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
－、前言
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讼案件急剧增加。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诈骗销等问题，其中，欺诈骗销案件上升相度最大，为上年的％。在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资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正是这一规定在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适用这一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在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个热点。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使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得到更有效的运用并促进消费者保护立法进一步发展，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澄清，为此，与澳大利亚的经验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商业法》（TradePracticesAct）第52条进行比较，是值得尝试的。澳大利亚《商法》第52条的条文如下：
第52条
（1）不得在贸易或经营中实施误导成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
（2）本节以下条文中的任何语句，均不得被推断地现作对前款之一般性规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将首先介绍几个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有关的案例，然后提出若于法律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些评论意见。
二、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有关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
尼”耳机。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予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王海感到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京。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此处缺字，谁肯补上？请来邮。）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的才是消费者，买了不用则不是消费者。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
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适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
1996年初，王海到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有欺诈行为。结果，他依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
2.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
1996年春天，当王海在南方屡屡受挫的时候，一位姓耿的消费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场买了三套被标明为“羊绒杉”的“圣柏”牌保暖衬衫。在商场出具的发票上，写明了货品为“羊绒衬衫”，而事实上该货品的羊绒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衬衫不是羊绒，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遭到拒绝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处购物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场购买了同样的衬衫并获得赔偿，故具有一定商品知识。法院这样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含有2％羊绒的衬衫标作“羊绒衬衫”并无不当。被告并未构成欺诈行为。
一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友根，写了一篇论文对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进行了评折。他提出了据认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得消费者保护法上的补救？第二，被告推销该商品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第三，在原告得知实情的情况下，被告的这种方式是否仍然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而能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李友根认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标准之。就是法律的规定。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广根据纺织部的有关规定，羊绒含量低于5％的不可称为羊绒制品。而另一个标准则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专家）的认知水平。据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在一般消费者看来羊绒含量仅2％的衬衫不能被称作”羊绒衬杉“，该商场构成了欺诈行为。
3.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
何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参加过消费者保护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经营名人字画的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画。这两幅画，一为独马，－为群马，是作为已去世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真迹出售的。一个月以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两幅画为临摹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故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双倍赔偿。
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讨论。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第49年的立法原意再次成为中心话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消费者”一语按其原义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
。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内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只要商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应当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则在所不
论。
宿迟先生对“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行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他指出，商家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在进货时有认真审查的义务，末尽此义务者在主观上至少属于放任态度，应被认定为故意。
在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后，许多以此为样板的案件诉至法院，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下一个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谊商城购买了3尊秦始皇兵马俑。几天之后，她得知该兵马俑为仿制品，遂与商城进行交涉，要求按售价的一倍进行赔偿。遭到拒绝后，她以该商品没有任何足以表明其为仿制品的标识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商城提出反诉，称原告在购买这些秦俑时已明知为仿制品，其购买的目的是要获取双倍赔偿，因而构成欺诈行为。法院认为，原告本应知道她购买的这批货物不可能是真品，因为秦始皇兵马俑是国家禁止市场交易的珍贵文物。也就是说，正常的消费者在卖主既没有说明真相但也没有称其为真品的情况下，都应该意识到该货物是仿制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认为，被告本应通过明示该秦俑为仿制品而对商品性质作出严谨、明确的表述，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致发生误解。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给予退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双方各负担一半。
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无定论。人们已经发表的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当然很有价值，但大多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况且，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要做的并不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且是改革和发展法律。
就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围绕以上案件所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这就是该条文的性质，这本应成为论证推理的出发点。
1.性质和目的
在中国目前，人民已经公认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赔偿规定，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众所周知，在大陆法系，惩罚性赔偿从末被承认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我国的《民法通则》追随了这一传统，因而在该法中见不到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据认为，原则上，“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利为目的”，因此，“民事责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惩罚性”。但是，有些民法学者坚持认为民事责任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制裁，遏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补偿，对受损害的权利加以补叙。这－观点为承认惩
罚性赔偿留下了余地。
这里要提到的另一个因素是当今中国在“借鉴外国经验”中对各大法系的兼收并蓄态度。我们毫不犹豫地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与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相一致。而且，我们是按照我国的社会条件来采用这。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在普通法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指的是为惩罚他方当事人而判给一方当事人的赔偿金。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欺诈）于补偿性赔偿金之外适用的。“它们不仅宣示了法院对被告行为的不认许，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这种行为，并且有可能进口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这种行为。”科处惩罚性赔偿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惩罚和制止”不法行为人。
