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朝法律儒家化
摘要
法律儒家化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影响着中国法律的走向，汉朝是法律全面儒家化的开端。本文从汉朝法律儒家化是历史的选择及法律儒家化的表现来对汉朝法律的儒家化进行阐述。
关键词：汉朝；法律；儒家化
The brief analysis of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Laws in the Han Dynasty
Abstract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law is an important proc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law. The penetration of Confucian thoughts towards the law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Chinese law, and the Han Dynasty is the out set of the thorough Confucianization of law. This paper expatiates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law in the Han Dynasty in two aspects:Historical choice, representation.
Keywords: the Han Dynasty; law; Confucianization
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法律的儒家化。“法律儒家化”的命题，是瞿同祖先生于1948年在《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中明确提出的[1]。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祧之正宗。”[2]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人伦道德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伦理法的性质。具体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进行立法、注律，以儒家思想量刑定罪、断案等[3]。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就是儒家引经断狱、以礼入法、礼法合一的过程。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是中华法系形成礼法合一这一特色的进程。经过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和法家全盛的秦朝，在汉代儒家思想占据了主流的思想地位，并继而成为以后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法律作为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汉代也因此而出现了儒家化的趋势。
一、汉朝法律儒家化是历史的选择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胜景，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显学”当中，只有儒家思想自汉武帝之后成为两千多年
封建社会的官方正统思想，所以在此需要探究为何汉代的统治者会选择儒家学说作为治国之正统，并使国家的法律政治制度都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其对于其他“显学”有无考虑选择，又是怎样最终选择了儒家学说。由于在春秋各学派中，儒墨道法是公认的“显学”，所以我们在下面将针对这四家学说，一一说明汉代统治者对于法律儒家化的历史选择。
（一）汉初尝试道家思想但放弃
道家学说相传是由春秋时期的老子所创，在政治上主张清静无为、顺应自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反对严刑峻法。在许多学者看来，道家思想是趋于消极避世的，但笔者认为这是对道家思想或者是老子思想本身的一种误读，老子所主张的无为而治是治国的一种最高境界。通览中华上下五千年，每一个缔造盛世的帝王，莫不是遵循了老子的治国之道，我们解读老子的时候往往只狭隘地看到“无为”，却没有看到后面“而治”这个更重要的东西，老子并并不是主张君主什么都不要做，而是主张统治者要控制自己的私欲，提高自身的修养，选用合适的人才并使其充分发挥作用，这样统治者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是却是国家得到了很好的治理，所以道德经中说“无为而无不为”，这才是其精华，连孔子都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①即使是被认为与道家主张截然相反的的积极入世的孔子也主张无为而治，可见这确实是治国的最高境界。所以道家学说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层次太高的学问，因此千百年来受到百般误解，以至于成为消极思想的代名词，这在汉朝也不例外。
汉朝是由布衣皇帝刘邦开创，他亲眼目睹了秦朝统治者由于暴政而由盛到衰的全过程，鉴于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汉初的统治者认识到靠暴力与镇压是不可能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的，而且经秦末战乱之后，整个社会一片疮痍，民无盖藏，人无作业，天下苦秦。当时的人们亟需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当时社会上盛行的黄老学说便引起了汉初统治者的注意，其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主张很好的契合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因此被统治者所采纳，在几代皇帝的努力之下，开创了中国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这也是道家学说在治国实践上成功的体现。但是，正如前所述，汉初的统治者们也仅仅把道家学说理解为“消极”的治国之术，随着国家的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各种弊端也随之显现：
1、在“消极”治国思想的指导下，土地兼并严重，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同时，统治者一味地强调无为，放松了对农民应有的管理和控制，导致大量的农民为逃避赋税而脱籍，成为“亡人”，流民问题越来越严重，影响了政权的稳定。
2、在政治统治上，放松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致使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在自①
己的封国内都享有极大的权力，一改原来“捍卫中央”的初设目的，形成了一股对皇权的巨大威胁力量，后来爆发的“七国之乱”虽被镇压，各诸侯王的实力仍很强大，对中央集权仍然是严重的威胁。
3、在对外关系上，汉初妥协退让的“和亲”政策已然失灵，匈奴屡屡侵犯内地，导致外患不断，也威胁着汉政权的统治。
这些问题的出现已经威胁到国家的根基和稳定，于是汉武帝不得不放弃道家学说，寻找一个新的治国之道解决国家的危机。
（二）墨家思想被直接忽视
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与儒家齐名的显学，但它却被我们忽略了几千年，可以不夸张的说，在春秋战国时的各显学中，只有墨家似乎从来没有被统治者考虑施用，在笔者看来，这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换一句话说，笔者认为，墨家思想无论是对于当时的奴隶社会还是之后的封建社会而言都太过超前了，所以才导致了这样尴尬的局面。
墨家思想，为战国初期墨子所首创，他主张的基本精神是兼爱、非攻和尚贤，后面二者在当时的社会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单从“兼爱”这种思想来说便体现了其在当时社会的极度超前性，墨家的兼爱思想是墨子所向往的理想社会，是当时中国人的乌托邦、理想国，他主张人们不分等级高低和贫富贵贱都应该相互平等、互相关爱，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当时的墨家思想都基本上包含了当今西方人所倡导的自由与民主，甚至更为完善，而且墨子的“民主思想”是基于中国当时的国情提出的，与社会的契合度极高，所以他的思想在平民阶层大为流行，成为一大显学，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和大贵族们是不可能接受这种超前的思想的，当时的中国社会还处于阶级社会的早期，统治阶级作为既得利益者，是绝对不可能接受民主与自由的，我们更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评价当时的统治阶级，他们的专制与权威在那个时代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一种文明进步的典型表现，所以只能说墨子的思想生不逢时。
到了汉代，等级制度进一步发展，社会制度更加走向专制和集权，墨家学说的生存空间也就越来越小，在民间流传已经很困难，遑论被统治者采纳并作为治国之策。于是汉武帝在寻求治国之道时，墨家思想毫无悬念的被直接忽视并继续沉默了下去。
（三）关于法家思想的采用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他们最为重视法律的作用，对法律有深入系统的研究，把法律看成是治国的根本，正是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秦国从一个西方的无名小国一跃而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并一举横扫六国，一统寰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王朝，
