“就是要让孩子从小知道荣誉这东西，只是玩具而已，只能玩玩，绝不可以太看重它，如果永远守着它，就不会有出息。”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 江苏人 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 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牛津大学就读，曾用笔名中书君，是著名的作家，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钱钟书在文学，国故，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 钱钟书对翻译问题的研究虽然失之零散却十分严肃，而且是全方位的。他早在1934年就明确使用过“翻译学”和“艺术化的翻译”钱钟书梳理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原则，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旗帜鲜明地提出以诗译诗的主张，并以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独步当代译坛。钱钟书在译学方面的论述，在中国译界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他所标举的“化境”说，更产生了深远影响。 那“化境”作何理解？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写到：“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化境说”一出，在译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化境”的真正内涵，在于无痕与存味。无痕，既要有对原文的理解，又不拘泥于原文，即“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资质依然故我（《林纾的翻译》）；存味，是将原作毫无穿凿的化在译文的语言框架内，仍保留原作的风味。 因难见巧，臻于化境 《管锥编》中有一段翻译，以极简省的语言说明一位盲人与一位腿脚不利落的跛者相互扶助、取长补短、彼此协作的情况： One man was maimed in his legs, while another has lost his eyesight. The blind man, taking the lame man on his shoulders, kept a straight course by listening to the other’s orders. It was bitter, all-daring necessity which taught them how, by dividing their imperfections between them, to make a perfect whole.一跛一盲，此负彼相，因难见巧，何缺成全〔8:549〕。 译文形式整齐，格律铿锵，琅琅上口，对原文意思的表达基本没有增减，与读原文获得的感受没有什么差异，可谓翻译得非常巧妙。在另一场合，钱钟书又提及蹩、盲二人的两句经典对白，十分富有机趣。两人都对自己的生理缺陷非常敏感，因而对话暗藏机锋：“盲问蹩：‘您行吗？’蹩答盲：‘您瞧呢！’”相信许多人读后会心一笑，称道盲、蹩二人的机敏，同时更折服于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殊不知，这是钱钟书译自18世纪德国文家的谑语。该译例是钱钟书津津乐道并身体力行的翻译“化境”的一个具体体现。 Fie wrangling Queen—/Whom every thing becomes, to chide, to laugh, / To weep; whose every passion fully strives/ To make itself, in thee, fair and admired!
钱钟书杨绛的一世情缘 一见钟情 １９３２年春，杨绛考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读外国文学专业。在此之前，杨绛还在东吴大学读三年级时，她的母校振华女中校长为她争到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打算送她到美深造。在那个时代，出国留学一件非常风光的事，对于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杨绛却犹豫了。她以前常听父亲说起留学的事。穷人家的孩子留学等于送出去做“人质”，全力以赴，供不应求，好比给外国的强盗捉了去，由人勒索。如此这般，还不如在本国较好的大学里学习自己喜爱的文学。经过慎重考虑，杨绛告诉父亲不想到美国留学，想报考清华研究院读文学。 后来她果然考上了清华，还因此认识了钱钟书。她的父母便开玩笑说：“阿季（杨绛）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那时，清华大学的女生还不多，研究院里的女高材生当然更少。女生要在大学里找个男朋友，真是太容易了。而杨绛非常独特，她不像一般女大学生那样爱打扮，她衣着朴素，甚至显得有些土气。可她毕竟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大律师杨荫杭的女儿，名门闺秀，又是美国教会大学毕业，比起国内一般国立私立大学来，东吴大学的毕业生气质上更神气。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自然深受男生的爱慕。了解当时清华的人说：“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欲求之当偶者７０余人，谑者戏称为七十二煞。”她仍芳心未许，或许是天意，她等待一个人——等待着后来相识的钱钟书。 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不久，就知道已是三年级本科生的钱钟书的赫赫大名了。 钱钟书名气真大，新生一入校便都会知道他。但他的架子太大，一般低年级的学生根本不敢冒昧去拜访他，所以许多新生都有觉得他很神秘，更想一睹他的风采。 １９３２年春天，在一个风光旖旎的日子，杨绛结织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才子。杨绛初见钱钟书时，他穿着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钱钟书的个头不高，面容清癯，虽然不算风度翩翩，但他的目光却炯炯有神，在目光中闪烁着机智和自负的神气。而站在钱钟书面前的杨绛虽然已是研究生，却显得娇小玲珑，温婉聪慧而又活泼可爱。钱钟书侃侃而谈的口才，旁征博引的记忆力，诙谐幽默的谈吐，给杨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于淡泊的高考作文素材 导读：本文关于淡泊的高考作文素材，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关于淡泊的高考作文素材 摘要：淡泊于名利，是做人的崇高境界。没有包容宇宙的胸襟，没有洞穿世俗的眼力，是万难做到的。淡泊于名利，方能成大器，方能攀上高峰!在物欲、名利横流的当今，有志者更应守住淡泊，向自自己既定的目标前进! (1)引言 淡泊于名利，是做人的崇高境界。没有包容宇宙的胸襟，没有洞穿世俗的眼力，是万难做到的。 淡泊于名利，方能成大器，方能攀上高峰!在物欲、名利横流的当今，有志者更应守住淡泊，向自自己既定的目标前进! (2)事实论据 关麟征辞官隐居 关麟征是黄博军校一斯期生，曾在******军队中历任要职。他经过长期征战和宦海沉浮，逐渐看透自己前半生争名夺利的官场生活，于1949年秋辞去陆军总司令职务、退出******军界，拒绝接受随蒋介石飞往台湾的命令，借故在香港隐居下来。从此，他不参加任何政治性的集会和社会活动，不接见任何记者采访，断绝一切与党政军故旧的联系，整日以读书、写字为乐。其间蒋介石、蒋经国你子曾数度
邀请他去台湾任职，并许以高官厚禄，他都婉言谢绝。从44岁至85岁逝世，他一直过着淡泊的隐居生活。 钱钟书终生淡泊名利 当代大学者钱钟书，终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他谢绝所有新闻媒体的采访，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的记者，曾千方百计想冲破钱钟书的防线，最后还是不无遗憾地对全国观众宣告：钱钟书先生坚决不接受采访，我们只能尊重他的意见。 80年代，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特邀钱钟书去讲学，每周只需钱钟书讲40分钟课，一共只讲12次，酬金16万美元。食宿全包，可带夫人同往。待遇如此丰厚，可是钱钟书却拒绝了。 他的著名小说《围城》发表以后，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在国外反响也很大。新闻和文学界有很多人想见见他，一睹他的风采，都遭他的婉拒。有一位布什国女士打电话，说她读了《围城》探测切想见他。钱钟书再三婉拒，她仍然执意要见。钱钟书幽默地对她说：“如果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一定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1991年报11月钱钟书法家80华诞的前夕，家中电话不断，亲朋好友、学者名人、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中国社会科学院要为他开祝寿会、学术讨论会，钱钟书一概坚辞。 居里夫妇视名利如浮云 居里夫妇都是世界上知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是世界上唯一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但他们生活俭朴，不求名利。各种勋章、奖章是荣誉的象征，或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宝物，可居里夫妇视之如废
钱钟书经典美文翻译详解(2008-04-25 10:45:09) 标签：钱钟书名篇翻译译注名师教育分类：园丁四季之歌 出场人物：申雨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钱钟书先生的这篇散文说的是窗子，但是其用意绝不仅仅是说说窗子而已，而是要以窗子来比喻生活、比喻人生。从语言上看，《窗》延续了一贯的钱派手法，用词平实、普通，没有长句，没有什么复杂结构，非常从容地叙述、说理，却又紧紧地扣住了主题。这样的特点对翻译构成的难度不言而喻，翻译中应当时时充分考虑上述特点，尽量在译文中体现出来。 一逐句分析： 窗 Random Thoughts on the Window （题目中的这个窗字，包含的意思较为丰富，使人有多种联想，因此译成Random Thoughts on the Window。） 又是春天 It is spring again 中文是无主句，英文没有这样的句子结构，因此用It is...句型。原文里“又”用在句首，但是英文如果也把again放在句首，这个词就太突出，分量太重了。所以again一词在译文中放在句末和原文“又”放在句首分量相当。
窗子可以常开了 and the window can be left open as often as one would like 用定冠词the 加单数名词window来代表所有的窗子。英语里表示“全部”可以有几种方法：1）复数名词，2）不定冠词a/an+名词，3）定冠词+名词。这里就是用的第三种，更侧重其一致性。“常开”不能译成can open often或can be opened often。因为原文是从人的角度说的，人们什么时候想开窗都行，所以用了one would like这样的说法。 春天从窗外进来 As spring comes in through the windows 这句把春天拟人化了，英文也用同样的结构就行。窗外：out of the window。但是，如果把“从窗外进来”理解成一个过程，用through表示就比较好。 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 so people--unable to bear staying inside any longer--go outdoors 破折号之间的形容词短语说明人们在屋里坐不住的原因。