但是，在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除惩罚和制止外）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根据中外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经验，这种鼓励对于惩罚和制止的目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作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首先，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商频率，销售假货或者欺诈地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国，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所以，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对这种行为，法律应采取特殊手段来加以治理。其次，由于这种行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个“责任机率”问题。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有大量的消费者基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了他们的请求权，这样，行为人因其不法行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润，实施这种侵权行为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勾当。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以提高行使请求政的案件数量和单个案件的赔偿数额，使“责任机率”上升，从而使不法行为人感到无利可图甚至反受其害。这样，就可以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立法上来用惩罚性赔偿所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请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实践中，受害的消费者所获得的补偿性赔偿金往往低于他们的实际损失。有一些成本，如为进行追紊所付出的费用和时间、耗费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虑等等，也很难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偿。这就是许多消费者不愿认真对待其权利的一个原因。惩罚性赔偿可望为请求人提供较充分的补偿。即使有人获得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赔偿，这也不能说是不公平。这种收入可以被视作对他的打假行动的奖励，因为这种行动不仅对他自己有利，而且对公众有利。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资助打假”的政策。
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有根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
官所指出的：“它并非旨在创建责任；更确切他说，它是要建立一种行为规范，凡不遵守此规范者将承担由本法的其他条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规定的后果。”但是，同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一样，该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也成了一个引入注目的焦点，与之有关的案件逐年上升。在笔者看来，该条文在是实践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它的两个特点：第一，根据有关的解释，第52条是受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规则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说：“公认的概念，例如关于欺诈和出售假货的侵权行为的概念以及人们多年来对它们作出的分析，可被证明是有助于依据第52条的案件的判决。”根据普通法，“在被告的行为是他为自己获取利益而故意为之，而这种刺益可能大大超过他可能付给原告的赔偿的情况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裁量权。第二，第52条中的行为规则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Court）的意见，“第52条没有一定的界限。”“鉴于消费者保护构成第52条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绝对该条文的适用范围划出明确的边界。”在这样的休制下，人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因而对欺诈行为的有效的惩罚和制止是能够实现的。
2.适用范围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应当被限定为“购买并使用者”。购买者的动机并不是适用该条文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一。据说，该条所关心的是对人们实施的行为，而它对这种行为的唯一要求就是该交易必须具有贸易或商业的性质。至于与交易的人，探究他们是否为消费者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在该条文中根本没有
出现“消费者”的字样。
的确，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些法官和学者所指出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不可被解释为对第49条适用范围的限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该款表明，商业法对于援引其他条文的语句对该条第1款进行随意解释的做法保持着戒备状态。
在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识”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同假货作斗争，它当然不会排斥那些具有进行这种斗争所必要的商品知识的人。难道法律预期那些对商品一无所知的人有能力与售假者对簿公堂吗？这使笔者想起了英国法官在任政行为法历史上有名的“蛋壳脑袋”案件中创立的一项用则：“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认识，以其所见者为限（Thetor-tfeasormusttakehisvictimashefindshim）。”
这意味着，不法行为人没有资格对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显然，一个欺诈行为不会因为它被识破而变成正当行为。
3.对行为的定义
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关键词是“欺诈行为”。与此相类似，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以“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为核心，这一用语似乎经过了更为仔细和精确的推敲。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下与“欺诈行为”的含义及其应用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时与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经验作一些比较。
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2条中，“欺诈消费者行为”被定义为“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这一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参照引用，这里有若干要点需要加以澄清。
〔1）行为的检验方法
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和处罚办法的规定，对“欺诈行为”应当以客观的方法检验和认定，那根据商家在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时所采用的手段来加以判断。处罚办法第3条列举了－些典型的欺诈行为，其中包括：（l）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3）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佯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的，（5）采取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的；（6）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由假宣传的，等等。当然，还有用售假日商品和失效、变质商品的行为，这些规定在该办法的第4条中。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或者说，经营行为的外观）加以确定。
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法院在适用商业法第52条时也采用了客观检验法。法官们认为，“某一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关于该行为及其关联事实与情况的证据来加以确定的事实问题。不论行为是否可能产生误解，只要所有的这些，情况表明它包含或传达了错误的陈述，它就可以被归入第52条所称的误导。”
（2）行为的结果
“按照中国民法，从理论上讲，”欺诈行为“的概念有别于”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后老是指受害人的行为，而前者指不法行为人的行为；后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确定欺诈行为时，实际结果并不是必要条件。
虽然处罚办法第2条含有“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字样，这并不
意味着要求有实际的损失或损害发生。只要商家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且足以给他们带来某种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在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规定吏为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没有必要证明争议中的行为实际地使人上当受骗或者发生误解”。
（3）主观要素
按照中国民法的概念，欺诈行为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客观要素，另一个是主观要素。客观要素是指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如虚假陈述，或者隐瞒实情。主观要素是指实施这种作为或不作为时的故意。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陈述或隐瞒将会损及他人而立意为之，就构成故意。
就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而论，主观要素是否为必要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法学界有些人士认为，商家进货的疏忽大意应当被认定为故意，这种说法既不确切也无必要。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政策，第49条规定的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无过错责任（或者说严格责任）。这种责任可以由特别法规定，而消费者保护法就具有特别法的性质。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观状态是无需考虑的。
澳大利亚法学家在解释商业法第52条时持有同样的观点。正如R·米勒（MiI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条，被告的内在意志是无关紧要的。需要关注的仅仅在于该行为是否有误导性或欺骗性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如果一家被控在陈述过去或现在的事实中违反了第52条，该的意志状态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该陈述包含了该的意志状态。是否违反第52条取决于该陈述是否在事实上包含成传达了虚假的含意，而不取决于该的意图或信念。”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这种侵权行为更为客观，但是，在这里适用假设的理智之人的概念并非十分正确。一个人看若观众，或者他们中的部分，……问他们该行为是否具有误导或欺骗性，但要提出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他们（或者他）已被误导。该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由法院决定的问题。”
4.请求人的主观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保护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个别经营者与全体消费者之间的案件。可以恰当他说，特定请求人的主观状态并不影响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影响其适用的不过是经营者行为的客观状态。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该行为是否足以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这一点是在经营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构成欺诈，即使特定请求人为“知假买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不构成欺诈，即使该请求人确实发生了误解也是如此。
