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割据战乱时期，客观上出现了民族大迁徙、大同化、大融合。
曹操统一北方，扩大了北方民族的接触和了解，蜀汉平定南中，吴国招抚山越，都安定了地区民族关系，加速了民族融合。
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大规模内迁至黄河下游，四川、甘肃少数民族在川、陕间移动，有的起义、有的起兵，打击了晋的统治。永嘉年间数以百万计的北方汉民族迁徙到南方，造成南方经济变化和民族关系的变化，使南方经济发展起来。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更迭，北魏鲜卑族"混一戎华"政策，把中国早已形成并正在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大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们采取分土定居，改变狩猎游牧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向以农业为主，他们设太学，重视用儒学培养官僚，重用汉人士人，对北魏法律及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巨大作用。
北魏孝文帝改革更以法律形式，加速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让鲜卑族用汉服、汉语、鼓励与汉士人通婚等，本身就具有民族融合、同化的过程。
北魏末年，爆发各民族大起义，这次大起义体现了各民族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在共同斗争中民族关系改善了。加深了民族间的了解，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同化、大融合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
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
了汉化。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迁都洛阳，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这大大加速了胡汉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爨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开发
三国时期，黄河流域大批农民为逃避战乱，南迁长江流域，并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江南人民一道劳动，使江南地区得到了初步的开发。西晋末年，北方又有大批农民为逃避民族压迫和战乱，流亡到江南。到东晋、南朝时，由于南方社会秩序较为安定，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南方的生产力水平又有了很大提高。隋唐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得到发展。大运河的开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江南经济的重要。唐朝中后期，封建经济继续向闽江、珠江流域扩展，广州是当时南方的大都会，对外贸易发达，由此可见当时南方经济的繁荣。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南方战祸较少，相对安定，而北方又有在批劳动力为避战乱逃亡江南，使南方经济又获得更大程度的发展。大约在这一时期，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开始超过北方。经济重心已由北方转移到南方，此后这一趋势不断加剧，到南宋时，南方经济已占绝对优势，当时太湖周围地区已成为全国农业产量较高的区域。“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状况。宋元时期对外贸易的出口，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元朝开通漕运和海运路线，其目的就是实现南粮北调。可以说，元大都的繁华，有赖于南方经济的强大支撑。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继续发展，在农业、手工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明朝时，全国出现了30多个城市，且大多数处在江南地区。到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并在清朝前期得到缓慢发展。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之所以由原来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到江南，这是当地所在自然环境与整个社会生产力之间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黄河流域地处温带，四季分明，而平原广阔，土质疏松；江南地区则气候湿润，雨量充沛，而地多丘陵，土质坚实。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当上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业种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不仅来得早，且发展得
更为容易。因此，黄河中下游地区首先成为我国古代经济的重心。但秦汉以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再加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频繁战争，使这一地区的经济遭到破坏，而江南地区相对处于比较安定的环境，这吸引了大批逃避战乱的北方人口，这为江南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唐代中叶以后，江南水稻的产量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从而有了“天下江淮为国命”之说。
简述魏晋玄学的发展及基本内容
魏晋玄学的发展经过四个时期：第一是曹魏正始时期。玄学家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以《易》《老》为理论论据，盛倡“贵无”，鼓吹“言不尽意”，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为门阀士族利益服务；第二是西晋初至元康时期。玄学家以竹林名士阮籍、嵇康为代表，思想上与何王学派对立，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代表庶族寒门的利益；第三是晋元康时期。玄学家以裴頠为代表，提倡“崇有论”，反对“贵无论”；第四是晋永嘉时期。玄学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是玄学的综合和完成时期。
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魏晋人注重《老子》、《庄子》和《易经》，称之为“三玄”。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综观魏晋玄学，其基本特点是：
①以“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老子》、《庄子》注解《易经》。
②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作为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崇有论者裴頠则认为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
③以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哲学的基本内容。贵无派把“无”当作“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郭象则主张独化说，认为“有”是独自存在的，不需要“无”作为自己的本体。
④以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其哲学目的。王弼用以老解儒的方法注《易经》和《论语》，把儒道调和起来，认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郭象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理论，认为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是一致的。阮籍、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表现出反儒的倾向。
⑤以“得意忘言”为方法。针对汉儒支离繁琐的解释方法，王弼、郭象等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
⑥以“辨名析理”为其哲学的思维形式。玄学家重名理之辨，善作概念的分析与推理，辨析名理是其思维形式的基本特征之一。
玄学就其哲学范畴来讲，可称其为行而上学，“行而上”简单来说既是抽象出来的意思，玄学也便是对一些抽象内容以生动的方式方法进行解说和发展。
嵇康、阮籍、山涛、阮咸、王戎、向秀、刘伶等, 世人称之为“竹林七贤”
所谓魏晋玄学，与世俗所谓玄学、玄虚实有不同。观念应出自《老子》，王弼注《老子》时，曾提出「玄者，物之极也。」「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乃是探索万物根源、本体等层次的观念。对于当时所流行的相关论题，魏晋人又称为「名理」之学，详加分析事物观念，考究「形名」、「言意」等论题。
汉末随着儒家经学的衰微,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
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另一个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倡自何晏,夏侯玄.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学,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
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后来玄学的内涵被不断扩充，不断被后世方术家所充实。产生了包括山、医、命、卜、相在内的五种体系，这些玄学体系的思想借鉴于先秦的阴阳学说，而这些思想并不是直接借鉴而来的，主要是由于汉时道教的兴起，在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时候，除了引《道德经》为经典的同时，也把阴阳学说五行演德学说一起丰富起来，所以玄学同道教的渊源极为深厚，可以说都是国学思想组成和传承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