bear：忍受，后面既可跟-ing动词，也可跟不定式动词。 不过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The spring outside, however, is much too cheap 这里的“贱”，是说春天多阳光，以多为贱，中外同理，用cheap也就顺理成章了。 到处是阳光 for the sun shines on everything 这里和上一句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用了连接词for来说明原因。最好不要译成the sunshine is everywhere。因为阳光并不是一种存在，而是说照耀在所有的一切上面，因此说shines。 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 and so does not seem as bright as that which shoots into the darkness of the house 用seem是指屋里屋外阳光是一样的，只是环境的反差使阳光显得不同罢了。as...as是表示屋里屋外阳光的比较。that指the sun。
说笑 钱钟书 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 把幽默来分别人兽，好像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他在《动物学》里说：“人是惟一能笑的动物。”近代奇人白伦脱（Ｗ．Ｓ．Ｂｌｕｎｔ）有《笑与死》的一首十四行诗，略谓自然界如飞禽走兽之类，喜怒爱惧，无不发为适当的声音，只缺乏表示幽默的笑声。不过，笑若为表现幽默而设，笑只能算是废物或者奢侈品，因为人类并不都需要笑。禽兽的呜叫，尽够来表达一般人的情感，怒则狮吼，悲则猿啼，争则蛙噪。遇冤家则如犬之吠影，见爱人则如鸩之呼妇（Ｃｏｏｉｎｇ）。请问多少人真有幽默，需要笑来表现呢？然而造物者已经把笑的能力公平地分给了整个人类，脸上能做出笑容，嗓子里能发出笑声，有了这种本领而不使用，未免可惜。所以，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渐丧失，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 笑是最流动、最迅速的表情，从眼睛里泛到口角边。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载东王公投壶不中，“天为之笑”，张华注说天笑即是闪电，真是绝顶聪明的想像。据荷兰夫人（ＬａｄｙＨｏｌｌａｎｄ）的《追忆录》，薛德尼斯密史（ＳｕｄｎｅｙＳｍｉｔｈ）也曾说：“电光是天的诙谐（ｗｉｔ）。”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我们不能扣留住闪电来代替高悬普照的太阳和月亮，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笑变为一个固定的、集体的表情。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种机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髅的露齿，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态。柏格森《笑论》说，一切可笑都起于灵活的事物变成呆板，生动的举止化作机械式。所以，复出单调的言动，无不惹笑，像口吃，像口头习惯语，像小孩子的有意模仿大人。老头子常比少年人可笑，就因为老头子不如少年人灵变活动，只是一串僵化的习惯。幽默不能提倡，也是为此。一经提倡，自然流露的弄成模仿的，变化不居的弄成刻板的。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资料。这种笑本身就可笑。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假如一大批人，嘻开了嘴，放宽了嗓子，约齐了时刻，成群结党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
关于钱钟书的作文素材一代鸿儒的围城内外作者/湖南晓君回首过去的一个世纪，饱览群书、博古通今者大有人在，精通多国语言、学贯中西者不乏其人，但钱钟书是独特的。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登堂入室；渊博使他站得高，看得透，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他被学术界誉为“文化昆仑”。真正走近钱钟书时，也许你又会生出无限感慨！骨子里的狂狷有一种人外表温软，内心却十分强悍，钱钟书就是一例。儿时的他，已显出禀赋异于常人，表现在“专爱胡说乱道”“好臧否古今人物”。上小学时，父亲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事实上，直到后半生他才渐渐敛住锋芒。钱钟书之狂，在清华读书时就开始显露。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放言要“横扫清华图书馆”。从外文系毕业时，校方决定破格录取他留校，他一口拒绝了，并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够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钱钟书对同辈学人也多有臧否。他对胡适派的文学史考证和陈寅恪式的以诗证史，均深表不满；对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也大加嘲讽，说：“自从提倡幽默文学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1992年，安迪先生到钱钟书府上拜望，请教其对几位文化名人的看法，他的评价几乎全是负面的：对王国维，说一向不喜欢此人的著作；对陈寅恪，说陈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对张爱玲，很不以为然；对鲁迅，说他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阿Q正传》则应加以修剪才是。