然而秦朝的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在战乱的时期，法家的铁血和高压政策能使国家迅速强大，但当国家稳定之后，需要的是温和的治国之术，于是秦朝在建国之后仍然没有改变统治的策略，还变本加厉的推行严刑峻法，实行高压统治，最终激起民变，二世而亡。
“成也法家、败也法家”的秦朝成为汉朝统治者鲜活的前车之鉴，他们看到了法家带给秦朝的巨大成功，了解到法家思想是绝对有其可取之处的，但是秦朝的薄寿短祚又使法家思想成为暴政的代名词，这就意味着汉朝的统治者们即使想推行法家思想，也不能明白地承认，因为一旦对外宣称自己是以法家思想治国，必将被认为是实施暴政的宣告，因此汉武帝选择了一条中庸之道：即采纳法家思想中对治国有利的方面，并利用儒家思想对其进行改造，摒弃那些不利于统治的内容，并且丝毫不表露出采纳法家思想的事实，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外儒内法”。就这样，法家思想成为统治者幕后的工具。在笔者看来，汉朝法律的儒家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法家思想的儒家化。
（四）儒家思想的最终确立
通过以上的分析，已能看出为何汉武帝没有采纳道墨法三家的思想，也从反面说明了最终选择儒家思想的必然性，然而还必须对儒家思想本身进行探究，寻找其可以作为正统思想并使法律最终儒家化的正面原因。
儒家，有春秋时期的孔子所首创，其核心思想是仁，主张“礼治”和“德治”，反对苛政与严刑峻法。儒家学说在汉代以前一直未受重视，秦朝时还遭受焚书坑儒的重创，但却顽强的生存了下来，并且在几代传承者的发展下，儒家学说在汉朝还有了新的突破，显现出勃勃的生机，还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董仲舒。
董仲舒是汉代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吸收了阴阳、道、法等诸家的思想，针对当时的中国国情，建构出一套以“天道”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其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天是宇宙中最高的主宰，自然界的变化和规律、国家的治国之道以及个人的道德、情感、行为等都要与天意相符，整个宇宙是一个大一统的秩序体。主张君主要奉天命而行事，同时将儒家法家强调的君权进一步深化，形成了以天子为主宰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秩序模式。这就符合了汉武帝加强中央权力和君权的意图。
在天人感应和大一统的前提下，董仲舒还借助阴阳五行学说，进一步提出了“德主刑辅”的立法指导思想，主张德刑并用、大德小刑。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②“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③主张统治者应任德不任刑。他说：“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
②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③
使阴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不任刑。刑者不可以治世，犹阴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④
这些既符合治国的基本规律，又能避免秦朝的暴政，也不会使社会陷入无序状态，用礼与法来使人民得到约束，这也被汉武帝所接受。
总而言之，董仲舒提出的这些指导思想之所以为汉武帝所全盘接受是因为这些思想充分的适应了当时的中国国情。因此在董仲舒向汉武帝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以亡一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⑤汉武帝欣然采纳并采取了赫赫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定，这也是汉代乃至以后历代法律儒家化的肇端。
就这样，儒家思想正式确立，儒家经义逐渐成为汉代哲学、政治、道德、宗教、风俗乃至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并逐渐向国家立法和司法渗透，出现了以春秋决狱、引经注律等为具体表现的法律儒家化进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汉朝法律儒家化的历史选择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充满着历史必然性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指出：“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二、汉朝法律儒家化的表现
（一）立法指导思想的儒家化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等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奉行儒家思想为正统。以儒为主，儒法结合，并且吸收了道家、阴阳五行家以及殷周以来的天命神权等各种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董仲舒由此将封建的意识形态概括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又将儒家的“德主刑辅”的思想描述成“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的“天意”，并以“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
（二）立法的儒家化
两汉时期的法律形式包括了律、令、科、比、法律章句、经义等。其中的“比”为“决事比”，其作为特别法，是根据《春秋决狱》以及类推的方法而产生的引用以论罪的判例；儒生纷纷参与法律及立法活动，并且开始用注释儒家经典的方式来注释法典，用儒家伦理来解说法典条文，对法典的法家内容进行儒家式改造，形成了“法律章句”；同时，在汉代儒家的经义可以被法官直接引用判断疑难案件，被称为“经义决狱”，所谓经义，即是儒家的纲常伦理，在当时被赋予了“法
④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⑤
理”的效力，而董仲舒作为此做法的倡导者，被引用最多的是《春秋》，故又被称为“春秋决狱”。
（三）法律内容的儒家化
1、关于刑法原则
“上请原则”规定一定级别的官僚贵族在犯罪后，不得受直接的审判，必须先上请皇帝定夺，强调贵贱有别、官民有别，即将孔子的非同姓血缘的君夫一体制加以贯彻，符合儒家“孝”、“忠”的思想原则；“亲亲得相首匿”，具体指三代以内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谋大逆等罪之外，有罪应互相包庇，不得向官府告发。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明确规定：“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⑥据此，卑幼隐匿有罪尊长，不追究刑事责任；尊长隐匿有罪卑幼，死罪上请廷尉决定是否追究罪责，死罪以下也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一刑法适用制度也一直为后世历代所沿用，即是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伦理思想在汉代法制中得到的具体体现；“原心定罪”，即要求特别考察行为人动机的伦理性质。合于纲常伦理即为善，悖于纲常伦理即为恶。时人总结以儒家经义断案的要害是“春秋之义，原心定罪”；自首者减免其罪原则，儒家学说奉行“仁”和“德”，在“法”和“德”之间，“德”是第一位的。犯罪的人自己认罪，宏扬了道德，符合统治思想。这也反映了儒家参与立法所导致的法律价值取向即“教育目的学说”，也是孔孟“民本”思想的体现；矜老怜幼的恤刑原则也是以儒家“仁政”思想为指导，按汉律规定，某些老弱妇孺病残者犯罪，可减免刑罚或区别对待；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根据《汉书·孔光传》转述“汉令”有“犯法者，各以法时律令论之，明有所迄也”的规定，这也是是儒家化的体现。
2、关于刑罚的儒家化。
汉朝多次减轻刑罚，与秦朝广泛使用死刑连以肉刑为主的刑罚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且为封建法制形成“笞、杖、徒、流、死”五刑制度奠定了基础。早在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就进行了刑法的改革。根据汉文帝的诏令，丞相张仓、御史大夫冯敬等拟定了刑罚改革办法，并且最终被汉文帝全盘接受，此次改革废除了三种肉刑，以徒刑取代黔刑，以笞刑取代斩左趾，以弃世取代斩右趾。在汉景帝即位后，又深化了文帝的改革，两度减轻了笞刑，并且废除了宫刑。这两次改革，是中国刑法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改革，使中国刑罚体制开始走向文明，并且由传统的五刑开始向隋唐五刑过渡，是儒家仁政主张对刑罚的一次重大改造。汉代不依靠司法程序，而在儒家“三纲五常”的思想指导下，礼法合并，
⑥
崇尚忠孝，对君要忠，对尊长则以孝为先，即百善孝为先。以礼治代替法治的儒家思想在法律“引礼入律”后的结果。
3、关于民商的儒家化
在汉代法律规定了严格的等级制度，身份等级由官僚阶层、平民阶层、贱民阶层。在官僚阶层规定了许多特权，依从儒家的“礼制”。在婚姻家庭方面，坚持了“对家长不孝或触犯父权者，如殴打杀害家长，告发尊长犯罪、甚至在为尊长服丧期间与人通奸即属大逆不道，要处以极刑，而家长殴打晚辈则一般不受法律管辖，更是秉承了“三纲五常”的儒家家庭伦理的核心。在商业制度上，全面的盐、铁、酒、管始于汉代，对商人单列户籍，规定其不许骑马，不许做官，不许购买土地，并且重征商税。这些也正是儒家的重道义轻功利思想直接影响汉代统治者重农轻商的明显体现。