这一观点已经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用，前面前述的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一案就是一例。从着一案件中可以归纳出来的处理方案是，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但是可能使个别人发生误解，就不能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这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其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各方当事人应当将其由该行为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至于因该行为所致损失的承担，则取决于当事人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状况。如果经营者有过错并且他的行为是损失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使它不是请求人发生误解的充分条件，他也应当支付补偿性赔偿；反之，则应由当事人承担自己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他们就应按照其责任比例分担损失。
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础上总结说：“一个陈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听了之后都不
会当真，而某个愚蠢之人竟受其误导，对此应如何处理？一方面，对违反第52条的检验方法是客观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检验法显然并不适合。另一方面，虽然请求人事实上受误导，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听到同样陈述时却不会受误导，这样的情况也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对第52条的违反。”
5.因果关系
一个经营者，如果他的行为足以误导那些具备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费者，则他不得以请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为抗辩。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者尽管有育词不实或者据实末报的情节，但其行为还不足以误导具备正常注意的消费者，那么，他就不能被认定为构成欺诈。在这种情况下，因过分疏忽大意而陷于误解的人不应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保护。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经营者的风险应当被限定在他们应该和能够预见并防止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的范围之内。
在澳大利亚，“在许多案例中，法院曾考虑应如何处理因其末尽合理注意而陷于误解者的地位。”例如，在一个涉及名称相同的餐值的案件中，弗兰克〔Franki）法官表达了“过分愚蠢之人”不应受保护的观点。还有一个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级律师被认为是倍赖了一份买卖合同所附的误导性的规划证书。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或许可以设想，在一个案件中，请求人是如此地说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以致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被控陈述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他订立合同的真正诱因。在这样的案件中，虚假陈述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素已经因请求人过失的介入而被切断。”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商业法第52条中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证明被控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负担是由原告承担的。正如澳大利亚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赔偿，请求人必须证明被主张已蒙
受的损失或损害是‘基于’违反该法的行为。”与此相比较，在中国，依照消费者保护法提出请求的人通常不承担这种负担；他只须证明自己在经营者实施欺作行为的情况下已经为获得商品或者服务支付了价金。关于实际损失或损害的证据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双倍赔偿可能已经足够。当然，请求人可出获得超过双倍价金的赔偿，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蒙受了数额超过双倍价金的损失或损害。根据民法的原则，受害人有权就实际损失或损害请求充分赔偿。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适用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尽管这种途径不如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提供的途径来得便捷。
四、结语。
毫无疑问，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特别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来说，民事责任制度中有关规则的协伺是不可或缺的。这也许是困难的，因为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歧异要通过法律解释甚至通过法律改革来弥合。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官习惯于将民法的一般概念适用于当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适用的特别法规的规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应当更加经常地运用案例研究，并改进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思维方法一般是演绎法，在解释甚至创造法律规则方面，中国的法官不象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行那样地活跃。由此不难理解，在澳大利亚，对商业法第52条的解释总是来自司法实践，而相反地，在中国，对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大多出自学术研究。
惩罚性损害赔偿 惩罚性损害赔偿，指在弥补实际损害之外，根据法律规定，另行主张的赔偿责任，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特定情形，且均要求特别的构成要件。常见的惩罚性损害赔偿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收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有三：a，一方是经营者，一方是消费者。b消费者以消费为目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C，经营者事实欺诈行为，且符合欺诈的构成要件（1欺诈人有欺诈的故意，双重故意，2欺诈人实施了欺诈行为，3被欺诈人因欺诈而陷入认识错误，4被欺诈人因认识错误而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有例外，《食品药品纠纷解释》第3条规定，出售缺陷食品药品的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消费者知假买假（不符合欺诈的构成要件），其主张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权利不受影响。 惩罚性损害赔偿数额为标的额的三倍（不低于500元）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二款：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构成要件：a一方是经营者，一方是消费者b消费者以消费为目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c经营者的行为符合欺诈的构成要件（《食品药品纠纷解释》第三条属例外）d经营者明知所售商品或者服务有缺陷（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e，造成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后果。 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数额：所受损失二倍以下。 三、《食品安全法》148条第二款: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 构成要件：a生产或者销售的食品有缺陷（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b食品因缺陷给消费者造成损害；c生产者为无过错责任，销售者主观上须为明知。 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数额：价款的十倍或者损失的三倍（不低于1000元） 四、《侵权责任法》第47条：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构成要件：a生产、销售的产品有缺陷b生产者，销售者主观上均为明知c 受害人因产品缺陷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 惩罚性损害赔偿数额：a符合《消法》第55条或者《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的，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按照《消法》第55条或《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计算惩罚性赔偿的数额b不符合《消法》55条或者《食品安全法》148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由法官自由裁量。 五、《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第8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房款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一）
（消费者行为）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 罚性赔偿
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和惩罚性赔偿 王卫国 【学科分类】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产品质量法 【出处】民商法网刊2010年第3期总第51期 【摘要】随着欧盟消费者保护统壹T动的不断深入，欧盟消费者保护法于广告、格式合同、担保责任、网络消费和庭外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我国应该借鉴欧盟消费者保护指令的先进做法，尽决制定关联消费交易准则，确保消费者对商业交易的信心，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关键词】欧盟指令；消费者保护；最新发展；启示 【写作年份】2010年 【正文】 壹、前言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案件急剧增加。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诈骗销等问题。其中，欺诈骗销案件上升幅度最大，为上壹年的137.9%。[2]于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运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壹倍。正是这壹规定于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适用这壹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于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壹个热点。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使消费