黄永玉在《北向之痛》中回忆，“四人帮”横行时，学部通知钱钟书去参加国宴，说“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钟书一再拒绝：“我很忙，我不去！”通报者只得讨饶：“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钱立马回应：“不！不！不！我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深度评论】狂，容易让人想起狂妄；狷，容易让人想起耿直。钱钟书的狂，绝非通常意义上的目空一切，而是率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正如钱先生自己所言，“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多维解读】 1.心境淡泊。钱钟书说过，“即使司马迁、韩愈住我隔壁，也恕不奉访。”他深居简出，不愿拜访别人，甚至拒赴国宴，目的只有一个，愿意用更多时间从事自己钟爱的事业。一个“忙”字，将他珍惜时间、淡泊名利的品德展示得淋漓尽致。 2.艺高人胆大。钱先生之狂，狂在才气，狂在学识，狂得汪洋恣肆，狂得令人折服。若非学贯中西，如何能够对张爱玲、鲁迅等名家“说三道四”。姑且不论其观点是否偏颇，但能够指出名家的不足，没有非凡的德识学养与才情胆略，自然是做不到的。【适用话题】个性、真与美、坚守、超越、文化、偶像。令人惊叹的“大阿官”钱钟书夫妇刚到牛津求学时，租住人家提供的伙食很差。妻子杨绛担心他总吃不饱影响健康，就要搬家。最初，不会做家务的钱钟书不同意，等妻子找到合适的房子后，才搬了家。入住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杨绛醒来，发现“拙手笨脚”的钱钟书竟然煮了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做了又浓又香的红茶，还有黄油、果酱、蜂蜜……连同一个床上用的小桌，径直将早餐端到妻子床前。从那以后，他们一同生活的日子——除了在大家庭里，除了家有女佣照管一日三餐的时期，除了钱钟书生病的时候，早饭总是钱钟书起来做给妻子吃。妻子怀孕时，他谆谆嘱咐：“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并郑重其事地早早陪妻子到产院定下单人病房，请院长介绍专家大夫。妻子产后住院期间，他每天探望，时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不是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就是砸了台灯，再不就是把门轴弄坏，门关不上了……幸好妻子总是回答他：“不要紧，我会洗。”“不要紧，我会修。”他就充满感激，放心地回去了。妻女出院时，他请汽车来接。(作文素材)回到住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妻子吃。以致杨绛惊叹：钱家的人若是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深度评论】钱钟书除了是大作家、大学问家，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丈夫。在妻子杨绛面前，他没了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成了拙手笨脚，需要人照顾，却又恪尽职守的好丈夫。【多维解读】 1.动人真情。谁会想到，一个在学术上耿直得近乎狂妄的人，在家里、在妻子面前，竟是如此细腻，如此动情。 2.好习惯。有一个习惯，钱钟书坚持了一
高考作文素材：“心要在焉”
【试题回放】 阅读下面材料，按要求作文 在一次追思“文化昆仑”钱钟书先生的活动中，清华大学(招生办)一位老师这样说：“?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面还有两句是?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 这便是让我们心有所止， 心在焉。 钱先生学问做的如此出色，就是因为?心在焉?”。但是看看我们周围，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社 会，有多少人则是“心不在焉”…… 请以“心要在焉”为题，写一篇议论文，不少于 800 字。 【试题分析】 近几年广东高考(微博)作文题根据写作内容或写作范围提供的条件来划分，有三类： 一是直接给出“标题/话题”的作文题； 二是由“导语/材料”引出“标题/话题”的作文题； 三是由“导语/材料”引出写作范围的作文题。 2012 年深一模作文命题为第二类：由“导语/材料”引出“标题/话题”的作文题。要求学生 读懂材料后以“心要在焉”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跟以往十年的深一模命题有不同： 1、不再采用过去“从以下两题中任选一题”的命题模式； 2、限定了写作文体：议论文。 【由“导语/材料”引出“标题/话题”的作文题审题指导】 1、读懂“导语/材料” 由“导语/材料”引出“标题/话题”的作文题在引出标题和话题之前，肯定有一个导语或者 有一个材料，所以，第一步是读懂“导语/材料”，准确理解“导语/材料”的表层意思。 要特别注意， 理解这类作文题的“导语/材料”必须准确、 客观， 千万不能离开“标题/话题” 任意主观发挥。 2。提炼“导语/材料”的关键词 由“导语/材料”引出“标题/话题”的作文题型审题的关键是能否抓住关键词。 写作这种题型的作文，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认真审读“导语/材料”的基础上准确筛选出 关键词。 所以，面对这类作文题，必须首先抓住“导语/材料”核心意思，提炼出关键词。 3。准确理解“标题/话题”词中的关键词 从考场作文反映的问题看，低分作文很多是因为考生不能揭开“导语/材料”和“标题/话 题”表面隐喻， 透视出所给“导语/材料”和“标题/话题”的寓意， 造成偏题跑题， 结果一着不慎， 满盘皆输。 所以，“标题/话题”词中的每一个字都非常关键，审题必须抓出关键词，立意必须扣紧 关键词。 只有准确理解“标题/话题”词中的关键词，才能抓住核心意思，进而提炼出准确的立意。 【给出了“标题/话题”的作文题审题指导】 1、抓住“标题/话题”的关键词 如果只是一个词语或一个概念， 不带定语、 状语的词语做标题， 则这个标题就是关键词。 如果给出的“标题/话题”是一个有关系题意的题型，则要特别注意。首先要确定哪几个 词是关键词。能否准确确定关键词是切不切题的关键。 如果是并列式短语的“标题/话题”，审题立意的关键是讲清二者的关系。 如果是偏正式短语的话题，中心是“正”词，“偏”往往是修饰或限制，所以“正”词就是关