4、关于司法的儒家化。
在审判案件时候，若法无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因为最常引用的经典是《春秋》，又称为“春秋决狱”。春秋决狱使儒家经义有凌驾于成文法之上的权威，使其直接成为国家法律的渊源，这是中国法律开始儒家化的典型体现。还有重惩不孝不友等一系列制度建设，开始特别注意打击违反儒家理论的犯罪，用刑罚维护礼仪纲常，这都是法律儒家化的体现。由此可见，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对汉朝法律乃至此后的各个时期法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结语
汉朝是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开端，确立了封建国家德主刑辅的立法指导思想，奠定了中华法系礼法结合的特征。汉朝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进一步贯彻儒家所倡导的礼仪原则、等级秩序和伦理道德精神，继承发展了汉朝法律儒家化的传统，产生了“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确立了“重罪十条”的罪名，规定了“八议”、存留养亲制度，这一时期法律儒家化的进程进一步加深。到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正式完成，唐律的典型代表《唐律疏议》将律文和法律解释有机结合于一体，全面而且完美地将儒家思想法律化，将法律制度儒家化，使法律制度和儒家思想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形成了唐律“一准乎礼”的特征，从而使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独树一帜。
参考文献
[1] 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三联书店,2001.
[3] 聂秀娥.论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
[4] 刘广安.中国法律思想简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5] 陈景良,范忠信.中国法制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 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 张燕婴注释.论语卫灵公篇[M].中华书局,2006.
[8] 班固.汉书食货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9]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0] 班固.汉书宣帝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1] 班固.汉书刑法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2] 董仲舒.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 范晔.后汉书应邵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 论语子路[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5] 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第二版)[M].北京大学版社,2005.
从儒家思想感悟人生
从儒家思想感悟人生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下面和小编一起从儒家思想感悟人生吧！ 读《论语》感悟到儒家文化贯穿两千多年历史，辉煌古代，如今《论语》借助电视、网络、讲座向国内外传播，为建设当代人的精神家园做出了贡献。我从养生的立场思考儒学关于人生的基本准则。 1.学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的思维敏捷，会学习，学的程度在于“习”，学后会用，必然产生喜悦。“习”是深入体会、反复练习，如弹钢琴，一个指法就练许多天，体育运动每个项目都要天天拼搏。习的目的在于升华，古儒叫格物，真明白了它的意义必然“悦”之。朋友来了可切磋，可升华，可传播，其乐大矣。孔子指出：人要通过学与习去追求人生的最高极点，是内悦；朋友互访，可以从中交换、互补、提高、借鉴、增强气场，使蓬荜生辉、信誉远播；君子应该有内心中的恒定地位，人不知道你的胸襟作为，又怎能生气呢？做人不是给人家看的，而是要担负起为国为民为人类的使命。圣人的这三句话是人生指南针。 2.三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古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之语。忠、信、习三者是人永远应对照的镜子。子贡问孔子国家安定政治平稳之道。子曰：“足兵，足食，民信之矣”。国家要强盛，经济要繁荣，人民要信实。三股力量齐备，才能使国安定政治平稳，当力量达不到时，先去兵，经济力达不到可去食，但必须让老百姓对国家有坚强的信仰力。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的28年中，经艰苦奋斗，缺兵缺粮食，但人民对党坚信不移，终于建成了中华民族人民民主共和国。 3.天道：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无言”也是一种教育。“道法自然”，神接近天，圣接近地，人要开天辟地，一日九变。既要有理想主义，又要有现实主义。只有理想没有土地者是梦想主义者；只有土地没有天空是务实主义者，二者都不能得到开拓。上天给人自强不息、从容不迫的大气度：地给人以生生不息、温柔敦厚和谦仰的态度，加上人之理想与适应实践创新的摸索，成为伟大的力量，天人合一，与时俱进，一种完美的力量凝聚在心中，即浩然之气，至大至刚，是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事业成功的基础。 4.“安贫乐道”：子曰：“贫而乐，富而好礼”。古有愿安贫乐道、寻找心灵的家园的人物如陶渊明。而今小康世界，物质极大丰富，全国老年人老有所养、有所学、有所用，更
法律儒家化的发展历程 ——以汉到唐朝的法制为例摘要：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法制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以孔孟的儒家文化融入并 成为立法依据的历程。封建法律中，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在治国，维护封建统治，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优越性。本文将从汉朝到唐朝的立法思想及制度方面来阐述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且法律儒家化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法律儒家化汉朝唐朝立法 一、封建法制史中的儒思想想之起源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二、汉朝到唐朝法律儒家化的立法过程 汉律的儒家化始于汉武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范围之大，历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正是从董仲舒开始，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这便引出了——礼律融合，三纲五常的尊卑思想指导立法或者说是指导了法律的价值取向并奠定了其后各个朝代立法的指导思想。汉朝的核心立方思想“德主刑辅”是以儒家的倡导的教育思想为主，并结合法家思想，是汉朝各个法律的立法基础。在各个法律领域中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正统立法思想，同时开始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深入发展，到唐代最终完成。 一、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一）两汉时期——礼法融合的孕育期 （1）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的思想，主张教育的作用，减少了“肉刑”，便是受孔子的“仁政，德治”的影响。 （2）“亲亲得相首匿”是董仲舒结合孔子提出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概念而提出的定罪量刑原则。它规定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亲属之间，有罪应互相包庇隐瞒，不得向官府告发，对于此类容隐行为，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3）汉朝还对各类违反伦常的犯罪进行严酷的处罚，以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 （4）春秋决狱。在司法制度方面，董仲舒首先倡导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中的经义，作为司法裁决的依据。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儒家化的发展（一）等级制度及其特权的法律化 （1）八议入律是儒家化加深的一个标志，“八议”就是对八种特殊人物犯罪的上奏请议制度，是儒家“亲亲”、“尊尊”、“贵贵”思想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 （2）官当入律。“官当”是指官员犯徒刑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和爵位抵罪，又称“以官当徒”。这也是儒家“刑不上大夫”的具体体现。 （3）九品中正制的官僚选拔体制和品官占田荫户制度都体现了儒家“尊尊”的思想。 （二）罪刑适用原则的深刻儒家化（血缘伦理的法律化） （1）五服制罪入律。服制，是以丧服为标志表示亲属间血缘亲疏及尊卑，共分五等，故称“五服”。依据服制原则，定罪量刑是：服制愈近，即血缘关系愈亲，以尊犯卑者，处刑愈轻；相反，处刑愈重。服制愈远，血缘关系愈疏远，以卑犯尊，处刑相对加重；以尊犯卑，相对减轻。它是儒家的礼和宗法关系在丧服制中具体化的表现。 （2）“存留养亲”制度的出现，“存留养亲”是指罪犯的亲属没有他就不能生存的，国家允许其申请暂缓刑罚执行，留家赡养老人的制度。这是儒家宗法伦理和国家法制相结合的典型体现。 （3）“重罪十条”的设立，《北齐律》“重罪十条”，就是对以前历代重罪的总结，即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犯这十种罪，不在八议的论赎范围之内。它强化了对君权、父权、夫权的维护，进一步将儒家的礼制内容引入刑律中，促进了礼法二者的融合，加深了儒家化的程度。（三）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的成型 （1）“礼法合一，一准乎礼”的立法思想。唐朝在立法上形成了宽简、稳定、划一的原则，并且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成为法律的灵魂，立法中以“德礼”为本，以“君臣、父子、夫妻”的儒家礼教的社会统治、家族俗理和道德伦理做为指导思想。 （2）在刑律方面，“十恶”、“八议”、“五服”、“同居相隐”、“矜恤老幼妇孺”等都是围绕违反“三纲”、“五常”准则的犯罪。 （3）《唐律》是一部完备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在漫长的封建法制发展史中一直被奉为楷模。儒家思想中有关法律的观点直接融入律文中，至此，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最终完成。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整体影响 汉代礼法结合，魏晋引礼入律，唐代礼法合一。儒家思想的仁政、礼治、德治的思想经过各代思想家、法学家的发展和填充，已经渗透到法律的各个领域。中国法律儒家化最终完成。 【法律儒家化】 第一阶段：两汉阶段。开始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儒家思想仅对封建社会的司法和法理学（律学）发生影响。主要表现是“经义决狱”和“引经注律”。本阶段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思想。由是开始了礼法结合、同条共贯的儒家化过程。儒家思想通过“经义决狱”“引经注律”和“律学家习儒”三个途径慢慢渗入法律中。 第二阶段：魏晋南北朝阶段。比较活跃的阶段。其特点是，儒家思想开始对封建立法发生影响。主要表现在“引礼入律”。“用法不及权贵”的封建等级制度在各国频繁的立法中尤为突出。儒家思想全面渗透到法律内容中，使法典的体例、形式、刑名上都有新的发展。各个王朝纷纷在吸收前代法律的基础上又不断创新，使儒家化的法律日趋完善。从《曹魏律》、《晋律》、《北魏律》、《北齐律》四部法典中，可以看到儒家思想有几个方面被作为封建法典的普遍原则确立下来。第三阶段：隋唐阶段。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最成熟阶段。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唐律》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融为一体，从而完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唐律》是中华法系的楷模，成为宋元明清历代法律的蓝本。宋至明清是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延续阶段。
“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的梳读与审思 瞿老在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将古代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迁和法律流变归咎于了一句话：“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即“法律为儒家思想所支配的过程”。瞿老认为，“自儒家化过程完成以后，中国古代法律便无重大的、本质上的变化”，换言之，儒家化，即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极为重要的过程，并使得中国古代法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变化。 一、“以礼入法”的解构 瞿老对中国法律儒家化的研究始于其“礼法之争”的论述。 就性质而言，“礼“为儒家“治平之具”，属于差别性的规范，而“法“为法家治国之器，为同一性的行为规范。当然，法家也并不否认诸如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等的分别及存在，其更为注重的是对法律的执行与秩序的维持。儒家也不曾绝对地排斥法律。对于礼法之关系，瞿老并非如吴正茂所说，“将礼完全地排斥于法律之外”，相反，瞿老认为，礼法之关系“密切无比”，既可分治，又可合一，二者均为社会约束、行为规范，其分别既不在形式也不在强制力之大小分异。此当为“以礼入法”之前提。 其次，瞿老指出，中国古代司法“取自由裁定主义”，审判决狱皆有儒家思想的影响，故“断讼必以礼为根据”。然瞿老之意并不旨在于否定法家思想的作用，更非是要割裂礼法之关系，而是说明其司法实在实现一种礼法互补，互为表里的道德法制、贤人之治，并使“纲常名教”的思想皆得理解、解释、适用。此为“以礼入法”之手段。 二、“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在瞿老看来，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始于魏、晋，成于北魏，经由隋、唐采用成为正统，而自儒家化历程之后，中国古代法律便无重大的、本质上的变化”。此观点主要受到三方面的诟病。 其一，法律之儒家化始于汉。瞿老言，“法律之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但在其看来，汉代
从唐律的内容看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完成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
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一）浅谈唐律之儒家化 唐初统治者在目睹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在立法、统治上颇为讲究，强调予民休息，于是以汉初统治者采取了类似的手法即“德主刑辅”的儒家理念，而比对之下，唐初统治者对此更为深入分析和全面的采取实施了这一方法。 1、唐初立法的历史背景 隋朝虽定立了《开皇律》、《大业律》都讲求宽简、轻刑，可在实际运用中却不依法行
儒学，自东周春秋时期起，就开始书写她源远流长的历史。从先秦时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到汉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再到宋明的程朱理学，以及清末康有为等的近现代新儒学，至今已经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并逐步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化内涵。伴随着全球祭孔的声势浩大，对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的探讨也愈发激烈。来自中华网社区https://www.doczj.com/doc/2e18625720.html,/ 在笔者看来，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道德价值 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渊》）。这就表明，“仁爱”是既是一种责任，又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推己为人的利他风尚和助人为善的精神，要求人们做到“互利互惠”。一方面要敢于和善于追求个人正当利益，争取个人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要惠及他人，利他益众。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儒家的众多关于“孝”的论述，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今社会更应该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孟子的性善论提出四种心，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信义”作为它的重要体现，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身求道，舍生取义。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是激励了一代代中国的仁人志士舍身为国。“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是儒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形成及发展有其深远影响。在上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儒家道德伦理学说促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质品质，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人思想为历朝历代所倡导。批判的继承其思想，对于个人德行修养有其根本性的指导作用。 