第52卷第3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Vol．52No．3 2012年5月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May，2012 □民法典研究 论惩罚性赔偿的损害填补功能 ———以美国侵权法惩罚性赔偿制度为启示的研究 马新彦邓冰宁 ［摘要］惩罚性赔偿的损害填补功能关涉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正当性证成，这是大多数美国学者不 遗余力对其进行论证的主要原因。惩罚性赔偿高于受害人可见的实际损害部分，填补的是受害人私 人可见损害背后的无形损害。该无形损害通常难以用金钱衡量，这就是惩罚性赔偿通常以可见损害 的倍数计算赔偿数额的原因。无形损害可以是受害人私人难以用金钱衡量的精神损害，也可以是难 以用金钱衡量的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于侵权行为对社会整体利益造成巨大损害场合，惩罚性赔偿 制度能够激励受害人积极主张权利，并借助于受害人个人利益损失的赔偿填补社会整体利益的损 害，令被告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 ［关键词］美国侵权法；惩罚性赔偿；损害填补功能；社会性损害 ［收稿日期］2011－10－10 ［作者简介］马新彦，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邓冰宁，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长春130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47条明确规定了产品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但根据法律规定，产品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仅限于缺陷产品致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的范围内适用，除此之外的其他损害不予适用，例如，财产损害。”［1］545惩罚性赔偿受到如此限制的重要原因在于其迷惑性的名称———“惩罚性”赔偿。这种“超额”的责任已超出传统意义上的损害填补范畴，是一种民法领域的“惩罚”。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具有“惩罚性”的修饰词，这一概念的基础和本源依然是“赔偿”。既然是“赔偿”，其先天具有的损害填补功能，将惩罚性赔偿制度作为民法领域的“制裁”同公法领域的“制裁”区分开来，并为具有民事责任复原功能的代表性［2］7和填补损害的基本机能性［3］7特点的侵权法体系内设计惩罚性赔偿制度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从而避免了难以调和的逻辑混乱和理念冲突。本文以美国侵权法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损害填补功能的研究为进路，揭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本质在于通过填补侵权行为的全部损害实现惩罚和阻却的目的，为进一步完善《侵权责任法》提供理论支持。 一、美国惩罚性赔偿的损害填补功能 （一）美国侵权法关于惩罚性赔偿损害填补功能的认定 美国侵权法始终将填补损害作为惩罚性赔偿的本源，或者准确地说惩罚性赔偿制度就是为了填补侵权法一般损害赔偿责任无法救济的损害而产生的。虽然惩罚性赔偿所填补的损害在法制的历史变革中有所变化，但是，损害填补始终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本功能［4］615。特别是当现有法律提供的损害赔偿不足以救济损害时，惩罚性赔偿总能发挥特有的损害填补功能，填补所有损害超出法律救济的部分，实现侵权法所追求的损害完全填补的目标。
浅析民法中的惩罚性赔偿 聂安琪 西南大学育才学院法学专业09级2班2009102083 摘要：本文通过对惩罚性赔偿历史来源、我国惩罚性赔偿的发展与实际应用上的分析，认为在民事法律中惩罚性赔偿能够解决一般性赔偿应用中所起到的问题，在一些民事案件中惩罚性赔偿更能够维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但我国的惩罚性赔偿也存在着一些天然的不足与缺陷，需要通过对其的研究来改进、完善。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一般性赔偿、民事法律、侵权 The punishment in the shallow Xi civil law compensates Nie Anqi The southwest university teaches method in the ability and learning hospital to learn profession 09 class 2 class 2009102083 Summary:This text passes the analysi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hysically applied top that punishes sex indemnification history source, our country punishment indemnification, think punish sex indemnification in the law in the civil case can solve general indemnification application in rise of problem, punish sex indemnification in some civil cases can even support the legal rights of civil case corpus.But the punishment of the our country the indemnification also exist some natural shortage and blemish and need to be passed as to it's of research to improve, perfect. Keyword:Punish the indemnification, civil case law and infringement of the sex indemnification, general 一、前言 在民事责任领域，赔偿损失是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之一，一般被认为“是以将受害人发生的实际损害进行金钱上的评估，使加害人对此进行赔偿，由此而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使其恢复到无侵权行为的状态为目的的制度，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中对这种方式已有规定。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填补被害人已发生的实际损失为目的的责任方式已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要。针对现实，有关国家在这些特定领域已突破了传统民事赔偿责任理论的局限，通过立法或司法确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1]。惩罚性赔偿，又称示范性赔偿或报复性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惩罚性赔偿是
2020年司法考试案例分析：食品经营者惩罚性赔 偿的法律适用 2018年司法考试案例分析：食品经营者惩罚性赔偿的法律适用 【裁判要旨】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食品经营者承担 惩罚性赔偿的要件包括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以及明知是不符 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而销售。此处经营者“明知”的认定,应限定为 “故意”和“重大过失”。对于进口食品而言,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 疫机构已经对进口食品作出“检验合格准予进口”的行政许可后,该 行政行为对食品经营者具有信赖利益。食品经营者在依法履行了相 关查验义务及与其经营范围、经营能力相适应的必要审查义务时,不 能认定食品经营者构成“明知”,不应承担10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一条:国家出入境检验检 疫部门对进出口食品安全实施监督管理。第九十二条:进口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应当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口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应当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依照进出口商品检 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检验合格。进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应当按照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的要求随附合格证明材料。第一 百四十八条第二款: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 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 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 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 【案情概况】 2016年8月23日,刘某在南京苏宁易购公司购买了25盒沃格尔 浆果麦片,消费总计1220元,该麦片外包装标示配料中写明含有亚麻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J.N ORTHWEST MIN ORITIES UNIVERSIT Y(Social Science)No.2.2003 论惩罚性赔偿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为中心说开去 付 泳 (甘肃政法学院管理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 要]惩罚性赔偿制度作为一般民事赔偿制度的例外,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对此制度有所涉及。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为中心,探析其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及赔偿范围等,对该条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有所帮助。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惩罚性赔偿 [中图分类号]D92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03)02-0111-05 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又称示范性赔偿(examplary damages)或报复性赔偿(vindictive damages),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惩罚性赔偿是由补偿性赔偿部分加惩罚性赔偿部分组成,因此,它除具有一般赔偿损失的功能外,还有着自己独特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受害人的超损失赔偿功能;二是对不法行为人的惩罚、遏制功能。我国由于受大陆法系民事责任观念的影响,立法上也未确认普遍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仅在两个规范性法律文件中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49条,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95条。①由于《消法》第49条规定的不明确性,使得在理论和实践中对该条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等呈现出难以统一的局面。本文仅以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消法》第49条为中心,阐述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一、我国《消法》第49条适用的实体条件 关于《消法》第49条的适用条件,学者间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有三个条件:(1)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服务有欺诈行为;(2)消费者受到损害;(3)消费者要求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1]。有的学者认为只有一个条件,即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服务有欺诈行为。“三条件”说中的第三个条件是该条适用上的程序要求,本文仅论述该条适用的实体条件。“一条件”说忽视了惩罚性赔偿的基础损害的存在。因此,笔者认为,《消法》第49条,有以下两个适用条件。 (一)经营者提供商品、服务时有欺诈行为 ①《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意见》第295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非金钱给付义务的,无论是否已给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失,都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已经造成损失的,双倍补偿申请执行人已经受到的损失;没有造成损失的,迟延履行金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决定。” [收稿日期]2003-02-27 [作者简介]付泳(1964-),男,甘肃定西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工商管理研究。
exemplary damages（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也称示范性的赔偿（exemplary damages）或报复性的赔偿（vindictive damages），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一般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应当适用于侵权案件，但在美国法中，这一制度被广泛地应用于合同纠纷，在许多州甚至主要适用于合同纠纷。惩罚性赔偿的功能不仅在于弥补受害人的损害，还在于惩罚和制裁严重过错行为；赔偿的数额主要不以实际的损害为标准，且不以实际损害为限。但是惩罚性赔偿的特点并不能割断其与补偿性赔偿的联系。惩罚性赔偿一般以补偿性赔偿的存在为依据，只有符合补偿性赔偿的构成要件才能请求惩罚性赔偿。 以下是exemplary damages的英文解释，选自The Real Life Dictionary of the Law exemplary damages n. often called punitive damages， these are damages requested and/or awarded in a lawsuit when the defendant’s willful acts were malicious， violent，oppressive， fraudulent， wanton or grossly reckless.