钱钟书先生 教学目标 1．体会钱钟书先生淡薄名利、学贯中西的独特人格魅力，感受作者对钱钟书先生的崇敬之情。 2．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了解白描手法的特点及其作用。说明： 本文节选自《北向之痛——悼念钱钟书先生》，作者黄永玉是当代著名的画家，与钱钟书先生之间交情颇深，“文革”期间还曾相邻而居。在他的笔下没有过多的修饰，而是运用白描的手法，让人物用自己的语言、行动去“塑造”自己。这一手法的运用，使得一个知识渊博却又不计较名利的大学者钱钟书先生的形象呼之欲出，令人印象深刻。而看似作者隐蔽了起来，其实对于钱钟书先生真切凝炼的崇敬之情读者在字里行间中一览无余。因此通过文本的学习，学生能对白描的表现手法有一定的了解，同时也能对钱钟书先生——“民国第一才子”有进一步的认识，感受他独特的魅力。 建议一课时。 教学重点与难点 1．重点：了解作者运用高超的白描手法，凝练、生动地将钱钟书先生的形象展现。 2．难点：体会钱钟书先生淡薄名利、学贯中西的独特人格魅力，感受作者对钱钟书先生的崇敬之情。 说明：
白描是这篇文章的重要表现手法，也是授课的主要内容。但是如何将这一术语引入课堂，让学生理解而非机械地记忆却是学习的障碍点。初三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本分析能力，通过对人物语言的分析学生能够对人物进行把握，能够发现正是钱老先生自己的语言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塑造了自己严谨治学、淡泊名利的形象，而非作者直接进行评论。这就是白描表现手法的特点，教师只要介绍稍加即可。在教学过程中，对于人物性格、品质的把握不能够概念化以及脱离文本，学生阐述自己对于人物的理解必定是以文本为依据的。 教学过程 先生之今天就让我 课文，思考：文章一共写了钱钟书先生几件事情？用简练的语言概 拒绝江青之邀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读后感 《写在人生边上》，这个名字，确实也取得巧妙。作者将人生 比喻为一本书，将一部分人比喻作书评家或批评家，而另一些人则为消遣者。这样的比喻，已然是出人意料，而十分贴切。下面是关于写在人生边上读后感，欢迎阅读！ 这个散文，给人的感觉总是很风趣、很幽默，但是又很富有哲理。 就说这个书名吧，初看上去还真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这题目 到底是啥意思呀？再看看钱钟书先生写的序，“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末，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有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于是，恍然大悟。是呀，人生这本大书我们又能读懂多少呢？能在它边上写上些什么的，也算是不错了。 我们学生们是还不够资格在人生的边上作批注的——至少我还 没有这资格，因此只能在钱钟书先生这本《写在人生边上》的大作中选上这么一小段，叫做《论快乐》的议论的边上，写上一小段随感。毕竟是个孩子，我从不觉得人生太长或是太短，因此，依照钱钟书先生的观点来看，我目前所经历的生活既不是特别快乐，也不是很痛苦，只能算是平平淡淡吧。 不过，平平淡淡的人生可以是一种事实，但决不可以是一种观点。人生的痛苦正是由于它是漫长的，但也正是因为它是漫长的，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找快乐，去感受快乐——即使快乐是转瞬即逝的，
矛盾的双方是辩证统一的。乐观的过一生，人便会变得阔达，一切也会变得相对美好；悲观的看世界，本就痛苦的人生会变得愈加冗长，一切令人所厌恶的东西会被无限的放大。 因此，虽然人生注定是不快乐的，我们仍能乐观地过一生。 不同的人对待任何事物总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有人乐观地看待人生；有人悲观地面对人生，而我们应该乐观地看待人生，面对人生的一切。 一看《写在人生边上》这个书名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你只要看看这本书的序就能懂一点，“家事人生是一本大书，那末，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有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我们每个人对待自己的人生又能读懂多少？能在边上写上一些，算是不错了。 人生不可能完全是快乐的，也不可能完全是痛苦的。我们的人生都是有苦有乐，只是我们如何去看待？乐观的人对待一切事物都会感觉是快乐的，而悲观的人对待一切事物都会觉得是痛苦的。即使我们不能完全乐观地对待一切，但我们可以在困难时苦中作乐。这样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自己的人生。 《写在人生边上》与其称之为书，倒不如说是钱钟书先生一生的感悟。如先生所言，我目前所经历的生活既不是特别快乐，也不是很痛苦，只能算是平平淡淡吧。对，平平淡淡才是真，有哪个人可以辉煌一世？又有哪个人可以暗淡一辈子？人生的大起大落，换来的只不过是若有若无的虚名罢了，何必让自己受苦。