二、教育价值 孔子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兴办私学，推动平民教育的发展，“有教无类”的思想可以说是最早的平等教育主张。“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思想已经影响了无数教育活动的参与者。孔子的教育思想还具有很大的终身性，即提倡“学不可以已”。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为政》）这是他对自己学思历程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可以看出，在孔子的一生中，由十五岁“志于学”开始，到七十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距”而止，其人生境界不断提升，而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其终生“学而不厌”的结果。孔子通过其经历以及理论为后世的教育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其后，宋明理学将儒学的教育思想继承发展，不仅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和终身性，如朱熹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不仅要认识，更应该实践。这种思想对于解决今天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应当有借鉴意义。 儒家的教育思想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教育，对当代人的价值在于思想价值观的修正。比如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人文主义精神，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存高远……这些都对现代教育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三、政治价值 儒家的思想，不仅是道德的哲学，生活的哲学，当然还是政治哲学。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孟子的“仁政”主张和民本思想，主张“德治”“轻刑薄税”“听政于国人”“与民同乐”。儒家还提出廉政的思想，孟子提出了要“仁民”的政德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为政清廉不仅自身廉洁，还要关心老百姓疾苦，为民兴利等。现代的廉政建设也不妨借鉴一二。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说，政府官员的伦理行为，昭示着社会的伦理导向，是整个社会道德的表率，官位不是为自己牟利的机器，而是为百姓造福的手段。 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对于霸权主义横行的时代，儒家“大同思想”及“和”的主张可以起到抵制作用，以“王道”对抗“霸道”，也正是儒家文化从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政治思想，闪烁着民主、民生的光芒，在历史的变迁中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活动。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四、科学、经济价值 儒家文化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已经不是几句话、几本书可以完全概括的了。从儒家文化经典到儒家文化遗址，这些物质文化范畴的东西是我们现代人研究儒家文化的重要工具，科学价值不容忽视。同时，一些文化遗址，如孔府、孔庙、孔林等的开发还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益，推动了一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更是文化上的优势。对儒家文化发源地中国来说，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对孔孟之学全盘否定，又不能陶醉于历史，在故纸堆中被束缚，而应该批判的继承加以吸收，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发挥儒家文化应有的现代价值。 /来自中华网社区https://www.doczj.com/doc/2e18625720.html,/
浅析我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儒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理论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影响很大，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被直接纳入很多的法律制度之中，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塑造了我国古代法律“伦理法”的性格。文章就是通过对儒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法律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再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作出介绍。 [关键词]儒家思想；中国古代法律；法律儒家化 法律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我国古代自从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自夏商周到明清，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古代法律制度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内容丰富、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儒家思想由春秋时期思想家孔子创立。孔子研究总结、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儒家传统的思想文化，形成了一套全面、完整的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1]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仅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而且对全世界尤其是东亚都产生过非常深远的影响。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后，历朝历代的儒学家们根据各自所处的不同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对其进行改造和完善，不断地丰富和充实，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刻的儒家思想，这不仅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更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一、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引礼入法” “礼法”二字是用来描述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法律之间关系的最贴切的词语，中国古代法律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礼与法的相融合和渗透，并由此形成极具特色的中华法律文化。“引礼入法”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从战国末期开始，到秦汉之际形成，到汉武帝时最终确立，再到隋唐时期的成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和一千多年的曲折、渐进的发展，最终形成自己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中国古代法律系统。[2]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这时期的思想也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发生重大变革，出现了很多不同主张的学派。各学派都针对时势，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时间思想活跃、百家争鸣。在法律制度上，就产生了革新和保守两种持不同观点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对立法思想和法治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论战。儒家是政治保守力量的代表，以孔孟为代表，从社会的混乱不堪，“礼崩乐坏”的现实出发，提出顺应时势的“礼治”路线，主张“为国以礼”，强烈要求保存西周以来的礼制，维护尊尊、亲亲的等级制度。法家是政治革新力量的代表，代表人物有管仲、邓析、申不害等，他们极力倡导“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主张“事断于法”，强烈要求打破等级制度的束缚，提出以法来明辨是非，作为治理国家、处理事务的唯一标准，用法来规定社会人员的等级，以法制来取代礼治。法家思想曾一度成为当时社会的统治思想，尤其是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但秦亡的教训使统治者认识到法家思想的局限性，使“礼法合一”历史发展的必然，于是法律儒家化拉开了序幕。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对礼法结合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立足于统治阶级