Examples of acts warranting exemplary damages：publishing that someone had committed murders when the publisher knew it was not true but hated the person；an ex-husband trashes his former wife’s auto and threatens further property damage； a stockbroker buys and sells a widow’s stocks to generate commissions resulting in her losing all her capital （money）。 These damages are awarded both as a punishment and to set a public example. They reward the plaintiff for the horrible nature of what she/he went through or suffered. Although often requested， exemplary damages are seldom awarded. There have been major awards in egregious （remarkable or outs tanding） cases， such as fraud schemes， sexual harassment or other intentional and vicious actions even when the provable actual damages were not extensive.
惩罚性赔偿 专业年级： 学号： 姓名： 指导教师：
关于惩罚赔偿在我国的现状及思考 摘要：惩罚性赔偿是英美法系中普通法上的一个特有的法律救济制度,是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学上的一项新课题。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 制不法行为的多重功能。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具有密切联系,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使两者保持一种比例关系。中国于1993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首次以特别法的形式确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这是中国民事责任立法的 重大突破。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精神损害赔偿消费者权益保护侵权行为 惩罚性赔偿主要是美国法中与补偿性赔偿相对应的一项特殊民事赔偿制度,它通过让加害人承担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以达到惩罚和遏制严重侵权行为的目的。但由于该制度本身存在诸如合宪性以及过高的赔偿数额等问题,也是英美法系一直以来颇具争议的法律制度之一。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肇端于1994年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在之后的时间中，惩罚性赔偿在《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依旧存在赔偿数额以及赔偿责任认定等方面的问题，需要不断完善。 一、惩罚性赔偿的含义 惩罚性赔偿是指民事主体违反民事法律规定，通过法院判处的由侵害人向被侵害人支付超过实际损失的金额的一种损害赔偿。因其目的在于对被告施以惩罚,以阻止其重复实施恶意行为,并给他人提供警戒和保护公共和平,故惩罚性损害赔偿通常不适用于违约行为,而多适用于侵权行为。惩罚性赔偿至少应包括如下几层含义：其一，它是民事主体在承担补偿性赔偿的前提下承担的责任；其二，它是由法院判处，也就是某个具体案件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必由人民法院以判决的形式作出，当事人不能预先约定；其三，判处的惩罚性赔偿金
论惩罚性赔偿制度 一、惩罚性赔偿的定义惩罚性赔偿制度起端于古罗马等国，但严格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却产生于中世纪的英国[1] ，在美国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展和适用。[2] 对英美特别是近现代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研究，将对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侵权法重述第908 节，给予了惩罚性赔偿一个明确的界定。惩罚性赔偿是在补偿性赔偿或名义上的赔偿之外，为惩罚该赔偿交付方的恶劣行为并遏制他与相似者在将来实施类似行为而给予的赔偿。[3] 本文认为，惩罚性赔偿，是损害赔偿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在损害补偿之外，为了遏制相同或类似行为的发生，维护社会不特定他人的利益，而判决恶意行为人支付的额外的赔偿。惩罚性赔偿属于一种广义的损害赔偿，是一种广义的私法责任，与公法责任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法律制度构建的核心是其所追求的目标，也就是其最终所要达到的社会效果。关于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根据不同的认识，有着 3 种不同的观点：（1）惩罚与遏制；（2）对公共利益损害的补救；（3）补偿。[4]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设计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为了遏 制行为人及他人为某种恶劣的行为而惩罚。在这一层面上，惩罚
并不是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达到遏制行为人及他人再为此类行为的一个手段。惩罚与遏制，惩罚是实现遏制的手段，遏制是惩罚所要达到的目的。 惩罚性赔偿通过惩罚的手段达到了遏制的目的，使得社会公共利益得到了最优的维护，对社会不特定他人再次受到类似行为的侵害起到了预防作用。从这点来看，惩罚性赔偿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而不是对公共利益损害的一种补救。从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中，我们并不能找到任何理论去支撑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可以将对公共利益损害的赔偿给予某一个人。再者，在惩罚性 赔偿金的确定上，我们考虑的基础仍然是受害人的损失，并没有考虑社会或他人的损失。不考虑社会与他人的损失，何来对其进行补偿之说。与其说惩罚性赔偿是对公共利益损害的补救，不如说其目的是为预防公共利益将来再受损害。这里所谓的预防便与 遏制不谋而合。 惩罚性赔偿和补偿性损害赔偿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根据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惩罚性赔偿的请求必须建立在补偿性损害赔偿的基础之上，且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确 定也要受到补偿性损害赔偿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尽管两者之间有 着密切联系，但两者并不是同一法律概念，有着不同的法律目的。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惩罚性赔偿金也扮演着充分补偿的角色，但这种充分补偿的功能仅仅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才会发生作用，不具有一般性，也不符合立法者的立法意图。补偿并不是惩罚性赔偿的
惩罚性赔偿制度──兼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 来源：市院研究室 惩罚性赔偿制度──兼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 2011年04月06日14:51 阮涛 核心提示：本文叙述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内涵、产生和发展，并在汲取了众多学者知识的基础上提出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补偿、惩罚、预防三大功能。 内容摘要：作为一种古老的法律责任制度，惩罚性赔偿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叙述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内涵、产生和发展，并在汲取了众多学者知识的基础上提出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补偿、惩罚、预防三大功能。本文结合国外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分析了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中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实施的可取之处与不足的地方，以期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的适用。 一、引言 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是指法庭判定的超出实际损害