不追求名利的作文素材 1：钱钟书终生淡泊名利 当代大学者钱钟书，终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他谢绝所有新闻媒体的采访，中央电 视台《东方之子》栏目的记者，曾千方百计想冲破钱钟书的防线，最后还是不无遗憾地对 全国观众宣告：钱钟书先生坚决不接受采访，我们只能尊重他的意见。 80年代，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特邀钱钟书去讲学，每周只需钱钟书讲40分钟课，一共只讲12次，酬金16万美元。食宿全包，可带夫人同往。待遇如此丰厚，可是钱 钟书却拒绝了。 他的著名小说《围城》发表以后，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在国外反响也很大。新 闻和文学界有很多人想见见他，一睹他的风采，都遭他的婉拒。有一位布什国女士打电话，说她读了《围城》探测切想见他。钱钟书再三婉拒，她仍然执意要见。钱钟书幽默地对她说：“如果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一定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1991年报11月钱钟书法家80华诞的前夕，家中电话不断，亲朋好友、学者名人、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中国社会科学院要为他开祝寿会、学术讨论会，钱钟书一概坚辞。 2：居里夫妇视名利如浮云 居里夫妇都是世界上知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是世界上唯一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 学家，但他们生活俭朴，不求名利。各种勋章、奖章是荣誉的象征，或许多人梦寐以求的 宝物，可居里夫妇视之如废物。1902年，居里先生收到了法兰西共和国大学理学院的通知，说是将向部里提出申请，颁发给他荣誉勋章，以表彰他在科学上的贡献。务请他不要拒绝 接受。 居里和夫人商量以后，写了一封覆信：“请代向部长先生，表示我的谢意。并请转告，我对勋章没有丝毫兴趣，我只亟需一个实验室。” 居里夫人的一位朋友应邀到她家做客，进屋后看见居里夫人的小女儿正在玩弄英国皇 家协会刚刚授予居里夫人的一枚金质奖章，惊讶地说：“这枚体现极高荣誉的金质奖章， 能得到它是极不容易的，怎么能够让孩子玩呢?”居里夫人却说：“就是要让孩子从小知 道荣誉这东西，只是玩具而已，只能玩玩，绝不可以太看重它，如果永远守着它，就不会 有出息。” 居里夫妇，重视事业，淡泊名利。 3：关麟征辞官隐居 关麟征是黄博军校一斯期生，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历任要职。他经过长期征战和宦海沉浮，逐渐看透自己前半生争名夺利的官场生活，于1949年秋辞去陆军总司令职务、退出
聂友军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3期 钱钟书翻译实践论 钱钟书对翻译问题的研究虽然失之零散却十分严肃，而且是全方位的。他早在1934年就明确使用过“翻译学”和“艺术化的翻译”（translation as an art）［1:111］两个术语；《林纾的翻译》一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钱钟书的翻译观；另有大量见地独到的有关翻译的片断论述，散见于《管锥编》、《谈艺录》等著述中。钱钟书对翻译研究中的常规问题和热门问题，从翻译的基本理论、翻译的性质、方法、规则到翻译中的文化问题、社会功用等，都有广泛而深入的论述。 钱钟书梳理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原则，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旗帜鲜明地提出以诗译诗的主张，并以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独步当代译坛。钱钟书在译学方面的论述，在中国译界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他所标举的“化境”说，更产生了深远影响。但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钱钟书的翻译理论特别是“化境”说抽象、玄妙、可操作性不强，对其称引颇多，全面系统的论述和阐发甚少。本文拟对钱钟书翻译实践的不同层面进行梳理，以期为当今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传通和文化转型提供有借鉴价值的思路。 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 翻检钱钟书的翻译，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典雅的文言行文。同一种语言也有雅、俗之分，正、奇之判，骈、散之别，文、白之辨。刘勰指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就是主张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文学的正奇、雅俗。钱钟书在《与张君晓峰书》［2：410］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言与白话之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文言、白话两者各自具有不可否定的存在价值，可以互相补充。用中国古代语言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不是没有先例，晚清和民国初期也曾一度盛行用骚赋体写作来虚饰模仿古典的高雅风格。钱钟书借助典雅文言翻译西方作品，并将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早在1935年，钱钟书为温源宁一本英语文集作书评，将书名Imperfect Understanding译作《不够知己》，深得“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赏识，誉之为“雅切”［3：1］。钱钟书在书评中将《中国评论周报》的一个栏目“Intimate Portraits”译作“亲切写真”，把温源宁描写吴宓的一句话“Like nothing on earth: once seen, never forgotten.”译作：“入得《无双谱》的；见过一次，永远忘不了”［4］，真乃神来之笔。 