篇一：感受儒家文化 感受儒家文化 摘要：本文先是对本学期的课程最初的感受做了总结，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我们人生的关系的认识。接着介绍了我国传统文化主要包括的方面，并着重写了儒家文化的感受。本文对儒家思想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理解。对于儒家文化，让我们感触最深的就应该是“仁”的思想，这个思想一直被利用着，教给我们每一个人做人的道理，让我们学会怎么样与现代环境相适应，拥有一个融洽的环境，这个思想甚至被应用到治国之中，许多明君由此产生。还有中庸的思想，很多人对此有一个误解，本文也做出了解释。对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本文在开头也已经给出，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总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关键词：儒学、孔子、仁、礼、孝、中庸、中西方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生这门课程的开场很有意思，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课程开始，老师便提出了一些令人思考的问题，命运构成的原理及本门课程的意义，这对我们这些毫无准备的人来说，真的是一个难题，令人费解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将我领进了这样的一门课程，这也是我选择留下了继续学习本门课程的原因，好有趣的老师，好有趣的问题，还有，好有趣的课堂啊。 针对刚才那个问题，老师给出了回答，观念、心态、性格、行为、结果、命运，这些名词是环环相扣的，构成了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课程一开始，我就懂得了，改变命运必先改变观念，改变观念应从学习古先哲的经典开始，因为继承是创新的前提。是啊，我们必须学习，有了基础，有了地基，我们才能够继续深造，我们才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构建新的东西。就像我们平时建造房屋，没有地基，哪里来的房屋横梁，更何谈我们的装修设计，一切的美感都来自于最初的基础，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古代的文化，继承古代学者的思想，再来谈论创新，再来谈自己的理解，提出自己的思想与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提炼过程中，逐渐结晶为一系列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自成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这使中国避免陷入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迷狂，而发展出一种平实的经验理性。在中国繁衍的各种宗教也熏染上厚重的人文色彩。伦理型的中国文化，不讲或少讲脱离伦常的智慧，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修身为本”，伦理成为出发点和归结点。东西方的文化是不同的，是存在差异的。东方文化注重和谐，注重天人合一，注重伦理，是一元的；而西方的文化是法治的，是二元的文化。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和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 中国的伦理制度，在维持和谐人际关系上，显然比西方的法治高明得多。在健全社会法治的时代，应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不应轻率加以抛弃。 开头先阐述了我们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正是在这种文化差异下，才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如被大家所熟悉的儒家文化，也就是外国人所知道的孔孟文化，还有老子的道家文化，还有佛家文化。这么多文化，也就有这么多的内在东西需要我们去研究，去理解，去发掘。今天，我们就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一种礼
法制史论文儒家思想与 古代法律 集团文件发布号：（9816-UATWW-MWUB-WUNN-INNUL-DQQTY-
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法律 内容摘要：文章主要就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进行简单阐述，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些基本特征，最后就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进行简单分析。 关键词：儒家思想、中国古代法律、礼与法 儒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理论几乎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中华文明性格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儒家提倡的“礼治”、“德治”、“人治”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西汉中期,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思想得以形成。自从西汉武帝“罢黔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历经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和完善，到隋唐时期代《唐律疏议》的颁布，标志着礼法结合的全面完成，儒家思想遂成为了封建法律的正统思想，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均沿袭不变，并对后世封建传统法制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这些影响的影子。历史证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符合古代中国国情的。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的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儒的含义及其法律思想 “儒”原来是指专门从事教育和执掌礼义的人。儒家发展的历史阶段有先秦儒家和秦汉以后作为封建正统的儒家。两个阶段的儒家思想有所继承，但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他们都是以“礼”为核心，主张等级制度；强调德治的作用，注重统治者个人的德行。但二者又是有所区别的，也正是这些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旧儒学的命运。以孔子为代表的旧儒家，主张克己复礼，用已经不适应
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 中国就是世界著名得法制文明古国, 中华法系博大精深。在漫长得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继承发展,代代相传,具有鲜明得民族特色,自成体系,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谓独树一帜,而这一过程最突出得特点就就是受到儒家伦理思想得深刻影响,儒家中得基本法律思想与传统法律逐渐渗透融合,肇始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形成于隋唐。因而,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形成发展中得最重要得特点。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得“周礼”。西周初年,有一个重要得政治家、思想家—周公,她就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武王死后,就由周公辅政。相传周公在辅政期间,曾就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得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得较为全面得周礼,这就就是传说中得“周公制礼”。 周公制礼得内容非常广泛,大到国家得政治制度,小到个人得日常行为都有详细规定。无论就是宗法制、分封制与国家重大活动得制度礼仪,还就是个人得婚姻、丧事、成人礼仪、祭祀活动等都有涉及。通过周公制礼,统治阶级力图使西周得社会制度、国家制度与人们生活以及思想,都要符合礼得要求,做事以礼为准则。 周礼实际上已作为一种积极规范调整着西周时期社会生活得各个方面,因此,周礼也就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得重要形式之一。此后,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西周时周公制礼所确定下来得各种礼制都被继承了下来,特别就是婚姻制度得影响,一直到现在还可以瞧到周礼得影响。