数额的赔偿，即损害赔偿金不仅是对权利人的补偿，同时也是对故意加害人的惩罚。 惩罚性赔偿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等国。在古罗马，侵权行为法的制裁功能不仅在于填补损害，而且在于遏制纠纷当事人之间进行私人报复和械斗。例如，《十二铜表法》第八表中有将盗窃、伤人等应由国家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归类为私人间的侵权行为。为制止这类行为，被害人可以请求被盗物品价值的三倍作为损害赔偿。罗马法之所以鼓励此种惩罚性赔偿，原因在于当时的司法力量有限，不能有效的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法律遂鼓励当事人进行诉讼，并规定了高额赔偿，以遏制此类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由此可知，在古罗马，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作为一种对刑事责任制度的替代，直接调动私人利己之心制裁侵权行为人，对社会治安秩序的维持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虽然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原始形态出现于古罗马时期，然而现代意义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却产生于英国，最早起源于1763年英国法官Lord Camden在Huck-le v. Money一案中的判决，也有观点认为最早起源于英国上议院审理的Rookes V.Barnard案件中的规则，惩罚性赔偿后被美国视为普通法而继受，英美联邦国家也纷纷效仿。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英国得以确立，与英国普通法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我认为主要由两个因素导致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立—1，英国的陪审
论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惩罚性赔偿金(一)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者消费意识的觉醒，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越来越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实施后，社会上更是出现了不少商家知假卖假、消费者知假买假案件。如何认识和判别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针对这一问题，笔者站在惩罚金赔偿的角度，援引古今中外法律法规对其发展历史予以了详细的阐述，并针对我国惩罚性赔偿金的立法价值取向，从其惩罚性、预防性、教育性以及产生的副作用等诸方面进行了论证，同时，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对其构成要件、适用范围以及具体实行进行了阐述，对解决卖买双方利益纠纷和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具有积极的认识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性质惩罚性赔偿金 近年来，在商业领域里，发生了很多起买假索赔甚至是知假买假再索赔的案件。在新闻媒体上，对于这种情况，称之为"王海现象"，对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群众参与的程度之广泛，讨论之深入，都是前所未见的。这种在商品买卖中发生的争议，本属民法的调整范围，但是，人们并没有真正从民法的角度去研究它，也没有在学术上引起特别的重视。正因为如此，对于这种"王海现象"的讨论，也就没有抓住其本质，讨论的深度也就不够深入。 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增强，打假者索赔胜诉的案件被不断揭载于新闻媒体。例如，南京一消费者购买了当地的一辆北京吉普车，不到15天就发现汽车发出异响，经检测为冒牌产品，当事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向卖方公司提出退车并要求加倍赔偿。卖方后同意退车，但不同意加倍赔偿，随诉诸法律，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买方已经接受了卖方公司的退车款，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已经不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因而索赔没有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不服上诉，二审法院确认卖方公司的行为系欺诈行为，判决其承担双倍赔偿的责任，再给付退车款一倍的赔偿金。〔1〕在这一件案件中，一审和二审的判决理由截然不同，判决的结果也截然相反。这其中，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对买假索赔案件性质的认识分歧。 问题还不仅于此，对这类案件的处理不当，还关系到立法的意图是否能够贯彻到底。由于有些这类案件处理不当，致使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商家和厂家气焰嚣张，受假冒伪劣产品坑害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知假买假的打假者的打假热情受到打击，形成了不正当的情势。因而，媒体道出了"冷脸难看、冷凳难坐、冷言冷语难听；投诉难投、索赔难索、商家厂家难斗；王海还能撑多久"的呼唤。〔2〕对于这样的问题，不能不引起重视。 一、欺诈销售、双倍赔偿案件的法律性质 "王海现象"是一种通俗的称谓，指的是在消费领域中，经营者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提供欺诈性的服务，消费者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商家或者厂家双倍赔偿的案件，在这类案件的讨论中，最值得研究的，就是案件性质的讨论。但是，在理论上，消费领域中双倍索赔案件的性质是什么，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笔者认为，从民法的角度观察，这类案件的性质就是惩罚性赔偿金。 在我国法系，无论是侵权损害赔偿，还是违约损害赔偿，都是一种单纯的补偿性的民事法律制度，其基本的功能，就是补偿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的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所遭受的财产损失。这种补偿，既不能小于损失的数额，因为赔偿小于损失数额，就使损害没有得到完全的救济。也不能超过损失的数额，因为赔偿数额超过损失数额，就会给受害人以不当利益。在我国法系看来，无论怎样，惩罚性赔偿金都是不可理解的，不可取的。因为惩罚性赔偿金就其性质而言，实际上就是一种私人罚款，是对民事违法行为的惩罚措施，它与私法的补偿性质是不相容的；如果允许在私法领域中对民事违法行为进行惩罚，就会混淆公法与