选用雅言还是俗语、文言抑或白话，除了学科、文体的客观要求外，还取决于作者的偏好，然而“至精之艺，至高之美，不论文体之雅俗，非好学深思者，勿克心领神会”［5：107］。正是基于这一公允的认识，钱钟书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与学术著述中，除了用外语写作一些论文外，一直都用典雅纯正的文言与清晰明澈的白话两种语体齐头并进。《谈艺录》、《管锥编》等学术著作的撰写主要运用典雅文言，相应地，涉及西方文献，一律用典雅文言译就，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许多人对钱钟书《管锥编》的写作与翻译使用文言不明就里，甚至口出怨言。钱钟书在1934年就曾指出：“一切学问都需要语言文字传达，而语言文字往往不能传达得适如其量；因此，不同的学科对于语言文字定下不同的条件，作不同的要求。”［6:331］本文认为：从目的看，学术著述既不同于普及读物，与小说等文学创作也大相径庭；从对象看，“作者选择了什么读者，什么层次的读者，他的语言便随之而变化。”［7:239］从内容看，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探讨的是中国古代典籍，用文言行文，直接深入到古人的语言天地里去，省却古汉语今译的麻烦，况且许
打通:寻找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 ———对钱钟书中西比较诗学观的梳理和研究方法的剖析 袁仕萍 内容提要:钱钟书中西比较诗学观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传统诗话的终结和现代诗话的开端,其宏大的创作格局形成了充满活力的话语空间。本文梳理了钱钟书中西比较诗学观,即“邻壁之光,堪可借焉”、寻找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剖析了钱钟书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即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钱钟书的话语空间在对人类文化本质的认识与阐释方面获得一种哲学突破,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代学术宗师和文化大师。 关键词:钱钟书 中西比较诗学观 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袁仕萍,襄樊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诗学和美学。本文是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07Q063】的阶段性成果。 T i t l e:O p e n i n g u p:AS e a r c h f o r t h e C o m m o n P o e t i c a n d C u l t u r a l Q u a l i t i e s,A n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o f Q i a n Z h o n g-s h u's C o m p a r a t i v e P o e t r y a n d A n a l y s i s o f H i s R e s e a r c h M e t h o d s A b s t r a c t:T h e f o u n d i n g o f Q i a n Z h o n g s h u's c o n c e p t o f c o m p a r a t i v e d i a l o g u e a n d b e g i n n i n g o f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p o e t i c d i a l o g u e.T h e g r a n dc r e a t i v e f r a m e w o r k i s p e r m e a t e d w i t hl i v e l y d i s c o u r s e.T h e n t h e a u t h o r s e e k s f o r t h e c o m m o n p o e t i c a n d c u l t u r a l q u a l i t i e s i n t h e C h i n e s e l i t e r a r y c i r c l e a n d t h a t o f f o r e i g n c o u n t r i e s.T h e a u t h o r a l s o a n a l y s e s Q i a n Z h o n g s h u's t h r e e r e s e a r c h m e t h o d s i n c o m p a r a t i v e p o e t r y:i n f l u e n t i a l r e s e a r c h,p a r a l l e l r e-s e a r c h a n d c r o s s-b r a n d r e s e a r c h.A f t e r s u c h a f o r e m e n t i o n e d t a s k s,t h e a u t h o r d r a w s a c o n c l u s i o n t h a t Q i a n Z h o n g s h u's c o n c e p t a n d e x p o u n d i n g o f h u m a n c u l t u r a l e s s e n c e a r e p h i l o s o p h i c b r e a k t h r o u g h s w h i c h e n a b l e h i mt o m a k e a b o a s t o f b e i n g a m a s t i n c u l t u r e a n d a c a d e m i c r e s e a r c h e s. K e y w o r d s:Q i a n Z h