礼最早就是氏族社会时期人们祭祀鬼神得仪式。在这种侍奉鬼神得仪式中已包含了当时人们对于神、对于自然以及对于自己得同类得一些瞧法,而能否参加祭祀、由谁来主持祭祀就是其中得重要内容。西周时期,经周公制礼之后,周代礼制得内容与规模都有了空前发展,对当时社会生活得各个方面都起着重要得调整作用。许多内容为后世儒家所继承与发扬,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得核心内容,并深刻影响着整个东方世界。 礼包括两个方面,一就是国家系统得典章制度,二就是人们得行为规范与婚、丧、冠、祭等各种礼仪。周公制礼后,礼在西周就具备了法得性质,因为它完全具备了法得三个基本特性:规范性、国家意志性与强制性,在当时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起着实际得调整作用。礼被认为就是“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得头等大事,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 礼与刑就是西周法得两个基本方面。在中国法得起源过程中,法与刑为主要内容,刑与法就是相通得。最早以祭祀习俗形态出现得礼,经过夏、商、周得不断发展与改造,成为西周习惯法得重要基础,礼同样发挥着法得功能与作而且它也有法得强制性。礼就是以刑得强制力为后盾保障其贯彻实施得,其本身也包含着刑得规范要求,这就就是所谓得“寓刑于礼”。礼与刑两者既有相通之处,又各有侧重,它们共同起着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们行为得作用。礼就是刑得基础与渊源。礼从积极方面来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而刑则从消极方面来规定人违礼以后如何处罚。
有些内容已不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时有少部份改动，但其思想核心部份即“三纲五常”之道，“纲常伦理”之说和“阴阳天人”之论均未受到动摇，如清律中的“秋审”和家庭 制度等。 （二）浅谈唐律之儒家化 唐初统治者在目睹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在立法、统治上颇为讲究，强调予民休息，于是以汉初统治者采取了类似的手法即“德主刑辅”的儒家理念，而比对之下，唐初统治者对此更为深入分析和全面的采取实施 了这一方法。 1、唐初立法的历史背景
隋朝虽定立了《开皇律》、《大业律》都讲求宽简、轻刑，可在实际运用中却不依法行事而是酷刑重刑广泛运用，甚至“盗一钱以上弃市”，到隋未更是农民运动不断，农民为求生计被迫造反，做为隋未官员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也顺应了这一形势，当李氏家族夺取政权后，明确地认清了战后的社会形势及其需求，也意识到隋朝的短暂和隋朝法制失败的原因，因而在唐初就提出“安人静俗”的方针，而在立法上又提出“一准乎礼”“宽简、划一、稳定”的方针，以求其统治长治久安，富民强国。在十多年战乱后首要是生产力的恢复，人口的恢复因此其政治要求就是减免赋税、予民休养生息，以求达到儒家所描述 的理想社会形态。 （1） 隋未唐初的历史背景对唐统治者立法思想的影响。 针对隋朝的立法，实践脱节，有法不依，以人治代替礼、法、
在实践中重法酷刑，“如盗一钱以上皆弃市”，”轘”“车裂”“枭首”的恢复，隋朝也因此暴政而从此走向灭亡。做为隋朝官宦的李渊父子深有感触，而做为官员，李渊父子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反复引用《荀子·王制》中的：“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在他们看来隋的灭亡，是有完备的法律却有法不依而“益肄淫刑”以至“宪章遐弃”，以至法律成为一纸空文，百姓却民不了生，因此，李氏父子以隋为鉴，如只是要求法要宽简，也要法律稳定连续划一。以使其统治长治久安，在《贞观政要》卷八中更有“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的阐述。李世民更大量引用儒家《荀子》中《王制》《富国》等做为其统治的思想指导，无论在立法、司法和社会制度方面影响颇为深远。 （2） 汉律唐律儒家思想应用之对比 两朝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和法律都是儒家化的产物，但比较之下又所不同。 汉代以“德主刑辅”做为其政治法律核心思想，而唐初则以“德初为政较之本，刑罚为政较之用”为其指导思想，虽然两者皆以德标榜其仁政，但在唐代其儒家理论体系已更为运用得更为成熟和细化。汉律“德主刑辅”则以德教为主以刑罚为辅，两者并用，有主有辅，而其始倡导者董仲舒是集儒、法、阴阳、道等各家为之所用，也有学者认为他是集大成者之大儒，比荀子晚了一百年左右。唐代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则不再将德与刑的关系拟为主辅关系，而是以德礼做为政治的核心，以法律做为政治的工具在原则上两者关系明确化，比较前者吏科学化，而
儒学与人生--试题． 1.单选题(本题总分50.0分, 本大题包括25小题,每题2分,总计50.0分) 1.(本题分值:2)
中国史学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什么？ A.做人与记人 B.记事与做人 C.做人与做事 D.记事与记人 用户答案: 2.(本题分值:2) 钱逊教授认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是什么？ A.修身 B.齐家 C.治国 D.平天下 用户答案: 3.(本题分值:2) 钱逊教授认为，儒学的真正本质是什么？ A.一种政治学说 B.一种关于人生的学问 C.一种纯粹的知识体系 D.一种伦理学说 用户答案: 4.(本题分值:2) “今之学者为人”中“为人”指的是什么？ A.做人 B.做给自己看 C.作为 D.做给别人看，沽名钓誉 用户答案: 5.(本题分值:2) “出自哪部典籍？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汉书》A. 《周易》B. 《孟子》C.《论语》D. 用户答案: :2) 本题分值6.( ”为己指什么？“古之学者为己”中“A.学习修养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要求，是为了自己的一种完善 B.为自己名利一切从自己的利益出发C. 学习自己想要的知识D.
用户答案: :2) 本题分值7.( ”是哪位先贤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A.孙子韩非子B. C.老子D.孔子 : 用户答案:2) 8.(本题分值 做人就是要处理什么样的关系？A.人和事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B. C.人和动物的关系D.人和自然的关系用户答案: :2) 本题分值9.( 儒学讲仁，孔子讲仁学，讲仁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是什么？ 学习别人A. 做自己的事B.从自己做起C.照着别人去做D. 用户答案: :2) 本题分值10.( 如果孔子的思想是仁学，仁的最基本的一个内涵是什么？ 爱学习A. 爱民族B. C.爱国家D.爱人 : 用户答案:2) 11.(本题分值 ”.汗青是什么？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化A.历史B.哲学C. D.儒学 用户答案: :2) 12.(本题分值 下面哪位是儒学的奠基人？孟子A. 荀子B. C.孔子老子D. : 用户答案:2) 本题分值13.( 出自哪部典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礼记》A. B.《论语》C.《孟子》D.《周易》 : 用户答案:2) 本题分值14.( 传统文化的两重性一个是局限性，还有一个是（）？A.重复性时代性B. C.象征性D.历史性 用户答案: :2) 15.(本题分值 儒学的核心是（）？ 人与仁A. 民与君B.仁与礼C. D.人与人 用户答案: :2) 16.(本题分值 儒家形而上学哲学重点是在（）学科中进行展开的？理学、心学A.自然学B.心理学C. D.科学 用户答案: :2) 本题分值17.( 上个世纪，中国哪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研究了周易哲学，研究基督教哲学，参与、组织翻译了许多基督 教经典著作。并用信、知、行来总结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杜维明A. B.冯友兰C.谢扶雅D.熊十力 用户答案: :2) 本题分值18.( ”在儒家思想中指的是（）？“”“身心和谐中心心脏A. B.人的精神C.心思D.心情 : 用户答案:2) 19.(本题分值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说：是什么意思？凭他的能力能治理出周文王那样的盛世A. B.如果我能被用，周国一定胜利
论文编码：安阳师范学院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浅析汉代的法律儒家化 作者韩继伟 系 (院) 政法学院 专业法学 年级 2005 级 学号 05023065 指导教师黄斐 论文成绩 日期 2009年6月6日
学生诚信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安阳师范学院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签名：日期： 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安阳师范学院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签名：导师签名：日期：