我国消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一、我国消法中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55条规定了产品欺诈和服务欺诈的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该条款具有以下几个含义： 首先，消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金是违约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惩罚性赔偿责任既可以适用于侵权损害赔偿，也可以适用于违约损害赔偿。消法第55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是发生在消费领域中的违反合同义务的惩罚性赔偿，而不是在侵权行为领域中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欺诈是该条款的构成要件。欺诈行为的特点，一是欺诈一方有欺诈的故意, 目的在于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而进行交易行为；二是欺诈的一方实施了欺诈行为，或者是积极地捏造虚假情况，或者是歪曲和隐瞒事实的真实情况；三是在客观上，对方当事人因此而陷入错误的认识，而且消费者的错误认识与生产经营者的主观欺诈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后文中将提到的王海打假案例中，我认为生产经营者的主观欺诈行为并未造成消费者的错误认识，与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我认为王海故意购买伪劣产品并要求生产经营者赔偿并不符合消法第55条（在2013年10月之前是消法第49条）的构成要件。 二、关于消法惩罚性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惩罚性制度会导致消费者的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不完全承担风险后果时所采取的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为。消法中的惩罚性制度容易诱使消费者，利用自身对商品了解的信息优势，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索取惩罚性赔偿。例如，消法实施之后，1995年3月，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购买了一副索尼耳机，然后依据消法第49条规定向商家索取双倍赔偿，随后王海开始在北京各商场购假索赔，50天左右的时间，获赔偿金将近8000元。1995年11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和中国消费者报联合主办有关“双倍赔偿”
食品安全与惩罚性赔偿案例集锦 （来源：网络） 近年来，针对食品问题的打假案件逐渐增多，很多是针对食品标签问题，但食品经检验质量却完全合格，对此应否适用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十倍惩罚性赔偿，经常引起争论。作者对此类情形作了梳理，认为对于标示缺失或标示不当，消费者因此主张十倍惩罚性赔偿的，均可予以支持；但对于标示瑕疵，则不应支持惩罚性赔偿。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十倍惩罚性赔偿，是国家对食品安全“重典治乱”的鲜明注脚，也是当前我国法律体系中仅有的“异数”。就司法实践而言，一方面这一规定使得消费者维权案件激增，且绝大多数由职业打假者提起；另一方面，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即便是职业打假者，也大部分针对食品标签，即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主张十倍惩罚性赔偿，但这些食品经检验质量却完全合格，并无毒害。由此造成审判实践的困惑与裁判尺度的不统一，亟须对此加以梳理，以回应司法实践的需求。 第九十六条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一、食品标签是食品安全标准的内容之一 据以衡量食品是否安全的标准为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法用了一章来规定食品安全标准，其中第二十条规定：“食品安全标准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四）对与食品安全、营养有关的标签、标识、说明书的要求；……”可见，食品无毒无害，自然是食品安全标准的重要内容，但并非全部，标签同样是食品安全标准的内容之一。 食品安全法出台之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很不统一。食品安全法公布后，原卫生部出台规划，拟将原有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等整合成唯一的强制性标准。目前，国家卫计委已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清理完毕，迄今为止，已公布300多部食品安全标准，覆盖6000多种食品。有关食品标签方面，当前已公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主要有：《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除此之外，针对某一特定食品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也有的对标签问题作了规定。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十九条的规定，食品安全标准是强制执行的标准。从法理学层面看，食品安全标准属于技术性规范，并且是强制性规范。因此，标签不符合有关国家标准，即便产品本身质量合格，也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二、食品标签问题的具体类型 食品标签中的内容较多，各种不同的食品又各自有所不同，因而标签中的问题也很多。总结司法实践中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 1.标示缺失
论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 摘要：惩罚性赔偿的内涵在于其具有惩戒性，不但要求侵害人对其造成的实际损害进行赔偿，而且要承受额外的惩罚，以儆效尤。分析我国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现有规定，发现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适用范围、适用条件、赔偿金额等方面可以作进一步进行完善。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制度惩戒性适度开放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概述 对于惩罚性赔偿，英美法对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的定义为：“法庭判定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即损害赔偿金不仅是对权利人的补偿，同时也是对故意加害人的惩罚”。i 我国法学界学者对其也做了不同的表述。韩世远认为：“惩罚性赔偿主要是指依据法律规定判决加害人向受害人支付超过其实际损失的一定数量的金钱，这种赔偿的实质是借助赔偿的名义对加害人进行惩罚，在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的同时警示和教育其他人不要再为类似的行为”；王利明概括为：“惩罚性赔偿主要是指为了惩罚被告实施特别严重的不法行为，以及抑制今后类似行为的发生，在民事诉讼中判给原告超出其实际损失的赔偿”；张宝新则言：“惩罚性赔偿也称为惩罚性损害赔偿，主要是美国法中与补偿性损害赔偿相对应的一项特殊民事赔偿制度，它通过让侵权人承担超出其实际损失数额的赔偿责任，以达到惩罚和遏制严重侵权行为的目的”。 总结以上各种观点，惩罚性赔偿的内涵在于其具有惩戒性，不但要求侵害人对其造成的实际损害进行赔偿，而且要承受额外的惩罚，以儆效尤。 二、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不足 （一）我国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规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合同法》第113条规定第2款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规定予以了强调；《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