o n g s h u C o n c e p t o f c o m p a r a t i v e p o e t r y R e s e a r c h m e t h o d s A u t h o r:Y u a n S h i p i n gi s a s s o c i a t e P r o f e s s o r i n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0f L i t e r a t u r e,X i a n g f a nU n i v e r s i t y(X i a n g f a n 441053,C h i n a).H e r r e s e a r c h i n t e r e s t s a r e p o e t i c s a n d a e s t h e t i c s.E m a i l:s h i p i n g72@163.c o m 钱钟书中西比较诗学观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传统诗话的终结和现代诗话的开端,我们完全可以将钱钟书视为中国比较诗学举足轻重的大家。 一、“邻壁之光,堪借照焉” 钱钟书《管锥编》中引用八百多位外国学者的一千多种著作,其初衷就是“邻壁之光,堪借照焉”。①换句话说,钱先生认为“异域语可参”,②他要用外国的文艺理论来观照中国的文学现象,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技巧和理论。在考证《毛诗正义·氓》时,钱先生指出中国文学作品向来工于叙事,其文字皆妙有波澜,其内容多富于曲折。发展到后来的传奇、小说,则成了故作波折,滥弄狡狯。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也早就有过总结。如金圣叹曾说:“费却无数笔墨,只为妙处;乃及至妙处,即笔墨却停。”③这种技巧发展到最后,就成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章回小说公式。追寻了这种技艺的历史发展,比较分析了它的特征之后,钱先生借来了“邻壁之光”。他说,法国女作家乔治·桑曾经称赏大仲马和欧仁·苏能够在长篇小说的每章收尾来一个奇峰突起,“使读者心痒情急,热锅上蚂蚁似的要知后事。”④19世纪的法国小说家鲁德维希对这种技艺作过分析,认为其作用之一是刺激“好奇 241 袁仕萍:打通:寻找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对钱钟书中西比较诗学观的梳理和研究方法的 剖析
钱钟书，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又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钱钟书在文学，国学，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代表作品有《围城》、《管锥编》、《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 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87.95分，为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同船赴英。初到牛津，就摔了一跤，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钟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杨绛急得不知所措。幸好同寓都是医生。他们让杨绛陪钟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 《写在人生边上》：这是一本薄薄的散文集，除《序》以外，包括《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窗》、《论快乐》、《吃饭》、《谈伊索寓言》、《谈教训》、《一个偏见》、《释文盲》、《论文人》共十篇。 写作背景： 此文产生源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作家认为中国人缺少幽默，于是乎大力提倡幽默文学小品文，但遭到一部分文艺作家的反对，鲁迅首当其中站出来批判：当代中国是一个“皇帝不肯笑，奴隶不准笑”的时代，是一个“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
代。浅薄的小品文，一方面点缀着人们的太平盛世，一方面掩盖着穷人的呼号和血泪，到头来，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场笑，收场大吉。有人问道钱钟书先生的观点，于是钱先生就以辛辣的语言、嬉笑怒骂之口吻，旁征博引、酣畅淋漓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 课文分析： 第一自然段：起，从笑入手，谈幽默文学。 第二自然段：承，从人和动物对比的角度来探讨笑的问题。 第三自然段：转，交代文眼，说明“笑”是不可认为的。 第四自然段：合，旁逸斜出，挥洒自如，指出幽默不能成为主张和职业。 第五自然段：补充，首尾暗合，指出假充幽默的两个动机 一、简要分析“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这句话。 开门见山，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针对的就是幽默文学的提出。他一下子就把“幽默文学”这么庄严的四个字和“卖笑”两个字联系到一起，具有很强的杀伤力。表明了钱钟书先生的态度，同时也设定了这篇文章写作的角度，也就是说，他不是正面地、全面地来谈论幽默文学的问题，而是只从“笑”的角度，来发表他对“幽默文学”的看法。 二、分析“经提倡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句话。全文的文眼。因为真正的“笑”，是像闪电一样，是流动的、是迅速的、是个人的，一下子就过去了；而提倡的“笑”，是僵化的、是刻板的、是群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