浅析汉代的法律儒家化 韩继伟 （安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河南安阳 455002） 摘要：汉朝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由此开始，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正统学说和主流指导思想。中国古代法制建设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法制指导思想、立法原则和过程、司法制度等方面，儒家学说都深入的渗透到了其中。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由“独尊儒术”开始。随着引经决狱进程的推进，法律儒家化成为不可抵挡的潮流。 关键词：儒家化；儒学独尊；董仲舒；引经注律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 汉代的“独尊儒术”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里程碑，由此开始，儒家学说成为了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准则。可以这么说，“独尊儒术”是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要论证这样一个观点，首先，需要认识什么是“独尊儒术”！ “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汉元光元年（前134年）提出的，是汉武帝实行封建思想统治的主要政策，即使儒学成为汉代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 ①从儒学独尊的历程来看： 汉初，统治者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而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应当弘扬对汉代统治有利的儒学思想，摈除其余思想学说，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于是儒家学说渐渐成为汉室江山的正统思想。当然也成为汉代封建法制建设的指导理论。 ②“独尊儒术”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一方面，武帝即位后，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此时统治的政治需要，黄老思想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逐渐并终于占据了统治地位。另一方面， ①《汉书.董仲舒传》
论儒家的法律化与法学的儒家化（注解版） 张守东 在中国哲学史上从子学时代到经学时代过渡期间，[1]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义决狱潮流在把礼与法这两种治国方略结合起来的同时也把儒法这两个虽有师 承渊源却又近乎势不两立的学派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焚书坑儒”还是“独尊儒术”均未使儒法两家真正不共戴天，而终于握手言和，这既是因为原本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是因为彼此需要互补，共同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于是，为了永结同心，儒家传人一改先秦儒家的君臣关系相对论，由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继承了法家的君臣关系绝对论，以便使儒术能为“马上得天下”（汉高祖语）的霸主采纳，同时，汉儒把律学作为家学发扬光大，既使法家系统的法律得以实现儒家化的改造，又象梁治平所说的那样，使古代法的伦理结构得以重建。[2]可以说，汉儒既是儒家的传人，也是法家的传人。 本文拟讨论陈寅恪率先提出的“法律儒家化”、余英时提出的“儒学法家化”以及梁治平提出的“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进而发表本人对相关问题以及“德治”与“法治”的浅见。 一、关于“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一说从陈寅恪开始，瞿同祖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详尽的发挥。陈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指出，“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祧之正统。”[3]不过，陈先生讲的儒家化是从晋而非从汉开始的。瞿同祖的主张大体相同，但他认为汉代已有端倪：“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完成于北魏、北齐，经历了三个半世纪，隋唐集其大成。”[4]他又说，“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经魏、晋南北朝已大体完成，不待隋唐始然。”[5]美国学者布迪与莫里斯在其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也附和法律儒家化的观点，他们指出，虽然法家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内容为中国法律所保留，但在整个帝国时代，真正体现法律特点的是法律的儒家化。[6]关于汉律儒家化的原因，瞿同祖认为，在秦汉时代，中国法律是法家化的。在汉朝，法律本身是法家化的，因为法律不能被随意变化，从而采用了以经义决狱的方法。梁治平却认为，董仲舒的引经断狱往往不是因为当时缺少可资援用的法律规范，而是另有缘故。这缘故或者是法律秩序道德的不利，或者是人们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未能把握儒家的纯正精神，却很难归结为当时的法律是非儒学的乃至反儒学的。董仲舒援引经义都只是辨明事实，而不曾以经义否定成法。[7]台湾学者徐道邻认为汉代引经决狱有三个原因，一、律令发展太快，人们来不及深入理解；二、汉王朝崇尚儒家经术，而儒家认为经书的权威高于法令；三、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本来就很多。[8] 另外，汉代的大儒都写法律章句。儒家一直是法律的反对者，他们为什么对写法律章句感兴趣呢？这是大可寻味的。这是他们以此对法律的适用施加影响，用儒家的思想观点左右法律的实施的积极方式。[9]梁治平认为，古代的律学，不论所采取的形式为“大义微言”，为“章句训诂”，或者为“疏议”，为“讲义”，
汉朝法律的儒家化 更新时间：2012-10-09 03:07:31 来源：中国学术论文网 一、汉朝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背景 1、汉初的社会形势 秦朝统一中国后，专任刑罚，把法家的重刑主义推向极端，导致人民的强烈反抗，最终秦王朝被推翻。继之而起的汉朝，面对的是一派凋敝的社会景象：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库空虚，人口大减，百姓流离失所。“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面对这种形势，汉朝统治者认识到，只有轻徭薄赋，省减刑罚，与民休息才能恢复生产，稳定社会，巩固统治。此时，以“无为而治”为核心的黄老思想成为汉初统治者治国的指导思想，并且收到了显着的效果：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但是，长期实行“无为而治”也带来了一些弊端。汉初，刘邦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之—是“孤立亡藩辅”，因此，一方面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另一方面又分封了十位同姓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形成郡县与封国并存的行政体制。封国不受郡县管辖，在封国内，诸侯王有征收赋税、铸造钱币、拥有军队的权力。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诸侯王的势力也逐渐强大，他们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各占一方，形成割据势力，造成国家统治权旁落地方。封国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直接威胁到中央政府的安全。另外，在对外关系上，匈奴步步紧逼，和亲政策已经不能安抚匈奴。 面对内忧外患，黄老的“无为”思想已经不能满足汉朝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开拓疆土的需要。汉武帝不愿再恪守“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以消极无为的态度听任汉朝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解决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并建立—套与逐步稳固中的统一封建帝国相适应的政治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儒家思想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重视起来的，汉朝法律的儒家化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了。 2、儒家思想的发展 儒家是春秋末期以孔子为创始人的一个学派，也是当时“百家争鸣”中最早形成的—个最大的学派。古代所谓儒，是指掌握一定文化知识，懂得周礼，以“相礼”为业的人士。孔子早期从事这一职业，因而他所创立的学派称为儒家。儒家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先秦儒家和秦汉以后的儒家。 先秦儒家思想继承和发展西周以来的“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孔子一心要恢复西周时期的宗法等级秩序和礼乐典章制度，呼吁“克己复礼”，提出“德治”，重视“人治”，在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中，“仁”为核心，“复礼”为目的，孔子把“仁”和“礼”作为整个儒家的理论基础。 战国时期的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学说，孟子反对用武力即“霸道”实现统一，主张用避免流血的。王道”来达到统一，提出用“德治”和“仁政”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