关于《食品安全法》中假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的思考 09公管吴晓威090107033 我国新出台的《食品安全法》第90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消费者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食品经营者以假充真或者销售不安全食品，除赔偿消费者的损失外，消费者可以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引入惩罚性赔偿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首先，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和威慑功能。惩罚是惩罚性赔偿的首要目的。的赔偿数额就是为了增加恶意生产者或销售者的生产或销售成本，通过对不法行为人强加更重的经济负担来达到制裁目的，从而减少他们再次侵害的可能性。威慑功能是惩罚功能滋生的一个功能，它依附于惩罚功能，以惩罚功能的发挥为前提条件。惩罚性赔偿能够通过惩罚过分的不法行为、阻止潜在不法行为的实施。当不法生产者、销售者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时，会让潜在的加害人意识到非法谋取的利益可能还不及非法行为的代价，商人趋利的本性让他们不敢再做出这类行为，从而达到杀一儆百的积极作用。 其次，惩罚性赔偿能够确实保障消费者权益。在食品安全诉讼中，即使生产者或销售者在诉讼中败诉，消费者在程序上实现了正义，如果只是补偿性赔偿，消费者胜诉也无意义。传统的补偿性赔偿是通过让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来实现弥补受害人损失的功能，以使当事人之间的受到破坏的民事关系回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其重在关注受害人与侵权人之间的失衡的利益关系的修复与稳定，而忽略或是极少关注侵权赔偿责任的承担对于预防或是遏制类似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所应具有的积极功能。相较于补偿性损害赔偿的这种单一的功能，惩罚性赔偿则具有更为全面的积极功能。所以，只有通过惩罚性赔偿这种的手段，才能真正维持侵权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机械地照价赔偿既不足以惩戒责任人，也不足以抚慰受害人。在财力雄厚的生产者、销售者与普通消费者之间，轿枉应当过正，不过正不能轿枉。数额上的‘过正’是为了实质上的‘公平’。” 此外，《食品安全法》关于“十倍价款”的规定也略显不足，并不是很合理。如第９６条对销售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限定“明知“为前提，具有不合理性。从该条可以看出，生产者只要客观生产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无论主观是故意或过失，消费者受到损失就可以要求生产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但是对于销售者，除了客观上有销售行为，还必须主观有明知的故意。这样规定无疑是给消费者增大，索赔难度。还有对损失的规定不明确。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是利益相互冲突的对立双方，由于法条对损失的规定不明确，就可能导致生产者、销售者与消费者眼中的损失不同。比如消费者购买一瓶一元的矿泉水，饮用时发现瓶中有虫，去医院检查身体花去２０００元，最后检查证明身体并未受损。生产者、销售者可能只愿赔偿一元矿泉水的十倍价款，消费者则会要求他们承担检查费和十倍价款。再如对惩罚性赔偿金以“价款”为起算点的规定不合理。在现实生活中，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经常搞一些促销活动，比如免费试吃、买一送一等。消费者很可能因为他们提供的免费食品遭受损失，那么消费者如何依据《食品安全法》中９６条的规定，向他们请求“十倍价款”的赔偿呢？退一步讲，就算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提供的食品是有价的，但是“十倍价款”的惩罚力度太过轻松，根本不足以惩戒违法者。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食品价格一般不高，即使是价款的１０倍惩罚性赔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2f1541369.html, “惩罚性赔偿”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作者：宿希强 来源：《中国质量万里行》2010年第09期 人们一方面热切期盼惩罚性赔偿制度发挥抑制消费欺诈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也不愿看到该 项制度被滥用反而损害正常的商业经营活动。尺度的把握,本应是法律给予明确规定的内容,但因为每个消费者的价值判断不同,也因为消费行为千差万别,从而使惩罚性损害赔偿如何使用成为难题。 思考惩罚性损害赔偿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考虑该项内容的利弊得失,以及它与中国消费者保护事业发展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 对此,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姚海放。 中国质量万里行:消费者一直对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寄予厚望,但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难题,譬如“华硕”案中的女主角黄静就坐了10个月冤狱。应该如何看待、运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理论和实践中的差别主要在哪里? 姚海放:惩罚性赔偿是与弥补性赔偿相对的概念,通常指法律责任承担者赔偿的数额超过受害者实际遭受的损害的情形。损害赔偿作为民事责任承担的一种方式,在中国民事基本法律的《民法通则》中已有规定;同时,按照民事责任“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益”的主要目的,作为民事责任方式之一的损害赔偿通常是弥补性的,即该种法律责任承担的主要目的是为恢复受到损害的 民事权益,因此赔偿范围通常与违法行为造成损害是一致的。 惩罚性损害赔偿并非是我国秉承的大陆法系民法传统的产物,其主要是在美国适用,并通过美国的强大实力对英国及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但该项制度即使在美国也未成为损害赔偿的主要形式,而在其他国家中更是被谨慎地适用。究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惩罚性赔偿的性质与大陆民法传统体系的弥补性赔偿思维不相吻合,属于理论上的例外或“异类”;而从另一层面考虑,大陆法系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财产关系,既然是平等主体,自然不存在惩罚的权力,则惩罚性赔偿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惩罚性赔偿使受损害方获得比其损害更多的收益,似有不当取得利益之嫌;而从赔偿责任承担者的角度而言,赔偿受损者其损失是正当的,而要求其承担超过损失的财产赔偿责任,通常法律难以证成这种规则的合理性。
国外惩罚性国家赔偿制度的考察 惩罚性赔偿是英美法系中一项特有的损害赔偿制度,鉴于其独特的功能和价值,受到各国的关注和效仿。我国在199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首次引入了该项制度。其后,私法领域对惩罚性赔偿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较为深入的阶段。当前,在国家赔偿领域,虽说对于国家赔偿中是否要引入惩罚性赔偿还有所争论,但从多数学者的观点看,还是认为有必要在国家赔偿中设立惩罚性赔偿的内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惩罚性赔偿起源地的英美法系国家,由于没有严格的公私法划分,其将国家视为和私人一样的个体,国家侵权赔偿适用与普通侵权主体相似的规定,国家赔偿责任与普通民事侵权赔偿责任本质上并无差异。因此,理论上民事赔偿制度的规定一包括惩罚性赔偿,亦可适用于国家赔偿领域。(大陆法系各国处理国家赔偿问题的方式不一,其国家赔偿制度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有差异:有的属于公法体系,有的属于私法体系,有的属于介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特殊法律体系。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国家赔偿制度地位如何,结果却大体一致,即在大陆法系各国的国家赔偿中基本没有惩罚性国家赔偿的规定。)而实践中,英美国家对惩罚性国家赔偿的态度究竞如何?其惩罚性国家赔偿的实践状况怎样?下面作一简介 (一)英美法系对惩罚性国家赔偿的态度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已经存在了200多年,在争议之中,其得到了很大的丰富和发展,已成为英美法系一项独特的制度,在有的国家甚至是侵权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国家赔偿由于侵权主体的特殊性,与一般的侵权损害赔偿并不完全相同。那么,英美法系对国家赔偿领域内的惩罚性赔偿又是何种态度呢? 在英美法系,由于传统上不存在公私法之间的正式划分,一般的侵权法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公共机关,所以,国家的侵权行为属民事法院管辖。如英国《王权诉讼法》第4条第1款规定:“君权为本法本部分之责任主体时,关于该主体所属之责任,君权如同有完全行为能力之成年人,有关损害赔偿与分担之法律,得适用于君权。”《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第1346(b)条规定:“凡联邦政府之任何人员于其职务范围内因过失、不法行为或不行为,致人民财产上之损害和损失,或人身上之伤害或死亡,于当时环境,美国联邦政府如处于私人地位,依据行为或不行为发生地之法律对请求权人负赔偿责任时,联邦法院,连同运河特